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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011年04月06日 00:00 点击：[ ]

1953年初，西藏军民吃粮告急，中央把运粮总任务交给西北局立即成立运粮总队，调时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是年10月，慕生忠率领他的筑路铁军，在短短的时间里复了从香日德至格尔木300公里的公路运输线，1954年12月25日慕生忠的筑路大军经过7个月零4天的战斗，终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圣地拉萨，解除了西藏军民的燃眉之急，康藏、青藏公路于此日同时举行通车典礼。

那个时候的格尔木房无一间，地列一垄。跟慕生忠将军的同志问“格尔木在哪里？”将军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告诉大家，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那里就是格尔木。1954年4月，青藏公路管理局房建队筹建成立，人们开始修建干打垒式的“地窝子”，房子下半部在地下，上半部用土坯垒就，俗称“地宫”，这便是格尔木房建的发端。以后各单位仿效，逐渐公安管理局的建设者们自己打土坯烧制青砖。同年10月，格尔木河矗立起第一座两层楼房。与此同时，配套修筑了单元式砖木结构平房。慕生忠将军和他的同志们从此有了栖身的地方，人们也就相沿成习，把当时唯一的楼房称作“将军楼”。1958年10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此受到接待。是年11月，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视察格尔木光临将军楼。1959年6月6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赞大师一行37人车行北京、乘飞机到达格尔木，莅临将军楼，受到格尔木人隆重欢迎。同年9月，慕生忠将军奉命调离格尔木。次之敢就成为格尔木开发的历史见证，不时接受人们的参观和拜谒，1982年8月13日，1989年7月3日，1993年8月20日，慕将军先后三次重返故地将军楼，缅怀曾经留下血与汗的地方。为此，西藏自治区驻格尔木办事处的同志们耗资近两万之多将风雨40年的将军楼修葺一新，西运司办公室副主任樊克义同志怀着崇敬的心情题写的将军楼三个遒劲潇洒的大字，镶嵌在将军楼门楣正中。

1994年10月19日，慕将军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之旅。10月30日，格尔木河水呜咽，昆仑山彤云低垂，人们遵照将军遗愿，将英雄的骨灰撒向青藏线。

慕生忠将军虽然离开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但将军楼却像不朽的丰碑，永驻格尔木人的心中。

缅怀老领导——郝登阁同志

——德令哈农场建场前后记实

颜宗泰

郝登阁同志原系一名国民党的县长，在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他是第一个武装起义人员。1949年9月青海解放后奉调来青海省公安厅担任过科长、军训队长等职。1952年至1953年间，他担任劳改处副处长兼民和水利支队队长时，带领干警、犯人修通了68.5公里的东垣渠，使五万多亩旱地变为水浇地，灌区连年增产，成绩突出，东垣渠竣工后他奉命创办德令哈农场。1954年初我被分配到德令哈农场，作为他的下属一起工作过几年。他那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工作太度，凡在农场工作过的同志谁也不会忘记。他每次写材料总是找几个科长围坐到他的小帐篷内，大家共同写，直到天亮。1954年春在组织一次写材料过程中，他说：“写出的春耕动员报告要有血有肉，既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又要结合实际，不能空谈，把问题说透，还要有说服力。”

安排春耕播种工作，从选种、施肥、浇水、除草及田间管理他都亲自参与，制定适合因地制宜技术措施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他号如耕地要“地平如镜、埂直如线、土细如粒”，为达此目的曾利用几个冬天平整了上万亩耕地。1957年春我随他去各作业站、分场检查工作，每到一地就用他自带的小铁铲挖翻，若发现有核桃大的土坷垃或地墒不足而影响出苗，就及时找来有关大、中队负责同志现场研究及时补救。田管期间在偌大的农田中想找出几株杂草是困难的。对土地的利用非常珍惜，原先规划的场部在土层较厚的地主，他上去察看以后，毅然决定把场部迁到两公里以处的东面沙滩薄土层处。从后来发展上看节省了几千亩好耕地。他对沼泽地的排涝，盐咸地的洗碱等无不在研究规划中加以技术性的改良。

水、肥、土都是农业的命脉。整个场区除1953年先期派出农业专家初步踏勘测绘处，实际上中1954年进场后才进一步作了全面的实地测绘规划。水利方面由农林厅派出以工程师汪福祥任队长的十数人队伍常驻场部正式勘测规划设计，干渠支渠、斗渠、毛渠的施工由场开修。规划施工过程中他经常和工程师察看研究，务使顺利又节约用地。建场的当年开荒下种小麦八千亩。考虑到来年以及后肥料来源，一次在北山伐木中他发现蒙族牧民群众的畜圈羊板粪多年积沉无用，便号召“凡农场附近200里以内一律挖完。”并由各站站长、队长带上帐篷、马车每天拉运付诸实施。农场连年增产与重视板粪的作用是分不开蝗。以后农场又重视了猪粪、厩粪和人粪及普遍翻茬、桔杆沤肥等农家肥，对增产都起了一定作用。

他很注意领导方法和群众影响。对基层干部态度和蔼，有事也少批评，但对中层领导尤其和他相处较久的干部要求严格也会狠狠批评；同级间能尊重别人，总是把重担留给自己挑；关心群众生活，经常和管理人员研究伙食，要尽条件使饭菜多样化；遇到某个同志生病，除让多休息处并叮咛医生用心治疗。

几年中，除农田是他重点深入的工作对象外，凡农场各个生产单位不论煤矿、伐木场、水磨、油房及以后建立的油面加工厂、电厂、巴音河进水口、整个德令哈地区无不留下他的足迹，哪里有了问题那里就有他。这种就地解决问题的作风，广大干部无不心悦诚服

建场的第一年从播种到秋收，他和所有干部同样的是一顶马脊梁白布帐篷。春天刮风，内外一片沙尘，夏秋炎热又有蚊虫侵袭，下雨时同都下，外边不下了里边还在露雨。政委王学章身患高血压症，基建队搭盖了七八平方米的简易棚房，大家称为“政委小屋”，也准备给场长搭盖一间，他婉言拒绝了。他的帐篷里有一部电话机，是场内临时拉挂的线，场里常有电话找他，都能及时回答布置或立即找人解决。农忙时每晚仅能休息四、五小时，有时还迦轴转，平素不过睡眼六小时，晚上十二点前从不睡觉，总是忙于研究问题或写材料。他的床头堆满了文件、报纸、杂志或学习资料，常在入睡前或半夜醒来时学习，创位永远不知疲倦的人。

他抽烟不少，每天四、五包，好烟买不起，只能买两角左右的廉价烟。有时他的爱人不忍心，悄悄买下一两条前门烟一类的让夹着抽，他来西宁带上牡丹烟是专门让别人的，他的屋里常是云缭雾罩。他常穿一套旧呢子中山装和一双从不打油的旧皮鞋，吃饭不过一个小炒菜一些咸菜或萝卜丝之类，大饼、馒头、面条从不计较，不饮酒，不修边幅，是一个极其平易近人而又十分节俭的好同志。1955年庆祝建场一周年时，全场干警、工人、犯人只吃一顿有大肉的烩菜，每人发了半斤油炸蚕豆，全场各单位各自组编了一些文节节目娱乐一番。

他很注意犯人的劳动，也很关心犯人的生活。每到一处，亲自云犯人伙房尝饭尝菜。刚建场的1954年春天，由于没有新鲜蔬菜可吃，六百多人患了“夜盲眼”。他着急了，找医生研究，医生说唯螣肝能治，就派人向附近蒙族老乡买了110数只羊，以后又和医生想办法，把十多副羊肝全做成针剂普遍注射，治愈了全部患者。又从四、五十里外的北山沟（巴音河脑）组织人力挖回野葱、野蒜、灰条菜、蕨菜等关到各个伙房和种上少量速生白菜、芹菜、萝卜等调剂吃。他在忙季节掌握劳逸结合。带按政策规定明确奖罚，每每冬训中不少犯人获得减刑和各种不同的奖励，这样既增强了犯人改造的信心，又调动了他们劳动的积极性，从而在公安干警的密切配合下，很好地完成了监管任务和年度生产任务。

建场伊始，他就十分注意与当地的党政关系和民族政策，密切场群关系。不论来场的领导或少数民族头人都要热情接待，有时也直接去拜会他们，如附近小察汗乌苏的都兰县三区区长廖永和（是长征时流落的红军战士）桑洛（蒙族副州长），索南帮家的德里克小村庄。他也亲自向蒙民村长亚亚，汉民村长蔡海山就种植、浇水、施肥等问题虚心求教，亲自为农家和蒙古包里的群众解决困难，如看病、修理农具、重新规划田块、调剂籽种、外出搭乘农场汽车等均给予无偿支持和全予免费。对州县领导如方新书记，官保加州长，杨文锦处长等尤其尊重。有偿雇天峻县的牦牛、都兰地区的骆驼运送籽种、口粮、进场物资，而群众所需要农场解决的事，从不索取报酬。

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坚决照办。他的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作风带动了全场干部，收到身体力行的效果。新进农场的一些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都感触深刻。德令哈农场的工作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他办农场年年成绩显著。1959年家垦劳改合署办公时经省人民政府提升为农垦副厅长、德令哈垦区经理兼德令哈农场场长。1952年在特殊条件下受极“左”路线影响，他自溺而死，葬尸荒原。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辉照耀下，值得告慰英灵的是他的问题已经昭雪，与之受到株连和惨遭迫害的许多同志也均平反。谨录郝登同志诗数首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德令哈

（一）（三）

巴音河畔万倾荒，跃进号角彻天响，

五载岁月易沧桑。山川不断易新装。

昔时熊狼栖居处，智慧无尽产无尽，

今成亿斤米粮仓。红专劈开万宝箱。

（二）（四）

汗洗山河色如锦，万里红旗漫天飘，

河水入渠地翻身。东风吹动山岳摇。

万年大荒交珍宝，今日神州花尺放，

祖国无土不黄金。争献国礼愿折腰。

（诗登于1959年5月24日青海日报）

回忆郝登阁同志创建德令哈农场

张进魁

在一九五四、五五年创建德令哈农场的头两年中，我是农场中共党支部副书记、计划科长。在农场组织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先担任了管理生产、基建、规划、秋收等临时组建的办公室领导工作、郝老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办公，在一起加班加点，现将郝老组织领导创建农场的具体情况，作如下回忆。

一、独当一面、勇担重担

一开始建场，新派的政委胡锡珍因身体关系未能到任。副政委王金有分管党建、管教和武警部队的联系工作。郝老负责盘和生产、建设、生活生产供就在等方面的工作。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面对千古荒原，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没有进场的汽车路，没有一间住房，没有吃的口粮，没有下种的籽种，没有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等等，就在这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担任开办新场的第一任场长。去独当一面的工作，任务是相当艰巨而繁重的，郝老不畏艰难，以勇于开拓的精神，自觉承担起党和人民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并信心百倍地组织领导全场的人力物力，为开发柴达木绿洲农业打先锋。他不愧为党的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

二、把筹建和建场的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一九五三年秋开始筹建农场，五四年二月开始调进劳力建场。省上要求当年建场当年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老边调查研究，边提出建场方案，边徘徊建场，边组织进场。在原有水利支队的基础上，在省劳改处的全力支持下，很快作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五四年二月，按计划首先抽调五百名劳力，以边修简易公路边进场的方法时入德令哈场地。紧接着调进大批劳力，先后共调进1700名，当年开荒种地8200亩，生产粮食170万斤，淍料20万斤，解决了全场3000人的吃饭问题，修建土坯房17000平方米，解决了2700人的住房和过生产部门问题，并为下一年度准备好了口粮和籽种，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他是一个有组织领导能力和才干的好领导。

三、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来完成繁重而艰巨的生产建设任务

当劳力一进场，就马不停蹄的全力以赴开荒种地。紧接着又集中优势兵力抢修土坯房，抢收打碾，还要集中全力为下年度播种6万亩地作好备耕等等，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的来完成建场头一年的艰巨任务，这一具体事实，进一步说明了郝老的组织才干和领导能力。

四、郝老有惊人的学习精神

他在办农场时是一个外行领导。但是他懂得要办好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机耕农场，必须从头学起，必须在实践中学习。他首先认真学习创办国营农场的方针、政策，力求吃透精神。同时针对在民族地区办场的实际情况，注意学好民族政策，特别注意在边建场边规划的过程中具体学习和研究探索如何贯彻“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办场方针等问题。面对许多重大课题，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加紧学习，有时工作学习到天亮。并经常与其他同志一起研究，虚心求教。

经过一年的努力学习和工作，不仅使他成了一位办农场的内行、专家、而且取得了办农场的成功经验，从而使农场建设初具规模，并为以后在柴达木创办更多的农场，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五、相信干部、善用干部

在建场初期，多数干部是从解放军转业下来的。他们是在战争环境经受过锻炼，有吃苦耐劳精神，也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再加上组织观念强，有一股子战斗精神。郝老对他们非常相信，把主要领导任务都交给他们担任，并配上有文化，的技术的新干部作助手。在分配任务时，详细的安排布置，并教给完成任务的方法，使他们心中有数，有信心完成任务。在这同进，把应给的权利全部交给他们，要求限期完成。并不辞辛苦地不断去检查指导，及进发现问题，解决困难。从而保证了建场头一年生产建设等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六、吃透办场方针，把农场办成社会性的独立经济实体

郝老注意通过认真地联系实际来学习国营农场的办场方针，提出切合实际的建场方案，并经上级领导部门的批准，组织初实施。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需要，全面贯彻落实“以农为主、我种经营”的办场方针，采用农牧工副一齐下的办法，按部就班地先后兴建和筹建副食加工厂、油面电厂、被服厂、煤矿、商店、砖厂、木工厂、石灰厂、汽车修配厂等。计划把场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在这里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思想性和计划性，表现了他的非凡才能和开拓精神。

七、重视场群关系，搞好武警部队的关系

对农场来说，在当时两种关系必须搞好。一是场群关系。即与当地政府和蒙古族群众的关系。郝老一到德令哈，便亲自去拜访区长廖永和，拜方可鲁克旗蒙古族大王爷索南帮杰。并在建场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帮助群众规划农田解决灌溉用水，赠送农具车辆，以及专设门诊部为蒙古族群众义务治病等，与当地政府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好，二是与武警部队的关系。除副政委经常联系解决有关问题外，郝老也亲自去征求意见，并主动地在生活住房等问题上优先照顾解决。因此在关系上相处得很好，从而圆满地完成了看管任务。

八、同甘共苦，以苦为乐，无私奉献不图回报

在艰苦创业的日子里，郝老和全场干部、工人一样，同住布帐篷、土坯房、同吃一锅饭，从不特殊。外出办事或检查工作，近处靠步行，远处骑马匹。办公靠两腿，靠土台，或坐在土坑上日以继夜、通宵达旦的工作学习，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为全场人员作一律亲自计划安排，限期完成。工作中出现了问题，必须亲自到场了解实际情况，并与在场的干部共同研究解决。凡是决定了的事情，则毫不动摇的坚决贯彻执行，雷厉风行，从不敷衍。就这样把全部精力无私地投入到工作上，而对吃穿住行却毫不讲究，不图名利，忘我奉献，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从以上几个主要工作方面，我们清楚的看到，他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领导干部，不仅有创业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而且有组织领导能力和工作魄力，是一位值得标榜的突出创业者，是柴达木精神的创始人之一。

工办农业开荒种地

——回顾青海油田农副业生产发展情况

金海荣

1960年正是全国上下都闹饥荒的年代。青海油田两万多名职工在生活上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油田开发初期，有全国人民的支持，现在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那里去找能够援助别人的生活物资呢？面对这无限的戈壁大漠，就是剥树皮，挖草根充饥，也只能是异想天开，无处寻觅，当时，油田的专家搬走，钻机停钻，许多车辆缺油跑不动。每个职工每天只有八两口粮，组织上还要大家每顿节约一两，以防更大的不测。副食常常连个菜叶都看不到，那时的饥饿病普遍都是浮肿，一个个肿得看不见人，走不动路，有人饿急了就吃擦脸油，有人创垃圾堆，有人挖老鼠洞，很想找点能够充饥的东西。也有肿得突然消瘦的人，送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生命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刻，嘴里还在呼唤着饿——饿——之后含泪而别。也有些经不起困难考验的人，有的久假不归，有的弃工务农，有的回家经商，还有不告而别，自行逃跑的。

那时的困难，已经到了威胁职工生命和油田能否存亡的关键时刻。组织上派往全国各地求援的干部，一个个都无精打采地耷拉个脑袋回来了。搞代食品的同志们，跑遍戈壁大漠，很难找点能吃的东西，即是搞点草籽、芦根之类的东西，还不够他们自己消耗呢！两万多名职工，日复一日地从早晨饿到天黑。咋办呢？就在这时，石油部在北京召开了各油田厂矿（矿）长会议。余秋时里部长在会上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困难的形势，困难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他强调各油田要充分利用各自的自然优势，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先解职工生活温饱两个生产一起抓的方针，大搞“工办农业”，从而以农养工，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油田，立于不败之地！

部长的讲话，不但给我们克服困难指明了方向，而且还在物资上给青海油田定购了四艘机帆船。他要青海每年上山打100万吨野牲肉，下湖捕鱼100万斤，先解决职工生活的燃眉之急，在此基础上，拧过身来大搞“工办农业”，积极贯彻中央“关于以粮为纲”的战略方针。

局领导由北京回到油田，及时召开了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有组织地先学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扁文章，接着传达了中央关于“以粮为纲”重要方针和石油部“工办农业”的会议精神，局成立了社会服务处，专管农副业生产。苗德胜副局长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学校及时开设了1942年毛主席关于生产自救方面的十篇文章讲座，配合全油田车间、小队级干部轮训，油田的报纸、广播积极配合宣传这方面的文章。并及时组建了捕鱼队、打猎队，立即上山下湖。会后各二级单位也都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大规模的开荒种地。一个冬天过去了，全局从上到下，都有了自己的农副生产基地。据1962年的统计，全局从上到下，由近及远，已发展到新疆、甘肃、青海三省区，共十八个农业生产基础，东至青海的乐都山、倒淌河，西到新疆的若羌地区，北至甘肃的河西走廊，南到昆仑山下切克里克等地。这些农场东西战线长达一千多公里，不但有交通不便、自然条件限制的客观困难，也有耕作技术指导上的失误，延续了多少年的工办农业生产，有可喜的收获，也有许多血和汗的教训。

当时，在盆地马海滩开荒的油田二级单位有勘探钻井、运输、机修四个厂处。种地两千多亩，小麦亩产三百多斤，青稞的最高产量可达四百多斤，试种的各类青菜长势也很喜人，还能种黄豆。勘探处常委书记任增寿同志参观了大庆之后。按照大庆亦工亦农，城乡结合的经验，1965年他把勘探处的职工、家属也由人群比较聚居的大柴旦镇，准备分期分批迁往马海农场，实现长远发展规划，这样既解决了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又为子女开辟了今后就业的渠道，还为石油工业更大的发展奠定了后勤物资基础。

正在搬迁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史”开始了，亦工亦农的宏伟规划将要变成泡影。一些所谓的造反派批判斗争他招待的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说种种无须，有的罪名，都压在他头上。常常由农场把他揪回柴旦，捏鼻子、拧耳朵、下跪、罚站、扭胳膊，日复一日让他戴顶铁鸟沙游街示众。无论造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打过美国兵的倔强性格，谁也动摇不了他大干农业的决心！每次不管遇到多么恶劣的批斗，多么残酷拷打，只要一说结束，他总是带着累累的伤痕，浑身的疼痛，给家人打声招呼又回马海农场，坚持指挥和劳动。

在这期间，任书记为了坚持工办农业，他把八上人的安然置之度外，依然带领职工，家属在马海新开荒地2000多亩，每年收获的粮食除给本处职工、家属口粮补贴外，“文革”期间，他们还给局里上缴储备粮100万斤。

距离冷湖油田不足百十公里的当金山下，开垦最早的花海子农场。这个农场凭借着祁连山下哈尔腾大河水域，一开始就集中过5000多名职工，准备开荒20万亩。经过实践，因无霜期太短，影响大田作物的成熟，后业只开垦了35000亩地。种植的青稞平均亩产也有200多斤，这里唯独甜菜的产量较高，一颗甜菜能长2斤多重，这对当进职工粮食定量不足和食堂的“瓜菜代”起过不小的作用。那时候哈尔腾大草原有放牧的4000多只羊，每逢年节用来改善调剂职工、家属的生活，这给人们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直收成比较好的，还是河西走廊几个农场，小麦亩产可达六七百斤，既上了国家的农业纲要又超过黄河小麦生产指标。当时收成好的单位，职工的补贴就高，他们对执行工办农业的方针就坚决，每年职工轮流上农场劳动的热情就高涨。

还有昆仑山下切克里克农场的小麦，乐都山上的洋芋，倒淌河畔的油菜籽，安西农场的西瓜，以及南湖农场的蔬菜，这些农场对职工的生活的改善，体质的增强，油田的发展，都不同程度的出了力、鼓了劲，为特定历史时期克服困难做出了应有贡献！

青海油田工办农业，从困难时期开始，发展到1975年，在青海省、石油部的直接关怀下，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年年月月安排任务，有及时检查汇报、总结工业生产情况，同时对农业生产也在同样的要求，同样的对待。这一年局党委号召全局职工要远学大庆，近学玉门。这一号召实质上是党委对以展农业生产再次声势浩大的动员。在局党委薜纪书记和蒋一鸣副局长，带着全局百有学习团，前往玉门学习工办农业的先进经验，学习玉门都老油田发扬一粒米、一文钱、一滴油的精神之后，管理局曾组织全局职工，集中人力物力，在冷湖水源苦战三个月，为大农业挖成一条人工河。这次大办农业的高潮持续到1976年，南湖农场产粮880万斤，基本上实现了全局职工蔬菜给的可喜成绩，并且受到石油系统在我局南湖农副产品再上新台阶是一次大检阅、大鞭策、大鼓舞。

回忆我局农副业生产发展过程，初期由于点多面广，战线拉得太长，加上办农业的经验不足，管理不善，又缺乏科学种田的经验，如冷湖水源农业，由于对当地的高海拔、气压低、无霜期的科学认识不足，从1960年到1978年，一直是投入大没收获。广大群众说：“水源地区气候凉，种上庄稼长不黄，要想农业有发展，不如搬家换地方。”这就是群众对水源农场的真实写照还有1960年农业大上高潮时期，研究所的工程师，地质师们也在河西走廊的安西地区办了个“秀才农场”。别看这些大学生研究地层蝗孔隙率，油田的渗透率有一套，种庄稼可都是门外汉。那年，他们种了50亩小麦，因生荒地头年没冬灌，排碱措施又没跟上，播种后麦苗长的还不错，后来浇一次水死一茬苗。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秋收时平均亩产不足一斤，连子种都没收回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管理局认真贯彻执行了上级有关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在方向上坚持为勘探主业生产服务，为职工、家属菜篮子生活服务，因地制宜地调整了原来生产布局，转变任制，依靠科学种田，稳定了粮食产量，发展了蔬菜多品种的生产，大大提高了农副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初步建立起以蔬菜为主体的农副业，养殖业、服务业等多种经营的新格局，将我局农副业生产又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据1991年的统计，粮食总产已经达到1100.11万斤，平均年产粮110万斤，比“文革”期间的1969年最高粮食产量增长9培多。蔬菜总产达4395.83万斤蔬菜种数也由过云的白菜、萝卜几样单一的品种发展到有23类56个细菜品种。油料总产30.86万斤，瓜类总冰650.38万斤；水果现在年产35万斤，存栏猪2.4万头，年产肉17.5万斤，存栏鸡6.5万只，年产蛋100万斤，养奶牛30头，年产鲜奶30万斤，其它养殖业、服务业也有了新的发展。

实践证明，改革确实推动了油田农副业生产发展。工办农业过去帮助油田职工渡过了生活困难，现在仍然有效地丰富了职工“菜篮子”。长期坚持，既减轻了国宛负担，又稳定了我局在甘肃河西地区生活物资价格，且保证了油田工业生产持续稳步的发展。1992年青海石油管理局已进入国家百万吨大油田的行列，现在年年都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原油生产计划，为国家能九五年期间发展西部的战略转移奠定基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并不了解柴达木老一辈，当年在这不毛之地开荒的重要意义，不知困难时期他们父辈们开发柴达木的艰难岁月，以及创业年代那许许多多的艰难历程。也许，他们现在并不爱唱当年他们父辈们在油田唱的《石油工人硬骨头》、《大庆家属闹革命》的那些传统歌曲。然而，仍在柴达木油田坚持奉献的石油世家年轻人，毕竟不能丢掉创业初期工办农业这个老传统……

尕斯湖畔的冬季

金晓菊

凡是去过青藏高原西部油城——花土沟的人都会听到油砂山这个名字。它距花土沟30余公里处。山上矗立着一座油而奉献了生命的烈士纪念碑，山下钻机轰鸣，井架林立，大大小小的储油罐星罗棋布，不知疲倦的采油机不停息地嗑头抽油，蜿蜒数百公里的输油管线就从这里延伸到格尔木石化基地的。这里每天车来人往，夜以继日，喧闹无比，到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离这里不远处就是高原明珠——尕斯库勒湖。。夏季湖水清澈碧绿，波光粼粼，湖岸野草丛生，百花争妍，茂密的芦苇荡中常有野鸭，天鹅嬉戏，无限风光，一派美景。

每当我路过油砂山时，不由得就想想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尕斯库勒湖畔的往事。记忆中的人和事，烈士纪念碑中并没有刻下他们的名字，人们也很少传颂他们的业绩，可是在我脑海中他们是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柴达木的冬季是那么漫长。每年九月中旬开始结冰，第二年五月方能冰雪消融。有些地区因是沼泽地，为了勘探找油，这些地区必须冬季施工。在零下30多度的条件下，滴水成冰，触铁沾皮，寒气逼人。冬天，对石油工人来说是那么残酷，那么无情。然而，石油工人却不畏严寒，甘于奉献，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里我要讲的就是发生在尕斯库勒湖畔冬天里的故事。

放线工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青海石油管理局勘探处295地震队就驻扎在尕斯湖畔东岸。施工区域在跃进1号——5号（既现在以上所说的繁忙的工作区）方圆50多平方公里，全队50余人，有钻工、爆炸工、放线工、仪器操作工、测量工、解释工等8个工种组成。担任放线任务的主要是8名女同志，另外还有4名男同志，8名女同志中有6有都是刚离开家门步入工作岗位的毛丫头，最大的不到21岁，最小仅17岁，便是其中的一员。另外两名，一名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另一名是下放锻炼的女技术干部。全队11月下旬进入工区，三两个人住一顶棉帐篷，靠烧原油渣取暖。零下三四十寒冷戈壁，临睡前油炉子烧得通红，钻在被窝里直冒汗，早上冻得不敢伸腿，桶里的水结成了冰砣，牙膏不用火烤都挤不出来。再看看鼻子，每人被油烟熏得成了黑鼻孔。每天天一亮队长就吹哨子吃饭，饭后即刻出工。出工时每人带上馒头和咸菜算是午饭午饭时，因为天冷馒头都结了冰，咬都咬不动，离放线车较近的同志还可以将馒头放到引擎上烤一烤，吃起来好多了，远的地方就只能啃冰馍（放线的距离前后相隔两公里）喝的水全是冰水，因没有保温箱，加之天气又冷，放在驾驶室里的小口桶，早上带出来的一桶开水，到中午无论再怎样保护还是成了凉水。因为常年吃冷饭喝凉水，许多同志早早得了胃病。再说，野外的饭菜一到冬季除了萝卜、白菜、土豆外，就海带炒粉条了，主食主要是馒头，偶而能吃一顿米饭（那时因为米紧张，每人一个月一斤米），面条只有病号才能享受。遇到风季做不成饭，每人只能发给两个馒头和一块咸菜。吃的水是铁罐中生了锈的黄水，水少时甚至比浓茶还要黄，不放茶叶，人们都难入口。

每天出工，我们坐在大卡车上面，连挡风的蓬子都没有。大家穿着棉工衣、棉皮靴，戴着大皮帽，脖子里再缠上大围巾，将嘴和鼻子捂的严严的，紧靠着围坐在一起，无论怎样努力还是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眉毛上结冰了，手脚麻木了。为排队寒冷，我们互相讲故事、说笑话和唱歌，一首《勘探队员之歌》曾鼓舞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石油工人。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用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攀上那崎岖的山峰，

我们满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这冰片歌是我们勘探队员的真实写照，是这形象的歌词动人的曲调使我们增添了向大自然挑战的无穷力量，直到今日仍不能忘怀，仍能记忆犹新。

大刘名叫刘春英，是放线班最能干的一个，那年她不到20岁，身体很结实，约1米60的个头，体重近130斤。工作中总与男同志比高低，吃起饭来也不甘示弱，一顿饭能吃5个馒头（2.5两一个），令男同志都甘拜下风。在放线排列中她扛起近30斤的大线走起路来一陈风，男同志都被她远远的甩在后面，象利刀一样的盐碱壳地，举步艰难。翻毛皮鞋穿不了一个月就四分五裂了。每天走近30里路，从没听她叫苦。有时个别女同志走不动了，她还主动帮别人背检波器（约20斤）。

年龄最小的马玉鲜同志，也是她家最小的一个，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刚到队上总有些怕苦怕累。时间久了，知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了。一次排列放到了沼泽地，为不影响地震记录效果，到跟前是水坑也得跳，是泥浆也得啃。面对冰河，女同志们毫不犹豫。一个个即刻脱掉鞋袜，裤腿卷到膝盖上，“扑扑通通”跳到冰水里，安放好检波器一动不动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等待放炮。刺骨的冰水漫过了脚脖、有的漫过了膝盖……竟没一人喊叫和出来。“放炮了！注意！”“轰！”一炮、两炮……每一炮都凝聚着勘探队员们的心。放完了这个排列，又开始下个排列。大家二话没说拔邮双脚，用手套擦擦，穿上鞋袜又奔赴在测线上，继续进行放线工作。

当晚回到驻地，小马躺在被窝里，关节疼得使她无法入睡。“妈呀……！唉呀……！妈呀！”叫个不停，这次她真哭了。同宿舍的姐妹们拿来了去疼片端来热水帮她服下，又拿来了热水袋帮她敷好，方安定了她的情绪。第二天出工时，大家劝她在家好好休息，她说什么也不肯。

不到20岁的刘爱青患有严重的妇科病，每次来例假疼得在地打滚。可是在她放射线的生涯中从珲没见她缺过勤，即便爬山涉水酷暑严冬从不在话下。每天放排列20-30个，放线工要行走10多公里，她都咬牙坚持，疼痛难忍时就吃些去疼片缓解一下。同志们劝她休息，她总是说：“没关系，我挺得住。”

陈文明夫妇

陈文明同志是291地震队的队长兼指导员。他的爱人郭锦明同志就是259队的下放干部女技术员

。这年她约四十开外，并患有严重的慢性肾炎等多种疾病。上小学的儿子寄托在奶奶家，二人同时下野外。1969年严冬，尕斯湖畔格外的冷天下西北风夹杂着小雪不停地刮着。帐蓬内油碴炉在呼呼地燃烧着，晚饭时刻，人们正围坐在铁炉旁香甜地吃着一天中唯一的一顾热汤热菜，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突然，从外面传来阵阵呼救声：“着火了！着火了！快救火！”我们即刻扔下碗快冲出帐蓬，一看，是我们的邻居郭锦明宿舍的帐蓬着火了，只见帐蓬顶上烟筒周围火苗四射，人们火速涌进着火帐蓬，只见帐蓬内的3个女同志疯一样地用工衣拍打着原油炉子上的火苗，她们的衣报烧着了，前额的头发烧焦了依然不顾。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顷刻间顶棚上端成了一片火海，屋内狼烟洞地，肆虐的火舌正在凶狠地吞噬着墙围，并且迅速向其它帐篷蔓延。人们强硬拉出了她们三个女同志。郭锦明同志哭喊着“检波器！检波器！“（生产工具）骤然间她从拉她人手中挣脱，拼命地又冲了进去，冒着呛鼻的浓烟和灼热的火焰，摸到了挂在墙上的两包检波器跑了出来，等问清了第三包检波器放置的地方再要冲进去时，帐篷内成了一片火海，马上我们帐篷的一边也被燃着了，这时全队50多人惊呆了，慌乱了……有的端水灭火，有的冲进屋里抢出东西，有和拿着工衣扑火苗。“快松绳子！砍断连帐篷的绳子！”队长忽然高声喊着。人们拿来了菜刀，飞快一砍断绳子，郭师傅宿舍被烧着的帐篷坍塌了，火势压低了我们宿舍上空的火焰却在熊熊地燃烧。“快去把东西抢出来！”这时不知谁又喊了一声。此时，我们同宿舍的3人仿佛才如梦初醒，我们分别进屋里拿出检波器包，跟着其他同志也冲进来，抢出我们的铺盖。在一一瑟瑟的西北风中，眼看着我们的帐篷化为了灰烬，同志们无能为力了。闻所未闻的一场大火，见都没见过的冲天火焰使我们几个女同志都傻了吓哭了……

由于全队人齐心协力，大火终于扑灭不。大火烧毁了两顶帐篷，其它帐篷总算保住了。郭锦明宿舍3人的铺盖衣物、钱财均化为乌有。当晚，便无处藏身。队长安排男同志挤出两顶帐篷，腾出铺盖让受伤的女同志栖身。男同志抢着纷纷搬家……

第二天处党委派来了慰问队，带来了新帐篷、新铺盖、衣物等救助受灾的同志，并且每人发了一百元经济赔偿（当时我们的月工资为50元）。并号召我们振作精神，尽快投入生产。此时，离295队约30公里处，在尕斯湖南岸的291队正经历着一场大风的考验。雄狮猛兽般的狂风席卷戈壁，呼啸的黄风乔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帐篷被刮得东倒西歪。忽然一顶帐篷顶被掀了。“不好了，帐篷被刮走了！”这时队长兼指导员迎着风沙摸着帐篷冲过去，“保住资料柜！”他高声喊着。四五个人一起紧紧扑在了资料柜上任凭风沙洗面，狂风撕拽帐篷四壁一块块被吹走了，固定帐篷的八个铁钎被风拔地而起，随风飞走了，接着铺盖被风卷起来，有人铺下的钞票卷走了，顷刻间连同人们的衣物。纸张、饭票等象天女散花一样漫天飞走扬激烈地战斗，大家你拽我拉死命地抓住帐篷的边沿，与风展开一场特告死搏斗。人随帐篷被风吹得一起一落，难以自控，无力招架，两手麻木了，僵硬了，有的手被撕裂了鲜血直流，但是无论怎样抓帐篷的两手硬是没敢放松。两个小时后风总算小了，看看驻地一片狼籍，两顶帐篷光剩了七零八落的铁架子，桌子、凳子和床都搬了家，铺盖和衣物被洗劫一空。再看看每个人成了出土文物，耳、鼻、口、眼都灌满了沙土，头发成了土黄色，一挠头便可以落下半碗沙子。人们在驻地周围寻找失物，甚至在两公里以外还找到了褥子和被子。陈文明同志刚发的一百多元工资（一个月工资）被风刮得分文不剩。做为一队之长的他并没有吱声，他鼓励大家清点查找工作设施及自己的东西，并和大家一起收拾残局。固定好帐篷，重振旗鼓，很快投入了正常生产。

当他得知爱人在295队遭火灾时，没顾上去看一眼，请人带了个便条，写到：“得知你们遭火灾，深感不安，带此条表示慰问。我暂且没空去看你，请多保重。”郭锦明同志手棒着纸条掉下了深情的热泪。她太理解丈夫了。

钻机长

钻机长郑敬明同志浓眉大眼、英俊潇洒，这年他不到25岁，还未成家。七十年代初，他所在的298地震队也在冬季节，零下二三十度。露天下干活，工人们手脚冻得不听使换。地冻坚硬，机井难打。全队职工在测线上紧张繁忙地工作着。钻机在轰鸣地打井，机长在不停地忙碌着，一会儿在司钻跟前交待着什么，一会儿在泥浆池搅拌着泥浆，一会儿又在钻机车下擦来擦去。钻头在吃力地啃咬着冻土，坚硬的石块、冻层和钻头产生着剧烈的磨擦，强烈地震动使整个钻机车身在阵阵抖动。一米、两米……二十米三十米。整个一上午，六十米的井深任务才完成了一半。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飞逝着，钻机在轰轰隆隆地呻吟着，进尺在缓慢地增长着……突然，钻机熄火了。“机长！机长！你怎么了！”只听到司钻在大声地喊叫着。大家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钻台上爬着的机长身上。刹那间只见机长的一只手见了，接着胳膊、肩膀及半个身子全没了，袭鲜血四溅。“快救人！”一声喊叫使惊呆了的钻工们清醒过来，钻我们跳上钻机车，将卷进转动轴的机长费劲地拉了出来。只见机长半个身子血肉模糊，棉工衣开了花，内外衣服被撕成了条，血流如注，肋骨被压断了几根，心肝肺都移了位。“机长！你醒醒！”“机长！你醒醒啊！”“你还年轻啊！你不能死！……”钻工们哭喊着，可是，机长再也听不到同志们的喊声了，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正在其它岗位工作勘探队员们闻讯赶来，哭喊身一时间震憾了戈壁荒原。

机长的父亲－老一代柴达木石油工人，得知儿子为石油事业牺牲的消息，老人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他痛苦地埋好儿子的尸体，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只请求组织上追认儿子为中共党员。然而，老人并没有计较这些。之后，老人又送来了第二个儿子，希望二儿子走他大儿子的路，完成大儿子未完成的石油事业，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对青海石油事业的忠诚。

孟师傅

孟师傅名收孟巨宽，中共党员。1978年由解放军没队转业到我局，被分配在地震队当汽车司机。他工作勤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常常博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1984年冬，孟师傅所在的291地震队在尕斯库勒湖南岸的红柳泉地区施工。这天，地震测线已延伸到一高压水层区，曾被大钻钻透的高压水层，使得周围形成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水潭，有的面积宽达30多平方米。冬天，冰厚数10公分，汽车可以行走。孟师傅驾驶着爆炸车拉着两名爆炸工在测线上不停地撒着炸药，以待放炮。测线在一条条拓展，炸药车紧步后尘，越过草地、沙滩、土堆、水坑，最后又驶入一个较大的冰面。他驾驶的解放卡车，突然，方向盘失灵了，车头一下钻进了冰洞，车槽子高高翘起，刹那间开始下沉，车上的两人一看势头不好，急忙跳下去救孟师傅，“孟师傅！孟师傅！怎……！”二人话还没说完，“咔喳”一声整个车子掉了下去，他们险些也被滑下去，约10几秒钟车子就在水中不见了。孟师傅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接着队上告急，处领导派来了人力物力进行打捞，经过几个小时的打捞，始终未见尸体和汽车。瓶口状的井口（上面小下面大），水面约30平方米，水下究竟有多深，面积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最后只好用炸药破冰，扩大寻找面，人们不放过每一寸冰面，每一堆水草，捞啊！捞啊！……最后终于在一块大冰下面发现了脚已被泥浆糊住了。全队职工哭成一团，大家流着泪自愿端来了一盆又一盆的清水，为孟师傅冲洗满身的泥沙，用心、用泪水为他清洁了面容。孟师傅有面部表情是那么安祥，眼睛微微地睁着，似乎告诉人们：青海石油事业刚刚兴旺，他却先走了，实在是死不螟目。孟师傅带着遗憾走了，唯一带走的是他那心爱的旱烟斗。撇下了近30岁的爱人，丢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四五岁），爱人哭得死去活来。爱人从此没了人生伴侣，失去了生活依靠；孩子从此没了父亲，失去了父爱。一个幸福的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了，凄凄惨惨，可怜可悲。

此后，其爱人在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终于擦干了眼泪，从悲痛中站立了起来，为继承丈夫的遗志，也加入了石油队伍，完成着丈夫未完成的事业。

马海夏日劳动见闻

王明儒

我是1969年从西安石油学校仪器专业毕业的中专生。毕业进，与几个同学一起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柴达木盆地工作，锻练自己。1970年6月到工作单位后，被分配到野外地震勘探293队工作。当时这具队接受上给临时任务，被整个派往马海农场打砖坯、烧砖，以发扬大庆“干打垒”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准备为单位修盖礼堂及住房使用。

虽然打砖坯、烧砖这项活计并不是十分复杂，可是作为一个石油勘探队员，大家谁也没干过，但这难不倒柴达木石油人，我们发扬大庆“有条件要上、同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毅然奔赴新战场。

位于祁连山以南、锡铁山以东的马海，正值“烈日炎炎似火烧”的夏日时分，全队约有三十余人，住在临时借用的一所简易土坯房及自己带去的两座帐篷里。一个房住10人左右，既拥挤又十分闷热，但大家皆毫无怨言。三十余人中有二十多个都是不同时期毕业的大、中专生，年龄最大的五十多是不同时期毕业的大、中专生，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岁左右。虽然生活劳动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像我这样一个刚出校门社会经验极缺的“小年轻”也常得到老大哥们的照顾和爱护。

我们每天早上早早起床、吃完早饭就步行去砖场，住地距砖场约一公里左右，一到就开始合泥、打砖坯，最少的每人一天可打三百块，最多的可打五百块。这常年极少下雨，中午的太阳更像火烤一样，空气特别干燥，泥土干的很快，常要添水再合还要加快速度把合好的泥尽快打完。劳动强度大、天又特别热，几天下来脸烘晒的如“黑包公”一样，咀唇干裂流血，脸上黝黑的底色上留下七沟八梁和道道“哈密瓜皮状在裂纹。中午有时回住地吃饭，有时由炊事员送饭，吃完饭稍作休息，下午接着干，继续打完砖坯、垒好，再重新挖土、打碎，洒上水泡软，再合一大堆泥准备第二天使用。一天下来，虽然工作很累，但大家精神状态很好，仍十分乐观幽默。在这里特别要提的就是马海的蚊子，其密集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真是铺天盖地、无所不在、无处不有，身上爬满了蚊子，过于单薄的衣裤也把人叮得到处是疱，手脸露出的地方就更是遭殃，有两位老同志干脆用泥巴直接涂在脸上，涂上厚厚一层，只留出眼、鼻、耳孔、嘴巴位置，猛一看还真吓人，还以为来了“外星人”。这里的蚊子还挺怪，叮在人身上，用手扇风赶不走，非得用手打不才行。当时大家大多都穿蓝色的帆布工作服，但看不到蓝色，看上去是一片灰褐色，全是蚊子。为了防止蚊子叮咬影响劳动，队上特别派人邮去买了“防蚊油”。以前大家谁也未用过这玩艺，以为这下可能解决些问题，哪知“防蚊油”抺上也只能管得了10分钟，连半小时也管不了，约10分钟后蚊子照叮不误。最使人不方便的是上厕所，先要在蚊帐中抺好防蚊油，到厕所还“快速解决战斗”才能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机会，就这样仍免不了受点“轻伤”。白天有蚊子叮，以为到了晚上睡在蚊帐里可能会好一些，不料，手上、脸上、脚上仍被叮的全是疙瘩，打上手电多次查看，蚊帐中并无蚊子。后业才发现有一种小黑虫可以钻进蚊帐中来，这种虫很小、看去只是一个小黑点，但可以，大家叫它“小咬”，大家公认对“小咬”实在无能为力，只好忍痛作“贡献”了。尽管环境如此艰苦，但大家的业余生活仍十分丰富活跃。星期天或临时休息日在一起吹拉弹唱，手负琴、笛子、口琴、二胡，合奏、独奏，碟碗脸盆用来作打击乐，气氛甚为热闹活跃。我们还经常和相临的军垦农场篮球队一比高低。

两个月后，砖坯打完，开始装窑烧砖。队上专门从军垦农场请来两位会烧窑的师傅来作指导。经过三天紧张的劳动，装完了窑然后封窑，开始点火烧砖。这阶段已不需要这么多人，大部分人回单位去做物控施工的准备工作，只留少部分人完成最后的工作。我敢留了下来。这时已到了八、九月份，中午天气仍很热，但早晚已开始变凉，晚上蚊子也少多了。烧窑的工作强度不大，但要经受高温烘烤的考验，且不能丝毫减少火力，连续要烧几天几夜。我们六，七个人三班倒，八小时一换。烧窑用的煤一铁锨一铁锨从窑外铲上，走到窑中下部正中心处，从炉口向里加。进去一次先要把衣服让另一人给淋上水，快速走进去把煤加进炉口。虽只几秒钟时间，但四周的高温立刻会把衣服烤干。脚下虽穿着厚底的翻毛单皮鞋，也烫得站不住脚，出来后要大量饮水才能补充上被蒸必掉的汗水。烧完砖大家差不多整个脱了一层皮。几天后，炉火烧到这程度就可以了。然后开始逐渐减少火力直到撤火，随后又在窑顶加土糊泥、“饮水”以使其成为青砖。最后是出窑，全队人员又一齐上阵，把烧好的砖取出全部运到单位后在地——大柴旦，整个工作才告结束。经过马海经三个多月的劳动锻炼，磨炼了意志，增强了信心，使我逐步树立起一种战胜困难、对待恶劣——这就是柴达木石油人最能吃苦，最能战斗，最能奉献的精神。

现还能想起当时一起劳动的同志有柳新儒、杨益均、万国璞、李套山、刘万里、余景龙、魏民、莫明道、沙玉宝、张晓林、袁占军、李晓平、旦布利、盛旭、王振中、王恭等同志。

荒漠三昼夜

王绍生

1955年初夏，我从苏干湖402队驻地护送因患蛔虫性肠梗阻死而复生的王生新同志到玉门石油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护送任务完成后，因当时地质三角测量队驻地水质太差，病员较多，所以我着急的要赶回队上，为大家治病。

我在敦煌多方找车，数天无着。又几次回402队喊话，也没联系通。直到第3天上午，好不容易才在驻敦煌的西藏运输站，搭上了一辆给格尔木拉面粉的便车。经过大半天的摇晃，来到了花海子。我们在通往402队驻地道路沿线，来回呜笛、呼喊，直到月将西沉，也没找到402队。好心的司机，唯恐我天黑以后，一个人在这戈壁荒野，不太安全执意要带我到他们格尔木站住宿。我因急于找到402队。便毅然下了车，背着保健箱，步行寻找。约莫转悠了3个小时，终于发现402队搬迁后留下的几麻袋驼料和几副破骆鞍。

茫茫瀚海，天黑如漆。我就象鲁宾逊一样了。我用驼鞍和料袋搭了个窝棚，在那里熬过了狂风怒吼的一昼夜。第二天夜幕布降临时，我又饿又乏。我极度疲惫和失望，难过得放声哭了，在饥渴交加的80多个时辰里，我喝光了所带的葡萄粮针剂，吃完了食母生片。我嗓子冒火，眼冒金花。绝望中我突然想到喝尿救急的办法，只可异我这两天没有注意把仅有的尿液收集起来，让它白白浪费掉了！这几天没吃没喝，尿量不仅越业越少，并且已经变成浓茶一样的液体了。我试着用嗽口杯接了半杯一尝，那股腥臊味，真叫人欲呑难咽，欲吐不舍。我又把仅有的一点薄荷片溶在尿里调调味，硬?头皮往下咽，不料使我五脏似翻江，喉头象井喷……

我已筋疲力尽，头晕眼花，坐卧不宁，思绪万千。起初还能坚持原地走动，慢慢地就象一团稀泥瘫在了地上！

隐约记得是第3天中午，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出于死里求生的本能，我爬出了窝棚向远处探望。为了明白我是不是做梦，我使劲地拧大腿。啊！还有痛感！证明不是做梦！我便高兴地举起捡来的那面红白相间的测量标旗作信号，机械地摇晃。汽车果然向我开来。原来是311重磁力队的一辆苏制重型磁力仪测量车。当我连比带划地诉说了我的遭遇后，同志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扶上了车，又专程把我护送到402队。

我得救了！402队同志们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郭忠国整理）

创建柴达木第一个农场

——德令哈农场

张进魁

我在1954年至55年创建德令哈农场期间，担任农场党支部副书记、计划科长，并先后担任过临时组建的各种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现将德令哈农场当时建场创业情况和对开创柴达木盆地戈壁绿洲所起的巨大作用，加快记录如下：

青海刚解放不久，在各方面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省上党政领导，为改变青海的贫困面貌，为开发柴达木聚宝盆，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创建德令哈农场。省上决定，把创建的任务交给省劳改局。劳改局领导把创办农场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接受下来，在53年秋季开始便积极进行筹建实施工作，由郝登阁同志负责筹建工作。

首先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劳改局领导趁省上开会的机会，与都兰县的党政领导和蒙古族上层人物祁玉民、索南邦杰等取得联系，并进行了座谈，对于创建德令哈农场的问题，征得我们的同意和支持。其次在干部、看押部队和犯人中进行了大量深入地组织动员工作。当时做劳改工作的干部，大部分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他们党性强，能吃苦耐劳，且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把创建农场的艰巨任务和开发柴达木的重大意义对他们讲清之后，干部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争先报名参加农场的创建工作。在动员组织好干部以后，再由他们去动员犯人。讲明艰苦环境是改造人的最好地方，也是他们把自己改造成新人和立功赎罪的极好机会，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农场的创建工作。看押部队的干部战士，由部队领导去组织动员，以保证管押任务的胜利完成。

〈一〉

1954年2月，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当年建场，当年开荒种地的计划，了登阁担任场长，胡锦珍任政委，王学章任副政委，向人烟稀少的德令哈荒漠草原，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开始调进劳力进行建场工作。

第一批调进的是修路大队。这个大队为了好管理便于完成任务，抽调了500名7年以下刑期的青海籍犯人，由王邦举担任大队长，我担任教导员，其任务是边修路边进场，把西宁至德令哈的简易公路修通，以便使大批人员进场建设。于是在54年2月7日，给干部、犯人每人配备一件老羊皮白板大衣，一条小毛毡，打起背包，带上帐篷，带上铁锹、十字镐等修路工具，坐上14辆大卡车由西宁出发。由于原修的青新简易公路年久失修，车不好通行，走到天黑才到倒淌河。

第二天路更难走，橡皮山不好通过，干部们跳下车，边指挥犯人抢修，边带头干，这样干到深夜才赶到茶卡，又是住进帐篷过夜。从第3天起离开青藏公路边修边前进。汽车除十轮卡以外不好前行，犯人开始背起行李，修一段路，再背一段行李，边修边前进，大家忍渴干活。干部和看押部队官兵白天执行任务，夜晚还得站岗、查哨、查帐篷，更加劳累。但在领导干部和赏干部的带头下，大家毫无怨言，以苦为乐。路修到巴音河时，由于水大河深，汽车过河时容易熄火，赏干部带头跳进水里推车。就这样干到第6天，即3月12日才到达只有9户半农牧人家居住的德令哈，受到当地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过去的6天中，干部、看押部队和犯人齐心协力地连续抢修简易公路，不怕吃苦耐劳，不怕风吹日晒，不怕天寒地冻，顺利地完成了抢修简易公路的任务，没胃发生一起人身事故，没有逃跑一个犯人。

当开通西宁至德令哈的500多公里的简易公路后，保证了供应线的畅通，也为调进开荒播种的1200多名劳力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天暖解冻，有好几处泛浆严重，不能通车时，又调来以武长生为大队长，张明亮为教导员的劳改大队，修建了经野马滩、泽令沟的北线简易公路。

在我们修路大队到达德令哈时，郝登阁场长早已骑马赶到德令哈，把修路大队的人员，以中队为单位，安排到准备开荒种地的地点。当时的情况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荒漠草原。从领导到每个人看到想到的是“一切要从零开始，工切要从实际出发。”

正因为这样，农场党政领导提出，把“两个一切”作为我们行动的出发点，以党的“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办场方针为指南。其行动口号是：向旷古荒原进军，创建国营农场；战天斗地，开荒种地；当年建场种地，当年生产粮油；年建场生产，当年实现盈余；多快好省地建设农场，为开发柴达木作贡献；开创新天地，为子孙后代造福；以创业精神来办好农场等等。

在以上指导思想和行动口号的鼓舞下，为实现经营目标，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实行强有力地集中、统一领导，既按农时季节有重点的安排生产建设，又要照顾到全盘，使生产、建设、农牧工副以及生活生产供应等工作有条不紊地协调发展。为了保证集中、统一领导，在场部机构还没有全部打起架子之前，由郝场长新自主持，先后组成生产办公室、以及秋收领导小组等临时机构，来灵活机动地具体指挥和实施各项工作。

首先组织起生产办公室。由办公室来统一组织全场的人力物务，建立起3个大队级的农业生产作业站，每站下属3个生产队，共投入劳力1700名，根据任务大小每站投入400至600名。实行边开荒、边修简易渠道、边种地。引来巴音河水灌溉，按农时季节用人拉犁的办法抢种小麦、青稞、碗豆、油菜等8200.5亩。接着加强田间管理。到秋收时喜获丰收，生产粮食170万斤，油料20万斤，实现了当年建场当年生产出粮油的行动口号。这一丰收成果，不仅解决了全场近3000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为下一年度准备了口粮、籽种，缓解了运输压力，同时为下年调进大量劳力，大开荒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意义更重大的是，宣告了德令哈农场的创建成功。有力的说明了柴达木地区不仅能生产粮油，而且可利用大片的荒漠草原来创办更多的国营劳改农场，成为改造犯人的极好地方，也是创建柴达木绿洲农业的最好办法。

农业的大丰收，大大增强了劳改系统全体干部犯人开发柴达木农业的信心，坚定了省上党政领导开发柴达木农业的决心，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为柴达木的农业开发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第二是组建基建办公室。在边生产边建设的思想指导下，春播时就抽调少数干部和劳力，组织上山伐木，赶制土坯模子，采购泥、木工工具等，为盖简易土坯房作准备。当播种一结束，把春播的劳力立即转为基建队伍，集中优势力量修建场部和各作业站的住房。为了节省可耕地，把场部和家属区、工厂、医院、学校、商店及看押部队的住地，都规划和建设在不能种地的戈壁滩上。当秋收开始后集中全场劳力来抢收抢打。在收割完毕后，又把劳力抽调下来，继续抢修简易土坯房。这种土坯房，造价低，修建快，又保暖适用。到入冬时，已修建土坯房17000多平方米，把全场2700多名干部、武警官兵、职工和犯人，全部搬划了土坯房，保证了全场的安全过冬。这又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一大成果。

第三、在生产办公室的领导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北线公路的劳力，修到农场后，马上转为水利工程大队，接着规划修建农场的干、支渠，修建成永久性的渠灌。各作业站在入生产部门后，边开垦荒地，边修建斗、毛、农渠，为下一年度扩大种植面积作准备。经过一冬的大干苦干，为1955年春播面积达到 6万亩，作好了准备工作，也为农场的大发展、大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

通过以上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占匠办法，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全场上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连续打了抢开荒播种、抢修土坯房，抢秋收打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四个战役，夺得了辉煌战果，使德令哈荒漠草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四、组织农场规划领导小组，实行边生产边规划。这是一种打破常规建场程序的作法。由于建场和生产任务的紧迫，不能走先规划、后建设、再投产的步骤和方法，必须采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方法。因此，在省上农林、水利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抽调技术力量，组成专门的德令哈农场勘测规划队，队长由汪福祥工程师担任。当他们来场后，农场也抽调人员积极参加，在前一年勘查测量的基础上，夜以继日的艰苦工作，围绕着农场的生产来进行规划。先选用易开易种的一、三、四站，把机耕田块、田间道路和作业站位置等规划出来，利用简易渠道来进行灌溉，进行抢开荒、抢播种。然后把场部所在地工铁102000亩可耕进进行全面规划。以灌溉渠系业为主，划分为5个以劳改大队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作业站，一个农业试验站，引用巴音河水灌溉，相适应耕地。把暂不能耕种的8000亩盐碱地，规划为林区。把场部和所属单位，全部规划在不能作耕地的戈壁滩上。氢油面电厂规划在渠灌进水口旁边的戈壁滩上。把整个农场规划成一个“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实体。之所以农场规划得这样好，是与勘测规划队的全体技术人员精心策划和艰苦努力分不开的，他们是有功芝斩。进一步来说，德令哈农场的这一规划，为以后在柴达木地区所办的22个农场，起到了榜样作用。

第五、相应地开展多种经营。在简易公路公路修通、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采购耕畜、种畜、种猪、种鸡等发展家畜家禽；试种蔬菜，修建水磨加工面粉等，走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道路，农、牧、工、副从无到有地开始全面发展。

第六、组建应办公室。由谢万贞负责场部的物资分配和生活供应工作。他非常认真负责，对分配供应工作一丝不苟，做到按需分配，铁面无私。苏鸿钧同志负责西宁采购供应站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因为农场在生产生活上所需物资，全由外地供应。而籽种、口粮，除从希里沟组织牧民用耗牛驮运一部分外，主要从湟源、西宁组织供应，所需材料、工具、设备等，全由西宁或内地采购供应。在当时交通十分不便，运力级缺的情况下，搞供应工作是非常辛苦。然而他们却以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十分复杂繁重的艰巨任务，为创建农场立了大功。

第七、搞好场群关系，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搞好与看押部队的关系。部队官兵日以继夜站岗放哨，顶严寒，冒风雪，非常辛苦。因此场领导在生活上住房上优先照顾，主动安排，并由政委经常上门征求意见，及时研究决犯人关押中存在和发生的问题。在官兵积级负责，同力配合下，一年来没有发生过犯人逃跑事故，与农场的关系也搞得很好。

、其次搞好场群关系，农场的领导达德令哈后，先去拜访三区区长廖永和，蒙古族王爷索南邦杰，并经常去征求他们对农场的意见和要求。农场领导主动提出并具体安排给牧民群众义务治病；同时吸收了蒙古族基层干部，希里布、挑加、多日杰等到农场担任领导干部，密切了场群关系。农场还主动帮助牧民建立定居点，划拨给4700亩连片地，造田5500多亩，无偿地让群众利用农场的灌渠浇地，无偿地赠送5辆畜车，两部双铧犁，5套挽具，并帮助牧民学种地。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也主地帮助农场驮运口粮、籽种，帮助农场提防犯人逃跑等，进一步密切了场群关系。

综上所述，在柴达木德令哈这块级其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为创建农场开发柴达木，全场的干部职工，部队官兵，上下一条心，不怕严寒风沙，不怕风日晒，实干苦干，战天斗地，经过集中针部精力，以连续作战的精神，一年的努力拼搏，使德令哈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使农场的创建初具规模，为开发柴达木农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也为开办更多的国营劳改农场积累了可贵经验，树立了榜样。

〈二〉

在德令哈农场建场的第二年，即1955年，农场的领导和干部、部队官兵、职工和犯人经过艰难的第一年后，更加信心百倍的投入到第二年的生产建设中。以创业的精神建家立业，又继续大干苦干，使农场具有相当在规模，展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农场的播种面积，由1954年的8200亩扩大到6万亩；5个大队级农业作业站和一个农业试验站全部修建起来，希里沟、怀头他拉分场开始筹建；5个作业站的耕地，相适应地灌溉渠系，场间机耕道路和机耕田块逐步修建起来林带也开始栽植。为了把农场的林带尽快栽植起来，组织专人到希里沟、湟源去采购树苗。把买好的树苗，用泥巴糊起来，用草带一捆一捆的包好，赶农时季节运到农场，及时把树苗栽到田间林带上和道路旁，及时浇水，精心爱护，成活率在90%以上。在荒漠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绿色的幼小林带。

以灌溉为主的农场，特别是象德令哈这样的大农场，水利设施是一大工程，渠道管理也是一件大事。从巴音河引水来灌溉10万亩的农田，要修主干渠35公里，支渠150公里，加上斗、毛。农渠，工程量是相当大的。只能按耕地的扩大，逐年来修建。在修好以后，由于用水量大到10立方米，更需要许多人来管理。

农场领导为了把渠系修好管好，把从大学水利专业毕业的阵彦昭同志派去抓修管工作。他吃住在水利工地吃苦耐劳，踏实工作，保证了灌溉用水，是一个好样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不但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把青春贡献在农场，是知识分子的好榜样。

在大抓农业生产同时，于55年开始筹建牧场。各农业作业站的耕畜、肉畜、种猪种鸡等都开始饲养，蔬菜开始大面积种植，全场人员吃上了自己生产的蔬菜和肉食。

在大抓农牧业生产的同时，也开始发展多种经营。按规划和需要筹建副食厂、油面电厂、被服厂、煤矿、商店、砖厂、汽车修配厂、木工厂、石灰厂等，来为农场的生活与生产建设服务。

经过两年的生产建设，成功的在柴达木地工区创建了第一个大型的国营劳改农场，也建起了第一片农业绿洲。这一成绩的取得，首先归功于当时省上的正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其次归功于上级业务部门的全力扶持和具体指导；再次是靠郝登阁场长强有力的领导和认真细致的计划安排与具体指挥，是全场干警、职工的无私奉献和实干苦干，带领犯人与大自然拼搏的结果。

回忆德令哈农场建场之初

申士荣

1954年3月，我所在的民和水利支队完成了东垣渠工程之后，随被任命为场长的郝登阁支队长、王学章政委从民和出发，当天到达西宁新生砖瓦厂。第二天劳改处将我们全体干部召集到新生剧院，听取了薛克明厅长做的动员报告，他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发柴达木，为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农场做出贡献。

当时进德令哈的干部的装备是每人一件没面子的老羊皮袄，还有一个尚可遮住耳朵的帽脸。这也算是云牧区同志的一点劳保享受吧。

第三天早上5点出发，我们两个大队由副处长薛万东组织安排从西宁坐车出发，随带铁锨、板镢等1200余件。一路颠簸，晚上11点才到倒淌河，就地安营扎寨。

次日早上又是5点出发，晚上10点到黑马河。路是相当难走，有的地方无路可走的。西宁到德令哈段只有一条刚刚修通勉强可走的沙土路，崎岖不平。不少路段被沙淹水冲，给千里带来很大困难。只能走走停停，边修路边前进，上车下车，汽车得人拉人推。汽车居然没有牦牛走得快。行进途中饿了，就自己动手挖灶拾牛粪烧水做饭，夜间就在荒滩草地上搭帐篷休息，一切都极其原始简陋，但大家谁也没有怨言。

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进牧区，也第一次见到如此广袤的草原。翻过日月山，牧民的帐篷以及野马、黄羊随处可见。那种奇异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到了青海湖，碧蓝的湖水一眼望不到头，我们不由地生发一种开拓者的豪情。

经过20多天的跋涉，选种500多公里，我们终于到达巴音。没有桥，我们只好卷起裤腿淌过河。河水冰冷刺骨。过了河，我们便在一片沙滩地扎下了帐篷。第二天，按照先遣人员指定的站址，即后来的场部所在地。

建场工作随之紧金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解决生活的基本问题。人员全部到达后，一座座帐篷便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散落在荒滩上。这里的温差大，白天热得人汗流浃背，晚上又冷得受不了。单布帐篷抵挡不了肆虐的狂风，晚上睡觉通常是不脱衣服，把8头捂在被子里，有时帐篷被大风刮倒，我们只好蜷在帐篷里，等到早上钻出来，满身满脸的沙土。

记得有一次场部财务科正在分点当日准备发放的工资款时，一阵龙卷风袭来，帐篷被掀掉，人民币吹得到处散落。第二天我去场部领工资，听说场里还专门开会批评了当事人。

吃水要从巴音河往回背，河水浑浊不堪，经沉淀才能饮用。可我们连蓄水器具都没有，有时也就凑和着喝那还掺有泥沙的水。

我们一方面要战胜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另一方面还得组织人力开荒、挖渠，不误农时开荒备耕。我们首先在规划好的荒滩去除所有的杂草一黑刺等，灌木连挖出运回留作燃料，芨芨草堆成堆，烧成灰撒入地里作肥料。然后是翻地、打垅坎、撒灰、播种，最后拉耱碾平。劳动工具是板镢、铁锨、石耱。凭借着这些简单原始的工具和人力，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开出了1000多亩地。在当地政府和老乡帮助下，我们又解决了种子这一难题。

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尤其在干燥多风的德令哈，蒸发量大于降水量。修渠灌溉是农业生产的保证。于是在开荒的同时，农场抽调了千余人，经过3个月的人挑肩扛，把巴音河引到了农田，灌溉网初步形成。渠身是河土填挖而成，经不住长时间的冲泡，常常是水稍大一点就被冲垮，堵水护渠成为刻不容缓的事。险情就是命令，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那时出事人们就冲向那里，不由分说，拼尽全力堵水。草包石块不够，人们就脱下身上的棉衣、大衣，还是挡不住汹涌的水流，就跳入渠中，胳膊挽着胳膊站成一排人墙，用身体堵住缺口。等渠堵好，人上来已浑身冰冷，加上戈壁滩上刺骨的寒风，那种滋味恐怕只有亲身经历的人体会最深。

一身汗水一分收获。到了5.6月份我们大队的庄稼长势不错。这时我们的生活又增加了新的困难——西宁出发时带的面粉和副食全部吃完，连个人带的烟叶也都抽完。那时全场共有13辆马车，一部破旧的卡车还经常发动不着。郝登阁场长和胡西珍政委舍不得乘坐，检查工作要么步行，要么骑马，这几部马车和卡车只够维持厂部和各作业站之间的生产和生活运送。西宁到场里的路途遥远，崎岖难走，指望从西宁及时运来给养是不太可能的。没有面粉，我们只好煮青稞吃，没有蔬菜，就挖野菜。

在这具困难时刻，部分干部的家属从西宁来到农场。20多天的路程，他们的脸上手上被蚊子叮的全是大包，又痒又疼。大人倒还罢了，小孩忍不住抓挠，满身满脸的疤，看了让人心疼。到了场里，家属和我们一样住帐篷、吃青稞，共同熬过这段艰苦的日子。到了7、8月份，才陆陆续续从西宁运进了面粉和副食品，总算是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当地政府和广大农牧民对农场初期建设确实出了不少力。如果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也就不可能有农场的今天。我们恪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他们本民族风俗民间习惯，等他们如同亲兄弟一样。农场与民族头人乖，成立农场管委会，并录用当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工代赈，组织畜力运输；调剂劳力，为群众开荒达2000多亩；无偿支援了5辆畜力车，2部双铧犁和其它农具5套，还修房167间；帮助牧民建立定居点，从而结束了他们祖祖辈辈奔波劳动的游牧生活。

我还记得汽车刚开进草原时，牧民稀罕得大老远跑来看，后来和我们渐渐熟悉了，便要求坐车试试。我们就发动着自个都舍不得乘坐的汽车，让大人小孩上去坐，当车跑起来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和快乐，也显和很热闹。至于给当地农牧民看病抓药，更是不计其数了。

到了九月收获季节，全场干部职工包括家属都到地里抢收庄稼，然后组织链枷打场。

“德令哈”在蒙语里意思是“金色的草原”。昔日的荒滩在全场人员忘我的工作下已成为犯人改造灵魂得以新生的基地，也成我们第二个家园，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色的原野。

经过七、八个月的战斗，我们算是在德令哈站住了脚，头一年收的粮食基本自给自足，住房也从单帐篷住进了地坑或简易的土坯房。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走上了持续发展的轨道。

（许全翠整理）

格尔木农场勘察记

李建国

1954年11月初，我与柳洁等从河北芦台农场实习到西宁不久，我带了一批犯人到德令哈农场任代理计划科科长工作。

1955年元月23日，农场突然接到劳改处电报，叫我到察汗乌苏公安处等候省上组成的工作组一起云格尔木勘察农场建场有关事宜。

元月23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上午接到电报，郝登阁场长即通知我说有一辆卡车将云西宁，可以把我带到茶卡，然后再转车去察汗乌苏。因路不走当晚只到了希里沟，汽车“抛锚”，第二天（初二）晚上12点才到茶卡。当时茶卡人少，住的分散。下车后伸手不见五指，顺着一线的光亮，同意我住在他处。因为地方很窄，便与掌柜的同睡在一个炕上。经过谈话。才知道他的儿子是志愿军抗美援朝去了。

26日（初三）上午搭了一辆货车去察汗乌苏。大车上搭了一片篷布，四边透风，身上穿着老羊皮大夜，毡靴，仍然冻得发抖。下午3点到了察汗乌苏公安处，即向公安处长杨文锦报到，杨处长指示先住在公安处，有机会买些青稞、洋芋种子，准备春播使用。

元月29日（初六）工作组到了察汗乌苏，成员有格尔木农场副场长武长生、省农业试验场黄华轩、省水利局裴同志和气象局一位同志，连我一共5人。当晚由杨文锦处长带我们向官保加州长作了汇报。官保加州长指示我们到格尔木后应在当地工委的领导下，抓紧时间为建场做好准备。次日薛书记和周科长把格尔木以及沿途情况向我们作了介绍。我们一向劳改处汇报了接洽情况，一方面找去格尔木方向的车。

2月2日，我们才找到了去香日德的拉面车。路况更加不好，坑坑洼洼，最深的坑都在50公分以上，车行起来，简直把人都摇糊涂了。在香日德又找车，5号才找到，上午10点出发，到天黑约行车80公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路上没有见到屯个人，没有见到一顶帐篷。只有在戈壁滩上露宿，用汽车的喷灯烧开水吃干粮，撑起帐篷，打开行李睡觉，当了一晚上“团长”，第二天起来被头上帽子上全是冰霜。

6号下午3点到了诺木洪，这里只有一些零散的蒙古包和西藏运输队的骆驼队。在这里我们解了一些格尔木情况。

从诺木洪到格尔木又走了两天，2月9日才到了格尔木。

格尔木系蒙语，哈萨克族叫阿尔顿曲克。草原上驻有200户（帐篷、蒙古包）100多人，我们到达的当天下午即向工委的阿书记（哈族）汇报了州的指示以及我们的任务和工作。第二天，2月10日工委召开了会议，与会者都发了言，一致同意在格尔木建场并决定由几位副主席和群众分头带领有关事项。

在河东踏勘，晚上我产住在工委在帐篷里，在河西踏勘，我们吃住都在尼哈买提主席家里。哈族信仰伊斯兰教，蒙古包里很干净，大人小孩能歌善舞，对我们也很热情，常用手抓、马奶、油炸撒子招待我们。2月12日由尼哈买提和熊同志带我们转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他的家里，吃饭时尼哈买提主席一边吃一边给我们讲述了哈萨克民族的风俗习惯，到了晚上12点给我们做了一顿羊肉尕面片，我们都已经吃饱了，再也吃不下去，尼哈买提主席开玩笑说，如果吃不完就是不遵守我们的民族风俗习惯。

我们用了10天功夫，对所要踏测工作范围、可垦草原、渠道、公路以及场部、大中队的布局进行了初步丈量。有些地方用经纬仪测量。草原上沙柳包很多，又高又大又密，几天下来把棉衣挂得都“开了花”。

2月21日我们到乍哈滩草原勘察。该地无水源，必须带上冰块、放到阴凉处，用时化开。于我们找了个翻译，让他雇人赶骆驼把冰驮上，驮到住地帐篷，问起来比划半天，为了打个收条，问不清也说不清，只好让他在收条上压了个指印，后来才知道那赶骆驼驮冰的人是哈族，名叫“哈北”。

在勘察测量和访问，我们转入了室内工作（实际上是在帐篷内），绘制可垦荒地平面图，场部、大中队布局示意图，渠道、公路、田间路的走向示意图和一些零星的土壤、气候植被资料，准备回省上汇报。

1955年3月1日当第二批犯人进场时，已全面按照我们的布局规划投入了紧张的开荒造田，修路修渠工作。此进，张明亮同志任生产科长，我被任命生产科副科长。

进军柴达木盆地

陈登富

一、向柴达木盆地进军

1955年5月18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被分配到柴达木盆地格尔木农场。我随大队人马从西宁出发，浩浩荡荡的50多辆大卡车载着人员和物资沿途安营扎寨，造火做饭住宿。当汽车行台的途中，过了湟源，就再见不到住房和商店了，只有草滩上的帐篷、牛羊和少数藏族牧羊人。泥沙路路面凹凸不平，汽车开得很慢，有时陷进泥，于是就让坐在车上的人员全训下车，全力以赴把汽车推过泥抗。记得当时到达大喇嘛河（即现在的黑马河）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们停下来忙着搭帐篷、后找水做饭，准备就地住宿。的提个水桶到河中取水时，看到浅浅的水中都是黑压压的湟鱼，很多很多，也许是因为这些鱼仍处于原始状态，从未有人捕捞过的缘故，我站在冰凉的水中，这些鱼都围在我腿的周转不肯离去。伸手去抓也不逃跑，于是我用打水的桶不一会功夫就抓了满满的一桶湟鱼，每条都有2～3斤重。那一天晚饭我们都吃了一餐鲜美的清炖湟鱼，据说当地藏族牧民从业不食这种鱼的。离开西宁的第5天到达察汗乌苏（即现在的都兰县），这里年当是州、县党政机关驻地，有一条土路的街道和零星的小铺子、小商店。我们在附近的荒滩上搭下帐篷休整了两天。第三末继续西进，进入柴达木盆地以后，满目是亘古未变的戈壁、沙滩，荒无人烟，越深入盆地路越难行驶，到了诺木洪，看到的仍是原始状态的、漫无边际的大沙柳包。我们选择了公路边的一个土围子内搭下帐篷住了一夜。二天到达阿尔顿曲碈原（即现在的格尔木市）这里除了漫山遍野戈壁、大沙柳包和远处零零星星的几顶哈萨克族的蒙古包处，没明一间房屋，见不到一棵树，我们到达后扎下的许多帐篷便成了戈壁荒漠中的第一批绿色农业的开拓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开始了开辟格尔木农场艰苦的创业工作。

二、在艰苦创业的岁月里

建场初期的首要任务是修渠、筑路、开荒造田，要在盐碱滩上、沙柳包中开出万倾良田，值得称赞国是十分艰巨的。我们每天都是天还滑大亮就带着劳力出工，修渠、筑路、开荒造田，中午就在工地上拣些干柴生一堆炎，烧壶开水，吃了干馒头就继续干洗，直到天黑收工。当时修渠、筑路、开荒造田使用的主要工具，除了铁锹、抬扛、抬筐处，连架子车都很少。当年的格尔木，气候干燥多变，经常风沙弥漫，到了6.7月份，白天的蚊子特别多，咬起人业十分猖狂，凡是皮肤暴露的部位，如手上、脸上、就会叮满蚊子，直接影响工作和劳动。这些蚊子都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专门在白天出来咬人，太阳升起就嗡嗡地叫着出动咬人，太阳落山就销声匿迹了，赢得在我们被蚊子咬得难以坚持的时候，张国声副省长到柴达木盆地检查工作，来到了我们中间，省长非常体贴我们的困苦，他回到西宁立即组织和调运到柴达木盆地大批制作防蚊帽的纱布、线手套、防蚊油等急需物资用品。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了一顶防蚊帽、几付手套和防蚊油，才缓解了蚊子叮咬的问题。在艰苦的开荒造田期间，我们没有休息天，有些干部都很年青，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世界，住是是帐篷，白天热得呆不住，晚上冻得吃不消。吃的是60％的白面。40％的青稞杂面，生活很差很苦。每天不间断的工作时间都在16个小时以上。没有星期天，没有文化娱乐生活。有时半个月或一个月休息一天或半天，用来洗自己的衣服，当时格尔木农场修渠、筑路、开荒造田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定的任务是当年开荒当年播种。根据规划，要修筑田间道路和干渠、支渠、斗渠、毛渠、而农渠的设置由各作业站按规划进行。

农场地处昆仑山脚下，柴达木盆地南端边沿。这个地理位置除了戈壁沙滩，就是盐碱地。渠道多数修筑在戈壁沙滩上，特别是格尔木河东、河西两条干渠，东西距离有百里左右，灌溉时，由于水流量大，（一般都5、6个水的流量）渠道长，因此格尔木河水进入干渠后，渗漏特辑厉害，渠堤因新全长而很不牢固，尤其是到紧张的灌溉期间，经常发生渗漏决堤跑水。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由干部带领大批劳力去堵漏抢修。春夏秋季干这种活，还可以在水中坚持劳动，而到了冬天，在天寒地冻，干渠决口的堵渠任务就非常艰巨了。进水口都是组织专门劳力在渠的两边靠打冰灌溉，放下业的水中都是冰凌，为了保证冬溉任务不管天气有多冷都得完成，干渠决口就必须立即组织劳力去抢修。有一次，我亲自参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堵漏抢修任务。在现场看到干渠决口非常危险，5.0个水的流量浩浩荡荡在渠堤决口处奔腾而下，在这紧急关头，我在三站政治教导员辛守真同志的带领下，组织抢修干渠，中队干部和数百名强劳力在渠堤上站着，谁也不敢下去堵。看到这种情况，辛专员号召全体干部以身作则，他带着手拉手首先跳进齐腰深的急流中搭起一道人墙堵水。在岸上观望的劳力看到干部如此不顾危险、泊寒冷的吃苦精神，便纷纷跳进水中，手拉手搭起一道、二道、三道人墙，其他劳力拼命运土堵漏修堤。由于干部的模范作用和全体劳力的奋力劳动，不到一个小时就堵住了决口，修复了渠堤，保证了冬灌任务的顺利进行。干部和下过水的劳力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三、经营方针明确，经济效益显著

格尔木农场在我省劳改系统除德令哈农场我，是国俐较好的农场之一，曾受到过国务院的嘉奖。因为格尔木农场有许多优越于其它家丑的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好，气候土壤宜于其它农作物和各种蔬菜的生长；二是格尔木河流时大，有充足的水源灌溉；三是地处青藏公路要道，西藏自治区和驻藏军队在格尔木逐年增设办事机构和兵站，农副产品有充足的销售市场。根据这些有利条件，格尔木农场的领导者因地制宜地确定了农林牧副同时并举的正确办场方针。一是坚持以粮食为基础，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种好7.8万亩粮田上。从建场到移交给军垦期间，平均年产粮200万斤左右，除去农场自身需要的“三大留粮”（即口粮、籽种、饲料）外，每年交售商品粮800万斤左右；二是看准了格尔木许多单位急需修建住房的情况，在种好家田的前提下，抽调有建筑技术的人员组建了土木工程队，承接和包揽了驻格尔木的西藏单位和兵站的许多建房任务，增加了农场的经济收入；三是开辟格尔木副食品供应市场。农场大力种植和经营各种蔬菜，加工厂大量生产酱油、醋、粉条、豆腐、豆芽等，除自己食用外，销往西藏驻格尔木各单位和兵站，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又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四是建立玻璃温室，以加工厂为重点，推广到全场。各作业站和有些中队都建立了农场在冬季都有黄瓜、西红柿、辣子等细菜上市；五是养猪、养鸡、养鸭，供应格尔木肉食、蛋禽。总而言之，农场经营10年，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在劳改系统农场普遍亏损情况下，格尔木农场曾经有一年盈利24万元，实际上成了青藏华中管理局所属单位和驻格尔木各兵站的事食品供应和调节的基地，确实起到了支援开发与建设柴达木盆地和西藏建设的作用。

四、格尔木农场的成就，应归功于革命的老前辈

格尔木农场从开辟到建设，之所以能够办得这么好，是因为它始终且个好的领导班子和一支特别能吃苦的干部队伍。他们是建场初期的场长罗承运、政委王玉忠、管教科长马明春、生产科长张明亮、秘书科长柳洁、财务科长吉仲文、供应科长齐德龙、一站站长田毅、二站站长范林山、三站站长乔东孟。1959年大跃进的年代，格尔木农场改为格尔木联合企业公司，公司党委书记蔡如城、经理李猛、副经理候兆麒，诺木洪分场场长徐刚、托拉亥分场场长乔东猛、加工厂厂长刘志灿等一批革命的老前辈，他们都是战争年代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和平建设时期又为开辟柴达木盆地的绿洲农业出了大力、流了大汗。如今，其中许多人因工作积劳成疾而离开了人世，但他们所留给我们活着的人以鞭策和巨大的鼓舞。

五、重返格尔木，感慨万千

25年后，即1988年，因工作需要出头，有幸故地重返，看到格尔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变化。青藏铁路已经修到了格尔木市的昆仑山南山口，新建了格尔木机场，格尔木市已经是绿树成荫，街道纵横交错，高楼大厦林立，市场繁荣，呈现出一派人来人往欣欣向荣的景象，确已今非昔比了。格尔木农场麦浪滚滚，当年的戈壁荒滩已经没有了痕迹。我们栽植的小树苗都长成了参天大树。拓荒者的足迹和地窝子已被建设者的新成就复盖和埋没，荒凉的景象也不见了踪影。1956年我们移交给农建12师的格尔木农场经受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洗礼，改变了原有的经营方式，实行了农工商一体化的办场经营方针，农场蒸蒸日上，越办越好。如今在青海省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经营善较差的情况下，它仍如以往一样独领风骚——是办得最好的农场之一。

格尔木农场的创建与发展

柳映权

1952年格尔木和平解放。1953年9月“中共阿尔顿曲克工作委员会”和“阿尔顿曲克哈萨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1954年底在西宁市成立了格尔木农场徘徊处，1955年3月初第一批人员进驻格尔木。由此，格尔木第一代垦荒者用镐头唤醒了这片亘古荒原。

农场人员进入格尔木后，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荒凉、原始的自然景观：昆仑山下是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北面是植被稀疏的草地和沼泽，中间地带是起伏不平的沙丘群，茎叶干枯的白刺林和布满盐壳的荒漠地。成群的黄羊和野兔窥视着陌生的来客，哈熊和野狼也不时在驻地出没。冬天的大风吹得飞砂走石，天昏地暗，夏季的蚊虫包围着劳动的人群，落在身上的蚊群遮盖住了衣服的本色。垦荒者多来自祖国的内地，他们在逐步适应着高寒缺氧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了解着当地的土壤、气象、水文、地理等情况。遵循省委提出的“边勘察、边开荒、边修渠、边生产”的方针，在昆仑山下，柴达木盆地的南缘第一次开辟了绿洲。

格尔木农场地处格尔木河东西两侧的冲积洪积扇缘地带，东西长约90公里，南北宽约35公里，总面积3150平方公里，折合78.7万亩。境内平坦辽阔，呈东西长的带状，南经平均坡降1/150。由于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关系，土壤均呈不同程度的盐渍化或沼泽化。据建场初期化验：土按含盐碱成分最低3%，最高50%以上，平均为6%；含氧离子最低0.6%，最高为13.6%。土壤类型按南北垂直分布是建场初期对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1955年因盐碱和土地不平而缺苗面积达13858亩，占播种面积的64%.

格尔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0.2毫米，全年平均蒸发量为2736.2毫米，是降水量的68倍。全年均日照时为3095小时，年平均风速为3.米／秒。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在当地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的命脉。当地光照充足，但地温偏低，因此作物种类单一，给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来一定难度。

格尔木农业的发展经历了艰难和曲折的道路，农业组建至今，大体经历如下几个时期：

一、格尔木劳改农业时期（1955－1965年）：1955年3月正式建立，下设三个大队、两个工程大队、新生队和畜牧。1960年12月经青海省劳改局批准，改为格尔木联合企业公司，下属单位改名为格尔木农场、诺木洪农场、金峰农场、联合加工厂、畜牧场、拖拉亥农场。1963年8月联合企业公司撤销，原单位合并成格尔木和诺木洪两个农场，归省劳改局直接领导。格尔木农场场内部设秘书、政治、管教、计划、生产、财务、供给等7个业务科和三个作业，劳力4089名。因生产上本着因地制宜随高就低的原则，当年开荒2.38万亩，播种小麦油菜、蔬菜等作物21524亩。与此同时，修筑临时千秋收后购进了牲畜，年末存栏大牲畜718头（匹）、小牲畜3754只。1955年生产粮食27.91万斤，平均亩产19.91斤；生产油菜籽0.97万斤，平均亩产1.39斤，生产蔬菜2.4万斤，平均亩产45.54斤。全年亏损91.27万元，其中农业亏损84.16万元。

从1955年到1965年，格尔木劳改农场平均播种面积为42132亩，共生产粮食6705万斤，年平均亩产159斤；共生产油菜籽98.64万斤，年平均亩产27.82斤；共生产蔬菜5641.8万斤，年平均亩产2546斤。

二、军垦农场时期：根据国家屯垦戌边的总体战略和加快青海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务院于1965年3月22日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农业建设师（厅级）。在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于1965年9月起开始筹建农业建设第十二师，1965年8月至9月先后接收了原格尔木农场耕地52307亩，以及水利设施、房屋、林木、牲畜和草场等。

农建师组建初期，有各类人员共16419人，其中；从全省各州县抽调干部1150名（含原农场留下的干部）从沈阳、济南、武汉、广州等8个军区调来转业官兵2249名，做为农建师的骨干，从山东和西宁市吸收城市知识青年8129名，做为农建师的主力，另有家属2500名，就业职工2181名，工人210名。

农建十二师成立后，先后接收和组建了一团（现河东农工商公司）、二团（现马海工闹公司）、三团（现河西农工商公司）、四团（现格尔木市大格勒乡）、工程团（现小岛建筑安装公司）、园艺场（现园艺公司），还有阿拉尔牧场、大柴旦牧场、鱼卡煤矿、高泉煤矿、西大滩煤矿、鱼卡石棉矿、鱼水河水泥厂、糖厂、军垦服务社、职工医院、勘察设计队、农业试验站、农建师第一、二中学（现格尔木市实验小学和市四中）等。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清队”和“一打三反”中又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在1966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农场的生产经营成果极差，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都是历史最低水平。由此形成了“花钱靠国家，吃粮靠返销”的被动局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刮起了知识青年“回城风”。尤其是1979年，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和“为广大青年谋利益”的招牌，组织游行、上访，煽动停工停产，致使农场在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损失。1979年农场播种面积为33419.8亩，比上年播种面积减少41.9％，粮食总产158.26万斤，比上年减产78.9％。小麦平均亩产只有58.82斤，比上年减少107.98斤；全年亏损额高达1351万元。

农场的整顿恢复时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开始的。当时农场的主要任务是稳定情绪、安定人心，尽最大努力解决生产和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并通过发展生产来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

中菜青海省委和青海省革委会以青发（1979）66号和青革（1979）102号文件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格尔木农场的指示》，这具文件肯定了农场的成绩，指出了办好农场的必要性和发展方向。为了生产的需要，取乐了团、连、排的名称，改为总场分场、大队和中队建制。随着农场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抽调多余劳动力充裕到省内教育、水利和基建等部门，对因病不适应的青海高原工作和家庭确有困难的青年职工，由省劳动部门和山东联系，按山东有关规定做了妥善安置。农场职工的家属，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凡符合条件的由农场就地吸收为农工。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通过对省委指示精神的落实，给农场增添了活力。

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地精神，提高农场的自我发展能力，省政论对农场实行了定额补贴、限期扭亏的目标管理，即从1981年起到1983年每年财政亏损包干定为990万元，在第4年补贴为550－600万元。这种“断奶”的措施成了农场减亏和扭亏的强大动力。

农场的改革是从高速生产关系入手的。

1980年在全场范围内试行“三定一奖”，既定产品产量、定产品上交量、定上交利润（或亏损补贴）。超计划利润（或减亏）提成奖励。这是农场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起点。在此以前农场实行的是作业项目定额管理，劳动者不为最终劳动产品负责。

1981年又将生产、财务两项指标逐级承包，按生产、财务两项指标成情况定奖赔。

1982年提高了浮支工资比例，实行联产联利计酬。把职工的劳动报酬和经营成果挂起钩来，更进一步地将管理人员和承包人员的责、权、利紧密地联系起来。从1982年起农场实现了油料和蔬菜自给，全场小麦平均单产达到243.3斤。

1983年实行工资全部浮动，联产联利计酬。全场粮食总产645.91万斤，平均亩产263.7斤，由此实现了粮食自给。

1984年是农场生产责任制向纵深发展的一年。1983年秋，总场党委书记、场长魏振杰同志带领宋鸣吟等同志赴内蒙巴彦淖尔盟农垦企业参观考察，吸取了外地的先进管理办法，并结合格尔木农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推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责任制。1983年底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决定从1984年起在全场推行。这种责任制取消了职工的等级工资，原等级工资只做为档案工资，在调离农场或退休时才起作用。职工的探亲休假路费和门诊医疗费用等都从承包收入中解决。职工的经济收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劳动成果。与此同时，承包者的承包经营自主权敢扩大了，允许职工家庭农场购买除土地以外的各种生产资料，允许雇工，允许承包者在完成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经营养殖、商业、加工业、服务业和运输业等。对农业承包者不再发工资，在家庭经济实力还不强的情况下，每月预借给一定数量的生活费，按生产费用由承包者处理或先由单位垫支，待农产品收获后结清。

农场的工业、商业、饮食服务行业、建筑安装业等也实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实行定上交纯利润，超利分成；把富余劳力编入劳动服务队，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对管理机构定员定岗，工资预留30％做为责任工资，待年底视经营效益按比例返还。

1984年的改革力度较大，为以后稳定发展生产打下了基础，也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在推行这种责任制的初期，由于一部分职工思想承受不了这种压力，1984年元月3日河西分场出现过少数人聚众闹事的事件。后经耐心细致的教育疏导，事态得以平息。从1980年到1984年，由于生产关系的逐步调整，生产力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这五年里，粮食作物总产依次为168.13万斤、344.21万斤、499.18万斤、645.91万斤和700.25万斤；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依次为：96.49斤、191.00斤、243.00斤263.70斤和260.38斤。

从1985年起，农场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农场的生产经营工作迈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1985年5月总场召开了场务扩大会议，按照干部“四化”要求高速了各给领导班子，大力高速产业结构，变封闭、自给的产品经济为外向性产品经济，确定了“强化农业基础，大力发展工矿业，积极开拓场的同时，稳定对农业的政策扶持，曾两次提高粮油内部收购人格，直到1990年家庭农场不负担企业管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取消等级工资后，对家庭农场生活费依据其承包面积预借。

在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重视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在国家对粮油价格放开以前，致使农场亏损面大的主要原因是农业亏损所占比例较大，而农业亏损的主要原因除生产经营责任制不健全外，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1985年起，在农业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主要做了如下工作：开展了以深翻土地、破除田间老埂渠、重视规划条田主要内容的低产农田改造。从1986年到1990年共完成低产田改造33631亩次，土地连片1291亩，收复撂荒地23302亩。这给以后逐年提高产和总产、降低农业亏损、提高农业职工经济收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支渠防渗和开挖排水渠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建设，有效地减少了渠道渗漏，加快了灌溉速度，减缓了地下水位的上升速度，巩固了低产田改造和收复撂荒地的成果；通过引种、试验、示范、开展了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工作。以春小麦为例，原种植的“瀚海304”因未提纯复壮而造成种性退化，产量较低，1989年引种试种“柴春236”，到1991年推广面积达11737.6亩，平均亩产达594.5斤，对照品种“瀚海304”平均亩产为398斤，“柴春236比对归品种增产49.3％；近年来引进“青春533”，平均亩产均在760斤左右，已成为农场当前的主栽品种。1995年河西农工商公司种植“青春533”，有12户在480亩的面积上平均亩产均在千斤以上，被格尔木市评为1995年十大新闻之一；另外还开展了大面积的农业耕作技术和化学灭草，有效地控制了荒草；以配方施肥和模式栽培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新技术和常规技术的推广；加强了农业技术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农业职工科学种田的素质。

从1985年至1996年，农场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依次为：267.65斤、301.75斤、375.02斤、453.94斤、333.64斤、353.42斤、382.52斤、412.00斤、440.80斤、417.52斤、668.20斤和745.80斤。1987年、1989年农场荣获农业部颁发的“全国粮食生产创高产”奖状。

在种植业方面，农场除保证粮油肉菜自给外，从1989年起每年都可提供数百万斤商品粮。为了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蔬菜需求，农场重视了“菜篮子”工程建设。截止目前蔬菜播种面积在1600亩左右，其中温室和塑料大棚面积达220亩。蔬菜总产1800多万斤。从1983年起农场开始了淡水养鱼，现有水面4500余亩，先后投放鱼600万尾，从1984年起已有收益。

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农场也迈出了前所未有的步伐。工业以中小型为主，内涵外延相结合，以内涵挖潜为主，农场、集体、个体一起上。自1985年起，农场新上了砖厂2座，年产红砖3500万块。新建水泥预制构件厂，其设备先进程度和生产规模、产品5000立方米。还有涂料厂、钢窗厂、保温材料厂等，填补了格尔木地区建材行产的空白，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认可，市场得到了信誉良好。农场机修厂曾经是格尔木地区建场较早、设备齐全、规模较大的厂家、在机械理和制造方面做出过世巨大贡献。农场建筑安装公司，是三级施工单位，施工设备先进，技术力强，为城市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农场先后建成了农垦饭店、青垦大厦、青垦商城、集贸市场等商业和服务业设施，并改扩建了水泥厂等。农场走出了经济结构单一的困境，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综合发展的格局。

从1988年开始，省农林厅对格尔木农场签署了以场长柴全柱带头冲毁对格尔木农场签署了以场长柴全柱带头承包经营的、一定三年不变的《经济合同书》，在农场范围内的企业单位均实行场(厂)长、经理负责制。在1988年的三轮承包中，农场的生产和经营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1988年是格尔木农场向上级承包的第一年，这一年就全面完成了承包指标，农场一举扭亏为盈，首次实现利润 32万元。以后由于农场建场历史较长，遗留问题较多，职工离退休高峰期的到来，离退休费用急刷增加，加之市场竞争激烈，农场的亏损额又有回升。

1997年，农场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1996年粮油作物平均亩产已分别达到781斤和203.9斤，增大了再上新台阶的难度。市场竞争非常剧烈，格尔木地区商业和饮食服务行业已接近饱和程度，要想赢得市场还需加倍努力。离退休人员和离退休费用已达到高峰，每名在职职式平均负担0.61名离退休人员，农场负担过重。农业职工大量退休后，劳动力亦感不足，在未引进劳动力以前，影响了播种面积继续扩大等。农场场长韩选民同志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新一轮承包。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指导下，农场将抓住机遇、深化企业改革，面向市场开拓进取。其基本构思是：在农业上要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开发土地资源，保质保量地完成农业综合开发任务，使之更快地发挥效益；要根据市场需要高速种植结构，在保证粮食供给的同时，逐步扩大经济作物各植面积；要树立大农业思想，加强农业广度开发，逐步向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合作化的方向发展，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规模要效益；要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行科学种田，要引进优良品种、引进科学的耕作技术，增大农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要进一步深化农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借鉴农村土地承包的经验和形式，实行租赁等方式，把土地的使用权和农产品的处理权交给职工，克服一切由企业包揽的弊端，从而扩大职工生活费用自理；继续加快“菜篮子”工程建设，不断扩大蔬菜种植面积，保证对城市的蔬菜供应，要逐步扩大日光节能温室的面积，用三年时间把园艺公司真正建成格尔木地区的蔬菜基地。

在工商建运服行业上，仍取抓大放小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加快所有制结构的高速，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大力推行股份合作制，实现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酱联合，是农场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积极倡导联合投资、参股经营，发展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职工发挥个人场长搞个体经营。要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新的就业渠道和经济增长点。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要通过转轨建制，进行制度创新，大力推行企业改制。要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实行“一厂一策”的办法。通过十五大精神的学习，农场的改革将全出现一个新的飞跃。

格尔木农场对社会的主要贡献：

格尔木农场为格尔木市和其他地区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农事产品，支援了城市建设。早在劳改农场时期，农场上交的征购粮和其他农副产品曾供应过青藏公路的建设者和柴达木盆地矿产资源勘探者，对格尔木地区的早期开发做出了贡献。直到目前，格尔木农场的穿凿在格尔木地区仍占绝对优势。从1988年起，农场每年完成国家定购任务60万斤，农场每年对外销售小麦均在300至400万斤。农场的蔬菜种植面积较大，亩产和总产较高，提供的新鲜蔬菜占当地生产的50％左右，对满足城市居民蔬菜需求，平抑市场价格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格尔木农场为格尔木市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1955年建场初期，农场就帮助当地哈萨克族牧民群众开荒造田、提供种子和农业技术，促进了民族团结。大格勒农场原是诺木洪农场1959年废弃的一个农场，1968年农建师进入该地区复垦，首先开挖渠道，用卵石衬砌了两条干渠，1969年开始农业生产。因该地区沙包又多又大，基本上没有连片的土地。当时军垦战士只能围绕沙包浇水、耕地、播种，有许多土地只能用人力拉有耕摆播种。以后经过规划设计，经过农场职工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机械、人力一起上，硬是把原来的数千块小地改造为灌排方便的数十块大条田。林、田、路、水基本配套，粮油产量年年上升。1979年省政论为安置龙羊峡库区农民，农场为了顾全大局将大格勒农场的8321亩耕地和全部水利设施、房屋林木以及部分机械设备移交给了库区农民。在成立大格勒人民公社以前，农场还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场留在大格勒的农业技术人员和其他业务人员为农民提供服务，帮助库区搬迁带队干部和群众尽快熟悉当地的土壤、气象等条件，致力于加速库区群众致富。1980年为了支援格尔木市阿尔顿曲克区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经省委指示，从河西分场一、二划出耕地5357亩交农牧民耕种。该土地现由郭勒木德乡经营。1987年4月为了安置乐都县调庄农民，经省政论批准，从河西农工商公司十一、十二队划出耕地4148亩，农场职工也随之迁出，该地现由郭勒木德乡新乐村耕种。1995年5月为了安置大通县黑泉库区农民群众，从河东农工商公司6除草给耕地7016为地。现由黑泉库区农民耕种。以上省政论有批文划出的耕地面积为24833亩，有力地支援了格尔木市农业的发展。另外，农场在格尔木河间地区开垦并种植过的大面积耕地，其中有一部分被郭勒木德乡农民复垦耕种。这部分耕地尚未从农场耕地面积中核减。农场的商业、饮食服务行业、工业、建筑安装业等，为繁荣格尔木地区经济、推动城市建设起一定的作用。

农场在基层的商业网点、学校、卫生医疗机构，为当地农牧民群众购物、子女就学、就医等提供了方便，增强了民族团结。

农场兴建和管理的东、西灌区，不但灌溉了耕地和草原，而且为城市绿化提供了水源，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随着农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减轻了城市就业压力。经农场培养教育，以后调往其它地区、其它单位的农场干部和工人，大多已马为现在单位的领导人和业务骨干。

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忆创建香日德农场的无名英雄们

崔蜀江

每当提起柴达木绿洲农业的开发，我就首先想到50年代进入盆地的开拓者，想到那些献身劳改工作的老同志。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业绩，而且都已退出工作岗位，但他们毕竟是直接参与了劳改农场的创建工作，历尽了艰难困苦，把毕生精力倾注在劳改事业上，谱写了改造罪犯和开创柴达木绿洲农业的新篇章。

香日德农场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海拔2997米，年平均气温4摄氏度，年降水量166毫米，蒸发量2227毫米，无霜期90天左右，干旱、霜冻、风沙等灾害性气候居多。场区内的土地，多数为薄土层，或沙砾石滩。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历来被视为既不宜牧，更难农作的不毛之地。

1955年10月中旬，30多人首批进入实地勘察筹建。这时的高原气候，已是寒冬来临，茫茫荒野显得格外凄凉。他们毫不迟疑地卸掉行装，扎上帐房，垒起锅灶，立即开始土地勘测丈量，绘制规划蓝图。他们风餐露饮，乃至通宵达旦地抓紧时间，终于赶到翌年年初，踏遍了这片荒原，摸清了它的地形地貌、土质概况，以及当地的水文资料，为以后建场设点，总体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正因为这一些同志，是最早筹建农场的，每当后业的人加快起这段往事，都把他们誉称为“建场元老”、“创业元勋”。

1956年年初，各路人马陆续调集进来，摆开了创建农场的架式。先是有从湖北沙洋农场调进的拖拉机分队机务人员，有从茶甘公路工程处调转业的干部，接着便是从外省调进劳改犯人及随队管教干部。与此同时，首批从华北训队来的转业军人和一部分上海、四川籍的招干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创建劳改农场的第一线。就是他们这些同志，从此扎根高原，以场为家，长时期地担负起改造罪犯、改造自然的历史使命。为了抢时间赶农时，做到边开荒播种，人力、机械一齐上陈，春节刚过便拉开了大面积开荒造田的序幕。随后以第一批调进犯人的日期，即1956年2月27日，正式宣告香日德农场成立。这第一年始建，一切从头做起，开了荒、种了地，当年收获粮食280万斤。还加紧修建房舍，使全场7000人（住了一年帐房），赶严冬前搬进了新盖的土窑洞和简易房屋。

建场第二年，进行调整、巩固，暂缓开荒扩大面积，着力种好已有耕地，以改土浇水为中心，大搞平整土地，兴修水利设施，以期逐步改善最基本的生产条件，给以后的发展打基础。尽管从筹建到1957年，连续苦干了两年，也未得到适当的休整，但全场干部职工依然情绪饱满，以苦为荣，苦中取乐，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事实上也这样，我们当初的劳改工作干部，不论场部机关和大队，不论男女都长期坚持参加体力劳动，长年手上长老茧，脸黑黑的，一层层的胶皮，尤其是中队的干部，白天带队出工劳动，晚上还要教育改造犯人，深更半夜又得起来查监，他们比谁都起得早睡得晚，比谁都辛苦劳累，却从无怨言。甚至包括我们的女同志，也照样从场区几十里之外，一趟趟地背回百把手羊粪，为增产增收，从不喊苦叫累。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坦荡胸怀。

1958年进入发展阶段，直到70年代中期，将近20年的时间，处于时起时伏、时快时慢的状态。这段路很长。也很艰难曲折，由于经过前段的艰苦创业，考验锻炼了干部队伍，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使农场的各项生产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劳改农场。在这具期间，即5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大气候多变，各种“运动”接二连三，反右倾、大跃进、大炼钢铁、3年灾害，以及10年“文革”等，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假话、大话、空话盛行，使我们走了弯路，爱过挫折，耽误了不少时间。而在这种情势下，全场干警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稳住了劳改场所秩序，也从未放松过粮食生产和改造工作。就连有的同志，挨了批判，受了委屈，仍然忍辱负重，埋头工作。尤其是在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1963年至1966年，连续进行了全面恢复、整顿和综合治理，收效极为明显，使农林牧副业都有了较大发展。到70年代初期，全场粮食总产量便稳定在2200万千上下，1979年也曾创造小面积春小麦亩产2026斤的世界记录。通常年均粮食商品率为40％左右，成为海西地区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创建香日德农场的历程，值得我们回忆的事情很多。比如：为改造沙砾石河滩地，进行淤地造田工程，为寻求稳产高产而进行的一系列科学试验；乃至在那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里，仍在翻山越岭寻找水源，直到后来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托素湖，实施的引水工程，等等，都是值得记述的。但就建设柴达木绿洲农业而言，就香日德地区的实际状况，能以不断改善小区域气候，改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改变自然面貌的。当属大规模地开展植树造林之举，归结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片林海。

香日德农场的植树造林，是风沙逼出来的。建场初期的灾害性气候，至今历历在目。我们清楚地记得，场区西北方向是个大风口，每年春季几乎天天起风，这时正值播种和幼苗出土，一遇大风，沙暴，便剥蚀表土，吹走种子，毁坏幼苗，使成千上万亩农田受损，造成轻者减产，重者颗粒不收。我们还记得，在场部以北的几个中队，吃尽风沙之苦，风沙把通迅路折断，把围墙、棚圈推到，把渠道填平、水源切断。大有沙进人退之势，时刻危及着人的生存条件。我们更不会忘记，建场初期年年者有狂风沙暴出现。有一次100多名犯人在管教干部和武警看押下，出工到10公里之外背羊粪，收工途中骤然狂风大作，铺天盖地的飞沙走石，瞬间把队伍冲散，干部找不见犯人，犯人看不见队长，因为迷失了方向，只得彻夜爬在荒野等待救援。在此情况告急的同时，武警部队紧急出动，场部干部全体动员，连夜搜索寻找，直到翌日天明，才三三两两陆续回来，最后几个因体弱、饥寒，等到找回驻地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了。

香日德农场的造林成果，是创业者们和全场男女老少，长年累月的幸勤劳动换来的。早在建场前期，尽管都在忙于开荒种地，忙于各业待兴，但对植树造林，仍作不力所能及的筹备。当时的主要问题，是苗木厅缺，就地无村可取，只能是自行育苗，而后集拉回两汽车杨树枝条，开始建立苗圃，培育幼树。1959年基本完成四旁植树，扩建苗圃100多亩。直到1962年育成的幼树达数百万株，造林也随之纳入总体规划，加快了进度。1964年，学习新疆建设兵团建设条田经验后，开始大规模地营造护田林带。1965年首先完成10000亩田林路渠配套条田建设工程。以后逐年均以40万株以上的造林速度扩展，到1975年完成了横贯场区东西的主林带和大部分条田林网的建设。此时，大部分幼树已长大成林，开始明显地起到防风固沙作用。同时，林业队的小网格条田试验收效更好，并从此凭借小区气候的改善，突破了果树栽培不能安全越冬的难关，放弃多年“匍匐栽培、封土越冬”的做法，改为“直立栽培、露田越冬”，的成功地探索到既省工又利于推广的新路，开创了高寒地区果树直立，露田越冬的奇迹，填补了柴达木盆地的一大空白。1985年《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试行本）记述：“柴达木盆地的香日德农场，从1965年开始造林，现保存林木666.6万株，林地面积17883亩，占耕地面积的18.9％，其中农田防护林带532条，占地4242亩，成片林6916亩，四旁植树56.46万株，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护林体系。在林带的保护下，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粮食平均亩产达466斤，比建场初期提高69％”。

事实上，这在80年代初期，在香日德主场区就较早地达到这样的规模水平，连同场属西部（伊史高里、巴隆）两个大队的护田林，全场拥有林木总数已达720万株，护田林带590条，全长420公里，达到全场人均有树1000株。最先成为全省屈指可数的奇迹。林业建设的成果，不仅使荒漠变良田，而且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若按最低估算，每株树值10元钱，那该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呵！

事实上，凡到过香日德农场的人士，包括外省市的领导同志来场视察、新闻记者到此采访后，无不为之感叹和惊奇。这里我决非夸大其词，不信你站在青藏公路500公里睡的驼驼山上，就可以看到东北方那片林海绿洲，那数不清的林网，交织成一块块条田，拥抱着大地沃土，处处一派生机。你若在夏日走进密林深处的林业队，那是一片林果并茂的田园风光，你会顿时感到空气滋润，清风拂面；你会看到油菜花，黄蜂蜡飞舞；你更会倍觉心旷神怡，仿佛置身于北国江南。

如此大规模的人工造林，持续20年之久，而且又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其难度之大，费力之多，并不亚于抓粮食生产。首先是各级干部心齐，自觉性高，有紧迫感，始终把造林真正当做大事来抓。再就是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群众性的义务劳动与专业队伍长年投入相结合，把任务落实到队、组和个人。场设有林业队，中队都有林业组，专门负责林木管理，象种地一样去浇灌耕耘。第年春天，全场总动员，干部、职工、家属、师生一齐出动，掀起植树竞赛热潮，加紧多种栽活。结于沙砾石地段，就要提前整地、修渠、挖坑换土，加倍付出劳累。尤其在建场初期，既要大量繁育苗木，又要多方设法保护幼树越冬，同时还逐年引进繁育了许多新品种，如新疆杨、北京杨、河北杨等，都具有速生、优质、适应性强的特点，而且挺拔高大，病虫害少，更适宜造林美化环境，也是用材林木的理想树种。总之场里所有人员都把造林引为自豪，植树光荣，毁林可耻，成为他们自觉的爱场公约。就是那些离退休的老同志，至今依然对农场的林木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我撰写这篇文稿时，曾走访了最早带队进场勘察筹建的领导，也和一些最早参加创建农场的老同志，一起共同加快那段不寻常的战斗历程。虽然有些细节已记忆不清，但感受是相同的，有过奋发向上的激情，也有过历史徘徊的痛苦。他们对那时的同志情、阶级爱，同甘共苦，无不为之动情。他们说：香日德农场的创建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与大自然抗争的创业史。它不只是取得开荒种地、稳产高产的成功经验，而且通过大规模地植树造林实践，找到了一条建设柴达木绿洲农业的必由之路。人常说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以为这指的是以后的路更长，要求也更高，而且在前进中，还会出现新情况，发生新问题。其实，创业和守业都不容易，只要有点真诚奉献精神，有点自觉的责任心、使命感，仍然可以锦上添花，大有作为。尤其像林业建设，事关农场的兴衰大局，切不可掉以轻心，不仅要管好现有林木，还要继续不断地造林、更新，世世代代传下去。反之，如果毁林现状得不到遏止，历史的业绩势必造成惨痛的结局。

在这篇短文就要结尾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怎么文中没有提到一个人的名子，没有记述一个人的事绩呢？我只能实话实说，我掂量不准该记述谁或略去谁。他们这一大批献身劳改工作的干部，都是亲身经历了那段艰难的征程，是一个为着同一目标而荣和骄傲，是值得称颂的柴达木人的精神。当年这些同志大都来源于省外调入，大都是当过兵的人，还有不省有理想有追求的进步青年。他们政治思想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服从命令听指挥，能吃大苦耐大劳，因而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迅速打开创业局面，经受住一个个的挫折和考验，甘愿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他们中间有省级先进工作者和行进生产者，有全省科技成果奖的获得者，还有评选出席过全国科技大会并受了奖励的优秀代表。他们当中有的同志，由于长年累月地辛勤工作，以致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令人痛惜。健在的老同志，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依然关心着农场的建设，关注和期望家丑的更大发展。因此，本文的初衷，也只能还他们一个无名英雄的形象，并以此寄希望于后业人，立足岗位作贡献，再创新的辉煌业绩。

回忆德令哈农场建场之初的畜牧业

颜宗泰

畜牧业必须根据“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认真执行“水，草、管、繁、工、种、农、防”的八字增产措施。1954年青海省筹建大型国有德令哈农场之初，就已确定按上述方针罗农场的畜牧业。我去农场的头一年，除积极配合建场做附近天然草场有关养马、牛、羊牲畜的实际经验，同时购置畜牧业务书及杂志进行钻研，以丰富养畜知识，为办好畜牧业做思想准备。同时还想利用时间总结当地蒙古族的放牧经验民备参考。对于这一想法和意见场领导很支持。三年多中个人亲身参办了以下几桩事：

一、大力发展养猪业

我们的目标是以本省的土种猪为主，利用优良的“哈白种”公猪进行杂交改良，提高产仔率，产肉量，使猪多、肉多、肥多，促进粮食增产，供应农场及社会肉食。故农场于54年秋派谢万祯同志去湟源、化隆两地买回土种猪仔150只，55年春又由我从西宁副食厂、养猪厂买回半岁至1岁的纯种“哈白”种公猪10只及杂猪100只。场部留下10只纯“哈白”种公猪集中饲养、管理，并由一名畜牧大学毕业生直接负责。其它所有仔猪全分散到六个作业站猪场饲养、管理、繁殖，?配备有经验的职工犯人并固定兽医一名，直接负责的干部则为各作业站养畜队长，场部业务科则有技术较强的畜牧兽医干部，经常去各猪场检查帮助养猪工作。我们安排离场部近的一、三、四站的母猪直接到场部配种，较远的二、五、六站则逐步配备“哈白”种公猪1-2头，就近配种。

经过调查这，我们初步制定了《养猪的饲养管理规则》，根据农场重要依据主要从饲养，管理防疫卫生等几方面着手，农场的饲料很丰富，数量又多，并实行粗料细做，如碗豆叶、油菜荚叶、青苜蓿等均粉碎，去净土、杂质等；精料充分利用家产品加工后的豆腐渣、粉渣、醋槽、酒糟、麸皮，油渣等；切实节约用粮或不用粮，利用间隙地多种胡萝卜、蔬菜、洋芋(煮熟喂，但煮洋芋水不能喂)作多汁饲料，适当加喂食盐，骨粉。喂食次数及定量均有规定，按不同猪种，年龄分别给食给水。配料则分春秋两季一年进行两次，母猪孕期140天左右。当时我场 “哈白”种公猪较多、且喂食优质、适当、个个体壮膘肥，精液充足，不必人工受精，仅有固定架，人工辅助即可。同时采取复式交配法，其法当母猪(起码十月以上)发怔的第一天早上喂食前先与一头公猪交配，隔10-15分钟用第二头公猪交配并于下午喂食前同样交配一次。仔猪由原来的每胎5-8口，提高到12-15口且都能成活、健壮。种公猪必须年满一岁，体重60公斤以上。改良后的杂交猪一般比土种猪产肉量讥一倍以上，年长肉120斤是常事(土种猪产不过50余公斤)，且耐寒、粗食、疾病少。各类猪均要适当活动散步式放牧，增加食欲，加强消化，减少疾病。尤其要注重防疫卫生，从猪体本身到猪圈，内外环境经常保持干净。冬春季的防寒保温措施一定要跟上，对传染较快的猪瘟，猪肺疫都得事先预防，每年要注射一、二次疫苗。

对于养猪业，农场的干部，尤其是各站领导都极重视，不时督促、检查。场站业务科经常深入基层猪场，端重视，不时督促、检查。场部业务科经常深入基层猪场，实地察看，总结推广经验。如在57年元月畜牧科长组织各站猪场专业干部、馒头员、兽医等去六站猪五、六天，进行全面了解。该厂56底存栏猪499口，肥猪3口，收入5000余元。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对不足处提出补救措施，推广全场后收到较好的效果。队长魏元玉同志参加了省上农牧业群英会并获得一等奖励，在农垦系统农场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农场的绵羊杂交改良

农场创建之初就已规划办一畜牧场，发展成经济牧场。但经过多次查看，远至哈拉湖，大部缺水缺草，小块的巴音河脑，地方太小仅够群众放牧，其余适宜骆驼、黄牛、少量马匹山羊放牧，与我们的主观愿望相距甚远。

1955年根据省厅指示作价接收了大通县一批牲畜。当时联合工作人员是大通县财政科主任科员韦钟典，公安厅一方是颜宗泰、敬延祯等。由于当年难以转动德令哈，而接收的大部牲畜又在皇城滩，其中除马、牛外，有藏系绵羊上万只。旧社会西北羊毛改进处皇城滩建立有种羊场一处，用新疆细毛羊各公羊杂交当地藏系母羊，向牧民进行推广。交改良有了认识，杂交改良后毛肉兼用自比土种羊高得多。我们购买的羊群中已有杂交的改良的藏水源等条件继续向办经济牧场方向发展。在省畜牧厅绵改推广站指导下，我们选留4、6口藏系母羊1800只，成立了绵羊杂交改良队，归鄂文清同志(亦公安厅调来的干部先为农场直属皇城滩大队负责人，57年起任畜牧分场生产股长)负责，配备畜牧

种别	头数	受配母羊数	百分率	复配母羊数	占补配百分率	未配母羊数	占总羊数百分率	死亡数	百分率
新疆公羊	10
藏系羊	1755	1576	86.4	239	15.1	249	13.6	9	0.58

工程师张逢旭(原为国民党贵德军马场少校场长，专业大学毕业，问题解决后

曾在省畜牧医学院任教授，现已去世)驻队具体技术操作，选派懂配种常识的

青年牧工6名放牧。该队配备新疆细?羊公羊10只，后又加高加索美利玛种

公羊一只，相应的仪器()显微镜两部并其他应用器物)均由畜牧厅推广站供给。我们自56、57两年中进行细致杂交改良，成绩斐然，仅将56年杂交改良统计情况列表如下，可窥全貌。

1956年配种情况统计表(一)

1956年生产成活统计表(二)

母羊头数	受配数	受胎数	百分率	产值数	百分率	流产数	百分率	成活率	百分率
1755	1576	1426	90.4	1250	87.6	176	12.4	1002	80

1957年剪毛统计比较表(三)

畜别	品种	年龄	剪毛头数	体产量(市斤)
绵羊	藏细羊	成年	4234	最高	最低	平均
	一代杂种	成年	506	5.0	1.1275	2.744
	藏系	七个月	1097	1.0	0.35	0.624
	一代杂种	七个月	768	2.437	0.5	0.905

我场藏系羊和杂交改良羊同群放牧，杂交羊比土咱藏系羊成活率低10％左右，个体剪毛量成年杂种羊较藏系羊高82.30％，七个月幼羊高44.8％，毛价高35％，毛能纺织较细呢料，产肉比土种藏羊高2/3。总之，杂交改良羊从毛、肉比较自比土种藏系羊利润大，不过藏系羊性较野，发怔配种时抓羊次数过多，耽搁吃草时间损失较大，万年母羊一般杂交两胎为宜。两年的绵改工作是与省畜牧厅推广站帮助指导分不开，我们曾有几点体会：

(一)进行绵改，自然条件一定要优越

皇城滩是一小盆地，气候温和，牧草生长旺盛，且种类繁多，有130多种，水源有两条河流，非常丰富，是理想的绵改基地，而且又多杂交改良绵羊的经验。

(二)人的因素决定杂交改良的发展前途

皇城滩畜牧分场能够成功繁殖杂交改良绵羊，人的因素应占第一位，且具有事业心强的人是可贵的。我们搞绵改的干部、技术能手、工我都一经选定，再也不更动，以能发挥处及积极精神。如鄂文清同志是民和土族人，在其家乡就有养羊的习惯也热爱畜牧业。具体操作技术人员张逢旭更具有立功思想，极力发挥其长，贡献给人民事业。牧工也是挑选培养的。让人们畅怀去一心工作，是绵改成功的首要条件。

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执行极左路线的年代，用人标准只讲阶级性不讲事业性，更不管知识专长，使绵改工作成了“昙花一现”随之萎缩了。如58年春皇城滩农场兼并了畜牧分场。乘整风反右的余威，借故狠整分场领导之际，由劳改局规定张逢旭的工资按原工资的70％发给每月90元，认定牧场领导有意包屁右派、重用右派，将工资降为30元。仅能维持个人生活，谈不上养家(其家有没工作的妻女二人)。干部们多数挨整，绵改停止，等于直接破坏了新生事物。

三、在德令哈我们对役用牛马也进行过杂交改良

我们曾从海晏三角城种羊场购进秦川种公牛2头及杂交牛30余头，和当地的黄牛进行杂交，采用人工辅助自然交配法。农场共杂母牛50头，为群众杂交10余头，所产牛犊个头一般比土种高出2-3公分，力量大，唯产奶量增加少，杂交牛适宜拉步犁，小播种机等。用卡巴金种公马的精液曾给当地零星收购的有马媾疫的母马注射，效果都好。

在1957年夏季时农场有各类牲畜统计：马骡千余匹(其中役用马434匹，骡76头，母马及未成年马478匹，尚有当年产小驹40余匹)，牛747头(包括黄牛、犏牛、牦牛，其中役用289头，放牧458头，内有奶牛、未成年牛等)，绵羊2204只，山羊353只，猪有万头左右，另外经采购、放牧、管理、繁殖2-3年后外调马海农场马200匹，牛400头，绵羊5000只左右，归给浩门农场棉羊万只左右，马200匹，牛500余头。

在德令哈农场自创建办场至57年夏季数年中由于场领导的充分信任、放手，个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忠实献身于畜牧业，配备的干部，不少是有内行知识的少数民族同志及有专长的畜牧兽医技术人才，对畜牧事业均积极热情，所以，顺利完成了农场交给的任务。回忆往昔岁月，尚感自慰，并以此缅怀已去逝的领导和战友们，亦感念在世的战友们。

国营居尔玛农场与居尔玛青年农场的始未

曹清景

居尔玛农场与居尔玛青年农场的情况，目前天峻县知情人很少，原来知道些情况人，都已不在天峻县了。这两个农场因属州上领导，除县委书记周信仁、张旭光及少数有关人员常去外，其他干部去的很少，当时我也只是听到些情况，没有云过农场，时间一久，有些事情也记不清了。因为我编写天峻县志经济编，有点这方面的资料，资料太少、亦难详述。这两个农场，是1958年大办农业的失败典型。

1956年8月，青海省移民垦荒局在天峻县人民委员会周围的布哈河两岸和天棚、居尔玛地区进行气候、土壤考察，调查土地45.3万亩，认定县政府以东的布哈河两岸，以及居尔玛地以成熟青稞、油菜等农作物。居尔玛滩，海拔较低气候温暖、地势平坦、水源丰富，可种植各种农作物。这考察成为1958年天峻县大办农业，大开荒地的依据。

1958 年4月14日至5月23日，省劳改局陆续派到天峻百余名干部，在居尔玛滩筹建“青海省下怀仓劳教农场”即居尔玛劳教农场，归海西州领导。

1959年，农场约有劳教人员二百余名，并开了数千亩荒地，种了些青稞、油菜、甜菜等农作物。甜菜有些收获、青稞、油菜均未成熟。在种植尚未成功的情况下，1960年3月，海西州委决定撤销居尔玛劳教农场，在该场基础上建立居尔玛青年农场。决定后，劳教人员陆续撤离，留下了27名干部作为青年农场的管理人员。3月份，从河南省固始县迁来支边青年994人为青年农场职工。建场时实有1050人，其中青年994人，领导干部和医务人员5人，管理人员27人，原劳教农场留下勤杂工15人，家属小孩23人。当年开荒地21000亩，播种9256亩。因气候条件限制，无霜期太短，加之耕作粗糙，到秋季颗粒未收。1960年正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青年们生活条件、居住都很差。从河南到高原，气候不服，水土不服，许多人又生病，加上部分管理干部打骂青年，违法乱纪，当年冬天，青年开始逃跑，陆续逃跑208人，各种原因死亡71人。1962年州委决定居尔玛青年农场停办。青年全部遣回原籍。

柴达木的第一所半农半读职业学校

顾乃斌

1964年7月。德令哈农场职业学校成立了，它是德令哈地区的第一所半农半读学校。全校共有教职员3名，兼课教师2名，炊事员2名，大部分学生是委托西宁市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代招的。当时在西宁街头，随处可见招生通知。由于所职业学校是以培养拖拉机手为目标，所以要有小学毕业学校是以培养拖拉机手为目标，所以要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以政治思想好为主。共计热情学生36名，学生的政治素质较好，其中有青年团员7名，少先队员29名，27名学生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占学生总数的72％。年龄为最大的只有17岁，最小的只有12岁，平均年龄为14岁。入学初期思想比较混乱，思念家乡心切，集体生活过不惯，有的还轻视体力劳动。学校坚持毛泽东思想，按照党的教育方针，贯彻执行了半天劳动的基本制度，大讲培养接班人和半农半读学校的前途，立志为开拓柴达木盆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农业机械化生产开创更好的前景，从而提高了深重的思想觉悟，安定了在草原牧区学校学习的情绪。

全校就这一个班，36名学生中，除有12名是生长在农村，稍有农业知识外，其余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他们铁锨、镢头不会用，小麦、燕麦分不清，经过学校半日劳动教育，贯彻自力更生，干啥，边学边干，互教互学，师生共同劳动的教学方针，经过一年的时间，学生已能比较熟练的掌握几种农业劳动的常用生常用生产工具，并且学会了翻地播种，田间管理，收割打碾，脱料归仓一套生产技术和程序。尤其在积肥劳动中，他们不嫌脏、不怕臭，肩挑背扛十分积极。在1965年底，学生们共计积肥18万斤，种田50亩，收获粮食5500公斤，蔬菜6250公斤，养猪4头，自己动手修制工具52件。半农半读，参加劳动，培养了深重农业实践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出社会主义新我。

这所学校学制为两年。第一学年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开设语文、珠算、会计、农业知识等课程；第二学年以专业技术学习为主，课程有机械常识、拖拉机构造。学校以学什么，看什么，以实践观摩为主的教育与实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德令哈农场有一所比较完备的修配厂，是以修配农业机械为主的厂子，凡需实习的课程，带领学生到修配厂实习观摩，驾驶拖拉机，以此来加深学生的理性知识，提高教学质量。学习农业知识时，讲到播种，就带领学生在田里播种，讲到收割，就安排学生到田间秋收。依照季节的变化，结合农田作物的生长及收获情况教学，使学生们在实践中提高。

在教学中，还重视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开展学习王杰活动，提高了一心为革命以及爱护公物，反对浪费的思想。在修理拖拉机的实习中，要求爱护每一个螺丝钉，只要是慢慢拧下来还可以用的螺丝钉，就绝不用铁锒头砸坏。遵守校规，外出必须请假。生活会上，大家都能对照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畅所欲言，使每个学生树立了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劳动的思想，使全校师生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学习课程中努力学习知识，在劳动实习中，认真踏实参加劳动，在课余之暇，参加有益的课外活动，锻炼身体。

这是德令哈地区第一所半农半读的职业学校。在教学中体例深刻的是半农半读能够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有利于贯彻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了一代既有农业知识，又有机械修理常识的新人。经三十年来的考验，不少当时的学生，在今天已起上工农业生产的领导岗位，为具有社会主义物色的工农业发展，做出各自贡献。

忆德令哈农场职工医院

顾乃斌

1954年2月，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东北缘，库尔雷克湖以东的德令哈，这个蒙语译意为“金色田野”的地方，建立起了德令哈国营农场。

为了跟上农场建设的需要，保证广大建设者的身体健康，首先成立了德令哈医院，这所医院就是柴达木广阔草原上第一所医院。

由于大批人员进入德令哈地区，不少人不能适应干旱少雨、气候恶劣、变化无常的气候下情况，有些人生病了，于是在荒野里搭起了马脊梁帐篷，做为临时和医疗机构。由于新建场地，难以吃到新鲜蔬菜，很多人患了夜盲症，晚上小便都得几个人手拉手外出帐篷。当时医院的医生郝生栋。贾乃鈺等为了治疗这种疾病，想方设法配制针药注射治疗，使夜盲症患者逐渐好转。

草原上有了帐篷医院，当地乡村群众不断前来医院就诊。仅从1954年建场初期至1958年，计应诊人数为9116人次。因重疾患不能来医院就医，派医出诊治病的有760人次，因危重病急、病重予以急治疗者达326人次，治愈率达89.2％。同时在群众中推广新法接生，为群众接生63人次。在长达4年的群众医疗中，没有发生过一死亡案例，得到了群众的好譓。在1954年刚进场的时期，有3个月的时间，对群众治疗疾病，完全免费。后来对群众的收费除贵重药品按原价收费外，一般普通药品都是少收或免收。

由于农场各生产单位分散，距离较远，生产面广，各级生产人员均是早出晚归的进行田内生产，若因小病到医院就诊，势必影响生产。因此，当时医院推行医生下工地，医药送上门的服务准则，供患者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生产治病两不误。与此同时，还进行卫生宣传，要求工地饮水，水锅必须加盖，不能饮用生水或末煮沸之水。携往工地食物，必须用布、用纸盖好，严防灰尘及蚊虫落降在食物上，以防肠胃病的发生。并且号召大家不要在阴凉处就地而躺，不要赤足地下水、以防关节炎等疾病的发生。

随着农副业的全面发展，职工医院也随之逐步健全，至1964年职工医院及下属医疗队，卫生所共计有医护人员118名，包括简易病床720张。每年门诊人数约在10000人次左右，住院病人约为2000从次左右。如急诊制度。入院、出院工作制度、巡诊制度、隔离消毒制度、婴儿室工作制度、放射线工作制度、理疗室工作制度、供应室工作制度，病毒讨论制度、统计工作制度等。

为了职责到人，做好工作，职工医院还订立了工作人员职责，如院长职责、医务主任职责、保健主任职责、妇幼保健主任职责、主治医师职责、产士职责、药剂士职责、检验士职责、放射线医师职责、理疗医师职责等。使各级医护人员有章可循，建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尽职尽责，搞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全场人员和医少药的乡村群众健康，为草原牧区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忆柴达木人民医院艰苦创业

柴达木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远近闻名的聚宝盆。它的开发与建设，对青海省经济腾飞，科学文化的发达进步，全省各族人民的富裕幸福，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柴达木开发与建设的需要，为确保盆地创业大军的身体健康，在柴工委和柴行委领导的亲切关怀下，于56年初由柴行委文卫科科长王耀东同志和哈尔滨医学院毕业的芦伟同志分别担任柴达木人民医院的正副院长，主持医院的筹建工作，院址设在柴工委、柴行季首府所在地——大柴旦。

当时医院的架子，仅有两名行政人中和四名中级医务人员。唯一的家当是三顶白布单帐篷。两顶作为宿舍，一顶为门诊医疗室。在简陋的条件下，仅能诊治一般常见病。对此，领导指示，由王耀东同志去西宁向省卫生厅汇报医院当前情况和存在问题，同时申请配备人员、?设备和资金等。在省卫生厅的关怀支持下，从省干疗院调了会计、出纳、秘书及管理员等，分配了西安医学院毕业生一名，省卫生学校毕业生六名，还有由省卫生厅在南京、上海招聘的中医二名，药剂士一名。57名初由省人民医院抽调了内外科主治医师各一人。上述人中服从组织分配，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愿望了，放弃了舒适美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来到荒漠戈壁干旱缺氧的柴达木盆地，志愿吃大苦耐大劳，将宝贵的青春奉献给柴达木，誓与柴达木同呼吸共命运。

56年4月开始动工修建柴工委、柴行季领导机关以及下属各单位的房建工程，争取年底各别“帐篷城市”。到了十一月底，医院的基建任务基本完成。医疗设备、办公家具、病床设施、大宗中西药品等，也分期分批先后运到，经过积极陈设，门诊病房基本就绪，开始应诊和病房收治患者，一所初具规模的医院，就这样在柴达木盆地诞生了。

57年3月下旬，土地解冻，在去年底基建任务完成时，已时入了深冬滴水成冰时期，故现场遗留了一些扫尾工作，如前后院子沟渠纵横，大小石头遍地，地面凹凸不平，往业行人十分不便，急待平整。院领导的布置下，除留少数人处理病人外，其余人员均参加填沟，清除石头，碎土块、垃圾等。连续搞了一同，院落面貌焕然一新。

到了该年五、六月份，原大柴旦手工业联社下马时，遗留下了一窑砖，柴行委通知“那个单位需要进，可无偿的云窑上拉”。来住行人无所阻挡而影响治安的现象，全院职工都很赞成。于是立即组织安排，以科室为单位，分为四组，分头去到各单位借用架子车，利用早、午、晚休息时间，以及星期天全天拉动砖头，往返于砖瓦窑约两华里路程穿梭不休。各科室你追我赶干劲十足，仅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除拉足了砖块，又拉了不省土，准备在砌墙时代替石灰用。在料备齐后一鼓作气，在没有技工的情况下，自己动手砌围墙。共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了长500米，宽120米，高1.7米的崭新美观的红砖围墙。群众自豪的说:我们的大家庭紧凑、美观、大方。应当很好的珍惜它、爱护它。

57年8月医院深觉各均好，只缺少个会议室。召开全院会议用的是门诊内外科室及中间的急诊室，显得人员分散不集中，凡学习、传达文件等，注意力受到影响，效果也比较差，于是产生了利用行政办公室与病房之间的空间地段建一个会议室的想法。说干就干，毫不迟疑，从备料到建成只用了六天时间，便建成了一栋50多平方米较理想的会议室。除开会外还可做为教室，来培训提高初级卫生人员。

在柴达木开发建设的形势下，柴行委下属单位如柴运司、硼砂厂、汽车大修厂、煤矿等，迅速扩大和组建，相应各类建设人才大批进入盆地，原25张床位设施，已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院党支部在58年3月向全院职工提出了扩建医院的设想，为此，院领导还做了动员。会后职工们纷纷表示，要积极响应号召，保证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于是，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精打细算，自己动手，聘用三四个泥瓦工和两三个木工，在不影响业务工作的前提下，各科室输液抽出人员当小工。在备好料之后，于58年4月扩建工程开工了。抽出来做小工的职工，通过具体的分工后，挽起裤腿，挽起袖子，挑起水桶担水，拿铁锹合泥，还有一部分人抬石头、搬土块送到施工现场。在劳动的全过程中，院领导除现场督战外，还能身先士卒，所有职工更是干劲倍增，毫不示弱。每当工间休息时，又是唱、又是舞，热火朝天，没有分毫倦意，年轻人的乐观活泼爽快向上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愉快地劳动，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土木结构带走廊的平房43间，其中包括病房、手术室、器械室、产房、婴儿室、医护办公室、小药房等。此外，在此基础上，一鼓作气，又修建了消毒室、药品制剂室、病员灶、洗衣房等12间平房。当时，大家认为作为柴达木第一代人，为能够服从服务于柴达木开发与建设，而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有人说：我出身于学生，没参加过劳动锻练，来履行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死观。又有人说：自己动手来给国家节约一些开支，将节约下来的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战胜一切困难，全力以赴胜利完成扩建任务。

如此繁重且又光荣的基建任务胜利完成，充分体现了主人公思想和柴达木精神。凡参加劳动的每个职工，颜面、手臂、小腿都强烈的紫外线晒黑了，手上打出了紫疱，皮肤变得粗糙了。还有一位女同志在上屋架时，不慎摔倒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劳动。这他们把个人安然置之度外，也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一致认为：通过劳动对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真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锻练了每个职工，同时与世世代代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丰富了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多的患者，用我们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创造了舒适幽静的治疗环境。这也是柴达木第一代白衣战士，向建功立业身患病痛的阶级兄弟献的一份真诚的爱心。

对五十年代都兰县日安进行畜牧业生产的回忆

罗麟

1957年4月，省民政厅厅长谢高峰科员秦青荣和我三个人，被派去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帮助当地干部进行畜牧业生产。到州府所在地察汗乌苏后，因工作需要，谢、秦二人留在州上，我去都兰县藏族牧民聚居地日安部落。

都兰县日安部落全系藏族，尚未建立基层政权，工作基础差，内外关系上存在不少问题。一些中上层人士对该地区进行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较大的顾虑，抵触情绪很大，对于当地牧民组织起来的学年互助组进行阻挡。在他们看业，“牧民组织互助组，就是逼着他们参加合作社……”由于这个地区群众觉悟比较低，加上我们在工作中的思想，说一不敢还二。他们说：“马不走，车不动，互助组没有头人参加，还能像个什么样子？”结果年前成立不久的六个学年互助组几乎全部垮了(省工作组这次整顿了三个，其余的仍然还是不愿意重新组织) 。这个事实再次有力地说明：我们在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中，如果不首先积极主动地做好头人们的工作，并取得他们的真正赞同和支持，即使我们勉强组织了一些牧民，而整个互助合作的发展，仍然是迟迟不能推进的。至于反坏分子及潜藏的敌特人员趁此大雪造谣，造成上下之间情绪不安，减价抛售牛马，那就更不足为奇了。当时我深深地感到问题的复杂。于是我向领导提出建议：对本省牧主的经济履行，不能采用过急的办法，必须在一个适当地时期内积极进行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等方面的充分准备。省委决定1957年不再建立新的牧业合作社，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但我们还需要继续做工作，做更多的工作，还则，会出现另一种倾向，即以为不再办合作社了。果然这样谣传日来渐多，并带有迷信神怪色彩。如上面已经谈到的，不少的人，尤其是多畜户，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和抵触情绪实在不小。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过去好，现在好，将来好不好就不知道？”“社会主义像雷雨，一下子来，我们可受不了!”“与其将来不自由(指参加合作社，可能受到兴海等其他地区的二些传说影响)，不如现在多自由(日安部落有的多畜户生活费用中念经布施占到一半以上，为海西宗教活动较盛行的地区之一)等等。”对此，我们及时参考其他州、县行之有效的作法，广泛地反复地宣传党和政府在和平改革中“长、宽稳”原则的具体内容和对中上层人士长期合作共事的既定方针政策。在宣传中我们还注意到：既要讲清楚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均须根据需要与可能，以及群众自愿的原则，又要说明入社手也有退社自由、再参加时再欢迎、社内仍然保护私有财产权等道理。进而强调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必须真正贯彻执行。由于上下层生产生活已发生了大的变化，目前日安部落不容易雇上牧工是事实。当地牧工工资一般仍然偏低，加之，党和政府的牧工牧户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我们在宣传中，注意结合当地的一些具体情况，因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仅消除了社会主义改革中的某些思想阻力，而且对稳定群众情绪，发展当前生产，增强民族团结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积极稳步地引导牧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当时来说是一项十分正确的、不可迟缓的工作。但是，也要注意到地区条件和群众基础。企图一个早上办好办完一个地区的互助合作组织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从牧民现有的觉悟水平和认识能力来看，还没有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在搞合作化工作的?还要完成民主改革(反对封建剥削封建特权)任务，加上牧业区游牧流动、缺水缺草、牧民分散，以及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粗放落后，牲畜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等特点，牧业区互助组中也会遇到农业区所没有的困难。因此，我们不能不坚持既积极又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如果要想贪大求快，反而会造成“一锤打不响，十锤补不上”的不良后果。日安互助组散伙的情况，不过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这一段工作结束后，我们向州领导作了汇报上。同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和建议。其中特别提到，为了搞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在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每个工作干部，特别是来自省州县的汉族干部，必须具有一个基本认识，对少数民族中层人士，既要看到他们同劳动牧民间存在的矛盾，也要看到他们在民族宗教关系上同劳动牧民的一定联系(既群众对他们依附和服从的心理)；既要看到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要看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具有爱国立场，愿意进步，靠拢人民，在工作中能够发挥作用的方面。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才能比较容易接近群众，培养民族感情，正确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否则，陷自己于被动，工作也就很难开展，既使开展了，也难以在牧民群众中巩固成果。

忆德令哈巴音河一级水电站与海西东部地区电网的形成

李宗汉

一、德令哈巴音河一级水电站

1958年德令哈农场兴建巴音河水库，兴修大半，60年洪水冲毁，水库报废，只有输水隧洞可以通水。

1972年省水电局组织修建巴音河水库，安装125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1台。施工中发现有严重断裂构造，于1957年停止施工。该电站施工已投资300余万元，水轮机组已运到工地，价款47.5万元，其它电气设备附件约6万元。还有汽车、推土机、拖拉机等各种施工机械设备等40余件，每年要拨付停工费几万元。

1976年州政府上报省计委，要求利用工地现有设备和人力，先建临时性渠道引水发电。76年5月28日省计委批准原巴音河后式水电站暂缓修建，改为引水渠道式发电工程。电站厂房工程按以后修要求设计施工。投资200万元，连同省拨巴音河水库停工费6万元在内，共计投资20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50余万元。

1976年5月海西州巴音河水库工程指挥部继续组织设计施工拦河，引水渠道按10年一遇标准设计，利用已运到工地的水轮立方米/秒发电机组原建输水隧洞输水。最大引不流量15立方米/秒，最小6.3立方米/秒，原盘山渠道稍加修正，新挖渠道2.83公里。电站设计水头8-12米。尾水渠根据现有河床状况和发电要求开挖，用混凝土预制板衬砌。拦河引水渠、尾水渠由民工施工，电站厂房由德令哈农场基建队施工，水轮机发电机安装请水电站工程四局安装队安装。

1976年上半年，巴音河一级电站工程全面施工完成，七一节试车发电。因原水输导叶角度不适合改变为引水渠道发电的水流情况，试车没成功。经向省水电局汇报，邀请南京制造厂家技术人员来工地，修改导叶角度，继续试车成功。80年元月后正式向德令哈地区输送电力，约可发电500-900千瓦。

1986年国家计委批准巴音河水库重新设计施工，原渠道发电的大部分设施将被库水淹没，电站厂房重新点修，发电站运行10年后终1989年停机。1991年新的巴音河水库建成，一级水电站装机容量增加为3000千瓦。

二、海西东部地区电网的形成。

1982年海西州政府决定建设东部地区新电网，责成州水电局派人具体负责组织设计、施工及发供电调试等工作。

本电网以乌兰火电厂为中心，依靠2台各155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供电。西至柯柯火车站，东东经察汗诺变电所至茶卡盐厂，东北经察汗诺变电所至天峻县，为青藏铁路关角隧道至柯柯段各站用电，为茶卡盐厂技术改造后的用电，以及乌兰县、天峻县、茶卡镇、关角公社等地工农牧业生产和居民用电提供了保证，为以后扩建电网系统打下了基础。

本电网是由两个系统设计施工完成的。青藏铁路施工时，铁道设计院站场队设计有：“柯柯车站变电所，察汗诺变电所，乌兰升压站。察汗诺至关角隧道输电线路，均由89210部队施工。海西州组织设计施工的新线段有：察汗诺到茶卡盐厂35千伏高压输电线路38公里，关角隧道至天峻县输电线路21公里，更换89210部队施工完成的乌兰到察汗诺输电线，将截面50毫米的线段换成95毫米的，共长35公里。新修茶卡盐厂、天峻县变电所，均由省水利工程二处设计施工，短短多半年时间全部完成。

新电网全系统包括有：35千伏变电线路116.83里，35千伏输电容量4260千伏安；10千伏配电线路28公里，本电容量1030千伏安。设置35千伏升压站1座，35千伏变电所4座，10千伏配电所1座，安装35千伏变压器共9台。

1982年11月间青藏铁路在柯柯车站隆重举行通车典礼大会，会议用电就是由本系统输送的。

1982年底各项工程完工，实验基本合格。

1983年元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间，海西州邀请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省电力局中试所及有关单位共100余人，工程师和技师以上人员 16人，在89210部队大力协助下，对新电网系统进行调试与试供电工作。经省电力局中试所调试小组鉴定及向天峻县等地供电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本电网各项工程按设计基本完成，其质量基本上达到设计要求，可以投入运行。在完善和加强通迅联络设施后，可以向网区内各用户供电。并要求乌兰火电厂加强设备维修保养工作，及进进行技术更新改造，以适应新电网的供电要求。

1983年1月27日，由乌兰、天峻两县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签订正式供电协议6条。春节天峻县用上了乌兰火电厂输送来的电，各族群众为之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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