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发挥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的优势
积极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工作
………………………………杨拯民（1）
彭老总视察纳赤台硼砂厂一事
………………………………忠 奎（14）
解放后的第一次收获………郝全珍（19）
牧区建设的先遣队…………李树林（23）
初到阿尔顿曲克工作………苏全珍（28）
一支骆驼运输队的艰难生活片断…麦日根（33）
首次到盆地西北部视察……杨文彬（39）
西行柴达木…………………姚宗信（44）
初识柴达木…………………葛泰生（58）
难忘的初勘时期……………五福全（64）
开荒种地……………………金海荣（69）
高原帐篷城…………………税为群（73）
一次断水事件的回忆………杨 藩（77）
高原的回忆…………………万心培（83）
花土沟会战初期的日日夜夜…梁泽祥（91）
青海油田的历史回顾………谢 展（97）
忆舅舅秋什杰………………尤 金（106）
海西州民族卫生学校沿革…齐光辉（114）
发挥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的优势积极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工作
——1995年11月6日在政协全国文史资料
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杨拯民
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在李端环主席和各位副主席的领导下，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积极履行各项职能，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在新一届政协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下，适应新形势，探索新路子，注重选好角度，保持特色，发挥优势，齐心协力，也取得了新的成绩。
我们这次座谈会的主要任务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总结近年来文史资料工作的新经验，讨论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的作用，着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各级政协文史工作部门和有关方面的力量，努力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
一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自创建以来，各级政协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征集和出版了10多亿字的具有统一战线特点的文史资料，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1993年6月召开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编辑协作会议，根据八届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关于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强调文史资料工作要依据新形势充实新内容，重申“三加强、一开拓”是文史资料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即在继续挖掘建国前政治军事史料的同时，①加强对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史料的征集；②加强对少数民族史料的征集；③加强对台港澳及海外史料的征集与交流，开拓建国后史料征集的新领域。八届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文史工作部门按照这个工作思路，把征集建国后史料作为工作重点，并积极组织实施，使文史资料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实践证明，“三加强、一开拓”工作任务的提出，符合时代的要求，为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领域，也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标志着文史资料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回顾近年来文史资料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华文史资料文库》编辑出版取得地初步成果。从人民政协业已出版的“选辑”11600多辑、专题资料4400多种，共计约16亿字文史资料中荟精华，编纂二套大型文史资料读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是八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以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全国政协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工作部门通力合作，按照政治军事、军政人物、工商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华侨华人、社会民情分编为七编，归类整理和精选了3000万字。《文库》垢出版地，既是对30多年文史资料工作成果的总结和检阅，地是我们奉献给社会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加强了台港澳及海外史料的征集和交流工作。八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重新组建了港澳组，有计划地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提出了《东华三院》、《国货业在香港发展的历史》、《香港中文大学建立和发展历程》、《回忆邓文钊先生》、《香港的中文法定运动》、《澳门大众报发展史》等一批选题，其中有的已经完成。建立了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基金，为进一步打开港澳及海外文史资料工作局面奠定了基础。各级政协还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面广的优势，通过委员出访、探亲、考察，邀请港澳及海外人士回内地观光，开展联谊活动，馈赠文史资料，以文会友。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史料发表后，由于他们得到客观公正垢评价，其在台中港及海外的亲友倍感亲切和慰藉，或寄回稿件，或捐资办学，或投资建厂，表现出爱国爱乡的深情。
（三）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活动。为了不忘历史教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于今年8月23日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与全人士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歌颂了中国军民抗日的英雄业绩，表达了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会上展出了全国政协和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也通过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图片展览，录制电视专题片等形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这对于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胜利来之不易的认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统一规划了少数民族史料的稔熟 作。为使文史资料在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994年4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会议，初步规范了工作方法，拟定以《少数民族解放前后的变迁》、《西藏巨变》、《新疆三区革命回忆录》、《甲乙包尔汉》、《近现代回族名人》等八个专题作为第一批全国性重点选题。一些地方政协，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协，征集和出版了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文史资料，为增进各民族朴素理解、共同进步，作出了贡献。西藏、新疆等地坚持用汉族和本地民族文字出版文史资料，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
（五）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职得了可喜进展。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文史资料工作逐步将侧重点向经济等方面转移。一批记述中华老字号工商企业、高等学校、著名医院、文化团体的历史和重大经济事件，外交家等事迹的图书编印出版。由全国政协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史料工作部门共同编辑的《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已出版10多种，其他选题也在落实之中。上述方面的史料占同期文史资料出版总字数的三分之一以 ，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料的宝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六）利用文史资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读史、讲史、用史”活动方兴未艾。全国政协出版的青年文史读物《纵横》，坚持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保持了较主文化品位，被广大青年读者誉为“良师益友”。各地政协把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化为自觉的行动。一些地方把文史资料作为乡土教材，以“爱我家乡，振兴中华”为主题，开展演讲、读书、座谈等活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有的地方把文史资料的内容动用到中小学政治课、历史课的教学之只，使教书育人工作生动、亲切、富有感染力。
（七）注重干部培训和学术研究，努力提高文史队伍的业务素质。各级政协换届以后，文史工作机构充实了不少新生力量，大家要求尽快了解和掌握文史资料这项具有统战特点而专业性又很强的工作。八届人画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适时举办了培训班，培训文史工作者余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学术讨论会审定的《文史资料工作概述》，已成为文史干部业务学习的基本教材。由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举办的各类业务培训班800多期，参训人数33000多人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的工作指导刊物《文史通讯》，专门设立了“文史论坛”专栏，探讨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的规律，研究探讨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西北协作区和安徽、武汉等省市还先后成立了文史资料学会，定期开展学术讨论，出版学术论文集，提高了文史队伍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二
综观文史资料工作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继续推进文史资料工作，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通过以史鉴今履行政协主要职能的需要，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因此，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加强，不应削弱。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和特点出发，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努力征集和选编建国后的文史资料，以富有时代特征的崭新史料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1989年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之后，各地政协对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现已征集建国后史料共计6亿多字，已发表2亿多字，出版专题史料800多种。当然，这项工作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而新中国创建之初的青年现在已年逾花甲，如不抓紧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工作，就会贻误时机，造成历史性的失误。对此，我们一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同建国前史料工作相比，建国后史料重重售出算作所遇到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工作难度也比较大。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历发努力，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为此，我们应当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一）要坚持统一战线的特点和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最显著的特点是统一路线，它产生于统一战线，服务于统一战线，与统一战线密切相关。文史工作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具有统一战线的鲜明特点并坚持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我们之所以提出“三加强、一开拓”的工作任务，就是为了更好地为统一战线服务。我们要发挥政协的优势，动员、组织、推动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界人士，请他们把建国以来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历史价值，有教育意义，有借鉴作用的史料提供出来，从一个侧面为研究党史、国史提供素材；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提供生动、具体、有感染力的材料；为搞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史资料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价值和生命务这所在。建国以来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辉煌的篇章，也是经历各种失误和挫折，最终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我们应当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业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翔实地记述各方面的伟大成就，理智地总结失误的教训。自己经历的虽是一点一面，但都有程度不同的参考价值，可以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应动员作者放手去写“三亲”史料，知道多少写多少，不溢美，不隐过，保持史实的本来面目。这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要坚持有计划有重点地征集史料。我们征集建国前史料的做法主要是“广征博采”，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建国后的史料同党史交叉较多，如何把建国后史料征集工作切实有效地开展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要做好这项工作，更加需要发挥政协的优势，选准角度，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科学选题上下功夫。要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逐步把工作重点转向“选征精采”。要根据主客观情况，制定具体的征集规划，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征集。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要坚持提高文史资料出版物的质量。文史资料出版物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质量是第一位的。在内容上，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出版工作的政策、法规和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要切实遵循《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的基本原则，坚持文史资料的“三亲”特色，严格把好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精选精编。在形式上，文字要生动活泼，版式装帧要讲究，并尽可能图文并茂，成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读物。总之，要增强精品意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益。文史资料的出版形式可以多样化，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文史资料工作自然要注意与文化市场的发展相适应，以取得好的社会和经济的双效益，但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防止见利忘义的倾向。要多渠道扩大文史书刊的发行量，真正使文史资料走向基层，走向群众，走向青年。
（五）要坚持统筹规划加强协作。文史资料工作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观念，搞好这项工作要靠各级政协的共同努力。要加强联系，互通信息，搞好协作。为推动建国后的史料征集工作，全国政协拟于明年适当时候召开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协作会，重点商讨建国后史料的协作选题。我们要力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建国后文史资料图书上。
三
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不但影响今天，而且影响将来；不但影响国内，而且影响海外，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希望各级政协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一）各级政协领导应把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听取文史工作部门的汇报，给予具体指导。由于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尚未被人们所普遍了解，这就需要各级政协领导和各级政协文史工作部门做好宣传工作，以取得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有力配合和积极参与。要健全工作机构，改善办公条件，解决好编制、待遇、职称等问题，以文史资料工作的正常运转。
（二）搞好文史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一环。各地政协领导要关心文史干部队伍的思想、组织、业务建设，在选任干部进除应具备政协一般干部的条件外，还应考虑具有一定的文史专业水平，以利于文史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广大文史工作者也要充分认识文史资料工作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认真思考怎样开拓本地区的文史资料工作；要注意从史德、史兴、史识、史才四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要像这次受到表彰的优秀文史工作者那样，注意在工作中学习、总结和提高，以具备胜任文史资料工作所需要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水平、业务知识、社会活动能力和文字功底。举办文史干部培训班是提高干部素质的一种有效形式，今后应当坚持下去。
（三）应当保证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所必需的经费。文史资料工作部门同政协其他工作部门一样，分工承担着的特定范围的任务，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所必须的经费应当予以保证。一方面，各级政协应当把文史工作所需经费列入预算，以保证这项工作不受经费短缺的影响；另一方面，各级文史工作部门也要做好出版物的征订和发行工作，使之在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争取较好的经济效益。
同志们，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了我们国家跨世纪的宏伟纲领。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的有关文件，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并以此来指导和规划文史资料工作。国家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大家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继承和发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为进一步开创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记彭老总视察纳赤台硼砂厂一事
忠奎
1958年8月，彭老总千里迢迢来到柴达木视察工作。他风尘仆仆，跋山涉水，深入草原、厂矿、道班和工人、牧民、战士促膝谈心，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对高原建设者的关怀，象春风化雨温暖着柴达木的人。
尽管彭老总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性格双是那样刚直，但他却严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组织原则，每到一处，总是热情地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记得在格尔木秦腔剧院召开的柴达木工委干部座谈会上，他宣讲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赞扬了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断。在谈到炮击金门时，彭老总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富强，台湾就一定会解决，台湾就一定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彭老总深刻地指出：“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如果敢于制造混乱，搞分裂破坏，全国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彭老总坚强有力的话语回落在剧场中，人们激动地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最后，他勉励大家说：“原来这个地方荒无人烟，通过几年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奋斗，为聚宝盆的开发和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把这里建设得更加美好！”彭老总的教诲对柴达木人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至今，在柴达木人民当中还传颂着一个关于彭老总的小故事：那时，座落在海拔四千米的昆仑山上的纳赤台硼砂厂、是由山东来的一批海军专业战士组成的战斗集体。他们从黄海之滨来到莽莽昆仑之巅，艰苦的生活环境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有几位战士思想上一度产生动摇，直接给国防部和彭老总写信，诉说环境的恶劣，牢骚满腹地发了一通怨气。彭老总来到格尔木后，一直惦念着要去看看他们。
听说彭老总要去纳赤台，柴达木工委和青藏公路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再三劝他：“那里海拔高，空气稀薄，你这么大年纪，就不要去了。”彭老总坚决地回答说：“这是我早考虑好了的，它在我的计划行程之内。”并执拗地对同来的同志说：“咱们当兵的，最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一路上，彭老总和同车的同志们谈笑风生，高原壮丽的景色激动着他。雄伟的雪山，峻峭的山崖，湍急的格尔木河，在这位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家心里，激起多秒起伏的感情。他一遍又一遍地和柴达木工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将来要大批往这里进人，要尽快查清这里的矿藏，让它们造福于人民。”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驰了四个多小时。到达纳赤台后，彭老总第一个跳下车来，拍打掉身上的尘土，往前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对大家说：“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感觉吗？”说完，他活动了一下手脚，环视着犬牙交错，绵延挺拔的昆仑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俯身抓起一把黄土，在手心里揉搓着。
纳赤台硼砂厂的负责同志迎上前来，彭老总热情的和他握手。忽然，他愣住了：“哟，你什么时候也到这里来了？”。原来这位同志的抗美援朝庆功会上曾见过彭老总，还向他汇报过自己的战斗事迹。此刻，在老首长面前，他激动不已。“我们是按照您的命令，集体转业来的！”，“好，你们响应了国防部的号召，来支援大西北建设。”彭老总爽朗地大笑起来，“没想到在这里能碰上你这位老战友”。在办公室里，彭老总详细地询问了生产、工人的生活以及思想状况，并指名道姓地问了那几位给他写信的战士，现在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没有？他意味深长对硼砂厂的负责同志说：“条件是艰苦的，但是，艰苦的环境也最锻炼人，你这个当领导的，要身体力行，要特别关心战士的疾苦，树立以高原为家的思想……”。
休息了片刻，彭老总要去车间看一看。他精神饱满，步履稳健地走在最前面，并不时地和大家交谈着。快到车间时，他突然停下脚步，问：“我能见上给我写信的战士吗？”，“能，他们都在车间里”。
彭老总兴致很浓地从一车间走到另一人车间，他手捧白花花的硼砂，脸上露着欣慰的笑容说：“硼矿是世界上稀有的珍贵矿藏，这是国防工业尖端科学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啊！你们一定要拿出干劲，大幅度提主硼砂的产量，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在四车间，他亲切地握着一位女工的手关切地问：“怎么样，生活习惯吗？”那位女工笑着说答：“还可以”。
“那就好，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习惯了就会好的”。
当听说工人们现在都在努力生产的时候，彭老总热情地说：“古时候，白蛇到昆仑山盗灵芝草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吧？将来你们搞出经验，全国人民都要到这里来学习，取经。”彭老总诙谐的话语，生动的比喻，使人们心潮澎湃。
走到另一个车间，硼砂厂的负责同志告诉他：“给您写信的小同志，就站在窗户底下。”
那位小同志见彭老总朝自己走来，调皮地伸伸舌头，赶快住人群后边站。但是晚上，彭老总目光炯炯地站在他面前，叫着他的名字，伸出手来，笑着说：“怎么，害怕我，还给我写信？”这小战士满以为彭老总会当众批评他一顿，哪里想到，彭老总却要和他握手。他激动地双手捧住彭老总那温暖的大手，眼泪禁不住滚了下来。
彭老总拍着他的肩头，象拉家常一样轻声地问：“你在信上把这里形容的很可怕啊，连气都喘不过来，是吗？那是刚来的时候，现在好了”。小战士红着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硼砂厂负责同志也解释说：“现在大家都安心啦”。并指着这位小战士说：“他进步也很快”。
彭老总笑了，满意地点着头。临走，他站在车间门口，向工人们说：“你们都是转业军人、革命战士，我了解你们。守着我发点牢骚，说点怪话，没有什么，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希望你们不要丢掉我军的光荣传统。昨天，党需要你保卫边疆；今天，党又需要你到昆仑山采矿，这都是革命的需要。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把革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解放后的第一次收获
郝全珍
人们都说，现在的柴达木，烟囱林立，城镇如画，铁路向西挺进，汽车来往如梭，牛羊撒满草滩，牧村星罗棋布，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出现了片片绿洲，变化真大。
柴达木的今昔巨变，常常唤起我心底里那些难忘的记忆，把我带回海西建政初期的那些年月。
1950年6月，我们受青海省委的派遣，到柴达木地区进行建政工作。一个十轮卡和一个大道吉，把我们送到察汗乌苏——当时的青海省都兰县所在地。
当时我们要面对的情景是：柴达木人民历经蒋马匪帮的残酷统治和民族仇杀的深重灾难，挣扎在死亡线上，茫茫戈壁滩上一片荒凉，穷苦的人们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他们在地窝子的旁边插上一根长长的棍子，上面挂着一块破毡，表示自己是一个人家，还在土地上生存着。滚烫的沙滩上晒着白刺果，那是他们用来充饥的食粮，身上穿的是脱光了毛的破皮袄，遮住了肩头，露出了膝盖。
我们到察法乌苏后，针对上述情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开原国民党垦务局的粮仓，无偿地给当地人民解决口粮和种籽，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对生产资料缺乏的群众发放救济粮款；努力改变群众的生活条件，派出医生为群众看病，积极组织货源，把茶叶、布匹、绸缎等生活必需品送到群众中间。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地拉着骆驼来驮生产资料和粮种籽。
随后，他们便开垦荒地，修渠引才，在欢庆解放的喜悦之中，第一次撒下了幸福的种子。
但是，刚刚解放的地区并不是那么平静的。正当人民群众用汗水在浇灌着自己土地的进修，一些人却在宗加、诺木洪地区抢劫，杀死了10几个人。这说明，人民安居乐业，就必须组织起来，要使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人民政府就有责任保护他们。于是，县上派出骑兵巡逻放哨，农牧民群众也成立了自卫队，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
灾难沉重的兄弟民族，一开始不懂得党的 族政策。在我们西进的时候，就曾发生过这亲的事：希里沟的一些人放火烧了南谷滩的公路桥，并且带着严重的戒备心里，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深深感到，在民族地区，如果党的民族政策不能深入人心，广大农牧民群众就谈不上真正的当家做主。于是，以方新同志担任书记的县委机关全体同志，密切关系群众，反复地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努力消除反动派一手制造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纠纷，帮助群众逐步认识民族团结对搞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意义。
查查香卡草原上的保英科既是牧主，又是个惯匪，在沙柳河一带行劫尔杀人，称王称霸。每当过往行人，驮货物的骆驼商队的在这里的一个泉水旁打点，往往被他们洗劫一空。因而此泉得名“强盗泉”。他们的这些行径，对人民群众危害很大，以致人们不敢在这里放牧，弄得路断人稀。我们用党的政策感召他，使其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同时给他讲清，只要从此洗手不干，要以既往不咎。他感到党的政策无比宽大，遂积极向共产党靠拢。
但是，对于那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人，我们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这些家伙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甘心人民群众做柴达木这块土地的主人。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犯罪。1950年秋天，国民党的西北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包布拉从新疆流窜到青海，盘踞在诺木洪地区的八宝山中，骚扰社会治安，侵犯人民的利益，派遣特务到处破坏。不彻底剿灭这股残匪，人民的生命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我们组织力量，在民兵自卫队的配合下、一举全歼了这股反革命武装分子，活捉了匪首包布拉。匪患消除了，生活安定了。人们看着自己耕耘的土地上长出了庄稼，不禁喜笑颜开。
过去，牧主头人、寺院、马步芳的垦务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年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差不多全交给了三个无底洞。到头来，自己只能过着饥寒交迫的苦日子。
现在解放了，就要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状况，实行减租减息。我们方面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积极生产；一方面根据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对民族上层人士、牧主、头人进行政策教育，同他们协商解决减轻群众负担问题，并由他们自己出来向群众宣布。希里沟地区的王爷提出让农民直接给国家交公粮，不要再交租子。这样一来，大大免除了群众的负担。
群众看到自己劳动得来的果实，第一次全部回到了自己手中，都笑在脸上，喜在心头，用不同的语言歌着毛主席的深情，歌颂着共产党的伟大正确。
牧区建设的先遣队
李树林
每当看到电影《神秘的侣伴》时，我总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我们在牧区开展民族贸易的那些难忘的岁月。
青海解放初期，牧区还没有建立起人民政权，当时的海西只有一个都兰县，政权也还是操在伪职人员手中，各族人民仍然处在伪职人员、牧主头人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治之下。贸易上，除私人开设的“德兴海”商号外，还有一些流动私商来往于西宁、湟源和牧区之间，从中牟取暴利，严重地盘剥着盆地各族人民。例如，一头牛只能换5至6块茯茶，100斤羊毛换1块半茯茶。而在当时，我们的贸易公司100斤羊毛可以换15块茯茶。这样一来，一个址分尖锐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何发挥国营商业的强大力量，挤垮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和私商，并从政治上揭露和打击他们的不法活动。这一工作的成败，不仅直接牵涉广大贫苦牧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党在牧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望，关系到牧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此，在牧区建政前夕，党就首先派了了贸易工作队打头阵，通过商业活动，向盆地各族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路线和政策，以增进牧区人民对党的了解，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人民政权做好准备。
我是从互助县调到都兰县贸易公司担任领导工作的。记得临来之前，薛宏福同志（当时任商业厅厅长）对我们讲；海西是民族地区，你们到了以后，要通过上层，团结中导以，依靠下层进行工作，向各兄弟民族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民族政策。通过贸易，使各兄弟民族认识到我们共产党是为穷苦人办事的，我们做事公平合理的，这样就能使党的民族政策在兄弟民族心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他进一步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扩大党的影响。
贸易工作队开进盆地之初，面临的困难很多。一是由于各兄弟民族对我们并不了解，他们总抱着猜疑的态度；二是资本家和私商还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利用这种影响，和我们争夺市场，争夺群众，三是语言不通，没有办法和牧民交谈，极大地防碍了贸易的顺利开展。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决定深入群众宣传党的商贸政策。期间，各兄弟民族抵触情结很大，往往不准我们进帐房，不让喝水，更不让吃饭。但我们不是通过翻译，主动向牧民进行宣传，耐心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贸易工作队，是帮助大家生活困难来的。这样说他们还是不懂，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后来，我们改变了方法，说共产党就是当年毛主度领导的红军，是他们派我们来的。各族穷苦牧民才对我们逐渐有所了解。在开展贸易中，我们公平合理，秤平尺足，他们初步感到，贸易工作队信得过。但是，他们的怀疑态度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有时候故意让小孩和老人来买东西，回家一部价钱还是一个样，心里反倒有些奇怪。说千遍万遍，不如让群众亲眼看见；说千好万好，群众亲身体会到才是真好。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兄弟民族感觉到，我们贸易工作队买卖公平，不欺骗人。把我们和资本家，私商作比较后，认识到贸易工作队真正给他人带来了好处，牧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一天天地增长了，关系也随之有所改善，从而增强了党在民族地区的影响。有一次，我和郝全珍（当时都兰县委组织部长）骑马到牧区，牧民群众看到我们来了，就主动地跑到我的马前，把我从马上接下业，又请进帐房让我喝茶，却对我郝全珍同志不理睬。我把手里的茶递给郝全珍时，牧民还用眼睛愣愣地望着我。我们走出帐房后，老郝风趣地说：“他们和尔已有了感情。看来我这个组织部长，真不如你这个经理吃香”。由于我们不能象资本家和私商那样可以赊欠，有一段时间，牧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不满意。我们就碉心地解释说“这是人民的财产，也有你们的一份，如果都赊欠，就会影响资金周转，就不以豚时供应商品。资本家虽然可以赊欠，但不是为了方便你们，而是为了更多地赚你们的钱。比如5万元（旧币）的商品，他们赊欠给你们算7万元。你们说，是赊欠好还是不赊好？
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我们就大量吸收当地民族职工，由他们当翻译，在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事事通过翻译也很不方便，更谈不上和牧民群众建立浓厚的感情。于是，我们就动员大家，拜民族职工为师，每天按时学习民族语言。有的同志感到吃力不愿学，我人就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资本家和私商为了做生意，把自己的孩子从10几岁就送到帐房学习民族语言。资本家能这样做，我们共产党人反倒不能吗？我们是受党的委托，来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的。如果连民族语言都不掌握，如何能服务得好？经过几年的努力，大部分汉族职工都学会了当地民族的贸易会话，和群众的感情也慢慢加深了。有一次，坏人密谋抢劫商品，穷苦牧民知道后，立即报告给我人，并主动站岗放哨，使国家的财产免遭不必要的损失。
当时职工的生活条件很差，吃住困难。同志们在家住帐房，出门带帐房，饿了吃炒面，不分黑白昼夜地努力工作，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我们就靠100多头牦牛，几十峰骆驼和马匹，长年在草原上流动，较好地完成地商品的运输和流通任务。上级为了表彰我们，把我们的事迹拍成照片，刊登在《西北人民画报》上，大家看了深受鼓舞，增强了大家做好民族贸易工作的信心。
今天，我们的商业工作，今非昔比，蒸蒸日上。广大牧区、农村、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商业网点，农牧民群众都可以就近买到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对自己工作的要求，相反，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求我们商业工作者，以更旺盛的革命精神，更加充沛的干劲，加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回忆初次到阿尔顿曲克工作
苏全珍
1953年3月，都兰县委决定派一个工作组到哈萨克牧民刚建立的定居区――阿尔顿曲克草原开展工作。
当时的情况是，人民政府刚把阿尔顿曲克草原划给了哈萨克族人民，并希望长期处在流浪境地的哈萨克族牧民从此定居下来。接着，人民政府又分批组织哈族各部落的头人及有影响的人物外出参观学习，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了解。这些代表回到部落后，都不同程序地起到了宣传作用，绝大部分部落在阿尔顿曲克草原上定居下来了。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长期流浪的哈萨克族牧民们极端贫困，缺少定居的必要生活用品。为此，政府为他们发放了大量的救济物资：从吃的面粉到穿的布匹，从住的毡房到放牧的牛羊及日常生活用品。东西运到察汗乌苏后，为了尽快地把这些救济物资送到哈萨克贫苦牧民的手里，在白缺少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县委决定，组织几支规模较大的骆驼运输队。由我带一人5人工作组到哈区去，从诺木洪到哈区，骑马是8天的路程。走至第8天中午时，距目的地还有40公里。如果再加把劲，晚上星星出来以前，是能赶到哈区的。可是给我们带路的哈族牧民们这时都出来劝阻我们并坚持要大家就地休息半天，明天早再走，唯一理由是马走乏了。这本来也是事实，可一想到哈萨克族人民正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的心里就火烧火燎的，恨不得插翅飞到阿尔顿曲克草原。无奈，向导们已经卸驮子支帐篷了，我们也只好挖起锅灶来。正在大家都忙乎的时候，一个叫韩进才的哈族青年，牵着马来到我跟前，他说他有一件急事，非今天晚上赶回哈区不可，说完冲着我地笑了笑，便纵马奔驰而去了。
不知道是草原上天亮得旱，还是我们确实累了，似乎刚刚闭上眼睛，东方就露出了黎明的曙光。我们正收拾行李时，准备上路，远远望见一群牧民骑着马向我们奔来。走近了一看，为首的正是昨晚回去的韩进才。他的身后还牵着5披红挂彩的骏马。我顿时明白了，他之所以要在昨急着赶回去，原来就是为了通知人们迎接工作组。这不能不使我异常激动：有这样好的群众，工作何悉不好做呢？
当我们赶到哈区的第一个部落时。只牧民们穿红戴绿，似乎是在赶什么集会。见我们来了，不等我们从马上下来，就都围上来同，并将捧在手中的象征吉祥的曲拉，馍馍撒在我们身上。当晚，草原上升起了一堆巨大的篝火，哈族牧民欢迎工作组的晚会开始了。一只肥大的羯羊被部落时厚受尊敬的老人宰杀在篝火旁，大卸8块后放进吊在火堆上面的大锅里煮。老人们弹起了冬不拉，姑娘们跳起了优美的走马舞，小伙子们跳起了诙谐的熊舞。欢乐的歌声、笑声在草原上空飘荡。突然，那个叫韩进才的青年小伙子大声提议，要工作组来一个。好家伙，还没等我们反映过来，8、9个哈萨克小伙子便蜂拥上前，连拉带拽地把工作组员推到火堆前。幸亏我们的张医生还会一点藏舞，于是，我们便在他的带领下腰来腿不来地扭了起来，逗得牧民们前仰后合地笑个不停。跳完了舞，牧民们又嚷着叫我们唱歌。我们便放开喉咙唱起了《东方红》……
在哈区的工作开始了。张医生一天到晚走户串帐，为贫苦牧民治病，我和其他3位同志分头和群众及头人接触，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动员他们立即组织运输队，赶运救济物资。对此，广大贫苦牧民当然是高兴的，可有个别头人和阿訇却暗中捣鬼，说我们这样做，是引鱼上钩，是想骗他们的骆驼。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便请比较倾向于人民政府的头人出面做工作。经过苦口婆心的说服、动员，骆驼队总算组织起来了，第一批、第二批物资先后运到草原，分到了贫苦牧民手中。当牧民们拿到国家送来的牛羊、面粉及日常生活用品以后，都禁不住热泪盈眶，高呼共产党加查生（万岁）！毛主席加查生！
救济物资发放以后，出现了一股谣言，说什么“共产党给救济，等于喂小鸡，把哈萨克稳住了，说不定哪天要派军队来把他们杀光。”经过一番调查了解，我们终于弄清，谣言是一个阿訇放出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这种人，只有当面锣、对面鼓地展开斗争，用事实戮穿其谎言。我们便召集了那些已经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头头开会，并叫这个阿訇也参加。会上，大家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据理驳斥，使阿訇的谣言彻底破产了。
要使哈萨克人民长期定居下来，光靠国家救济显然是不行的。于是我们组织群众开荒种地。祖祖辈辈没有扶过犁把的哈族人，一下子习惯不了这种生产方式，县上就派了一位维族老大爷到哈区当农业顾问。尽管如此，困难还是很多，垦荒的时候，仅有的5付家具全弄坏了。怎么办？从县上再调家具，势必会耽误农时。我们决定用铁锨翻地下种。通过半个多月的苦战，各部落分别开出了20多亩地，还修了一条长达5公里的水渠。秋后，虽然好一些的地块每亩也不过产粮100多斤，但这毕竟是哈族人民开展生产自救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4年7月15日，阿尔顿曲克自治区区政府正式成立了。哈萨克族人民从此结束了他人的苦难深重的历史，行使着自已当家作主的权利，开始了完全崭新的生活。
一支骆驼人的艰难生活片断
麦日根
1952年，3000峰骆驼集中在香日德，由张子霖、包林、陈云3人负责带队，往西藏运送5万斤面粉。与此同时经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批准，由西北局负责成立购驼小组，分赴甘肃、宁夏、内蒙等省区购买骆驼。队队骆驼长途跋行，远道而来，1953年5月香日德荒滩上，就集中了28000峰骆驼。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国骆驼的总拥有量约20万峰，就是说，除了老弱病残，怀孕的母驼从外，强壮骆驼基本上都到了香日德。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分期分批地向西藏运送物资。
准备工作分人畜两个方面。骆驼准备为一是编号。耳根里挂一铁牌，记有号码；二是踏火。生起火堆，将骆驼牵进旺火里，把四蹄的软组织烧死。不踏火得蹄眼病，其作用如同打马掌；三是灌菜油。骆驼是高草动物，最爱吃沙柳，沿途既无沙柳，也无其它高草，低草稀蔬的荒草吃不到嘴里，只好灌菜油。出发前灌饱，既积蓄营养，又清热消火。路途按每天4两配给，自身驮运。
每驼驮四袋面粉，用统一的黄油布包裹，捆绑结实，以防雨雪淋湿。加上人畜的生活用品，每驮载量重300斤左右。
人的准备主要是编队训练。驼员按军事化要求，有铁的纪律：每人发皮帽、皮大衣、大头一套，口粮带炒面，每天一包鼓作副食，一头大蒜解毒，一包辣椒面生热，抽烟的还发几斤兰州水烟。骆驼身上的东西绝对不许动用，驼不准骑，所驮面粉不准吃，不准用灌骆驼的菜油，鞋底磨穿了，也不准用驼毛铺垫。每个驼员都有一张没印的运输单，记载骆驼面粉的数量，到转运站后，经站长一一过目验收，签字盖章后再放行。骆驼如有病，面粉如遭雨淋或破损，都要如实汇报，一一记录在案。这条条纪律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骆驼比人重要。说实在的，当时，只有骆驼才能解决西藏数万军民的困危。
有一些老骆驼客回忆说；那一年的昆仑山上，到处是骆驼队。没有固定的路线，只能大体朝着一个方向，各走各的，戏有组织又七零八散。在几个转运站上，一片草原就是一片骆驼，绿草染上了重重的驼色。以每个拉7峰或9峰（他们说，拉单不拉双，双数是不吉祥的数字）计，这批骆驼客近4000人。
有经验的把式（拉头驼的人）专门走夜路。他们瞅准三星定下方向，就裹着皮袄，缩着脑袋，袖起双手，将缰绳套在臂腕上，半似清醒半似昏睡地向前行进。拉驼靠头驼，训练有素的头驼很懂得主人的意旨，人迈多大的步，它就迈多大的步；头驼走好了，后面就能方步不乱。走夜路，骆驼客们有病倒的、有冻伤的、也有被野狼的蓝幽幽目光吓倒的，却没有一个迷了路的。因此，骆驼客们养成了走夜路的习惯。
昆仑山上露宿并不那么容易。晚上温度常常骤降到零下30－40度，稍不注意，睡下是人，天亮是鬼。因此，骆驼客们选择一块干燥地皮，牵出三峰骆驼放倒后，用缰绳头尾相接，组成一个3角，钻进骆驼圈，睡在骆驼怀里（这样的睡法他们叫“睡骆驼”），靠 骆驼挡风，也靠骆驼的体温取暖。即使们想了不少办法，但大自然常常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向人类进行残酷的侵袋。睛天的太阳下走着走着，远处飘来一朵云，脸色一变，雷电交加，顿时雨雪纷飞，有时还夹杂着冰雹，雨过天晴，又是遍地皆白。饥渴难忍的骆驼客就靠这种“雪豌豆”解渴，拌炒面充饥。一路的劳累困顿，营养不足，可想而知。一上昆仑山，海拔全在4000米以上，大口大口地吸气，也仅能满足人体对氧气需求量的一半。因为海拔第升高10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就要减少10%.他们的肺活量显得太小了，头脑发胀，嗡嗡直响，嘴唇发紫，鼻孔流血。还有雪盲、疥疮等等。但他们为了早日运到面粉，克服种种困难，还得往前走，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骆驼面前；有的晚上睡骆驼，早晨怎么也推叫不醒，扒开皮袄看，已经冻成冰人。
高原上的黑鹰一旦发现一具尸体，就黑压压地盘旋而来，围观的人刚离开，就聒噪着扑上去分脏。冰天雪地无法掩埋，驼员们不忍心自己的同伴残遭如比悲惨的下场，建议成立驮尸队，往山下驮运同伴的尸体。可可西里站长齐天然同志宣布，谁能将这些死难者负责运下山，可以享受队长的待遇，拿35元的最高工资（当时的工资是队长35元，把式30元，一般驼员25元）。但把问题真正提到众人面前时，又都你瞅我，我瞪你，缩着脖子，往后退。活着是人，死后是鬼，与死鬼打交道，没有惊人的胆量办不到。最后名叫唐刚年的驼员站了出来，当了“驮尸队长”。他分出10多峰骆驼，沿路收尸。尸体都冻硬了，用布包裹后驮在骆驼上。晚上，再将尸体一个个解下来，摆在一起，骆驼休息，人睡骆驼。第二天又一个个把尸体扶上驼峰，如此往复1个多月，才来到格尔木荒滩上。他没有直接到转运站，把20多具尸体取下摆好后，才去汇报。这时，齐天然同志也通过电台向格尔木站已经报告了此事。张震寰，赵建忠、许鼎3个人出马，就地掩埋了死难者。后来迁葬到格尔木公墓。
骆驼的死亡更是触目惊心。出发时膘肥体壮，上山后骨瘦如柴。远远发现一片草地，就不顾命地挣脱缰绳，抢着去啃。啃草皮时又得跪卧，用唇拱开土皮，用牙揪食草根，往往吃不到几口，有时四蹄再也撑不起来了。主人只好长叹一声，动手卸面粉，解鼻扞，就象遗弃自己的骨肉一样恋恋不舍地遗弃它，开始时，他们把面粉分加在其它骆驼上，很快发现，这样超载，骆驼死得更多更快。于是只好死一峰骆驼，丢下4袋面粉。到了唐古拉骆驼成批成批死亡，面粉也遗弃得一堆一堆。在回来的路上骆驼死得更多，因为菜油时有时无，不能按定量服下。
1953年底至次年初，骆驼客陆陆续续返回香日德。他们去时牵着骆驼，来时有的双手空空。1952年的3000峰骆驼几乎死光了，1953年的28000峰骆驼中回来的也只有200多峰，死亡率达90%以上。人也累得皮包骨头，没有样子了。
这支骆驼运输队不仅是运送了面粉，对西藏人民作出了贡献，而且3万峰骆驼的足迹改变了1951年的行军路线，在昆仑、唐古拉两大山系的西部踏出了一条完整的新路（后来的青藏公路一上昆仑山其走向就是这条骆驼道），青藏公路的勘测任务可以说是由毫无工程知识的骆驼们走出来的，是由骆驼的四蹄踏出来的。在青藏公路之所以能顺利勘测顺利通车，他们应当是先驱者，在青藏公路史上驼客们应当单独占一页。
首次在盆地西北部考察
杨文彬
石油管理总局于1954年3月份在西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对第1个5年计划期间的石油勘探任务作了安排。会议决定：加强酒泉及四川盆地的勘探工作，继续进行陕北、潮水，民和盆地的勘探，稳步地开展吐鲁番及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并为第2个5年计划准备勘探发展的新区域。
对于柴达木情况，很多人都无所知，仅知道它位于青海省的西北部、总面积在1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2600～3000公尺，是我国10大内陆地之一，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盐、铅、锌、石棉、硼砂、煤等矿产资源。但自然条件很差，荒无人烟，不长寸草，早为：“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地。
勘探开发柴达木，必先进行前期和考察工作，提出勘探开发的科学依据，于是，同年7月，总局在西安组成了由西北地质局局长康世恩、张俊、国家经委负责石油系统的主任呼育之、西北局计委陈强、石油西安地质局副局长沈晨、石油西安钻探局副局长杨文彬为带队的柴达木西北部考察队，其中参加考察的还有苏联地质考察组组长生气勃勃地拉菲穆克、水文地质专家契克夫，格罗斯、阿留辛和水文地质家安德烈柯、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局总地质师王尚文、新华社记者姚宗仪以及陈格贵、顾树松、谢展、葛泰生，杨少华、地质大队队长郝清江、张维西。考察队兵分两路柴达木西北部进发。
这次考察队的主要任务有4点：1是评价柴达木盆地含油气的地质条件及远景：2是实地考盆地的自然环境和交通运输条件；3是考察勘探队伍与盆地的生存条件和基地土的选择；4是通过实地考察，提出勘探油气的工作量才勘探队伍的组建规范。
考察队，由西安动身，兰州以西这一路在玉门油矿配备了沿途乘坐车辆、食品、甜水、药品和一个由张克让、苗德胜处长带队的武装排、负责全队的保卫工作（防范国民党败退的残匪）。
临走时，当时正在玉门油矿兼任矿党委宣传部长的诗人李季同志和兼任酒泉地质大队副大队长的青年作家李若冰同志，也要求相随盆地采访。
前方第一站宿营地在敦煌县千佛洞的招待所。千佛洞文物万赖俱寂所的常书鸿所长，亲自导陪苏联专家一行，观赏了洞内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泥塑和壁画，令苏联客人赞叹不已。
我们在敦煌听取了县委的介绍，阿克塞区又派了两位哈萨克族的头目为我们沿途作向导，这对我们通过若羌古道，减少了许多麻烦。
进入若羌古道的前两天，沿途全是大戈壁一片，满目茫沙，偶而见到的骆驼草，也是零零星星，脚下公路，坎坷不平，行车十分艰难，风餐露宿，昼夜温差很大，时时出现小飓风，每前走一步，都相当艰难。但是到了晚上，却是另一番情趣：月光下有哈萨克族的祈祷声，有苏联朋友的谈笑声，有我们汉族的歌声，康世恩局长同李季的令题对诗更是妙趣横生。
进入阿尔金山北侧的山谷地带，更是寸草不生。一眼望去，全是干旱的秃山荒岭，在山谷行进中，不断发现整体的野生动物骨架，这无疑都是死于无草无水的饥渴中。第四天，考察队走到了阿尔金山山顶顶部（即花土沟北高坡），朝南一望，大家却欢舞起来了，看到了白雪皑皑的昆仑山，看到了水波粼粼的尕斯库勒湖，我们已进入目的区。车队继续缓慢向湖边红柳泉靠近，正同从西宁一路进入油砂山的勘探队伍会师。于是，两人路队伍在尕斯库勒湖边——花土沟沟槽中安营扎寨。
考察队在场考察中发现，油砂山大断裂中，暴露的油砂层相当可观；油泉子圾液体油苗；开特米里克有天然 地蜡及液体油苗（开特米里克的地蜡，至今我保存着一块）。有几处暴露的剖面、构造，圈闭都很清楚。
经过普查，苏联专家和中国地质学家对盆地勘探油气资源都 很乐观，这一带的生油层、储油，详查。但部体来说，专家们对盆地油气勘探一切的远景，非常乐观。
对盆地淡水资源的考察，我们发现，在茫崖有从昆仑山雪水渗浸地下的淡水层，而且水源丰富，水性也很好，况且，昆仑山北侧尕斯库勒湖的一片水草地，也有丰富的淡水资源。这对生活和工业用水，提供了可靠保证。
到底勘探人员能否长期在这一地带生存下来，考察队也作了进一步调查。首先发现在一片水草地带，有各种野鸟、野鸭、黄羊、野牛等野生动物的成批出现，后来我们又在茫崖发现了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穆迈努斯·依沙阿吉和他垢老伴（阿吉老发立十了汉马功劳），他们在这里已养儿育女都不生活很多年，老少都非常健壮。考察证明，解除了难以长期考存的顾虑。
通过上考察和现场实际体会，石油总局和国家经委，增强了加快勘探开发柴达木油气田的决心和信心。随后，考察队立即和国务院、西北局、青海省作了关于勘探开发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的报告。国务院也很快批准了报告，并同时成立了石油工业部青海省酥油勘探局。为了早出成果，决定以西安石油地质局为主体，抽调酒泉地质大了人、陕北枣园钻探大队、永坪大队、四郎庙钻探大队、民和大队、潮水勘探大队，铜川运输站的所属车队均划归青海石油勘探局，分批进入柴达木盆地。
从此，拉开了开发建设柴达木的序幕、步步深入、掀起了一个全国支援建设柴达木的新高潮。
西行柴达木
姚宗仪
1954年，我有幸作为第一名新华社记者踏进柴达木盆地，这是一次令我难忘而又经常怀念和采访经历。
兴许缘分，1954年这一年我的大部分采访似乎和石油行业结下不解之缘。上半年，我刚结束酒泉地区和玉门油矿的石油勘探报道，回到西安总分社休整不久，就接到通知，要我随苏联专家考察组理军柴达木。这对我来说，既是次轻车熟路的采访无往不利重进修征，又能加深我对西北这块幅员广阔的被开垦处女地的进一步认识，是我所乐于受命的。但 我心里也直犯忌。原因是我的玉门和酒泉的石油报道刚被报刊广泛采用，如今重做文章，重造声势，报刊未必有兴趣，读者也未必有兴味。难免遭事倍功半之效。
新华社西北总社社长莫艾如是说：“照理，你刚从河西走廊回来，我们不想让你再去。何况今年石油报道在整个报道比重上讲，已够充分了。但这次柴达木之行，意义非同寻常，是关系到国家石油工业的战略决策问题。是朱老总亲自过问，并指定康世恩带队前去探路的。规模也不寻常，有四名权威的苏联石油专家一起前往。西北石油管理总局特意点将，指名道姓要你随队去的，经和总社联系，也表示同意。这次去，报道数量不宜多，主要反映专家活动。”
我掂量着社长的指示，感到沉甸甸的。另外对柴达木的一无所知，也使内心感到莫名的惶恐。于是马上想找些有关资料看看，但行程匆匆，来不及准备，就捆好铺盖（50年代记者采访都是自带铺盖）行装，待命出发。
9月的一个清晨，同于意外的一辆华沙牌轿东，停在总分社门口，催我上车，开始了我进军柴达木的千里跋涉。
随车从西安出发的有西北石油总局副局长张俊，另一位是管保卫的陕北人苗德胜处长。
从西安来的大队人马在玉门矿务局休整了2天，等待着北京主力部队的到来。为安全起见，石油局还奉命从兰州军区调来一连荷枪实弹的护卫战士，随大队前往柴达木。数10辆小吉普也在矿务局整装待发。后勤组还从陕西乾县购置了大量耐于存放的锅盔，西安的腊牛肉和大蒜，每人一袋，并告知为进入盆地后的一个月的口粮。两天后，康世恩率领着大队人马到了玉门。他们中间除有苏联石油管理总局总工程师特拉菲穆克为组长所率领的一名地质师，一名钻井专家，一名水文地质专家外，还有中央国家计委、经委、建委以及民航总局、铁道部的各路将帅，阵容之庞大，堪称建国以后勘察队伍之先。
不曾料到在一次出发前的会议上，竟将我同著名诗人李季（他当时是玉门故务局党委宣传部长）和在酒泉地质大队挂职并在那里体验生活的散文作家沙骆铃（即李若冰）同称为这次进军柴达木的三位文化人。对于名不见经传的我来说，实在有些受宠若惊之感。李季是国内诗坛的前辈，他的《王贵与李香香》早已蜚声海外。他当时模样已有30开外，而我只是20出头，因而除了敬重以外，似乎不敢向他多言，然而他的平易近人，却使我随即消除洪钟般的声音。健谈而不诙谐，还不时夹杂着他爽朗的笑声，毫不矫性。
李若冰同志则是我较熟悉的。我在酒泉采访时，就得益于他的点拨，才初晓野外地质工作的特殊性、艰苦性，当时温州有一批姑娘像假小子般的不畏艰苦，同男性地质队员活跃在酒泉，报道这个题目就是他点题的。作为一个作家，他闪不善言谈，有时还有几分腼腆，可是他待人的真挚和热情，会使你感到他内心时刻像有盆火在燃烧。那时地质队员都愿意和他畅开心扉，情同手中。由此也使他积累了不少素材，写了《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那样感情如火的散文集。我没有料到从玉门西进后，我们会结伴同坐一车。同宿一帐篷。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格。
我们的车队在北京和西安两支人马汇合后就浩浩荡荡向西进发了，第一天在平坦宽阔的公路上奔驰，当天就宿于敦煌县。敦煌县委为这支上百人的勘察队伍当晚在县委会议大厅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自然这次进军柴达木对今后的建设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说柴达木确定为国家的石油基地，无颖这个历史机遇将会使敦煌腾飞起来。因而从招待会的规格和隆重上来看，看得出县委是早有准备的。县委书记在祝酒词中希望和祝愿溢于言表。康世恩这位全队的首脑，在会上作了热情的答谢。然后专家组长也举杯共庆。酒席上有人点名要文化人代表讲话，我同李季，李若冰同桌，李季说“小姚你上去说两句。”我急忙抢白“不成不成”，怎能轮我小字辈呢！自然是非你莫属。“于是李季欣然从命，举起酒杯，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诗一般的语言，似乎给酒会点上一把火，气氛分外热烈活跃起来，大家频频祝酒，盼望着柴达木带来美好的明天。
第二天告别敦煌，人们开始进入杳无人烟，莽莽荒原的千里长征。路线是沿着南疆早已失修，难以辨认的青新公路的车道前进，然后准备绕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康世恩曾打过仗，有带兵的经验，他的座车绐终居全队之首，车队最后还有驮着食用水和汽油的大型给养罐车，数十辆大小吉普，一辆挨一辆，风尘滚滚，向着一无止境的戈壁尽头驶去，气势十分壮观。一天行程近400公里，途中一无人影，这使我这个在密集人群里生长的上海客才真正体会到祖国西北地区的辽阔和无垠。一路上，我们就着必给我们的干粮进餐。途中歇息时，大家传递着水壶，喝上几口解渴。足见在沙漠戈壁上水的珍贵。我和李季、李若冰同志三人同车，有时满车笑语，有时各自凝视着车窗外的莽原作无限的遐想。这天约行驶了400公里的行程，天色已近傍晚，车队就在一座无名的道班房处宿营。说是道班房，实际上已是断墙残壁，风化剥离得似同一座文物遗址。随车负责首长和专家安全的同志，就在断墙的防风处临时搭起两顶简易帐篷，供首长们休息，其他人员在戈壁滩上，找个避风的坎坎沿沿，随即搭起了地铺。真是头顶青天，地当床，一无遮拦，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宿舍。9月戈壁滩的夜晚，寒气袭人。由于旅途的劳累，大家都早早钻进被窝。记得当晚正是中秋，明月当空，犹似泻下一片水银，空旷的戈壁上，显得分外清澈透亮。用不着照明，都能辨清各自的床位。不知是谁提了话头，喃喃自语道：“人逢佳节倍思亲啊！”在万籁俱寂的夜空，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于是听到有人抢白：“是想老婆了吧！”地铺上回响起咯咯的笑声。从美国留学归国的陈贲地质师在被窝里笑问大家，“你们说，此时此记叙刻什么是最幸福的？”有人戏谑地说：“抱老婆暖被窝最幸福。”陈贲说：“没出息，我只想淋一回热水浴，喝上一杯热茶，再美美实实睡上一觉最幸福！”大家七嘴八舌各自说开了。戈壁中秋夜晚的上空，回荡着串串笑声。
第三天拂晓，大家顾不得洗涮又精神抖擞地上路了。车在隆起的山丘峡谷中缓缓爬行，不料中午时分，在车队的千米外（地名不详），忽见远处峰烟滚滚，像是万马奔腾迎面扑来。居车队之首的首脑康世恩警觉地随即下令车队停车。他跳出车厢，镇定地用望远镜注视着远方的动静，如同战地的司令官。这个意外情况，使全队人马顿时紧张起来。纷纷下车外，匍匐车下，屏息凝神，密切注视着前方，仿佛一场战斗即将到来。那时，我因年轻，颇有些初生之犊的概，操起我的来卡相机，三步并二步，越过前面的车辆往前窜，我想万一有始料不及的战斗，我可以像战地记者一样将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当我越过首车往前跑时，只听到康世恩一起令喝：“爬下”。这一声倒使我清醒了几分。我随即在车身边伏倒。只见康世恩调动了几名护卫战士持枪匍匐前往侦察，不久战士人影消失在烟尘滚滚处，当大家正在疑虑时，有两名战士已急步小跑回队向康世恩报告说：未发现有任何情况，像大风刮起的尘土。后来随队的哈萨克向导说，这种现象在荒原上是经常发生的。如今想来，想必是小股龙卷风施施虐，造成一种沙暴的自然现象而已。但在当时边陲地区尚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康世恩具有的这种高度的警觉正是他身经百战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体现。人们在一场虚惊之后，恢复了平静。
车队直到第四天傍晚，翻越了一架沙山，穿过一个峡谷，眼前出现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海，同时也发现不远和有影影绰绰的人影，不知是谁大声吼起来，柴达木到了。一些在车上颠簸得昏昏欲睡的同志，此刻也睁开了惺忪的眼睛，探头窗外，想信领略这神秘的柴达木给自己留下的第一印象。
柴达木确实是开阔的，层层叠叠的沙丘无边无际连着天际，南边远远的横亘着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似同镶嵌在天限一条银色项链，巍峨的阿尔金山，横卧于盆地北首。绕过一片无垠的沙丘远处则是浩淼无边闪着白色光辉的尕斯库勒湖，湖面边上结着深不见底的水晶石般的盐块。毋怪人们赞誉柴达木是个聚宝盆并不为过。在这睡茫茫无际的原始荒原上，可以想象出第一批来这里的拓荒者，要付出如何的艰辛和代价。勘探队的大本营，驻扎在一个遮风的山丘下，一字排开的十几顶白色毛毡帐篷，堪称是大本营的高级宾馆了。
到柴达木的第二天，顾不得洗涮一下多天来的风尘，康世恩就带领各路将帅以及苏联专家坐车出发，到地质队员命名的油砂山附近，徒步从一架山丘爬上另一架山丘，观看生成的石油构造，边听汇报，边踏勘现场。他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确实为后来全国石油战线掀起的三老四严的作风树立了言传身教的典范。这一天，北京石油总局的地质师陈贲和西北石油总局的地质师王尚文以及已在柴达木工作的来自清华园的技术员葛泰生成了戏台的主角。他们详尽地向考察组介绍了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年层，石油构造的生成依据，以及已经露头的构造的分布，走向、面积和初探以后的预测储量。有板有眼同，有理有据，信服且喜人。康世恩一面观察现场，一面频频点头，似乎首肯了勘探人员的工作成绩。他不苟言笑，也不轻易表态，只是认真地听，仔细地看。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幅金丝边眼镜，深藏着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俨然一个学者模样。干练的身材，使他行动敏捷，健步如飞，又增添了几分儒将的风采。他是清华园出来的高材生，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投笔从戒，指挥过元数次战役。建国以后，他被委任为国家石油工业的主管首脑。此刻，柴达木之行正是关系到国家改变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决定性一着。在他运筹帷幄的大脑中，坚信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因而不论哪一个石油构造，行程有多险阻，他都要亲自看一看。这种高度负责和一比不苟的工作作风，令同行的人深深叹服。
康世恩的风范也深深影响着同行的苏联专家，专家组长特拉菲穆克老成持重，他是人苏联石油工业的老总，也不由得翘起拇指说：“康是我见到过的最好部长之一。”（注：当时石油部尚未成立，可是专家们都把他当部长看。）
柴达木的气候是多变的，忽儿狂风骤起，黄沙蔽日。忽儿烈日炎炎，热浪蒸腾，尤其是每天的温差悬殊异常，早起时的刷牙水每每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凌，可是午间火热的烈日烤得你恨不得扒下一层皮，个别苏联专家在踏勘现场时，顾不得斯文，常常是光着上身工作。环境的恶劣并没有沮丧大家的工作情结。各路诸侯也抓紧时间，分别深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做调查研究。铁道部的同志去察看线路，民航局的同志则去选择机场地址。李若冰同志不见人影，想必又深入到地质勘探人员中间收集素材去了。诗人李季则随在部队活动，有时则独自漫步一营地的尽头，遥望远处的昆仑山发呆，想必此刻诗人的思维正在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就连随队的哈萨克向导也不甘闲着，要了队部几匹骆驼，带上猎枪到昆仑山麓打野马去了。后来我们果真在餐桌上品尝到他猎回的又肥又涩的野马肉。
我按总分社的指示，则紧随专家组活动，为他们拍了不少现场活动的照片。其间还和水文地质专家契雅契柯夫交上了朋友。他是一名曾直捣柏林的卫国战争的战士。身躯魁伟，且能天然的好嗓子。每每回到营地，就在帐篷里拉开嗓子，吼上几句，使人顿感勃勃生气。他十分钦佩俄罗斯的世界级歌唱家莎里亚宾。如今六十岁以上的音乐爱好者，大概能知道这位善唱古典歌剧的男高音，和当今风靡国内外的意大利歌唱家帕瓦洛蒂可同享殊荣。对于音乐知识只有一知半解的我，竟然被契雅契柯夫视作知音。他为我唱了《伏尔加船夫曲》莫索尔斯基的《跳蚤之歌》。音质厚重，很具魅力，看得出是经过训练的。的来，我又点唱了电影“光明照耀克奥尔第村“的主题歌。这首歌在当时清华园的校园内颇为盛行。不料点的这首歌正中他的下怀，他兴高采烈地用俄语高声施展他天赋的歌喉：
你能找得到哪个国家
比我的祖国更美丽
到处都有广阔的田野
鲜花怒放开遍了山谷……
一曲未了，帐篷外已团团围住了许多年轻的勘探人员，他们循声而来欣赏他得意的演唱。像是一次星期音乐全般的热闹。
反之，另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儒弱书生的地质师却寡言少语，性格孤僻。他到盆地不久，因偶遇风寒，突患感冒。随队医生让他卧床休息，不料他竟独自蒙被，失声痛哭起来。问过翻译才知他为环境天是他的生日，没想到自己在这个荒原上渡过他最后的生日。神情之失态，令人毫异。后来被专家组长批评了几句。以后队部还专门为他举行了生日庆贺，厨师专门用马肉，特意为他炸了一块鲜嫩的马排。在大家温馨的关怀下，才使他沮丧的神情中有了些许笑意。可见乐观主义的性格，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都能为自己创造一个生活的太阳，反衬之下，就益发感到，长年坚守在这块荒漠中工作的我们的地质勘探人员的可敬可爱了。
经过多天有分有合的调查考察，9月中旬的一天，召开了各路诸侯的总结大会，一个偌大的帐篷下，坐满了各路将帅。会议完全民主，各路代表轮番提出自己的投想和方案，并充分摆出自己的论据，明晰而又科学。苏联专家组长也提出了专家组的意见。
未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康世恩的表态。只见他手指捏着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轻轻地笃着桌子，全神贯注地听着各方的意见。这位将柴达木命运系于一身的首脑，再次询问各路代表，是否把要说的全说了。然后他从容地作了即席发言，手头上没有资料，也没见笔记本，只是桌上有一张白纸，记下了大家发言的要点。然而他在发言中，思辨的逻辑，决策的果断，以及数据的概念，发言的层次和却是惊人的清晰，富有说服力。
50年代的采访本，经过我釿生活的颠簸，已散失殆尽，找不出记录，但记忆中的发言是从实际出发的。首先着眼于吃透盆地的地质情况。因为当时油砂山附近的石油构造有冒油走失现象，需作进一步深钻和说探，然后再次定盆地其他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他了这次考察的卓有成效的成果，分析了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并安排了下一步的工作程序。将近半个月的调查考察，康世恩只用了个把小时的总结，言简意赅地将工作中的轻重缓急都点到了。他的发言既没有大轰大嗡、故作惊人之举的举措，也没有急功近利的追逐和盲动，他的发言为柴达木的如何开发拉开了序幕。翻译不时地将康的发言给在旁的专家组长特拉菲穆克咬耳，看得出特拉菲穆克露出钦佩的目光。当晚为答谢专家的努力和辛苦，借助汽灯在营帐内举行了简单的酒会，共庆这次考察的圆满成功。我在酒会上第一次听到了康世恩爽朗的笑声。
该是到返程的时候了。大家依恋不舍地向仍驻守在盆地工作的勘探人员告别，留话。李若冰含着泪水向年轻的勘探人员深情地说了最后一句话：“柴达木的明天寄希望于你们。”
我们的车队仍然鱼贯地按着原路顺，仍然是四天到了敦煌，敦煌莫高窟文物研究所长，著名画家常书鸿得知考察组返回，硬是邀请康世恩和苏联专家下塌于莫高窟招待所。将近一个月的沙漠征程，来到一片绿河的莫高窟，令几位苏联专家欣喜若狂。常书鸿竭尽东道主的全部热情，用浙江带来的枇杷陈酒款待客人。当晚在富有浓郁艺术氛围的客厅中举行了在当时看来足够盛大的酒宴，常书鸿以及许多美术工作者出席作陪。专家们洗去了多天来的风尘，个个仪表堂堂像是去出席国宴似兴高采烈。几杯酒下肚，契雅契柯夫和另一名来自格鲁吉亚的钻井专家更是如痴如狂，一个拥着常书鸿的夫人同唱《红莓花儿开》。一个和着女画家弹奏的风琴的节拍，跳起鞑靼舞。中外客人尽情地享受了这一难忘的夜晚。
在返回玉门的路上契雅契柯夫和小个子的钻井专家告诉我，他们匪徒着重返柴达木，说这是个有前途的盆地。是的，作为国人，我更希望柴达木成为另一个中东。
初识柴达木
葛泰生
1954年6月上旬，一个队汽车离天甘肃敦煌城向西缓缓而行。车上坐的是一支年轻的石油勘探队伍——国家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柴达木地质大队。这支队丛在西安组成，成员全都是在自愿报名基础上选拔出来的小的10几岁，大的30来岁清一色的男子汉，队伍由大队长郝清江、地质师张维亚率领，下辖5个地质队：101队队长是我，102队队长是杨少华，103队队长廖健，104队长王吉庆，105队队长朱儒勋；还有一个重力了人（301队），队长张德经。我们100多人，人人激情满怀，个个斗志昂扬，都为能首批进军柴达木而自豪。
我们住构造上
我们于5月初由西安出发到敦煌后，为了便于行动，在敦煌进行了休整。把帐布帐篷改换成藏式白平做的落地式单帐篷，扔掉了行军床，每人发给一条毛毯睡地铺：同时，从当地雇了100多蜂骆驼。
一切准备就绪，大队兵分两路踏上了去盆地的征程，一路是驼员带领的骆驼队，一路是解放时缴获的美式十轮“大万国”卡车载着我们地质在全体队员和装备沿南疆大路进军。与我们同路的还有担任保卫工作的解放军骑兵三团的一个连队。
从敦煌出发，当时这一带还没有正式公路，只有一条牛车和毛驴车的辙印弯弯曲曲，路面很窄，高底不平。卡车走走停停，还经常需要我们推拉着走过那些难以行走的路段，最初，每天只能走10几公里，日出即行，日落便息，多半时间无法做饭，只能啃干饼，喝凉水。
南疆公路是解放前青海军阀马步芳搜刮民脂，强抢民夫修筑的一条由青海通往新疆以图建立反动势力简易公路，好地在解放的枪炮声结束了马步芳对大西此的反动统治，这条公路只举以了通车典礼，便重又回到人民手中。
公路虽然年久失修并经过风吹雨涮已不平坦，但它毕竟是一长经过人工修筑的路，车队的进行速度加快了许多。
第5天，我们便经过拉配泉到达阿金山的一个山口一金鸿山。到了这里，说明我们已经进了柴达木盆地的门户。
翻过阿尔金山，当我们刚踏进这个神秘的“聚宝盆”时，大自然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狂风夹着沙土席卷而来，天昏地暗，只尺对面看不清人影，后来人才弄明白这种“黑风”就是盆地里经常作崇的“沙风暴”。好在道路尚可行走，车在沙石和尘土里摸索着缓缓前进，我们将头蒙在衣服里相互依偎着在车厢里，任由狂风肆虐……
傍晚，我们终于到达指定的驻扎地红柳泉、风已小了，几经努力搭起了各自的帐篷，随车带来的水已经不多了。有人就近打回来泉水烧开供大家饮用，喝在嘴 又苦又涩。风还在不停地刮，帐篷里点不亮灯，帐篷外面气候骤然下降，黑洞洞的夜，除了呼呼作响的风，这世界悄无声息。到了半夜，许多人开始拉肚子了，原来，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硫酸镁有几个10几岁的年轻人抽抽噎噎的哭起来，尽管几天奔波都很疲劳，但许多人仍困在被窝时瞪着眼睡不着，队干部们心里也都沉甸甸的。怎样才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好队伍，完成任务呢？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老天爷真给脸，风停了，天也晴了，钻出帐篷，我发现地质师张维亚已经起床，正围着我们的宿营地踱步，我赶上去和他并肩而行。
昨晚，我们住的这块地方是个丘陵地区，放眼望去，到处是小山包，张地质师带着我在这些小山包间穿行。越看，他脸上越显出喜悦，我知道他在目测地层倾角的准确度上很出名的。果然，他兴奋地指给我看着这些小山包说，这些小山包都是晚第三纪地层的露头，可喜的是这些小山包地层的倾向和倾角，显示出红柳泉地区存在一个完整的背斜构造。原来，昨天晚上我们稀里糊涂住在了可能储油的构造上。这个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大队，昨天夜里的不快，顿时被大家忘在了脑后。
阿拉尔情话
吃过早饭，郝清江大队和瑜大队集体去拜访距红柳泉十几里的阿拉尔驻军。他们是当时那一带的唯一居军。由于事先派人联系过，当大队到达阿拉尔时，驻军已列队在军营外面欢迎我们，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穿的棉军服已由灰色变为白色，而且破得一条条的，他们象见亲人一样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迎进土坯垒起来的营房里。
这是属于新疆军区骑兵一团的一支英雄连队。自从1952年甘、青、新三省区联合围剿消灭匪帮之后，就单独驻守在柴达木，两年来只有电台与外界联系，给养也补充不上，因此军装都破了，他们每、逻巡一次需要半个月，这期间他们骑着马风餐露宿，忍饥受渴，在渺无人烟的沙漠中保卫着后来被称为“聚宝盆”的这一方热土。
连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省区联合剿匪时，他们连在昆仑山中遇到暴风雪，3天3夜困在雪山中，带得干粮舍不得吃，全喂了马，而马还饿得互相咬尾巴。风雪刚停，又与土匪遭遇上了，正在危急时，有一支兄弟部队赶到，共同打垮了土匪，解救了他们。讲完这个故事，只见坐在台下和我们回来的警卫部队连长激动得走上台去，两位连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来求援他们的就是骑兵三团的这个连队。这也是巧合，两个连队的指点员们在一片“兄弟连队学习！”“向兄弟连队致敬！”“战斗友谊万岁！”的口号声中，欢呼着，跳跃着……我们这些勘探队员见战士们在战斗岁月结下这么浓厚的友谊也激动的热泪盈眶，抹刀形鼓掌跟着喊起了口号。
中午，驻军请我们吃饭，菜是黄豆芽，豆腐，每桌还有一小盘炒鸡蛋，主食是馒头。这是我们几天来第一次吃到象样的饭菜，大家吃的特别香。但当人们知道这些食品是剿匪结束，大部队撤离时留给他们的，二年来，，他们省吃俭用，这次招待我们是尽其所有储存，特别是得知他们把攒了几个月的鸡蛋全部拿来招待了我们之后，我们又一次地感动起来，更加对人民解放军增加了敬仰。
饭后，驻军带我们去瞻仰阿拉尔革命烈士墓。一个个土堆前面竖着一块块小木牌，上面写着烈士们的姓名、籍贯、职务、牺牲日期……我们默哀着，心中对烈士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葬身沙漠的崇高精神充满着无限的敬意。
返回红柳泉驻地时，没有人多说话，解放军的英雄事迹，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个地质队员的心，使人们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阿拉尔是个有水有草的地方，河水是山上融化的雪水，水质很好。那次与驻军接触以后，驻军邀请我们到阿拉尔作邻居，还让出一片营地，我们人拉肩扛军民携手，很快就将大本营迁移到了阿拉尔。
搬到阿拉尔以后，经驻军介绍，我们请来了柴达木石油勘探的向导——依沙·阿吉老人。从此，青海油田的早期勘探便正式开始了。
难忘的初勘时期
王全福
加快我几址年的石油生涯，有许许多多往事早已淡漠，唯独在盆地勘探初期渡过的那些岁月，难以忘怀，如今思想起来，就象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夜迷大乌斯
1954年8月。当时我是地质大队工会主席。大队党总支让我带上吴斌，医生阎白辉和周唐谋等四人去野外小队慰问。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都感到责任重大。
离开油砂山大队部，我们先后到茫崖地区工作的101队、301队、401队，共进行了7天的慰问活动。我们所带的慰问用品仅有一些糖果和极少的蔬菜，还来去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慰问信。我们走到那里、那里刹时就会沸腾起来，似乎这里从来不曾有过艰苦，不曾有过疲劳。
结束了茫崖地区的慰问活动之后，便朝住在大乌斯一带的105队去慰问。到了大乌斯便去105地质队设立的住宿工供应站寄存了行李、吃了点干馍、喝饱了一肚子水（这是野外工作出门必做的事情），便放步东行。此时，正是午后2点，山沟里天气闷热、满头的汗珠如雨淋一般，加上是沙窝路，大家都有些倦意。为了鼓动鼓动大伙情绪，我把裸露在衣襟外边的肚皮敲得“嘭嘭”作响，象唱莲花落一样，“我有储水池，汗水流不尽，炎热我不怕、饥渴算个啥”。顿时、惹得大伙哈哈大笑，驱走了疲劳。按说，食宿站距105队队部只有16－17公里，可是，我们都走了2个来钟头的时间还见不到帐篷。我们又走出了一条长沟后，105队的队部才出现在我们面前，10几个队员迅速地向我们迎了上来，我们被乌黑住了。大概是为了减轻我们极少的负担的缘故吧，我们身上所背的小饭包也被他们争着背跑了。我闪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之后，随着就展开了慰问活动，检查汇报工作，歌唱，座谈。小队同志们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战斗生活：怎样当“团长”，怎样过夜，怎样忍受饥渴。勘探队的战斗生，至今还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黄昏时分，我们离开了小队，行程约半里、黑认就降临了，我们4个只得挽手而行。大约走了近二分之一的路程时，没料到路找不见了。这条小路原业只踩了几个人的脚印，再加上风沙覆盖，连一点痕迹都不能找到，夜、黑得骇人，前去不得，后去不得，脑子也转了向，变的糊涂了，分不清东西南北。蹲下来研究研究方向，4个人八只眼睛搜遍了天空，可是连北斗七星的影子都没有找见，因为星星被乌云给遮住了。人到事中“迷”，我们四个人带有两个指南针，但由于精神紧张，也忘记了使用，当用手表上的夜光针来分辨方向时才记起了指南针。很不凑巧，指南针也出了毛病，一个指东一个指南北，显示不一致，结果连那一个也不敢相信，这使我们更加转向了。我们4个人好在各自拿有一把手电筒，分头四下去找路，结果仍然是乱转一阵，电池的光也越来越暗，直到最后都不发光了当时虽是8月的天气、但黑夜的寒冷直冻得我们的冷颤，而且还渴得要命。此时，周唐谋同志提议。“我们干脆蹲在这里等天明再走。”当时都不同意这个意见。于是我产：“等天明还有6个小时，蹲在这里也是活受罪，我们应该向地质队员学习、积极想办法摸出一条路”。大家赞成我的意见，决心继续找路，黑夜行路低一脚，高一脚，举步维艰，但有地质队员作榜样，我们终于在跌跌爬爬中找到了那条沟。大家高兴地又唱又笑走出了沟口。但是，两条岔路又迷惑了我们，看不见帐篷，老在那一块地方转圈圈，跑了一夜冤枉路，还是找不到帐篷的影子。最后直到东方发亮了，我们才发现帐篷就在我们跟前不远。跑了一夜，原想到了帐篷美美睡上一觉，谁知事不凑巧，帐篷里早已睡满了人，我们只好解开行李，露天而卧了。
大雪封山
1954年的冬季，柴达木盆地连续下了几场大雪，四面八方全是一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久旱不雨的戈壁沙漠，真是难得的喜讯。然而，通往敦煌的阿尔金山。路面全是数尺厚的积雪，承运盆地生活物资的车辆、统统被堵截在山前山后，过不来也回不去，盆地上千人吃的，烧的，有物成了问题，眼看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危机当头，我人一面赶快用电台向敦煌供应站和西安地质局告急，一面组织人力清除路面积雪。西安地质局接到我们的告急电后，及时报告了党中央，并电告我们用篝火和红旗作为联络信号，党中央将用飞机为我们投送食品。正在北京开会的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同志，听到大雪封山，野外小队受困的消息后，立即电告海西州自治区，要求他们务必设法营救盆地的地质勘探人员。海西州委当即派出了一个由蒙古族老族长带队的由30峰骆驼组成的驼运队，带上煤油炉子和饼干、药品等物资进入盆地，他们先后往返两次才在阿拉尔找到了我们住处。在金鸿山口清除淤雪的职工，在党中央，省地委的关怀鼓舞下，日夜刨冰铲雪，未等中央飞机空投，他们已经排除了路障，通往敦煌的道路已经疏通，盆地解危了。
开荒种地
——忆局农副业生产发展
金海荣
青海石油局开荒种地，大办农业，是从1960年开始的。当时，我们国家遇到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青海油田职工生活上也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面临这种情况，局党委决定开荒种地，发展农副生产，战胜困难，又生产自救。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农副业生产，局里成立了社会服务处，具体负责组织农副业生产，这项工作由局党委委员，社会服务处党委书记，苗德胜分管。根据我局驻地的土质气候状况，办农业只能舍近求远，先后在青海乐都、马海，新疆的若羌，甘肃的安西、敦煌等处开办了18个规模大小不等的农场。
马海农物是我局开办的最早的农场。经营单位有勘探、钻井、运输、机修等。其中勘探处规模最大，开荒种地2千亩，有上百名职工家属在那儿劳动，党委书记任增寿同志新自抓。收成相当可观，小麦亩产可达300斤，青稞亩产达4000斤，他们除了给本单位职工、家属补贴口粮之外，几年内还给局上缴储备粮100多万斤。
花海子农场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农场。当时组织了5千多名职工，集中了大量农垦工个，前后共开荒大约20万亩。由于无霜期短日照时间少，只能种植一些生长期比较短的作物，如青稞、蔬菜，而且产量也不高，所以，实际播种面积只有5千亩。花海子农场长得最好的作物要属甜菜，平均一个甜菜头都在2斤左右。尽管农场产量低，但在当时定量偏低，职工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切克里克、乐都、倒淌河、安西的瓜州和敦煌的南湖等农场，虽然从规模上还赶不上以上提到的农场，但各有各的优势品种，比如乐都的洋芋、倒淌河的油菜，安西的瓜、南湖的蔬菜，丰富和改善了职工和家属的生活。
1965年，在玉门石油局大办农业先进经验的推动下，全局组织了千余名职工，集中人力、物力、苦战了3个月，在冷湖水源储水种地，尽管水源地区处于高寒地带，但经过努力，种植的小麦、青稞、萝卜、白菜，也有一定收成。
南湖农场是我们重点扶持的一个蔬菜基地。从大田到塑料大棚，从单一的大众菜到各类细菜，经过长达10年的不懈努力，到了1976年，累计产量达880万斤，不仅品种多样，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全局蔬菜自给的要求。为此，1977年，全国石油系统还在南湖农场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局认真贯彻执行了有关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坚持为勘探服务，为职工、家属生活服务和正确方向，调整了布局，推广了经营承包责任制，依靠科学种田，初步建立起以蔬菜为主体，养殖业、服务业为两翼的多种经营新格局，使我局农副生产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已达1100万斤，年产均110万斤，比“文革”期间的1969年增产9倍。蔬菜总产量4395万斤。品种也田过去的白菜、萝卜发展到23类46个品种。油料总产30万斤，瓜果总产654万斤，其他总养猪、养羊、养鸡、养鱼等项，都有较大的发展。
回忆我局农副业生产，有得有失，有经验有教训。工办农业初期，由于点多面广，经验不足，急于求成，缺乏的科学依据，匆忙上马，有不少农业点白效了学费，劳民伤财。比如花海子、水源农场事前对这些地区的地理状况，缺乏过细的研究，投资大，收益少，中途不得不撤离。又如1961年，研究所在安西办的“秀才农场”，由于盐碱严重，辛苦一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高原帐篷城
税为群
1956年7月，我们西安石油学校的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青海石油勘探局。我们坐着大依发卡车，用行李当坐椅，途径玉门、安西、敦煌3座县城及索尔库里，金红山、拉配泉到茫崖。一路的颠簸，加上高原反应，我们一个个腰酸背疼、头晕恶心，沿途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认真看一眼。
到茫崖的第二天，局里来人向我们介绍了勘探形势和发展远景，说这里有希望成为“中国的巴库”，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振奋，小声地议论着：“聚宝盆，我们来对了”。
为了更好地在聚定盆生活、工作，必须有一副强健的身体。我们约定每天早直跑步，进行适应性锻炼。在每天早晨的锻炼中，我闪跑遍了茫崖的各个角落，三角最泞的是随处可见的帐篷。
我们住在招待所，是几座帐篷围成的一座小院；局本部除食堂和餐厅是木板房外，宿舍、办公室、仓库等都是整齐划一的帐篷；其它单位，除发电房、汽修总装车间、钻修、内燃机修理车间等是木结构和包铁皮外，均是清一色的帐篷。为了增加室内的面积，有的用几顶帐篷对起来，有的用几顶帐篷接起来。一次，我们相约去距本局西北约3公里的山沟，山梁的北侧有一座医院，除了山脚的几眼窑洞，也全都是帐篷，就连手术室也是用帐篷搭起来的。现在我们路过这里，还能看到窑洞的残迹。
我被分到总工程师室下属的机动室工作。所谓机动室，实际上就是一顶帐篷。后面三分之一是董家宝工程师俩口的卧室，前面三分之二摆着董工和另外一个同志的2张办公桌，我们刚业，就在床板上办公。其他同志的帐篷，也都是中间用报纸或布帘了隔起来，后面当宿舍，前面办公。第一任局长张俊，曾任师参谋长的党委书记陈寿华，曾获战斗英雄称号的副局长杨文彬等领导同志也不例外。
国庆节到了，大家正为如何度过到盆地后的第一个节日犯愁，不知道谁提出到清明山去玩。这个似乎山青水秀的地名，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我们从清明山的西北坡爬上去，到山顶一看，来时的兴致顿时一扫而光。地质家也真会取地名，到处是同茫崖一样的风蚀残丘，意也取这么个清秀的名字。突然有人叫了起来：“帐篷城——茫崖”。我们回头望去，啊！茫崖尽收眼底。它的南面运处，是白雪皑皑的莽昆仑，雪水顺北坡湍流而下，到茫崖南边不远处形成一汪小湖，湖水滋润着一片草地，也养育着茫崖城。帐篷城南北约2公里，东西约1公里。在地青蒸气的映衬下，一座座帐篷，就象遍地雪白的羊群，朝着那片肥沃的草原奔去……
正是在这座帐篷城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各级领导身上得到了终身难忘的教益。张俊局长专门给我们写信，嘱咐我们这些学生们要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人生，走好自己的道路：总工程师刘树人经常用自己的实践经验教育我们，要把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柴达木的工作实践相结合，为祖国的石油勘探开发事业服务；‰的直接领导董家宝师，对我们分到机动定的几位学生倾注了又严又慈的关怀。亲自为我们拟实习大纲，为我人出到探区的调查题目，要求我们每月交一份实习总结，帮助我们修改调查报告和设计。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先后做出了一些成绩。由我设计的B2——300型柴油机防腐器现场效果较好而被推广；曾风礼完成了机电设备防风砂静电装置设施；陶祖宁完成了钻井泥浆泵来压稳定装置设计被推广使用……
正是在这座帐篷城里，青海油田的先期指挥员们指挥千军万马，在“八百里潮海”南征北战，先后发现了冷湖油田，尕斯勒油田……才有了今天的“三项工程”，三个基地……
帐篷城虽然早已在戈壁滩上消失，但它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次断水事件的回忆
杨藩
柴达木盆地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恶劣，除了地外青藏高原带缺氧外，由盆地位于北斗球干燥气候带内，极度干旱造成的缺水，同样对人闪构成威胁。对于野外作业的石油勘探队员来说，困难更加显的突出。
50年代中期的一次野外工作中的断水，就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记忆。
1957年，正是柴达木盆地大面积铺开地质调查工作的时期，承担全盆地石油地质综合研究任务的局中心试验室也不例外，天气一转暖，就组建成地层对比、岩相、区域构造，地下地质等4个专题研究野外队，分赴各构造和钻井探区，开展油气勘探的基础地质研究工作。我当时在中心室古生物鉴定研究组任技术员，这时候我闪建组还不到两年，全盆地和盘地内各地区第三纪化石基准剖面还没有建成，急需在野外实测剖面和系统采集化石杯本，野外工作的任务很繁重。我和组内另外几位技术员被分配到盆地不同的地区开展化石基准剖面的建立工作。晏春林和孙镇城去盆地西部的东柴山和红三旱1号构造，我和杨臣琼到盆地中部的中部的鄂博梁构造带。这一年7月下旬，我和杨臣琼、何幽姿，两位槽探工和炊事员老齐6个人组成一个野外组，从茫崖出发。那时息出野处还没有越野小车，我们坐在是嗄斯51型卡车，这是局地质调查处鄂博梁3区队的便车。何幽姿年龄最小，又是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女同志，大家让她坐驾驶室，其他成员都坐车槽子里，充当座椅的是自己的铺盖卷，下面垫的是帐篷布，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相当不错了。
第一站是鄂博梁3号中高点北翼，汽车到工地后，我们立即搭帐篷，挖灶架锅，安顿好宿营地，开始了第一阶段的采样工作。
当时，和全局其他野外地质小队一样，我们这个野我小组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住的是帐篷，打地铺。一天3顿饭，中饭是在野外工地上就着咸菜吃馒头，早饭，晚饭在宿营地吃，但顿顿是黄化，木耳、粉条和腊肉。看不见绿色的蔬菜，更吃不上新鲜水果。这倒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缺水，柴达木的夏天，几乎天天都是烈日当空，野外组在这样条件下爬坡下沟，一天下来，少则几公里，多则10、20多公里，但是从出工到收工，只有一行军水壶的水可用来解渴。说到洗涤用水，更少的可怜。为了节约那用汽车百公里以外运回来的水，早晨1人1茶缸洗脸水用了不能倒，要留着晚上再业洗脸、洗手和洗脚。尽管我们每天收工回来都是满身磊汗，但他只能顺其自然，洗澡和洗衣服都是不敢想象的奢望。
生活的艰苦并没有影响野外组成员的工作热情，孢粉分析实验员何幽姿不仅熟练地承担了孢粉样品的采集。包装和登记工作，还学会了识别介形灰、轮藻化石的决窍，两位槽探工在完成清理槽探中的积沙和浮土，从露头中挖掘出新鲜的岩样以后，又自告奋勇协助我们采样。他们有惊人的视力，不用放大镜也能众岩样中把比砂粒还小的介形虫、轮藻化石找出来。正是全组人员不计份内份外的通力协作，工作进度比预料的快，不出半个月的功夫，化石超过四百层的系统剖面已经提前完成。当我们背起全剖面最后一袋沉甸甸的采查，踩着风化后的松软砂土，一步一个坑地往宿营地走去时，胜利的喜悦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干渴，也许是受我们这种情绪的感染吧，两位刚离开农村不久，第一次接触“化石”的槽探工唱起了青海花儿，“河里的石头子哟，翻三翻，……”边走边听这优美、高亢的歌声，我们深深沉浸在丰收的欢乐之中。
结束了高点北翼剖面的采样工作，我们搬家回到三区队队部地，准备去西高点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区队部停止供水”，我一听圡急了，因为，组里用业储水的几个53?仑水桶大多已空，剩下的水顶多也只能用一两天了，原以为回到我队部就能装上水，谁能想到会停水呢？无急忙赶到区队部找领导，想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争取得到区队的照顾，但区队领导告诉我，派到南八仙水源去运水的罐车没有回来，估计在路上抛锚了瑞区队部已经剩水不多，这一点水要保证槽探 大队的需要，其他单位只能停止供水，要求我们克服这一暂时的困难，打算把另一部备用的水罐车派出去，如果顺利的话2－3天后可以恢复供水。
面对这一情况，怎么办？在茫茫戈壁沙滩里，没有水是哪里也去不成的，我们放弃了第2天搬家出工的计划，从这天开始，我们进一步压缩用水量，把仅存的一点水用来做饭，其它用水（包括饮用水）一概停止发放！就这样，我们一边在室内整理资料和标本，一边等待着水罐车的到来。
1天、2天3天过去了，我们的水桶已经见了底，但派出去的水罐车还是不见踪影。炊事员开始用青油和面烧鉼，烧出来的油饼金黄锃亮，色鲜味香，但口干舌燥的我们只能看着它发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手拿油饼却难以下咽，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困境。
这时，区队部的同志和我们一样，在忍受干渴的折磨。医务室的郭大夫把打针用的盐水打开，把这些宝贵的水送给病号喝……看着这情景，我们再向区队部求援显然是不可能得了。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我要求大家尽量躺在床上避免大量出汗，以求最大限度节约体内的水分。3天下来，嗓子里象在冒烟，嘴唇都裂开了，身边唯 一含有水分的是牙膏，可真派上了大用场，用它在嘴唇上抺一下，再用舌头舔一舔，凉丝丝的，就好象是喝了点水，真舒服。
断水的第4天，望眼欲穿的水罐车终于回来了！人们奔走相告，难关终于过去了！
困难的7天过去了，在这不平常的7天里，没有一个人发牢骚，也没有一个人说怪话，大家只是静静地，默默地等待，偶而有人说上几句，那也多半是相互安慰，互相鼓励的话语。人们显得更加齐心，对党组织对领导的信任使大家充满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事后才知道，第2辆水罐车和第1车一样，都陷进砂窝里抛了锚，是区队从大柴旦又要了一辆水罐国一，才解除了我们的急难。
和50年代初期相比，今天柴达木盆地同气勘探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1茶缸水用1天和断水危及生命和日子旰已成为历史。但是，增储上产的要求对这一代的柴达木石油工人来说仍然是个艰巨任务，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深信，圾了职工齐心，领导关心管两条，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一代的柴达木人定能发扬老柴达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把工作搞得更好，开发出更多的油气气宝藏。
高原的回忆
万心培
高原的向往
我本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任航行调度员，1956年2月组织决定我们一批干部转业复员，到河北廊坊北京军区训练三团集中学习，分配去向有新疆、青海等边远地区，也有河北等内地；有工矿企业，也有政府机关。按我的条件，可以要求安排回四川老家工作，但我们这些20刚出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满腔热情争相报名到青海柴达木搞石油勘探。当时宣传柴达木是戈壁沙滩，荒无人烟，风沙很大，气候变化无常，有人说“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条件虽艰苦但却是个聚宝盆，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祖国急需石油，需要有志儿郎前去勘探开发。对此我们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祖国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去，纷纷写申请表决心，组织上最后批准我到哪里去，纷纷写申请表决 心，组织上最后批准我们108名干部去青海石油勘探局，年龄最大的42岁，还有几个女同志。我们从廊坊乘军列（闷罐车）出发，因要让客货货列车，只能抽空行驶，走走停停，有时一个站要停很长时间，每到一站兵站都送来热气腾腾美味可口的饭菜。一个星期才到达兰州火车站，旅途虽然漫长，但大家情绪饱满，欢歌笑语不断。我们在兰州火车站十车，去新疆的们又继续前进了。在站台上从凌晨3点到6点钟，未见人接站，同志们又冷又饿，情绪上产生了波动。6点多钟驻兰州办事处的主任才赶到。吃完了早餐，分乘几辆带篷子的卡车，经几个小时地颠簸到达青海省首府西宁市（石油勘探局机关驻地）虽说是省城，但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满街尘土，马粪的臭味到处可闻，当时马步芳的公馆湟中大厦（三层楼）算是最好的建筑物了。我们休整了两、三天后，局里组织学习，介绍情况，进行分配。我未能参加学习，干部科李永杰科长找我谈话，让我跟一位同志去甘肃临洮康乐县招收民工，经过1个月的工作，完成任务归来时，其他同志早已分到局属各单位，在新的岗位上，开始了石油人的生活，我被 分配到人事处搞人事工作。
徒步高原
大约在1957年4月夫事处领导派我去冷湖大队出差，了解人员、机构与生活需要的情况。当时从茫崖到冷湖没有固定的班车，一天我找了一辆敦煌运输公司返敦煌的卡车，把我捎到冷湖与敦煌的三叉路，该地有2栋板房，是运输公司的食宿站，我下车后，已夕阳西斜，大约5、6点钟了我急于当天赶到冷湖大队，但无车辆经过，决心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徒步行军，当时身穿棉衣棉裤，皮大衣，头戴皮帽子，背上水壶，行李卷、沿着去冷湖的公路，一步一步的境肚 走身上的负担越沉重，步子越加吃力，汗流浃背，以又累又乏，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又继续前进。天逐渐黑幕的世界，偶尔远处黑幕中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我以为可能来了汽车，可就是听不见马达的轰鸣声，仔细观察，原来是个幽幽的绿光，我估计十有八九是狼，如遇上就糟了，真令人毛骨悚然，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困乏极了，真想坐下来不走了，但一想，如倒在这里，说不定被狼吃了，还没有人知道呢！决心继续走吧，哪怕是爬要爬到目的地。转过一个弯后，突然前面远处有了稀疏的灯光，使人兴奋不已，总算有了希望，胜利就在前头，顿时精神振奋起来，迈着沉重的脚步，向着灯光走去，经过漫长的夜行军，终于到了有灯光的地方，原来是老墓地，有座大工房，住着一些人，我上前说明情况，才知道他们是建筑公司安装施工队的，他们告诉我冷湖大队还在四号，还远着呢！今晚你不能走了，等明天找便车送你走吧！同志非常热情，给我打来洗脸水，并到食堂买来馒头和菜，真是同志友爱暖人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朋友，我是多么感激他们呀！吃饱喝足，聊了一会，就打地铺和他们住在一起，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翌日 ，搭便车到了四号冷湖大队，胡振民大队长在帐篷里接待了我。经过几天调查了解，完成了任务，返回茫崖。
惊险的旅途
1958年11月某日我根据处领导指示去格尔木，动员招收从修筑青藏公路回来的河南民工。我乘一辆卡车去的。车行至大柴旦地质处驻地过去不远有一S形转弯处，车子转过第一个弯，即将转第2个弯时，驾驶室右边的车门突然打开，我随之朝开门的方向流了过去。我想完了，朦胧中被惯性带着连续翻了几个筋斗，车子从我旁边呼啸而过，司机急刹车，转过弯停住，赶忙将我扶起。检查了一下，全身上下没有什么伤，只是头上擦破点皮，流了点血，头有点昏。当时司机吓得脸上苍白的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可把我吓啦！出现这咱情况，十有八九会被后轮压死，你离去后轮只差十公分，真是万幸！”为了慎重起见，怕头部和内脏受内伤，他把我送到在柴旦人民医院银座做了检查和包扎，医生讲没什么问题。我们又继续向格尔木进发。到格尔木要，经联系，找到了河南民工在河滩的驻地。我如实向他们介绍了我局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去我局的任务、工资待遇等，让他们决定。当晚我就在民工帐篷睡了一夜，次日早饭后，有80多人自愿报告。我一方面组织让司机先拉走一车，一方面去马生奎同志带车前来，代表处领导对我表示慰问，并一起将民工拉回。领导和同志们的深情愿意，令我十分感动。
困境中考验
1960年10月我被任命人事处劳资科副科长。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已涉及到了冷湖，局党委决定从——冷湖油矿的各生产单位当大队和工、处长，一是培养锻炼干部，使其既懂管理、又懂生产；是加强基层领导力量，保证在国难面前稳定队伍，稳定生产。我们的处方董万镒同志下放到采油一大队采油一队任大队长，劳资科另一副科长冯淑坤同志下放到采油一队（女子采油队）任队长（1961年初因天然气中毒身亡）我下放到采油三大队采油十队任队长，前任指导员姓王，后是赵光裕同志，他们俩也是局机关来的，工程技术员是何金德同志。
开始我们队是与大队住在一起的（深8井旁）在大队食堂吃饭，生活逐渐困难，到年底已经已相当紧张了，严格按定量吃粮票也不能多买馒头了，不过多少还买到些食物，食堂还有些存粮食。到1961年大队决定让我们队搬到504、505井附近的一栋土坯房，加上两栋帐篷住在现场，单独起伙，大队食堂的余粮没按人均拔给我们，食堂一点家底也没有，以后多次据理力争，亦无结果，全队三十多人，买粮时还要按节约20%扣除，我们干部只能吃到18斤/月。副食品越来越买不到了，生活越来越困难了，，派人和大队一起打草籽，挖锁阳，把草籽搀在面粉中蒸馒头吃，这种馒头又苦又涩，吃了拉大便非常困难，没有副食只能喝盐水酱油汤，就是烧一锅开水，放一把盐或一些酱油，撒一些干得发黄的菜叶子，烧成汤，一人一碗。有的同志为了增加份量，把馒头拿回去再加水煮，怎么也吃不饱肚子。后来有的同志去其它地方拉圾堆拣骨头等煮来吃，真的叫人痛心，可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怕发生中毒，我经常检查，发现上述情况立即制止，甚至将烧的机油和锅一起扔掉。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很多同志都浮肿了，有的肿得很厉害，我的腿和脸也肿得很厉害，手指一压一个很深的坑，很长时间弹不起来，走路腿都挪不动，浑身无力，很多人蓬头垢面，朝不保夕。在这样情况下，还都在504、505等自喷井坚持倒班。为了保证正常生产，防止油管结蜡、下了超声波刮蜡片，每个班要清蜡一次，要摇绞车四五百圈，从井底将刮蜡片摇上来，提出井口，卸掉防喷管，检查刮蜡片，然后再将刮蜡片下到井里去。我们干部经常跟班上岗，与工人一起摇绞车清蜡，巡查各井生产情况，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生产，完成了原油产量任务。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四班有个转业战士，浙江人，浮肿很厉害，我们和班长都叫他在家休息但他仍然坚持上班，一天上了中班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早上班长来报告说他病得很厉害，在床上呻吟，我看后决定马上送四号职工医院住院治疗，可他声声呼叫：“队长！队长！别让我去医院，我能上班，我还要上班！”在病床上，仍在喃喃地说：“队长！让我回去吧！我还要上班哩！”多好的同志，可是经抢救无效，第二天他就 民了。
1962年初，职工生活有所好转，有10元钱一斤的高价糖卖了，很多人把一个月的工资都买糖吃了，副食也逐渐买到一些了，社会服务处也拉来了好多从昆仑山捕猎的野牛野驴肉。到下半年饥饿问题基本解决了。
往事如烟，如今的柴达木盆地，早就“旧貌换新颜”了。我总想，虽然生产发展了，条件改善了，柴达木开发初期的那种奉献精神，还应当弘扬，再弘扬。
花土沟会战初期的日日夜夜
梁泽祥
花土沟曾有过辉煌，50年代在花土沟、油砂山，红柳泉等一带曾发现过油气，找到过一些油田，而且进行过短期开发，基地就建在距花土沟不远的油砂山。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于支援大庆石油会战，本局又集中力量猛攻冷湖，西部勘探队伍才陆续撤离。
1969年，石油部要求我们继续开发花土沟油田，使这个当时并已关、钻已停的半拉子油田又燃起了希望之光。那年春节刚过，我当时所在的3288钻井队，作为先头部队顶着凛冽的寒风开进了花土沟，在那里搭起了第一幢帐篷。
到花土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修通通往阿拉尔水源的路，以解决后面大批职工到花土沟的生活用水和工程用水问题。花土沟距阿拉尔30公里，中间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沼泽地，还得穿过几条小河（其实叫流水沟更合适），要罐车能通行的路难啊！那时全队近100人只有一个解放牌固定车，除负责每天按时接送修路的职工和送饭送水外，还得从几十公里之外的石头山上拉石头垫路，还得到花土沟、油砂山、咸水泉一带井场，寻找架桥用的废旧管材。由于车忙，大干了一天的职工不能按时吃饭，不能按时下班回家是常有的事，但大家毫无怨言。记得一次车在石头山抛了锚，中午没送饭，大干了一上午的人确实饿得发慌，大家估计一时不会有送饭的车来，便商议打野物充饥。青年人说干就干，也忘记了疲劳，手拿木棍，石块奔向红柳泉那片草原。经过激烈的追逐、拼打、竟然逮住了两只兔子，一只麻鸭和几只无名鸟。没有锅就用铁锨、铝盔打替。加工烧熟的野味，尽管里边只放了点就地拣来的硝盐，但饿了一上午，吃起来还满有味道。下午快天黑时，送饭的车才赶到，当他们看到人们仍在大干，司机和炊事员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这种为油而战的乐观精神令人难忘。
这期间，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在河上架桥。当时除拣来的废旧管材和钢丝绳外别无建筑材料，但凭着人们的聪明才智，桥墩用管材、桥面用管材，管材之间的连接用废旧钢丝绳，修成的桥不但能行车，就是拖拉机在上面走也不受影响。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时地冻天寒，冷风刺骨，又无吊车，无拖拉机、无任何机械化工具，全靠人拉肩扛，又在冰冷的水中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凭人们的坚强意志和在西部找油的决心，硬是修成了。至今那几座钢桥还巍然屹立在那里，每当坐车从桥上过明，眼前就浮现出当年架桥的情形。
桥架好路修通后，开始用罐车拉水。便随着油田的迅猛发展，拉水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需把阿拉尔的河水用管道引进花土沟来。这样以来，就得修一条花土沟至阿拉尔的管线沟。这条沟宽1米，深2米，全和长30公里。其工作量可想而知。为了加快进度，西部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我所在的队就抽出了两班搬到了红柳泉，天亮出工，天黑收工，每天工作都在12个钟头以上，好在那时我们都年轻，有一半人是1968年分来的大学生，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不知什么叫苦和累。
管线过河，是这项工程的最大难题。当时河宽虽几米，但周围都是一片沼泽地，这么宽的跨距，管沟如何挖呢？管道又如何焊？研究会，论证会开了若干次仍无结果，当时已迁来西部的指挥部领导看了也摇头。怎么办？“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主席指示方向，掉了脑袋也要上！”人们发出了豪言壮语。当时下放到本队劳动的主任工程师浓福全同志看到人们的情绪，又看到面临的实际困难，白天跟大家一块参加劳动，晚上精心设计管线过河图。在施工的那天，两台拖拉机却掉进沼泽无法开出，时间很紧，急红了眼的职工那顾得这些，硬是要命地跳进了厚厚的冰层里，挖出了沟，焊通了管。当队干部和西部指挥部的领导闻讯赶到场，看到这惊人的一幕，个个敞开了胸怀抱起了职工冻僵的脚，激动的热泪盈眶。后来指挥部的领导多次在大会上讲：创业就要有这股劲有这种精神，没这种精神将一事无成，管线过河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施工，沟挖成了，管接通了，花土沟用上了自来水。
管线接通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往北山架电线的任务。到过花土沟的人都知道，由于特殊的地貌，虽然沟坎之间近在只尺，但由于沟深坡陡虚土厚，抬着电杆，拖着电线，每翻过一座山，越地一道沟，往往都要个把钟头甚至更长时间。每挖一个坑，每竖一根杆，每拉条线，都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加之风吹日晒，每个人的脸就象圆蛋茄子，红的发紫，而且脱了一层皮又一层皮，但人们毫不在乎，想的只是早日架好通电，早日打成井，早日采出油，以保证当时茫崖石棉矿及新疆南疆的用油。我们队和机电车间的同志们，每天早出晚归，终于架通了电线。
北山修路，平井场是场难忘的土方会战。由于工作量大，局总调出面组织，除西部的职工外，还有有冷湖、东部的职工，根据工作量分段承包，限定日期完成。由于山高坡陡难度很大，大部分地段机械无法施工，有人埋愿地质家故意难为职工，其实这独特的地理环境是自然造就而成。几百人的筑路大军，顶着烈日，冒着狂风，早出晚归，山上山下人如潮，活象一幅群英图。有的人手被钢钎震裂了，脸被晒的脱了皮，有的人长期不能洗脸洗脚，被碱土腐蚀的浮肿脱皮，甚至个别人脱不了袜子，但无一个退下阵来。那个时代的人，全靠的是一股子精神，靠的是为油而献身的雄心壮志。那时我已参加了局机关筑路大军的行列，尽管机关人员平时参加劳动锻炼少，又加之女同志多，但仍不甘示弱，奋力拼搏。在东部勘探处同志的支援下，较早地完成了任务，胜利地下了山。经过短期会战，筑盘山公路33公里，还平了10多个井场。
在花土沟创业时，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我说不清，但是架桥、架线、修路、管线过河，75天建人年加工3万吨原油的小炼厂，这些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西部油田经过20多年的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从1991年开始年产原油已超过100万吨，跨入了大油田的行列。随着油田的开发，如今的花土沟已今非昔比，高楼成排成带，公路四通八达，这座拔地而起的石油新城，今天是柴达木盆地最热闹的地区之一了，作为这一惊人变化的见证人，心里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因我为此油田的建设献出过我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那里也凝聚着我的一份小小奉献。
青海油田的历史回顾
谢展
柴达木盆地是我国大于10万平方千米的5个大沉积盆地之一。解放前留下与盆地油气有关的资料很少，只有关佐蜀、周宗峻等先生在踏狮子沟和油砂山后留下一点零星记载，认为油砂山有第三纪含油砂岩出露，油砂山和狮子沟是两个大型背斜构造，并推断盆地中还会有一系列背斜构造存在，具有良好的含油气远景。柴达木盆地纯属油气勘探的处女地。
1954年初。西北石油管理局决定组织3个地质队，一个重磁力队和一个地震队去油砂山一带进行油气勘探工作。一年工作后，核实了油砂山、干柴沟也有很厚的含油砂山出露。盆地中第三纪沉积厚度达3－4千米，狮子沟等构造，并从地貌找点看，向北向东还有大批背斜构造分布。所以柴达木盆地具有面积大，沉积岩厚度大、背斜构造大、生油岩好等特点，具有十分乐观的含油气远景。
根据上述认识，上级决定组织勘探力量，敲开柴达木盆地的油气大门。
一、进军柴达木
1955年地质局组织了几百人的勘探队伍进军柴达木。队伍主体从西宁市沿青藏公路进入盆地，大队人马未走之前，首先由小队长和一些主要技术干部组成的先遣队，由顾树松负责，于4月25日从西安出发，经兰州、敦煌沿阿尔金山北麓直插茫崖。由于甘新公路长年失修，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坐车颠簸了一个星期。路上吃的是很咸的挂面，一路又没有饮用水源，再加上以咸菜，干菜下饭，实难下咽。晚上打开简单行李露宿，有时为了抢时间，就在路边把老羊皮大衣往身上一裹就睡了。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都十分乐观，盼的是早日到达茫崖石油帐篷城，抢在主体队伍到达之前，作好应有的准备。
到茫崖时，毛国才同志已由内蒙买了一批骆驼先于我闪到达茫崖。我们到达茫崖第二天，顾树松和王福林步行去踏勘茫崖构造，沈乐三、王俊民、李睿、薛甲鼎、徐树滋和我，还有炊事员老范和一个小驼员，用八峰骆驼由阿吉老汉领路去开特米里克，在开特米里克东端扎营住下。第2天由阿吉带路，找到了在开特米里克外露的在油苗，那是一片被原油浸湿的沙丘。之后，阿吉和驼员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回茫崖取水。当驼员拉着第一批水回来时，我们都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因为有水就有条件向开特米里克、油泉子和盐滩三个构造交界推进。于是，我们就在那里搭起帐篷作为基地。然后分三组分头踏勘上述三个构造。由于只靠八峰骆驼供水，去一趟茫崖来回至少六一在，欲顺利开展工作，水必须控制使用，除开伙需要用的水外，每天每人定量是野外一壶水和回家一杯水，洗脸洗脚就没有可能了。多日没有 洗，气味呛人，大家只得把脚伸在帐篷外面，好在没有任何野兽和昆虫，还址分安全。又因为一天劳累，睡得也特别踏实，用了半个月时间完成了三个构造勘探。有一天李睿突然提到盐滩沟造北边有一条长大的梁子，可能又是一个构造，于是我们一块前去踏勘，果然梁子是一个大背斜的南翼。后称此地为南翼山。发现一个新构造，大家又高兴一阵。
15个地质队全部到齐后，便开始对茫崖褶皱带中英雄岭以南以东的每个构造开展细则工作。因只一辆汽车供水，水仍然十分紧张。由于洗不上澡，洗衣服也有困难，几乎每个队的成员均长了虱子，好在把带虱子的衣裤在中午往沙子里一埋，就可以把它消灭掉了。后来重力队、测量队和地震队也在茫崖褶皱带上开展工作，并选拔一些较好的背斜构造，钻了些浅探井。当时选择构造的条件是油苗加圈闭。苏联专家组也相继进入柴达木作具体指导。壁上工作，交通又极为不便，野外常有人迷失方向，找不到营地，晚上只好找个避风处缩成一团过夜，大家风趣地把这叫做“当团长”。于是当同志们碰面时，总是开玩笑说：“阁下你升级了没有”，意思是说当“团长”没有。迷失方向后最严重的是口渴，有的喝自己的尿解渴，有的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驼运队一年轻驼员，在开特米里克东北向西送副食和水时，遇到大风，骆驼受惊顺风狂奔，小驼员为了国家财产——骆驼，尽力尾随骆驼追赶，终于因饥渴力尽，牺牲在盐滩构造北边跳动。一个还不到20岁的共青团员，为捍卫国家财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我还记得苏联专家首次进柴达木时遇过的一次惊险。进柴达木初期，盆地中土匪残余尚未肃清，专家们与陪同人员行进中途遇到大风，警卫人员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伙骑马人向他们跑来，负责保卫的同志立即命车队停止，让警卫作好战斗准备。但观察了十几分钟，骑马人仍汉有靠近他们，于是派两名警卫向骑马人靠扰，并用望远镜观察，原来是由于一堆堆骆驼草被风刮起一溜溜尘土，很像有骑马人在奔跑，造成了一场虚惊。
年底野外勘探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一致认为茫崖褶皱带中含油气好的构造成串，远景很好。苏联专家建议在油墩子、油泉子和茫崖三个构造上各打一口深深井，用三点控制整个茫崖褶皱带和含油气情况，首先油泉子获得低产油流，唯茫崖及油墩子构造中见油气显示，与预期效果比，有较大差距不很理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勘探。但对盆地有良好的含油气远景的认识还没有失去信心。加之当年我们三个普查队和原地质部632队在全盆地内又发现了几十背斜构造，而且在尖顶山、鄂博梁一号和冷湖四号等背斜上发现有油气苗。这些资料更增加了在柴达木能找到理想油气田的信心。
二、发现冷湖油田是柴达木油气勘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柴达木找到几个小油田，因而勘探领域前景广阔，1956年4月28日上能决定加强勘探工作的领导，青海省批准青海石油勘探局领导机关迁入茫崖，于是茫崖就成为一个有名的帐篷城市。勘探力量也随着迅速扩大，不计632队队伍在内，到1956年底，共建立29个地质队、调查队，12个大地及地形测量队，12个重磁力队，三个电法队和四个地震队。对盆地的认识也有进一步提高。总地质师王尚文对盆地区域构造格局归纳为两带一隆。即茫崖和冷湖褶皱带和中央隆起带，其中两个褶皱带和中央隆起带向褶皱带过渡地带对油气聚集有利。张文佑教授提出盆地被东西向两个大断层分割成为三大块：即西部、中部和东部。以西部含油气远景最好。我们的勘探队伍主要在茫崖褶皱带工作，然后又逐步向北扩展。钻井队已增加，钻机自M50型到乌德钻机将近60台。战果也在不断扩大，继油砂山、油泉子的一，在狮子沟、咸水泉、尖顶山和南翼山等构造上，先后发现产量不同的油气流。原地质部632队的队伍与我们并肩作战，在盆地东部和北缘冷湖一带进行普查。在冷湖构造带上打了一批地质井，以落实背斜带轴部的大断层情况，其中冷湖四号背斜上的F3井，喷出大量原油，获得了重要发现。接着我局在冷湖五号背斜上钻探，在地中4井中获畅喷800方高产油流，打开了柴达木高产油气的大门。
三、集中国量攻下冷湖五号一高产区，并为西藏边防部队作出贡献
冷湖油田发现后，勘探队伍随之调整。地调队伍除保留几个野外队外，加强了综合研究工作。钻井重点是中深井的队伍，集中在冷湖五号构造，力求尽快拿下石油储量，并争取建成一个定产能。冷湖构造带其他构造用大钻机逐个钻探，探明其含油气情况。经过近半年时间，探明了冷湖五号一高点南区的储量，并在部研究院具体帮助下，编制出分层组开采方案，年底建成初产可达1500号/日的能力 。当年近四个月时间生产原油20万吨。但因油层组对比有误，打乱了原开采方案的井距，实际井距只有125m，且有的井完井油层套管用的瓦斯管，如井口控压采油，套管就要憋裂，只能用在压差采油，加之，1958年高指标等因素，油井递减很快，四季度开始我局担负起西藏边防部队的用油，一天必须保证装足一个连队的罐车。因此，只能采取放大油嘴，甚至用通井机带套管抽子抽吸非目喷油井生产等强化采油措施。炼油厂也得加班加点。在全局职工共同努力下，满足西藏边防部队用没的油需要。而油田能量却受到很大损失
四、战胜困难，支援大庆
1959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遇到很大的自然的灾害，粮食和副食供应严重不足，职工体力出随之迅速下降，1961年，石油部又决定抽调我局精锐部队支援大庆。那时全局技术力量设备状况都比较差，冷湖油田在很快递减，眼看产十万吨都有问题，又无递补的后备储量。当时的问题是坚持把生产搞上去，还是退下来。局党委果断地决定动员职工，克服困难，把原油生产稳定到年产十万吨；队伍不够，用母鸡生蛋的办法，培养出新的大钻机和地震队，同时加强科研工作，要求搞清冷湖五号北高点，寻找高产断块。采油队伍要采取措施稳定产量，大钻机要甩出去，力争有新的发现。同志们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都动员起来了。研究所在总结以往断块油田富集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冷湖五号北区找新 的高产断块的方案和区域勘探方案；行政单位组织起打猎队，为职工补充一些肉类，采油队努力摸清油田情况，挖掘停产井潜力，稳定住原油生产。钻井工人体力劳动最大，不断有人支持不住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但仍坚持工作，有的甚至拉着拐棍上井，决心按期效井，机关干部上前线与工作同甘共苦。全局齐心一致，呈现出一股自强不息的气概。奋斗结果，在冷湖五号北高点找到了高产断块，并打出一批高产井，投入开采。但弥补递减的战斗还需一个接着一人。攻下冷湖五号北高点后，又上冷湖四号，三号构造，为弥补生产开拓新的出路。对盆地的认识，在甩出去的探井取得资格后，接着深入研究，提出渐新世和中新世的生油坳陷中心在盆地西南部，生油岩也最厚最好，上新世一第四纪生油坳陷向东北，继而转向东迁。第三系中油气聚集最有利部位是盆地西南部，而冷湖油田油源属侏罗系，因此，今后新的储量的的勘探方向应转向西南部。全体职工就这样以大无畏的精神，渡过了过个最困难时期。
总之，柴达木人在十年动乱以前，曾经历过不少坎坷，为青海石油工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忆舅舅秋什杰
尤金
我的舅舅秋什杰1905年出生在天峻县快尔玛乡的一个牧民家庭，父亲坚巴系厄化部落人，母亲考桃系拉果什结部落人。他会念经，有文化，很有名望，受人尊敬。外爷去世在上汪什代海（兴海县）渴泉木果峰山，奶奶在阳康去世。他系家中长子，有4个妹妹，如今除3妹卓尕日吉健在外，大妹利毛措（我母亲）、2妹达热吉、4妹杨兴木均已逝世。他曾有1子1女，但均因幼时患病未得到及时治疗而先后夭折。为消除他的失子之痛，并使其生活充满欢乐，我8岁那年（1942年秋），经亲友磋商，同表弟塔日新（杨兴木生）一起过房于他，成为他的养子。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据我母亲讲，舅舅幼年曾当过小活佛，系同德县拉加寺维唐活佛的转世。但实际上他在寺院没呆多长时间，主要原因是外爷不同意，因只有他这么1个儿子，当了活佛就没有继承人了。我的小名也是外爷取的，叫王青杰日尕。我到舅舅家的时候，其家境并不优越，牲畜不多，帐房不大，生活一般，可谓一个中等家庭。当时家里有7口人，奶奶、舅舅、舅母华哲，姨娘杨兴木，姨夫哇巷，我和塔日新。
在我的记忆里，舅舅不仅精通经文、藏文，还粗通汉语和蒙古语，且擅长讲演，又会绘画，有唐卡等作品。他的画我们曾保留了多幅，但在1958年反封建运动中流失殆尽，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十分惋惜。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进了他家，我尚处孩提时期，整日同表弟塔日新乐于玩闹逗乐这中，可时间不长，就置于他的严教之下。他先是每天定时给我教藏文，随着时间的他又请教师，利用念经阿卡等教学藏文我，从各个方千户，尽管找他处理事情的人很多，整天从早忙到晚，但仍抽出时间过问我的学业，并讲一些故事，且从故事和身边发生的一些人和事上，讲做人的道理要求我待人要和蔼，要有礼貌，要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绝不能倚仗他的权势欺压别人。记得有一次，给他做饭的师付因患上痢疾上吐下泻，我和塔日新不仅捂着鼻子，还用语言笑话这位师傅，他见了以后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并说“人家得了病，你们不仅不同情，还嘲笑”。他那威严的面孔，吓得我们连大气也不敢出，直到我们向这位师傅赔了理，他才缓和了些。那时，我虽系副千户的亲人，但吃穿却很一般，没有什么过份的享受，这也是家里按照他的嘱咐来做的。对此，当时我很不理解，直到步入社会，懂得地生活，才真正理解到他的良苦用心。
他还?用人，只要有能力，他不分亲疏远近，民族贫富，尽力予以用之，并充分信任，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如管家南木宗，系西康康巴人；洛日金木，系甘肃夏河县人；马车车夫和给他做饭的师傅，则是一个回族。这些人有的出身贫苦，有的不系本部落，有的还非本民族。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十分平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一件易事了。他待人谦和、热情、开朗，说话幽默，处事果断，每天找他处理事情的人很多，既有当时伪政权的官员和本部落的大小头人，也有外地的活佛和其他民族的头人，常常是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以致有些人要等一两天。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肯离去，直到问题得到解决。这或许是他办事公道，能妥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缘故吧。另外，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维护民族的利益。一定要给汪什代海18个部落置一部“傲堡”，这是前几辈部落头人和牧民们共同的心愿，但因这样和那样提原因都一直未能实现。1951年秋天，终于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按藏族的习俗在快尔玛乡的茫乃山给汪什代海18个部落安置了一个傲堡，实现了悬于几辈人尽头的夙愿。“甘珠玉”108部藏经，也是在他的操劳下被刻上石板，被誉为“石头寺庙”。这两件事在汪什代海18部落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时至今日一直被传为佳话，就是现在很多人仍然说“祭傲堡，参观石头寺庙，便想起秋什杰先生”。
舅舅一生做了许多好事，但尤为受人敬仰，让人称道的还属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海西的事。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入西宁，宣告了马氏父子对青海反动统治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朝代的开始。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严密封锁，加之受交通、通讯的制约，当时的天峻草原几乎没有人接触过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去何从，部落头人之间意见很不一致。在这一重大事件的紧要关头，他又一次表现出其独有的睿智与胆略。那些日子，他常常闭目沉思，不仅谢绝一切来访客人，就是我和我的家人也难以靠近。过了几天，我便看到他将其亲信杨桑、更巴、洛日金叫到身边，从马步芳父子几十年来如何对藏族部落横征暴敛，欺压勒索，滥杀无辜的历史史实，说明应该向共产党靠拢，为藏族同胞谋求出路等。他的这一主张，得到杨桑等人的赞同。于是他派更巴、洛日金代表自己，同千户丹科等人一道骑马去西宁同解放军接洽。这些人到西宁后，拜见了军管会副主任张国声和秘书长扎喜旺徐等同志，向他们汇报了部落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情况。张国声等领导对他们一行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并讲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为各族人民求翻身、谋幸福的队伍，应该打消一切顾虑，防止坏人的破坏，做好治安防范，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入海西的准备。丹科等人回来后，向他作了传达，他随即召开各部落头人会议，商定了有关事情。1950年秋天组建了由他负责的一百多人的自卫队，开始站岗放哨，维持社会治安，同上级派来的张旭光、安木加等同志，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开展肃清马匪残余势力，肃特抓特，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救济贫苦牧民，防病治病等活动，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1951年秋天，在洛日金木、尕麻、土布旦和我的陪同下，舅舅专程去西宁向省人民政府汇报工作。我们到西宁后，他被省委统战部安排住在省政协，其他人安排在大佛寺。当时周仁山同志（当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后任省委副书记）正带队在大通县搞土改，工作很忙，一时难以抽身回西宁，我们在卓加同志（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引领下，到了周部长工作的村子。周部长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欢迎，同大家一一握手，并问我们吃住可好，是否习惯，又问了藏族群众的生活及社会治安等情况。舅舅在回答问题前，先是把自己的手枪交给周部长，然后将随同人员作了介绍，接着说“我完全拥护共产党，一定跟着共产学走”。并汇报了社会治安，民族贸易和民族团结等情况。听完汇报，周部长很高兴，对所做工作给予赞扬，还嘱咐他设法让我上学，并让人约舅舅和我各作了一套呢子衣服。回到家里不久，我就被舅舅送到都兰县茶汉乌苏民族公学上学。
以他的亲身经历，信感文化对一个民族未来的重要性。1952年，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汪什代海历史上第一所学校。由于教室、宿舍均在帐房，所以被谓之帐房寄宿学校。100多个学生，来自18个部落。这些学生，其中后来不少成为海西州各级领导干部，如索才、豆合拉、希毛太和我等。
1953年8月，我参加了省上组织的“甘、新、青3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考察学习了3个月，11月回到天峻，看到他脸色不玉好，病情较前加重，但精神很好。我问了他的病情，他说：“不要紧，我已活了半辈子，想办的事情都办了，死也瞑目了，将来就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学习和工作，就不要浪费国家的钱，早点回来当放牧员。天峻老百姓叫你们‘达周’学习（意思是学习半年的干部）。你们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干部，一定要跟上时代，为党和政府作出些贡献才行”。他说这些的时候，同我一起外出参观的葛陆海同志也在场。接着，他让我们谈谈内地尤其是到北京见到中央领导的感想。我们把参观的情况和首都各地对少数民族参观团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国务院领导的接见和讲话，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照顾等，一一向他作了介绍，他边听边点头，脸上露出很满意的笑容。
我回到单位上班不久，舅舅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我请假回家侍候，一直到他去世。在患病期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多次看望了他，并传达了州委书记方新等同志的问候。由于他患的是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气管炎很重，大小便、睡觉都很困难，只能端坐，为了使他的头不左右晃动，只好用布和绸子托住其下腭，另一端固定在帐房顶上。当时，县上派来了最好的大夫相才德为他治疗，请不了不少民间好医生以及活佛东夏、多闹海尖参、江自然智，为他治疗念经。2个多月中，我寸步没有离开他，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常常半夜起来给他吃药、喝水、按摩。有时睡着了，他便用拐杖把我捅醒。在他弥留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人们看到药物无济于事，就说把舅舅的长枪（帕克）和一箱子弹（500）砸碎倒入夏日哈河，病就好了，虽然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有些荒唐，但为救他，也只好就此做了。1954年2月25日，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与世长辞了，正值50岁盛年。
舅舅的一生为民族的解放和团结、海西的发展做了不少好事，党和政府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曾任都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
海西州民族卫生学校沿革
海西州卫生学校 齐永辉
解放前海西的医疗卫生条件差，令人心寒、使人心酸。辽阔的柴达木地域只有都兰、香日德、天峻3所卫生所。那时，缺医少药，疾病蔓延，人口锐减。
沐浴新中国的雨露，1954年建州后，人民政府面对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在经济条件紧张的情况下，仍拨出大量经费用以培养医务人员和建医院、卫生院。为适应柴达木的开发和建设，1958年8月经青海省委同意成为了海西卫生学样，学校设在都兰察汉乌苏。陈家乐同志任校长，韩升贵同志任教务主任，教员有蒋振寰，杨荣话等。1959年3月学校随海西州人民政府搬迁到在柴旦。1959年12月21日，柴达木工委组织部决定将海西卫生学校，改为此柴达木卫生学校。当时在资金少，人员缺的情况下，柴达木卫校的创业者们，依靠上级组织，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艰苦创业，经过短短二年多的努力，到1961年4月共为自治州培养了46名医士，为海西的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同年5月学校停办，直到1974年9月，经青海省卫生厅批准重新恢复海西州卫生学校。当年招收26名学生，由海西州人民医院承担教学任务，该班在州医院，王振兴担任班主任，于1975年3月正式上课。同时在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州财政拨款10万元，由李华清、王振兴负责开始筹建海西卫校。2年后校舍初步建成，1977年10月与海西州人民医院分离，海西州卫生学校自此建成。学校占地面积42.9亩，校舍建筑总面积是7532平方米。学校成立后，得到了上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先后从州医院、各县医院及公社卫生院调来一批教师和工作人员，学校又购置标本、模型、图书以及医疗设备，开办起生理、药理、生化、化学、基护、微寄、解剖、物理、临床示教、妇婴示教，标本陈列，电化教学等12个实验室，实验室面积达920平方米，学校逐步走向正规。1990年11月，经海西州编制委员会决定：将“海西州卫校”更改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卫生学校”。
海西州民族卫生学校自建校以来，先后开设的专业有医士、护士、妇幼医士、药剂士8个专业。学校坚持以教学中心，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3者结合起来，使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教师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严格执行教学计划，重视教学中的教、辅、考、评等环节，注意总结教学经验，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从1974年至1995年共招收1051名学生，毕业学生882名，其中少数民族毕业生393名，占毕业生总数的44.7%。
海西州民族卫生学校是海西卫生战线上一朵放射着夺目光辉的奇葩。多年来，为自治州培养并输送了大批医疗卫生专业人才，毕业的近千名学生，分布在自治州城镇乡村的64个医院、卫生院、卫生所里，为改变自治州卫生医疗状况做出了贡献。
注：（本辑转载的几份资料中在个别词句上有些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