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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文史资料第九辑-第十辑

2011年04月06日 00:00 点击：[ ]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5——26辑

《海西文史资料》第9——10辑

辉煌岁月

柴达木开发建设史料选辑

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878365备用网址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1997·11

柴达木将永远辉煌

编委会

由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与海西州上政协文史委员会联袂征编的《辉煌岁月》，是1991年出版的《创业录》的姊妹篇。同是柴达木开发建设史料专辑，《辉煌岁月》较之前者，不论从征集范围、内容、时限，乃至邀约的撰稿对象上，都更宽广，更全面，所展现的那段辉煌岁月也更详尽、真实，也更厚重一些。

柴达木曾经辉煌。五十年代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开发热潮，使柴达木这个沉睡了千万年的荒漠戈壁，扬名四海，成为举世瞩目的“聚宝盆”。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年轻一代，大都是先闻知柴达木之一隅而闹出笑话。这就足以证明柴达木在当时声名之显赫。柴达木确实值得大书而特书。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部读不完的鸿篇巨著，抑或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舞台。有多少波澜壮阔的创业序幕从这里拉开，有多少催人泪下的故事在这里演绎，有多少执血儿女在这里竞展丰采，又有多少英烈先驱在这里将丰碑高高矗起……然而，辉煌的岁月，是属于父辈们的荣光和自豪。青年一代渴望揭开西部神秘的面纱，渴望知道父兄们走过的艰辛的创业之路，渴望了解近百年来在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事和人。于此，我们曾经协作征编出版了《创业录》。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该书一经面世，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如云好评，全国政协更是给予了很高的褒奖。这使我们倍受鼓舞，知道了今后该做什么，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近年来，国家确定将开发建设的重点逐步转向中西部，“聚宝盆”的开发建设，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柴达森的开发从真正意义上成为振兴青海的根本性举措，成为我省经济发展战略的 “重中之重”。于是，征集柴达木开发建设的史料，自然再次被列为建国后史料征集的首选课题，也是我人文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而且在方式上，渴望梅开二度，再度联播征编以完满合璧之作，亦成为青海省和海西州两地政协领导同志的共同愿望。共识与激情之下，经过实地调查、函电联络、邀约撰稿及征集、整理、编辑等繁忙、辛勤的劳作之后，终有这本《辉煌岁月》付梓面世。

本辑共67篇30余万字，读者可以踏着创业者闪光的足迹，去感受柴达木人不畏艰难、勇于开拓；以苦为荣、热爱生活；团结协作，勇挑重担；无私奉献，不图回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岁月。许多科技工作者回顾和总结了在柴达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坚持实事求是，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在各项事业中创造的成就和经验，这使我们再次受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生动教育。当然，“辉煌”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片亮丽”，成功的丰碑，往往以失误和挫折为基石。于是，就有一些亲历、亲见、亲闻者，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秉笔直书，记述了在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某些失误和挫折，其勇气实属可嘉。当然，这不是为了让这些事件的操作者或参与人，在今天来承担什么责任，为的只是吸取教训，避免再走弯路。我们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纠正了曾长期束缚、几致使人们窒息的“左”的错误；我们在尝尽了苦头之后，终于告别了盲目与激情交织、天真与狂热横溢的年代。“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温故知新”、“鉴往知来”、“以史为鉴”，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从这点讲，无论是正确的经验或是反面的教训，都是我们从“聚宝盆”里提炼出的又一笔“高品位”的精神财富，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所裨益。这也是我们征编这本书的初衷。

在《辉煌岁月》的征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省监狱局的领导亲自召集当年的“老领导”、“老场长”、“老技术员”们座谈回忆，征集到了一批国营农场初建时期的翔实、珍贵的史料；许多在盆地奉献了青春、智慧乃至一生的老地质队员、老石油工作、老科技工作者，以及一些部门的老领导、老同志，也积极响应征稿活动，欣然命笔。纵览全书，有许多文章是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的真实记载，准确，详实，丰富，生动，实为档案资料所绝无仅有，弥足珍贵。他们曾经拥有的辉煌岁月的自豪之情和眷恋之情，对西部未来的关注和神望之情，无不溢于字里行间，读来令人肃然起敬。诚然，那些曾握过橛把、地质锤和油钻刹把的大手“一字一字抠出来”的文章，在遗字造句上或许不那么流畅、华丽，这但并不影响他们提供的史料的珍贵性。文史资料的精髓所在，除了存真，就是求实。基于此，对选编的各篇史料，我们都没有作大的改动，既便是个别字句的调整增删，也几经推敲，以保证作者的愿意不变。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云修改历史事实。当然，由于编辑功力浅薄，加之年代久远记忆不准而失当或纰漏之处，或许会有。倘有知情者补充或匡正，我们将感激不尽。毕竟，历史相去已远，记忆的尘封太久、太厚，而柴达木乃至青海的经济建设的大事又千丝成缕，错综交织，值得记载传世的事或人更是纵横纷呈，恰如聚宝盆的资源，千万年也采不尽挖不绝！仅靠一二本书、三五个人、十数万言，是无法圆满功德的。唯望新老“柴达木人“及社会各界人士，拿起笔来，万管齐下，共同支撑起文史资料的大厦。知人者说人，知事者说事，亲历者说其经历，亲见者说其目睹，听闻者说其听闻；举凡建国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社会百态尽可入内，文史兼具，力求生动；⑴详可略，长短由已，长可洋洋洒洒，短可百十千字。观点亦无须拘泥，秉笔直书，不隐恶溢美，是直说直，是曲说曲，多说并存，求同存异。唯一要求，爱国主义与实事求是不可没有，这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精髓所在、生命所在。

值此《辉煌岁月》与广大读者见面之际，仅以此序，一是对每一位撰稿人以及给予我们支持的每一位同志，表示深深的谢忱。二是庆贺我们又为开发柴达木、振兴青海经济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西部的太阳永远年轻；

柴达木将永远辉煌；

我们当竭力为此鼓劲、呐喊！

1997年11月5日

远在四十年代初，马步芳就命其骑五师十四团进驻都兰县境内，并以军人为主，组建了都兰县垦务局。在察汗乌苏、香日德、夏日哈查查香卡、赛什克、德令哈6个地区设立垦务组开荒种地。开始组建时只有六、七十辆马车，近百户农民，这些农民大部份由本省湟源、湟中、大通、互助动员而来。各垦区的负责人由马家军官担任，他们一不懂生产二不地管理，任意征税罚款，加之生产方式落后，耕作粗放，垦荒不到几年，农民因受不了马家军的层层盘剥，大半逃回原籍。到解放时，都兰察苏、香日德希里沟等地只居住着为数不多的居民，他们开荒，弃离荒，随耕随弃，广种薄收，到1949年，只有耕地面积1.1万多亩，年产粮食（主要是青稞）约百万公斤，平均亩产80公斤。

1949年10月都兰县解放。1954年-1955年青海省委决定在德令哈、香日德筹建国营农场。都兰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协助，通过民主协商征得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各族各界的同意和支持，顺利地解决了使用土地等问题，较快地进行了选点、定位和勘察、设计等工作。

1950年7月，北京农业大学西北工作团组织的第一支勘察团进入盆地勘察，经过考察后建议，“普遍造林，改变土壤，开发土地”。1953年，国家地质部青海预测队在柴达木东部地区着重进行地质结构考察。从1954年以来，国家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地质部和青海省农林、水利、地质等有关部门共组织40多支考察勘探队伍，约7000多人，在柴达木盆地进行勘察活动。考察范围东至茶卡，西至一里坪、南八仙、茫崖，在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自然、地理、地貌、水文、地质、矿产、土壤、植物、经济地理、农林牧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经过考察获得了大量科学资料，从而总结出柴达木是一具“聚宝盆”。从农业生产方面讲，对海西的土壤、水文、地质、植物、气候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给全面开发海西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的论据。

1955年国务院把柴达木列为全国重点勘察开发地区之一，开发柴达木、建设柴达的大军随之进入盆地，沉睡千万年的柴达木从此沸腾起来。

新形势下解决所需的粮食问题提到各级领导的面前。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靠内地支援，长途运输，还是立足当地，下大力气解决发展农业生产？海西各级党政领导和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热情支持和领导下，分析研究了大量的勘察资料，并经过自己的深入调查研究认识到，海西地处高原，气候复杂多变，无霜期较短，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但是海西人少地广，日照长，幅射强，温差大，海拔一般在3000米以下，低暖河谷地带多属钙漠性土壤，宜农耕地面积大，水利也较丰富，农牧结合可以相互支援，共同发展，这些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若从千里之外调粮无疑会提高粮食成本价格。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在方法上采取，从各方面鼓励支持农业合作社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大力兴办国营农场，两种所有制并举，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海西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早在五、六十年代，德令哈农场已赫赫有名，当时全场有耕地面积30多万亩，粮食总产达1亿多斤，曾被誉为柴达木的“粮仓”。同时还为新建的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农场支援了不少技术力量，科学院的表扬。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科学试验，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海西农业在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都兰县香日德乡出现户产万斤粮的就有82户，农民李玉发产粮4万多斤，这一年全州粮食生产比上年增长15.6%。在以后的十几年中，由于深入改革、科学种田、科技兴农步步深入，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统计数字表明：“七五”期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0.3%。都兰县香日德乡沱海村，全村亩产超千斤，人均1吨粮。都兰县荣获第一个“售粮模范县”的称号。乌兰县希里沟镇农民韩进孝，户产千斤油籽，万斤粮，被誉为了第一个粮食“状元”。

海西农业生产发展的四十多年，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也曾有过失误。如：五、六十年代，在“开发边疆、建设祖国”的号召下，动员河南青年迁移海西建设边疆、前后共建12个青年农场，约1万多人，开荒15万亩。由于当时在极左思潮有影响下，不顾某些地区的气候、土质、水利等自然情况，盲目上马，结果造成了人、财、物的重大损失，最后全部被迫撤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浮夸风、瞎指挥的左倾错误影响下，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谎谬口号，赛什克农场的春小麦浮夸到亩产8585斤，震动了世界。这些浮夸风使海西的农业行政管理部门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但这些错误毕竟是短暂的，及时得到了纠正。

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农业生产发展是健康的，成绩是显著的。据统计，现在全州有耕地面积71万亩，比解放前增加了近70倍，粮食总产量为8500万斤，增长了80多倍，耕地面积仅占全省的8％，而商品粮交售却占全省的18％。目前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牧民的人均收入由1980年的180元提高到了现在的1500多元，整个农村的物质、文化管理科学都有了很大改善。

整个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生产实践的过程，通过实践使我们不断修正错误，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重大意义。回过头来总结如下：

一、兴修水利，改土造田，大抓农田基本建设。海西很早就有“有水即有田”，“有水就有粮”的说法。从五十年代初，无论是开荒造田，还是建立农场，在勘察、测绘、选点、定位时，都把水放在首位。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各县(市)乡（镇）农场、农垦部门，看投入资金和大量劳力，战风沙、斗严寒，始终把水利建设抓得很紧很紧。在方汗采取引、蓄并举，大水、小水、地麦水，地下水一起抓。经过四十多年的奋斗，全州共建水库9座，库容量5709.6万立米，农业灌溉渠道204条，总长919.54公里，支渠总长493.24公里，电站22处，总装机容量20079千瓦。全州基本实现了农田水利化。

在兴修水利在同时，还进行了农田建设一平整土地，改土造田。海西有不少宜农荒地，杂草丛生，草皮厚实，特别是“红柳”盘根错节，形成很大的沙包，用人工挖掉一个沙包是很不容易的，往往要上千个工日。但是，战斗在农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以超人的毅力。，吃大苦，耐大劳，厦战三伏，冬战三九，风餐露宿，硬是一镢一镢地挖，一锹一锹的铲，肩挑车拉移土造田。在紧张的三秋季节，不仅农村、农场大干，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解放军武警官兵，从领导到干部都轮流参加劳动，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平出了一块块平整的农田，使全州几十万亩耕地基本上实现了条田化。

海西有不少宜农土地，土质含碱量十分严重，有的地籽种下地后出苗率不到三分之一，几乎全被碱吃掉，经过试验，采取了大水冲洗、反社会挖填换土的挖沟排碱等办法，效果比较明显。

二，实行科学种田，走科技兴农之路。早在六、七十年代，各县各农场和军垦都建立、健全了科研机构——农科报，广大科研人员采取常年下乡蹲点，定点建立试验田，培育自己的优良品种。从本省和内地串换一些优良品种，有的还在云南省建立南繁试验田。通过示范，一方面宣传科学知识，一方面以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训农民技术员，共同探索高寒地区农业发展规律。经过40年的努力，乌兰县赛什克、都兰县香日德以及农场都先后培育出适应本地区的好品种。科学技术为广大农民所接受。淘汰了“二牛抬杠”，改变了广种薄收、靠天种地的落后生产方式。化肥使用实物量逐年增加，1993年达到9066吨，平均每亩使用16.11公斤。曾经一段时间草荒十分严重，影响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民采取了集中劳力拔和药剂灭草、倒茬等办法，在几年内消灭了草荒，提高了单产。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大大推进了生产的发展，亩产高产纪录不断出现，1978年都兰县香日德农场一大队在3.9亩面积上创收小麦单产1013公斤，超过当时世界小麦单产973公斤的纪录。1984年都兰县香日德乡农民柳相祖，在自己承包的地里创收小麦单产1006公斤，得到了农业部、中国科学院、省科委专家的好评。诺木洪农场15亩小麦创造亩产959公斤的大面积丰产纪录，许多专家看了高产田后深有感触地说：“小麦高产在中国，中国高产在青海，青海高产在盆地”。这些高产纪录，出在3000米海拔的柴达木盆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广大科技人员，在科技兴农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与农民、农村以合同制的形式，定技术措施、定产量，联产承包，把农业生产推向新的台阶。香日德出现了万亩小麦单产700公斤的好成绩，近几年全州改造低产田10万亩，每亩增产粮食150公斤。增产与实用技术引进试验和示范推广，被称为农业生态工程创举。在省、州两级科技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连续6年在全州累计总增产值300多万元。1982年，乌兰县科委定点技术指导的有23户农民、7个合同户和一个承包大队，粮油产量和经济收入都大大超过了一般户。其中希里沟西庄农民韩进录，一家两个劳力，种地36亩，在农艺师王春玉的指导下，收获粮食2.05万公斤，亩产664公斤，每个劳力平均产粮1万公斤以上，是全县粮食生产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等地科技人员，还大胆地试验培育出高原苹果、西瓜、蔬菜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如粮油加工、副业等都有了相应的发展。

三、加强林业建设。在农业生产中，农林的关系是密切的。海西地处高原，森林面积很小。据统计森林面积只有323.4公顷，森林覆盖率仅有1.36%，而且主要分布在德令哈、希里沟、察汗乌苏、香日德一线中部山坡。解放后，由于抓了农业，忽视了林业、加之对原有森林过量采伐，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开发建设初期，大批人员进入盆地，由于燃料筣不到及时解决，到处乱砍滥挖沙区植被，致使沙化面积逐步扩大，出现了沙进人退的恶劣现象，破坏了生态平衡。如乌兰县铜普一带森林，是都兰河的水源林。解放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因大量砍伐破坏了水源，使都兰河流量下降。到六十年代末，从原来的1个流量下降至0.75流量，大大影响了赛什克和希里沟地区的农田灌溉。再如香日德农场，1965年建场时，据说附近只有一棵树。由于新建场，对气候变化缺乏了解，为了急于抓粮，只顾开荒种地而忽视了林业建设，春播后，风吹沙埋，年年受到不少损失。最严重的1961年5月的一场大风，1400亩小麦被沙埋没。吃一堑长一智。香日德农场很快成立了林业专业队，发动群众大搞植树造林。到1964年，专业队发展到50多人，他们春裁秋植，常管不懈。现在已建成农田防护林带233条，防风林带23条，四旁植树112万多株，保护了农田。

在农场的带动和示范下，香日德乡从1973年起，发动群众大搞植树造林，以每年20万株的速度，加快林业发展。10年营造防风固沙林带1546条。回忆四旁植树、绿化环境。建立了严格的林制度，乡、村干部带头遵守，对违犯制度者适时进行批评教育、罚款，对保护林木好的进行表扬奖励，并形成了制度，基本改变了香日德的小区环境。形成了林成片、树成行、田成方、渠成网，公路、街道两旁，绿树成荫，郁郁葱葱。在林带保护下的农田，霜冻减少，湿度提高，风沙降低。香日德的环境改变，大大提高了防风抗灾能力，减少了风沙危害损失，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稳步提高，与1967年比较，粮食总产将近翻了两番。

在都兰县香日德，乌兰县希里沟的林业生产先进事绩的带动影响下，全州掀起了大搞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变戈壁气候的林业生产热潮。大些旦地处戈壁沙滩，历史上从没有种过树，在镇委领导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挖沙石填新土，搞起了城市绿化，街道两旁绿树成荫，使这里的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树是什么样子，为戈壁城增添了新貌，改善了自然环境。目前，全州在瀚海荒原上建起绿州农业15处，为柴达木增添了光彩。

在大搞植树造林的同时，各地都相应地建立苗圃，引进和培育了大量苗木树种。仅香日德一个地区就引进杨、柳、榆、沙枣、白蜡、文冠果、杏苹果等数十种品种，现在这些树木已大部生长成材，经济效益也很显著。

四、农牧结合，相互支援，共同发展。海西虽然有可利用9000草原多万亩，但柴达木是属于严重干旱地区，年降雨量仅有100－200毫米左右。西部戈壁地区，年降雨量仅几十毫米，干旱、沙化是畜牧业生产的最大危害。从六十年代以来，虽然重视了改良草原、种植牧草、挖渠打井、灌溉草原等建设，解决了一部分人、畜的饮水问题，扩大了草原利用面积，但是草原的沙化、退化仍然在严重影响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从建州后的四十多年历史来看，海西的农牧结合对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绵羊改良地区，改良工作所以搞得好，农牧相互支援是一个重要因素。海西除了天峻县和唐古拉、沟里乡外，全是半农半牧区，每年冬春在牲畜越冬度春的困难时期，农业上都要拿出大量的饲料饲草供应牧业，使老、弱、病、瘦牲畜度过难关。据统计每年支援牧业上麸皮就有200多万斤，还有大量的饲料粮，若遇上重大雪灾支援的就更多。反之，牧业给农业的支援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各农场在初建时期，对农业的耕畜、肉食支援等。1958年反封建运动后期，仅天峻县，一次就支援给德令哈农场牛羊两三万头只。五、六十年代种地使用化肥很少，牧业上无价的羊板粪给庄稼的生长提供了足够的营养。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充分发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但是，在大好形势下，又出现了“卖粮难”的矛盾。造成“卖粮难”的原因，一是国家粮库饱满积压、销售不畅。二是粮油市场放开后，内地的优质面粉大量涌入，占领市场，而当地一时又难以加工出好的面粉供应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适时积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此，海西州委提出，稳定农业基础，面向市场发展两高一优的方针。在德令哈市怀头他拉乡牧民中成立了绒山羊协会，协会可以把一家一户生产的山羊绒收购起来，直接向深圳、香港出售。香日德乡沱海村近几年来绒山羊发展很快，全村142户，其中有72户户养绒山羊100只以上，每只绒山羊产绒4－8两，仅此一项收入十分可观。最近几年，各县、市、乡、镇，各农场，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快，程序不同的有了自己的主导产业和名优产品，这时一个可喜的开端。

荒漠上的第一个农场

张进魁

1954年至1955年创建德令哈农场期间，我曾担任农场党支部副书记、计划科长、并先后担任过临时组建的各种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现将德令哈农场建场创业情况和对开创柴达木盆地戈壁绿州所起的巨大作用，回忆记录如下。

青海刚解放不久，在各方面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省上党政领导为改变青海的贫困面貌，为开发柴达木聚宝盆，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创建德令哈农场。省上决定把创建任务交给省劳改局。劳改局便积极进行筹建实施工作，并由郝登阁同志负责筹建工作。

首先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劳改局领导趁省上开会的机会，与都兰县的党政领导和蒙古族上层人物祁玉民、索南木邦杰等取得联系，进行了座谈，对于创建德令哈农场的问题，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其次在干部、看押部队和犯人中进行了大量深入地组织动员工作，当时作劳改工作的干部，大部分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他们党性强，能吃苦耐劳，且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当把创建农场的号召，争先报名参加农场的创建工作。在动员组织好干部以后，再由他们去动员犯人，讲明艰苦环境是改造人的最好地方，也是他们把自己改造成新人和立功赎罪的极好机会，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农场创建工作。看押部队的干部战士，由部队领导云组织动员，以保证管押任务的胜利完成。

1954年2月，天寒地冻。为了实现当年建场、当年开荒种地的计划，我们在郝登阁场长、胡锦珍政委、王学章副政委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调进劳力，开始向人烟稀少的德令哈荒漠草原进军。

第一批调进的是修路大队。这个大队为了便于管理、完成任务，抽调了500名7年以下刑期的青海籍犯人，由王邦举提任大队长，我担任教导员，其任务是修通西宁至德令哈的简易公路，以便使大批人员进场建设。1954年2月7日，给干部、犯人每人配备一件老羊皮白板大衣，一条小毛毡，打起背包，带上帐篷，带上铁锹、十字镐等修路工具，坐上全省仅有的14辆大卡车由西宁出发。由于原有的青新简易公路年久失修，车不好通行，走到天黑才到倒淌河。第二天路更难走，橡皮山不好通过，干部们跳下车，边指挥犯人抢修，边带头干，这样干到深夜才赶到茶卡，又是挤进帐篷过夜。从第3天起离开青新公路边修边前进。汽车除十轮卡以外不好前行，犯人开始背起行李，修一段路，再背一段行李的办法边修边前进。干部和看押部队官兵白天执行任务，夜晚还得站岗、查哨、查帐篷，更加劳累。但在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下，大家毫无怨言，以苦为乐。路修到巴音河时，由于水大河深，汽车过河时熄火，党员干部带头跳进水里推车。就这样，到第6天即3月12日，才到达只有9户半农半牧人家居住的德令哈。

在过去的6天中，干部、看押部队和犯人齐心协力，不怕风吹日晒，不怕天寒地冻，顺利地完成了抢修简易公路的任务。没有发生工伤事故或逃脱犯人等事。

西宁至德令哈的500多公里的简易公路开通后，保证了供应线的畅通，也为调进开荒播种的1200多名劳力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天暖解冻，有好几处路面泛浆严重，不能通车，遂又调业以武长生为大队长、张明亮为教导员的劳改大队，修建了经野马汉、泽令沟的北线简易公路。

在我们修路大队到达德令哈时，郝登阁场长早已骑马赶到德令哈，将修路大队的人员以中队为单位，分别安排到准备开荒种地的地点。面对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荒漠草原，从领导到每个人，我们想的是“一切要从零开始，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农场党政领导提出，把上述“两个一切”作为我们行动的出发点，以“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办场方针为指南。其行动口号是：向旷古荒原进军，创建国营农场；战天斗地，开荒种地，当年建场种地，当年生产粮油；当年建场生产，当年实现盈余；多快好省建设农场，为开发柴达木作贡献；开创新天地，为子孙后代造福；以创业精神来办好农场。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呺的鼓舞下，为实现经营目标，我们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深入研究，实行强有力地集中统一领导，既按农时季节有重点地安排生产建设，又照顾到全盘，使生产、建设、农牧工副以及生活供应等工作有条不紊地协调发展。为了保证集中统一领导，在场部机构还没有全部搭起架子之前，郝场长亲自主持，组建了生产办公室、基建办公室、规划设计领导小组、供应办公室、以及秋收领导小组等临时机构，灵活机动地具体指挥和实施了以下几项各项工作。

首选组织起来的是生产办公室。由办公室来统一组织全场的人力物力，随之建立的3个大队级的农业生产作业站，每站下属3个生产队，共投入劳力1700名，根据任务大小每站投入400至600名。边开荒，边修简易渠道，边种地。引来巴音河水灌溉，按农时季节人拉犁抢种了8200.5亩小麦、青稞、豌豆和油菜，接着加强田间管理。到秋收时喜获丰收，生产粮食170万斤，油料20万斤，实现了当年建场当年生产粮油的目标。这一成果，不仅解决了全场近3000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为下一年度准备了口粮、籽种，缓解了运输压力，同时为下年调进大量劳力，大开荒，大发展创造了坚实的条件。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德令哈农场的创建成功，有力地说明了柴达木地区不仅能生产粮油，而且可利用大片的荒漠草原来创办更多的国营劳改农场。这是改造犯人的极好地方，也是创建柴达木绿洲的最好办法。从此大大增强了劳改系统全体干部、犯人开发柴达木农业的信心，省上党政领导开发柴达木农业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这柴达木的农业开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第二是组建基建办公室。在边生产边建设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在春播时就抽调少数干部和劳力，组织上山伐木，赶制土坯模子，采购泥、木工工具，为修建简易土坯房作准备。播种一结束，我们立即把春播的劳力转为基建队伍，集中优势力量修建场部和各作业站的住房。为了节省可耕地，场部和家属区、工厂、医院、学校、商店及看押部队的住地，都规划安排在不能种地的戈壁汉上。秋收时，集中全场劳力抢收抢打。收割打碾完毕后，又把劳力抽调下来继续抢修简易土坯房。这种土坯房，造价低，修建快，又保暖适用。入冬时，已修建土坯房17000多平方米，全场2700多名干部、武警官兵、职工和犯人，全部搬进了土坯房，保证了全场人员的安全过冬。这又是集中力量打歼灭站的一大成果。

第三、在生产办公室的领导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北线公路劳力修到农场后，马上转为水利工程大队，按规划修建农田的干、支渠，修建成永久性的灌渠。在入冬后，各作业站边开垦荒地边修建斗、毛、农渠，为下一年度扩大种植面积作准备。经过一冬的大干苦干，为1955年春播面积达到6万亩作好了准备工作，也为农场的大发展、大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

就这样，全场上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连续打了开荒播种、修土坯房、秋收打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四个战役，夺得了辉煌战果，使德令哈荒漠草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四、组织农场规划领导小组，实行边生产边。由于建场和生产任务的紧迫，不能走先规划、后建设、再投产的步骤和方法，特殊情况下必须打破党规建场的程序，采用特殊方法。在省上农林、水利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抽调技术力量，组成专门的德令哈农场勘测规划队，由汪福祥工程师担任队长。他们来场后，农场也抽调人员积极参加，在前一年勘查测量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围绕着农场的生产来进行规划。先选用易开易种的一、三、四站，把机耕田块、田间道路和作业站位置规划出来，利用简易渠道进行灌溉，抢开荒，抢播种。然后对场部所在地区的10.8万亩可耕地进行全面规划。以灌溉渠系为主，划分5个以劳改大队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作业站、一农业试验站，引用巴音河水灌溉，相应地配置道路、林带、机耕田块等，充分合理地利用可耕地。把暂不能耕种的8000亩盐碱地规划为林区。场部和所属单位，都规划在不能作耕地的戈壁滩上。把油面电厂安排在灌渠进水口旁边的戈壁滩上。把整个农场规划成一个“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实体。德令哈农场的科学、合理、因地制宜的规划，为以后在柴达木地区所办的22个农场起到了榜样作用。

第五、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在修通简易公路，大抓农业生产同时，采购耕畜、种畜、种猪、种鸡，发展家畜家禽；试种蔬菜，修建水磨加工面粉行等，农、牧、工、副从无到有，向着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道路发展。

第六、组建供应办公室。由谢万贞同志负责场部的物资分配和生活供应工作。他非常认真负责，对分配工作一比不苟，铁面无私。苏鸿钧同志负责西宁采购供应站的工作。农场生产生活所需物次，全从外地购买运进。籽种、口粮从希里沟组织牧民用牦牛驮运一部分外，从湟源、西宁组织供应。所需材料、工具、设备等全由西宁或内地采购供应；在当时交通十分不便、运力极缺的情况下，搞供应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尤其遇上缺口粮、缺急需物资时，还得设法采购日夜兼程运到农场。所以搞供应工作的同志非常辛苦。他们任劳任怨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十分复杂繁重的任务而毫无怨言，为创建农场立了大功。

第七、搞好场如关系，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搞好与看押部队的关系。部队官兵夜以继日地站岗放哨，顶严寒，冒风雪，历史学家辛苦，因此场领导在生活上、住房上优先照顾，并由政委经常上门征求意见，及时解决犯人关押中存在和发生的问题。在部队官兵积极负责负责、同力配合下，一年来没有发生过犯人逃跑事故，与农场的关系也搞得很好。其次搞好场群关系。农场领导到达德令哈后，先云拜访三区区长廖永和、蒙古族五爷索南邦杰，并经常去征求他们对农场的意见和要求。农场领导主动提出并具体安排给当地的牧民群众义务治病；同时吸收了蒙古族基层干部希里布、挑加、多日杰等到农场担任领导干部，密切了场群关系。农场还主动帮助牧民建立定居点，划拨给4700多亩连片地，造田5500多亩，让群众无偿利用农场的灌渠浇地，无偿赠送5辆畜力车，两部双铧犁，5套挽具，并帮助牧民学种地，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也主动地帮助农场驮运口粮、籽种，帮助农场提防犯人逃跑等，进一步密切了场群关系。

在德令哈这块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全场的干部职工，部队官兵，上下一条心，为创建农场，不怕严寒风沙，不怕风吹日晒，实干苦干，战天斗地，经过一年的拼搏，使农场初具规模，成为安置和改造犯人的极好地方。

德令哈农场建场的第二年即1955年，农场的领导和干部、部队官兵、职工和犯人，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继续大干苦干，使农场具有相当的规模，展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农场的播种面积由1954年的8200亩扩大到6万亩，5个大队级的农业作业站和一个农业试验站已全部修建起来，希里沟、怀头他拉分场开始筹建；5个作业站的耕地，相应的灌溉渠系、场间道路、田间机耕道路和机耕田块逐步修建起来。为了尽快栽植农场的林带，我们组织专人到希里沟、湟源买好树苗，用泥巴糊起来，用草带一捆一捆包好，赶农时季节运到农场，栽到田间林带和道路旁，由于精心管护，成活率在90%以上，在荒漠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绿钯的幼小林带。

在德令哈农场，水利设施是一大工程，渠道管理也是一件大事。从巴音河引水灌溉10万亩的农田，要修主骨渠35公里，支渠150公里，加上斗、毛、农渠，工程量是相当大的。只能按耕地的扩大，逐年修建。在修好以后，由于用水量大到10立方米，需要许多人来管理。农场领导为了把渠系修好管好，派大学水利专业华业的陈彦昭同志去抓修管工作以保证灌溉用水。他吃住在水利工地，吃苦耐劳，踏实工作，是一个好样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在农场一干就是20多年，把青春贡献给了农场，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好榜样。

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我们从1955年开始筹建牧场。各农业作业站开始饲养耕畜、肉畜、种猪、种鸡，开始大面积种植蔬菜，全场人员吃上了自己生产的蔬菜和肉食。

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按规划和需要筹建了副食厂、油面电厂、被服厂、煤矿、商店、砖厂、汽车修配厂、木工厂、石灰厂等工业企业，为农场的生活与生产建设服务。

回忆40多年前的行事，难免有记忆不准的地方，为了写得真实可靠，我查阅了档案，并将稿件送请老领导张贵德审阅，待他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后，再次进行了加工。但是，由于我辞贫笔拙，未能充分表达，有不妥之处，诚望斧正。

香日德农场春小麦

高额丰产规律研究之回顾

陈政

青海香日德农场地处东径97°48′、北纬36°02′，海拔2997米，分布于香日德河出山口的冲积洪积原上，西临铁圭——夏日哈沙漠带。农场自1956年在一片沙丘绵延、广袤河滩上只有一棵柽柳的高原盆地上垦荒建场，历经艰苦创业和收缩调整，至1970年以香日德、科日、伊克高、哈图四大灌区，在柴达木盆地东南缘形成了拥有耕地8.32万亩，林地2491亩，生产生活设施配套的国营农场，担负着监管改造罪犯和从事农业生产两项任务，是青海省主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但是，当时农场也面临两大生产矛盾，一是农防林建设从1965年起步后速度不快，规模不大，至1970年全场仅植树171.3万株，仅有农防林1276亩，农场风沙灾害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二是粮食总产自1967年达到2025万斤后，连续8年徘徊在1700——2000万斤之间，单产长期停留在250－340斤水平上，急待加以提高。据此，以阎振中为书记的农场党委，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两项事关农场发展的决策，一是从1971年开始在灌区风沙口成立第二林业队，全场以每年植树40－70万株的速度，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到1978年全场建成条田6万余亩，营造农防林432条，总长350公里，累计造林面积达到7400余亩，植树499万株。到1983年，累计造林面积达到14832亩，植树629.7万株。其中农防林带总条数达到582条，总长415公里，总面积8086亩，基本形成了条田、农防林和渠道、道路、四配套的农业生产体系。二是以种好“尖、高、丰”三类丰产田为主线，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活动，有效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促进主栽作物的高额丰产试验。

我是1967年由北京农业大学土化率毕业，1968年分配到循化8136部队农场锻炼，1970年3月再次分配到青海香日德农场。1971处任农场生产科农业技术员，正式参与农场农业生产的组织工作。1974年后农场又先后给我配备了两名助手——白占平和刘伟，除继续组织全场农业生产外，还主持农场各中队“尖高丰”三类丰产高产栽培试验的情况，着重加以记述。

开展竞赛，促进科研

当年，香日德农场7.9万余亩耕地中，科日、伊克高。哈图三个灌区共2.3万亩为半旱地，水源没有保证，大多数年份因干旱完不成播种任务，粮食不量波动幅度较大。1972年遇旱，三个灌区的总产只有274万斤，仅及正常年景的40%左右。而香日德5.6万亩耕地中，石子地占2.26万亩，这种地漏水漏肥，十分瘠薄，造成灌区内各种中愉、各地块亩产不足百余斤，而当时农场试验站（以后改称农科所，下同）进行的春小麦高产试验，1966年经省劳改局、都兰县验收，曾有极大的增产潜力。为了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在粮食生产中实现提高单产促总产的目标，农场党委在1947年根据毛主席“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思想，结合农场实际提出了突出重点，带动一般，以三分之一重点田拿回三分之二总产量“的增产措施。经过几年实践，进一步形成了”尖子田开路，高产田紧跟，丰产田开花、一般田增产”的生产方针，把全场土地分为尖子田（亩产500－999斤）和一般田（亩产499斤以下）四级，分极研究，分类指导，有计划地建设、巩固，扩大高产稳定田。到1978年，全场丰产田达到14150亩，比1973年增加5125亩，并出现上一个千斤（一大队一中队，队长郑杰）。春小麦尖子田也由原来场试验站一个点8亩地，发展到28个点400余亩，品种也由原来单一的了阿勃发展到多途径、多品种，共有10个品种亩产超过1500斤。春小麦高产试验的亩产水平也由原来波动在1100－1500斤之间，上升到年年都有亩产超过1500斤的地块，小面积亩产超过1700斤、1800斤、二个台阶，到1978年实现了小面积亩产2026.1斤、公顷以上面积亩产超过1800斤，百亩以上面积亩产超过1400斤和千亩以上面积亩产超千斤的目标。同时，通过“尖、高、丰”活动，把小面积试验与大面积均衡增产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群众性的科学试验提出了课题，提供了基地，培养了技术力量，从1972年开始，在场党委领导下，农场以生产科为主成立了科研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场、队二级农科网的工作。除场农科所外，全场28个中队都组建了农科组，培养了一支由各中队主管队长和4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的科技队伍，全面展开了各主栽作物高产研究。在此基础上，全场每年召开一次科学种田座谈会，编印了9期，共收入科研文章112篇、总字数约达50余万字的农场《科学种田座谈会材料汇编》，使试验田上取得的高产技术迅速推广到大田，解决了一批生产中的突出问题，推广了种肥、根外追肥、化学灭草等增产措施，建立了科学的耕作，施肥、灌溉制度和各类田块春水麦的合理群体动态、个体发育指标提高了全场科学种田水平，促使全场粮食总产1978下达到413.6万斤，比1973年提高49.0%，香日德农场的农业生产水平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精心攻关，探索规律

香日德农场从1946年开始春小麦高产试验。1966年取得17.01亩阿勃小麦亩产1403.22斤，其中2.48亩亩产达到1503.8斤的成果，以后参加省科委组织的全省春小麦高额丰产规律研究课题组，年年在农场试验试验站（以后改称农场农科所）由潘锦珊，赵凌云等主持，进行春小麦丰产栽培试验（除1970年外）。1973年又有7.996亩香农三号小麦高产达到1514.58斤。1974年全场开展丰产竞赛后，干进行春小麦高产试验站外由农场生产科牵头组织7个生产队的队长和技术骨干进行春小麦高产试验，我负责生产队试验田的组织和技术工作。农科所对重点高产田块由张树梅负责取样分析土壤及植株养分动太。1974年9月4月至12日，在省科委领导下，由省农科院、西北农学院及北方春麦区七省区有关专家共32人参加的“一九七四年青海春小麦高产会议”在香日德农场召开，对农场6块共93.47亩小麦高产田进行了验收，其中四大队一中队由尹德录主持试验的16.01亩香农三号小麦亩产1474.2斤，直属十七中队由张华俊主持试验的15.89亩香农三号小麦亩产1415.9斤（其中2.115亩平均亩产1577.8斤）。1975－1976年，农场28个生产队都参加了各主栽作物的高产试验，有3块共8.2亩香农三号小麦亩产超1500斤，1976年由一大队三中队式德林主持试验的1.45亩墨波小麦亩产达到1632.76斤，由一大队四中队李志明主持试验的15.0245亩墨卡小麦亩产达到1557.7斤。全场群众性科学试验活动进入全面有序、深入研究阶段。这几年春小麦高产规律研究也在亩产水平小步增长，高产田面积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深化，从香日德农业优势资源的再认识、高产品种的选育方向、高产小麦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小区试验，成果均收入历年农场《科学种田座谈会材料汇编》，既在面上推广，又在面上验证，大大回忆了对香日德地区春小麦高额丰产规律的认识速度，形成了香日德地区高产春小麦群体、个体发育的控制指标和合理的灌溉、施肥、化控等栽培技术。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香日德地区春小高产仍有较大的增产潜力。其优势除水、土、光热资源外，主要表现在光、温、气条件匹配合理，湿度小，蒸腾强，光合强度大，消耗少，在生产发育中既能承担较大的群体，又可获得较强健的个体，小花退化率低、千粒重高等，是香日德地区春小麦高产的资源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在高产培育中选小穗大群体品种或重穗大粒品种均能进一步挖掘资源潜力达到更高产量，但后者更具高产优势。这些试验和认识，为下一步攻关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群众基础。

1976年，正当我们为完成省科委下达的“1980年实现春小麦平均单产双千斤”的攻关任务而积极寻找替代阿勃、香农三号的新品种时，省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程大志、左克诚、鲍新奎等从新哲农场移师驻点香日德农场一大队一中队，带来了他们以高原506为母本、708为父本，1972年杂交经每年二代选育而成的春小麦选系76－334、335、336、338等，种在一大队一中队高原生物研究所的试验田里。9月中，农场生产科科长吕功伟等在程大志等陪同下参观试验田，逐个比较试验田里的各个品种，发现“三字号”小麦各品系表现出中矮杆、株型紧凑、基节较硬、穗下节长、穗大粒重等优点，符合我们选用重穗大粒型品种创高产的要求，当即与程大志商量，请求回忆繁殖尽早投入高产试验。生物研究所表示可在云南元谋加代繁殖，但需农场配备人员。为此，农场从青年队抽调李晓明、陈妮娟二同志跟随生物所驻点人员到云南元谋繁种，1977年春带回“三字号”小麦不同品系种籽各二址几斤，分到一大队一、三、四中队试种。同时，农场也以墨波小麦为主，继续探索小穗大群体创高产的栽培技术。结果，1977年经省科委、高生所和农场验收，不穗大群体品种有一大队四中队1.121亩墨波小麦以亩成穗77.2万、穗粒数26.4粒、千粒重44.1克的产量结构，亩产达到1765.5斤，但群体已不堪耐受更高密度，后期出现倒伏。而所投入高产试验的“三字号”小麦却表现良好，有一大队四中队1亩76－335小麦亩产达到1737.5斤，一大队三中队1.032亩76－336小麦亩产达到1727.1斤，一大队一中队试验的76－338小麦亩产也达到近1700斤，几个“三字号”品种都表现出适应香日德地区创高产的要求，还具有一定的增产潜力。因此，在1978年春播前，农场将76－338小麦从一大队一中队调至一大队三、四中队和场农科所，将76－334、335等调往七大队二、三中队，摆好了春小麦高产栽培全面攻关的布局。

1978年，全场以重穗型为主、多穗型为铺，小面积攻关（亩产突破1800斤）与公顷以上创高产（亩产突破1600斤）相结合，组织了场农科所和各农业中队开展丰产竞赛，全部进行春小麦高产田攻关。除场农科所自行组织试验外，农场各中队高产田的调查研究，铺助试验、和具体栽培措施，由我及时任一大队技术员的武永顺和白占平、刘伟4人负责提出和组织实施，中队负责落实。全场春小麦高产试验确定的重点田共11块合计314.5亩，其中一大队四中队以队长李志明为主成立了由夏瑞臻等3人组成的攻关小组，负责栽培17.283亩76－335小麦、2.61亩墨波小麦和3.91亩79－338小麦三块高产田。四队的76－338小麦原计划在高产田中播一挡地约4.5亩，但只从一大队一中队调来一麻袋约200斤种籽，只够播4亩，只好把最后几畦地播成了其他品种。播种后经实地丈量，76－338小麦只实播3.91亩，消耗种籽190余斤，亩播量48斤。这块高产田的具体栽培措施是：1、培肥土壤。选用表层35厘米为沙土、35－50厘米为轻壤的高肥条田，分深、浅、表、种四层亩施猪圈肥0.8万斤、羊板粪1.0万斤、菜子饼30斤、过磷酸钙150斤、氮磷复合肥40斤、硼肥0.5斤，作每畦约0.07亩的小畦。2、科学栽培。这块高产田的田管进程为：二叶期第一次中耕后每亩撒施煤灰550斤、草木灰30斤，使0－5厘米地温提高0.9℃、5－10厘米地温提高0.4℃，把头水推迟至三叶一心期，水前亩追尿素25斤，水后适墒中耕。于分蘖盛期浇二水，亩追尿素15斤、氮磷复合肥10斤，水后适墒中耕。期间于小麦四叶一心期喷施第一次矮壮素。6天后（分蘖末期）喷第二次矮壮素（每次均为0.3%矮壮素水溶液100斤）。于拔节——孕穗阶段浇3－4水，又分两次追尿素25斤，复合肥30斤、抽穗至收割期间共浇水6次，使土壤含水量保持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65%左右，并分6次每亩共根外追施过磷酸钙12斤、草木灰2斤、微量元素80.6克，每次兑水100－150斤。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前期争早发，中期稳群体保木穗、后期防贪青促大粒的栽培目标，使高产田按照每亩基本苗34.9万；分蘖期总茎数58万、叶面积指数1.14；拔节期最高茎数106.8万、叶面积指数5.34；孕穗期量大叶面各指数9.53；扬花期茎数52.9万、叶面积指数7.03；腊熟期叶面积指数1.87的群体动态，亩干物质积累总量达到3822.8斤，最终以亩成穗51.63万、每穗结实36.18粒、千粒重56.2克、经济系数0.53的产量结构，变黑产达到2026.1斤。

严格验收

1978年，香日德农场在省科委领导下，承担青海春小麦丰产规律研究课题的各高产田块，经过精心栽培，长势喜人，进入8月份后逐淅搭好了高产架子。在这个基础上，农场由我与武永顺负责，组织白占平等4人和各试验田块的技术骨干参加的测产小组，对承担研究课题的春小麦高产田逐块进行测产。测产的方法是：先由被测田块负责栽培的技术骨干汇总提交栽培措施、总茎数及叶面积指数动态和干物质积累进程，再经测产小组根据田块面积确定测产点数（一般公顷左右设点30个以上，小面积高产田每亩设点5－10个），随机布点，二人一组进点后随机取样，数清样段内穗数衣两头各20穗的穗粒数，按田块长相估计千粒重，算出计算产量再扣除15%（经验）即为估产数。不当时，一大队四中队3.91亩76－338小麦估产穗数为53万，穗粒数为36.4粒，估计千粒重58克（种籽千粒重达62克），计算亩产2200多斤，估产有可能超过1900斤，是测产田块中最高的。其次为一大队三中队16.1亩76－338高产田中的前二挡地，估产也有可能超过1900斤。其他高产田估产也出现了几块亩产超过1800斤田块。测产结束后我们心中有了底，预计1978年有可能实现小面积春麦高产田亩产超过1800斤的目标，于是将11块高产田的测产结果专题报告省科委和省劳改局，请求组织省级验收。

经省革委会批准，由省科委、省农林局、省劳改局联合主持，于1978年9月6日至24日在香日德农场召开春小麦、油菜高产验收会议。会议帅省农科院、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海西州农科所、西宁市农技站等14个单位36名代表组成春小麦高产验收组，对农场11块高产田按省科委颁布的高产验收试行办法进行了严格验收。具体过程为：验收组成员首先考查检验11块高产田的苗相、栽培措施和产情况，确定验收对象。再在验收田块中按随机选点原则布置验收样方，精确测量面积后，将样方内小麦息数连根拔下，数清总茎数、留取考种样株，晒干脱粒，称出样方籽实产量、草重，算出经济系数。第三、监督收割。收割人员携带塑料编织布一块，将割下小麦放在编织布上捆好并排放整齐，由验收人员逐畦点捆记录。收割完毕后由验收组分别在田间、场上核查麦捆，监督运至地块旁边的场上，派人值守晾晒。同时按验收田块最边上麦茬向外延伸10厘米的要求重复测量边长计算面积。第四步是对场上麦捆再次清点核实后在同日内散捆、碾压脱粒、扬扬、装包。由验收组核秤时1人司秤，3人记录，得出籽粒总产量。这称后立即按要求取出测定水分、杂质的分析样品，由验收组亲自操作，当夜0.2克的天平测定杂质。最后再核实高产田面积、籽实总重量后按允许含水量13.5%、含杂质0.5%的一级粮标准扣除多余部分，得出总产量、亩产量，并由验收人员填表、签字。经过验收，香日德农场1978年共有一大队四中队3.91亩76－338小麦总产7922.2斤，平均亩产2026.1斤；2.612亩墨波小麦亩产1839斤；17.283亩76－335小麦亩产1828.7斤；一块1.2217亩76－338小麦亩产1816.3斤。一大队三中队16.104亩76－336小麦亩产1824.5斤（其中3.591亩亩产1943.6斤），一大队一中队15.984亩76－338小麦亩产1792.9斤。这一结果，既有小面积整块田平均亩产超吨粮，也有多块公顷以上面积小麦平均亩产超过1800斤，提前实现了省科委下达的1980年实现春小麦亩产双千斤的研究目标，揭示了香日德地区春小麦的高产潜力，反映了青海省春小麦丰产规律课题组、香日德农场和青海高原生物万赖俱寂所的春小麦高额丰产规律研究成果，使青海省春小麦高产田的平均亩产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同年11月20日，省科委、省劳改局、省农林局将其中7块高产田的验收结果联合行文上报省革委会。农场、高产中队及高原生物研究所讲座，对农场春小麦高产的科学性和验收的严肃性，以及对全国小麦生产的奉献，都做了充分的肯定，也分别或联合进行总结，把相关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在《中国农业科学》、《青海春小麦高额丰产规律研究论文集》等刊物、文集上发表，与高原生物研究所程大志等合作，以《柴达木盆地春小麦高额丰产的形态生理指标及栽培措施》为题，获1979年青海省科技成果奖励大会二等奖。并以《春麦高产栽培的初步体会》一文参加1980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作物栽培科学讨论会，在小麦组做专题汇报，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一大队四中队队长李志明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至1980年吸引了中央和兄弟省许多领导和专家到农场考察、举办讲座，对农场春小麦高产的科学性和验收的严肃性，以及对全国小麦生产的奉献，都做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农场也在前几年研究工作基础上继续进行春麦高产的验证性试验，取得1979年2.08亩76－339小麦亩产1906斤、20.4亩76－338小麦亩产1865.7斤、15.71亩76－338小麦亩产1825斤、16.2亩76－338小麦亩产1814.1斤，1980年18.75亩76－338小麦亩产1837.03斤的成果。76－338小麦也从农场高产田走向全省，走出青海，成为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育成的高产品种。

尕海灌区改良盐碱地纪实

张学义

1964年7月，我从陕西省水利学校毕业，分配到德令哈劳改农场生产科。

1969年9月至1981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工程。德令哈农场所属的尕海灌区，有荒地22万余亩，开发14万亩。1958年由德令哈劳改农场垦植1.2万亩，1966年扩大垦值4.2万亩，建制4个农业直属大队。后由于大面积引水灌溉，原始地下水位高，地下水径流不畅，致使产生次生盐渍化，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以至眼看着一片片肥沃的土地变成了白花花的盐碱滩，除了生长些耐碱的野草外，已无法种植小麦。因此，被迫弃耕1.2万亩。正如当地群众说的：“春来白茫茫，夏来收草不收粮”，盐害成为尕海灌区农业生产发展的拦路虎。

针对尕海灌区日益严重的盐碱危害，德令哈农场向省劳改局等部门及进上报了解决盐碱危害的专题报告。省科委很重视，将此列入科研项目，国家投资近300余万元，项目名称为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工程。具体由德令哈农场、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省农科院三家协同实施完成。

要说尕海盐改的成果到底如何，还得从说起。那是在1969年2月25日，我和陈彦昭科长以及农场总场机关的90余名干部，被下放到尕海分场办的“五七”干校劳动，到同年9月，我和陈彦昭被宣布“解放”，召回场。那天，干校的同学还羡慕地说：“你们可解放了”那一年，许多下台的老干部都陆续被“解放”并恢复了工作。我俩到总场报到后，杨风鸣副场长给我们谈话，安排我俩去尕海搞盐改工程，说尕海盐改试验工程是由省科委主持搞的，还有省水科所、省农科院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让陈彦昭科长负责协调组建盐改组。按照上级的安排意见，陈彦昭先与省上有关单位电话联系，待省上人员确定后，让这些人员于9月15日到德令哈农场报到开会。会上，宣布尕海盐改良组正式成立，由陈彦昭任组长，省水科所的周季昌任副组长，成员有省农科院李钦榜，省水科所杨学良、魏文化、薛学诚、王成福和我。

陈彦昭是陕西户县人，1954年从西北农学院农田水利系毕业后就进入柴达木开发绿洲农业，是一位水利专家，李钦榜1956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土肥系，是一位土壤专家。周季昌和杨学良均是1957年西安交大水利系毕业生，也是水利专家。薛学诚、王成福和我，都是水利中专毕业。薛学诚1959年陕西水校毕业后专门搞水利工程施工，我当时年龄最小，才23岁，资历也最浅。从盐改组的陈容来看，实力雄厚，以此也可看出省上对尕海盐改试验工程重视和必定成功的决心。

尕海盐改组成立后，即着手编琯设计任务书，搞工程预算。水科所和农科院的同志到尕海七、九大队取土样、水样，带回西宁化验分析。我和陈彦昭负责打井、安装水泵、加高高低压输电线的筹备工作。

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工程分二期完成。第一期工程为1.3万亩盐碱地，改良试验区打浅井32眼，架设高低压输电线路25公里。第二期工程为2.5万亩盐碱地，改良试验区打浅井20眼，深井15眼，架设高低压线路30公里，塑料薄膜防渗处理干、支渠5条，疏通自然沟2条。

1969年10月，我们从河南购回回旋式大锅锥2套。机泵需要配套立式电机和井龙型水泵，当时我省、甘肃、陕西等省均无货，听说新疆有货，于是，陈彦昭把采购水泵、电机的任务交给我，并让我顺便去新疆建设兵团参观学习，人家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的经验。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第二天就起程了。经过五、六天的奔波到了乌鲁木齐，这也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出远门。找有关单位联系，答复是没有现货，你们要25台，数量太大不好解决，让我等等看。这样，我每天去硬磨软泡，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仍未得到解决。我就给家里打电话作了汇报，陈彦昭回话说让我等着，他向省地报告看如何办。我就趁此机会到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农六师参观学习，这时已12月底，冰天雪地，很冷。有一天，我接到陈彦昭组长电话，说省委书记张江霖很关心这件事，并给新疆军区张司令员去了电话请求支援，让我去找张司令员（当时实行军管）。于是，我立即去军区找到张司令员，张司令员很和气的告诉我张江霖书记已给他打了电话，让我把介绍信放下，明天等电话，果然，第二天来电话说首长已批示解决，让我去办手续。当时，我高兴的几乎蹦起来。在新疆呆了2个半月总算把水泵电机搞到手了。我马上办好托运手续，把货送上了站，订好车皮发走，然后才放心地乘上火车返回青海，这时已是1970年元月中旬了。

经过一冬一春，工程急需物资基本筹备就绪。1970年6月初，盐改组的成员全部进驻尕海，指挥部设在尕海九大队，我们4个人一个房间，房子又小又潮，晚上点煤油灯，里边摆了一张长条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这在当时，还是大队特意照顾我们，条件算不错了。大队干部家里睡的都是土炕，给我们专门做的床板。九大队大队长孙友新，副大队长顾风申，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对盐改工作很支持，很热心，经常陪我们到工地转，只要是我们提出来需要大队配合的，如：劳力、车辆、小另件加工等，二位都是亲自布置，立即解决。生活上尽量调剂好，让省上来驻点的科技人员吃的满意。象七大队的大队长何占鳌、陈俊荣、八大队的王洪福，十大队的李遂珍等同志，都为尕海盐改试验工作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农场的支持配合，没有这个强有力的后盾，我们的盐改试验工程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第一眼机井安排在九大队二中队的耕地里，陈彦昭组长为保证打响第一炮，做了详细安排和组织。钻机从总场拉运到工地，随之，井架、打井工具、帐篷灶具等也都运到，打井工由大队抽选340名身强力壮的犯大担任；开钻那一天，专门给他人讲了钻井技术和操作规程。打井时实行昼夜三班倒，我们跟班作业，还要进行井深测定、地层岩性记录，根据岩性变化及时更换刀齿。大锅锥是靠12个人扒着，旋转往下钻进的，相当费力，这种钻机适用于岩性较细的地层，优点是开口直径大（1.1米），岩层取样完整。第一眼井打了下管器，第7天下管时，我闪全体都在式地，各负其责，我当时负责守井口，把每一节井管对直后，再有棕皮包上，下管用了半天就完了，这眼井深27米，按设计要求必须座在第一层隔水底板上。这种井型也叫潜水井。下完管，接着用口锅倒扣在井管上，用人工一簸箕一簸箕端上筛过的砾石倒在锅上，让其沿锅周边匀落下，回填在井管外壁。滤料的回填是较细致的一道工序，稍不注意，就会影响井的出水量，所以，我们一直守在井口严把质量，下午7时多，滤料填完了，又进行了井口封闭，第一眼机井成功了。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7天7夜的苦和累顿时一扫而去。

有了第一眼机井的成功经验，就为下一步的全面打井奠定了良好基础。省水科所的同志在第一眼机井上安装好水泵，开始单井抽水试验，通过试验的数据给控制改良1.3万亩盐碱地试验区的井位布局、井距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盐改组据此对下一步的工程实施进行的部署。这32眼机井安排在尕海七、九大队试验区内，井形为梅花形，井距600－800米，井深25－27米。我仍负责打井和物资供应，我们又从河南购置1台大锅锥，七、九大队各1台，分兵作战。当时的尕海不通公共汽车，为了及时供应打井所需的物资，我经常骑自行车总场办事，早上去，晚上赶回来，往返50多公里，有时碰到大风只好推着车子。大队的干部也是这样，有的还骑着马。尕海风沙大，风期长，多数干部愿意骑马，因遇到大风仍可前进，人少受些罪。

两台大锅锥相继开钻后，进展神速，从产井架、打井成孔到下管终孔，最慴才用3天。两支打井队伍经过实战锻炼，越打越快，越打越好。用了两个月时间，32眼机井就全部建成。为此，大队还对大家进行慰问并举行了会餐表示庆贺。

1971年4月，与尕海火电厂达成协议，由电厂供电，解决机井抽水电源，电费按农业用电每度6分钱计收。架设25公里高低压输电线路工程又落在尕海盐改组身上，我和陈彦昭负责线路的设计和施工，并提出预算书和物资计划。采购物次和电器设备也由我们完成。5月，高压裸铝线、高压瓷瓶等基本到货，但电杆如何解决成为难题。因当时只有有个预制厂生产，是园形的，单价太高运输也困难，若外购就要超出概算近10万元。为此，陈彦昭提出自己预制的方案，大家表示同意。于是，在尕海分场场部修建了一个预制厂，从大队抽了25名就业人员，我负责技术指导。一个月后即生产出高低压混凝土电杆40根，经抗弯试验，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这种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电杆所采用的技术，就是我到新疆参观的学学来的，叫做重锤法预期应力。预制电杆有4行，每行10根，为钢模板，混凝土浇筑后一星期，用电焊割断，抬到养护池水中养护，经实际试验质量很好。接着，我们又押调5名电工师傅，由王余根负责高低压线路的架设，我和程森离同志先进行定线，高压75米档距，低压50米的档距，定好线就分工给各大队派人挖坑，我和王余根、程森离负责竖杆拉线。我闪一早就出工，中午在工地吃点馍喝口水，一离负责竖杆拉线。我们一早就出工，中午在工地吃点馍喝口水，一直干到天黑才回来，一个多月下来，脸上的皮都脱了一层，最辛苦的还要算电工王余根同志，顶着尕海的风沙，每天在电杆上爬上爬下无数次，高空作业近10个小时，忙时连口水都喝不上，但他从不叫苦，也未向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1971年7月中旬，高低压线路全部完成，并按期接了火，尕海七、九大队也通上了电，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

安装水泵、电机的工作也与架设高低压线路同期展开。记得当时参加安装的大队干部有肖飞、杜润德，工人有何冠流、王玉风、刘树林等，我负责技术指导。基本上一天一眼井，安好一眼试一眼，眼清泉从水泵出水管冒了出来，大家争先恐后挤上去双手捧着水喝，一边喝一连喊这水真甜呀！是的，这甜甜的泉水是多少个日日夜夜，流了多少汗换来的。水甜，每个参加盐改工程试验的人心里更甜。

1971年8月，1.3万亩试验区的32眼机井全部运行抽水。经观测，群井抽水后，地下水痊很快下降，给秋季造田结合冬灌压碱奠定了基础。

1971年8月初，根据盐改工作的需要，又抽调唐惠林到盐改组搞后勤工作，调乔瑞华到盐改组搞化验工作，省水科所的王玉章、金仙也搬到尕海分场化验室共同搞化验。

尕海盐改试验是直接在省委领导、支持下开展的。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在1970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正从打井工地往九大队队部走，半路上遇到一个两鬓花白、个子不高的瘦老头，身空兰色发白的旧中山服，脚穿布鞋，见了我们就问：“这是九大队吧？”我们说：“就是，你找谁？”他说要找盐改组的同志，并介绍说他是省科委的，来工地了解一下盐改工作的情况。我们赶忙把他请到屋里。一进屋，在家的李钦榜同志一眼就认出这个原来是哈已很晚就住下了，今天早晨在路上挡了辆去旺尕秀煤矿拉煤的卡车，坐到公路口又一路问着才找到我们。中午，刘主任和我们一同在食堂打了一份菜，边吃边聊，真看不出来他是个科委主任，那么朴素那么平易近人。

1971年8月，省科委秘书上张友茂同志又来尕海视察，看到过去一些重碱地现已恢复耕种，小麦长势很好。他说回去后要向省科委汇报，建议1972年6月尕海召开盐改成果现场会，让我们做好资料准备工作。、1972年春播时，农场在1.3万亩碱地上全部播上了小麦。5月中旬，大家到地里查看苗情，出苗整齐，浇头水后，未见死苗，浇二水后，只有个别苗发黄，碱死的约只占0.1%，紧接着放肥催苗，长势良好。到7月初，麦穗出齐了，一眼望去，绿浪滚滚，长势喜人。7月20日是，省科委主持在尕海分场召开为期2天的盐改现场会，有劳改系统农场、农牧局、水利局等单位40多位代表参加，通过现场察看和几年来的有说服力的试验数据，会议对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的成果给予了肯定，并探讨了尕海灌区盐碱地全面改良的方案。现场会议过后不久，即迎来盐碱地小麦的第一个秋收。这片昔日收草不收粮的盐碱地，今日变成只收粮的良田，小麦单产由过去的250斤一下子上升到400斤。

1973年，省计委批准了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地试验工程设计任务书。盐改组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在尕海八、十大队打深井15眼，在七、八、九大队打浅井20眼，在6条干支渠上铺设长22.4公里的防渗塑料薄膜。1973年下半年，我在八大队打井，我和程森离值夜班，井已打了15米深，锅锥突然推不动了，我们两人赶快上去帮忙，谁知刚推了两圈，“叭”的一志巨响，我们推钻的14个人跌倒在地上，爬起来一检查是钻杆断了，钻头掉进井底，这怎么办？若不及时打捞上来，这眼井就得报废，钻机也就完了。我提出找一个水性好的人下去，用钢丝绳挂在锅锥提钩上打捞上来，大队干部孙文战马上到监狱大院找了个广东籍的犯人，这人20多岁，到了井边，二话没说，脱下衣服，喝了几口酒，又用酒擦了全身，拿上我们准备好的挂钩，深深吸了口气，一个猛子扎了下去。一会儿他上来了，说摸不着，大队干部鼓励他，并明确表示只要能把锅锥挂上，就给他记一功。他听了，喝了几口酒，又一个猛子扎下去，好半天，他才上来说挂好了，大家赶快给他披上皮大衣，把他送回房里。我们这边立即开绞车，把锅锥捞上来了，接着换上钻杆继续往下打。

野外打井很辛苦，住的单帐房，睡在地上，紧张时，连饭也按时吃不上。为了尕海的盐改成功，我们盐改组的干部唐惠林同志还献出了一条右胳膊。这件事发生在1974年夏天，在尕海十大队打深井时，用的是乌卡斯冲击钻，唐惠林让其它人吃午饭，自己顾不上吃饭，只身去调整绞盘上被弄乱了的钢丝绳，谁知离合器突然鬼使神差般地自行合上，转轮转起来，一下卡在他右胳膊上部，大家赶快找车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但一只右胳膊齐齐从肩膀处锯掉了。那年他才36岁。

1974年4月20日至5月10日，尕海四个大队出动劳力1200余人，一举完成了6条干支渠的塑料薄膜防渗工程。

10月，20眼浅井、15眼深井的钴井任务也顺利完成。1975年上半年，新打的深、浅井水泵、输电线路也随之全部安装完毕，并开始抽水运行。一个限制引水、深灌、浅排、土壤冲洗、增施绿肥，综合改良盐碱地的措施，在尕海2.5万亩盐碱地上结出了硕果。1976年在全省科技大会上，省委、省政府给尕海盐改组颁发了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工程成果奖。大家编了首赞美的诗：“昔日白茫茫，今日粮满仓。井房遍地立，盐害一扫光。林带网络化，盐改谁不夸”。

小灶火的农业开发

许正英井发云

乌图美仁小灶火，原是大片荒漠地带，由于几千年来洪水淤积，土层厚，土质好，红柳丛生，沙包林立，有上万亩可垦荒地。水源属雪山积雪溶化潜流下来的，春天和秋雨季节水量充足，在枯水期，有0.5以上流量的水。在这片海拔2760米以上的草原上，居住的是蒙古族群众，公社辖6个大了人、12个生产队，276户1254人，有各类牲畜118124头只，长期经营单一的牧业经济。牧民口粮和牲畜饲料由国家供应，从格尔木驮运，运输特别困难，牧民们十分渴望开发小灶火，走农牧结合的道路。

在格尔木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1968年公社党委、革委会决定，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冯志刚和县水利队马锦文等同志赴小灶火勘查，并在此基础上对开发小灶火农业开发做出了规划，绘制了图纸。经过充分准备，于1969年春破土动工。公社从各牧业队抽调几十名牧民和干部，由西宁市、格尔木县派来70多名知青和民工，赴小灶火垦区施工。由于工程任务颇大，需要劳力和机械才能完成，为此，于1970年3月经上级批准，从乐都县城台公社口子、下坦、上坦三个大队，调迁社员李洪珠、许先国乖53户318人，来乌图美仁小灶火定居。我家属和孩子同期迁来小灶火。同年12月，许正英从乐都县调干来乌图美仁公社接管小灶火农业开发工程的指挥工作（后曾任公社学委委员、公社副主任之职，1977年主持党委和革委会的常务工作）。当时没有住房，挖地坑搭上红柳条栖身。男劳力兴修水利工程，女劳力开荒造田。1971年，经公社和上级同意，又从乐都的城台公社坝口、下东、口子、上坦等大队迁来赵雷、周永忠、许成国等17户103人。1972年9月，由县上决定从哈区调迁侯仓，井发云、王振发、王顺邦、吴学智、李文瑞等12户76人（这几户是1969年从湟中县调来哈区）。两年共迁来83户497人，先后分到各牧业生产队落户。这批力量成为开发小灶火农业的主力军，为小灶火的农田水利建设贡献了力量。

为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领导，1970年3月下旬组建了小灶火党支部，由艾日格曾、索那木、许焕国任副书记。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才仁班吉力亲自挂帅，公社其他领导本德利来、党聿明、孙学新和许正英先后在小灶火蹲点工作。在省、州、县领导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县革委会的领导经常来小灶火检查指导工作，从勘察、运输、资金等方面解决实际困难。1964年王昭省长曾视察过这片宜垦区，提出搞农业开发的问题，继后的1965年、1973年海西州委赵海峰书记、李景山副书记也先后来视察。格尔木县郭生玉书记等领导来到小灶火实地察看，并和公社书记、主任们研究制定了开发小灶火，走农牧结合的规划，亲自参与了勘察设计。在施工期间，县委、县革委会的万德、张化旭等领导和群众同吃，同劳动，同学习，关心过问工作安排、资金来源、劳力安排、材料运输。万德同志任县生产组组长时，千余吨水泥、钢材、木料等建筑物资放在政府院内，县生产组成了工地的转运站，他带领生产组的全体干部经常装卸转运物资，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1983年春节期间，县委书记张化旭、干部杨文山、公社副书记常聿明等来小灶火和群众一起过年，各群众促膝谈心，讲形势，学习中央和省上的文件。大年初一，他们给群众拜年，祝贺大家“恭喜发财”，社员群众无不感动。这些实例体现了党对迁调农民的关怀，从而推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的总任务是以水利建设为中心冬季结合开荒。经过3年的艰苦创业，于1971年完成拦河大坝，开挖土方37.5万立方米，修筑干渠11.8公里和部分东、西支渠，开荒2000多亩，播种1387亩。秋后喜收小麦194550斤、蔬菜10万多斤。乌图美仁公社的农牧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看到了希望，鼓舞了壮志，激起了连续奋斗的热情。

公社党委和革委会于1971年11月4——6日在小灶火如开全社“三干”会议，参观了农田水利工程，检查总结了前段工作。同时将规划内垦面积9276亩中（其中林带193亩，道路214亩，水渠400亩、村庄601亩其它占地1807亩）实有的可垦面积6000亩，以农牧业人口为依据，统一分配到6个大队的12个生产队，划分队与队之间的标界，长期不变，双确定了东、中、西三个村庄点。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又实事求是地把水利建设和开荒造田结合起来，把科学种田和改造土壤结合起来。经过6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水利工程任务，共建成拦河大坝1座，干渠11.8公里（内有9公里水泥板铺设的暗渠）跌水7座，澄沙池2座，东西支渠5条共5500米，防洪大坝1座2公里（用水泥板铺坝墙，设有丁字坝10座）。净水利工程总投资52万元，其中国家拨资52万元，其中国家拨资28万元，自筹经费24万元，加上农牧业每年投入水利工程劳力二、三百人，劳动报酬（1969-1974年）约36万元，购农机具自筹经费10余万元，总投资达98万元。在水利建设的同时，相断完成开荒造田3100多亩，粮食总产达到566334斤。从此，全社农牧业人口口粮基本达到自给，当年给牧业提供牲畜饲料10万斤。1979年开始全社农牧人口口粮自给有余，提供牧业牲畜饲料319328斤，并提留储备粮3万余斤。

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令我们难忘的是，在当年修路、筑坝、造田的农业基本建设中，全社广大蒙、汉农牧民为建设自己家园而艰苦奋斗的日日夜夜。一次，党支部副书记许焕国腿被水泥板打伤，同志们劝他息，他说这点伤怕什么，坚持不下“火线”。年过半百的白永福在铺设暗渠水泥板时，将100公斤的水泥板一块接一块地前往工地，9公里的暗渠完工时，仅他一人搬运近万块，他和同伴们身穿的皮袄磨得千疮百孔。金才（蒙古族）队长和妇女干部逮启英带领全体妇女们打水泥板，挖运柴禾，任凭蚊子叮咬，干得汗流浃背。当时移民口粮不足，加之男女老幼都受不了蚊子叮咬，孩子们整天哭叫不止，大人们时有埋怨之声，许多人思想波动，想回老家。干部们得知此情后，一面做思想教育工作，一面向公社反映情况。这一问题得到公社领导才仁班吉力等领导的重视，及时动员牧民群众增加肉食，把节约的粮食支援给移民缺粮户，群众的生活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移民的心安定了，士气高、干劲足。1973年2公里长的防洪工程竣工。1974年7月间，天气忽变，雷声隆隆，约七、八十个流量的洪峰滚滚冲来，总干渠的附属工程冲毁严重，党支部、革委会的同志带领300多名群众，用12辆马车，4台拖拉机装上红柳条、麦草等防洪材料，战斗了七、八个小时，堵住了被洪水冲开的缺口，特大洪水终于转向东流，水利工程和麦田得以促使。第二年我们又修起了防洪能力更强的拦河大坝，它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是自力更生结出的硕果。

为了站稳脚根，继续前进，我们将1973年前开的一部份土质薄、产量低的沙滩地逐步改为造林，建苗圃，种枸杞。重点搞规划面积中的开荒，改土工作。经过这样的调整充实，到1984年粮食总产猛增到174.9万余斤，亩产651斤，油籽收入6.86万斤，262斤/亩，蔬菜170万多斤，全社粮、油、菜达到自给有余，10年内为牧业提供牲畜饲料468万余斤，在1982——1983两年期间，上交国库粮食104万斤，还有部分油料。

为防风固沙，美化村庄，我们把搞农田水利工程和造林紧紧结合起来。从1972年开始造林，由县林业站无偿支援树苗，当年在渠道两岸造林1.5万株，建苗圃12亩，枸杞2000株，苹果树41株（第三年结果）。到1977年，建成渠旁、路旁、田间林带，造林10万株，建苗圃20亩，榆树林40亩，枸杞20亩。到1984年植树已达30多万株，初步做到防风固沙，保护水渠、农田，美化村庄，被评为省、州林业先进单位。

1973年——1974年县农科所技术员卢振辉同志在小灶火第一农业生产队种试验田，繁育适应当地的小麦良种。1973年播种3.9亩小麦实验田，平均亩产724.25斤，为小灶火科学种田做出了示范，使大家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

从1969年以来，逐步购进28型、55型轮式和75型、60型链式拖拉机共6台，各种配套农机17台。1971年组建拖拉机站，培训罗布生、早日格图、童得布、乔才仁加布、尕力生加木措、吉力格力等10名蒙古族青年为拖拉机手，从此乌图美仁草原上有了本民族的第一批拖拉机手，为全社农牧业生产服务。

为了适龄儿童不误上学，于1972年成立了小灶火小学，有两名教员和50多名学生。

小灶火农区的开发和发展与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资金困难时期，唐古拉山公社和阿尔顿曲克区的牧民群众，发扬民族团结协作精神，主动伸出友谊之手，借给人民币15万元。省石油局勘查大队来乌社地区勘查，几十辆汽车运来近百吨水泥。地质水文队的领导看到农牧民饮水质量差，为群众所想，为群众所急，打出一眼深井，初步解决了缺水的问题。县水利队技术干部常年累月在小灶火搞水利建设作出了可贵的奉献。这些曲范，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共产主义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将载入小灶火农业开发的史册之中。

绿洲农业开发事略

构洁

德令哈农场建场之初

解放前中外专家曾对柴达木做过一些零星考察，但对农业的开发设想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53），省上地质、测绘、农林水利、劳改等单位，对盆地进行了综合勘察。劳改单位由杨荣光、李建国、瓦受天、陈彦昭等参加，重点勘测了德令哈、格尔木等处。此后由瓦受天工程师草绘了第一张青海省地图，同时提出了在德令哈、格尔木为农场的可行性规划。

德令哈属都兰县三区，由回头察汉、尕海、怀头他拉、戈壁、阿鲁不农、宗务隆、蓄集、泽令沟等草滩组成。在这许多草地滩地中，主要的是成片草地和沼泽地。解放前马步芳政府曾在这里办过垦务，原有零散耕地约2000亩，至解放时已废弃荒芜，遗迹全无。

德令哈地区解放前只有359户，其中西南部42户，怀头他拉85户，郭力峁152户，小察汗苏80户，蒙古族占91%。由于马步芳军队与哈萨克族群众仇杀达8年之久，农牧民极端穷苦。该地区农牧民仅有零散耕地不到2000亩，耕作粗放，收获甚微，难为生计。

根据勘察设计，德令哈地区农业开发潜力较大，适宜发展灌溉农业，因此劳改局所属民和水利支队在民和东垣渠竣工之后，全建制转建德令哈农场。1954年2月24日，首批一个大队500人进入莫河踏路修路。莫河至希里沟段50公里，由王邦举、张进魁带队；北线即现行的公路线希里沟至德令哈段127公里由张明亮、武长生、赵跃宗带队。风餐露宿，披荆斩棘，边修边进，22天以后才到达目的地——德令哈。

这两段共完成工程量为：土言38100立方米，石方1000立方米，桥梁1000立方米，退水路面2100米，劈荆棘18万立方米，处理软沙12000立方米。

3月14日和3月24日，两批1000人先后到达德令哈。同年6月24日，中央财委第四办公厅以财经农字（54）197号文件正式批复，公安部7月23日转批同意在柴达木建立德令哈农场。这是我省第一个大型国营农场，从此开创了柴达木戈壁绿洲农业的历史。

柴达木农场的兴起和其它

德令哈农场的创建，开了盆地办农场的先例，在中央、省委、省人委的重视下，几年之内盆地办起8所农场：

创建时间主要领导人

德令哈农场 1954年3月郝登阁胡锡珍

香日德农场 1956年2月石玉玺高世科

格尔木农场 1955年3月罗承运王玉忠

沙珠玉农场 1955年10月蔡如诚刘志灿

马海农场 1955年10月余书贵李维伟

寒什克农场 1956年3月杨培良

戈壁农场 1955年10月齐令文希里布（蒙）

上述这些农场都是在委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建成的。基本上是白手起家，靠镢头、铁锨起步，创业者经受了艰苦卓绝的跋涉历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按正规程序建场，而是实行“边勘测、边建设”的方针。实践证明，这种作法见效快，但风险也大。由于早期的建场比较谨慎，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各农场在规划时，注意了农业的总体布局，以及农林牧副统盘考虑，开荒造田要求地平埂直，主干道、田间路相通，五级渠系合理配置。一般做到年前筹办，当年建场，当年投产并建成灌溉系统。各场均尽快购进种畜，发展畜牧饲养业，首选是以役畜减轻人力劳动，同时开始繁殖家禽家畜。逐步发展林业，建设防护林和房前屋后的园林绿化。举办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并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采矿、挖煤扩大工业生产门路。陆续在场部和大队（作业站）分别建起了中小学。较快地建起简易土木结构的土平房，从帐篷、地坑转入安居的房屋。以场部供应站（科）为主建起了商品销售网点，从而在茫茫戈壁滩上形成一个个新生的小社会。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是在农场开拓的基础上设立和发展起来的，如德令哈市和格尔木市。

柴达木各农场的开创与发展，为我省粮食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累计提供商品粮数十万吨，同时营造出一个个戈壁绿洲。突出的如香日德农场，现存林木720万株，林地面积17833亩，其中农田防护林带590条，占地4242亩，成片林6916亩，四旁林56.46万株。绿化对防风固沙、改善局部生态环境和小区气候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被誉为“戈壁翡翠”、“柴达木的奇迹”。

此外，农场在农闲季节，除了自己的场、队（站）建设，还抽出大量劳力支援了当地的开发建设。如：

1955年5月3日，格尔木农场与交通厅联合组成青新公路工程处，由农场投入劳力1406名，整理横贯盆地南部与新疆接连的青新公路最艰巨的一段，长104.34公里，当年9月23日完工。

1955年7月，为支援柴达木盆地勘探工作，劳改局会同省交通厅联合成立茶甘公路工程处，承修茶卡至甘森公路，全长800公里，11月底竣工。

1957年5月，投入劳力1852名，承修柴达木主干线230公里的茫敦公路一里坪至油墩子段。

1956年5月，由格尔木农场抽出劳力承修格尔木飞机场土建工程，使机场如期竣工。

一次鼓劲的大会

1955年在开发柴达木地区石油、地质、农田水利、交通运输以及各方面工作取得辉煌成绩的基础上，1956年3月5日至3月10日，在西宁召开了青海省勘察与开发柴达木盆地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石油、地质632、639、643队，交通厅、公安厅（劳改局）、农林厅、工业厅、柴工委、格尔木医院、柴达木贸易公司、些达木机场、柴达木人行、柴达木邮局等14个先进单位，232名代表参加。

公安厅（劳改局）代表19人编入第七组（农田水利组），组长王邦举，副组长阎竹玲。

大会由副省长马辅臣致开幕布词，副省长张国场作工作报告，省委书记高峰，副省长扎喜旺徐、喜饶嘉措，驻军部队少将邓宝珊讲话，副省长张国声致闭幕词。

大会期间，公安厅副厅长兼劳改局局长张贵德，就柴达木盆地新生企业公司系统的一些工作，向大会做了中心发言。他说：为了给我省发展大工业打下基础，为了配合盆地资源勘察工作顺利进行，彻底解决本省粮食供应问题，根据中共青海省委决定，新生企业公司从1954年初就开始担负了，在盆地开办农场、兴修水利、修筑公路等任务。截止目前为止，已投到几个占线上的工作人员约有2600人，劳动力12000余名。经过两年来的实际斗争，已在各方面取得成绩，为开发盆地资源铺下坦平的道路，在某些方面已为我们子孙万代过美满幸福生活，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这些成就概况来说是：

（一）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长期长野草、睡大觉的94500亩荒地和部分沙原变成了良田。仅1955年就为国家生产粮食1400万斤，可供20000多人吃一年；

（二）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盖起了一栋栋房屋，筑起了坚固的堤坝，为今后丰产和不久的将来建立城市创造了条件；

（三）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了畜牧业，目前畜群已达31600余头（匹），为进一步培育畜群和供应盆地工作人员肉食，开辟了源泉；

（四）在农作物种植上，创造了空前的奇迹，做了我们前人从来没有作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如德令哈农场，当年建场就获得利润10万余元，1955年获利润60余万元，同时在1954、1955两年均获丰收，小麦单位面积产量最高每亩达1154斤。打破了过去有些人认为盆地只能种青稞的保守思想。不但种植小麦成功，各种蔬菜瓜里一类东西试验生长亦很好，一个萝卡就有30斤重。

此外我们还冲破了长年积雪的高山，跨过了奔腾不息的河流，修通了茶甘、西果、青藏公路，对支援勘察与开发柴达木盆地资源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些成绩的来源，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各族人民积极支持，也是我们投入这些工作中的全体工作人员，不辞苦，不怕疲劳，夜以继日进行劳动的结果。

张贵德同志说，新生企业公司的工作和其它部门一样，在开发盆地的工作中也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如承修的西果公路，该地气候严寒，六月天地皮才解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坚持“小雨不停，大雨抢干”，和严寒与泥浆搏斗，按计划完成了上级所效给的任务。又如在修吉达黄河大桥，动工时，已经是12月中旬，河水已全部结冻，气温降到零下30度，个别人腿脚被冻坏，但严寒并没有压倒他们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热情。一个个银行争先下水，顽强工作，终于把大桥修成。又如茶甘公路，在修马海至油墩子一段时，因为缺水、缺柴，全队人员三天吃不上两餐饭，但是情绪仍然饱满，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因饥饿停止工作，终于完成了任务。又如德令哈农场，1954年初由于人力、畜力不足，建场时间又较迟，但他们力开荒，边种地，突击了70多天，终于获得了丰收，这国家创造了财富。

张贵德同志在发言中还对新生企业公司当年的各项生产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今年我们在农业上要完成开荒50万亩，产粮4000万市斤；在工业上要完成产值2395元；在工程上要完成建设机种25万平方米，工作量3100万元。

大会期间劳改局新生企业公司王邦举、薛经纬，德令哈农场第四站王永学分别就茶甘公路、西果公路的修建和德令哈农场整地、播种、田管作了发言。

大会向毛主席发了致贺电。

大会收到省市各团体、单位的祝词、贺电、贺信。

《青海日报》以《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为题发表了社论。

会后给每个代表发给会刊、纪念章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

1956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率中央慰问团赴西藏慰问，路过格尔木暂住期间，在干部大会上即兴作了《长征的补课》讲话。他赞扬柴达木盆地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吃苦耐劳，是长征精神的发扬光大，是改造大自然的伟大创举，是开辟柴达木的第一代人。慰问期间给沿途各单位放映了电影《铁道游击队》，对在盆地工作的同志每人发给笔记本一册，自来水笔一支，纪念章一枚。

1958年10月初，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因公路过视察德令哈农场，对农场工作址分满意，在西宁参观劳改工作成就展览时，对张贵德说劳必是一件新鲜事，既要改造人，又要改造自然。要改造犯人的犯罪本质，改变他们的好逸恶劳。让他们学会生产本领，就业后有个谋生手段，犯人也是人，他们也要吃要穿，也都有学好的想法、通过劳动、教育、立功赎罪当一人好公民，死心踏地的罪犯是极少数的。要注意政策的感如和政策的具体化，除了武装看管以外，多注意工作方法。

1958年10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参观劳改工作展览时，对劳改局局长张贵德说，柴达木山上不长草，石头不少，走路碍脚，但石头经过烧练之后用处却特别多。从前阿拉伯国家的骆驼队用石头垒灶头，用牛粪驼粪烧火时，偶然发现石头经过烧炼后就成了琉璃，这就是以后的玻璃和玻璃制品。比石头还顽固不化的是极少数人。犯人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要善于发现，善于利用。对技术犯人要发适当的生活津贴。

1960年11月，农垦部部长王震视察了青海农垦工作。在参观劳改工作展览时他说，柴达木地广人稀，是办农场的好地方，农场办好了，才能发展工业、矿山。要培养出一批闻得粪香的农业技术干部，这样农场才能办好。

1983年7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视察了柴达木，他说，我看你们的地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名字，叫新开发区或待开发区。海西自治州是个大有前途的开发区。并挥笔题词：“立下愚公志，开发柴达木”。

“大跃进”的严重挫折

1958年我国正处于“一五”、“二五”交替的升腾年朋，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三面红旗：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强调拔白旗，插红旗，大抓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大高群众运动；“钢铁元帅升帐”，“跨黄河，过长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曙光如日之东升，气势磅礴，光芒四射”。

青海省委和人委于元月1日在《青海日报》发表了，题为《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民族团结，发展牧业，大量开荒，促进农业大跃进，争取五八年农业大丰收》的元旦社论。同日向各州县和各厅局发出《为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五八年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指示。

元月13日至3月8日，青海省委召开了二届五次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青海省1958年至1962年农业发展规划》，提出“苦战五年，基本改造青海地区的落后面貌”。会议要求：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5年过黄河；5年内实现水利田；今年增产粮食3亿斤。

5月9日至5月12日省委召开农垦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我省农垦规划。要求在此期间开荒1000万亩；累计生产粮油53亿斤；建立300个新农场。

8月22日，在公安部十一局局长孟昭亮的主持下，召开了德令哈农场小麦丰收现场会。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42个农场代表，中央科联小麦参观团以及中央办公厅、省级各有关单位代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的记者共百十人参加了会议，科联参观团赠送了一面“改造人与改造自然”的锦旗。会上公安厅副厅长兼劳改局局长张贵德做了“上游无止境，潜力挖不尽”的报告。在当时已刮起浮夸风之时，宣布了德令哈在面积丰产成果14208亩小麦亩产1246斤、27548亩粮食作物亩产千斤等。

中央和省委几次会议之后，有关专业会议以及州县层层加码、层层贯彻、层层表态，纷纷做出了保证。几年来创建的基础较好的农场没有充分的巩固便被“大办农场”、“以开荒为纲”的狂潮所淹没了。

农场群

1955年至1958年四年期间，盆地共建起了8个农场。在大跃进的当年，除都兰县沙珠玉农场移交给青年农场外，各农场将各自的农场作业站或临近未开垦的荒地，扩展为各自的卫星场，大场带小场，变作业站为场，变分场为独立场，很快的形成由22个场组成的农场群。

德令哈农场所属：尕海农场，泽令沟农场、怀头他拉农场、戈壁农场、蓄集农场、郭力峁农场。

香日德农场所属：卜浪沟农场、伊克高里农场、怀头科日农场。

格尔木农场所属：金峰农场、托拉海农场、乌图美仁牧场。

马海农场所属：冷湖农场（由石油局经办，马海农场派出3名业技术人员具体指导）、阿拉尔农场（由马海经农场派出干部和职工试办）

赛什克农场和1958年2月新建查查香卡农场。

开荒热

大场带小场，变作业站为场，利用三边地—地边、房边、渠边，凡可利用的地，寸土不留，以扩大开荒和耕地面积。同时大上水利工程。从统计表上看开荒面积、耕地面积、播种面积都成倍增长，实际上都是为完成高指标而凑数的。以1960年为例，亩产平均几十斤，不到1957年平均单产的五分之一。

炼钢铁

根据省委、省人委的指示精神，奋战4个月，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炼铁两万吨炼钢两万吨，劳改局在德令哈、香日德成立钢铁战斗团。领导挂帅，集中强劳力，集中车辆，调集鼓风机，建起成片的土高炉和部分小高炉，轰轰烈烈地炼起铁来了，除德令哈、香日德两个重点单位外，各农场也都在干部中动员起来土法上马炼铁，相应的采掘办矿热在不断加温。至9月份便“捷报频传”。纷纷报出喜讯，施出了“卫星”。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炼出来的全是粗铁和烧结铁，并无实用价值。有许多小农场日以继夜的干，连个铁的影子也没见到。

放卫星

1958年农业本来是个丰收年，但产量被人为地炒成了神话。当时见于《青海日报》的报导很多，如1958年9月14日载德令哈1.07亩小麦亩产5548斤，9月18日载赛什克农场1.099亩小麦亩产8585斤，10月14日载香日德农场1.027亩小麦亩产7175斤等，实际上者是掺假的，或把多亩产量算给了小块丰产方。由于报“丰产”、“高产”，场受到国家和省上的嘉奖，工业治炼等方面也放出了许多“卫星”。

反思

从1957年“反右”以后，左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了，形而上学泛滥，“左”比“右”好，一时成为风尚。因为“右”被解释为立场问题，只能把白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左”是方法问题，只能把红棍子打到另人身上。于是遇事七分左，不顾客观规律的“敢想、敢说、敢干”，反正说大话双不负责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河水上路，让高山低头”；“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头可断，血可流，不达万斤不罢休”；“日日红，月月红，全年高产满堂红”等狂热的口号响彻各地。

“大跃进”当年，滋生并发展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甚而蔓延为“三高”现象——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

“大跃进”是全国性的失误，中央已有明确的结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17条指出“……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的泛滥开来”，就全国来说“大跃进”的悲剧早已成为历史，可是对青海国营农场来说，所造成的后遗症延续至今，留下了沉重的负担。

历史的教训不可忘，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笔者以为，开发柴达木农业资源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柴达木绿洲农业的开发是历史性的成就，是一代人努力开拓的结果，在当时生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拉肩扛，白手起家，确实是难能可贵。应该记取的经验教训是：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按客观规律办事；二要坚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立志开拓，勇于奉献，为柴达木的绿洲农业，再创新的辉煌，迈出新的步伐。

柴达木现有部分农场简介

经历几址年的演变，盆地现共保留下来的10个农场，耕地面积40多万亩，分别归属省州主管部门领导，其中仍然归属劳改系统的只有三个：

诺木洪农场，1955年10月建场，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海西州都兰县境内，沿青藏公路线，海拔2754－2802米之间，年平均气温4.3度，年降雨量40毫米，蒸发量2820毫米，全年日照时数3257小时，昼夜温差12－17度，无霜期82天至115天，地表、地下水充足。

从沙土连绵的戈壁滩开荒造田起步，建成田、林、路、渠综合配套，以机械作业为主的现代农场，属于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现有耕地6.52万亩，农田防护林4000多亩。以种植春小麦为主，历史上通常年份亩产在500斤左右，总产2800万斤上下，粮食商品率达45%，为全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进入80年代，场营工一、饲养业也得到发展，发电、机修、采煤、机械化养鸡、养猪、饲料加工相应发展。现有枸杞园3895亩，年产干果7万余斤。

香日德农场，1966年2月建场，位于盆地东南边缘，海西州都兰县境内，沿青藏公路线，有西宁至香日德农场汽车客运直达。海拔2997米，年平均气温为4度，降水量166毫米，蒸发量2227毫米，无霜期90天左右。

建场之初，方圆数十里一片荒凉，只有一株孤立的红沙柳。经多年垦植、造林，发展到有林面积17594亩，成树720万余株，防护林带590条，全长420公里。昔日的荒漠原野，现已变成条田纵横、林网密布的田园。被誉为“戈壁的翡翠”，“柴达木的奇迹”。

现有耕地6.78万亩，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历史上常年粮食平均亩产约400斤，总产2000万斤上下。没菜籽亩产100斤，总产180万斤左右。粮油产品率约40%。现农业机械化水平达85%。

赛什克农场，1956年3月建场，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部边缘，海西州乌兰县境内。海拔2860－3100米，年平均气温2.5摄氏度，年日照数3000小时，平均降水量130毫米，蒸发量2000毫米，无霜期45－95天。除地面水源外，有机井31眼，防护林500亩，耕地2.77万亩。以种植小麦为主，历史上常年亩产量300余斤，现机械水平达85%。

寄语后来人

风风雨雨四十年，创业维艰，我们有过收获的喜悦，也有过失误的痛心，感慨万千。

当年参加开发与建设柴达木的干部、工人，那些最早的创业者，有脱下军装转业的军官，有来自祖国各地的支边干部和青年学生，他们为之奋斗了大半生，如今大都已经离退休让位于下一代，在那峥嵘而严峻的岁月，历经曲折，硕果得存，来之不易，应该永志莫忘。往事悠悠，唯新历者体会最深。

当年的开拓者，老领导郝登阁、蔡如诚、罗承运、霍仲琨、杜唐录、王学章，工程师瓦受天以及所有已经作古的老同志，他们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忍辱负重、执着敬业，无怨无悔，贡献了终生，其功不可没。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发柴达木的机遇已经到来，农业的综合开发是盆地资源开发的重要方面。新的开发要靠正确的决策、科学的管理，靠先进的技术和机械装备，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靠我们继续发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柴达木精神。

诺木洪农场的今昔

高振武

一

诺木洪地区处于柴达木盆地东沿都兰县境内，海拔2780米。五十年代初的诺木洪地区，南沿是一望元际的戈壁沙滩，中、北部沙包遍地，草柳丛生，野兽出没，人烟稀少，蚊虫云集，风沙肆虐，夏季少雨干旱，烈日炎炎，冬季寒冷异常。

1955年为了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召唤，从祖国各地，主要是从解放军中转业一批干部来支援青海的经济建设。这批曾经南征北占，在枪林弹雨中为祖国立下战功的英雄好汉，脱下装，响应号召来到青海的柴达木。这些老战士、干部占诺木洪农场干部、工人队伍的75%。他们仍发扬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光荣传统，为开发柴达木一，雄姿勃勃，战天斗地。

当到达诺木洪时，已接近秋末冬初季节，同时带来一批犯人，在既无住房、又无监舍的情况下，指挥员一声令下，自己动手支帐篷安排住处，在当地蒙族兄弟的帮助下，初步落了脚。大规模的农场初建工作从此展开了，首先遇到的是十分恶劣的盆地气候，干旱少雨，一年有6、7个月的风季。狂风乍起，刮得天昏地暗，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睡到半夜，帐篷被吹倒掀跑犹如杜甫诗句中所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人们个个成了“土行孙”，天亮后，风到农场负责人王玉忠、张发芝等都和大家一样，又不由得相对哈哈大笑，毫无怨言的支整自己的帐篷。到了酷夏，由于诺木洪地区北沿有大片沼泽地以及遍地的柽柳、芨芨草、沙包，蚊子特别多，象团团烟雾，咬得人手脸红肿，奇痒难熬。加之生活用水仅靠诺木洪一条小河，水中常常浮着杂草、羊粪蛋，在这种艰苦环境中，人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否则思想支援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场领导及时按照上级指示做了“边勘察、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动员，开展了一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号召大家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安下心，扎下根，开花结果建新家，为国为民再建功勋”。

艰苦劳动能磨砺人的意志。少数从上海、四川等地来的青年，在风吹日晒中脱掉了又白又嫩的面皮，磨练成了粗犷的柴达木汉子。为了长期安心扎根，改变环境，场领导及时安排部分人劈山开渠，部分人边开荒、边下种，部分人打土坯盖房屋。大家历尽艰辛坎坷，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开荒，修渠，建房，生产，为了开垦绿洲，为国家、为青海生产粮油而努力奋斗着。

二

诺木洪地区这块古老的荒原，有早在战国时期的战争痕迹和古文化遗址，随着风沙物弥漫被埋于地下，可见并非是长久无人烟的地方。而当地蒙族兄弟是后迁而来，他们游牧在这半荒漠草原上维持生计。解放前这里设过都兰垦务局，1933年和1944年旧政府先后设过柴达木屯垦督办，但都一事无成。

诺木洪农场始建于1955年10月。如何把这片高寒、干旱、盐碱、杂草从生、连绵起伏高达几米、十几米、二十几米、一眼望不见头的大小沙包，开垦成为西部的粮仓？这里唯独能利用的自然条件主要有一条秒流量4至5立方的诺木洪河。为此，全部人员首先主攻两大项：一是开山修渠将仅有的河水从距农场29公里的南山口引入干、支渠以灌农田；二是大规模因地制宜开垦荒地，做到边开，边改良，边种当年为国家产粮。可见，任务是艰巨繁重的。

当时没有机械，只凭人的双手及一些简单的原始农具。开荒只好围着沙包周围的小片地转，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开拓者们在场领导张发芝、王玉忠以及已故的战斗英雄张发英、刘清华等一批干部的带领下，日夜奋战在田野里，苦和累都无所畏惧。刘清华同志说：“我当年当连长时一个人冲入敌人团部都不怕死，这点困难算什么！”，当年给徐帅当过警卫员的张埂同志说：“人活着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建立功勋，艰苦才现英雄本色”。硬是凭着这样一股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开垦出了万余亩农田，3年共开垦3万余亩可耕农田，初步为国家生产出300多万斤小麦。

随着生产的发展，要不断提高产量，建设适宜机械化耕作的国营农场，摆在人们面前的是遍地的大沙包，因为拖拉机不可能围着沙包在一两亩小田内转。为此，全场总动员，向千万个大小沙包宣战。在没有机械的情况下，人人献计献策，土法上马搬掉沙包变良田，大家自己动手，利用当地野生沙棘编结胎筐，打制独轮车，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车扒，人抬，肩挑，人背，领导群众一起上，真是一场“愚公移山”。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鼓舞下，以几百个、以几千个人工，硬是搬掉了4100个大小沙包。人们在烈日当头、高寒蝉缺氧、盐碱干旱、风沙扑面中，住地窖，啃冷馍，喝凉水，吃苦流汗，从无所畏惧。这里的蚊子多如牛毛，它凭着灵敏的嗅觉，追随人体的汗味，使你防不胜防，昼夜围着人上下飞舞，双手不停地驱赶拍打也无济于事，野外解手要找个高处，而且两手要不断拍打自己的屁股。为了使人摆脱这种苦头，场领导给每人发了一块两米长的白纱布蒙面和包手。这时，你只要在高处一望，似一位白衣大仙下凡，加上有的干部手执一把牦牛尾拂蚊，恍如观世音飘然下界，令人叹为柴达木的一个独特的景观。风可以驱蚊，可有时来风一般都在儿七、八级，又使人睁不开眼。还有九级以上的“黑风”，气象上叫“沙尘暴”，漫卷沙尘如泰山压顶，遮天盖地，倾刻间伸手不见五指，在野外使你不辨东西南北，收工时找不到住处，只好手拉手摸索而行，有的人在地上爬行，有的人掉在渠里成了“落汤鸡”，有的人躲在沙包中只好等到风停方能归队。

艰苦的岁月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开垦出63000亩可耕农田展现我们面前。当时未成家的同志占多数，他们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才慢慢从内地找到配偶，一同在此安家立业，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七十年代前，家家户户都住的是半地下式窑洞或简易土木房屋，土炕睡人，土台当桌，他们与自己的爱人、子女同舟共济，艰苦创业，把青春年华献给了柴达木，有的为这片土地献出了终身。如科级干部韩俊生、姚增彦、刘景生、黄成勋、徐尚谦、于进福、李建斌杨志连，中队级干部赵富荣、李月龙、姚忠义、陈见太、张发英、徐海龙、付成兴等同志，他们生前都是农场第一线的骨干，都把生命奉献给了柴达木的建设事业。还有建场初期的政委、场长王玉忠、张发芝、杜唐禄、于克及后来的刘玉田等，他们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身先士卒，为农场确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好作风起到了模范作用。

三

诺木洪农场建场40年来，在党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指引下，成为既改造罪犯又生产粮油的基地。现沿着青藏公路西行至635公里处以北，已形成了长30公里，宽3.5公里，郁郁葱葱的一片绿色彩带，近看足下一条水泥制板块砌成的，两岸绿色成荫笔直的干渠和潺潺的流沙奔向北方的“沙漠绿洲”。如今的农场已拥有6.3万亩可耕良田，5156亩防护林。

这个地区和整个柴达木一样，气候特殊，年降雨量仅有40毫米，而蒸发量却为2800毫米，日照年均长达3250小时，昼夜温差大，气温平均4.3摄氏度，无霜期90—120天，一年八级以上风约48日次，中午至下午5时温度有时在32摄氏度左右，素有“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随着农场的开发和大量植树造林，使小气候有了不断改善。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如何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初期生产方式已不适应，要为国家多作贡献必须要有新的精神，要有创新，要有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要讲科学种田。

从此农场进入了第二阶段——高产创新。充分发挥现有少数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严格按自然规律办事，不断研究与自然作斗争的经验，于是党委发出动员令，全场上下又掀起了一场大改良、大平整，为丰收、高产打好基础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由于这里干旱少雨，改良盐碱地必须灌饱田块水压碱，为此土地必须平整，将农田造成2－3亩一块的园田化，全场6.3万亩可耕农田全部用人力、机械在两年内平整了一次，如南方的水稻田一样。在冬、春灌时全场俨如一片水乡。夏季农田郁郁葱葱，一望无际。这就是创业者们将这西部荒漠改造成江南水田的胜利硕果。

科学就是生产力。要夺取高产，必须尊重科学。省、中央农牧院驻场科技人员与本场农科人员组成“三结合”试验小组，通过不断实践，终于最先在柴达木盆地创造出春小麦3.5亩试验田亩产1585斤的高产记录，经省有关部门验收确认。继之，又创造了一公顷（15亩）春小麦亩产1918斤的记录。实践证明，只要充分利用柴达木平均日照长、水肥充足的条件，是可以高产的。在此基础上大面积推广，全场实现了万亩千斤田，全场平均亩产曾达650斤，总产保持在2700－2900万斤上下，最高年份总产达3030万斤，为柴达木人争了光，为青海争了光。并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农业科技专家来场考察，如小麦专家金善宝、王树安、马缘生、黄佩民、曾道孝，余松烈、颜济、董留卿、陈集贤等，他们在来场之前，有的持怀疑态度，有的就根本不相信，西北农学院一位教授在报刊上看到消息后，曾公开说：“在柴达木小麦上千斤根本不可能”，但当他们亲自考察了小麦生产长小麦的千粒重达到63－67克后，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小麦高产在中国，中国高产在青海柴达木”。

小麦高产的科学实践充分展示了柴达木盆地绿洲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农场农艺师朱培茂同志，亲自栽培了高产田并培养出适合农场的小麦品种诺农1－2号，成绩突出，1975年新时代表青海省出席了全国小麦高额丰收技术座谈会，并撰写了论文《春小麦亩产1585斤栽培技术初步总结》，被列为本省入选的优秀论文之一。在几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场形成了一整套措施，即：“秋后及时备耕（为来年）平好地，灌足水；早春顶凌播种（也叫早春播）；田管保苗蹲苗，攻株数，保穗数，保粒数，攻灌浆，保粒重”，这一高产技术措施，一直沿用至今。

农场从1970年以来进入了第三阶段，向农、林、牧、副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目前拥有林地1万余亩，其中防护林5156亩，经济林3924亩，果林189.6亩，苗圃295.4亩；农田林地覆盖率已达15%。林业生态和经济效益得到发展。由原业不能生长蔬菜、瓜果，经多年试验，从中摸出经验，终于解决了苹果因冬季干旱风抽条不易的难关，结出了个大、色艳、味香浓郁的红、青春蕉苹果，年产达4万余斤，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豆角、大葱、萝卜、白菜已是大田产粗路货了。大白萝卜最大每个可达20余斤。沙田西瓜甜度高。最有盛名的是柴达木枸杞，商高称其为“柴杞”，年产可达7万余斤，畅销东南亚各国，曾获得外经贸部产品质量证书及农业部银奖、金奖，被列为绿色仪器之一。

畜牧养殖业同时得到了发展。现有猪场7座，保温圈舍17栋，存栏7000多头；2万只笼养鸡场一座。几十年累计生猪出栏10.9万头，产肉1209.5万斤，累计产鸡蛋177.88万手，除自食外主要大量供给社会。

工副业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有比较齐全的为群众生活服务的行业，而且已形成了为生产服务的机械修理，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业。在格尔木市还建了综合服务公司、绿化公司、修理厂，成为农场向西部市场拓展的窗口。同时还建设起北山煤矿、南山水电站，为市场及周围各单位生活、生产提供了能源。按不变价格计算，工副业生产产值达452.21万元，累计产值7302.79万元。

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较快的发展，全场目前拥有大型拖拉机54台，收割机34台，小型拖拉机6台，运输车辆38辆，有修造厂和6介农机修理网点，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已达85%。文化福利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现全场有电视台一座，地面接收天线可直接收视中央台的节目，有电影放映机4套，还有可容纳千人的礼堂。电视覆盖了整个诺木洪地区，深受群众欢迎。节假日组织干部职工举行形式多样的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活跃了群众的文体生活。

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现有全日制中学一所，小学4所，教职员工8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8%，高峰期在校生达2000多名。多年来教学设施不断得到改善，中学部、教师办公室均为砖混两层楼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每年参加全国高考录取大、中专学生数均列海西都兰地区前茅。了生事业由原业的简易医务室、卫生院已发展为初具规模的职工医院，并建起了住院楼、门诊楼，有卫生技术人员62名，设正规病床45张，不仅为本场职工服务，还担负了外单位及当地群众的服务。

几址年来农场共建成各类房屋86818.83平方米，现拥有固定资产总值3000余万元。40年累计为国家交售商品粮37191万斤，最高年份的1984年－年达2400万斤，粮食商品率达50%以上，每年还这社会提供商品菜400－500万斤，共上缴利税1140万元。

我作为诺木洪农场的一员，亲身为之奋斗了33年，写下这点点回忆，仅供后人纪存。

泽令沟农场

顾及斌

泽令沟在德令哈农场东北45公里、巴音河发源地南端，东靠野马滩，青新公路横穿其中，有可耕土地约5－6万亩。海拔3020米，南北依山，为峡谷地带，气候变化异常，风沙较多，结冻早，解冻晚全年绝对无霜期为50天（一般是7月4日－8月25日），一般无霜期为65天（约为6月20日－8月29日）。

泽令沟的土质，般为沙壤及带微粘性土，结构紧密，为片状和鱼鳞状的多年冲积土，圴含有丰富的腐植质。土层一般在1米左右，最深达2米，最浅为0.5米，呈暗红色。山下有多年积攒的牛羊粪，可作农业肥料，生态环境青稞、油菜及马铃薯生长，尤其适合于油菜作物生长。

1956年春，决定在此筹建泽令沟农场。由于处在少数民族地区，着先要考虑到建场的干部、工人，必须与当地群众相互团结，因而制定了“为民谋利，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召开了联席会议，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并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还召开了向少数民族生产模范仁青同志学习，总结生产经验的会议。仁青同志说：“我在泽令沟这片土地上种过地，我认为这片土地的地好，这里的气候最适宜种青稞、油菜、洋芋，小麦的收获不好。每年种植的时间宜早不宜晚”。这位少数民族农民将他在泽令沟地块土地上多年种植的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了农场工作人员。

为了解决群众困难，泽令沟农场组织群众驮运羊粪，以便改良土壤，共计运来100万斤，使农场土地上的青苗发育良好，为建场初期奠定了丰收的基础，也为群众解决了困难，当时每斤付给0.08元劳务费。另外，为了解除和减轻群众病痛，农场仅有的一名医生还时常为当地群众医治疾病。

泽令沟地处荒漠，没有商店及供销社，为了保证农场工作人员的日常用品供应设立了一个小卖部，主要经销茶叶、香烟、酒、布、糖等，在便利农场工作人员的同时，也向群众供应各咱日用品，解除了群众为购买日用品需要长途跋涉的困难。

为了解决群众的人畜饮水问题，农场专为当地群众修建了一条长达2735米的沙漠渠，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能就地取水饮用。与此同时，助当地群众新建房屋84间，新房既可以避免中午高温日光的照射，又可以防止日落西山后大风寒气的侵袭，群众十分满意。

农场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爱护当地群众，协助当地群众通水、建房、医疗，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关系，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1956年春天，农场全体员工为了实现当年播种当年收获的目标，边开荒边播种，第一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1304亩，当年单位机种产量每亩为101.39公斤。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播种面积不断上升，至1965年，农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38457亩，总产量达到179.35万斤。从1956年建场至1972年为止的统计资料表明，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58年，亩产达210.45公斤。年总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67年，共收获327.62万斤。

在泽令沟这场荒漠地上，一年能生产300多万公斤的粮食作物，这个成果是我们适应无霜短期、降雨量少、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等特殊气候，与自然界不断斗争得来的。

我在格尔木农场工作的回忆

陈登富

向柴达木盆地进军

1955年5月18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被分配到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农场。我随大队人马从西宁出发，浩浩荡荡的50多辆大卡车载着人员和物资沿途安营扎赛寨，生火做饭住宿。汽车行驶过了湟源，就再见不到住房和商店了，只有草滩上的帐篷、牛羊和少数藏族牧羊人。泥沙面凹凸不平汽车开得很慢，有时陷进泥坑。记得当时到达大喇嘛河（即现在的黑马河）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闪停下来忙着搭帐篷，找水做饭，准备就地住宿。我提着水桶到河中取水时，看到浅浅的水中都是黑压压的湟鱼，很多很多，也许是因为这些鱼仍处于原始状态，从未被捕捞过的缘故，我站在冰凉的水中，这些鱼都围在我腿的周围不肯离去，伸手去抓也不逃跑，于是我用打水桶不一会功夫就抓了满满一桶湟鱼，据说当地藏族牧民从来不食这种鱼的。离开西宁的第5天到达察汗乌苏（即现在的都兰县），这里当年是州、县党政机关驻地，有一条土路的街和零星的小铺子，小商店。我们在附近的荒滩上搭起帐篷休整了两天。第三天继续西进，进入柴达木盆地以后，满目是亘古未变的戈壁、沙滩，荒无人烟，越深入盆地，路越难行驶，到了诺木洪，看到的仍是原始状态的、漫无边际的大沙柳包。我们选择公路边的一个土围子内搭起帐篷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达阿尔顿曲克草原（即现在的格尔木市）。这里除了戈壁、草滩、大沙柳包和远处零零星星的几顶哈萨克族的毡房外，没有一间房屋，见不到一棵树。我们到达后扎下许多帐篷，成了戈壁荒漠中的第一批绿洲农业的开拓者。

在创业的岁月里

建场初期的首要任务是修渠、筑路、开荒造田。要在盐碱滩上，沙柳包中开出万倾良田，任务是十分艰苦的。我们每天都是天还没有大亮就带着劳力出工，修渠，筑路，开荒造田，中午就在工地上拣些干柴生一堆火，烧壶开水，吃了干馒头就继续干活，直到天黑收工。当时修渠，筑路，开荒造田使用的主要工具是铁铣、抬扛、抬筐，人力车都很少。当年的格尔木，气候干燥多变，经常风沙弥漫。到了6、7月份，蚊子特别多，咬起人来十分猖狂，凡是皮肤暴露的部位，如手上、脸上，就会叮满蚊子，直接影响工作和劳动，这些蚊子太阳升起就嗡嗡地叫着出动咬人，太阳落山就销声匿迹了。记得在我们被蚊子咬得难以坚持的时候，张国声副省长到柴达木盆地检查工作，来到了我们中间，看到这私多的蚊子，省长非常体贴我们的困苦，他回到西宁立即给柴达木盆地组织和调运大批制作防蚊帽的纱布、线手套、防蚊油等急需物资用品。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了一项防蚊帽、几付手套和防蚊油，这才缓解了蚊子叮咬的问题。在艰苦的开荒造田期间，我们住的是帐篷，白天热得呆不住，晚上冻得吃不消。吃的40%是青稞面，生活很差很苦。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6个小时以上，没有星期天，没有文化娱乐，有时半个多月或一个月才休息一半天。当时格尔木农场修渠、筑路、开荒造田是同时进行的，国为定的任务是当年开荒当年种。根据规划，要修筑田间道路和干渠、支渠、斗渠、毛渠，农渠的设置由各作业站按规划进行。

农场地处昆仑山脚下、柴达木盆地南端边沿，这个地理位置除了戈壁沙滩，就是盐碱地。渠道多数是修筑在戈壁沙滩上的，特别是格尔木河东、河西两条干渠，灌溉时由于水流量大，一般都有5－6个流量。渠道长，东西距离有百里左右，因此河水进入干渠后，渗漏特别厉害，渠堤因新修筑而很不牢固，尤其是到紧张的灌溉期间，经常发生渗漏决堤跑水。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由干部带领大批劳动力去堵漏抢修。春夏秋季干这种活，还可以在水中坚持劳动，灌冬水时干这知，因天寒地冻，干渠决口的堵渠任务非常艰巨，进水口都是组织专门劳力在渠两边靠打冰，施下来的水中都是冰凌，不管天气有多冷，为了保证冬溉任务的完成，干渠决了口就必须立即组织劳力去抢修。有一次，我新自参加了一场惊心魂魄的堵漏抢修任务，干渠决口非常危险，5－6个水流量浩浩荡荡在渠堤决口处奔腾而下，在这紧急关头，我在三站政治教导员辛守真同志的带领下组织抢修干渠，中队干部和百名强劳力在渠堤上站着，谁也不敢下去堵，看到这种情况，辛教导员号召全体干部以向作则，也首先跳进齐腰深的急流中，手拉着手搭起一道人墙堵水，在岸上观望的劳力看到干部如此不顾危险、不怕寒冷的吃苦精神，便纷纷跳进水中，手拉手搭起一道、二道、三道人墙，其他劳力拼命运土堵漏修堤，由于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全体劳力的奋力拼搏，不到一个小时就堵住了决口，修复了渠堤，保证了冬灌任务的顺利进行。干部和下过水的劳力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经营方针明确，经济效益显著

格尔木农场是我省劳改系统中办得较好的农场之一，曾受到国务院的嘉奖。因为格尔木农场有许多优越于其它农场的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好，气候土壤宜于农作物和各种蔬菜的生长；二是格尔木河流量大，有充足的水源灌溉；三是地处青藏公路要道，西藏自治区和驻藏军队在格尔木逐年增设办事机构和兵站，农副产品有充足的销售市场。由于有这些有利条件，格尔木农场的领导者因地制宜地确定了农林牧副同时并举正确的办场方针：一是坚持以粮食为基础，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种好7－8万亩粮田上，从建场到移交给军垦期间，平均年产粮2000万斤左右，除去农场自身需要的“三大留粮”（即口粮、籽种、饲料）外，每年交售商品粮800万斤左右；二是看准了格尔木许多单位急需修建住房的情况，在种好农田的前提下，抽调有建筑技术的人员组建了土木工程队，承接和包揽了驻格尔木的西藏单位和兵站的许多建房任务，增加了农场的经济收入；三是开辟格尔木副食品供应市场，农场大力种植和经营各种蔬菜，加工厂工大量生产酱油、醋、粉条、豆腐、豆芽等，除自己食用外，销往西藏驻格尔木单位和兵站，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又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四是建立玻璃温室，以加工厂为重点，推广到全场，各作业站和有些中队都建立了玻璃温室，解决冬季鲜菜供应的问题，格尔木农场在冬季都有黄瓜、西红柿是、辣子等细菜上市；五是养猪，养鸡，养鸭，供应格尔木的肉食、蛋禽需求。总而言之，农场经营10年，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在劳改系统农场普遍亏扣的情况下，格尔木农场曾经有一年盈利24万元，实际上成了青藏公路管理局所属单位和驻格各兵站的副食品供应和调节的基地，确实起到了支援开发与建设柴达木盆地和西藏建设的作用。

归功革命老前辈

格尔木农场从开辟到建设，之所以能够办得好，是因为它始终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一支特别能吃苦的干部队伍。建场初期的场长罗承运、政委王玉忠、管教科长马明春、生产科长张明亮、秘书科长柳洁、财务科长吉仲文供应科长齐德龙、一站站长田毅、二站站长范林山、三站站长乔东孟。以及在1959年大跃进的年代，格尔木农场改为格尔木联合企业公司后的公司党委书记蔡如城、经理李猛、副经理候兆麒，诺木洪农场场长翟双元、格尔木分场场长王世昌、金锋分场场长徐刚、托拉亥分场场长乔东孟、加工厂厂长刘志灿等一批革命的老前辈，他们都是战争年代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又为开辟柴达木盆地的绿色农业出了大力，流了大汗。如今，其中许多人离开了人世，但他们所留给我们的那种不怕苦、不怕累，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光辉的业绩，永远给我们活着的人以鞭策和鼓励。

香日德农场的建场与造林

崔蜀江

建场

香日德农场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海拔2997米，平均气温4摄氏度，年降水量166毫米，蒸发量2227毫米，无霜期90天左右，干旱、霜冻、风沙等灾害性气候居多。场区内的土地，多数为薄土层或沙砾石滩。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历来被视为既不宜牧更难农作的不毛之地。

1955年10月中旬，首批30多人进入该地勘察。这时的高原气候，已是寒冬来临，茫茫荒野显得格外凄凉。他们毫不迟疑地卸下行装，扎起帐房，垒起锅灶，立即开始土地勘测丈量，绘制规划蓝图。他们风餐露饮，乃至通宵达旦地抓紧工作，终于赶到翌年年初，踏遍了这片荒原，摸清了它的地形地貌、土质概况，以及当地的水文资料，为以后建场设点，总体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同志，是最早筹建农场的，每当后来的人回忆起这段往事，誉称他们为“建场元老”、“创业元勋”。

1956年年初，各路人马陆续调集进来，摆开了创建农场的架式。先是有从湖北洋农场调进的拖拉机分队机务人员；有从茶甘公路工程处转调来的干部；接着便是从外省调进的劳改犯人及随队管教干部。与此同时，首批从华北部队来的转来军人和一部分上海、四川籍的招干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创建劳改农场的第一张。从此，这同志便扎根高原，以场为家，长时期担负起改造罪犯、改造自然的历史使命。为了抢时间赶农时，做到边开荒边揪种，人力、机械一齐上阵，春节刚过便拉开了大面各开荒造田的序幕。随后以第一批调进犯人的日期，即1956年2月27日，正式宣告香日德农场成立。这第一年始建，一切从头做起，开了荒，种了地，当年收获粮食280万斤，还加紧修建房舍，使全场7000人在住了一年帐房之后，赶在严冬前搬进了新盖的土窑洞和简易房屋。

建场第二年，进行调整、巩固，暂缓开荒扩大面积，着力种好已有耕地，以改土沉水为中心，大搞平整土地，兴修水利设施，以期逐步改善最基本的生产条件，给以后的发展打基础。尽管从筹建到1957年，连续两年苦干，未得到适当的休整，但全场干部职工依然情绪饱满，以苦为荣，苦中取乐好象有使不完的劲。我们劳改工作干部，不论场部机关和大队，不论男女都长期坚持参加体力劳动，手上长老茧，脸黑黑的，一层层的脱皮，尤其是中队的干部，白天带队出工劳动，晚上还要教育改造犯人，深更半夜又得起来查监，他们起得早睡得晚，比谁都辛苦劳累，却从无怨言。我们的女同志，也照样从场区几十里外，一趟趟地背回百把斤羊粪，为增产增收出力，从不喊苦叫累。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精神岁月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坦荡胸怀。

1958年进入发展阶段，直到节址年代中期，将近20年的时间，处于时起时伏、时快时慢的状态。这段路很长，也很艰难曲折。由于经过前段的艰苦创业考验，锻炼了干部队伍，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使农场的各项生产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劳改农场。在这个期间，即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政治大气候多变，反右倾、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灾害，以及“十年广革”等，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假话、大话、空话盛行，使我们走了弯路，受过挫折，耽误了不少时间。而在这种形势下，全场干警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稳住了劳改场所的秩序，也从末放松过粮食生产和改造工作。有的同志，挨了批判，受了委屈，仍然忍辱负重，埋头工作。尤其是在渡过三年困难进藏之后的1963年至1966年，连续进行了全面恢复、整顿和综合治理，收效极为明显，使农林牧副业都有了较大发展。到七十年代初期，全场粮食总产量便稳定在2200万斤上下。1979年也曾创小面积春小麦亩产2026斤的世界记录。通常年均粮食商品率为40%左右，成为海西地区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造林

创建香日德农场的历程中，值得我们回忆的事情很多。比如：为改造沙砾石河滩地，进行的淤地造田工程；为寻求稳产高产而进行的一系列科学试验；乃至在那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里，仍在翻山越岭寻找水源，直到后来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托索湖实施的引水工程等等。但就建设柴达木绿洲农业而言，就香日德地区的实际状况，能以不断改善小区域气候，改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改变自然面貌的，当属大规模地开展植树造林之举。

香日德农场的植树造林，是风沙逼出来的。建场初期的灾害性气候，至今历历在目。场区西北方向是个大风口，每年春季几乎天天起风，这时正值播种和幼苗出土，一遇大风，沙暴，便剥蚀表土，吹走种子，毁坏幼苗，使成千上万亩农田受损，造成轻者减产，重者颗粒不收。在场部以北的几具中队，吃尽了风沙之苦，同沙把通讯线路折断，把围墙、棚圈推到，翁渠道填平、水源切断，大有沙进人退之势，时刻危及人的生存条件。有一次，100多名犯人在管教干部和武警看押下，出工到10公里之外背羊粪，收工途中骤然狂风大作，铺天盖地飞沙走石，瞬间把队伍冲散，干部找不见犯人，犯人看不风队长，因为迷失了方向，只得彻夜爬在荒野等待求援。情况告急，武警部队紧急出动，场部干部全体动员连夜搜索寻找，直到翌日天明才三三两两陆续回来，最后几个因体弱、饥寒，等找回驻地已是中午时分了。

香日德农场的造林成果，是创业者们和全场男女老少，长年累月地辛勤劳动换来的。早在建场前期，尽管都在忙于开荒种地，忙于各业待兴，但对植树造林，仍作了力所能及的筹备。当时的主要问题是苗木奇缺，就地无材可取，只能是自行育苗，而后移植。1957年春，头一次不惜往返千公里，从湟源采集拉回两车杨树枝条，开妈建立苗圃，培育幼苗。1959年基本完成四旁植树，扩建苗圃100多亩。到1962年育成的幼树已达数百万株，造林也限之纳入总体规划，加快了进度。1964年，学习新疆建设兵团建设条田经验后，开始大规模地营造护田林带。1965年首先完成10000亩田林路渠配套条田建设工程，以后逐年均以40万株以上的造林速度扩展，到1957年完成了横贯场区东西的主林带和大部分条田林网的建设。此时，大部分幼树已长成林，开始明显地起到防风固沙作用。同时，林业队的小网格条田试验收效更好，并从此凭借小区气候的改善，突破了果树栽培不能安全越冬的难关，放弃多年“匍匐栽培、封土越冬”的做法，改为“直立栽培、露天越冬”，成功地探索到既省工又利于推广的新路，开创了高寒地区果树直立，露天越冬的奇迹，填补了柴达木盆地的一大空白。1985年《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试行本）记述：“柴达木盆地的香日德农场，从1965年开始造林，现保存林木666.6万株，林地面积17883亩，占耕地面积的18.9%，其中农田防护林带532条，占地4242亩，成片林6916亩，四旁植树56.46万株，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护林体系。在林带的保护下，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粮食平均亩产达466斤，比建场初期提高69%”。

八十年代初期，香日德主场区连同场属西部（伊克高里、巴隆）两个大队的护田林，拥有林木总数已达720万株，护田林带590条，全长420公里，达到全场人均有树1000株，最先成为全省屈指可数的造林绿化先进单位，被誉为“戈壁的翡翠，柴达木的奇迹”。林业建设的成果，不仅使荒漠变成了良田，而且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若按最低估算，每株树值10元钱，那该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呵！

大规模的人式造林，持续了20年之久，而且又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其难度之大，费力之多，并不亚于抓粮食生产。首先是各级干部心齐，自觉性高，有紧迫感，始终把造林当做大事来抓。其二是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群众性的义务劳动与专业队伍长年投入相结合，把任务落实到队、组和个人。场有林业队，中队都有林业组，专门负责林木管理，象种地一样浇灌，耕耘。每年春天，全场总动员，干部、职工、家属、师生一齐出动，掀起越权竞赛热潮，力争多种、栽活。对于沙砾石地段，提前整地，修渠，挖坑，换土，加倍付出劳累。尤其在建场初期，既大量繁育苗木，又设法保护幼树越冬，同时还逐年引进、繁育了许多新品种，如新疆杨、北京杨、河北杨等，都具有速生、优质、适应性强的特点，而且挺拔高大，病虫害少，适宜造林美化环境，也是用材林木的理想树种。总之，全场所有人员都把造林引为自豪。植树汪宏荣，毁林可耻，成为他们自觉的爱场公约。那些离退休的老同志，至今对农场的林木依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我撰写这篇文稿时，曾走访了最早带队进场勘察筹建的领导同志和最早参加创建农场的老同志，共同回忆那段不寻党的战斗历程。虽然有过历史徘徊的痛苦，对那时的同志情、阶级爱，同甘共苦，无不为之动情。香日德农场的创建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与大自然搞争的创业史。它不仅只是取得了在戈壁荒原开荒种地、稳定高产的成功经验，而且通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实践，找到了一条建设柴达木绿洲农业的成功之路。

盆地务农琐记

程起骏

1957年至1956年，我在柴达木盆地的农村牧区基层工作，多数时间搞农业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现就经历的几件琐事，作一回顾。

一年消灭黑穗病

1956年以前，我在湟源牧校农班学作物栽培。1957年转到西宁农校，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海西州都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该站1956年建立，是柴达木盆地第一个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站长杨思成，技术人员边我只有三人。此外，只有6间土房、两匹马，与农业技术有关的设备没有一件，但我闪几个年轻人，工作热情很高，干劲十足。同年9月下旬，站上派我到铜普、希里沟两乡调查墨穗病的危害情况。

在农校读书时，就知道黑穗病是麦类作物的一种毁灭性病害。到了希里沟乡的农田一看，才有了真正的感性认识。这一地区腥黑穗、散黑穗病的发病率平均在20%左右，严重地块达到30%。适逢打碾开始，只见满场黑灰飞扬，如烟似雾，把人和牲口都染黑了。打下的粮食也是黑乎乎的。要经过多次洗漂才能上磨，其损失之大可想而知。为此，有一首悲怆的“花儿”流传下来，叙说着种田人的辛酸和无奈：

八楞子碌碡满场转，黑人黑马黑场面。

一年辛苦化成了灰，庄稼人过日子艰难。

我和一些老农交谈，都说想过很多办法，群众甚至还请活佛念过大经，当然都不管用。当我告诉他们，有一种叫“赛力散”的农药，专治黑穗病，大多数人听了都摇摇头，满脸疑惑地说没听说过。

县推广站召开会议，听取了各处汇报，研究部署了在1958年基本消灭黑穗病的措施和计划，并和州农科所作了分工。春播前，全休技术都按各自承担的任务，下到了各乡。我分管的是希里沟、铜普两乡。在春播前，我认真宣传了“赛力散”的防治病作用。克服了交通不便、农药拦种桶到货迟、时间紧等困难，发动各村拌种人员，从东方发白一直干到月出东山。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保质保量的将两乡的麦种全数进行了处理。黑穗病发病率一下就降到1.5%左右。接着又进行了选种、拔除病株、换种等技术措施，这种危害庄稼多年的病害，得到了彻底根治。

难忘的纳木香开荒

纳木香，在希里沟乡赛什克村40公里处，是一个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的小盆地。

这里有大片的处女地，长满了高高的芨芨草，有清泉水日夜不停地流淌，如果开荒种地该有多好！怀着这种想法，我曾先后多次骑马前往进行了勘察。在掌握了足够的情况后，便将我的想法告诉村支书罗发新和村长钱知布。他俩都说早有这个想法，就是劳动力顾不过来，离村又远，吃住困难大。后经大队多次开会研究，决定成立青年开荒突击队。队长是李生发、副队长是龚福良、张维峻，我也算为突击队的领导成员。队员都是自愿报名，不几日就组成了一支70余人的开荒队伍。

突击队打着红旗，用驴车、马车拉着帐篷、行李、口粮，气势雄壮地开进了纳木香。安营扎寨后，立即开展了分组开荒竞赛。顿时，一向的纳木香充满了年青人的笑声、歌声、铁锨镢头场……。

在这片亘古蛮荒的土地上，每墩芨芨草足有一洞炕大，其根部抱成一团，坚如磐石。开荒就是要掀起根部，再打碎它。一镢头下去，震得两臂发麻、虎口生痛。那时候都不兴时戴手套什么的，不几日，姑娘、尕媳妇们的手上都磨出了茧和泡，我这双细皮嫩肉城里娃的手就更惨了。就这样，我也没听见有一个叫苦，或借故回家的人。共产党员李生发，被大家公认为是开荒小拖拉机，他带领着大家，每天从日出干到日落，差不多每晚都是在月光和星星下做晚饭吃。

那次一共开了160多亩生荒地。1958年，这块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庄稼长得很好，老农们估产时都说能打20分的收成。（一成是下种量的10倍）。

七址年代中，我参加海西州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参观团，到了阔别多年的纳木香。整个纳木香已成了规划整齐、种植良好的农田，绿树成行，葱葱一片，难辨当初开荒地在何处。

推广农业技术的苦与甜

六址年代初的都兰县，农业技术落后，单产很低，总产不稳。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工分是老8分，口粮是380斤，长期不变，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种田积极性不高，所以一些行之有效的农业技术难以推广。1962年，被到都兰县察汗乌苏公社搞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推广，住在上庄大队。在和群众交谈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后，我甚感到这个公社农业技术太落后了，群众和基层干部掌握的农业技术知识也太少了。于是我向大队长康成福提出建议：“种庄稼还要啥技术？能出力气就成了呗。”这位合作化时期任村干部和民兵大队长的老同志，对农业技术的认识颇具代表性。

察汗乌苏公社是海西最早的开垦区之一。就种植面积说是全州第一，但单产却是全州最低的公社，粮食亩产只有80公斤，油料只有30公斤左右。肥料严重不足，白扛地（不上任何而种庄稼）占播种面积的30%以上；草荒严重；盐渍化农田比重很大；品种和种植结构单一；农业技术十分落后。

针对上述情况，我在公社管委会的支持下，在全社12个大队、28个生产队开垦了有关农业技术，特别是种植技术的宣传工作。根据农民兄弟“嘴说不算，眼见为实”的心理特点，选择一些生产队设置了一些实验田和示范田。逐步推广了良种、化肥、配方拖肥、分层施肥、种地、灭草剂、深翻浅种改良盐碱地、合理密植、合理灌溉、调整委员会结构等一系列行之的农业技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凡是使用了这些技术的田块，都取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我们还根据耕地面积大、肥料投入少、白扛地面积大的情况，首先在西河滩、沙滩队铁奎地方，试验推行了绿肥生产，提出了改歇地为绿肥生产田的建议，得到了全公社种植面积最大、肥料最缺的西滩大队的积极响应。为此，我曾写过“绿肥的生产及其实用价值”论文一篇，刊载于《海西科技》创刊号上。

七十年代中，农村的形势和体制有了很大改变，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大为提高，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也就有了新的要求。因此，经我和所内技术人员商量后，提出了两项新的工作任务。其一是在全县主要农业区开展建设丰产方；二是大力开展以农村干部为对象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两项建议得到了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记得第一期农村干部技术培训班的班长就是由切生副县长兼任的。几次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条件最好的香日德公社，社长李进平就是一位自学成材、很有干劲的农业专家不。在我所技术人员的积极配合下，大面积丰产方活动搞得十分出色，全公社单产、总产迅速稳定上升，出现了一批声名远扬的种粮大户和种田能手，如李玉发、吴芳兰等。

我负责驻点的察汗乌苏公社，条件较差，推广新技术和设置高产田、丰产方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一些。记得在1962年初次推广化肥时，大多数农民都对这种“白面面”能当肥料的宣传持怀疑态度。我们用原本就很少的经费买进尿素2吨，无偿地分发到各生产队，并作了施用技术指导。有一位刘老汉到处作反宣传，说“白面面”能当肥料是“胡日鬼”。为了做通这位老人的思想，我特地给他送去了一公斤尿素，讲明了施用方法，希望他在自留地中做小实验，他点头答应了。苗水浇完不久，我就听到大队干部带来的口信，刘家阿爷在饲养院里把你骂了三次了，说你把人家的自留地弄坏了。我赶紧骑车到他地里察看，果然有几平米地块没一颗麦苗。我又跑到他家去，喧了半天才知道，他不相信化肥的作用，随便像施农家肥一样埋在了地下。好在当年队里施了化肥的地块，庄稼明显地苗齐亩旺。就是刘老汉被化肥烧了的那小块地的边上，庄稼长得也齐胸高。刘老汉才逢人就说，化肥不是“胡日鬼”，是他自己“胡日鬼”了。

我们在设置高产田、丰产方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力。1975年，第一次在上滩大队第三生产队设置了4亩地的高产田一处，单产定为500公斤；5亩地地油菜高产田一处，单产定为200公斤。在讨论计划时，遭到了上滩大队大队长陈海云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浮夸吹牛风又来了！”我俩还为此事争了起来，他当着几位老汉的面拍胸脯说，如果真的上了千斤，他宰一只山羊请客；如果打不下千斤，羊钱由我出。那年的高产田在农民技术员李建章的经管下，各项技术措施都按设计要求完成了，老天也肯帮忙，最后在全队主要劳力和陈海云的直接参加下，进行收割打碾和过秤。结果，小麦亩产达到615公斤，油菜亩产225公斤。这个数字与香日德等地的高产田相比较，不值一提。但在这个气候和土壤条件差、农业技术长期落后的公社来说，是农业发展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其意义是很大的。当年，西台、下滩、西星各大队的小麦、油菜、洋竽等各类试验田、丰产方法，都取得了很好的收成。下滩大了人的实验田是由大队长刘永兴亲自主持高的，有8亩地小麦单产800多斤，他高兴地到处作宣传，逢人就讲科学田的好处。

干部技术培训和搞实验田、丰产方的结果，使全公社的种植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大批掌握了一定农业技术的基层干部和实践者。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为察汗乌苏农业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

科学与谬误

1958年9月中旬，我正在希里沟乡赛什克队忙秋收。有一天接到都兰县农牧科科长吴中申的一张便条，说赛什克农场于9月某日举行亩产万斤卫星田的验收大会，着我就近参加，并观摩、学习卫星田技术以备推广云云。

是日，我起了个大早，到饲养要牲口，因为正是秋收大忙，只给了一匹无鞍可备的驴。虽然饲养员尕赵爷给驴的时候，交代了骑驴的要领：即“骡骑前胛马骑腰，驴骑屁股水上漂”。我也按他老人家的技术指导进行了认真操作，但那驴仍然把我连摔两跤。我只得牵着这头不肯合作的驴向农场走去。一路心情还是分外高兴，因为我将要见识万斤卫星田了！我的脑海里满是由沉甸甸的巨大麦穗，汇成的一片金色的麦浪。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我这个初出校门不久的毛头小伙子，对这颗将要上天的卫星，深信不疑。

收割了的田野一片沉静，秋风萧瑟，浓霜满地。走近卫星田，首先看到的是一楞足有一人高的草灰，还冒着轻烟；麦田上搭着架子，每两平米就挂着一个数百瓦的灯泡，我明白这是为了防霜冻和增加光照的措施。但一看到卫星田，我心里不由一怔。这无论如何和我心中所想象的卫星田相差太远了。麦田种的是甘肃96号品种，长势也还整齐。但时令已到深秋，严霜已多次光顾，而这块麦田还是一片葱绿，整体处在乳熟后期，这怎么能收割！这是十分明显的肥水过度症状。接着我随机取样，以穗数、粒数和96号的最大千料重测产。结果不计损耗，得出理论产量为每畜1300斤左右，我怀疑有差错，尽量加大穗数、粒数，就算全部黄熟也只能达到1400斤。此时，我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沉重。

到了场部，庆功奖台已搭好，到处贴满了标语口号，一派喜庆气氛。下午，省、州及劳动局的领导们陆续来到，由场领导陪同观摩了卫星田。当然，此时那楞草灰、灯光架早已打扫干净。领导们一个个喜笑颜开，纷纷称赞卫星田长势好。大家兴致很高，没有一个人提出类似麦子还没黄，能否收割等大煞风景的问题。于是在一片欢声笑词中开镰收割。

晚上，我被安置在验收场地边上的一座小白布帐篷中。一进帐篷，看见希里沟乡的高乡长正一个闷闷不乐的躺在行军床上，也不搭理我。天快黑时，他自言自语的说了声“球！又是乱吹牛皮！”就大步跨出帐篷，跳上马背回乡上去了。这是在众多的验收队伍中我所看到的唯一一位对卫星田有看法的人。

这位骑马的老陕走了，我这个骑驴的年轻人可不能走。我有命在身，要学习放卫星的技术，还要看个究竟如何。晚上，在秋风细雨中，我一人冷冷清清地睡在小帐篷中，听不远处几座大帐篷中舞曲悠扬，笑声时起，不知不觉中也就睡着了，朦胧中忽听到一阵阵轻微而又不间断的叽叽喳喳声传入帐来。挑起帐篷一看，只见人影幢幢，来来往往，偶尔还有听到一两声低沉而威严的命令声。我心中思忖，在这深更半夜他们究竟做何公干？

第二天一早，场地上已经堆下了一大堆沉甸甸的麻袋，还有几排整整齐齐的麦捆。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一夜之间这些麦子和麦捆都已成熟，粒粒如珍珠玛瑙。然后就是锣鼓喧天，鞭炮轰鸣，过秤唱数，一切都进行的十分顺利。中间只有一点小小的插曲。即过秤的结果是8585斤4两，经验收的领导认真讨论了一番后，一致同意四舍五入，这4两就不计在内了。于是一颗自古未闻的春小麦高产卫星，就从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放入了高深莫测的蓝天。

这颗卫星放到三十三层天的何处，不得而知，而其余波却经久不息。到年底，上级又作出决定，要放几颗由人民公社制造的卫星，其高度要超过农场。我奉命在希里沟北庄做前期准备工作。按赛什克卫星制造者的经验介绍，我们深翻1.2公尺，每亩施家肥50方、麻渣500斤等等。当时已天寒地冻，我们打开冻层，象挖战壕一样进行深翻作业。后因新建乌兰县，我再未去北庄，只听说那块地春灌后成了泥塘，淹死了一头牦牛，其下文如何不得而知。设在香日德公社柴源大队的一块卫星田，原由本站技术员朱德章负责。1959年5月，他出差叫我过去照看管理，其时，大田已进入分蘖后期开始拔节，但这块每亩下种90斤、施化肥100多斤、农家肥40方的卫星田，其措施都是按经验实施的，但此时麦苗却像小孩的头发一样，盖住了地皮，不分蘖也不拔节，越长越往一边倒。我叫来几个女社员用小棍塔架也无济于事，根本就扶不正，我建议由支部书记何永录召集老农会诊，大家的一致看法是“冰滩上扶驴扶不起”。请示公社，同意翻掉。我想看看土壤变化情况，所以早早等个在地边上。翻地的任务派给了段三爷，这是一个倔强的壮年人，他从我身边走过时，装作没见我，却没好气的眼瞪着牛屁股，一声断喊：“脱裤子放屁，干的尽是些麻雀吃大豆，嘴里不来做的事！”他以这种方式对放卫星发表了一点个人意见，也发泄了对我这个试图再放卫星者的几分不满。

20年之后，我任都兰县农科所所长，受邀请去香日德农场一大队参加高产田的验收。高产田面积3.91亩，验收结果亩产1013公斤，创造了春小麦全国亩产量最高记录。其过程已由新闻媒介作了详细报道，不再费笔墨叙述。我只想补充两点，一是这次验收人员都是省州县的科委领导和农业专家。我被推行为验收组水分杂质检测小组组长。实际上，我亲自参与了验收的各个环节，目睹了全过程，这次验收是严格、科学而公正的；其二，验收分两天进行，第一天收割，第二天打碾过秤。当天，验收组各组负责人当着农场负责人的面，将全部捆子进行了清点、编号、放标签、登记，十分细致、完善，任何做假都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尽职尽责，在麦捆排上做了几处暗号，以防有人做了手脚而有失众托。当晚命运又使我住进了一座白帆布马脊梁小帐篷，帐篷的出口正对着即将被验收的一排排麦捆。是夜，月光如水，田野寂静，万象澄澈，一夜平安无事，没听见半点异样的声音。

香日德农场所创造的春小麦高产记录，以科学和事实，证明了柴达木这块土地，有着独特的气候资源优势和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也给人以启迪，科学就是生产力，但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与谬误相去千里。

我现在花甲在即，每忆当年之事，总有一份难舍难忘之情结。那冰雪覆盖的昆仑深山，风沙飞扬的瀚海大漠，像把我的魂儿留下了一样，我深深地怀念着那片土地和给我以厚爱的父老乡亲。

修建诺木洪渠的回忆

李俊智

五十年代初，我省着手开发柴达木盆地的资源。开发农业，水利先行，德令哈、格尔木、诺木洪、香日德四个灌溉工程先后上马。组织上派我们十几个人到诺木洪灌区施工。工作从1955年开始，1956年完成，1957年试水加固，灌溉渠道干渠全长32公里，解决了诺木洪农场6尤亩耕地的浇水问题。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开发柴达木的建设中，是一个满意的水利工程。

诺木洪灌溉工程在都兰县境内，位于柴达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坡山前面，诺木洪河冲积扇细土带上，东西长25公里，南高北低，隆雨量少，蒸发量大，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区。

诺木洪灌溉工程由省水利局和诺木洪农场共同组成联合工程处组织实施。下设两个工程段。农场负责劳动力的调配和施工，水利局的工程人员负责技术指导、质量检查、财务结算等。工程所需的水泥、钢析雇用柴运司汽车，从西宁运到工地。

诺木洪渠从昆仑山口诺木洪河上引水，经戈壁汉顺地形而下，干渠全长32公里，其中主干25公里，支渠4条，约4公里。渠线随自然坡度开挖，地面坡度最陡处为1/60；较缓和为1/100；平均坡度为1/80。开挖渠槽上段为窄深式，下端为宽浅式，渠槽比较坚硬。但渠槽沙砾石中，含盐量较重，水浸后容易滑塌。为了防冲和防治渗漏，使渗漏减少到最低限度，开挖渠槽后，在渠槽上再覆盖防漏层。渠道每隔10米左右加浆砌石带一个。以1：2：9（水泥：石灰：沙子）浆砌石，再用25厘米以上平面的河卵石，或经简单加工石面进行护砌，并用条状小石打入石缝，使之紧密相连。还在小石缝中塞入麻黄草干枝，使之落淤。

诺木洪灌溉工程经过30多年的运行观察，虽然衬砌石磨损10厘米左右，但渠道安然稳定。实践证明，干砌石衬护的方法是成功的，在条件较差的戈壁滩上很有推广价值。在第一支渠（土渠）上做了菱形、烟斗式、外加流量式、陡坡式等4种防冲消能试验。结果菱形式防冲消能比较好而采用于跌水建筑上。

农场又在干渠400米处修建了装机2×800千瓦的水电站一座，并开发了地下水，以补自流水的不足。西干渠进行了延长和塑料簿膜防渗的措施，效益不断提高。诺木洪农场是柴达木盆地光热资源好的地区，由于解决了水利问题，不仅有小麦等多种粮食作物优质高产，而且宜于果、蔬菜和经济林木种植，特别是苹果、枸杞、红皮大蒜，享有盛名。该工程按水、林、田、路统一规划，今日绿树成荫，田畴纵横，是盆地内一片理想的绿洲。

诺木洪驻军开山修渠记

谢志德

站在昆仑山下的沙丘高处，极目远眺诺木洪低谷，荆棘丛生，沙柳成丘，无际的茫茫浩漠尽收眼底。不知何朝何代，古人曾在这里筑城建堡，尚有城堡两座屹立，名曰大城和小城。城东有一片古柳，掩映着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好似天空的散星。居住在这儿的几十户蒙古族，世代以牧为生，与农耕无缘。

1954年秋冬至1955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一四部队二支队的黄志民营长和陈良基教导员，率领该营部和四、五、六三个连队与筹建农场的几十名干部，押着几千名服刑的人员，斩荆棘，平沟坎，挖地窝，塔帐篷，在此扎营筹建农场。

当时营部和四、六连下帐的城西南，我所在的五连下帐在大城中。这大城名曰大城，实际上只是一座四、五百米见方的土围子。这土围子，墙用土筑成，颇厚，底部宽五、六米，高约六、七米，土则不土，显得雄伟而壮观。千百年来它掩挡了戈壁的狂飙、沙浪，是这古漠历经沦桑的历史见证。

诺木洪曾是一片空旷的原始荒野，黄羊、野兔、豺狼和狗熊经常出汉，荆棘、野枸杞、红沙柳一望无际。它的南边昆仑山东西绵延千余公里，犹如一条巨龙盘卧在柴达木盆地的南线，构成了天然的屏障；遥望北边，银色的祁连山峰犹如一条白色的哈达，献在天边的地平线上。诺木洪在这北、南山之中，戈壁瀚漠的东南。这儿气候异常恶劣，暴风袭来，遮天盖地，伸手不见五指；酷暑季节到来，炎热的太阳烘烤下的在漠像蒸笼一样使人窒息，人们嘴唇干裂，脸上脱皮，夏、秋季蚊子肆虐至极，人在地上走，它便团团的围着人的头顶，如人设防稍有漏洞，它就钻进防蚊帽来凶狠地叮，上厕所都得在下身上抹上防蚊油，不然就叮得你火辣辣的痛。

部队生活方面，当时除主食外，副食只有从同会运来的干腊肉、花生米，常年吃不到一点新鲜蔬菜，同志们普遍营养不良，不少同志患了夜盲症，有的同志患了贫血症，经常流鼻血，面色苍白，还大量脱头发。部队为增加同志们的营养，宝藏发放鱼肝油，但此油腥味太大吃不习惯。在这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无人叫苦，大家只是盼着经过艰苦创业能在这儿种上蔬菜，有新鲜蔬菜吃，有一片绿洲湿润一下眼帘，改变这里的自然环境。要实现这种理想，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解决水。1956年春季，我们部队的一个排接到上昆仑凿山修渠引水的任务，受命的同志接到任务后，一个个龙腾虎跃，无比高兴，一种责任感、自豪感给了他们无比的力量。当时部队没有运输设备，武器装备、帐篷、灶具及面粉等生活劳动用品，都要分给每个同志肩背、担挑，每人要负重100多斤在沙漠里艰难地跋涉。从驻地到昆仑山水源处约30公里，整整走了一天。到达目的地一看，只见昆仑山峰千沟万壑，被烈风吹得碎石鳞立，可喜的是，调查人员在此处找到了水源，使大家感到欣慰。

莽莽昆仑山像一条巨龙盘踞在此，封锁着河水向北麓流去。如今要开山凿口，叫河水向南流。大家在此扎营下帐篷真艰难，硬的是石头，帐篷橛子打不进去；软的是沙子，帐篷橛子好打却抓不牢。没办法下橛子搭帐篷，只好用人先将帐篷杆子顶起来，用石头压住帐篷四周，这样才将一顶顶的白帐篷搭起来。这种白单布帐篷，冬不御寒，夏不防暑，风起随风摇，雨来任雨打，外边下大雨，帐内下小雨，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山雨欲来风四起，飞沙走石席卷地。大风一到，帐篷外的东西被风吹得到处乱跑，帐篷内的东西被沙子埋了，面粉常叫沙子搅拌掉，想吃饭难下咽，盛夏的中午帐篷内气温高达40多度，严冬帐篷内最低气温在零下40多度，真是昼难过，夜难眠，酷暑严寒真熬煎。

施工的环境虽然这样艰苦，但大家的干劲有增无减，农场人员和我们部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959年的8月间，修通了30多公里长、宽3米、深2米，用石头砌面、水泥勾隙的渠道，凿通了昆仑山口，将水引下了山。这水比金子还贵重，所以我们将这山口取名为金水口。昆仑山里的水从此倾流而下，浇灌着部队和农场在此开垦的大片土地。当时我在二营五连五班，我们班刚换到诺木洪兵站，为该站守护公路南边大沙包中的油库，此处放着供过往的军车加油的数千桶汽油。兵站在水渠西二、三百米处，晶晶的碧水流下来时，我们欣喜若狂，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心中无比喜悦。水滋润了戈壁，同样也滋润了人们的心田。

我所知道的天峻畜疫防治

曹清景

天峻县在解放前称汪什代海部落，下辖18个百户部落。1951年全县各类牲畜227458头。当时没有畜疫防治机构。牲畜有病，一般采用土法治疗，或者听天由命，若遇流行性畜疫，则大批死亡，牧民无力抗拒。有的富裕户数日间则沦为无畜的贫苦户。所以天峻县在历史上牲畜时多时少，发展非常缓慢。1954年，在建立县级政权的同时，建立了第一个畜牧兽医工作站，当年对天峻地区的畜疫情况进行了粗略调查。牧民反映，严重威胁畜牧业生产的有6种畜病，其中较突出的有牛瘟、牛出败、炭疽和羊内寄生虫病。一般的有牛肺疫、口蹄疫。牧民最怕的是牛瘟，提及牛瘟，无不“谈瘟色变”。

天峻县在建国前的60年内先后流行过5次牛瘟。其中大流行2次，小流行3次。第一次大流行约在1898年，牛瘟传播青海各地，牛瘟流行过后，200头以上的养牛户，平均只剩五、六头。第二次大流行，约在1942年，这次牛瘟流行，首发汪什代海部落，后蔓延到都兰、兴海、同德、祁连、门源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共死牛近120万头。小流行3次分别在1912年、1918年、1924年，主要发生在欧后札、下环仓、多巴、莫合等四个部落间，群众只能用灌血的方法预防，尚未染上牛瘟的牧户，闻风丧胆，连夜拔帐远逃，从而起到了与病畜隔离作用，故未造成大面积流行。凡染上牛温的牧户，无不损失惨重。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牧业生产非常重视，到1969年，全县各类牲畜总头数已发展到80万头只。随着生产与科学的发展，过去牧民最怕的牛瘟，已不成为严重威胁牧业生产的主要畜病，从1954年天峻设立了畜牧兽医防治工作站后，各级防治机构、人员逐年增加，工作也一年比一年深入。

传染畜病及其防疫

牛瘟是由牛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败血症，以病程短速、体温升高、粘膜发炎、出血、糜烂和坏死为特征。此病引起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从1954年建立兽医防治机构开始，即在全县进行预防接种，到1961年共接种牦牛89553头次。自此，此病未在天峻县发生。

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急性、热性败血性传染病，牛羊间均可发病。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到1985年之间，江河、木里、天棚、快尔玛、阿日沟、下环仓、色日年、织合玛等地牛羊发病17起，累计发病牛羊1503头只，死亡148头只。从1955年起，在全县范围内对牛羊接种“炭疽菌苗”，到1985年，全县累计发病牛羊194.59万头只。因常有漏接种者，此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1986年，江河乡又有22头牛发病，死亡17头。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此病是由绿状枝原体引起的一种接触性传染病，以肺小叶间淋巴管明显扩张和纤维蛋白性胸膜炎为特征。1960年开始以“牛肺疫绵羊兔化弱毒疫苗”在发病地区进行预防接种。1960年接种2600头，1963年接种2000头，自1985年底至今，此病再未发生过。

牛羊巴氏杆菌病 此病是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以败血及组织器管出血性炎症为主要特征。1954年至1972年，上环仓地区快尔玛、织合玛、天棚、木里、江河共发病牦牛744头、死亡359头。仅木里、江河、快尔玛、织合玛4公社，在1960年共有459头牛出败，死亡238头，致死率为52.66%。从1954年开始，每年坚持对疫区牦牛实行高密度注射“出败菌苗”，到1985年全县累计接种牦牛898.8万头次。在预防接种工作中，因常有漏畜、漏群现象，1985年后此病在个别牛群中仍有发生。

口蹄疫 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接触性传染病，即口蹄发炎、溃烂。凡偶蹄动物牛、羊、猪、骆驼以及野牲羚羊、岩羊、鹿均易感染，亦偶有发病。此病在天峻地区流行已久，解放后仍继续流行。1956年全县发生牛口蹄疫，县人民政府及时发动群众采取措施，使疫性很快得到了控制。历次口蹄疫流行均为牛羊蹄部发病。防治方法：土法让牛羊在烧过的牛羊粪灰中反复踩踏；药物用3%来苏儿冲洗干净，涂擦磺胺软膏或抗菌素软膏，均有良好疗效。

天峻县牧民无养猪习惯，1977年至1979年，驻天峻铁道兵46、47、48三个团的伙食单位，养猪1072口，开始个别猪发病，后传染全部，死亡122口。此病是由外地购卖活猪带来的，为防止传染到地方，采取了三条措施：进行彻底消毒；严禁放出圈外；限期全部宰杀。

对于牛羊田蹄疫的防治，1970年以前采用“口蹄结晶紫疫苗”进行预防注射。1970年后改用“乙型弱毒疫苗”预防注射。从1956年到1958年，全县共预防注射牦牛174万头次，羊793万只次。1979年以后，此病再未发生。

布氏杆菌病 是由布氏杆菌属的布氏杆菌通过病畜传染给人的一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在畜间牛、马、羊均患。此病在天峻地区传染面广，发病率高，且不易治愈。人患此病疲乏无力，畜患此病往往造成母畜流产。经数次普查，天峻地区人体侵犯率26.74%；绵母羊感染率为26.49%；绵公羊感染率为18.37%；山羊感染率为17.13%；牦牛感率为43.06%；马感染率为18.37%。

1956年至1967年，利用三年时间，在快尔玛、天棚、关角、织合玛、生格、阳康、舟群、江河等8个公社中，对羊牛马进行了一次普遍检疫（采取试管凝集反应法），检疫情况如下：

（1）当时8个公社共有适龄绵羊130805只，抽检34800只，占母羊总数的26.57%。血检结果，平均感染率为26.49%。其中阳康公社有适龄母羊16054只，抽检2411只，抽栓数占母羊数的16%，抽检结果，感染率为52.01%，是全县感染率最高的地区。江河公社圾适龄母羊29700只，抽检1980只，抽检数占总母数的6.67%，抽检结果，感染率为8.89%，是全县感染率最低地区。

（2）在阳康、天棚、织合玛、快尔玛、生格5公社进行检疫，共抽检绵公羊741只，抽检结果，平均感染率为27.4%。其中在阳康公社抽检20只，感染率为65%；天棚公社抽检154只，感染率54.9%。此两社是5个公社中感染率较高的地区；生格公社抽检190只，感染率17.37%，是5个公社中感染率较低的地区。

天峻县养山羊很少，只有快尔玛、生格两社稍多，故只在该两社抽检山羊645只，抽检结果，平均感染率为17.13%。其中快尔玛抽检357只，感染率为23.8%；生格抽检288只，感染率为6.25%。

对牦母牛的检疫，仍在快尔玛、天棚、关角、强合玛、生格、阳康、舟群、江河进行。这8个公社共有适龄母牦牛13687头，抽检2861头，抽检数占牦母牛总数的20.9%，血检结果，平均感染率为43.06%。其中阳康抽检223头，感染为75.79%，是牦牛感染率最高的地区；舟群公社抽检247头，感染率16.6%，是牦牛感染率较低的地区。

在快尔玛、生格两社进行对母马的检疫，共抽检49匹，平均感染率为18.37%。其中生格抽检20匹，感染率25%；快尔玛抽检29匹，感染率为13.79%。

对布病的防治，1959年开始对人体布病进行普查、普治、普种工作，1973年由县卫生防疫站免费向布病患者发放中药“三号丸”进行普遍治疗，经连续数年治疗，感染率由1972年的26.74%，降到1978年的17.54%，疫情趋于稳定，新发病人减少，患者逐渐得到康复。

对牲畜的防治，1970年以前，采用“布氏杆菌牛型19号菌苗”进行免疫注射。1971年改用“M5号”气雾免疫，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到1985年，全县共预防接种牲畜427.65万头只。1985年，经对10756只当年羊羔血清学考核，羊只感染率已下降到0.027%，此病基本得到控制。

羊溶血性链球菌病 此病特征是颌下淋巴结咽喉肿大，各脏器出血，呈现大叶性肺炎及胆囊肿大。1952年首次在木里地区发现并确诊。当年木里地区死于此病的绵羊达1860只。1953年陆续蔓延到苏里，舟群、江河、天棚等地区，死亡绵羊1230只。1954年又在生格、快尔玛、关角、织合玛地区发生，死亡绵羊5817只。1955年，关角又连续发病，死亡绵羊2014只。1957年，木里和下环仓地区再次发闰，死羊330只。

此病发生后，除加强管理，防止传播外，主要是及早对症治疗，一般用油剂青霉素肌注和磺胺塞唑、磺胺嘧啶等药物治疗，均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天峻从1956年开始每的秋季在疫区用“链球菌病菌苗”进行预防接种，到1980年，全县累计接种绵羊105.9714万只，使此病得到控制，范围逐步缩小，发病羊数减少。1977年至1985年，此病再未发生。

羊快疫类 是一种急性传染病。1959年，木里102群绵羊中，有24群发病，死亡889只。同年又在苏里一大队流行，死亡绵羊1146只。1959年至1965年，全县死于羊快疫的绵羊达4840只。

对此病，从1959年开始，采用“在联菌苗”在全县大面积预防注射，到1981年，累计接种绵羊763.64万只，疫情已得到控制。

羊痘是皮肤发生丘疹或疙瘩。为滤过性病毒引起的下种急性、接触性传染病。此病在解放前就有流行，建国后，天棚、江河、关角、织合玛4个公社，先后在1959年、1965年，发病绵羊1431只，死亡88只。天峻成立畜牧兽医工作站后，从1955年开始，用“羊痘疫苗”进行预防接种，连续十余年，到1972年，全县共接种绵羊122.63万只。自1966年以后，此病再未发生过。

羔羊痢疾 此病以绵羔羊旺季，发病率、死亡率均很高，据天棚、江河等九个公社不完全统计，1956年至1977年，在产羔季节死于痢疾的羊羔达60491只，占产羔总数的4.33%，治疗方法很多，而治愈率不高。

马鼻疽 是鼻疽杆菌引起的一种单蹄兽慢性传染病。其特征是鼻腔、皮肤和肺等实质性器管受损，形成结节或溃疡。此病在天峻流行已久，发病范围广，无季节性，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人也可以感染。

从1962年开始，对历年检出的病马采取了“检、隔、管、治、杀”的综合措施，即首先隔离病马，划出专片草场，专人管理，对病程短、病情轻的，用盐酸土霉素进行治疗。对开放型病情严重的，予以捕杀。历年共捕杀325匹，终于得到控制与消灭。从1980年到1983年，连续4年对19554匹马进行检疫，再未检出病马。由于马匹流动性大，马鼻疽在一地区暂时消灭了，如果其他地区没有消灭，此病还会传入。1985年，全县对9502匹马进行了检疫，又发现病马2匹，仍采用上述方法进行防治员，要彻底消灭此病，还须定期检查，长期坚持下去。

马腺疫 是马骡驴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症状是鼻、咽粘膜及颌下淋巴结发生化朦脓性炎症。病原为马腺疫链球菌。幼驹感染较多，发育不良，严重者致死。

从1956年到1985年30年间，全县累计7201匹马发病，死亡71匹，平均致死率为0.99%。历年来对马腺疫的治疗，采取了以下方法：

（1）用胺苯磺胺注射液50毫升，50%葡萄糖40毫升，蒸馏水250－400毫升，一次静脉注射，连用3－4日，效果良好。

（2）成年马用青霉素100万单位，链每素1克（幼马减半），每日两次肌注，边注4－5天，效果亦佳。

（3）土法治疗，用少量麝香灌服，或用狼胆加仁丹混合研末灌服，亦有较好效果。

马传染性胸膜肺炎是一种急性、热性、接触性传染病。其特征是引起纤维性肺炎或胸膜炎的综合症状。

1955年，天棚、织合玛两乡发生此病，后又传播到江河、舟群、阳康、苏里等地区，流行长达10年之久。从1955年到1966年，全县累计发病马数1494匹，死亡46匹。

对此病的防治，早期采用“914”及磺胺类药物治疗，效果显著。用精制松节油静脉注射，亦有较好疗效。并注射青霉素、链霉素预防。1960年到1966年，全县共防治马匹5946匹。1966年后，此病再未发生。

牲畜寄生虫病及防止情况

天峻县各类牲畜寄生虫病有数十种，危害较大的有吸虫病、绦虫病、线虫病、蜘蛛病、昆虫病。

建国后，天峻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畜牧业生产。从1958年牧业走上集体化生产开始，即在各公社修建羊药浴池，基本上每个大队都有一处。1966年后至1985年，全县又新建“631”型药浴池31处，淋浴池22处，所雾免疫室21处，年年对各类牲畜寄生虫病，进行防治，到1985年底，全县累计药浴羊1409万只、马5600匹。治疗羊外寄生虫72.7万只、羊体内驱虫1207万只。1983年开始应用倍硫磷对牛皮蝇病进行预防接种，到1989年累计防治牦牛52.2万头，经1989年3月进行效果考核，牛皮蝇病感染率化1983年下降70.7%。

中毒畜病

中毒畜病，主要有毒草中毒、农药中毒、灭治鼠害的毒饵中毒等。在毒草中毒草中，近年来棘豆草中毒很早就有，马、羊食棘豆草后，慢性中毒，病程较长，病期最短的3个月，长的可达一至二年，病初无明显症状，表现行动迟钝，呆立，无神。重者出现惊恐吼叫，步太僵硬，受到触动时乱跳。严重时头项犟直，运动失调，视力障碍，孕畜流产，死亡率很高。此病虽很早就有，因发病少，尚未被人们认识和重视，有人称此病为“神经病”。此病1963年首先在阳康公社大量发现，后来随着公路、铁路的迅速发展，及草原建设中路旁渠边的一此塬始草原植被被挖掉，促使棘豆草在量增生，继而棘豆草中毒症在其他公社也不断发生，而且赵来越严重。从1963年到1982年，全县棘豆草累计中毒马678匹，死亡588匹；羊7575只，死亡2997只，只有舟群公社未发生。

1977年，青海省畜牧科学研究所会同天峻县畜牧兽医工作站，对天峻县棘豆草中毒进行了大量调查与试验，正式确认引中毒的，一是“甘肃棘豆”二是“急弯棘豆”。目前对棘豆草的成份尚未搞清，亦无好的治疗办法，除牲畜发病后对症治闻外，采取了两条预防措施：一避免在有棘豆草地上放牧，二发动群众除草。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天峻地区发生过的主要畜病及其防治情况，经过30余年的积极防治，牛瘟、牛传染性胸膜炎、口蹄疫、羊溶血性链球菌病、羊痘、腺疫、马传染性胸膜炎等病类，已经在天峻地区消灭；牛羊出败、布氏杆菌病、羊快疫、鼻疽疫等，也基本得到了控制。随着经济与科学的发展，天峻县的畜疫防治工作，将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德令哈农场建场

初期的畜牧业生产

颜宗泰

1954年青海小筹建德令哈农场之初，确定按“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和“水、草、管、繁、工、种、农、防”的八字增产措施，办农场的畜牧业。我去农场的头一年，就积极配合建场，在做好附近少数民族群众及中上层人士的工作外，调查附近天然草场及有关养马、牛、羊牲畜的实际经验，同时购置畜牧业务书籍以丰富养畜知识，为办好畜牧业做准备。在场领导支持下。三年中我亲身参办了以下几桩事：

大力发展养猪业

我们的目标是以本省的土种猪为主，利用优良的“哈白种”公猪进行杂交改良，提高产仔率、产肉量，以达到猪多、肉多、肥多，促进粮食增产，供应农场及社会肉食的目的。1954年秋，农场派谢万祯同志去湟源、化隆两地买回土种猪仔150只，1955年春，又由我从西宁副食厂、养猪场买回半岁至1岁的纯种“哈白”种公猪10只及杂交幼猪100只。场部留下10只纯“哈白”种公猪集中饲养、管理，由一名畜牧大学毕业生直接负责。其它仔猪全分散到一、二、三、四、五、六作业站的猪场饲养、管理、繁殖，均配备有经验的职工、犯人，并固定兽医一名，直接负责的干部则为各作业站养畜队长。场站业务科有技术较强的畜牧兽医干部，经常去各猪场检查帮助养猪工作，我们安排离场部近的一、三、四站的母猪直接到场部配种，较远的二、五、六站则逐步配备“哈白”种公猪1－2头，就近配种。

经过调查摸索，我们制定了“养猪饲养管理规则”根据农场条件，主要从饲养、管理、防疫、卫生等几方面着手。几万亩的农场，养猪的饲料很丰富，数量又多，切实抓了粗料细作，如豌豆叶、油菜荚、叶、青苜蓿等均粉碎，去净土、杂质等，精料充分利用农产品加工后的豆腐渣、粉渣、醋糟、酒糟、麸皮、油渣等，切实节约用粮或不用粮，利用间隙地多种胡萝卜、蔬菜、洋芋作多汁饲料，适当加喂食盐，骨粉。喂食次数及定量均有规定，按不同猪种、年龄，分别给食给水，配料则分春秋两季进行，当时我场“哈白”种公猪较多，且喂食优质、适当，个个体壮膘肥，精液充足，不必人工受精，仅有固定架人工辅助即可，同时采取复式交配法，其法当母猪（起码十月以上）发情的第一天早上畏食前先与一头公猪交配，隔10－15分钟用第二头公猪交配并于下午喂食前同样酱一次，仔猪由原来的每胎5－8口，提高到12－15口，且成活率高，健壮。种公猪必须年满一岁，体重60公斤以上。不过我场饲养的两岁种公猪身长2米、高1米、体重500公斤，每日食精料6.5公斤。改食后的杂交猪一般比土种猪产肉量高一倍以上，年长肉120公斤。且耐寒、粗食、疾病少，各类猪只均要适当活动散步式放牧，以增加食欲，加强消化，减少疾病。尤其要注重防疫卫生，从猪体本身到猪圈，内外环境经常保持干净。冬春季的防守保温措施一定要跟上，对传染较快的猪瘟、猪肺疫都得事先预防，每年要注射一、二次疫苗。

对于养猪业，农场的干部尤其是各站领导都很重视，不时督促、检查。场站业务科经常深入猪场，实地察看，总结推广经验。如在1957年元月，畜牧科长组织各站猪场专业干部饲养员、兽医等去六站猪场进行全面了解，该场1956年底存栏猪499口，全年出诊仔猪98口，肥猪3口，收入5000余元，全场推广后收到较好的效果，六站队长魏元玉同志参加省上农牧业群英会获得一等奖励，在农垦系统农场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绵羊杂交改良

农场创建之妆就已规划办一畜牧场，发展成经济牧场，但经过多次察看，远至哈拉湖，大部缺水缺草，而小块的巴音河脑，地方太小仅够群众放牧，其余只适宜放牧骆驼、黄牛、小量马匹、山羊，与我们的主观愿望相距甚远。

1955年根据省公安厅指示作价接收了大通县一批牲畜。当时工作人员是大通县财政科员韦钟典，公安厅一方是我和敬延祯等人。由于当年难以转运至德令哈，而接收的大部牲畜又在门源县的皇城滩，其中除马、牛外，有藏系绵羊上万只。旧社会西北羊毛改进处在皇城滩建有种羊场一处，用新疆细毛羊种公站在昆杂交当地藏系母羊，向牧民进行推广。解放后由青海畜牧厅接收继续绵必，杂交改良后毛肉兼用，自比土种羊高得多。因而当地牧民对杂交改良有了认识，我们购买的羊群中已有杂交改良的藏系羊500－600只，我们管购买后根据当地草场水源乖条件，继续向办经济牧场方向发展。在省畜牧厅绵改推广站指导下，我们选留4－6岁藏系母羊1800只，成立了绵羊杂交改良队，由鄂文清同志（为公安厅调来的干部，先为农场盐改皇城滩大队负责人。1957年起任畜牧分场生产股长）负责，配备畜牧工程师张逢旭驻队具体技术操作，还选派懂配种常识的青年牧工6名，放牧、杂交一起干。该队配备新疆细毛羊公羊10只，后又增加高加索美利妈种公羊1只，显微镜两部并其他应用器物均由畜牧厅推广站供给。

我们自1956年、1957年两年中进行杂交改良，成绩斐然。我场藏系羊和杂交改良羊同群放牧，杂交羊比土种藏系羊成活率低10%左右，个体剪毛量成年杂种羊较藏系羊高82.30%，7个月幼羊高44.8%，秘价高35%，毛能纺织较细呢料，产肉量比土种藏羊高2/3。总之，杂交改良羊从毛、肉都比土种藏系羊利润大。藏系羊性较野，发情配种时抓羊资料过多，耽搁吃草时间损失较大，成年母羊一般杂交两胎为宜。在两年的丝手帕改工作中，我们曾有几点体会：

（一）进行绵必，自然条件一定要优越。

皇城滩是一块小盆地，气候温和，牧草生产旺盛，且种类多达130多种，有两条河流，水源非常丰富，是理想的绵改基地，而且又积累了一定的杂交改良绵羊经验。

（二）人因素决定杂交改良的发展前途。

皇城滩畜物分场能够成功繁殖杂交改良绵羊，人的因素占重要地位。且具有事业心的人量可贵，我们搞绵改的干部、技术能手、工人一经选定，再也不变动，以发挥其长处及积极精神。鄂文清同志是民和土族人，在其家乡就有养羊的习惯，也热爱畜牧业；技术员张逢旭更极力发挥其所长，牧工也是挑选培养的。让人们畅怀去一心工作，是绵改成功的首要条件。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执行极左路线的年代，用人标准只讲阶级性，不讲事业性，更不管知识专长，使绵改工作成了“昙花一现”，随之萎缩了。1958年春，皇城滩农场兼并了畜牧分场，整风反右的余威，干部们大多分别挨整，绵改被迫停止。

役用牛马杂交改良

我们曾从海晏三角城种羊场购进秦川种公牛2头及杂交牛30余头，和当地的黄牛进行杂交，采用人工辅助自然交配法，农场共杂交母牛50头，为群众杂交10余头，所产牛犊一般比土种牛高出2－3公分，力量大，唯产奶量不高。杂交牛适宜拉步犁、小播种机等。用卡巴金种公马的精液给当地零星收购的有马媾疫的母马注射，效果都好。

1957年夏季时，农场有役用马434匹，骡76头，母马及未成年马478匹，尚有当年产小驹40余匹，牛747头（包括黄牛、犏牛、牦牛，其中役用289头，放牧458头，内有奶牛，未成年牛等），绵羊2204只，山羊353只，猪万口左右，2－3年后，外调马海农场200匹马、400头牛、绵羊5000只左右，归给浩门农场绵羊万只左右，马200匹、牛500余头。

德令哈农场自创建办场至1957年的数年中，由于场领导的充分信任、放手，我个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忠实献身于畜牧业，加上配备了不少有知识的少数民族同志及有专长的畜牧兽医技术人才，顺利完成了农场交给的任务。

都兰县畜疫防治概述

梁良

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隅的都兰县，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前，病畜禽疫的流行与传播是十分的严重。1931－1933年，都兰草原牛瘟流行，死亡牲畜110万头，连身大力壮的野牦牛都未能幸免，数月间，不同牛种尸横草山，其状惨不忍睹。1935年，牲畜口蹄疫在都兰境内发生、蔓延，2.02万头（只）牲畜受到感染，面对生产、生活资料遭受严重的损失，高原牧民苦不堪言。据调查，流行在都兰地区的畜疫主要有炭疽病、牛瘟、口蹄疫、牛肺疫、羊快疫、布氏杆菌病、羔羊痢疾和寄生虫病等37种。这些畜疫病害，严重地制约着牧业生产的发展。

五十年代初，人民政权刚刚建立，都兰草原上还残留着旧中国造成的满目疮痍。当时各种牲畜疫病仍有发生，畜疫防治网络不健全，技术力量薄弱，药品匮乏，设备简陋，畜疫防治人员硬是靠一腔热情，靠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危害牧业生产的畜疫及虫害做斗争，用自己的意志和毅力以及崇高的献身精神，驱赶瘟神，夺取牧业生产丰收。

1954年，都兰草原上发生了牛瘟，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了牛瘟防治委员会。当时乡镇一级畜牧兽医站还不健全，广大牧民对畜疫防治知识根本不懂，派往草山去的兽医工作者十分辛苦，他们经常天刚亮起床，忙到大地上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帐房忙完了，马上转移至另一家，山中没有马路，帐房之间路又远，来自内地的兽医人员不会骑马，有的人把屁股磨烂了，有的胆子较小，就干脆背着药箱步行在山间小路上。为了防治病他们在牧民的协助下，要一头一头地抓牛、拴牛，并打针、喂药，遇上调皮的牦牛，要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如果遇到春季大雪灾，那就更为艰苦，兽医们要在雪地里抗灾防病保畜，手脚经常被冻麻木，但是从来没人被困难所吓倒。

为了杜绝疫病传播，都兰县兽医部门自1959－1990年间，开展了牛结核、布氏杆菌病、马鼻疽、马传贪的检疫工作，检疫总头数为16.20万头（只），其中布氏杆菌病6.9万头，马鼻疽7.8万匹，马传贪1.4万匹，牛结核0.17万头，对检疫出来的病畜采取了淘汰、隔离、捕杀等措施，从而制止了疫病的传播蔓延。

1972年，都兰县畜牧兽医工作站又开始了运输检疫工作，兽医人员在交通要道设点，对过往运输畜产品的车辆进行检疫消毒，至1990年，共检疫活畜离66万头（只），查出带有严重传播传染病的畜禽100余头（只），病肉胴体100余头（只），同时还检疫各类皮张100.68万件，毛绒1137万公斤，杂骨7.54万公斤。从1985年开始又开展了市场检疫工作，检疫胴体牛羊3577头（只）。1972年，县肉联厂开设肉品检疫业务，至1990年共检疫胴全肉类66.64万头（只）。通过检疫，防止了疫病的扩散，有效地保证了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由于医疗条件差，设施相当落后，兽医人员在畜疫防治工作中还要冒很大的风险，有一些牲畜疫病传染力很强，长期从事防治工作的人们很容易感染布氏杆菌病等疾病，当时就有一些兽医工作者曾不同程度地患了布病。同时由于在畜疫防治中经常使用带毒性的药物，久而久之，兽医工作者的身体都受到了损害，方进昌、王中正等一些年青有为的兽医人员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有些还不到60岁，就英年早逝了。六十年代以前，全县交通不便，没有交通工具，兽箕们下乡搞防治都要骑马，一旦发现疫情，就要立刻动身。长期以来，人与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马成了兽医们的亲密伙伴，但一遇马鼻疽等流行疫病传播，兽医们的马也时常感染疫病，这时，他们就只得忍疼，将心爱的坐骑捕杀掉，当时心里是十分不好受的。

1969年，都兰县兽医站在原海西州兽医站的基础上修建了实验室，开展多种畜禽的细菌学和血清诊断工作。实验室以猪炭疽病、羊巴氏杆菌病、猪瘟、猪肺疫合并症、牛羊毒梭菌中毒病等进行了检验确诊，同时还开展了羊布氏杆菌病的检疫、考核，马鼻疽、马传贪的检疫和监测工作及绵羊寄生虫的区系调查，药物驱虫效果实验等。到1988年，完成了都兰县35种疫病普查的实验室诊断工作。

兽医门诊工作始于1952年全县共有门诊部13处，各乡镇及国营农牧场都有门诊业务，一些边远地区的兽医站，由于门诊业务量不大，采取巡回医疗的办法治疗畜病。1979年－1980年，为充分利用本地区中草药资源为畜疫防治工作服务，县兽医站还组织人力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野生动植物有272种，野生动物22种，矿物类6种，其它药物5种，其中常用药物107种。

为了实施预防免疫的各项措施，有效控制和消灭牲畜病虫害，自1952年－1990年间，都兰县曾使用过各类疫（菌）苗21种，免疫各类禽畜2706.86万头（只）次，年均免疫各类畜禽49.41万头次。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1990年都兰县已完全消灭了牛瘟、牛肺疫、羊痘、口蹄疫、马传染性胸膜炎等5种疫病，马鼻疽和马传贪的防治站也经过省级专业部门验收，达到了合格标准；羊布氏杆菌病、羊链球菌病、猪丹毒、猪亚硝酸盐中毒症、鸡霍乱等得到控制；牛出败、羊黑疫、羊巴氏杆菌病等6种疫病也基本得到了控制。1990年，因传染病和体弱死亡的牲畜头数由1983年的25%下降到14%。疫病危害程度大为减轻，保证了都兰县牧业生产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回顾德令哈绒山羊改良

陈世祥

我于1974年毕业于青海省湟源牧校，同年7朋月，响应党和国家开发柴达木、建设柴达木的号如，来到当时的乌兰县怀头他拉乡兽攻站工作。1989年德令哈建市时，被调到市兽医站工作。23年来和同行搞过宁夏牛及山羊的改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畜产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特别是辽东地区的绒山羊，在国际市场上被誉为“东方明珠”，它所产的绒以纤维长、光泽好，手感柔，拉力强，被世界纺织界推荐为“纤维钻石”亦称“软黄金”。在英国，一吨山羊绒售价10万英磅，为高级细毛的12倍，是国际市场上倍受青睐的“拳头”产品。当时省、州、县畜牧专家们瞅准这个机会，根据柴达木地区气候自然条件适宜发展山羊的特点，提出了改良当地山羊，发展白绒山羊，提高产绒量的试验项目，这个项目为增加牧民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于1982年参加了“青海绒山羊资源开发研究”，1983年初在市、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从辽宁引入绒山羊，在我市怀头他拉乡巴力沟三社进行杂交试验。全市其它四乡也于1986年逐步引入辽宁绒山羊进改良。当时在省牧科院研究员和忠产同志的主持下，我以全市主要参加者相继参加了“提高山羊产绒量试验研究”、“绒山羊开发利用”、“青海山羊绒资源开发”等项目的研究，我们先后共承担了省主持单位下达的培育绒山羊改良羊任务7.9万只，培育公羊750只的任务。在市委、市政府及各乡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项目主持单位的帮助和指导下，经过全市畜牧兽医科技人员和广大农牧民的共同努力，到目前全市已引进辽宁和莫河畜牧场纯种绒山羊455只，自己培育并利用第二代和互交公羊1236只，成年公羊平均产绒量为0.4公斤。

据1986年末统计，德令哈存栏山羊82386只，年产绒量12027.9斤，平均每保山羊产绒量75克，生产水平低。

为了提高磁绒量，增加经济收入，于1983年起开始绒山羊改良，现将改良结果介绍如下：

概况

1、自然地理条件：德令哈地处柴达木盆地边缘，东连天峻、乌兰县，南邻都兰县，西靠大柴旦行委，北与甘肃阿克塞县毗邻。境内海拔2600－4400米，年均气温2.7－3.8℃，年降水量100－200毫米，年蒸发量2400－3200毫米，为降水量的20多陪，风力一般4－5级，7级以上大风约40天，多集中在3－6月，无霜期90－115天。

全市草场面积约有98.34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场46.05万公倾，草场为荒漠、半荒漠草场，植被稀疏，平均每亩产草量只有70公斤，1.42公倾草场才能养活一只羊。

2、当地山羊情况：

（1）当地山羊均系宁夏羊及沙毛山羊的改良后代，皮毛多为纯白，终年放牧，冬春季节对个别瘦弱羊只给予少量精饲料或青干草补饲。

（2）以引进辽宁山羊为父本，与当地母山羊杂交，新产杂种一代母羊再用辽宁绒山羊配种，产生杂种二代，观察一、二代羊的产绒量、绒毛品质、生长发育等。

3、畜群情况：

根据1989年底统计，全市共有绵羊12.5万只，山羊8.03万只（适合母羊4.2万只），山羊占各类牲畜总数的34%左右。

改良结果

1、育成改良羊数量：截止目前，全市共育成改良羊89670只，其中杂一代35970只，占育成改良羊数的40%；杂二代31200只，占二代绒山羊改良过程中，由于高原气候严酷，少雨，干旱，多风，加之山羊流产率高，羔羊繁活率只能维持在60%左右。

2、培育公羊情况：在用杂二代公羊与杂一、杂二代母羊互交所产羔羊中选留优秀公羊进行培育，经初生、四月龄、周岁鉴定，经第一次抓绒测定，产绒量达到0.35公斤以上的公羊作为种羊推广利用。到目前为止，全市共培育公羊1367只，其中，杂第二代公羊685只，互交公羊677只，除本市留作种用外，还支援了其它地区的绒山羊改良。

3、产绒量：当地周岁母羊平均关绒量为0.17公斤，杂一母羊为0.29公斤，杂二母羊为0.33公斤，杂一、杂二周岁母羊的平均产绒量分别比本地羊高70.59%和94.12%，当地成年母羊平均产绒量为0.19公斤，杂一母羊为0.30公斤，杂二母羊为0.39公斤，杂一、杂二成年母羊的平均产绒量分别比本地山羊高54.89%和105.26%。

4、绒毛品质：抓绒时在羊只体侧中部采集绒毛样品3—5克，在实验室进行物理性能分析：

（1）净绒率：杂咱羊净绒率平均29.32—68.20%；当地羊65.54%——69.54%，辽宁公羊较高，为75.08%。

（2）绒纤维细度，杂种羊平均13.85—15.27微米，当地羊13.81—13.84微米，辽宁公羊14.97微米。

（3）绒纤维伸直长度，杂种羊平均7.15—8.59厘米，当地羊7.58—7.63厘米，辽宁公羊9.56厘米，以辽宁公羊的绒纤维较长，当地羊稍短。

（4）强力和伸度，杂种羊绒纤维强力平均4.07——5.57克W，当地羊为4.49克W，辽宁公羊为5.47克W，杂种羊绒纤维伸度为36.09——44.8%，当地羊为31.68——32.82%，辽宁公羊是为38.27%，不寻羊稍逊。

（5）杂种山羊生长发育情况：

羔羊初生活重以杂一羔羊较大，杂二羔羊较小，周岁时，抓绒后活重杂二代羊较大，当地羊稍小，成年羊杂一、杂二差异不大，当地羊稍小，在体尺上杂种羊与当地山羊体高，体长差异不大，便杂二羊的胸围比杂一羊及当地羊都较大。

总之，我参与培育的绒山羊，截止目前，德令哈绒山羊占山羊数的85%以上，每只改良羊比当地羊多产绒100——150克，第只改良羊创收25——30元，经济效益明显。

艰苦创业结硕果

草原的三月，滴水成冰，在产羔季节试验点上我们通宵达旦地守候在羊圈，只听产羔母羊一声呻吟，就赶忙打开手电筒，挽起袖子从散发着阵阵腥臭的胎衣羊水中接过咩咩坠地的羔羊，登记父母身号，测定羔羊体尺，称体重，带耳号。当地参加试验的他拉乡巴力沟三社17户牧民的1400只山羊，分散在两座大山三条深沟里，每产一只都要经过我们亲自鉴定，常常是这家没有接完羔，那家就来告急，哪管风雪阴晴，这家帐篷进哪家帐篷出，没日没夜地在山沟里连轴转，一口气就干它三、四十天，从每年五、六月间抓绒开始，顶着烈日，又量一只一只地测定绒量，母羊产奶量、体尺、体重。配种季节，要一家一户摸清母畜比例，按时串换公羊，8月份还要鉴定选留种公羔，一保羊从小到成年，我们就在它身上要摸五、六遍，通过鉴定观察生产性能，分析改良效果。

如今，我们倾注了全部精力培育的洁白如玉的绒山羊活跃在德令哈广阔的草原，培育的二代和互交优质公羊遍布全省各地，为全省的山羊改良做出了贡献。1979年11月份的全州绒山羊赛羊会上，德令哈市绒山公羊名例前矛，我市怀头他拉乡已成为青海省培育“东方明珠”的基地。1989年前，全市年产山羊绒18.9吨，到目前已达到34吨左右，增加经济收入3020万元。在绒山羊改良基础上，全市相继成立了三个牧业协会，组建了三个种公羊培育场和40户重点山羊改良群，1400只二代互交公羊产绒量均在0.4公斤以上，这些公羊除供应本市牧民需要外，还支援了省内兄弟州县山羊改良，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德令哈市绒山羊改良，不但为牧民开创了致富门路，党和政府为参加这项科研工作的广大畜牧兽医人员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山羊改良中全市被聘任技术职称的21名，助理职称的11名，中级职称的6名。我也从兽医师晋升到高级（畜牧）兽医师，荣获青海省科持成果证书，海西州科技成果证书，1990年农牧渔业部颁发了“丰收奖”，全国兽医司颁发了“全国品种改良先进工作者证书”，1996年参加了第六届国际山羊大会，山羊改良及产品得到了国际国内专家的认可和赞誉，我们所研究的绒山羊项目，也被列为全国科技成果项目。

抚今追昔话绵改

梁良

都兰县绵关改良始于1955年，至今已有42年的历史了。当年5月，都兰县畜牧兽医站从海晏县三角城羊场引进67只新疆细毛种公羊，在巴隆、宗加、诺木洪、香加等乡设4个配种点，于8月份开始以新疆细毛羊为父本，以当地蒙古羊和藏系为母本，进行杂交试验。

各配种点都是土木建成的简易房子，条件简陋，生活艰苦，然而畜牧兽医工作者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全心全意地设入绵改工作。他们将简易房子作为试验基地，自己住在帐篷里，白天在土房里搞人工杂交试验，晚上伏在煤油灯下整理试验经过和各种数据。经过艰辛劳动，终于获得了新蒙一代杂交品种，接着又进行级进杂交，使之向细毛方向发展。至1958年，配种点增加到10个，存栏杂种羊1.56万只，占都兰县西部蒙古族4个乡绵羊总数的30.97%。

1958年－1960年，极左思潮将绵改工作引向大搞催情热配的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方向，3年间共催情热配母羊3.528万只，产羔仅192只，受胎率只有0.71%。1961年，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都兰县又在宗加、巴隆设了两个绵羊改良点，继续坚持试验。到1963年，配种点增加到7个，存栏杂交羊上升到3.3万只，从而使都兰县的绵羊改良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当年，青海省畜牧厅决定，都兰县绵改向毛肉兼用半细毛方向发展，并从海晏三角城羊场及内蒙古调入高加索细毛羊和半细毛茨盖种公羊，从1964年始，正式采用复杂杂交方式培育毛肉兼用半细毛羊，即新蒙（藏）一代杂种母羊，用茨盖公羊进行杂交，产生茨盖新蒙（藏）二代杂种理想型横交固定，非理想型继续用茨盖羊级进三代杂种理想型固定，非理想型予以淘汰。1965年，配种点又恢复到10处，种公羊增加到384只，其中，新疆羊23只，高加索羊54只，茨盖羊104只，种公羊是由县兽医站成立种畜场，专门饲养管理。

杂交实验成功后，县政府及省州畜牧部门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全面推广始于1965年，当时，绵羊改良在蒙古羊产区的宗加、巴降、香加、诺木洪四乡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66年，县政府决定整乡、整社、整队、整群全改全配，改良一批，巩固一批，并向藏系羊产区夏日哈乡扩展，1967年至1968年又推广到热水乡和察汗乌苏、香日德两镇。到1969年，配种点增加到48个，杂种羊数量迅速增加，后来，除热水、察汗乌苏、香日德三乡镇因自然条件限制而停止改良外，其余各乡根据半细毛羊育种最低指标，经严格培育和选择，使半细毛羊改良工作取得了显著收效。到1973年，半细毛羊发展到12.095万只，特别是巴隆乡成效更为明显，半细毛羊达到牲畜总数的84.25%。自此之后，改良母羊也开始按类分群，绵羊改良的推广、普及经费，也开始由国家投资改为由社队自筹。种公羊由原来的由国营牧场饲养必为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管理。

1975年至1986年间，是半细毛羊育种阶段。由于半细毛同质羊数量不断增加，在1－3级、2－4级四类四级分群组群中，理想型的1级及等级公羊不断出现，宗加、巴降等重点绵改地区已建立了育种核心母羊群。为了提高羊毛品质，1977年除主要采用茨新蒙横交固定外，在改造3级母羊时，引入含1/2罗茨新藏理想型公羊进行导入杂交。

为了都兰县的绵改事业，畜牧兽医工作人员长期在基层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夏秋季节搞配种，冬春季节进行绵羊接羔育幼工作，一连几个月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由于他们出色的工作，在1978年召开的青海省科学技术大会上，都兰县兽医工作站荣获了中典青海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授予的青海毛肉兼用半细毛羊育种阶段成果奖。1981年青海省畜牧厅确定都兰县为全省半细毛羊改良一类地区，巴隆、宗加、诺木洪、香加四乡为全省绵改重点乡。1983年8月，国家农牧渔业部、林业部、财政部、科协又授予巴隆乡兽医站绵羊改良科技进步成果奖。1985年，全县育成毛肉兼用半细毛改良羊15.24万只。1986年6月，青海省育种领导小组对巴隆乡半细毛羊群进行了全面技术鉴定，等级母羊10884只，占全部母羊量的100%。1987年6月，青海高原半细毛羊新品种在巴隆线经过省内外专家现场鉴定验收，同年8月6日，由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并决定推广。此项科技成果荣获青海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绵羊改良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据调查，巴隆乡每只普通蒙古羊的平均产毛量为1.49公斤，而每只半细毛改良羊的平均产毛量达到2.83公斤，比普通羊平均产毛量多1.34公斤。最多的每只细毛羯羊产毛量达7公斤左右。1985年统计数字表明，巴隆乡比绵改前多产羊毛3.3万公斤，总收入142万元，比1977年增加59.87万元，年均增长6.27%。据1977至1979年3年调查，羊毛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50%左右，占当年牧业收入的90%左右。1977年至1985年的9年中，巴隆乡为国家提供羊毛99.47万公斤。1980年至1990年11年中，都兰县向国家提供改良半细毛400.07万公斤，支援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了牧民收入，繁荣了地区经济。

都兰骆驼场

梁良卢东升

都兰县骆驼场设在香日德镇，它的前身是西北局青藏运输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青海和西藏之后，青藏之间既有八百里戈壁瀚海隔离，又有数千公尺高的大山阻拦，两地无公路相通，各类车辆无法通行。1951年，西北局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青藏运输队，属西北局公路局管辖，当时的运输队称运输总队，主要运输工具是骆驼。总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每个中队有骆驼1000峰，驼工百余人。全队共有骆驼1.7万峰，职工3000人。这些是国家下达任务从甘肃、内蒙等地以每峰300元人民币买来的，其中大多数来自甘肃民勤及张掖等地。总队队长张志宁，陕西籍，原系国民党西北军的一名团长，后来起义投诚，在青藏公路部指挥慕生忠将军领导下工作，工人都是从甘肃民勤等地招收的。

1955年青藏公路通车后，青藏运输总队改称西北骆驼场，场址设在都兰县香日德镇。驼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运送剿匪部队的物资，同时还担任由香日德至曲麻莱地区的运输任务。驼场的草山主要分布在香日德、香加、宗巴滩、大格勒一带。

1951年至1955年，运输队的行程路线为香日德－格尔木－纳赤台－唐古拉，全部路程约1000公里。当时，在唐古拉山靠近西藏一边的山脚下设一运输大站，驼队运送的货物全部卸在站里，然后由西藏方面的运输站向拉萨驮运。运送的多系军用物资，有粮食、布匹、枪支、弹药、食盐、被褥、衣服等，由时还驮运饮用水。

骆驼以它极强的耐力和负重力被称为“沙漠之舟”，每峰可载重150公斤，从香日德至唐古拉单趟行程约需15天，有时要连续走三天才能找到水草。运输队为剿匪部队提供后勤服务，责任重大，因而实行军事化管理，他们时刻都作好充分准备，一旦有了命令，就立即出发，不分白昼黑夜，也不管刮风下雪，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必须完成运输任务。

在夏季牧草生长的季节，为了让骆驼恢复膘情，大部分时间在水草丰盛的地方施牧。运输时间一般在严寒的冬季，海拔五、六千公尺的唐古拉山上，空气稀薄，温度低到－40℃，山路上到处弥漫着烟瘴，一旦遇上大雪，人和牲畜就要处于饥寒交加的困境，人的口粮和牲畜饲料主要靠空投维系，由于当时条件有限，空投物资往往是杯水车薪，难以救急。有的职工因气候不适，加之营养不足，劳累过度而半路去世，一部分骆驼也因负载过重或草料不足倒毙半途。一般情况下，驼工作将战友的尸体掩埋于道帝，将死去骆驼身上的垛子分散加在其它骆驼背上，待雪住风停后继续上路，如遇紧急情况，连掩埋尸体的时间都没有，然而，物资不能丢掉，如果承运的军用品不能如期运达兵站，还要受处分。为适应当时的运输环境，每个小队规定携带铁耙2把，扫帚3把，三角锅叉1个，帐房1顶，行至天黑，用铁耙将地上的积雪扒开，人各牲畜就地宿营。卸下骆驼背上的垛子，第二天一早再搬上驼背。工人们在途中还要去检拾山坡、路边的驼粪、野马粪，以便充作燃料。人放牧基本上都是青稞面饼子。驼工们在旅途中只能步行，不准骑骆驼，一年要穿破好几双鞋子，发的鞋了不够用，就到剿匪部队的垃圾堆里去捡来破军鞋，用麻绳联上破口，穿旧鞋继续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行进。遇到山高坡陡、雪大路滑的地方，骆驼上不去，驼工还要卸下垛子，将物资一件件扛上山去，然后再驮上背，继续进发。遇到特别恶劣的天气或万分紧急的任务，不仅人会遭受伤亡，就连身高力大，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照样活下，来的骆驼也会因条件不适而大批死亡。损失最多的一次，出发时有骆驼300峰，回来时只剩下100峰。

1956年后，运输队改为骆驼场，其主要任务是为海西境内的剿匪队服务，剿匪任务不重时，向典麻莱地区搞民运，或为地质勘探队服务。

当时，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运输驼队为避免土匪推动，就必须机动灵活地跟阴剿匪部队行进，运送物资，按照上级指示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如果一旦脱离部队的保护范围，人畜、军用物资都会遇到危险。因而运输队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严格按照剿匪指挥部的命令去办，如果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或运送的军用物资有丢失现象，当事人将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为了避开土匪的偷袭，驼队要时刻提高警惕，经常转移到离土匪较远的地方或剿匪队的活动范围之内，有时一晚上要多次转移地方。驼工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在他们身上处处体现着忘我的牺牲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每到一处宿营，就围在矿烛下，坐在雪地上唱歌、打扑克，把疲劳和寒冷置之度外。

驼场工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1957年间，他们又承担了从大柴旦－冷湖－茫崖公路的修筑任务，为海西州的交通运输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后，原西北骆驼场划归海西州管辖，迁往莫河。留在香日德的一部分更名为都兰县骆驼场。随着高原的交通事业日渐发展，骆驼在运输中的作用已被先进的现代化运输工具所取代，当年的骆驼运输队也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使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少骆驼队（场），卖掉骆驼干别的营生去了。都兰县驼场却在改革的风尖浪口上承受住了考验，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柴达木精神，坚持走“以驼养驼，发展多种经营”的路子，现已发展成为以养骆驼为主的畜牧企业。到1996年底，都兰县骆驼场有职工43人，骆驼1100峰，草场约30平方公里，分布大格勒一带。在草原上放牧骆驼的有8户，每户养骆驼120－130峰，年产仔畜70－80只。1996年共生产驼绒3650公斤，出栏肉驼800峰。

从九十年代起，全场职工在场领导的带领下，以市场为导向，以养驼为支柱，充分利用香日德河和靠近109国道线的有利条件，一方面的淤河开荒造田，一方面在公路沿线开办服务行业，1996年，全场有耕地945亩，年收入粮食56万公斤，油料4.2万公斤，同时还在公路附近办起了汽车配件、机械修理、商店、旅社、餐馆等服务点，当年，牧农工商业总收入达到40万元。

莫河畜牧场的变迁

麦日根

1956年6月，西藏运输总队撤销后，将牧工37人、干部14人及骆驼7444峰、马7匹、流动资金19.12万元、固定资产8万元移交青海省，具体由省畜牧厅接管。省畜牧厅接管后，成立了国营青海省骆驼场，场部设在茶卡，下设香日德（第一驼队）和茶卡（第二驼队）两个驼队。1956年，场部由茶卡迁至莫河，并组建农事队，经营农业，购进了1288头（只）牲畜，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边生产边建场。当年全场人员710名，播种面积3003亩，牲畜6871峰（头、只），农业总产值达79.73万元。1957年，为适应柴达木开发建设的需要，场部又改迁小柴旦，设小柴旦羊队和农业点，改名为地方国营青海省小柴旦骆驼场。年底又接收柴行委正在筹建的阿拉尔牧场，全场人员781名，播种面积7747亩，牲畜6786峰（头、只），农业总产值达73.32万元。1958年2月，场部迁至大柴旦，接收了柴行委移交的大柴旦牧场和大柴旦蔬菜农场，又列名为地方国营青海省柴达木骆驼场，改属柴行委领导，全场人员达968名，播种面积7500亩，牲畜7434峰（头、只），农业总产值达75.70万元。1959年复归省率牧厅领导，将大柴旦蔬菜农场移交给柴工委，单独建场，全场人员达1776名，播种面积7230亩，牲畜7525峰（头、只），农业总产值169.68万元。1960年又将阿拉尔、大柴旦羊队分别移交给茫崖工委和大柴旦工委，单独建场，同年10月，场部由大柴旦迁回莫河。1961年，全场人员达1587名，播种面积5532亩，牲畜达4371峰（头、只），农业总产值达100.119万元。1961年12月，征得海南州委同意，将原茶卡驼队的2100余峰骆驼迁至海南州共和县，临时借用切吉、黑马河、英德尔等地区的草场放牧，在茶卡仅留600余峰骆驼，成立驼工队。1962年共和县草场成了问题，又将1500多峰骆驼转回茶卡。1964年又因草场问题迁返大柴旦放牧。1966年更名为地方国营青海省海西骆驼场，全场人员达1514名，播种面积6885亩，牲畜达5636峰（头、只），农业总产值达909.15万元。1970年改归海西州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各，年底将驼工队移交大柴旦领导。1976年5月，将香日德的驼一队移效都兰县领导。1979年，海西州骆驼场更名为青海省海西州莫河畜牧场。全场人员达1630名，播种面积6300亩，牲畜达851峰（头、只），农业总产值达850.44万元。1956年莫河畜牧场成立场属采盐队，生产原盐。1989年7月改名为青海省海西州莫河牲畜场盐厂，全场人员达1070名，播种面积5977亩，牲畜892峰（头、只），农业总产值达25.7万元。

建场35年来，共生产粮食和饲料20425.81吨，油料635.62吨，育成各类仔畜11.26万头（只），总增各类牲畜8.03万头（只），为国家提供各类种畜和役畜3.5万头（只），生产羊毛406吨，驼毛333吨，肉食1159吨，皮张7.7万张，为海西、玉树、果洛、海南等州县承运粮食、原盐、百货、煤炭等物资5万余吨，为地质勘探、测绘、军事支前，出租骆驼80余万驼工日，有力地支援了柴达木开发建设和各兄弟州县的开发建设。

赶着牛马进戈壁

颜宗泰

1955年春夏之交，奉省公安厅命令，德令哈农场派我去省厅接收大通县作价给德令哈农场的一大批马、牛、羊牲畜的任务。于是会同大通县财政科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海北各地，经过五、六个月的时间接收了卖给农场的马千余匹，牛千余头，绵羊万余只。这些牲畜大部分集中到原放牧地皇城滩草原（皇城当时仍归青海省管辖），由鄂文清同志率七、八个干部组织、管理和放牧。

1956年夏季，农场领导命我去皇城滩将马、牛等大牲畜和部分羊先紖赶运回场。

当我到皇城滩时，正是水草丰美、畜群膘肥体壮的大好季节。我首先是组织兽医技术人员及全体干部，对所有牲畜进行全面检疫，然后分出应赶运的牲畜进行组群，我们把200余匹马，分为3组，把1200余头牦牛、犏牛分成5组，内用满口羯羊1200余只编成2组。依据“藏民的牦牛认一顶帐篷”的道理，每组都有一顶较小的黑牛毛帐篷固定牲畜认圈目标。在皇城滩尚留有近200匹马，五、六百头牛，近万只羊。仍留鄂文清同志负责带六、七个干部、兽医等放牧。我们赶运牲畜的干部共5人，有许宪琪（兽医）、李公保、杨玉恒、曹玉章加我本人。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我自配有手枪，以资护身、护牲畜，工人干部均有乘马。我们确定走柴达木的草原路线，要经过甘肃三个县，青海的五、六个县，估计全程得七、八百公里，需时50多天，上述计划均分别上报劳改局及德令农场备查，也是以防万一的组织手续。

经过认真周到的准备后，我们便打起“青海省德令哈农场”的三角红旗，从皇城滩北山草坡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首先进入了山丹牧场草原，平素我们两家虽是近邻，有过往还。但这次赶运如此大批牲畜过境，若事先联系，他们是不会让我们通过的。只好临时硬冲。当他们发现时我们的畜群已深入其境内两公里多时，军牧场的一个分场来人阻拦我们，经再三商谈，只允过境，不许停留。尽管这样他们仍不放心，遂派了四、五个背枪乘马的“牧马人”，名为护送过境，实际进行监视，到傍晚始撤退。第二天、第三天仅远远看我们赶牲畜行进。第四天，我们赶着畜群进入扁都口，在山峡中住了一夜，天亮后过了山峡进入青海祁连县。为防止畜群掉膘，好好驻牧一天，以后便采取走七、八天休息两天的办法，又走了两三天，过了木勒河（即北大通河）进入海晏北山。我们行进的次序是：先为羯羊群，边啃草边前进，次为牛群、马群。我个人每日迟行一小时，逐个检查各个帐篷窝子，察看有无未熄灭的火种及遗物，然后哏在畜群后边观察边前进。有天我发现羊群边啃草边循序前进，经仔细看，原来每群前面有三四只大白种公山羊，整个羊群跟着这几只领头山羊前进，不然纯粹的绵羊群一遇狗叫等情况时则畏缩不前或围堆堆转，我这才明白“带头羊”的真正含义。同时也很佩服编组赶运羊群的杨玉恒队长（乐都人，部队转业干部），他有意从皇城滩挑选了几只山羊带路，证明他是有经验，有见识的。

过了木勒河，天突然下起鹅毛大雪，我们浑身湿透发冷，但赶到宿营地时帐篷早已搭好，帐房里已是暖烘烘的，一堆旺旺的煤火在燃烧，我们吃了顿羊内尕面片，暖暖地过了一夜。据牧工讲，附近大路边有不少煤坑，随便可挖，于是我们把空出的七、八只都携带了原在皇城滩的挤奶工具，牛群有不少产奶的母牛，可以喝到奶茶，休息日还要以吃到酸奶。傍晚我们还能远远地听到牧工们悠握手的笛声，这也是行路中的乐趣。走了20多天到了刚察县沙柳河滩，在这里原打算驻牧四五天，恢复牲畜体力，补充人的口粮，钉马掌，向农场发报或写信等。孰料，当我们下好帐篷，来了一位副县长，向我们了解情况后，让我们驻牧一天就动身。原来河滩一带是牧民的冬季草场，我们这么多牲畜吃掉过冬草场，影响牧民过冬。经再三说明原委后亦仅允驻两天。可是已行路20多天，若不多放牧几天，牲畜势必掉膘，到农场后会耽误生产，于是就采取了隐蔽牲畜的措施，副县长规定的时间一过，即掉了每组帐篷及打的旗帜，仅留一顶大伙房。天麻麻亮就把牲畜全部赶进北山沟中吃草躲避，等到满天星斗闪烁时赶回河滩，实际上当时法地牧民已全部移到青海湖边放牧，附近没牧民，不易发觉，就这样混了3天，又成群结队地前进了。当时牧区仍为私有制，过刚察县时曾遇到赶牛赶马的一两帮牧民，得知我们过境的消息后，特意从远处赶来马牛混群，，企图偷偷掉换我们的良种马、牛，。我们的马绝大部分是红枣骝、黑枣骝马、毛色好看，马匹英俊，牛也个个体壮，引起牧民羡慕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赶上马牛畜群硬要伴随我们的畜群同行，但我们的畜群已组建多时，合群惯了，不易赶散，伴行半日目的没有达到便怏怏然自动退走。

到天峻草原的一天夜里，我们突遭狗熊袭击，200余匹的一九马失踪了，直到第2天在驻地以北约30华里处的一山沟发现，当时两只狗熊还围着马群转，幸好马群中有几匹壮年公马，夜幕时充当了最好的保护者。它们和狗熊奋力搏斗，结果一匹马也没遭伤害，我们的干部胡乱放了两枪，吓跑了狗熊。我们就这样赶赶停停地走了14天才到达德令哈，当时农场庄稼全部收完，大面积农田中麦茬高，且遗留不少麦穗，又长着青青的杂草，都是牲畜最好的饲料。经过清查，大小牲畜无一损失。马群、牛全未掉膘，羯羊在皇城出发时有二指膘，到农场测定时减膘半指，仍肥壮，因此，全场皆大欢喜。受到场领导及于部的赞扬和热情欢迎、接待。德令哈的牲畜则全部分到各个生产单位饲养、使役、繁殖。拨给马海农场的部分马群、牛群则由曹运章同志负责赶去。

这次长途赶运大批牲畜成功的主要体会是：一、对工人、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得紧，每个人都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一致认为护送这批牲畜到柴达木是对农场、对国家的直接贡献，体现了崇高的爱国思想。二、组织工作搞得好，做到了干部固定，工人固定，畜群固定，提前两月编组分群后，没再变动，直到目的地。不论刮风、下雨、下雪，每个工作、干部夜晚都跟畜群放牧、守护十分劳累辛苦。三、工人、干部生活福利较好，我自德令哈动身去皇城前，经报请场领导批准，办好赶运工人的御寒装备，备好沿途食物等。给每人制作皮认一件，藏靴一双，其他自备。行进中依据当时省财政厅规定每日每人补助五角的标准兑现，备足了改用的兽用药品及人用药品，途中尽力做到劳逸结合，适当休息，恢复体力，因而胜利完成了任务。

我省四个大中型矿床的发现经过

朱新德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振兴经济，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加强地质找矿势在必行。五十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不论书刊和口头上都强调“地质找矿是工业的尖兵，化验是尖兵的眼睛”。这个估价是符合当时客观事实的。谁忽略这一点，谁就要付出一定人代价；谁重视了这一点，谁就尝到甜头，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四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比较深刻的。作为一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认真回和总结以往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后来者，也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现在根据化学反应异常发现四个大中型矿床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地质实验工作者如何发挥所长，不放过碰到的任何一个找矿信息，为地质探矿提供有效依据的。

1957年9月：从焰色找到全国第一个特大型柴达木盆地盐湖锂矿床。

1956年5月我奉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的命令，调到西藏地质局负责筹建拉萨地质实验室，并担任该室技术负责和主任。当实验室基本建成并开展工作后不久，由于西藏的社会局势发生变化，中央决定驻西藏人员按计划撤回内地，由于地质矿样较多，我和一部分同志留下完成任务最后撤出。直到1957年7月我才从拉萨撤回青海，9月下旬奉地质部命令，去柴达木盆地东部察汗乌苏化验室报到，分配到化一组工作。不久，我接受了大柴旦地质队技术负责范敏中等送来的一批普查找硼的卤水样，其中有两瓶是东西台吉乃尔湖的卤水样，要求分析钠、甸、钙、镁、硼、硫酸根、氯根、碳酸根等一般盐水分析项目。当我用火焰光度计测完钾、钠时，发现火焰呈黄光中带较深的樱红色，我以为该水样中含有大量的碱土金属钙、锶在干扰，于是将样品经过化学处理，分离掉所有碱土金属，并将分离后的溶液再进钾、钠测定，但樱红色在钠的黄光中仍然很强，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稀碱金属锂在干扰，重新配了锂标准，换上的滤光片测定之后，使我十分惊讶，原来是一个锂离子含量很高的卤水样。在我10多年的测试生涯中，从未发现自然水样中有这样高含量的锂，是锂矿点！我反复仔细的进行分析，并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照，还将蒸干残渣进行光谱半定量分析，确定高含量毫无问题，最后将每升含锂300多毫克相当氯化锂2000毫克以上的报告随其他成份分析结果报给大柴旦地质队。在报告上我特别另纸证明“请注意东、本台吉乃尔湖水中含有高含量的盐，可能形成锂故床，希进一步详查！”并将另一份报告及请安排盐工作的信一并寄给西宁地质综合大队地矿处。当时我查过其他考察报告均无此信息，当年该地质队在编写《1957年地质普查工作总结报告》时建议对盐湖卤水含锂矿进行地质测量。1958－1959年，为了加强东、西台吉乃尔湖锂矿评价工作，632队四分队等地质队投入钻探、槽探、勺探等工作量，并采大量卤水及盐样进行测试评价，1959年6月，全国第一次稀有无素专业会议确定将柴达木盆地一里坪、东、西台乃尔湖矿床列为我国稀有元素主要基地之一。地质部依此精神责成柴达木地质队，在上列矿床勘探评价的同时扩大矿床远景，柴达木盐湖中找锂得到普遍重视。到1959年底，在上列三地氯化锂储量超过1300万吨以上，成为我国锂矿重要基地之一，世界罕见，在我省列入全国第一的十位矿产中，锂名列第一，这将对柴达木西部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锂在冶金、轻工、陶瓷等工业中有重要作用，在军工、航天、高科技工业中也愈来愈显重要，前景广阔。

1959年6月：从溶液的颜色差异找到了富镍矿床。

离化隆县城南8公里的拉水峡矿化地区，在1955年至1958年期间，有西北地质局639队及苏联专家等先后进行踏勘和普查，认为是个铜矿化点且露头不明显而未被重视。

1959年6月，东部地质队三分队在普查矿区时，采取了几块矿石标本送到西宁实验室，只要求分析铜的含量。碎样后，我将此任务交给化二组技术员彭云顺用氨底液极谱法没定铜。下午我到该组了解分析结果，彭云顺告诉我，该样品铜含量在千分之三以下，不够工业品位。当时我很诧异，是否化验有错，因为样品送来时我曾看过，原样呈黝铜色较富。我进一步去看测铜样溶液，发现该铜氨络离子溶液不显宝石蓝色而呈污蓝色，当时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镍氨络离子的颜色，即刻交光谱半定量检查，确证是镍，又让彭云顺用不同方法进行测定。结果证明，镍含量最高在15%以上，而铜含量仅0.3%以上，确证是个富镍矿点。我将此结果及时向地质队发出报告并提出重视复查工作。同时委局面和口报告给局党委书记高保中局长，请给于重视。后经队复查确证后，引起地矿部和局领导的极大重视，于1960年初组建化隆地质队从事拉水峡矿区及外围镍矿的普查、勘探和评价工作。当时有可能找到像祁连南坡甘肃金川镍矿类型的矿区。1960年3月，北京地质学院奉地质部指示，由李万亨、李紫金老师率领勘探、物探、水文、普查等系的百余名同学来矿区外围进行普查。一年半的工作，交出富镍矿储量：镍1.5357万吨，伴生铜960吨、钴128吨、铂族总量297.6公斤，属小型镍矿床。

1966年10月：从极谱波的差异在德尔尼找到大型钴矿床。

果洛德尔尼铜矿床，位于玛沁县境内，离大武镇15公里。从1958年12月果洛地质队发现到1965年继续普查勘探，初步确定为大型铜矿床。为了化验结果及时，队要求成立化验室，只作铁、铜、硫、锌四个项目。西宁实验室派李章庆等技术员前往，仪器、药品、设备、标准试剂及分析方法等均由西宁室配给。1966年10月，队化验室送来一批外检样品，经化学组分析后将结果送给我复查，发现锌的结果呈系统正误差，有个别超差，这是个严重问题。我认为队化验组一直用比较成熟的锌氨络离子极谱法测定锌，标准是从西宁校正后带去的，李间庆同志技术熟练，是位极谱分析工作的老手，分析结果不会出现问题，排除以上原因后，我考虑只有其他离子干扰这一个原因，最大可能是钴离子，因其半波电位与锌相近。为了慎重，将样品送光谱半定量检查，发现这批样品中普遍含有钴0.1%左右，够工业品位。锌产生系统误差的原因就是锲的干扰。在锌铵极谱底液中，锌的半波电位为1.38伏，而钴铵络离子极谱半波电位为1.32伏，当锌含量高时，钴、锌两波相连，误以为锌波，形成的结果系统编高。于是立即发报告给队化验组，另通行下列情况：（一）用铵盐底液极谱法测定锌，要注意钴对锌波的正干扰，可用草酸络合钴或用其他化学方法消除钴的干扰，进行锌的分析。（二）转告队长及总地质师，该铜矿床伴生钴含量已达到工业品位，应重视钴的矿量工作。同时，将已采过的样品，补作钴的分析，找出规律，以利评价。队化验组技术负责人后来告诉我，锌结果已经更丄，建议已引起队领导的重视。在以后所采的样品，除前四个分析项目外，增加了钴的基本分析。后来几年的地质钴探工作，从地质矿产储量确定了钴在该矿床中的重要价值。直到七十年代初期，在提交铜矿储量54.5万吨的同时，交出与铅价值相当的钴储量2.85万吨，并将原名德尔尼大型铜矿床更必为大型铜钴矿床。

1970年7月：推断矿物成因将元石山小型铁矿更名为大中型铁镍矿。

元石山位于青海东部平安县古城乡，北距该县27公里。1958年4月全民大办钢铁时群众报矿发现的。经东部地质队普查勘探一年半，于1959年10月探明铁矿储量不到200万吨，伴生镍0.5万吨，属小型风化淋沪型褐铁矿床，镍的含量1%左右，根据省外有关单位分析，确定为硅酸镍，工业不能利用。

1968年在国家加快各省钢铁工业建设战略布置下，青海钢铁厂、西宁钢铁厂相继徘徊建立，对铁矿需求甚急。计划利用元石山铁矿，因伴生有益有害元素不清，矿物质赋存状态末进行研究，省计委要求地质局负责解决。地质局将此任务交给西宁中心实验室。当时我受到“反动技术权威”、“旧社会残渣余孽”的影响正在住“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当年6月29日上午，管生产的造反派当权人物找我谈话：“现在要组织元石山铁矿物质成分研究组，让你担当此任务，重点解决镍的存在状态和弄清其他伴生有益有害元素的物质成分，年底完成并报告。”我接受此任务后，首先查阅有关资料，仔细观察送来的5个代表不同层位的样品，该矿是超基性岩风化淋沪型矿床，粒度极细，显微镜下无法辩认。我考虑到，在含95%以上的褐铁矿、针铁矿、水针铁矿形成过程中，为什么镍单独形成形成硅酸镍呢？二氧化硅的含量只有3%左右，从矿床形成的过程推断，很可能是氢氧化铁、氢氧化镍和硅酸呈胶状同时形成，在形成过程中，大量氢氧化铁胶体吸附氢氧化镍、硅酸，镍被大理铁包围，此各情况下，镍可能呈氧化镍状态。那么为什么有人却定为硅酸镍呢？这就得从沿用的物相分析方法找原因，该方法对大量氧化铁包裹的氧化镍是溶不出来的，可能被误定为硅酸镍。经过两个多月的化学成分相关分析、磁化焙烧、氨浸试验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证明，元石山铁矿中的以氧化镍状态分散包裹于氧化铁胶体中，用氨浸法可以提出镍和钴含量90%以上，工业是可以利用的。将此结论及其他有益、有害成分如铬、砷、锰、钴等的试验报告于10月左右送局和队。后经1971－1975年地质队的补勘工作，及北京矿冶研究院、首钢研究所、有色冶金研究院、青海钢厂、昆明冶金研究所等权威单位多次扩大试验，还原焙烧和氨浸等镍、钴浸出率均得到满意结果。地质专家认为在这类“红土型”矿床中镍以氧化镍状态或硅镍聚全态分散包裹于氧化铁胶体中，用氨浸极易浸出。这种认识不仅对本矿床的研究与评价是一重大突破，也对我国这类红土型矿床中以认为全是硅酸镍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为这类矿床的重新认识与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肯定了我的推论和试验是有作用的。经过几年的地基工作和试验研究成果，元石山这一小型铁矿改变成近10万吨镍、770万吨铁的大型铁镍矿床。

以上四个实例，是我亲身实践且经过地质勘探验证而有成果的。在我从事地质实验工作40多年的历程中，高度重视每个找矿异常的出现，待确证之后，及时通知送样单位，重要者报告上级领导，请求予以重视，如湟中黑沟峡送来的样品中含有高含量的磷灰石及重稀土，柴达森样品中发现5%左右硝酸盐等，我将此信息通知区域地质调查队后，主管生产的程俊副队长亲自乘车前往踏勘，因未投入工作量，情况说不准。但也不少信息石沉大海，实在惋惜！例如1972初，我在劳动中曾抬过重机器而晕倒，昏迷多日，引起重病，住院开刀，出院后被安排到生产办公室，每日收样品，审查分析报告，发报告等。在这一年，我从各队样品分析结果中，将各队未提出异常成分及错定名称的样品中的异常元素，提出化学复查确证后，在编发报告时还告别提出队及局领导应注意安排工作的异常点。1973年元月，我又将这些异常点汇总出20多个元素、38批报告。几百个矿样，异常元素均超过工业开采吕位，如金从20克/吨到200克/吨，银千克/吨，氧化铬达到20%以上，五氧化二磷大于25%，稀土、钼等元素大于0.1%，铜、锑、镍等大于1%以上，这个汇总报告中阐明了送样的队别、原编号、采样人及采样地点，各队提出的样品名称及我认为矿点类型及够工业品位的异常元素及伴生元素等等，送到局地矿处及陈鑫总工程师，同时提请领导重视及时复查，当时陈总说“一定告知你们一个下落”。但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全部信息石沉大海，十分可惜和遗憾！

白手起家的锡铁山铅锌矿

耿川云

锡铁山的勘探

锡铁山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西北离大柴旦72公里，南距格尔木137公里。敦格公路从矿区西南3公里处通过，并与矿区公路相连。根据勘探资料，仅铅锌两项矿体绵延即长达10余公里，宽约300公尺，是我国罕见的铅锌矿床。

早在清进咸丰年间已有过原始的短期开采，但这个深居浩瀚戈壁的铅锌矿区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1952年，一位长期生活在柴达木盆地的蒙古族老人写信给人民政府，报告锡铁山有铅锌的消息。次年8月，地质部青海地区预查大队，首次进入柴达木盆地考察锡铁山。找到了锡铁山。在这里他们忍受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在山沟里风餐露宿，进行了3天的踏勘调查之后，带着丰收的无限喜悦和激动不已的尽情胜利地踏上了归途。

1955年8月，柴达木石油普查大队第二分队奉命驻矿初查，12月，西北地质局671队和西北地质局639锡铁山地质队先后开始对锡铁山矿进行多次地质调查和矿产评估。于1959年9月，提交了《锡铁山铅锌矿床最终地质报告》。从初查到拿出地质报告，共历时3年多，耗资近千万元。1959年10月10日，国家储委以193号决议书对地质报告暂作批准。

在已经探明的3条矿带上，大小矿体145个，矿体倾角55°－65°，属急倾斜。产状基本稳定，但分支复合明显。总储量高达2277.87万吨（不含远景储量）。常见金属矿物有方铅锌、闪锌矿、黄铁矿、伴生元素有金、银、硫、铜、锗、镓、镉等10余种，矿石平均品位：铅3.8%、锌4.8%、金0.39－1.20克/吨、银19.8－46.6克/吨。储矿量，仅金属铅锌也在700万吨以上。锡铁山铅锌矿不仅储量多，而且质量好，矿石品位一般在30%以上。专家们踏勘视察以后所下的结论是，“锡铁山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铅都”。

铅锌矿的开采

1957年11月28日，由30人组成“柴达木锡铁山铅锌矿生产队”进入矿区，捡拾地质队勘探遗弃的富铅矿块。1958年1月，中共柴达木工委从所属机关单位下放干部34名，到柴达木锡铁山铅锌矿生产队工作。由胡庆贵同志任队长，我任支部书记。下设生产办公室、财务室、人保科、总务科、党办、行办、4个采矿分队等机构。当时，我们带着向各部门借来的铁锤、镐头、钢钎、铁锹等简单生产工具，在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设备的情况下投入生产，开始了锡铁山白手起家的创业史。胡庆贵和我在地质队的帮助下，带领大家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战胜重重困难，爬山越岭，主要以手选方式捡拾地质队勘探过程中的富矿石，到年底共捡拾矿石3.8吨。

1958年3月，为了加强生产力量，我们除从兰州、西宁等地招收工人外，又从白银有色公司、沈阳冶炼厂等单位调来一批生产骨干。从1958年5月，开始了露天开采氧化矿工作，使铅锌石的生产量不断提高。同年7月，柴工委将“柴达木锡铁山铅锌矿生产队”改为“柴达木锡铁山铅锌矿冶炼厂”。由胡庆贵、张洪富二位同志任副厂长，李建天同志任党委书记（未到位），任立林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下设生技科、财务科、人保科、供销科、坑口办、冶炼车间、机电车间、统计科、总务科、化验室、基建队、汽车队、党、团、工会等机构。

1958年是锡铁山大发展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生产了近10万吨矿石，有4万吨矿石运销沈阳、上海、长沙等地，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建设。同时也对柴达木盆地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改变了柴达木有进无出的历史，上交利润2000万元。在“采炼并举”的原则下，我们还用土法炼出了很多金属铅，制成耐火砖、石膏、硫磺等新产品。在技术革新运动中，这个厂所创造的流槽、流绳和铁筛选矿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方法，为国家资金38120多元。回想当时的生产情景，工人们的生产热情很高，劳动竞赛此起彼伏。在生产中工人们一般一口气能打300锤，但胡木林、王道民二位班长一口气能打1200锤赢得了我们大家的敬佩。

1959年3月，中共柴工委又将“柴达木锡铁山铅锌矿冶炼厂”改为“海西州锡铁山铅锌矿”。由任立林同志任党委书记，张洪富同志任矿长。下设机构没有变。1959年全民“大办工业”，职工人数达到1564人。我们添置和安装了一些必需的技术设备，采矿作业面也发展到20多处，年采矿量达10余万吨，运输矿石的汽车每天数百辆交人，当年完成采矿量57200吨。

1960年国民经济步入困难时期。10月，海西州铁山铅锌矿宣布停产下马，除留70余人看守矿区外，大多数职工调往青海省化隆镍矿。我被调到鱼卡煤矿工作。

1962年7月，在冶金部的扶持下，海西州重新组织了锡铁山铅锌矿的开发工作，并拨付资金12万元。同年12月山北17－21线3222米以下的Ⅱ₂矿体的开拓工程破土工，至此，锡铁山铅锌矿开始了正规的地下开采作用。（麦日根整理）

五十年代柴达木盆地见闻

朱新德

无奈与振奋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北部，海拔2600－3600米，面积25.5平方公里，由于气候干旱少雨，沙漠、戈壁、盐滩占了绝大多数地区，尤以西半部为甚，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为“死亡之海”、“不毛之地”。四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不久，总想有机会对生我养我的青海人民作点奉献，我常想诺大的柴达木是否有工矿资源可利用，能否找到可能发展的一点希望！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组织柴达木工矿资源考察队，我有机会参加曾在祁连山西部、阿尔金山及柴达木西北部乘骆驼考察8个月，于1947年12月下旬发现了柴达木第一个150米油沙覆盖的油田――油砂山。在不顾严冬酷寒，实地考察4日后，我兴高采烈，以为柴达木有勘探开发石油的希望。并可打破美国专家在玉门油矿曾说过“柴达木盆地不可能生成石油地层”的错误论断。但当面对时局动荡，政府腐败，国家贫穷，人民苦难，加上地区太艰苦的种种现实，又使我冷静下来，长叹一声，抱着“像这样的油田要勘探开发，至少在二百后以后”的无奈与失望的心情返回兰州。

所幸不到两年，大西北相继解放，新中国一经成立，党中央即着手发展经济。由于旧中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经济不只落后而且到了全面破产的地步，资源不清，经济发展困难重重，首先必须组织庞大的找矿队伍，搞清资源情况。当1952年毛主席听了老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的意见后说：“地质工作很重要！”决定成立了地质部及六个大区地质局，李四光任部长，并且首先找石油放到战略地位。当时外国专家下结论：“中国是一个贫穷国家，必须依靠洋油”。李四光部长从地质力学的理论推断出我国柴达木、华北、松辽平原有生成石油的可能！并将柴达木盆地列入国家重点找矿的战略计划，不久就调兵遣将，组成专业队伍，很快形成了千军万马上阵找矿的局面。我认为五十年代是柴达木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据我当时的见闻和亲身经历，记录下这一壮烈的建设景色，留给后人。

全面找矿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柴达木的第一只勘探队，是1950年4月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组织的“青海柴达木调察团”。科技人员从甘肃、陕西有关研究单位抽调，其他保卫和组织工作由青海负责，我有幸参加，担任土壤调查。4月下旬，背着行李随带仪表及工具到西宁报到，住大什字昆仑饭店，由一位工业厅顾问吴老先生负责，科技人员有农业、畜牧、森林（包括草原）、水利、兽医、土壤等各类专家，除农业王玉成由陕科所调来外，其余均从甘肃抽调。团组成时由于柴达木尚未建立正式政权机构，散兵游勇、土匪出没无常，青海省党政领导决定派解放军一军李正茂师长兼调查团团长，并派政委、后勤部长各一名，派一个骑兵连为先导，半月前向察汗乌苏出发，一个加强排随调查团乘汽车同行。4月底一切准备就绪，到5月1日6时在西宁市“五一”庆祝队伍上街前，乘5部卡车（其中有两部带有绞盘钢丝绳的大卡车）及一部吉普车，吴老先生和科技人员6人在一起，出西门向柴达木行进。因路况太差，翻浆地段太多，每日行进不到百里，曾在青海湖畔黑马河段（当时称大喇嘛河）、沙柳河、橡皮山、夏日哈陷车多次，几乎翻车，好在绞盘车前后推拉，才拖出泥坑，于5月8日到达柴达木东部蔡汗乌苏。在盆地东半部勘查11个地区，费时3个月，所写勘查报告为后来建设大小国营农场和青年城镇提供了依据。1951年，省工业厅成立资源调查组，于次年8月在察汗乌苏发现两个铜矿点；1953年，地质部派老专家佟城等到锡铁山、沙柳河进行了矿产踏勘；1954年，燃料工业部国家石油局派6个地质队3个重磁力、测绘、手摇钻井队，组成柴达木石油地质大队，从盆地西部尕斯库勒到刚察数千公里范围内进行普查、细测，发现阿尔金山南坡13个可能储油构造。同年，地质部成立青海地质办事处。1955年，地质部派高保中为队长兼党委书记及关佐蜀、朱夏为主任地质师，成立632石油普查大队，以9个分队从油沙山向东开始对柴达木盆地进行大规模石油普查，发现64个可能储油构造及14处油苗及大柴旦硼矿、鱼卡煤田、锡铁山铅锌矿等。1955年12月，西北地质局派639队对锡铁山正式勘探，派671队、673队、677队在小柴旦、都兰、诺木洪等地开展矿产调查，发现一批铁、铬、金、煤等矿产地。同年，青海石油勘探局成立，组成16个地质队在盆地北缘发现大风山等14个储油构造，细测了油泉子等7个构造并钻出原油。1956年，地质部632队组织17个分队，对盆地北半部进行地质详查和20多个构造细测，在冷湖发现油砂层并钻出了原油，在俄博梁、马海等地勘探到天然气显示。同年，地质部派出物探、水文、测绘、地质力学4个专业队到盆地工作，圈定了132个可能储油构造。青海石油勘探局细测了南翼山、土林堡21个构造，并成立了中心实验室及综合研究队等科研机构，分析了岩相特征、厚度变化、沉积物来源及古生物鉴定等，进行了西部地层对比。此外西北地质局639队、678队、632队对锡铁山铅锌矿、鱼卡煤田、旺尕秀煤田钻探证明为大型矿床。普查发现了小唐古拉山铁矿、水晶矿；沙柳河铅锌矿、大柴旦石灰沟、野羊沟煤矿等有远景的矿田。7月，苏联专家舒金到大柴旦考察硼矿，中科院化学所、地质所组成盐湖考察团到柴达木湖进行考察，机构工业部三局派出209队、182队对盆地东部进行放射性矿产普查，食品工业部派队到茶卡盐湖勘探并交出近5亿吨食盐储量。同年，青海地质局筹备处成立。1957年，地质部石油普查大队对盆地及周围山系边缘进一步进行普查区测，年底，马海喷出大量原油；石油勘探局以14个地质队对盆地进行构造细测、钻探、物探、水文及综合研究等。同年，海西地质队在西从赛什腾山东至沙柳河的广大地区展开地质普查、钻探，并对雅沙图、察尔汗、小柴旦、冷湖、昆特依等11个盐湖进行了踏勘。8月，中科院化学所、轻工部盐务总局及青海石油普查大队共同组成柴达木盐湖考察队。同年，冷湖原油生产，锡铁山铅锌矿、大柴旦硼矿、煤矿开采。1958年4月，青海地质局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全省地质找矿工作，组成了工种多样、技术先进的22个地质队伍，包括物探、化探、水文、区测、实验及钻探等。掀起了以铁为主的群众找矿高潮，发现了近千个金属矿点及矿床。局属石油普查大队以17个分队对全盆地再次展开石油普查和找矿高潮，普查地区近8000平方公里，发现和找到矿点200余处；海西地质队以4个分队对大小柴旦湖硼矿、察尔汗钾盐矿、绿梁山铬镍矿及木里、旺尕秀、大煤沟等处煤矿进行了勘察，此外，区调队、水文队亦进行了大面积工作。同年，石油勘探局以18个分队在盆地西部和北部进行1：20万的地质普查和1：5万地质详查，完成约3万平方公里面积，发现19个可能储油构造，在冷湖打出一口日喷原油800吨的高产油井，喷出的油形成石油湖，吸引了不少野鸭误落其中。该队对南八仙等23个构造进行细测，并在40个构造上进行了约30万公尺的钻探。此外，中科院化学所组成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调查了马海、大柴旦、察尔汗等盐湖的形成、物质来源及水文情况，并对盆地盐类矿床的成因及远景评价提出了意见。直到1960年，地质探矿、科研工作者、工人等近30000多人云集柴达木，战风沙、斗严寒，充分发扬了艰苦奋斗、战天战地的精神，含辛茹苦、忍饥耐渴地进行找矿和评价盆地各类矿产资源，效果十分显著。可以说，柴达木盆地的绝大多数矿产是在这10年发现和肯定的。

辉煌成就

五十年代短短的10年间，柴达木盆地由一个灰朦朦可怕的瀚海戈壁变成了一个金灿灿的聚宝盆，真乃千古少有，中外罕见！其成就之巨大，笔难尽书。现只从资源、城镇建设及精神文明三方面概述如下：

（一）资源发现的勘探：（1）石油和天然气。在柴达木北部初步找到130多个可能储油构造，探明了尕斯库勒、冷湖、花土沟、开特米里克、绿草滩、油泉子、油砂山、七个泉、尖顶山、南翼山、红柳泉、咸水泉、鱼卡等13个油田及马海、涩北、台南等5个油气田，为建立柴达木炼油厂，为动力机械解决燃料及化工原料提供依据。（2）金属矿产。发现矿点和矿床200余处，探明洪水河、清水河白石崖、海寺铁矿４处，锡铁山铅锌矿、沙柳河多金属矿及沙柳泉铌钽矿各１处。（３）盐类矿床。探明特大型台吉乃尔等锂矿床４处，特大型天青石矿床２处，特大型察尔汗昆特依钾镁盐矿床２处。大中型尕斯库勒、大浪滩、马海钾镁盐矿床３处及察汗斯拉图、一里沟大型芒硝矿床２处，茶卡、柯柯中型盐矿２处，大小柴旦大中型硼矿床２处。（４）建材和非金属矿床。，勘明茫崖特大型石棉矿床１处，六五沟大型白云母矿床１处，旺尕秀大型石灰岩矿１处，吴曼洞大型水晶矿床１处，海寺特磊型硅灰石矿床１处，尕海水泥粘土及沙柳河中型长石矿床及木里大型煤矿等一大批国家建设急需的矿产资源。这些初步探明的矿产，其潜在价值上万亿元，占全省探明矿产储量潜在价值的９３％。以五十年代金价推算，相当两万吨黄金的财富，真是一座巨大的金山！全国屈指可数！柴达木的世变，给青海人以巨大的鼓舞并撑直了青海资源大省的地位。

（二）建设了绿洲农业和新兴城镇：五十年代初，在我勘察柴达木东半部时，除几户零星的农家外没有一座镇和庄园。当探矿大军一批批进入柴达木后，新兴城镇和大／中型国营农场拨地而起，如德令哈、诺木洪、香日德、乌兰、都兰、赛什克、夏日哈、查查香卡、怀头他拉、格尔木、马海等十多处，此外尚有以资源开采为依托的工业城镇如茫崖、冷湖、花土沟、大些旦等城镇。在交通方面，修筑了几千公里的公路，尤其在盐湖上修筑成世界上少有的盐桥公路，如35公里长的察尔汗盐桥公路及一里坪到大风山的200多公里的盐桥公路。铁路在盐湖上建起，航空也在计谋。看了这些，唤回了我1947年冬在油砂山畔失去的希望。

（三）创建了“柴达木精神”：10年奋斗，不只树立了一个金色的柴达木，而且塑造了一个柴达木精神，我认为这比黄金还贵重的财富，千万不能丢失和遗忘。在五十年代探矿大军接受任务之后，不怕风暴飞沙，不畏瀚海戈壁，不惧野牛瞎熊，不怕缺水缺氧，忍饥耐渴，以明知困难大，非向困难上的顽强精神，通往直前，坚持到底；团结协作，实是求是的找矿精神；不求名利，奋勇向前的无私精神；学先进科技创优秀设备的创业精神以及各级领导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爱护群众，同甘共苦的示范精神等等。如慕生忠、薛洪福、高保中等等，就是我难以忘怀的好领导，十年柴达木巨变有他们的重要奉献！

寄语后来人

柴达木由荒漠变成“聚宝盆”，是千万个干部、职工、群众共同奋战的结果，来之不易。我有几句心里话，写在下面供后来人参考：（一）资源要合理开发，综合利用，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二）柴达木精神千万不能丢！（三）柴达木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要重视防风固沙灌木林的保护和培育。（四）地下水十分宝贵，要严防污染！

回忆柴达木的硼砂生产

才仁道尔杰

硼砂是冶金及国防尖端工业中不可缺少的宝贵原料，又是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之一。

柴达木盆地硼矿资源丰富，解放前曾由柯鲁沟镇组织人员土法提炼硼砂，用于民间治炼加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先后派出资源普查勘探队伍，对柴达木盆地的各类资源进行了勘探，到1959年得出了柴达木盆地是个“聚宝盆”的结论，并开始了全面开发利用资源的工作。

随着盆地资源的勘探，共发现硼矿产地11处，探明储量1176.34万吨，矿体分为固体和液体两种，主要开采点是大柴旦湖和小柴旦湖。大柴旦湖硼矿矿区面积约240平方公里，硼矿储量469.5万吨；小柴旦湖硼矿矿区面积152平方公里，硼矿储量52.3万吨。

1957年，柴达木工委制定了自力更生、以产养探的方针，在大柴旦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硼矿生产队只有7枯帐篷、6峰骆驼、十几把铁锹和几口铁锅为全部生产、生活用具，拣粪拾柴作燃料，向当地有经验的蒙古族牧民虚心学习“刮土制硼砂（即天然结晶硼砂）”技术，以“人少家穷志气大，一双劳动手什么也不怕”为宣战誓言，用扫帚、铁锹、簸箕铲刮或搜集经天然碱解后表露于地表的富矿土制原料，经清水浸泡、铁锅煎熬沉淀、清除泥浆、撇出清液后倒入土窝，析出硼砂结晶体为产品。经过艰苦努力，当年不仅完成了探硼任务，还生产出了52吨硼砂，没拿国家一分钱的勘探费，还上交利润2千余元。

1958年，在大柴旦湖发现了钠硼解石之后，硼砂生产队队员扩大到1200多人，并正式成立了大柴旦硼砂厂。为了用钠硼解石生产硼砂，硼砂厂填坑平沟，整修道路，搭帐篷，垒锅台，自己实验摸索工艺流程和操作方法，全州生产硼砂1041.31吨，硼矿450吨，产值达100多万元。

1959年初，柴达木工委提出“倾家荡产保硼砂”，使盆地内很快形成了各行各业全力持硼砂生产的形势和到处找硼开矿大炼硼和操作方法进行改进，并增加了大铁锅及沉降、结晶等电动鼓风等设备，还有了专用汽车，新建了雅沙图和德令哈两个冶炼点。全州共产硼砂13614.9吨、硼矿44.5吨，总产值达到1201万元。

1960年，在加强原有生产点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小柴旦和东柴旦冶炼点，在马海也有季节性冶炼点。至7月份，大柴旦硼砂厂职工1.6米左右的生产用锅459口，沉降、结晶设备有效容积达2018立方米，并增置了粉碎、发电、离心，供排水，运输等设备，广大干部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州年生产硼砂30487吨、硼矿93660吨，其中大柴旦化工厂年生产棚砂1.26万吨，上缴利润521.2万元，人均上缴1815元。

1959年至1961年，全州共生产硼砂5.13万吨，为偿还外债和缓解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先后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习仲勋、彭德怀的赞扬。

1963年，经过调整，大柴旦化工厂职工精简到785人，翌年，新建硼砂车间，用小柴旦湖钠硼解石矿采取常压碱解法工艺生产硼矿，1965年投入生产，当年产硼砂2072吨，平均品位含三氧化二硼94.94%，单位成本由1961年的2291.9元降至1410.9元，回收率由42.2%提高到76.7%，从此结束了土法生产硼砂的历史。1968年使用东方红——60型推土机剥离地表砂土及类石层，挖掘机采装，从而结束了手工剥离表土层、手工采矿的历史，基本实现了采矿机械化。从此，柴达木盆地的硼砂生产从采矿到提炼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初进柴达木

葛泰生

1954年6月上旬，一队汽车离开甘肃敦煌城向西缓缓而行。车上坐的是一支年轻的石油勘探队伍——国家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的柴达木地质大了人。这支队丛在西安组成，成员全都是在自愿报名基础上选拔出来的，小的十几岁，大的三十来岁，清一色的男子汉。队伍由大队长郝清江、地质师张维来率领，下下辖5个地质队：我是101队队长朱儒勋；还有一个重力队（301队），队长张德经。我们一百多人，人人激情满怀，个个斗志昂扬，都为能首批进军柴达木而自豪。

我们住在构造上

5月初，我们从由西安出发到敦煌，为了便于行动，在敦煌进行了休整。我们把厚实的帆布帐篷改换成藏式白平布做的落地式单帐篷，扔掉了行军床，每个发给一条毛毯睡地铺，同时，从当地雇佣了100多峰骆驼。

一切准备就绪，大队兵分两路踏上了去盆地的路程，一路是由驼员副食骆驼队，一路由解放时缴获的美式十轮“大万国”卡车载着我们地质大队全体队员和装备沿南疆公路进军。与我们同路的，还有解放军骑兵三团的一个连队，任务是警戒保卫。

从敦煌出发，当时这一带还没有正式公路，只有一条牛车和毛驴车的辙印弯弯曲曲，路面很窄，高低不平。卡车走走停停，经常需要我们推拉着走过那些难以行走的路段。最初，每天只能走十几公里。日出即行，日落便息，多半时间无法做饭，只能啃干饼，喝凉水。

南疆公路是解放前青海军阀马步芳搜刮民脂、强抢民夫修筑的一条由青海通往新疆的简易公路。好在解放的枪炮声结束了马步芳对大西北的反动统治，这条公路只举行了通车典礼，便回到了人民手中。

公路虽然年久失修并经过风吹雨涮已不平坦，但它毕竟是一条经过人工修筑的路，车队的先进速度加快了许多。

第五天，我们便经过拉配泉到达阿尔金山的一个山口——金鸿。到了这里，说明我们已经进了柴达木盆地的门户。

翻过阿尔金山，当我们刚踏进这个神密的“聚宝盆”时，大自然就给了们一个“下马威”，狂风夹着沙土席卷而来，天昏地暗，咫尺对面却看不清人影。后来我才弄明白这种“黑风”就是盆地里常常作崇的“沙风暴”。好在道路尚可行走，车在沙石和尘土中摸索着缓缓前时，工们将头蒙在衣服里相互依偎着缩在车厢里，任由狂风肆虐。傍晚，我们终于到达指定的驻扎地红柳泉。几已经小了，几经努力搭起了各自的帐篷。随车带来的水已经不多了。由我就近打来泉水烧开供大家饮用，喝在嘴里又苦又涩。风还在不停地刮，帐篷里点不这灯，帐篷外面气温骤然下降，黑洞洞的夜，除了呼呼作响的风，这世界悄无声息。到了半夜，许多人开始拉肚子。原业泉水含有大量的硫酸镁。有几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其实全大队人员都很年轻）竟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尽管几天艰苦奔波，都很疲劳，但许多人仍围在被窝里瞪着眼睡不着。队干部们心里也都沉甸甸的，怎样才能在这艰苦的条件下带好队伍、完成任务呢？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老天爷真给脸，风停了，天也晴了。钻出帐篷，我发现地质师张维亚已经起床，正围着我们的宿营地踱步，我赶上去和他并肩而行。

昨晚，我们住的这块地方是个丘陵地区，放眼望去，到处是小山包。张地质师带着我在这些小山包间穿行。越看，他脸上越是显出喜悦，我知道他在目测地层倾角的准确度上是很出名的。果然，他兴奋地指给我说，这些小山包都是晚第三纪地层的露头，可喜的是这些小包地层的集约化倾向和倾角，显示出红柳泉地区存在一个完整的背斜构造。原来，昨天晚上我们稀里糊涂住在了可能储油的构造上。这个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大队，一夜的不快，顿时被大家忘在了脑后。

阿拉尔情话

吃过早饭，郝清江大队长决定全大队集体去拜访距红柳泉十几里的阿拉尔驻军。他们是那一带的唯一居民。由于事先派人联系过，当大队到达阿拉尔时，驻军已列队在军营外面欢迎我们。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穿的棉军服已由灰色变为白色，而且破得一条条的。他们象见到了亲人一样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迎进了土坯垒起来的营房里。

这是属于新疆军区骑兵一团的一支连队。自从1952年甘、青、新三省区联合围剿消灭匪帮之后，就单独驻守在柴达木，两年来只有电台与外界联系，给养也补充不上，因此军装都破了。他们每巡逻一次需要半个月，这期间他们风餐露宿忍饥受渴，在渺无人烟的沙漠中保卫着后来被称为“聚宝盆”的这一方热土。连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三省区联合剿匪时，他们连在昆仑山中遇到暴同风雪，三天三夜困在雪山中，带的干粮舍不得吃，全喂了马，而马还饿得互相咬尾巴。风雪刚停，又遭遇土匪。正在危急时，有一支兄弟部队赶到，共同打垮了土匪，解救了他们。讲完这个故事，只见坐在台下和我们同来的警卫部队连长激动得走上台去，两们连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业求援他们的就是骑兵三团的这个连队，这也是巧合。两个连的指战员们在一片“向兄弟连队学习！”“向兄弟连队致敬！”“战斗友谊万岁！”的口号声中，欢呼着、跳跃着……我们这些勘探队员见战士们在战斗岁月结下这么深厚的友谊也激动得热泪盈眶，热烈鼓掌跟着喊起了口号。

中午，驻军请我们吃饭，菜是黄豆芽、豆腐，每桌还有一小盘炒鸡蛋，主食是馒头。这是我们几天来第一次吃到象样的饭菜，大家吃得特别香。但当我们知道这些食品是剿匪结束、大部队撤离时留给他们的，两年来，他们省吃俭用，这次招待我们是尽其所有储存，特别是得知他们把攒了几个朋的鸡蛋全部拿来招待了我们之后，我们又一次地感动起来，更增加了对人民解放军的敬仰。

饭后，驻军带我们去瞻仰阿拉尔革命烈士墓。一个个土堆前面竖着一块块小木牌，上面写着烈士的姓名、籍贯、职务、牺牲日期……我们默哀着，心里充满了对烈士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葬身沙漠的崇高精神的无限敬意。

返回红柳泉驻地时，没有人多说话，解放军的英雄事迹，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个地质队员的心，使人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驻军腾出了一部分营房，欢迎我们搬到阿拉尔来。我们开始搬家，从红柳泉到阿拉尔要通过一片沼泽地，汽车陷在泥里走不动，于是在车前栓了2根大粗绳，几十个人拉着车前进，大队长郝清江同志在中间“驾辕”（我原来保留着这幅珍贵镜头的照片，可惜“文革”中被毁掉了）。搬到阿尔拉后，吃的是阿尔拉河的淡水，不再拉肚子了，住到干打垒的土房子里，也不怕大风了，就准备开展工作。

预查的收获

我们101队的工作区是红柳泉至油砂山构造以北地区，只是在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个框框，图上是一片空白，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我向大队提出对工作区进行预查踏勘。

首先要解决向导问题。根据驻军的介绍，一位解放前游串在柴达木盆地各少数民族部落间做针脑布头小买卖的老人，对盆地的道路、水源情况很熟悉，解放军剿匪时请他当过向导。这位老人叫依沙·阿吉，是乌兹别克族人。大队就专门去塔里盆地南缘的若羌把他请了来。当时已经72岁的阿吉老人会多种民族语言，汉话也很好，对人和蔼，交给他的任务一概接受，从不讲条，同时，大队又在敦煌请了几位哈萨克族向导，据说这部分哈萨克族解放前在柴达木盆地生活过。分到我们队的叫白己马拉是个年青人。我指着图上画的工作区请教，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情况，原来他们只在盆地边缘有水草的地方活动，盆地腹部他们也未去过。怎么办？只好硬闯了。大队又从敦煌雇的骆驼中分给我们队12头。这样预查队伍就组成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决定我们队的勘探队员只我一个人参加，加上2位向导和照管骆驼的2位驼员，还必需担任警戒的3位解放军战士。8个人，4个民族，12头骆驼，每人只带简单行装，不带帐篷。8头骆驼供人骑，4头骆驼各驮两个木水桶，我们就出发了。这是6月下旬。

过了红柳泉我们直接往北走，远远望见前面横亘着一道沉积岩石构成的山丘，这正是我们要了解的。沿着一条大冲沟向山里走，冲沟很深，两侧是悬崖陡壁，我连走边观察地层情况，发现我们已穿过了一个背斜构造的两翼，这是一个储油构造！我看到峭壁上有一块怪石，形如庙殿前蹲着的石狮子，就把这条总督色叫狮子沟，这个构造也就定名为狮子沟构造。后来开发的花土沟油田是狮子沟构造中的高点之一。

再往前，到了冲沟的上游，这里长着许多1米多高的骆驼刺，已经都干枯了，我用地质锤向沟侧的岩层上一敲，一股芳香的油味扑鼻，太好了，是油砂！我赶紧观察油砂的厚度有好几百米，整个山头都是油砂。我爬到山头上向四周看，又是一个储油构造！于是我就把它定名为干柴沟构造。

干柴沟构造在地形上是分水岭，再往前走，就进入另一条流向北东的冲沟。我们继续沿冲沟前进，越走两侧的山越高，冲沟反面变窄了，不时有垮掉下来的大块岩石挡在沟底。我们已无其它的路可走，只好继续向前探索着，当沟底只剩下1米多宽时驮着两个水桶的骆驼被卡住了，骆驼一使劲，木板拼镶起来的木桶全部破裂，8桶水全漏光了。没有水，就地前进了。这时天已黑，我与阿吉老人决定连夜赶回基地，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回到了阿拉尔。第一次预查，没有能完成任务，但也带回了发现2个储油构造和数百米厚的油砂的好消息。

两天以后，我们又开始了第二次预查。我和阿吉老人商量选定的路线是，先沿我们进柴达木的路向北走，到一处叫红沟子的地方后再折向东南，穿越工区回来。第一天我们走到采石岭，这里海拔3600多米，靠近阿尔金山边，风很大，我们把骆驼围成一个大圈卧倒，人就在中间露宿。第二天过了中午就到了红沟子，这里有泉水，但有苦涩味，人不能吃，泉边也长了一片芦苇。为了让骆驼能吃些草，我们就住下来。附近量高的一个山包上有用石块堆起来的“鄂博”我爬了上去，发现周转边绵成一片的大小山包露出的地层显示出一具穹窿状的背斜构造（红沟子构造），我连忙下到沟底去观看岩石，想不到在山沟里看到一大片散布着的人体骷髅，我问阿吉，阿吉说，解放前军阀割据，西北各省都有土皇帝，新疆军阀盛世才与青海军阀马步芳为争夺势力范围，在这里曾打过一仗，这可能就是战死的冤魂。

第三天我们离开了大道，从红沟子向东南方向沿着一片洼地插过去。走到午后，发现西边一条冲沟的沟底有水的痕迹，我们就沿着沟向西南方向走，希望能发现泉水。走了约3公里，果然看到了泉水，放到口中一尝，十分咸涩，怪不得泉边连芦苇也不长呢？爬到沟侧的山上一望，又是一个储油的背斜构造，我们就把它叫做咸水泉构造。我看越向上游走沟越窄，就决定退出沟来，继续沿洼地向南走，洼地东侧有一片丘陵地，当时顾不得去看了，这就是后来发现的南翼山沟造。走到傍晚。一道东西向的山脉横在面前，我让大家停下准备露宿。我独自去上山探路，接连翻过几道山梁后，发现越向南面山越高，连绵不断，山势陡峻，骆驼上不去。只好下山与阿吉老人商量，只能沿着山边向东走了。当晚我睡不着觉，越向东走，离阿拉尔基地越远，这个山脉有多长？什么时候我们能翻过去？能否找到水源？这些问题回绕在脑中，真是前途莫测了！

第四天，曙光微现，大家就起来向东赶路。天刚大亮时，我发现帝边山包的岩层表面上凸起着一些黑色的东西，拿起来一看，是地腊！忙叫大家停下来，我爬到山包上去，其实我恰好站在了一个背斜构造的圆形高点上，地腊沿着岩层的裂缝，呈放射状一条条从高点向西周散布，组成宽度20到80百米左右的地腊脉，面积有好几平方公里。当我把这个极其壮观的景象报告给大家时，大家不禁欢跃起来。接着一齐动手，捡了许多大块的地腊，堆在一个向前突出的山包上（这个山包后面被叫做“沥青嘴”），做成一个“鄂博”，我把带来的一面大红旗插在上面，这个构造就命名为油泉子。这一天是7月1日，我们的发现正好做为献给党的生日礼物。我们不敢多逗留，继续沿着油泉子构造长轴方向向东行进。

又过了一天，我注意到沿途地层的倾斜方向变化了，知道已走过了油泉子构造，很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构造了。向前走了一阵子，果然又到一个背斜构造的高点。我对阿吉老人说，你给这个构造起个名字吧！他向四周看了看说，这里都是圆圆的、孤立的许多山包，我们民族的语言把这叫做开特米里克，就叫开特米里克构造吧！

这一路上，我们吃的是干大饼和咸菜、香肠之类。晚上露宿时，能捡到一些骆驼刺之类的干柴，就烧些开水或面汤，没有柴就只能喝凉水。而阿吉老人因为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不吃我们带的菜和肉，只吃放了一点糖做的干饼子，喝一些茶或凉水，而且毫无怨言，使我们十分感动，真是一位可敬的老人！至于骆驼，除了在红沟子吃到很少一点芦苇和带的一点黑豆饲料外，已经几天没吃没喝了。为了节省骆驼的体力，我们大家从第四天开始都不骑骆驼了，阿吉老人也要自己走路，我坚持要他仍然骑着骆驼。不骑骆驼，就更苦了3位解放军，他们走路要扛着枪和委胸子弹，每晚露宿后，还要为我们轮班站岗，比我们更劳累。可是我们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行业，有着不同年龄和经历的人，在这次充满着艰苦和危险的旅程中，没有任何怨言，更没退却，而是各司其职，互相关心帮助，这使我非常感动。

到了第六天，预料中的事发生了。我们正走着，一头骆驼突然摔倒在地下，我们拉它、推它都起不来。虽然还剩有一点水，但那是人的救命水，不能给它喝。只好把它背上驼的东西卸下业，弃之不顾。当我们走了几百米时它突然站起来，跑着撵上我们，然后又倒下去，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前走，它又挣扎着撵我们，如此三、四次，它终于永远倒下了。不久又死了第二头骆驼。这时，阿吉老人大声指着半埋在沙漠里的一只死野鸭喊着，好了，这说明离水源不会太远了。随后他指着南方高耸入云的昆仑山对我说，根据对大山形态的变认，我们现在可能离茫崖不远了，茫崖有水有草，如果能到那里就没有危险了。阿吉老人的话，使我们充满了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我他们又走过了一些构造为了赶路，我无暇详细观察，只是测量一下地层的倾斜方向和倾角，做个简单记录。

时间就是生命。第六天晚上，我们不敢再休息，连夜摸黑前进。走到后半夜，疲惫不堪的骆驼突然来了精神，自动加快了脚步。阿吉老人说，骆驼嗅出了空气中湿度增加，它知道离水源不远了。大家也提起了精神。天亮了，南边的山势也降低了，我们转向南方疾进。在穿过红色的、绿色的、灰色的，又是一个构造，这就是茫崖构造。我们穿山而过，看到初升的太阳照着远处一片绿色的草地，骆驼以几乎跑步的速度向前奔着。我们终于到了茫崖。

在茫崖休息了两天，人和骆驼都恢复了体力，我们向西又走了两天，途径油砂山返回到阿吉尔基地。

这次预查，我用罗盘测方向，用脚步时距离，绘制了路线地质图，标明了一路上发现的构造，并插上旗子供识别道路。前后10天，行程300余公里，发策了一批构造和油苗。这次预查走的路线，基本上包括了全大队当年的预定工作地区，随后301重力队就沿着我们走过的路线开展了工作，其他各个地质队都陆续开工了。

生命之水

水是生命之源，人离不开水。初进柴达木工作时，更感到了水的宝贵。我们正式展开工作后，生命用水靠骆驼运送，从阿吉拉尔到工地要走两天，一头骆驼驮两个水桶约装水七、八十斤，所以骆驼运送一次的水量很有限。为了保证生活用水，我们规定每人每天自己可以支配一茶缸（约半公升）水早上发给，刷牙用它，洗脸用它，晚上想洗手、脚也是它。因此大家想出了不少节约用水的办法，譬如用沙子洗碗，饭后抓一把遍地都是的细沙子把碗一擦就干净了。刷牙水吐到脸盆里，几天攒够半脸盆还能擦洗身子。我们每个队都有一名刚生活管理员，当时的主要职责就是供应水。有一天刚吃过早饭，大家都喊肚子痛，拉起肚子。一问原来前一天晚上运来的是红柳泉的水。我命令管理员，明天早饭前必须把阿拉尔的水运来，然后就带队坚持出工了，事后我听说，管理员在咒骂我两个小时后，终于带着骆驼出发了，而且在第二天早上运来了阿拉尔的水。在野外施工的半年多时间里，钱大队雇的骆驼几乎死光了，所以管理员发牢骚是的情可原的。

后来，我们终于勘测出一条越野汽车可以深入到我们工区的路线。在郝清江大队长的张维亚地质师来我们队巡视检查工作时，我提出请求大队派汽车运水，郝大队长当时决定把大队部唯一的美国产六轮中吉普派到了我们队。从此，我们不但消除了断水的危险，而且可以改善一下卫生条件，每天晚上用干柴沟烧热水洗脚了。

爬山

我们的工区处有高山深壑之中。这里虽然干旱少雨，但一下雨就山洪暴发，经过千千万万冲出了许多深沟，地质构造的抬升又形成了高山峻岭，是地貌学所称的喀斯特地形，陡崖峭壁，石林溶洞比比皆是。我们的地质填图工作要求追踪地质构造标准层切断了，我们不仅要翻山越岭，而且不得不更多的攀崖过沟。越过一宽仅十余米的渠沟，两侧峭壁高达几米至数十米至百米，这一下一上，最少需要两、三个小时，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体力，而且有危险性，是我们很头痛的事。爬陡崖危险，我们就搭人梯向上攀登，峭壁光滑，我闪就脱掉鞋袜，用手指脚指扣住崦缝向上爬。也沟更危险，搞不好就会摔下去。一次，从西北大学毕业刚到我们队的王善书同志抢在我的前面下沟，只走了两步，一滑就掉了下去，只听到他落地的声音，喊他却没有回声，我着急，便不顾一切地滑了下去，把他扶起来走了几步，他说没事了。从二十多米高的悬崖上摔下来，挂在他腰带上的地质锤的木把都摔断了，他居然没有受伤，真是奇迹！

还有一次，我们为赶工作翻越了许多高山，天已傍晚，急着下山。我沿着山梁向下飞跑，突然发现前面二、三米处是个大陡崖，急忙中我猛的向后转了一百八十度，并做了一个前腿蹬的姿势，把身体稳住了，这时我才发现惊出了一身冷汗。事后我反复思索怎么会下意识地做了这么个好象很熟悉的动做，后来恍然大悟这是滑冰时急煞车的动作，我喜欢打冰球，看来体育锻炼还真有用。

由于山高沟深，我们的工区离宿地越来越远，早上出发到工地天就黑了。我们只好背上干粮、水和棉衣，把这些东西放到工地上，在附近工作，晚上把棉衣往身上一裹就睡在海拔三千五、六百米的山顶上。

总局局长来了

8月下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康世恩、地质局副局长沈晨等领导，带领苏联专家陈贲、王尚文等到柴达木珲了。他们同样地沿途露宿，进盆地后第一站就到了我们队，与我们同样睡在新搭起的帐篷里。我带着他们观察了地层剖面，观看了储油构造和700多米厚的油砂，康世恩同志和大家一起爬到海拔3600多米的高山上进行观察。专家们详细地检查了我们的工作质量，一共进行了3天。

著名诗人李季和著名作家若冰也来了。他们为了深入生活搞创作，李季兼任酒泉地质大队副队长。李若冰和我算是老相识了（我原是酒泉地质大队103队队长），他睡到我的帐篷里，我们头对头地睡在地铺上，谈思想感受，谈理想追求，谈工作事业，谈生活家庭，直到深夜。

冬季施工现收工

为了加速柴达木的石油勘探工作，上级决定木质大队冬季继续施工。我们队在完成地质普查任务后，接受了统一大队全工区的地质剖面和地质分层任务。这样，我们的工区扩大了，走的路也更多了。这时天气已冷，9月末开始结冻，到11月已是零下20多度。大队发给每人一件老羊皮大衣、一条狗皮突褥子御寒，但我们仍睡在只有二层白布、四面透风有帐篷里。晚上，大家把所有的被子和衣服都盖在身上，头缩到被子里睡觉，早上起来，呼出的气在被头外面冻了一层冰。白天到野外工作，要做地质记录，手冻得拿不住笔，只能放在嘴边哈一阵热气赶紧写几个字，就这样我们完成了新的任务。

到了11月中旬，大队接到通知，地质局考虑到冬季施工太困难，命令立即收工，赶回西安进行地质总结。

为了及早赶回西安，大队决定用得不久的一台新的苏联造格斯63型轻型越野货车，日夜不停地赶往敦煌。我们穿着老羊皮大衣、毡靴、戴着皮帽子，坐在连篷布都没有的车箱上面，顶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连夜出发了。一路上只觉得一阵凉似一阵，渐渐地全身都麻了。第二天中午到了拉配泉，大家下车想吃点东西，可馒头都成了冰疙瘩，肚子里也象冰疙瘩一样，谁也不愿吃了。

第二天夜里正在行进途中，突然有人喊：“大队长不见了！”大家迷迷糊糊地惊醒过来，连忙起身寻找，只听得郝大队长在人们身子底下哼哼唧唧地说：“我在这里呢！”原来大家因为寒冷和疲倦，都已横七竖八地睡在车上，身材瘦小的郝大队长就从人缝中漏了下去，上面摞了两层人，时间再长，就要把他憋死了。第三天傍晚，汽车终于到了大队设在敦煌的供应站住地。热水、热饭、热炕，太好了！大家用热水洗了洗，吃了一顿饱饭，就钻到被窝里呼呼大睡起来，连梦也不做。

钾肥厂初建记略

牛毅

察尔汗盐湖是一个古老而神奇、浩瀚而富有的大盐湖。它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中东部偏东南处，南距格尔木市64公里，北至大柴旦镇129公里在，相距西宁市860公里。全湖东西长168公里，南北宽20——40公里，总面积5，680平方公里，比上海市还要大，海拔平均2，680米，是柴达木盆地的最低处。沉睡亿万年的察尔汗盐湖，很久以来未得到人类的青睐。新中国成立后，从1954年到1958年，经过4年多时间的盐湖调查勘探，终于探明了察尔汗盐湖是我国己发现的最大的可溶性钾镁盐矿床，也是世界上大型盐湖矿床之一，各种盐类矿物总储量过600多亿吨，含有钠、镁、锂、硼、碘、铷、铯、溴等多种元素，其中液相钾储量为2.45亿吨，固体氯化钾储量达3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97%，资源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天采便利，具有巨大的开采价值。

根据察尔汗盐湖富含钾矿资源的优越条件，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察尔汗盐湖上筹建一个大型钾肥生产厂。叩开盐湖之门。

1958年初，青海省委选派了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夏隆尧、省盐务局局长乔思义和省盐务局产销科副科长郜鼎云等同志，前往化工部请示筹建察尔汗钾肥厂，得到了化工部领导的同意和大力支持。同时从省盐务局抽派了杨永康、董生灵、张沛源和我共4名行政干部，前往天津塘沽、辽宁貔子窝化工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地参观学习有关钾肥生产的一般技术知识，管理经验，了解生产销售情况，为筹建察尔汗钾肥厂作前期准备。其它有关筹备工作也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青海省委根据夏隆尧同志汇报和建议，决定以省盐务局为基础，抽调干部，招收工人，筹建察尔汗钾肥厂。省盐务局接到命令后，首先成立了筹建察尔汗钾肥厂先遣小组。

先遣小组由郜鼎云、王师颜、严开义和我4名行政干部组成。我们于1958年7月12日由西宁出发，路过茶卡盐场时奉命抽调了李作宝、王德道、周大业、阿兴友(藏族)、赵生云，杨满林，李万胜、马如功等15名捞鼻工作，这些工人绝大部分是青海籍人。我们一行19人雇用了两辆老解放牌卡车，拉了二十多袋面粉和一些干菜，一顶马脊梁帐篷和一台小发电机，剩下的工具就是十几把捞盐勺子、铁锨、铁锤、钢钎、镢头、汽油桶等。经过近4天的艰难行程，我们终于在7月15日下午到达了察尔汉盐湖。我们是察尔汉盐湖迎来的第一代盐湖拓荒人。

当天下午，大家支手在靠近公路边拾起了第一顶马脊梁帐篷，安排好住宿，这才看清楚灰茫茫的大盐湖一眼望不到边的，真是湖上无飞鸟，脚下不长草，连一撮黄土、一滴淡水也找不到。对此，我们早就作好了思想准备，关于察尔汉盐湖的基本情况已经听专家介绍过，从资料中见到过，大家深深地懂得，要想开发察尔汉盐湖，必须要有足够的吃苦精神，要有长久的耕耘思想，甚至要有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骨气。但究竟怎样生产钾肥？怎样迈出开发察尔汉盐湖的第一步？面对浩瀚的察尔汉盐湖，我们头脑中确实一片空白。

眼看大批人巴就要进湖，省上还急着了解钾肥试制的初步情况，于是我们先遣小组全体人员很快就投入了试制钾肥的工作。但这些盐业工人对生产钾肥的工艺技术一无所知，就连生产钾肥的原料光卤石矿当时都弄不清楚。4名行政干部中只有我曾在天津中央盐务总局干部学校学习过海盐卤水制钾，并实地参观学习过一些地方实际生产钾肥，对怎样生产钾肥还略知一些。于是，我倡议先搞小型试验，从卤水中试验晒制光卤石矿。我们在公路边划出一块地方，用盐块结结实实地围成一个小盐池子，里面灌满了一池卤水。当第二天察看卤水变化情况时，满池子卤水全部被渗漏光。原来压实的公路仍有不少缝隙，渗漏性很强，根本不能当池板用。这次试验失败了，但大家并没有灰心，决定先采用热法熬制钾肥的办法。我组织大家找来了大铁锅、汽油桶和破旧老羊皮袄，把卤水放在大铁锅内熬制，用老羊皮袄紧紧裹起来再放入汽油桶内进行保温结晶。如此连续几天的试验，最终取得了成功，生产出了氯化钾含量达到50%左右的10多公斤钾肥产品。

正在这个时候，青海省化工局局长夏隆尧带领乔思义等一批干部也到达了察尔汉盐湖。夏局长高度赞扬了先遣小组人员雷厉风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内就做了这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兴奋不已的夏局长顾不上休息，带了两瓶试制成的钾肥样品，日夜兼程返回西宁，向省委详细汇报了关于筹建察尔汉钾肥厂的情况。

省委很快作出决定，正式在察尔汉盐湖建立钾肥厂，并定名为青海省察尔汉钾肥厂，任命乔思义同志为厂长。

一声令下，一方行劝，八方支援。新招收的工人很快到达了察尔汉盐湖，而且人数一下子猛增到了4.789人，作为中国科学院盐湖调查组成员的上海化工研究院曹兆汉工程师带领有关技术人员也同时进驻湖内，全力协助办厂。新分配到察尔汉盐湖工作的十几名大、中专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也都很快进厂投入紧张的工作。在曹兆汉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大家逐步掌握了有关制取钾肥的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

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办厂必须从零开始，土法上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勤俭办厂”就是开始筹建察尔汉钾肥厂的指导思想。

为了迅速打开生产局面，铺开钾肥生产的摊子，实行了“边生产、边建厂”，组织了大量人力在富矿区内寻找原生固体光卤石矿，后来找到了大面积的光卤石矿，采用冷分解法即使用淡水洗涤分解光卤石的简单工艺流程制取钾肥产品，开始打开了生产局面。

1958年8月1日，察尔汉钾肥厂正式宣告成立。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察尔汉钾肥厂当年建厂，当年就生产出钾肥950吨，建厂一年零五个月后就给国家上交了100万元利润和17万元税金。

加快柴达木开发中的地质实验工作

牛新德

写在前面的话

柴达木盆地由荒漠变成聚宝盆，是五址年代大批地质、石油、煤炭、建材、科研等普查勘探大军艰苦奋战所取得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这支上万科技大军中，有一支找矿、探矿、评价绝对离不开的队伍，它就是地质实验人员。他们为准确及时发出实验数据，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无私奉献，钻研技术，以创新为先导，昼夜奋战，为地质勘探评价交出矿产资源最终报告，为柴达木盆地的开发建设立下了功劳。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建设新中国，急需探矿队伍。1952年地质部成立，次年成立六个大区地质局，矿产普查、勘探相继在全国进行。但各地都向地质部反映“化验不及时，拖了找矿探矿评价的后腿”，一次李四光部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时，提起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化验是地质的眼睛，很重要！”。1953年下半年国务院决定将轻工业部所属几个省的工业试验所成建制地拨给地质部改为化验室，如西案科学试验所改为西安化验室，兰州工业试验所改为兰州化验室等。当时我在兰州工业试验所分析室工作，当然也归地质部了。为了适应新任务，我先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部进修了物质结构、高等化学等课程，1953年冬由地质部派赴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综合研究所参加捷克专家讲授的极谱学习班（当时是世界先进电分析技术），兹后又在物理研究所张定钊教授指导下学习光谱分析技术。1954年春回到兰州化验室，成立极谱分析室、光谱分析及仪器分析、方法研究组等，传授技术，培养人员，完成甘肃白银铜矿床大量勘探评价样品化验任务。兰州化验室也就成了西北大区地质化验中心。

从化验到实验

化验是化学分析的简称，这一门学科在世界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为揭开物质成分、元素变化反应等等自然现象起着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各国出版的分析化学专著不下数百种，著名的分析化学杂志至少在50种以上。过去我接触到的许多地质专家、领导者以为分析化学是一种简单的技术而不被重视，其这这是一种误解。在旧中国全国地质调查所只有四、五家，地质专家不到200人，在这些研究机构中，由于经费等客观原因，地质学家出外调查或室内研究，一直把找矿评价放在最次要的地位，所采样品除用于划分地层、岩相外，委少采信大批矿石样品。年张化验任务也是极少的，所以化验人员不多。据统计，全国地质调查所中化验人员仅十多人，而且长年休闲，如兰州地质调查所20多名地质人员中只有一个化验员，任务少，一年最多3个月的工作量，岩矿样不超过20多个。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急需石油及各类矿产资源，要加快步伐寻找和探明。1953年许多地质探矿大军深入高山盆地找矿时，发现一大批矿苗和标本，急需确定其主要万分和含量，化验任务猛增，而人员不足，水平有限，分析结果很不及时，拖了地质找矿的后腿。这就要从量到质建设一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化验大军。因为法时化学分析是个依理论操作按实际改进的手工技术，再努力日夜加班，也难完成超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化验工作量。知心朋友尽快采用先进技术，时行方法研究，将光、电、磁等物性应用于化学分析，生产出如比色计、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光度计、原子萤光谱仪、火焰光度计、光谱仪、光栅光谱仪、X萤光光谱仪、极谱仪、电导仪等等先进的技术和仪器，代替大部份手工操作的化学分析，并加快分析速度，提高精度，这就证明化验仍是需要不断发展、不断研究、不断提高的学科。元素和物质主次成份的分析均属化验阶段。

1955－1958年，地质探矿科技人员发现许多矿床不是单一元素组成的，除主要元素外，尚有大量的伴生元素，十分有用。必须同时勘探评价，才能真正确定一个矿床的潜在价值。但是许多有用元素存在状态和伴生元素依存不一，工业利用的效果也不一。因此提出已探明储量的矿区，必须研究搞清在矿床中共存的元素呈什么矿物存在，因为它的赋存状态直接影响着该元素能否工业利用和采用何种流程选冶出来的问题。此项任务交化验室研究解决，增加矿床中物质成份和赋存状态的研究专题，增加岩矿鉴定和重砂分离科技人员和大中型编反光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电磁、静电矿物分离仪等专用设备。当时工业部门提出一个矿床除交出主要元素和伴生元素的品位和储量外，还要求提出工业能否利用的选冶加工室，增加人员及大批专用仪器和设备。由于化验包括不了上两项研究任务，1958年将各省化验室改为实验室，大区化验室改为中心实验室。至于后来许多地质实验室改为矿测研究所，这是后话。下面我举个柴达木最早勘探交出储量的锡铁山有色金属矿床，以说明从化验到实验的过程。锡铁山是柴达木最早发现的一个铅锌为主的大型矿床，清咸丰年间就有开采炼铅的的记录。此矿山为什么不叫铅锌山而叫锡铁山呢？听说这里有一个故事，有一年，有个驼队经过那里，休息时用驼粪依岩石燃烧作饭以，忽然发现岩石缝中流出像锡一样的金属液体，冷却凝固后，颜色比锡发灰色，但比铁水白得多。当时就名为锡铁，早年青海的老百姓一提起锡铁，就是指缶的意思，所以把该山称锡铁山，不是以铁为主伴生锡的矿山。19525年12月份，西北地质局派639地质队开始对该矿床时行勘探，到1957年交出特大型铅锌矿床。基本任务铅锌硫由队化验室完成，矿床物质成份和元素赋存状态天空及选冶试验送省外科研单位完成。对氧化矿、硫化矿、结合矿等进行研究之后交出金、银、镐、铟、砷大型伴生矿种5种，锡、硫中型伴生矿2种，后来计算潜在价值铅锌54亿元，伴生元素44亿元。

奋战柴达木

1954年以后地质、石油等找矿大军涌入柴达木，西北地质局频接到找矿样品主次成份数据和含量无法及时得知而影响工作进度的告急函电。1955年底，局领导决定柴达木部察汗乌苏建立中型化验室，锡铁山地质配备一个三人化验组。察汗乌苏化验室人员41人员，以西安化验室为主，兰州化验室派部分技术人员参加。主任及技术负责许嘉绩工程师，副主任及党支部书记周林同志。设有化学分析、石油、煤炭分析、重矿分析等工种、碎样、分出及发电（自备30千瓦发电机二台）等设备以及药品、仪器、工具、试验台、柜等由兰州供应，至于生活用品、食品等均从远道运来。在天寒地冻的1956年元、二月份在察汗乌苏河右侧，职工全员动手，连续苦战五个月，修好发电用水池及房屋，初步安装好仪器设备，校正后开始接收任务，这是第一个柴达木地质化验室。并承担全省地质队的化验任务，初步满足了地质找矿评价需要。1957年下半年开始，柴达木地质工作转向盐类矿床的勘探，大批样品堆积，远远超过了当时可承担能力的几部，化验结果不及时的电报不断飞向局领导机关，为不就地解决这一难题，局决定将察汗乌苏化验室分大半迁到大柴旦湖滨，成立柴旦化验室，并将小部迁回西宁成立西宁实验室，充实人员和设备，承担全省复杂任务及矿相研究和选冶任务。柴旦化验室派出机构，超量任务和复杂任务由西宁实验室承担。省委派我任主及技术总负责，周林为副主任兼总支书记。其工种有化学分析、极谱分析、光谱分析、煤炭分析、岩矿鉴定、选矿加工等种外，尚有土工分析、碎样、磨片，重沙分离等，人员包括大柴旦化验室共148人，是全国省局实验室中技术力量最少的室之一。以后地质实验室任务猛增，到1958年矿样达到126000多个，比1956年增大13倍，远远超过现实能力！困难较大，首先技术人员缺；骨干更少；设备缺，尤以适合盐类矿烘、碎及分析的先进设备更缺；技术上又无现成方法规程等等。在这种处境下领导机关及地质队来人来函电不断急催化验成果，压力大，任务重而急，别无其他选择。首先必须坚定信念，树立为祖国建设及柴达木找矿作出重大奉献的思想，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在柴达木荒原上奋战到底！其次解决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奇缺的问题，技术人员除上级分配来一部分大中专学生外，在社会上招收一批高初中毕业生，有针对性地培训，快速掌握所担任的技术原理和方法，通过实践锻炼之后，由简到繁带领上岗。其次，成立方法和研究组，订出各项具体操作规程，以便遵循。第三，制订严格的质量检查分析等制度，如双样对检、密码检查、管理样控制、标准样监控、不同原理方法对照等一系列内检制度和抽送样品交省外权威实验室检查分析等制度，及时纠正，杜绝了发出错误结果的可能，保证了质量。这里我举两个例子说明必须以保证质量为地质实验工作的基础的重要性。1958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晚8时许，我正在实验室审核报告，接到一个从省政府打来的电话指名叫我，接电话后知道是张国声副省长打来的，他首先问我：“今晨大通县送去的5个样品化验结果出来了没有？”我说：“下午报告已发出去了”。他又问：“结果怎样？”我回答：“5个样品中4个含铁均在10%以下，不是铁矿，只是一个含铁15%，是贫铁矿！”他一听很惊讶地部：“结果可靠吗？你要知道大通县今晚动员十万大军去采矿，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我说：“结果是可靠的，我能负起送来样品的质量责任！”次日我又派支柱员彭云顺带着化验箱到矿区就近化验，以避免重大浪费和损失！一周后，彭回来说，那不是铁矿床而是少量贫菱铁矿结核。1959年下半年，东部地质队普查人员向局领导反映，实验室发出的化隆亚曲镍矿含量不够工业品位，而他们送到北京化验的结果却超出工业品位，无法进一步安排详查。我们将已发出报告的样品，按质量制度重新复查并送去兰州、南京等权威实验室复查外检。均证明原发结果无误！最后查出队送出云的样品不是同一个。第四、实验仪器、设备和方法的研究改进。当时首先碰到的是烘样和碎样问题，因盐类样品绝大多数是盐湖钻孔样，带有不少附着水，必须在一定条件下烘除，但每个烘箱最多烘原始样10个左右，而一天送到化验室的样品几百个，有时几千个，最多时送来三大卡车钻探化验样，必须解决些一难题！我们在大柴旦盐湖畔，就地取村，将平房发行成火墙加热能控温的烘室，内装带孔木架，一次可烘三、五百个样品。烘样解决后，碎样又成问题，由于盐矿吸潮，粉碎十分困难，粗碎机和盘磨机效率不高，多购，电力不足。我们改用碾槽及铁臼等土办法进行，效果较好。但过筛按常规要通过120日，因盐矿吸潮很难通地，边烘边碎边过筛，每日效率极低，经过粒度与成分代表性的K值大样试验，证实盐样过40孔筛，其主成份的均匀性就有保证，这样碎样工作的难题均迎刃而解了。在化验过程中，煤热沙浴代替电热板，改进了火焰光度法测定钾、钠、锂，容量法测硼、镁、钙等等方法，提高了效率。参加工作的同志，每日工作量超过了三、四倍，大大缓解了样品堆积如山的压力。同时自力更生研究试制机械化、自动化设备及快速准确的测试方法，满足了地质找矿评价要求，为柴达木盆地矿床的找出和评价，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成果

（一）到1961年，西宁实验室（包括柴旦化验室）共完成各类化学测试矿样40多万个，以可溶铁流程工作量为一个单位指数计算，共合215万个指数，岩矿鉴定完成19.471个，人工重砂105个，是建室40年来成绩最突出的时期。

（二）科技成果：共完成化学分析方法研究28项，其中如邹大琼研究的“含硼卤水中碳酸盐及酸性碳酸盐的分析方法”，得到省科委重要成果奖。

（三）矿石中物质成份和元素赋存状态研究：完成大风山天青石矿、台吉乃尔卤水综合利用等4项。

（四）选矿加工研究共完成茫崖石棉矿、大柴旦钠硼解石浮选研究、察尔汗晶间卤水KCL浮选研究等4项。

（五）由我编写《天然卤水及盐水的化学分析法》一书，约20万字，印后全国交流。

（六）由许嘉绩、邹大琼负责编写后印刷的矿物岩石化学分析操作规程，铁矿分析操作规程，淡水、卤水分析操作规程，硼矿全分析操作规程，矿石、岩矿中希散元素操作方法，矿物快速分析法、钾盐物性试验操作规程、矿石光谱半定量操作规程等10多种资料，在省内外系统内交流。

（七）技术革新及工具改革：如控温烘室、自制棒磨机、莫拉灯、火焰光度计、光谱仪，双刃、三刃切片机，多效矿物分离器、自动天平、自动吸液器、自动滴定仪，铁、硼分析自动线、光谱自动板移、重砂机械淘洗机等10多项革新成果。

（八）室内找矿：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放过任何异常现象，穷追到底。如1957年台吉乃尔大型锂矿床的线索发现，就是在比钾、钠时火焰异常而出现的，又如1959年化隆镍矿是从溶液颜色异常发现的等等。

上述成绩的取得，除依靠科技进步，革新仪器工具，改进分析方法外，主要是全体员工不畏艰苦，自力更生，发扬无私奉献精神所致。他们每月的工作时间相当九十年代工作时间的3.5倍，而同等级工资相比只相当1/6――1/3心谤腹非0004002921002535，年终无任何奖金。但是他们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祖国建设事业。

西宁实验室（包括柴旦化验室）在1958－1959年多次受到省委、省政府、地质局、国家计委、地质部的奖励和表彰。1959年被国家计委评为先进集体，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工交系统群英大会，被地质部评为全国先进单位。1960年初被地质局评为“大庆式的样板”，后被地质部批准命名为地质系统“大庆式样板”。

察尔汗创业散忆

牛毅

“小八户”与“上甘岭”

察尔汗钾肥厂建厂刚开始时，建厂、招工、生产、基建同步进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

首先是安排几千人的吃、住问题。购进了大量的帆布帐篷，大的、小的、单的、棉的，应有尽有。工人全都打地铺住帐篷，由于人员猛增，而购进的帐篷还没有到厂，大家就挤着住，一顶帐篷里竟挤住了40多人。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不是找不到原来住的帐篷，就是找到不原来睡的地方。开始根本没有家属住房，后来帐篷多了，条件稍好些，厂里把大一些的帐篷里边用竹席隔成八户，作为临时家属住房，这就是人称的“小八户”。200多项帐篷，整整齐齐地排成白茫茫的一大片，简直成了一座帐篷城市。几千人吃饭，建大的食堂根本没有条件，就用竹席子临时搭了18个食堂，当时仅食堂管理员就有十几年。但真正办好食堂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粮食外，所有的食品蔬菜都必须从860公里远的西宁或更远的兰州购运，所以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吃干菜、咸菜。粉条、海带成为盐湖人的主要菜食。更为困难的是吃水、用水。察尔汗盐湖没有淡水，开始几天是从距厂64公里远的格尔木拉水，格尔木的水质好，但当时只有两辆水车，中途又远，于是改到距厂36公里处的小桥拉水，这里的水质差，但总还能食用。就这样也无法保证职工们的每天正常生活用水。当时有些为厂运送货物的司机，看到用水这么困难，就主动地替大家拉上一趟水，没有水罐设备，就用工人们自制的木槽或帆布槽。天暖时拉水，到了冬天改拉冰块。为了节约用水，采取“综合利用”，先冼米、洗菜，后洗脸，有的索性改掉了天天洗脸的习惯。由于供水紧张，常常可以看到嘴唇破裂、常流鼻血的人，水车前经常是围满一群人，要水要冰，谁都想额外多得到一些淡水，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这里也变成了“上甘岭”了。

在尽力安排职工生活的基础上，大抓钾肥生产。开始时，钾肥生产的方式很原始，生产原料是从20厘米厚盐盖下面挖出的固体光卤石矿，生产工具就是一些铁铣、镢头、铁锤、钢钎、铁耙、木分解槽和用帆布制作的沉降槽等。采用冷分解洗涤工艺，即将光卤石放入木槽内，加入淡水用人工拉耙搅拌，然后把搅拌后的料浆从帐布导液管放入帆布沉降槽内，再将沉淀后的料浆装入布袋，垒成大垛进行自然压滤，再在青砖铺成的晾晒台进行晾晒装袋即是钾肥成品。全部生产过程都是手工操作，露天生产。这种土法生产，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但操作简单，比较经济，在生产起步和艰苦环境条件下，路子还是对的。

“英雄运河”与“盐湖火车”

生产钾肥需要大量淡水。据估算，每天需要400辆汽车不停地拉才能满足生产用水，这谈何容易！但这个难关又必须闯过去。厂党委决定，在上海化工研究院、柴达木盐湖工作组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力协助下，由本厂刚从大、中专学校毕业的年轻知识分子刘良俊、李洪涛、赵雪可、郑雅娟、白永富、于长岐、李志民、李宝生等同志共同研究解决生产用水问题。实践出真知。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发现察尔汗盐湖的卤水浓度和含钾量不一样，于是，有人大胆地提出了能否用淡卤水代替淡水生产钾肥？如果可行，那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了。后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20多天的反复试验，终于试验成功了用淡卤水生产钾肥。于是在盐湖上修渠引水，没有土、石，就用盐盖垒成渠道，上面铺上帆布。尽管使用淡卤水生产钾肥，对提高产品质量有影响，但作为生产需要淡水一时无力解决的过渡手段，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生产钾肥需要大量的光卤石，矿石运输开始只能靠人背肩挑，劳动强度大，效率又低，往返一次需要3个多小时，一天只能运送两趟，最多的也不过三、四趟，原料产地相距生产工地7公里多，这就需要用掉大量的人力。面对运输矿石，察尔汗钾肥厂党委充分发挥群众智慧，利用盐湖自然条件，大胆开发运河，搞水上运输。为慎重起见，决定先搞试验。于1958年10月24日至29日，用了6天时间，组织人力就地造木船一只，在湖内挖一条长50米、宽30米，深1.5米的小河，进行木船载重试验。木船下水后，试载了68人，卤水浮力大，木般仅吃水50多公分。通过实际试验，消除了顾虑，坚定了信心，于是抽调了1300多名干部、工人正式挖掘运河，从11月4日开工，仅20天的时间就开通长7公里，宽4米，深1.5米运河，全部工程量约合45858立方，11月26日盐湖运河正式通航运矿，日运矿量达220吨以上。缺少制船的木材，时任副厂长的郝礼茂提出制帆布船，到12月5日共造了木船5只，帆布船51只。这种帆布船长4.5米，宽2米，深60公分，且体轻灵巧，行船方便，载重2吨以上。紧接着又在1959年1月12日至28日，开挖长3公里，宽4米，深两米的第二条运河，两条运河相邻，比人力运矿提高工效20倍以上。开挖运河正时值隆冬，参加开挖盐湖运河的1310名干部、工人，靠着两只手，使用一些铁镐、铁锨、铁锤、钢钎、水桶等，经常脚肿得穿不上鞋，手冻得拿不成碗筷。人们把开挖出的运河，称作“英雄运河”。

一年多后，采矿区域不断扩大，集矿点相距远了，盐湖运河又是固定的，水运矿石已逐渐不适用。全厂又于1960年2月修建了一条长达3.3公里长的轻便铁道，原打算用1万多元买的小火车头作牵引，谁知这个火车头怎么也不动，只好另想办法，后来试验成功了用汽车牵引了小平台车运矿，即用一辆载重2吨半的嘎斯车，牵引36个小平台车，每个小平台车载重3吨，每次运矿108吨，时速约12公里，每天行车6次，日运矿量达648吨，运输量增加了将近1倍，还比原业节省了三分之二的劳力，只需少量装卸工人，而且来往工地之间人们都坐在车上，原来系统管理的人力推运已由机械化的工具所代替。工人们把它称为“盐湖火车”，高兴地说“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开挖了运河，制成了帆布船只，现在又把汽车当火车用，这是盐湖人创造的奇迹”。后来，又采取了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建立流动生产工地的办法，哪里有矿，哪里矿多、矿好，就到哪里支起木槽生产，工人上下班统一用汽车接送，千方百计地想法设法减少运矿环节，节约运输力，扩大钾肥生产。

“中国工人了不起”

到1960年底，全厂职工总数达3904人，全厂分设3个钾肥生产大队、一个采矿大队及汽车队、基建队、发电站、砖场、卫生所以及几个管理科室等机构，开始还设有一个近200名女工的晾晒队，专事负责钾肥产品的晾晒工作，后分编在三个钾肥生产大队。还有一支30多名的奇特的小童工队，这些童工开始一律不参加实际劳动，由专人组织起来学习文化，这些童工后业都成长为厂里的生产骨干。职工们来自祖国各地，有汉、蒙、藏、回、土、撒拉、满等民族，大家汇集盐湖进行大规模地土法生产钾肥。生产设备也不断完善，拥有锅驼机、柴油机、离心机、水泵、破碎机，以及自己设计制造的分解机和矿石粉碎机。生产手段也已从简单的手工操作发展到一定程序的半机械化生产。基本建设发展也很快，两年多时间内用盐盖砌成简易厂房7幢，共12600平方米，盖土层30余间，还用盐盖建成了职工礼堂、广场、舞台、篮球场等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可见，察尔汉钾肥厂在钾肥生产开发的初期，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到1960年底，建厂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就累计给国家生产出发139,532吨钾肥，产品质量平均含氯化钾50%，上交了399万元利润和53万元税金。

当时，曾有两位苏联专家到察尔汉进行考察，看到在艰苦条件下一片红红火火的生产情景，对在场的干部们说：“你们干得很出色，中国工人了不起”！

“天大困难我们不怕”

1960年，全国由于自然灾害，整修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困难，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远在柴达木腹地、一切生活资料全靠外地运输供给的察尔汉，主、副食品一天比一天缺乏，土法生产又是高强度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伙食一天不如一天，许多工人体力不支，日渐消瘦，有的人开始出现浮肿。于是，全厂立即组织了70多人的铺鱼队和20多人的狩猎队，南进昆仑山，东下青海湖，全税产为大家办伙食。又组织一个营养灶，把一些轻病号和体质太弱的工人，集中组织起来上营养灶，增加营养，恢复体力，还组织了医务人员坚持每天探视、看护，使那些消瘦、浮肿的工人身体很快恢复起来。为了多搞到一些粮油和其他副食品，派人到处求援，那时跑得最多的地方是军委总后勤部驻格尔木3个汽车运输团和兰州空军部队驻盐湖机场等。人民子弟兵对企业者的艰难是十分理解的，指战员们说：“有我们军队在就有你们钾肥厂在”，他们把节约下来的黄豆、肉、菜、大米及时送到盐湖，这种水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为老盐湖人留下了永久的怀念。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生产仍然坚持进行着。接着按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上级通知，从1961年起全厂又开始缩编减员，撤销了原有的生产建制，大量地裁减干部、工人，本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多留一个工人，少留一个干部，技术人才一个减”的原则，一时间，近3000名干部、工人陆续地被裁减回本乡、本土支援农业。到1962年底，全厂只剩下356名职工，轰轰烈烈的盐湖开发大业，一时走向了低谷。接着又传来了消息说，要撤销察尔汉钾肥厂，真是祸不单行。300多名痴情的盐湖儿女这时再也忍不住了，难道用双手创下的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就这么白白地扔在盐湖上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天大的困难我们不怕，撤掉厂子我们不干。”当时任厂党委书记的冯国旺同志，带着职工们的这种强烈呼声和愿望，急急来到省上汇报，经过激烈的争论，省上最后决定了保留察尔汉钾肥厂。

为便于管理，加强领导起见，省上又决定将察尔汉钾肥厂下放给海西州直接管理，察尔汉钾肥厂于1962年10月正式移交给海西州，改为了海西州察尔汉钾肥厂。直到20年后的1982年8月，由于建设大钾肥厂的需要，海西州察尔汉钾肥厂正式并入了青海钾肥厂，并改名为青海钾肥厂第一选矿厂。

精减后的察尔汉钾肥厂，生产一时走向了低谷，察尔汉盐湖也暂时变得冷冷清清。但毕竟经过几年的努力，生产已初具规模。生产设备增加，交通运输条件改观，特别是精减后的人员兵强马壮，技术人量雄厚，为全厂职工在生产低谷中挥戈奋进，开创新的发展道路准备了充分条件。

“永远年轻的盐田”

1962年，职工只剩下了356人，采矿人力奇缺，连采挖原生光卤石需要揭开20多厘米厚的坚硬盐盖，也成了十分困难的事。后来发现在挖过矿的沟槽中能生长出新的光卤石，既好采又易于分解。于是工人们挖了很多小沟槽，宽100厘米，深50厘米，长短不等，最长的约1000米，人们把它叫做沟槽盐田。开始人工挖，后来全使用推土机挖，就这么通过大面积开挖沟槽盐田长矿，矿源增大了，也好开采了，解决了缺少人力的困难。沟槽盐田上挖完一次，里面长出的几乎全是氯化镁，针对这一情况厂里又组织了以李志民、杨凤荣同志为主要成员的技术攻关小组，进行盐田兑卤试验。即把适用的卤水兑入已挖过矿的沟槽中，经过一定时间的日晒蒸发，盐田里又可长新的光卤石。在此基础上，窦昌华等技术人员经过研究试验、设计，又建成了隔离盐田，第一次建成50万平方米，第二次建成2.62平方公里。隔离盐田的建造成功，不但使长矿完全由人控制，不再靠天吃饭，走向稳定高产，又为大面积实现机械化采、装矿创造了有利条件。1962年一年虽生产了737吨钾肥，但因同时销售了原库存的近2万吨钾肥，年底仍给国家上交了利润和税金67万元。1963年，全厂职工最后剩到240人，而当年又意外地在达布逊湖边发现了长出的大面积光卤石，全厂干部、工人一齐出动，不分昼夜地进行抢矿，保证了全年生产用矿。这一年共生产了钾肥1000吨，特别是产品质量由含氯化钾50%一下子提高到80－90%，人们把它称为精神。这一年共给国家上交了利润和税金20万元。钾肥厂的干部、工人就是这样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踏出了一条艰难曲折而又充满希望之路。

青盐产销“双百万吨”之追述

关凤强

“七五”是海西盐业快速发展、取得辉煌业绩的时期。1986年3月，我受组织下派到海西州政府任职，主管全州工交工作。当时正值海西州“七五”起步之年，这个步子怎样迈？迈多大？对我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好在有幸赶上了省委省政府于1986年8月召开的海西工作会议，会上明确指出发展海西经济的指导方针是“改革开放搞活，强化农牧基础，开发优势资源，富民富州富省”，并提出了“青海要振兴，海西任务重”的口号。

海西不仅发展农牧业潜力较大，而且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其丰富的宝藏不仅在青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西部也具有不可轻视的战略价值。当时已探明储量的矿种有40个，其中规模大、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现实开发意义的有盐类矿产、石油、石棉、铅锌矿等。30多年来，依托石油、石棉、铅锌和钾矿资源，已分别建起了中央和省属的青海石油局、茫崖石棉矿、锡铁山矿务局和青海钾肥厂等大中型企业，只有原盐开采和销售由州属的省盐务局、省盐业公司管理，原盐的产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其它的矿产资源开发都处在起步阶段和尚待开发。因此，开发资源的突破口应当首推原盐的开采和开发。

抓机遇促发展

海西湖盐生产历史悠久，迄今已有260余年。但真正发展是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六五”期间，制盐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州制盐工业产值增长25.45%，盐税收入增长18.94%，制盐工业左右着全州的工业总量和财政收入，在海西的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海西的发展和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海西茶卡、柯柯两盐湖资源丰富，易于开采。在海盐、井盐和湖盐几种盐矿中，湖盐的生产成本是最低的。1985年我省原盐成本平均每吨8元，再生盐成本平均每吨15元，低于全国同行业15－30%。茶卡盐湖有41.39公里铁路支线通青藏铁路察汉诺车站，柯柯盐湖北缘有青藏铁路柯柯车站，铁路的运营，结束了青盐由公路运输的历史，并为两个盐湖的大规模开采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

全州制盐工业已具一定规模，为进一步大规模开采盐湖奠定了基础。1985年全州有产盐企业4家，运销企业1家，共有盐业干部和工人1000余人；原盐的产销量已达30万吨，盐的品种发展到8个，即原盐、洗涤盐、粉洗盐、精粉盐、精制盐、再生盐、加碘盐、加硒畜牧盐。茶卡盐厂自行设计并制造的YC型采盐船投入生产，实现了采盐机械化。几年的使用情况表明，YC型采盐船马力大，效率高，使原盐的生产能力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柯柯盐厂自1982年开创再生盐生产的新路子以来，已经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

市场出现的机遇，是加速发展海西盐业的大好时机。1985年制盐工业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全国工业用盐第一次超过了食用盐，以盐为原料的化工工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两碱工业发展较快。据当时有关资料介绍，“七五”末，我国纯碱生产能力将达到465万吨，比1985年增长1.5倍以上。大量的工业用盐给制盐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福音。

增产量上规模

在确定盐业作为发展的主攻方向之后，我们就把原盐的产销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一步棋就是上产量，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一是从1987年起州政府每年召开一次盐业生产运销工作会议，对盐来的产销工作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落实。同时，对州属及地方县市镇属盐业企业分别制定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多产多销。二是充分挖掘现有的生产潜力，做到挖潜与外延相结合。茶卡盐厂的采盐船开足马力日夜生产，柯柯盐厂利用生产场地宽阔的优势，大批招募海东地区民工、实行“人海战术”，格尔木盐化总厂和冷湖昆特依盐厂千方百计增加生产。一个多产原盐、多做贡献的热潮从东到西，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三是利用柯柯和茶卡两盐的丰富的资源，在1987年分别建立了乌兰县盐厂和莫河驼场盐厂。四是严格质量管理，坚决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现象的发生，从采掘、洗涤、运输、集坨等环节层层把关，确保质量。依靠全州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经过盐业战线职工艰苦努力，盐业生产年年登上新台阶，迅速跃居湖盐产区第一名，并跨入全国原盐产量主要省区行列。原盐产量在1985年36万吨的基础上，1986年猛增到62万吨，1987年突破百万吨大关，生产了133万吨，1990年达到144万吨，五年间增长了4倍。

抓销售拓市场

开发湖盐资源，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产量上去了，销售，运输等问题接跬步千里踵而至。随着原盐产量的迅猛增长，销售成了头等大事。我们紧紧围绕争取盐务总局多给计划、多拓展销区两个重点，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巩固才户，大力发展新用户，由最初问津青盐的原来5个省区迅速扩展到北达黑龙江佳木斯南到广西百色的全国23个省、市、区，并出口香港、尼泊尔，远销中东地区。青盐销售由1985年的34.5万吨，增至1986年的54.5万吨，1987年又增至83.3万吨，到1989年猛增到120万吨，首次突破了原盐产销“双百万吨”大关。几年来，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走访销区，了解青盐使用情况，虚心听取和接受用户的批评和建议，采取灵活多样有效的青销售策略和措施，做到货俏不怠慢用户，货滞主动找用户，开好青盐销区会议，搞好售后服务，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找铁路保运量

青盐的产量上去了，销区打开发，供盐合同签订了，但“卡脖子”的是铁路运输问题，一度不得不采取“以运定销、以销定产”的办法。针对青产销环节的这一主要矛盾，州委、州政府的有关主要领导及盐业公司的领导上西宁、去兰州，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遍万遍地走访兰州铁路局和西宁分局，求得支持和帮助。我们还主动密切加强地方与铁路的关系，尽力为自治州境内铁路沿线职工解决实际问题，共建文明线，共同为海西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我们还积极筹措资金，购买车皮，以解决运盐车皮不足的燃眉之急，并支持铁路技术改造。经过“七五”和“八五”期间的共同努力，青藏铁路的运能大大改善，现在哈尔盖至柯柯间的运能达420万吨，比1984年提高2.8倍，柯柯至格尔木间运能达250万吨，比1984年提高1.1倍。同时，我们还采取兰新线分流和公铁分流的办法，以缓解青藏铁路运力紧张的状况，西部昆特依盐厂立足兰新铁路，并与冷湖汽车队合并，统一调度运力，使格尔木、茶卡、柯柯、总后兵站部和省属、州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车辆都汇入了运盐的洪流。青藏、柳格公路线上一辆辆运盐汽车来回穿梭，川流不息。我们还积极争取省委、省政府领导及省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在合理调整盆地运量的情况下，优先保证了青盐对运力的需要，5年共运销盐463万吨。

增后劲稳发展

盐业在海西州的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盐业的发展不能是权宜之计，必须走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在原盐产销迅速跃上百万吨台阶的时候，提高盐业生产工艺水平和加工增值能力也在同时进行。几年来筹措资金上亿元，先后建成了茶卡盐厂20万吨洗涤盐、10万吨粉洗盐生产线，柯柯盐厂3万吨精制盐车间。盐业运销公司机械化筑装灌包线，茶卡盐厂、柯柯盐厂各18万吨技改项目，柯柯盐厂铁路专用线及德令哈4万吨纯碱厂等项目，盐产品由过去的单一品种发展到10来个品种，原盐从生产、集坨到筑装发运基本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生产工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原盐生产能力达到150万吨，青盐跨入全国原盐产销主要省区行列。到“七五”末，盐业实现的产值已占全州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盐业企业实现的利税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盐业公司连续三年被省政府命名为青海省财政支柱企业。随着龙羊峡330千伏输电线路进海西，原盐加工增值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一批盐化工项目进行了紧锣密鼓地论证、批报和实施。如盐碱联合的德令哈4万吨纯碱厂扩8（万吨）争20（万吨），氯碱工业8万吨烧碱、10万吨聚氯乙烯、5万吨电石等三项工程也在拟议之中。

回顾“七五”海西盐业的发展，有两点感受至今难忘。第一，凡是看准或认准了的事情，就要不遗余力、倾其全力办好、干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认准了大力发展盐业的时候，在上产量、跑销区、找铁路的过程中，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问题，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我们去克服它、战胜它、解决它。第二，工作中要抓重点，抓关键，抓全局。我们选准盐业作为开发资源的突破口，以原盐生产为龙头带动整修湖盐的开发。积累资金，支持财政，促进自治州经济稳定发展。实践证明，我们这条路走对了。

钾肥厂技术革新二三事

牛毅

察尔汉钾肥厂实现机械化生产的过程，也是经历由简到繁、由小到大的艰难过程，职工们为此付出了许许多多的艰辛劳动。当然也有过失败的教训。

1962年，根据省化工研究所设计，开始在36公里外的小桥地区组建，年设计生产能力1000吨的机械化车间，1964年进行了试车。由于脱离实际生产条件，整套设备不过关，最后完全失败，扔掉了国家250万元的投资，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看来急于求成，盲目地干是不行的。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厂里决定主要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组建一个年产5000吨的半机械化生产车间。组织了由技术人员窦昌华、周大学、于长岐和技术工人伏长兴等同志参加的攻关小组，自行设计和组建安装，结果仅用了50多万元投资，约两年半的时间就建成了。1968年一次试车成功并投入正式生产。从此，钾肥生产由露天生产搬进了厂房，生产效率提高了30%。

为配合机械化生产，技术人员周大学着手研制螺旋分解机。这位来自天府之国的大学生，一心扑在盐湖事业上，他把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改造，终于在1964年2月研制成功了螺旋分解机。从此结束了人工拉耙制取钾肥的历史，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实现机械化生产打下了基础。

1968年由窦昌华为首，周大学、于长岐等人组成的技术小组，针对半机械化车间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着手进行了设备改造和配套设计。此时，省盐湖研究所研究出了浮选工艺制取钾肥，经过反复试验、论证，证明此工艺先进合理，于是大胆引进和采用。同年，厂里决定将原冷分解洗涤车间扩建为年产10000吨的冷分解浮选车间，次年正式建成投入生产。采用浮选法生产氯化钾在我国属于首创，它的引进成功和1万吨车间的建成使用，使察尔汉钾肥厂开始向大型生产企业发展，钾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迈进。这年共生产粗钾1500吨，精钾5181吨，上交给国家的利润和税金达到134.4万元。

尽管产量提高得较快，但质量仍不太理想，主要在于成品脱水未能解决好。使用离心机脱水，工人们还要弯腰钻进离心机里，用短柄铁锨将成品一锨一锨地往外铲。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大，特别是脱水不完全，产品质量上不去，还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有一次，工人们为了检查产品脱水程度，把一根量尺插入离心机中，由于量尺插入的角度恰好与离心机旋转成反方向，就使大量小颗粒状成品顺着量尺飞了出来。在这一现象的启示下，工人们大胆设想，在离心机中安装了一个人工控制的活动刮刀，利用反旋转力的原理，使脱水后的成品自动喷出。工人俞振兴最后设计制造出了用刮刀自动卸料和喷料装置，既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效率，又因脱水时间充分，脱水较为完全，产品质量也随之提高了不少。后来，还增加了产品干燥系统和干燥设备，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同时，也为1万吨车间实现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条件。

为解决笨重的、强度大的人工采矿、装矿问题，攻关小组在盐湖研究所技术人员王绳祖等技术人员的直接参与下，四处寻找资料，为选择装料机集料斗的合理形状和最佳数据，进行了大量反复的推算。又从实践经验中，大胆提出了用拖拉机改造为装矿机的设想。在一无模式、二无图纸的情况下，经过约一个月时间的试验和改进，终于成功改制出了适合盐湖生产的鸭嘴式采、装矿机。采装一车矿只需二至三分钟，比人工采、装矿工效提高了七、八倍。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被解放出来。当时参加试验制作鸭嘴式装矿机的工人技改能手有姚俊忠、李维良、李雅、刘振鉴、谢永民、张连吉等同志。后又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又改制了一台采、时矿机，为实现盐田采、装矿机械化奠定了基础。

后来有位美国盐湖专家来厂考察。在大盐田里看到这种采、装机的使用情况时，感到很惊奇，并拍了照片带走了。事后一位厂领导开玩笑地批评工人说：“大家只知道埋头搞生产，就是不知道保护‘专利’呀！”

只有十几人的厂搬运组，常年负责产品装车外运。200斤重的麻包背在身上压得工人直不起腰来，大家做梦都想着能够早一天实现装车机械化。1971年初，搬运工人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各个想办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试验，终于造出了一台装包机。只要操纵电钮，100公斤的麻包就一个接一个地顺着传送带，自动装上汽车。

1970年，在技术人员周大学和工人刘世雄、伏长兴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研究制造了螺旋加矿送料机。这样，在生产氯化钾和钾肥的过程中，从采矿、装矿、投料、分解到成品装车外运，各个基本生产环节，都摆脱了落后的手工操作，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1975年，察尔汉钾肥厂生产突破了20000吨大关，全年共生产20200吨氯化钾和300吨钾肥，给国家上交利润和税金742万元。生产又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工人们说：“我们多生产1吨钾肥，就是给国家多生产一些粮食，为此流汗出力是值得的。”

1978年，为了继续扩大钾肥生产，厂里又开始筹建一个4万吨钾肥生产车间。整修设计是由本厂几个技术人员搞出来的，光设计图纸就用了几百张。全车间140多台设备中，有54台非标设备都需自己设计制造，技术人力不足，资金也遇到困难，筹建比较缓慢。到1982年7月1日建成试车，当天试生产出了十几吨产品。又经过几年的改进，到1987年，年生产能力达到了设计要求，全年生产了氯化钾43620吨。

以往，钾肥成品的干燥，主要是由工人晾晒，既影响产品质量，又影响产量。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成品干燥问题，全厂着手进行技术攻关，试验成功了干燥机。使用后既提高了产品质量，又加快了生产进程。1982年3月初的一天，一台重达13吨多，长12米，直径1.5米的烘干转筒运到了察尔汉火车站。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没有起重设备怎么办？厂党委书记兼厂刘安玉和时任副厂长的我带领十几名工人，硬是用吊链、千斤顶、枕木、撬杠等最简陋的起重工具，一步一步地把这个“庞然大物”推挪到新车间门前。新车间250多吨重的设备也都是靠这些简陋的起重工具搬运吊装起来的。

察尔汉钾肥厂的干部、工人，就是这样地通过大搞技术革新，加强生产管理，改进工艺流程，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1988年8月1日，是察尔汉钾肥厂建厂30周年纪念日。截至当年底，全厂共生产钾肥达60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2.6亿元，为国家上交利税1亿多元，相当于国家同期投资的2.3倍，拥有固定资产2200多万元，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业绩。

花土沟会战初期的日日夜夜

梁泽祥

花土沟曾有过辉煌。五十年代在花土沟、油砂山、红柳泉等一带曾发现过油气，找到过一些油田，而且进行过短期开发。基地就建在距花土沟不远的油砂山。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由于支援大庆石油会战，青海油田又集中力量猛攻冷湖，西部勘探队伍才陆续撤离花土沟。

1969年，石油部要求我们继续开发花土沟油田，使这个当时井已关、钻已停的半拉子油田又燃起了希望之肖。那年春节刚过，我当时所在的3288钻井队，作为先头部队顶着凛冽的寒风开进了花土沟，在那里搭起了第一顶帐篷。

到花土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往阿拉尔水源的路，以解决后边大批职工到花土沟后的生活用水和工程用水问题。花土沟距阿拉尔30公里，中间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沼泽地，还得穿过几条小河（其实叫流水沟更合适），要修成罐车能通行的路难啊！那时全队近百人只有一部解放牌汽车，除负责每天按时接送修路的职工和送饭送水外，还得从几十公里之外的石头山上拉石头垫路，还得到花土沟、油砂山、咸水泉一带的井场寻找架桥用的废旧管材。由于车忙，大干了一天的职工不能按时吃饭、不能按时下班回家是常有的事，但大家毫无怨言。记得一次车在石头山抛了锚，中午没送饭，大干了一上午的人确实饿得发慌，大家估计一时不会有送饭的车来，便商议打野味充饥。青年人说干就干，也忘记了疲劳，手拿木棍、石块奔向红柳泉那片草原。经过激烈的追逐、拼打，竟然逮住了两只兔子、一只麻鸭和几只无名鸟。没有锅就用铁锨、铝盔顶替。加工烧熟的野味，尽管里边只放了点就地拣来的硝盐，但吃起来还蛮有味道。当下午快天黑时，送饭的车才赶到。当看人们仍在大干，司机和炊事员竟放声大哭起来。这种为油而战的乐观精神令人难忘。

这期间，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在河上架桥。当时除拣来的废旧管材和钢丝绳外别无建筑材料。但凭着大家的聪明才智，桥墩用管材，桥面用管材，管材之间的连接用废旧钢丝绳，修成的桥不但能行人，就是拖拉机在上面走也不受影响。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修桥时正值冬季，地冻天寒，冷我刺骨，又无吊车、拖拉机、或任何机械帮忙，全靠人拉肩扛，在冰冷的水中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凭着大家的坚强意志和在西部找油的决心，桥硬是修成了。至今那几座钢桥还巍然屹立在那里，每当我坐车从桥上经过时，眼前就浮现出当年架桥的情形。

桥架好路修通后，开始用罐车拉水。但随着油田建设的迅猛发展，用汽车拉水已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需要阿拉尔河的水用管道引进花土沟来。这样一来，就得挖一条从花土沟至阿拉尔的管线沟。这条沟宽1米，深2米，全长30公里，其工作量可想而知。为了加快进度，西部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我所在队的两个班就被抽出搬到红柳泉，天亮出工，天黑收工，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好在那时我们都年轻，有一半人是1968年分来的大中专学生，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不知什么叫苦和累。

管线过河，是这项引水工程的最大难题。当时河宽虽只有几米，但周围却是一片沼泽地，这么宽的跨距，管沟如何挖？管线如何焊？研究会、论证会开了若干次仍无结果，当时已适到西部的指挥部领导看了也摇头。怎么办？“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主席指示是方向，掉了脑袋也要上！”人们发出了豪言壮语。当时下放到本队劳动的主任工程师沈福全同志看到人们高涨的热情，又看到面临的实际困难。他白天跟大家一块参加劳动，晚上精心设计管线过河图。在施工的那天，两台拉职工去施工地的拖拉机快到工地时掉进沼泽不能开出。时间很紧，急红了眼的职工顾不上掉进沼泽的拖拉机，跳下车硬是不要命地跳进了厚厚的冰层里，挖好了沟，焊通了管。当队干部和西部指挥部的领导闻讯赶到现场，看到这惊人的一幕，个个敞开了怀，抱起了职工冻僵的脚，激动地热泪盈眶。后来指挥部的领导多次在大会上讲，创业就要有这股劲，这种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将一事无成，管线过河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施工，花土沟用上了自来水。

管线接通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往北山架电线的任务。到过花土沟的人都知道，由于特殊的地貌，虽然沟坎之间近在咫尺，但由于沟深坡陡虚土厚，抬着电杆，拖着电线，每翻过一座山，越过一道沟，往往都要个把钟头甚至更长时间。每挖一个坑，每竖一要杆，每拉一条线，都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加之风吹日晒，每个人的脸都象圆茄子，红的发紫，而且脱了一层又一层皮，但人们不在乎，想的是早日能通电，早日打成井，早日采出油，以保证当时茫崖石棉矿及新疆南疆的用油。我们队和机电车间的同志们，每天早出晚归，终于架通了电线。

往北山修路，难忘的是平井场土方会战。由于工作量大，局总调度室出面组织，除西部职工外，还有冷湖、大柴旦的职工，根据工作量分段承包，限定日期完成。由于山高坡陡大部分地段机械无法施工，有人埋怨地质家故意难为职工，其实，这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大自然造就的。几百人的筑路大军，顶着烈日，冒着狂风，早出晚归，山上山下如潮，活象一幅群英图。有的人手被钢钎震裂了，脸被晒得脱了皮，有的长期不能洗脸洗脚，被碱土腐蚀的浮肿脱皮，甚至连袜子也脱不下来，但无一人退下阵来。那个时代的人，全靠的是一股子精神，靠的是为油而献身的雄心壮志。那时我也加入了局机关筑路大军的行列，尽管机关人员平时参加劳动锻炼少，但我们仍不甘示弱，奋力拼搏，在东部勘探处同志的支援下，较早地完成了任务。经过短期会战，修筑盘山公路33公里，还平整了十几个井场。

在花土沟创业时，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我说不清。但是架桥、架线、修路、管线过河，75天建成年加工30000吨原油的小炼油厂，这些都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格尔木第一座水电站建设始末

阿义荣

1958年，随着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开发建设，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59年初，海西州提出了在格尔木河上兴建水电站的方案。同年，西北勘测设计院对此进行了勘测设计。1959年下半年，土建工程开始施工。1960年，导流隧洞打通，发电隧洞及坝肩开挖也部分完成。一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已由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刘家峡中心机械厂生产并运往工地。但由于该工程以“敢想、敢干”的“大跃进”精神盲目开工，工程投资和材料都无法落实，为此，1960年底，格尔木水电站工程被迫停建。

1971年，格尔木水电站的建设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1月16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水利电力局向青海省计划委员会报送了《格尔木水电站设计任务书》。1972年4月17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下达了同意修建格尔木水电站的批复，指示电站工程于1972年5月开工。1974年年底峻工发电。

承担格尔木水电站工程设计的省水利电力局，组织了由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的设计班子，在1959年西北电力设计院设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现场勘察，对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1972年12月，全部设计工作完成。根据设计，格尔木水电站建在距格尔木县城以南30的格尔木河上。根据格尔木多年平均流量21.9立方米/秒的水量，电站采用溢流单拱砼坝，坝高52米，底宽8.6米，顶宽2.1米，坝顶长53.38米，总库容量2400万立方米，有效库容690万立方米；发电隧洞长271.5米，其中主洞长228.7米，直径4米，3个岔管长44.5米，直径2米，电站设计水头37.95米；厂房建筑面积585平方米。其中，主厂房340平方米，副厂房114平方米；电站安装3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23块配电盘。电站工程还包括向格尔木县供电的35千伏输电线路35公里，升压站1处，安装2台变压器，总容量11700千伏安。降压站1处，安装10000千伏安变压器1台。另外还包括办公室及职工住宅2259平方米，进厂公路270米。

1972年4月中旬，经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党委决定，成立格尔木水电站工程指挥部临时党委，成员由农建四师及当地驻军、省水电局和格尔木县选派代表共7人组成，王宗章任党委书记，景生明、张万林为副书记，临时党委代行格尔木水电站工程指挥部职权。1973年5月8日，中共青海省委常务委员会决定将格尔木水电站工程交省水电局施工，并成立了以省水电局为主的“格尔木水电站工程指挥部”负责对整个工程的领导。

格尔木水电站工程的施工由省水电局抽调所属的工程处工程3队、地质勘探队、机电设计队、安装队、水科所等单位承担，劳动力主要由军垦农场和当地解决。1972年5月，根据省革委会生产指导部的指示，电站工程开工了。因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生产秩序混乱，工程所需的设备、机械、三材、劳力、运输等都不能按计划就位，致使计划多次更改，工期大大延长。电站工程所需的3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一台于1959年就已购置，由于长期搁置，保管不善，很多机件都已损坏和丢失。1971年，工程指挥部将机组送到湖南沣水电局修试厂进行修配，由于缺主要配件，该厂一直拖到1972年年底尚未修复。因此，工程指挥部报请青海省计划委员会同意，决定该机组不再安装，无偿调拨给湖南省水电局。另两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由水电部于1973年2月分配给浙江省肖山机械厂承制。同年8月，在水电部召开的电机产品订货会上又决定这两台机组改由天津发电设备厂生产。后因该厂已不生产喀什型机组，所生产的水轮发电机与原设计的机型不符，当时格尔木电站发电厂房基础底板、尾水管砼及发电隧洞出口的三岔管砼已按原设计浇筑完成，无法更改，此情况经省水电局呈报水电部以后，1974年水电部又将格尔木水电站所需的3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制造任务分配给江西电机厂，要求1975年交货。

1975年9月，电站工程的大坝施工已接近设计高程，厂房及升、降压站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31.8公里的35千伏线路也已架设完毕，水工建筑已完成计划的81.4%。但二、三类机电产品和部分设备加工却不能按计划交货，原定的弧型闸门要求1975年4月交货，实际上9月份才交货，迫使年底才开始进行导流。由青海矿山机械厂承做的冲沙闸门和坝顶闸门等设备，由于缺料，1976年才完成。另外，由于三材供应不足，迫使年底才开始进行导流。由青海矿山机械厂承做的冲沙闸门和坝顶闸门等设备，由于缺料，1976年才完成。另外，由于三材供应不足，迫使水工建筑的砼浇注经常停工待料，造成民工离散，工地劳力不能保证。加上格尔木地区冬季5个月不能施工，夏秋季又经常受洪水的影响，致使工程延期，制定的工程计划成为一纸空文。1975年10月，工程指挥部针对电站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经研究组织了3个抓设备小组，一个组在本系统和本省求援，抓设备调剂和加工制做；另两个组分南北两路去外省订货。此后，在青海省计划委员会和省水电局的大力支持下，格尔木水电站工程的三材和投资逐步落实。

1977年6月20日，电站的大坝、发电隧洞、厂房及升、降压站等工程全部竣工，第一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也安装完毕，7月4日，机组开始试运转。试运中发现隧洞围岩裂隙处漏水严重，并直接渗漏到厂房，同时大坝也有渗漏现象。为此，决定停机后采用内堵外排的方案处理。10月中旬，渗漏缺陷处理好并验收。10月20日第一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1979年4月中旬，另外两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也安装完毕。下旬，由省水电局组织设计、施工和生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工程进行了初步验收，对存在的发电隧洞漏水等缺陷提出了处理意见。工程指挥部采用凿孔固结灌浆等方法对漏水进行了处理。7月29日，两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一次启动成功，开始并机发电。8月，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组织省水电局、格尔木县等有关部门组成验收委员会对整个工程进行了验收，认为工程合格，电站开始移交给格尔木水电厂管理。

格尔木水电站的投资，1971年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批准工程计划时下达投资不超过1200万元。1972年6月20日，工程指挥部临时党委在审核工程设计修改方案时将工程投资增加至1240万元。同年12月，经省计委批准将原购置的一台机组无偿调拨后，1973年5月，青海省计委批准工程投资追加至1913万元，其中水工部分1166万元，机电部分440万元，其他307万元。由于格尔木水电站的建设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秩序混乱，各种器材设备缺乏，致使工程耗时7年才完成，工程造价不断加码。1979年底该工程竣工决算时，实际投资达到2315万元，平均每千瓦造价2572元。

1977年10月，格尔木水电站第一台机组投产后，电厂改名为“格尔木水电厂”，由青海省水利电力局直接管理。1981年4月，移交给海西州接管。至1990年，格尔木水电厂装机9000千瓦，是区内容量最大的水电厂。它的建设历尽艰辛和曲折，但它的建成带动了格尔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给格尔木河的综合楼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都兰水电站建设经过

李宗汉

都兰县是个缺电县。1970年县镇有人口5000余人，县属工矿企业有各种电动设备容量723千瓦，而县火电厂只能供电150千瓦左右，相差500余千瓦。为保证所属工矿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县委、县革委会领导提出修建水电站。

这年冬天，县农水站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在县镇附近察汗乌苏河区段查勘测量，选定在察汗乌苏河关角垭豁处修建水电站。1971提3月提出设计方案和施工草图，部署施工。4月，县革委会调派技术负责人进入工地。发现原定电站厂房压力前池工程全在填方土段，填方长360米，填方高达5米，填方数量为13000多立方米，施工困难，运行时也不安全。5月24日，县委、县革委会领导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同意修改原定方案，取消填土方工程，将原定进水口位置向上游移260米。电站引用察汗乌苏河水，与察汗乌苏灌区和县自来水工程引水相结合，稳定灌区用水水源，保证自来水用水。电站厂房设在青藏公路434公里处、察汗乌苏公路大桥以东、县镇以南6公里处。这时县革委会正式组成察苏水力发电站工程指挥部，下设政工、材料、后勤、财务、施工技术组，陆续由县级各单位抽调人员进入工地，借都兰察水文站两间房办公，居住在帐房。民工由各公社抽调。施工技术人员在没有设计图纸的情况下，根据工地实际情况，全面布置，重点设计，边设计，边放线，先设计完成引水枢纽工程，立即安排施工。5月27放线完毕，引水枢纽拦河坝工程开工。拦河坝坝高2米，坝长100米，过水流量370立方米/秒，全部浆砌石。与拦河坝相连的有进水闸、冲刷闸各2孔，进水流量6立方米/秒，冲刷闸过水流30立方米/秒。副坝1座，土砂料填筑压实，长274米，平均高2.1米；西台进水闸1座，过水0.5-0.8立方米/秒，供西台灌区2000亩地用水。

拦河坝开工之后，劳力不足，资金短缺，抽水机具很少，连民工使用的抬筐、抬杠等简单工器具都供应不足。民工大多住地窝子，食宿十分简陋。5月的河从，风大水凉，对施工带来不少困难。县领导经常深入工地，并动员县直机关、县中学、小学与省地质局驻都兰地质八队职工们来工地抬石头，挖砂子，逐渐增拨资金，改善工地施工条件，激发了察苏公社90多名社中的积极性，特别是察苏公社西河滩大队11名女青年下水掏砂，劈山炸石，带动了全体民工集中精力挖基修坝，加快了水下施工进度。7月22日中午，工地暴雨集中，倾盆下泄，短短80分钟里，降雨6.5毫米，为都兰县历史上所罕见，河水猛增到58立方米/秒以上，拦河坝施工再一次停工。接着8月间又有两次大水，前后4次大洪水持续时间长达50余天，拦河坝施工中断45天之久。冲刷闸完工不久，被洪水冲毁，又重新施工，增加了投资，延长了工期，造成不小的损失和浪费。引水枢纽各项工程于11月旬才抢修完工。

施工上述工程的同时，进一步搜集资料，进行全面规划和各项工程的设计工作。省水电局工程四连抽调技术人员协助设计电站厂房枢纽工程。都兰水文站派员协助整理分析察苏水文资源。省冶金地质八队搞水文地质的同志在罕汗乌苏河区段作了多处物探剖面，河床砂砾石层厚90-135米，对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作了分析，并指导在厂房附近挖井4处勘探，地下水埋藏深为10.5米、14米、20米不等，水力坡降为1/146，地下水对厂房施工无影响。省地质八队将引水枢纽处岩石取样，送省地质局西宁实验室鉴定为流纹英岩及复细粒含长石英砂页与砂质板岩互层，比重2.612-2.745克/厘米²，局部山坡地段岩石破碎，节理发育，间有裂隙水渗出，降雨时渗流较多。以后又请省卫生防疫站、省水利科学研究对察苏水电站进口处进行水质化验，结论是，除氯化物超过标准，细菌数略高外，其余均符合卫生标准，可作生活饮用水。省水电局农水处派员协助安装压力管道和水轮发电机组。施工技术组多次与省水电设备制造厂联系，修订水轮机气能系数，节省不少资金。以上各项基本资料和数据的取得，使设计更臻于完善。1971年12月，完成各项设计工作，编写出《都兰县察苏水电站规划、设计说明书》及分项工程设计详图，1972年1月编制出工程设计预算书，除向州、县领导口头汇报外，分别报送有关单位。本电站安装3台125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共375千瓦，平均年发电量为150万度。

经过紧张施工，完成了厂户枢纽压力前池、压力管道、浅水道、排砂道、厂房、进厂公路、自来水改线以及过青藏公路桥、穿察苏干渠涵洞、分水闸等项建筑物，以及盘山引水渠1059米，尾水渠长1136米，尾水渠延长入察苏灌区渠道长1.25公里。1973年上半年继续施工，修理管理所房屋20间，简易仓库4间，压力前池闸房1间，进水枢纽闸房2间，管理所围墙290米，电站厂房167平方米，架设6.3千伏输电线路3.77公里。短短两年多的施工期间（有效施工期17个月），共完成土石方19.55万立方米，其中土石方17.06万立方米，炸石山1.39万立方米，浆砌石6782立方米，干砌石3237立方米，混凝土964立方米。实用水泥1219吨，木材128立方米，钢材56.5吨，决算投资为127.08万元。

电站的建设过程中，指挥部全体同志日日夜夜坚守在工地，与民工们生产战斗在一起，终于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如技术力量较弱，资金不足，材料短缺，供运问题等都及时得到解决。胜利完成了水电站工程。县委书记郭占顺同志和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开岐同志为电站建设费心不少，出了不少力。州委副书记李景山同志几次来工地指导施工，协助解决资金困难。这几位领导都关心技术人员，为技术人员撑腰壮胆，努力搞好工程。

1973年7月1日，电站正式向都兰县送电了，工地召开庆祝大会，到会的除当地民工外，有湟中、循化、化隆、大通、湟源等县支援修电站的民工，察苏公社、热水公社代表，省水电局、省水电设备制造厂代表，县属各单位代表，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们个个兴高采烈，庆贺电站的建成，庆贺都兰县升起的这颗明珠。

1973年8月4日，负责工程指挥部技术的我将各项工程设计、施工技术资料17份移交给县电厂张涛同志接收。工地剩余物资器材如数交给水电站管理所。10月15日又将设计图纸、计算书、规划、预算以及遗留工程、存在问题的报告等资料，分别报送县档案馆、工交科、农水站、县革委会等单位。自此，都兰水电站由管理单位负责营运。

一九五O年

柴达木盆地考察记事

、

朱新德

1950年无旦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即刻把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开发列入了议事日程。

建设柴达木，首先要开发绿洲农业，建立大型国营农牧场，这是解决居民生活条件和建设新兴城镇的第一步。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组成柴达木考察团，这是新中国在立后第一次组织的对柴达木盆地的科学考察。但由于旧中国给青海没有留下一个科研单位，科技人才极为缺乏。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考察团所需科技人员，均由甘肃和陕西两省有关科研单位中抽调支持。1950年4月，西北军政委员会通知陕西、甘肃、青海各省人民政府开始抽调科技人员和军政人员，组成以柴达木盆地东半部为对象，以农业、垦荒及建立大中型国营农牧场和建设新兴城镇为考察目的，包括农业、畜牧、林业、水利、土壤、草原、兽医等各类专业科技人员为主的考察队伍。4月中旬甘肃省政府通知有关科研单位抽调人员，当时我在兰州科学试验所工作，通知指定派一名土壤专业人员，由于柴达木刚刚解放，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有不少残匪游勇流窜在那里，解放军还未到达，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再加上有些科技人员存在某种原因，连派几人均不能前往。当时所领导和军代表苏林考虑到我的妻子袁锦去即将分娩，需要人照顾，就未通知我去。我知道后，就主动向领导报名自愿前往，并表示家中的困难自己设解决。几经争取，终于获准。出发之前，将家中之事托给同事照顾，临行前妻子提出，再这一个多月孩子就要出世了，让我给留下个名字。我说，“这次去柴达木盆地考察，有党的领导，有人民解放军作后盾，一定会成功，我肯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按这个意思，孩子就叫柴宁吧”！她点头同意。柴宁5月底出世了，这是后话。4月23日左右，我去甘肃省农林厅报到，知道除陕西农科所抽调的农艺师王玉成外，其他科技人员均已到齐，决定26日由青海省顾问吴老先生带领，乘车到西宁集中。当日到达西宁住在省政府东侧的昆仑饭店。27日省有关领导来看望我们，并谈到青海省军政领导派身经百战的李书茂师长兼任调查团团长，并派有政委、后勤部长等参加，在安全保卫军随团乘车前往，运输及交通工具是5辆大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卡车中有三辆是带绞盘前后加力的十轮大卡车，以备开道和其他车辆陷入泥坑时求援之用。

5月1日晨6时，在庆祝建国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全市游行队伍尚未上街之前，考察团车队满载着人员、仪器、药品、弹药、给养从西宁出发，向柴达木盆地进军。经湟源，过海拔3452米的日月垭口，到达倒淌河，沿刚解冻不久的青海湖南岸西进，经江西沟、大喇嘛河（即现在的黑马河）越过4500米高的橡皮山，到达茶卡盐湖，至莫河转向南行，经沙柳河、夏日哈到达察汗乌苏。这是考察团进入柴达木盆地考察的第一站，也是团部所在地，全程500多公里，按现在路况，汽车六、七个小时可以到达的里程，我们的汽车足足行了8天，于5月8日才到达察汗乌苏。当时这条公路非常简陋，重车难行，又值春汛时期，地表冻土融化泛浆，有时一天行不到几江西沟、黑马河、橡皮山、莫河、夏日哈等路段最为困难，这时前后有加力和绞绳的大卡车发挥了巨大作用。

5月8日黄昏时分到达察汗乌苏，察汗乌苏蒙语意思是“白水”，因该地河水中富含酸性碳酸盐，在流动过程失去部分碳酸而形成碱土金属碳酸盐沉淀，呈白色，以此得名位于柴达木盆地东沿，这里分居住着几址户人家，农田约千亩，禾苗刚出土。此地后来改为都兰县，当时县领导机构尚未正式成立，只有个临时机构。6月上旬省委派方新产多人才到达。此时仅有土屋20多间及近百平方米的二层北楼，为旧政权柴达木屯垦督办所在地，房屋为土坯墙，层顶用夏日哈北山所产园柏为梁椽盖成。因该木为粉沙性漠钙多，很脆，屋顶柱染很少加工，湿得十分粗糙。土壤为偻沙性漠钙土，含盐分份较高。旧中国屯垦十多年，开荒不到几千亩，因灌溉不当引起下部盐类上升而板结，重新撂荒。此地地表盛长盐蒿、芨芨等草类和白茨，柽柳、枸杞等灌木，在渠边和屋墙外种有几十株白杨，未见其他乔木。在南北山中有园柏、冷杉等带状林。温差大，年降雨量稀少，在地下水位高的潮湿地带及河床附近长满红柳（又名柽柳）。蚊子、虻虫特多，白天成群飞出，遮天蔽日，最初我出去考察忘了戴防蚊罩和擦防蚊油，几分钟内蚊子爬满了裸露部分，叮出成片的小包，又痒又痛。以后每次外出头戴防蚊罩，手擦防蚊油，以防攻击。好在此种蚊虻白日出动，夜间蛰伏，只活动于草从和灌木林中，很少进屋。到立秋以后，全部消亡。

考察团以察汗乌苏为起点，开始对柴达木东部地区进行考察。首先在夏日哈工作了两天，此地海拔3000－3200米，可垦地约5万多亩，有夏日哈河水可以灌溉，土壤为棕钙土居多，已有几户农家在耕种约百亩。再乘汽车沿南山森林带行50多公里渡边巴彦河（又名香日德河）400多米宽的河床到达香日德草原。有寺院一座修建于环山怀抱之中，森林茂密，队松树之外柏树最多，寺前河水潺潺流过。该寺为十世班禅临时驻地，寺前土层数十间，农田几百亩，这里土地平坦，海拔2800－3000米，气候温和，土壤为冲积性棕钙土，含盐碱较少，可垦地从南到北约20万亩左右，巴彦河从南山流出，水量大，易修渠灌溉，此地丰长红柳、黑茨、芨芨等灌木和草类。在香日德考察期间，轩领导注重民族团结工作，在到达香日德的次日上午就到寺院拜会班禅大师及其堪布和经师等，在客厅班禅与我们一一握手，并在客厅前照像留念，晚餐以班禅名义招待和宴请全团人员，有两位堪布参加。在香日德期间与藏族同胞相处甚好。继续向西考察时，由于要沱沱沙山，路况更糟，团部决定乘马前往，并派骑兵同行保卫。但雇马较多，当时匪徒横行，藏族同胞为避匪乱，将牛羊马匹赶进南山深处放牧，存马很少，只得雇驮骡10匹，马8匹，但马多是瘦小的柴达木马，给养及仪器、工具由驮骡运行，科技人员每人分马一匹，我乘的那匹又瘦又小，我担心难以负重，但别无马可乘，只得减轻行装同行。6月上旬从香日德出发，骑兵为先导，驮骡居中，我们9匹马队断后。从香日德到诺木洪，我们看到土匪活动的罪行，在宗加寺院经堂被焚不久，还在冒烟。在诺木洪土堡之外，其状甚惨。在蒙古族同胞居住的地堡内，财产被抢掠一空，佛像、木箱等杂物东倒西歪，乱散在地上，其状甚惨，令人发指！

巴隆和宗加海拔2900米左右，宜垦荒地约10万亩，土壤为棕钙土、草甸荒漠盐土等，其北就多为沼泽地。地下水较丰，但未见有河流。过了宗加，由于我和染技士所乘的马赶不上前队骡马，远远落在后面，看着前队的蹄印打马慢行。在过绿草如茵的沮洳地时，我连人带马陷入淤泥之中，而染持士的马却过了这段地带。我心中有些着急，打马令其抬腿前行，谁知愈挣扎陷入愈深，此时马腹部已陷入泥中好几寸，行李和我的脚也接触到淤泥上，马一动也不能动，我只得轻轻下骑，取下行李放到草地上，自己轻轻地走过草皮，坐在高坡上等待来人求援。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小马恢复了体力，将四蹄轻轻蜷到肚皮下，使劲横卧一滚，滚出了沮洳地在草地上站起来，这真是柴达木马的宝贵经验。在柴达木盆地有些地区沮洳地较多，多半分布在潜水出露的地带，其上绿色的草皮，其下便是深几米的淤泥，若行其上，重力太大便陷下去。下午6时左右到达诺木洪。

诺木洪，蒙古语意是“好地方”，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一个重镇，直通南疆诺羌，千年来就有比较发到的文化。诺木洪在绿树成荫的地方建有一座约1平方公里的高墙古堡，墙高约4米，宽半米左右，其上可行人。有大门，院内北边有10多间穹行土屋，门窗不全，考察团人员就住其间，东边有10多间土屋住骑兵，院内绿树成荫，红柳花盛开，树干高大粗壮，至少有200年的树龄，红柳能长成如此参天大树，实属罕见！院内主人逃走，而一块块青稞农田，长得十分健壮，每颗分蘖多，我数了几株，最多达19枝。土质肥沃，气温光照均好。此地海拔2700—2800米，居于昆仑山前砾石戈壁带的北侧，为风砂性漠钙土，其上盛长怪柳、白茨、枸杞、梭梭、黑刺笔者等灌木林，在靠戈壁的一边形成几十公里长的红柳等固定的大沙包，高2—4米，直径几十米不等，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沙丘堆灌木林带，对其北部地区生物草原带起着防风固沙的巨大作用。在南部诺木洪河从昆仑山流出后，绝大部分经戈壁潜入地下，在丰水期有一部分经山前砾石戈壁流到诺木洪绿带。我们发现这里宜农宜垦地至少在10万亩以上，大部为风沙土、盐渍土、沼泽土等，若诺木洪河防漏之后即可直接灌溉。从香日德到诺木洪所经之地见到不少三五成群的黄羊、野兔及野驴等。据藏族向导谈，在夏季，昆仑黑熊常到诺木洪灌木林带采食锁阳，让我们考察时注意安全。所以一人出去调查时，解放军战士荷枪随行。

考察完诺木洪，因横穿柴达木必须经过大盐滩，沼泽地过柴达木河及霍布逊湖，无路可行，遂决定重新返回察汗乌苏后北行。因团长、政委在香日德忙于班禅大师东行之事，未来诺木洪。在察汗乌苏考察3天，这里土层较厚，为风砂性漠钙土，含盐较高，可垦地约5万多亩，要逐步开发。再向北行无公路可走，决定换乘解放军战马，每人二匹，一匹乘骑，另牵一匹驮行李、仪器、工具、样品等。这次经夏日哈山穿行到查查香卡考察二日，上绺有农家10多户，农田数百亩，有沙柳河流经该地，可垦宜农地3万亩左右。继续向北行穿越沙利克山，过都兰寺到达柴达木北缘希里沟，（即解放前的都兰，解放后改为乌兰县）。希里沟，蒙语意思是“大草甸子”，这里只有几户农民，种几十亩农田，以放牧、打猎为生。这里一片大草原直伸向南部的柯柯盐湖，除在屋墙及水渠边种几十株白杨外，红柳、白茨、黑刺、骆驼刺、水草、芨芨草、鹅冠草、狐尾草等灌木和草类等沙生植物长满了大草原。沿途看到三五成群的黄羊及三、四十匹成群的野驴，尤其在野马滩草原更多，一窝窝出洞的旱獭在嬉戏，尚有野兔、草原鼠等等，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在希里沟开始对柴达木北缘200多公里长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希里沟和赛什克很近，有可垦地10万亩以上，都兰河水可以灌溉，此地海拔2950－3050米，棕钙土及盐渍土。北山有森林带以松树为主，园柏次之。再西行过泽令沟到德令哈及怀头他位考察。其中以德令哈草原为最大，这里离西宁500多公里，原是蒙古族柯鲁克王驻牧地，40多户人家，300多人。德令哈，蒙语意“广阔的金色原野”，有一条流量为10立方秒的大河从北山流出，经泽令沟入德令哈，最后注入柯鲁克湖。此河名巴音河，发源于哈尔科山南坡，全长223公里，以降水为主要补给。考察队住在巴音河西的一座旧庙中，傍晚有不少蝙蝠在飞舞。附近没有人家，也没有蒙古包和羊群，大草原上只有野驴和黄羊等野生动物在活动。据说这里的蒙民全部跑到北山去了。在怀头他拉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面积上下约百平方米，有围寺，院内外有几株构树，看起来约50多年的树龄，考察队就住在该楼，据说是蒙古王公索南邦吉的王府，当时空无一人。德令哈（包括怀头他拉、泽令沟）海拔2700－2900米，可垦地至少50万亩以上，土质肥沃，多为冲积土和棕钙土。地势低，光照长，温差大，水量足，是一个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在考察期间，有关森林、水利、畜牧乖方面的科技人员与部分团领导乘马深入到北山考察并向蒙族同胞宣传政策，其余留平原考察。在怀头他拉考察3天，这里沿砾石戈壁南部有一条黑茨、梭梭形成的固沙林带，其上长满沙棘红果，址分茂盛。其南便是大片宜农宜垦地，约5万亩左右。从巴音山有一条小河流出，可供灌溉，但水量较小，有时断流。此时已到8月中旬，团部决定不再西进，但折回东行。当我们路经戈壁草原时，突然看到成群牛羊在放牧，约有七、八个蒙三包和牛毛帐篷散布在草原上，有好几个蒙族妇女在阳光下纺搭帐篷的毛布，一派和平气象，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看到的景色。谈话后，知道他们是在听到解放军宣传后，近几天才从北山过来。戈壁草原西南面便是褡裢湖，居北者是淡水湖，叫柯鲁克湖，丰长芦苇，居南者称托素湖，是咸水湖，两者中间有一条小河相通。奇怪的是二湖海拔均在2800多米相差无多，千百年来咸淡相邻，各保本色。究其原因，德令哈草原因干旱少雨，蒸发与降寸相差10多倍，后者不断蒸发，盐粉富积，前者不断补给，平衡水位，虽然巴音河水呈酸性碳酸盐水质，矿化度不高，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形成含盐成分差异悬殊的景观，若今后大量应用巴音河水灌溉农田，柯鲁克湖补给水量减少，托素湖水也不会倒流。褡裢湖水质差异巨大，是千百年来给柴达木形成的奇观之一。这一带黄羊、野驴成群出没，加上成片的羊群和骆驼，点缀着美丽的草原。

8月下旬，我们已调查完察汗乌苏，香日德、诺木洪、德令哈等11个地区，从土壤类型、牧草分布、气象条件、水利资源、野生动植物、畜牧现状、人文地理及柯柯盐池等等方面作了调查，绘出了土壤分布图、宜垦地区面积图，提出这些地区只少80多万亩可垦土地的利用方案和意见。8月底调查团回到西宁，不久，通知我们在周家泉军区会议室向省党、政、军领导汇报调查情况，我记得张仲良、廖汉生、周仁山等省上领导都参加了，省政府秘书长张国声在地毯上席地坐在最前面。会上，我也就调查情况作了介绍，并回答了领导们的提问。10月底，我们在西宁和兰州分头完成了样品分析、标本鉴定、图纸绘制、资料整理成文，印成《青海省柴达木考察报告》。

时过不久，柴达木东部地区相继建立了以察汗乌苏、希里沟为基础的都兰和乌兰县，及香日德、诺木洪、德令哈、怀头他拉、赛什克等几个大型国营农场，随着粮食的逐步解决，畜牧、农副业、工业企业等也随之兴起，德令哈成了海西州的着府，柴达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进柴达木查勘规划农田水利的回忆

田祖恒

柴达木盆地地势平旷，地域辽阔，四周环山。境内有常流河40多条，年经流量40多亿立米，东西长约800公里，南北宽约350公里，总面积有25.7万平方公里。但水土分布不平衡，降水量少，蒸发量大，不能利用天然降水从事农耕。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委、省政府极其重视开发盆地自然资源优势，曾先后组织各行各业查勘队伍进盆地摸清资源情况。现将我先后4次进盆地查勘规划农田水利的情况论述如下：

一进柴达木

第一次进盆地是1955年，到格尔木、诺木洪、香日德三个地区测量万分之一地形图和定线工作。因为这三块大面积荒地均有格尔木河、诺木洪河、香日德河的较大水量，农业开发容易。为了摸清土地资源面积和土壤土质、植被、地形等情况，以便设计干、支、斗农渠道等水利工程，需要有较为详细的地形图，以便计算工程量、投资、劳力。我们测量了一整年，先测格尔木地区，后来测量诺木洪地区，香日德地区。然后我领一个大组返回诺木洪地区进行渠道定线工作，测后量算，获知三个地区都是10万亩以上的大灌区，土壤条件也好，只是诺木洪地区与原普查鉴定结果有点出入，原鉴定诺木洪城的东滩比西滩好，但后来农场开垦结果却证明不完全是这样。这次测量遇到的困难很多，比如行路难、吃水滩、风沙大、蚊子多、三角观测难等，但我们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和决心，有青海省农林水利厅、局的关心，不怕牺牲，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段时间里，使我难以忘怀的有三个同志，一是高级工程师李在钤同志，他是我们的队长，来青海之前，我们曾在西安勘测设计分院冬训时曾多次见面，当领导上要他带一个队到青海支援柴达木开发时，他就找我们个别谈心，耐心细致地作我们的思想工作，介绍青海是个好地方，要准备为柴达木盆地开发而奉献力量。1956年西安分院撤销后，他又主动要求到青海来，带的是西五队。在青海，他跑遍了牧业区、农业区的许多地方，组织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从不挑肥拣瘦。他一生坎坷，曾在1957年反右时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劳动改造中，挑水、拾粪、打柴、烧饭、立地形尺样样都干，从无怨言，1993年不幸患了肺癌，我去看他时，他还劝我留在青海。1994年与世长辞。在他退休的前几年，虽已年近古，仍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二是技术干部孔令闹同志，他在格尔木测量时担任水准组组长，带领一班人每天出工认真负责，细心操作，待人各气，忠厚老实。有一天出工，他因马惊，跌断了右胳膊，当时，队上大夫用了一些止痛消炎药，由于交通不便，在队上住了几十天才到西宁，经医院详细检查拍片，证明骨头断裂，没法再接了，致使他成了残废，右手不能副图写字，吃饭拿不了筷，行动非常不便，生活上难以处理。后经领导研究，把他调回陕西省水利厅，同时把他爱人接到身边以便于照顾。三是蒙古族同胞才郎同志，他是我们在诺木洪地区测量时请的翻译，会蒙、藏、汉三种语言，在队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到我们组里帮助调查水文和测量，当向导，背仪器，重活抢着干，收工回来，又帮灶烧火、劈柴、挑水，搬家时，帮别人捆行李，打驮子，撤搭帐篷。不怕累怕脏，我们打导线，当地树多且高，为能通视，要砍很多的树，他就耐心的向群众反复讲明测量队是为蒙古族来办事的，如果诺木洪这块土地开发了，他们就会享福。当我们遇到狗熊时，吓得各奔东西，而他有胆有识，要我们集合在一起，拿起手中的工具，齐心合力来对付狗熊。他常说：“旧社会，马步芳的军队伪装成藏胞，杀了我们很多人，企图借刀杀人，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来消灭我们，后来我们调查清楚了，不恨藏胞，不与他们。现在共产党来了，处处为我们办好事，我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相信共产党。”

二进柴达木

第二次进盆地是1968年，时值文化大革命时期。香日德地区，光热条件好，土壤质地优，是省内驰名的小麦高产区，宜垦地区面积广，现有农场耕地只占很少一部分。由于香日德河宽，沙砾层厚，水量在下游即形成地下潜流，欲截渗，工程量非常艰巨，欲再扩大农耕面积，就需增加水源。我们先到玛多县花石峡。时值2月初，气温约在零下30多度，此地又是有名的风口，海拔约在4000米以上，住在单帐篷里确实很冷，晚上冻得睡不着觉，不少同志吃不消已返回西宁，等天暖和了再来。托素湖是香日德河的发源，她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下游的水量大小，关系到能否扩大耕地面积。虽然峡口设有放水闸控制，农场派有专人观测看管，按场部指示放水，但并不了解托素湖到底容水量有多大，所以我们分南北二组，测量托素湖水深，绘出水下地形图，求出库容量，那时，我的任务是每天驾橡皮船，观测经纬仪，出工前早起帮灶上挑水，收工后帮灶上拉风箱、拾牛粪。大礼拜天大家休息，我到山上去拾磨菇、采野葱，改善组里的生活。组长曹久坤吩咐我们几次到多情鸟岛上去捡雁蛋，捡拾近万枚，到了鸟群换羽毛时节，他又领我们去抓大雁，几天的时间我们抓了100多只，晒得干干的，还送给解放军航测队测绘的同志几十只。有一次姜指导员和黄志中队长带领高权法、郭帮焕等驾船到北面组去开会，路过悬崖峭壁时忽然发现了大鹿。他俩用双筒猎抢打死了两只大鹿，活捉一只小鹿。鹿肉分给两个组吃了，小鹿在我们小组养了几十天后死了。后来才听说大雁、鹿都是国家保护动物，捡蛋、打雁、猎鹿都是犯法的。到了下半年，我们转移到香日德地区，在宗加巴隆、香日德东滩等处查勘测量。一天测量回来，记录计算员都炳康同志忽然病了，住近农场医院，开始诊断为感冒，第二天又说是急性肺炎，吃药打针无济于事，仅仅5天时间他就去世了。他是江苏无锡人，年仅30出头，同志们都为他的早逝而无比悲痛。他和我们相处多年，工作认真踏实，待人和气，为人正直，身体特别强壮，是队上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突然永别于我们，怎不叫人伤心难受？查勘发现东滩面积很大，约有10多万亩宜垦荒地，可引香日德河水自流灌溉。西部戈壁滩经过改良亦要垦植一部分。地下水位高，需排灌结合。又到处寻找注入式水库地址，企图引香日德河水蓄引结合，若修电站，还可抽水灌溉，实行灌排结合。不久，我们又到诺木洪地区查勘。有一天我正在立地形尺，有人拉我到他们的屋里去喝茶。进去一看10多人围着我问寒问暖，非常亲热，原来他们是从乐都县高店子迁来的。亲戚朋友几十户都到这里种庄稼，农牧并齐，柴水方便，土地平肥，较之高店强胜百倍，他们很是满意，这使我联想到青海省政府采取的“调庄”政策是正确的。农场自修有小型水电站一座，抽引地下水灌溉一部分土地已经好几年了，既可弥补诺木洪河水量不足，又可解决土地次生盐渍化问题。诺木洪是块好地方，除了绿洲农业外，已建成一座小城镇，热闹的很，较之1955年完全是两样，不禁使我想到我们的党是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党，祖国的建设是在蒸蒸日上，尽管我们吃苦受累，甚至有的人英年早逝，但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久姜指导命令我到查查香卡去搞规划，一行10多人要我负责写报告。我们住在农场场部，首先向农场了解情况，再向藏胞调查，亲自看水源，找库址。农场每年种植2万多亩，只因沙柳河的水量限制，无法再扩种。据调查，土地面积很广，下面还有牦牛滩，金子湖滩可垦荒地在10万亩以上。水源除沙柳河以外还有地下水，经打进试验，一般30－50米，出水量也可观，水质良好。欲开发须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在沙柳河中游修水库蓄水，把非灌溉季节的水蓄起来；二是抽引地下水，则需解决电力问题，这里种植业养业均很适宜，金子湖的部分群众还种小块小麦，一般亩产500斤以上。我们在沙柳河的中游选了水库坝址一座，并测了万分之一地形图，我写了规划报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测量水库时，由于库容很大，库区范围广，两岸山上测的高。当张铭东立尺走到高约200米的悬岩峭壁时，停下来不敢前行，我立即叫指挥旗往回打，让他从上面绕过去，此点我用经纬仪绘上；可是有的同志却不同意，说：“叫他立那个点子，就是摔死了也是一个反动派，有什么可惜的？”我顶住不能这么干，张虽政治上受审查，然未定案，不能叫他无谓牺牲。对人的生命是不能意气用事的，晚上回到卧室，杜、李二位非常感动地说：“今天不是你，老张的命完了……。”当时张铭东老人已掉下眼泪。

三进柴达木

第三次时盆地是1970年。这一整年我在何志清队长的领导下担任了测量大组组长，全组18人。我们先后测量了尕海地区、小郭里木地区，还测量尕海水下地形图。规划了小郭里木地区，划测定线乌兰干沟渠线，从巴音河峡口至乌兰干沟灌区。最后还在德令哈西边负责搞园田化规划，面积约5000余亩，我们先测大比例尺地形图，然后在图上规划。规划完计算工程量和投资三材等，规划报告一并交乡上后他们表示历史学家满意，并告诉何队长说：“规划组的工作很好，应该给予表彰……”，并批给肥羊几只以改善队上生活。这里是农业点，没有牛粪可拾，我们坐上汽车到北山打柏树拉回来劈成小块烧饭。劈柴是我的任务，每天收工施下仪器，我就拿起大斧劈柴，因而炊事员都很喜欢我。在搞园田化规划时，我每天清早起来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打扫房子卫生等，我的劳动遇志们的好评。德令哈地区土地面积大，有尕海分场、小郭里木分场、戈壁分场，怀头他拉农场，加上乌兰干光滩，总共有几十万亩。无奈因地下水位高，使戈壁滩地区、尕海地区部分耕地次生盐渍化严重，有些已经弃耕了。据了解，德令哈地区是一个大的地下水库，巴音河峡口以上也是地下水库，农业发展如不采取抽排地下水是不行的。乌兰干沟地势较高，面积约5万余亩，但取水在巴音河渠线较长，唯有在巴音河上修建水库方能解决水源问题。何志清同志信任我，并向局领导要求留下我。所以我在工作上开始胆子大起来，带领测量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年终谰为先进小组，我被评为优秀工作者。

四进柴达木

第四次进盆地是1987年。我离休后被省畜牧厅聘为水得技术顾问，到海西乌兰、德令哈等地搞种、养、加综合规划。参加的有草原、畜牧、多种经营、水利等方面的专家权威8人，项目主持人为候岳堂工程师。省上考虑随着盆地工矿资源的开发，对畜产品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大，因而建立稳固的畜产品基地，为开发柴达木创造条件是形势必然。目的是以种草养畜为基础，以综合服务体系为纽带，建立产、供、销综合技术服务一体化的经济联合体，实现双层经营体制，实行合同管理，足进牧（农）户走向富裕，探索牧区发展商品经济的途径。我们首先深入现场考察，在乌兰县境德令哈农场、茶卡等地，寻找种草基地和水源情况，希望整修现有水利工程，适当兴建必要的小工程，发展草灌面积。计划在乌兰县城成立乌兰肉联厂、乌兰毛条厂、乌兰饲料加工厂、综合技术服务站，并选准了赛什克农场附近、德令哈地区、茶卡等种草基地，实地测量了土地面各，渠道定线，然后计算工程量，投资三材、劳力投入量等，时间是7至11月，长达5个月。

测绘工作者的足迹

樊德仁

从中国版图上看上去，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只是空旷裸露的一片，但是，就在这块1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石油测绘工作者北上祁连山，南抵昆仑，西至阿尔金山，走戈壁，闯碱滩，跨深沟，翻沙丘，跃冰河，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丈量着这方热土，在这神奇的大地上留下了他们艰苦创业、忘我奋斗的足迹。

初闯柴达木盆地

1954年3月，一支由484人组成的柴达木石油地质大队，在西安西北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局宣告成立了。这时根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当时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第五次石油勘探会议上作出的深入柴达木盆地进行石油地质勘探的决策而决定的。这支柴达木石油地质大队几乎全部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刚刚加入石油队伍的新兵，他们从城市、农村、厂矿、学校、部队等不同的地区和单位汇聚一起，组成了开发柴达木油田的先锋队。这批有志青年，凭着一腔热血，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爱，听从党的召唤，为开发柴达木盆地，寻找石油资源，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明知柴达木盆地艰险困苦，仍以坚定的决心闯进了柴达木盆地。他们从1954年4月起分批从西安乘汽车，经过艰苦的旅程到达甘肃敦煌，并沿南疆公路进入了柴达木盆地西部，开始了战天斗地、翻山越岭的勘探生涯。

要找油，先测绘。如果没有测绘工作者提供准确可靠的点位坐标和精细的地形图，就无法进行地质、地球物理勘探，就无法进行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因此，测绘工作是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工作的一项超前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柴达木石油地质大队中有一支主要力量，这就是为石油地质勘探服务的测绘队伍。这支测绘队伍包括了一个三角大地测量队、一个水准测量队和4个地形测绘队伍包括了一个三角大地测量队、一个水准测量队和4个地形测量队，达200余人，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柴达木盆地西部尕斯湖畔的阿拉尔草原安营扎寨。在这里建点立标，丈量大地，采集数据，由此拉开了柴达盆地石油测绘工作的序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初期，生活异常艰苦。石油测绘者历尽了千辛万苦，克服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住在青海式的帐篷里，每天出工都得带上干粮和淡水，用原始的交通工具—骆驼运送生产、生活上的必需物资，一旦供应受阻或失去联系，不仅吃不上饭，而且连水也喝不上。即是在正常情况下，水也是实行配给制，除饮用水外每人洗漱只能使用一茶杯。他们曾尝够了芦苇根、免尔乃、琐阳等十几种代食品的味道，也曾因干渴喝过苦碱水，甚至偷偷的借“解手”的机会喝过自己的小便。在柴达木盆地西部荒无人烟和自然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如果遇到沙尘暴，就会经常发生迷路的事情。夜间只好和衣露宿于戈壁滩上，有的同志就因迷路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这里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1955年6月2日，原地质处测量工程师高俊南等三位同志，在去402三角测量队检查工作时，因迷失方向，在戈壁滩上当了一夜“团长”，第二天因体力下降无法继续前进。三人商量后派队长战继贤同志从原路返回造标组求援。当天晚上战队长从造标组返回，并带来了一名驼员和几峰骆驼，他们会合后星夜赶到选点组宿营。第二天（6月4日）起床后，发现小驼员不见了，一看骆驼也少了两峰。大家分析认为，小驼员一定是去追寻丢失的两峰骆驼了，但是这位小驼员却未带干粮和饮水，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为防止意外，当天下午选点组立即全部出动寻找小驼员。到第三天才在一处低凹的地方发现有一排足印和坐在那里过夜的痕迹，以后几天再没有见到任何迹象。一个月后，两峰骆驼在花海子地区被发现，三个月后，一个地形测量队在那一带工作的地区发现了小驼员的遗体。高工程师回忆说：“这是一个献身柴达木的好青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时隔40多年了，每逢回忆起这段终身难忘的往事，我感慨万千，他的英灵记垂不朽！”

柴达木盆地到处是戈壁，到处是碱滩；四顾茫茫，草木不生，大风起处，尘沙滚滚，赤日当空，犹如笼蒸火燎，脸象鱼鳞又似龟裂的旱田，嗅够了使舌头根都发涩的骆驼粪、野羊粪、野牛粪刺鼻的怪味，经受着日温差达30余度的恶劣气候，忍受着干渴、饥饿、风沙和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极端贫乏，但是，正是这些陶冶了人们的意志，培育了柴达木精神！他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品尝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滋味。他人唯一的理想就是靠自己的智慧和顽强的毅力，在柴达木盆地找到大油田，尽快地建立起柴达木盆地前所未有的坐标、高程系统。阿拉尔其线网和天文点，就是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测定的。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首先在阿拉尔草原成功测定了一个三等天文点，并以此丈量了基线边，形成了阿拉尔其线网，由此确立了柴达木盆地历史上的第一三角测量队为了配合在油矿山等18个地面地质构造石油三质调查，在佘植队长的领导下，在阿拉尔地区进行了大理的三等三角大地测量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确立盆地第一个高程系统，测绘工作者在红柳泉一块高地上，利用3台水银压力计，坚持观测了三天三夜，取得了大量数据，确定了盆地第一个著名的高程系统基准一红柳泉高程系统。这个坐标高程基准，是青海油田进行石油地质勘探、施测地形图、布设控制点的唯一依据，在柴达木盆地工作中一直沿用了27年之久，可以说阿拉尔埋下的第一块基点标石就是青海油田测绘工作的奠基石，也是柴达木盆地石油勘探的奠基石。

在柴达木盆地坐标、高程基准确定后，三角测量沿着地面石油地质构造迅速向周转扩展，相继在1954－1955年完成了阿曲、红铁、油坦、坦茫、茫小、茫油、风泉、采石岭、油泉子、东柴山等10条三角锁、205点的大地测量、水准测量任务。又在三角控制测量的基础上，在盆地西部油砂山、油泉子、狮子沟、七个泉、南翼山等地面地质构造上施测了地形图，为石油地质调查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有力地保证了盆地西部地区石油地质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6年，柴达木盆地大地测量和地形测量发展到最高峰，测量队伍由原来的二、三百人，猛增到1700人左右，队型编制12个，其中三角队一个，水准队一个，图根队两个，地形队4个，专业测点队4个，并在相应的地质、地球物理勘探队中配有专业测量组。测绘工作盛况空前，测量队伍遍及整个盆地。他们从盆地西部开始，极快地向盆地含油地带布设了大量的三角网锁与水准路线，并在各个石油地质构造上进行了大规模的中、小比例尺地形测图。为了满足油田开开发工程需要，在油砂山、油泉子、冷湖行装油田上测绘了大比例尺地形图。配合地质、地球物理勘探，测设了数十万公里的地质、物探测线，取得了显著的工作业绩。

根据盆地测绘工作的发展，1956年、1958年先后有地质部测绘局、国家测绘局进入柴达木盆地，并引入国家坐标，高程系统，在盆地布设了一、二等大地控制网。石油测绘工作者不失时机的将原布设的三角锁网与国家控制网进行了联测，保证了盆地92度以东地区测量成果的统一。

1961年－1978年盆地大规模地面石油地质调查工作相继完成，测量专业人员也陆续调往国家测绘局和石油工业部的其它油田，因此，在这18年中，测绘工作仅仅局限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测线及钻探井位的测定和沙量的油田工程地形测量上。

从1954年起，青海油田测绘工作者使用常规测量方法，依据国家颁布的标准和本局制定的作业规范，在盆地范围内布设了75条共1817个三、四等三角点；测设了三、四等水准线路5874公里；在盆地110个地质构造上完成不同比例尺地形测图41892平方公里；为石油资源勘探共施测地质、地球物理测线15余万公里；为配合石油钻探需要，在盆地内共测井位3101口。

青海油田绘图工作者积极配合地质、地球物理工作需要，绘制了大量的盆地地质地形图、勘探施工设计图、勘探成果图、油田构造图、油田井位分布图、勘探程度图、油田工程等图件。

这些大量、丰富的测绘成果，为石油地质调查、油田的勘探与开发提供了大量的测绘保障，为青海油田勘探、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勤学功深搞科研

1979年，石油部确定在柴达木盆地进一步组织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会战。勘探工作大区域开展时，青海油田五十年代在盆地西部地区的三角测量中存在的尺度比和轴系扭曲变形的问题已明显地影响到地质勘探的成图和油田的开发工作。青海油田测绘工作者及时利用会战的有利时机，提出了利用卫星多普勒定位新技术，对盆地92度以西地区三角点质量提出改造建议和改造办法，上级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国外引进了卫星多普勒定位的先进技术及其设备。通过一年多艰苦的试验、生产、研究，在该区11条三角锁上观测了85个卫星多普勒定位点，平差计算了205个三角点成果，使原来60多米的点位位移误差提高到点位1.1米的精度，保证了勘探会战物探成果的成图质量。

为了搞好这项课题的研究，在组织卫星定位的试验生产中，科技人员与工人相合，一起常年奋战在野外，风餐露宿，把住了试验生产的每个关口，使这一项目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试验生产，当年提交成果报告，基本解决了盆地西部控制点存在的问题，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进行卫星多普勒定位试验，及利用卫星多普勒定位方法提高盆地西部三角点质量》项目的研究成果，解决了青海油田20多年来在测量工作中遗留的疑难问题，而且以良好的精度跨入了全国统一的坐标、高程系统，使青海油田结束了长期沿用地方坐标，高程系统达27年之久的历史，实现了青海油田广大测绘者多年的夙愿。该项成果获青海省1981年引进、推广科技成果二等奖。

卫星多普勒定位，是一门新兴的空间大地测量学科。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的资料和方法，需要深入探讨、研究。自青海油田引进卫星多普勒定位系统后，油田测绘科技人员相继对多普勒高程稳定性、转换参数精度、高程异常、卫星同步次数、正反解、门坎值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究，使这一新技术在盆地建立大地控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多普勒高程实用问题的研究，他们对比分析了大量资料，请教了有关专家，提出了短距离、强相关、多中心站的作业方法。采用了测定多普勒高程校正量的数据处理方法，建立了多曾勒高程改正的数学模型，使多普勒高程基本上达到了实用要求，满足了石油地震勘探的急需。

相应地区地心坐标转换参数的测定，是卫星定位工作的一项基础，直接影响到定位成果的质量。为了提供盆地地心坐标平移转换参数，他们认真分析研究了大量的定位资料，合理组成参数网，统一进行资料处理计算，进一步数理化了盆地地心坐标转换参数的平移量，合卫星定位工作在盆地全面展开。

为了充分发挥卫星多普勒定位技术的作用，满足现代石油地质勘探对卫星定位精度与速度的要求，开展利用空间技术加强国家天文大地网的研究，1984年青海油田测绘科技人员与武汉测绘学院宋成骅教授在利用国际MERIT会战计划期间，发起和组织了青海油田及武汉测绘学院、石油部物探局、新疆石油管理局联合布设的以柴达木、塔里木、准噶尔三大盆地为重点，包括陕、甘、青、新、藏五省区的西北地区卫星定位网。精确测定该地区适当分布的地面点的地心坐标，进行统一的数学处理，以求定西北地区和三大盆地的地心坐标到参收坐标系统的最佳转换参数，加强该地区天文大地网，精化西北地区大地水准面，解决三大盆地石油勘探中卫星多普勒定位成果应用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在这一重大的万赖俱寂实践活动中，青海油田测绘科技人员参与了全部工程方案制定和组织领导工作，建立了柴达木卫星网，并研究了利用坐标差分技术处理控制资料质量的方法，对柴达木卫星网进行了整体分析研究，编写了《柴达木卫星网的实测与平差》技术报告。这一项目在1986年7月通过技术鉴定时，我国测绘界著名专家、教授胡明城、谢世杰等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西北卫星网是空间技术应用于我国大地测量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是生产部门与教学科研部门能力协作，将理论用于实践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范例。西北卫星网及三大盆地卫星网不令外业观测质量达到优行等，而且所取得的成果精度达到0.5米级，进入国际水平，所求定的转换参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获青海油田科技进步一等奖，提交的论文获青海省科协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西北卫星网的建立及在石油地质勘探中的应用》项目获石油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卫星网与地面网联合平差及在西北卫星网中的应用》获国家测绘局科技成果二等奖，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西北卫星网的建成和应用，求定的转换参数对国家经济建设具有重大作用，同时也扭转了三大盆地石油勘探中沿用旧有转换参数精度不高，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被动局面。

为了适应石油勘探向纵深发展的需要，多普勒高程精度已不能保持在原来采用校正量分区域改正的水平上。这就要从精化柴达木盆地大地水准面形状上入手，从根本上改善多普勒高程精度。根据这一生产急需，从1985年开始，青海油田测绘科技工作者与国家测绘局西安标准化测绘研究所合作，发起对《柴达木盆地大地水准面形状的研究》课题的研究。该项目的研究是通过对盆地内已有的天文、重力数据和多普勒资料进行综合处理，达到精化盆地大地水准，提高卫星多普勒定位的高程精度，满足石油地质、地球物理勘探高程精度要求的目的。青海油田测绘科技工作者主持领导了该课题研究的全过程，开展了技术谁，制定了利用天文重力水准与多曾勒水准两种不同途径的物理数学方法研究方案。研究、分析了全部资料，了两种水准面的拟合方案，编制了柴达木盆地高程异常图，撰写了技术报告。该课题在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历经3年多的时间，对近百万个天文、重力和多普勒数据资料进行了综合处理计算，研制成功高精度的高程异常成果。1987年10月由游存义、宋成骅、管泽霖行装著名测绘专家、教授参加的技术鉴定会确认：该项目方案和设计合理，各项基础资料符合精度要求，计算质量优等；用两种不同途径来综合研究大地水准面形状，成功地用于生产实践，在国内尚属首创，为其他地区开展大地水准面研究提供了经验；该项目研究提交的高程异常图精度在米级以内，精度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该项成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及一定的科学意义。该项目获石油工业部1988年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年5月，项目研究论文在第八届国际大地测量计算会议上进行了宣讲。

每当一个目标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青海油田科技人员就根据在产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向大家提出下一个研究目标，这样就像一块磁紧紧地把大家吸引到课题研究中来，为民攀登新的高峰，从而使青海油田测量专业逐步地走上科研促生产的良性循环轨道。

随着柴达木盆地石油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的发展，盆地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测绘资料。这些资料是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和油田建设的宝贵信息财富。为了科学地管理青海油田30多年所获得的丰富的测量成果，把这些基础信息资源更好地开发为生产力，实现资料档案管理的标准化和现代化。从1988年开始，青海油田测绘科技人员又进行了《柴达木盆地大地、物探测量成果数据库的研制与建立》的项目研究。到1991年6月通过技术鉴定，历时三年半基本上建成了盆地大地物探测量成果数据库。在3年多的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中，从项目设计，程序编写，数据资料审查，数据输入，技术报告编写等无不渗透着每个人的心血；遇到难题，课题组成员就共同商讨，查阅各类资料，不断完善改进管理系统，而且根据物探工作的需要增加了新的内容，通过对6000余大地控制点及探井井位，4万余公里物探测量剖面，共计千万余数据的审查、分类、组织、筛选、整理等繁琐冗杂、干枯无味的数字工作，终于建成了由大地控制点、探井井位、物探测线成果、物探因素、地理信息等大量数据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数据库。1991年6月，由陶本藻、宋成骅、朱鸿清等国内著名专家、教授参加的鉴定委员会确认：柴达木盆地大地、物探测量成果数据库的建成和应用，标志着青海油田测绘资料管理和应用进入了数据管理的国内先进行列，该项成果在石油物探行业中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通过对入库数据的检查和系统的运行调试；通过对系统软件的测试及对成果的技术鉴定，表明系统结构设计合理，有开放性，程序运行正确，速度理想，功能强，是一个进行测量数据综合管理的理想系统，可以多功能地面向多用户服务，必将为青海石油勘探开发和测绘工作做出更大贡献。该项目1993年获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

直挂云帆进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建设的回忆发展，对测绘的服务手段、产品形式和测绘成果的现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青海油田测绘工作，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不尚空谈，务求实效，更新观念，进入市场，抓住机遇，积极进取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奋力拼搏，依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市场信誉。

1992年初，青海油田从美国引进了三台套TRIMBLE4000SST双频，P码大地型GPS卫星定位系统。为了使该设备能尽快地投入生产风到效益，坚持了边实验、边生产的方法，注意加强对人员的操作技能训练；对布网方法、数据处理的研究和探讨，在较短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了GDS定位技术。

经过两个月对仪器的检测和对资料的分析对比，证明了引进的三台GDS接收机可以满足仪器出厂精度指标，完全可以投入生产使用。6月底，到江西省鄱阳湖地区利用GDS定位技术，为美国能源开发公司（中国）有限公司（EDC）在江西被波阳盆地建立永久性标志，配合该区开展石油地震勘探工作。该项技术服务合同8月底结束，历时两个月，高质量地完成了合同规定的57个定位点任务，受到ESC公司的好评。

同年10月中旬，承接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国地壳运动监测网》研究课题中的青海格尔木至甘肃酒泉长基线（496公里）精密定位任务，该项目10月14日开始，11月1日结束。经过对观测资料进行数据处理，精度达到0.08PPM，取得了长基线精密定位的高精度，为我国西部地区地壳运动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该项目负责人刘经南教授赞许说：“青海油田的GPS工作是认真细致的，得到的成果是可靠的，是信得过的工作单位”。

1992年12月至1993年2月，为配合新疆吐哈盆地七泉湖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冷湖地区的石油地震勘探工作，分别在上述两地区各建立了30多个点的GPS控制网，有力地保证了这些地区地震甚探工作的顺利进行。七泉湖和冷湖地区GPS定位网，是在总结鄱阳湖地区GPS定位网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工区特点在设计上注意了短边联接，严卡了观测卫星的空间几何因子，坚持了二次设站和图形的封闭性，避免了自由基线的出现，从而增强了GPS定位网的可靠性。为了提高作业速度，采用STAR PILOT动态GPS导航仪来确定地面设计点位，使现场工作效率得到成倍提高。

1993年9月受河南油田的委托，承包了河南油田的GPS定位任务。青海油田GPS项目组针对服务合同工区分散，任务紧急，质量要求高的特点。组成了一个技术过硬，不怕吃苦，能打硬仗的精悍的6人小分队。9月2日到达南阳油田，9月3日进入工区，只用了两天半就完成了南阳地区三维地震勘探工区GPS定位网的建立，以高精度的质量向用户提供了点位成果，受到了河南现油田地调处的好评。随后又北上郑州、商邱、周口一带，于9月底完成了周口东、周口西两个GPS网建立。10月初南下沁阳盆地，开始了沁阳二维地震、三维地震勘探工区GPS网的建立。总计40余一敢南阳、周口东、周口西、泌阳二维、泌阳三维5个GPS定位小分队的工作给予了很评价，认为是实力雄厚，设备精良，技术、作风过硬，高度重视质量，能打硬仗的一支精干队伍。

通过上述GPS技术服务合同的执行，及其相应GPS卫星网的建立，使青海油田测绘工作者不久清楚地认识到GPS技术具有的商业价值，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随着工作实践的增加、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对GPS技术的深入研究，青海油田GPS定位技术日趋成熟。从江西波阳盆地GPS技术服务合同的执行到GPS技术服务项目随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代表团参加1993年莫斯科国际石油天然气展览会，都标志着青海油田GPS定位技术已经讥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在步入国内国际市场。

GPS定位技术的引进和推向市场，无不渗透着青海油田测绘科技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对GPS卫星定位技术进行了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坚持了科研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向。他们从采集大量基础数据出发，对GPS仪器检测、GPS网设计、GPS误差源的影响、现场施工、基线处理、网平差、精度分析、GPS高程等关键技术，进行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取得了一整套完整的GPS定位实用技术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编写了《GPS卫星定位系统的引进和应用》研究报告，得出了该项技术在石油物探测量行业应用中的结论：认为GPS定位的内符和外符精度较高，坐标精度可达厘米级，高程精度达到分米级，长基线精密定位可达到8×10^－8，点位精度高，作业速度快，又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寉效益。1994年9月，由刘经南、宋骅乖国内著名专家、教授参加的鉴定委员会对该项成果进行了技术鉴定，认为该项目是对高新的技术逐步消化、研究。开发和应有物一次科学实践，是推广新技术在生产实践中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范例；该项成果内容丰富，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其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总结出的一系列工作方法可以进行推广。该项目1995盺获青海石油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由项目组提交的《GPS基线精化处理的某些方法》论文，在西北地区第七届测绘情网及测绘经验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GPS网的技术设计》论文，在1995年9月份召开的全国工程测量新技术应用研讨会上进行了宣讲，并被编入《中国工程测量新技术应用论文集》一书；《GPS高程精度》论文，在1996年9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着届石油物探测量工作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10月参加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年会，该篇论文收编在首届年会论文集中。这些发表的学术论文，普遍引起了与会专家和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好评。可以说，GPS定位系统的成功引进和应用，为青海油田进入国内、国际GPS技术市场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技术保证，从而促进石油地质、地球物理定位技术的迅速发展，并为与国际石油勘探市场接轨，把青海石油物探的定位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发展是无尽的，在不断地向更高层次和目标迈进。目前，青海油田测绘科技工作者正在置身于RTK测量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中。RTK测量技术，是在GDS定位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新出现的一种实时动态测量技术。利用这种技术可在石油物探中实时地提供物理点在指定坐标系中的物探测线放样和三维定位成果，并达到厘米级精度。它具有系统先进、设备轻便、作业速度快、定位精度高、野外操作简便、全天候工作的特点。他们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认识到引进与推广RTK测量技术，不仅将会使测量精度有明显的提高，完全可以保证度物探工作的需要，而县比常规测量工作方法大为简化，其工作效率将有大幅度的提高可以说是物探测量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技术变革。RTK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技求发展的产物，在石油勘探三维定位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石油物探二、三维地震测线工程放样中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和推广意义。他们为了搞好该项技术的引进，不仅深入到国内其他油田进行考察了解，消化有关技术文献，而且邀请三家厂商带仪器设备在柴达木盆地的乌北、采东、大小沙坪等地震勘探施工区进行现场演示和实际测量，加深了对RTK测量技术更为深刻地认识，为该项技术的引进启用做了大量的研究考察工作。青海油田物探测量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跃入RTK测量技术的行列。

盆地考察历险记

朱新德

1946年4月，前国民政府决定同意由经济部负责组成甘青新边区及柴达木盆地工矿资源科学考察队。同年5月，经济部令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地质调查所及中国石油公司勘探处，抽调高中级科技人员9人，组团进行地质、矿产、工业原料、土壤、牧草、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有关人文状况行等的调查。本次考察地域艰苦，范围大，科技人员多，内容较全面，实属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民族矛盾复杂，野外装备简陋，难抵狂风苦寒，在8个月的行程中，我个人先后9次遭遇危及生命的险情，直可谓“九死一生”。现分次记述如下：

惊马三危山

6月中旬，考察队到达敦煌后，在筹备进盆地的驼马及物资补充期间，抽空对疏勒河下游及三危山一逞进行了两次考察。在考察三危山时，通过专员公署向当地驻军借军马10多匹，我乘的是一匹高头大马，出敦煌向东南行不久进入戈壁地带，我将马缰压在左腿下，在马背上一边数步，一边定方向，并在路线绘图本上用不同符号记录地形、地貌、土壤种类、植物变化等等，当到党河桥附近时，刮起一阵五级左右的清风，我的乘马突然受惊，两前腿高高抬起，后腿直立，我正在作记录未加防备，仰面朝天摔到引桥公路上，马奔跑50多米停下，当我忍痛站起来时，未意识到马受惊的原因。有人忆将马拉到我身边，我骑上马继续作记录。当清风吹行我记录本纸页发出“啪啪啪啪”的响声时，马又发惊直立而且狂奔起来，我被摔下来，正好落在离水面3米高的党河桥上，下面是汹涌澎湃的河水，摔下来的地方下在桥边，差10厘米左右就将落入河中，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我才意识到马受惊来自类似枪声的风吹记录本发出的“啪啪”声，是军马的特殊反映！我忍着臀部和背脊的车痛重上马背，采取措施不让纸页作响，完成了三危山考察。

驼惊哈尔腾河

6月下旬，一切准备就绪，雇场主刘鼎臣赶着骆驼55峰、马2匹，携带全部仪器、工具、粮食、礼品（如布匹、糖、砖茶、烟等），炊事工具及干菜粉条等副食，开始沿党河东行，经大泉、党城（即肃北县）进入南山考察，翻越4500多米的黑大板，进入党河上游盐池湾。此处是哈萨克第一大队阿图巴义驻牧地。考察速度是每日30华里左右，一边行进，一边测绘及考察，7月上旬完成工作后南行，翻越党河南山4600多米的乌兰大板到达柴达木北缘哈尔腾河流域。此导一人，用6天时间对该地区进行了考察和测绘。全队沿哈尔腾河下游西行的第一天，我乘坐在驮着两个仪器标本箱及在两箱上的被褥马褡上，一边行走，一边数步记录所经地形地貌，突然一黑色动物从我驼身旁飞奔而过。驼大惊，挣断鼻缰，飞起两只后腿向前狂奔。我从1.6米高的驼背上向后摔下来，正好从飞两腿中间落下，幸免于被骆驼踩死或踩伤的危险，落在一睡砾石河滩上，腰椎、尾椎虽有摔伤但未致命，址分大幸！当我乘的那头驼狂奔时，幸好我后面的骆驼将缰绳拆断停止了前进，我也避免了后面骆驼被踩伤的危险。那头狂奔的骆驼离出事地点四、五百米处停下来。众人扶起我，休息片刻，才缓缓行走，伤不严重。此时查黑色动物时，原来是一名驼工，在后面解手大便时由于草丛中虻蝇、蚊虫太多，他将身上穿的黑色短衣脱下来蒙在头上，向前追赶驼队，惊骇了我乘的骆驼。真是令人器笑不得。约半小时后我又乘坐其上，继续前行考察。

努呼图逃脱匪巢

7月中旬，全队继续沿哈尔腾河向西进至努呼图沙山附近，偌大的哈尔腾河流入沙山形成暗河，到当金山口南形成苏干湖而出露地面。在沙山东工作一日，当夜经与敦煌电台联系，得知尕斯铁木里克地区胡赛英匪部杀人作乱的消息。为了让考察队迅速脱离险境，队长周宗浚当即秘密召集主要人员开会，研究当时的处境和脱险的办法。当时我队处于匪乱腹地，匪着加南拜尔本人红胡碧眼，淡红头发，身高1.8米以上，十分凶悍，骑一匹伊犁高头大马，令人望而生畏。听翻译说他近年袭击过外国考察队，在大板山口掠货杀人等，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好在努呼图地区离匪乱地区近百里，有摆脱困境的可能！但如何不让外人发觉我队逃脱的意图，确实是件难事。原计划西进至苏干湖必须中途北折，而且要做得不引起怀疑，不留漏洞。经商议后，决定次日清晨动身北上，争取在尕斯部送信到加部之前，日夜兼程赶回敦煌，以脱离险境。对向导由翻译马金贵去做工作，谎称全队要到北山考察后才能西进。付清马匹和向导雇用费，并赠给烟糖，让其送我队一段路程后再回该部落。向导不疑，在我们离开北山后返回，全队人驼星夜兼程，翻越北山及青水大板。来时十多日的路程仅用两天即赶到党河流域。过党河，翻越黑大板，就基本上到达了安全地带。

党河急流勇渡

当我队星夜兼程到达党河边时已是次日中午时刻。7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祁连山积雪不断溶化，汇入党河。天愈热、河水不断上涨。到下午四、五点钏达到高峰，全队人驼到党河边时，正值水流湍急，汹涌澎湃，且不断上涨。渡河确有困难，但想到此处仍有危险，不敢停留到午夜水落时。队长决定分8批即刻陆续渡河。第一批是识水性者，如驼工、翻译等。过河后拉过一条粗绳横断河面上，两端固定，以便后面人驼过急流时作为依赖之绳。两边有几个人抓住，人若落入急流中只要抓住绳不放，即可被拉上岩，这是保险之策。第一、第二、第三批人驼均安全渡过河，未发生危险和事故，但河水已上涨到驼胸部，部分驼箱被水浸泡。第四批是我乘的驼带领着7头驼过河。此时已到下午4时左右，河水涨势加快，其势更汹，令人望而生畏，但必须强渡。当时我乘着高大的头驼，缓缓下水，湍急的水流不断飞起白色浪花打湿了驼身上的箱子、被褥及我的身上。我策驼一步步前移，每前进下要花时间和很大的力气，待驼脚在河底石上站稳后才向前移动下一步，我乘的是一头饱受风霜，经验丰富的老驼，我坐在有驼箱及行李的驼背上，一手牵着驼鼻绳，一手紧紧抓往横在河面上的保险绳，信中精力，眼望前方，口中吆喝着为驼加油，当渡过三分之二河面时，突然驼失前蹄一下跪在激流中，后腿仍在直立，两岸拉绳人员大惊，紧握大绳，齐声呼“加油”！此时我左手紧紧握着救命绳，右手高高拉着驼鼻绳，驼的前半部队头抬出水面外，均浸在激流中，此时若驼被冲到，驼及身上的一切均被大水吞没，我也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但当时我并不紧张，考虑只有拼搏向前，保持镇静，才有可能转危为安。在两岸人员和我的鼓劲下，骆驼在激流中稳定了约3分钟，突然两只前腿站立起来，借着我拉绳的力量，艰难地向前移动了几步，缓缓渡过最后的河段，引着后面的几只骆驼走上了彼岸，脱离了险境。上岸时已5时许，太阳高照，解下已湿的驮箱被褥，晒于河岸边砾石上，脱下衣裤拧去浮水，晒于日光下。鉴于上情，为渡河时减轻对驼的负重，将几匹骆驼渡过彼岸分驮所余物品，到下午7时左右，全部安全过河。

南湖侥幸脱险

9月底，尕斯匪乱基本解决，考察队分三路进行考察，我与关佐蜀、周宗浚、吴永春参加阿尔金山、柴达木西部及昆仑山西支祁漫塔格山的考察，乘驼45峰，尚有电台发报员、哈语翻译、向导、测绘工人等。我们乘驼从敦煌出发，沿阳关古道西行，每日仍以30多华里速度边考察边前进。这次我换乘一头外表雄壮、双峰丰满直立、颈腿鬃毛黑棕色的儿驼。西行20多里进入沙山，宿南湖店，次日到阳关古城附近南湖地区考察。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前一天黄昏时分，听到周转有马嘶声，出帐篷一看发现四周沙丘背后有不少人头晃动。在这一片沙丘荒漠，忽然出现成群人马且带有长枪，我们感到事情不妙，可能被土匪包围了。籽摸清情况，带着哈语翻译出去喊话，问他们是何人？让他们派代表来谈谈，不要发生误会！不久，对面过来三个骑兵，为首的一位骑高头大马，走近一看，原来竟是加南拜尔！我们曾在哈尔腾河见过面。他来到帐篷前先和周队长、马金贵打招呼，依次和大家点头。他背一支卡宾枪，腰跨长刀和望远镜，十分凶威。大家让他进帐篷，以香烟、糖果、茶招待，大家佯装久别的朋友攀谈起来，加南拜尔说：“这次我带50多个骑士到西边来巡逻，白天就发现你们的帐篷，但不知是谁，所以准备天快黑时包围起来消灭之，现在一见才知道是你们。上次在哈尔腾河在收到尕斯通知的头一天，让你们逃走了，哈哈！真可惜！我当时认为电报过不了高山，所以未防！”他还绘声绘色地谈到在柴达木西部如何消灭了一个外国考察队的情况，并拍拍战利品卡宾枪，拿出高倍望远镜让我们看，以显示他们的威风。谈了约一个多小时，最后心怀叵测地说要和我们交个朋友等等，说罢带着他的部下，飞也似的消失在沙丘中！

红泉午认遇狂风

10月上旬，我闪考察到崔土木，在连续过了一大片大沙山之后的一个下午，正在埋锅造饭之时，忽听到有驼惨叫几声，不久驼工来说，我乘的那峰儿驼倒下了就死了！大家大吃一惊。周队长怕有传染病，隔离了其他驼群，并禁止驼工拔毛、剥皮、吃肉，次日我另换驼继续向安南坝前进，受到哈萨克第三大队长胡思曼的欢迎，工作5日后到拉配泉，前面就是令人生畏的“连四旱”，时间已到严冬季节，为了考察和渡过我水缺草的“连四旱”，做了干粮，打好冰块装上麻袋，继续前进，当晚到达山间大片砾石地带的第一站红泉，无水无草，以驼粪为燃料化冰造饭，整理记录、标本、资料后休息。约到午夜，忽然狂风大作，约十级以上，飞沙走石，昏天黑地，飞石混沙打得帐篷嘭嘭作响，篷杆倒下，篷布压在身上，我们都已惊醒，只听得驼工大声呼喊“不好了！骆驼全部失踪了！”我们一下子意识到大祸临头，以为一定是土匪把驼抢走了，纷纷爬出倒塌的帐篷，各自摸黑逃命，我呛着大风连滚带爬，来到附近200米左右的一个干沟中，听动静，观察变化，但除风沙声以外什么也未发现，约3小时以后，风稍小，慢慢爬行到驻地附近一看，东西未损失，队员陆续回来，发现东西未被抢走，心放宽了些。但骆驼还是无影无踪。找了4个多小时，从三、四十里外的山沟背风处找到几峰骆驼后才知道驼并未被人抢走，继续寻找，从几个山沟中终于找齐了44峰骆驼。全部赶回驻地已下午5点多钟了。我们疲惫不堪，吃了些干粮，喝几口凉水，草草整理一下帐篷，倒下便睡了，引起这场虚惊的原因主要由于当时匪乱引起的恐惶心理及对“连四旱”地区艰苦条件缺乏认识，对腾格里大沙漠巨风的破坏性没有经验，骆驼受到飞沙走石的狂风袭击，本能地狂奔逃命找躲见的山沟，而我们乱了神，尤其在找驼时听见好几个人说看到了远山边的火光，更以为有土匪来抢，一乱再乱！11月12日做完附近考察及实测后，我们继续西行考察，14日到苦海（即萦尔苦里），仍无水无燃料，附近山边及砾石戈壁上发现许多马尸白骨，问翻译和向导后，说是30年前马仲英部逃向南疆时，马过不了“连四旱”而留下的尸骨，当年惨景可见一斑！

阿拉尔迷途难返

11月21日，过阿尔金山采石岭到达柴达木西部尕斯盆地，这里是哈萨克第六大队长胡赛英驻牧地。用半月的时间考察及测绘完铁木里克、七个泉、契克里克等大片地区，并南行考察了昆仑山西支祁漫塔格山，于12月到达阿拉尔草原。由于时间尚早不到中午，我在草原西南角下驼步行，从西南向东北穿越整个草原，考察并采信标本和样品，到下午，基本上掌握了草原土壤、植物和出没的动物情况，要回找驻地时却找不到路！阿拉尔草原绝大色数地表生长着多年生笈笈草墩，间有红柳、黑茨堆，划墩高2米以上，人行其间，视野很窄，灰黑色的野兔不断从草丛中跃出，黄羊、野驴也有在草堆边浮土上还可以看到熊的脚印和在草墩上的搓痕。眼看着太阳偏西，我靠着罗盘所指的方向，来回行走了几趟，就是找不到队部驻地，心中十分着急、慌乱，最担心黄昏后野熊出现如何对付？若在天黑前找不到驻地，黑夜里更难寻找，我大声呼喊，却根本听不到回音。爬上草墩，南望昆仑山，从草原走到戈壁滩，然后用罗盘对准北方，决定北行穿透草原必定能到达阿拉尔河边，再沿河去找就能找到驼队主地或吃草、饮水的骆驼。主意一定，开始正北行，当我穿过草原到了河边时，饥肠辘辘，口干难忍，爬在河边，喝了一肚凉水，起来沿河西行约4里多路，果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几只骆驼在吃草，喜出望外，加快脚步再前进几百米，望见草丛升起的炊烟，驻地找到了，此时已是黄昏时分。走进小帐篷，一切疲劳好像集中袭来，行李尚款打开，就躺在边上睡着了。

花土沟死里逃生

12月8－12日考察完大乌斯、老茫崖，沿扎哈北山西行，绕到尕斯库勒湖北岸，到达苦水泉时发现扎哈北山呈穹形层状构造，有产石油的可能，于是将大部人员北移至靠山边的地方，驼群在苦水泉放牧。扎营后用驼粪化冰造饭时，发现地上有些灰黑色的块状岩石，用锤敲开，内部呈黑色沙岩状，放到火中发出兰黄色的火焰燃烧起来，啊！这是油砂，附近有石油的可能！由于天色已晚，决定次日一早对北山考察。13日，吃过早饭，带上干粮及仪器和工具，步行上山，不到300米就找到了油砂层露头，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大家喜出望外，用地质锤敲下油砂块，叠成1米高的小堆，用火柴碎纸点燃并在熊熊火焰后面留影纪念！大火驱散了“死亡之海”和阿尔金山的奇寒，也燃活了8个朋来跋涉几千里、历尽辛苦却时时提心吊胆的压抑心情，大家欢呼高唱，各自用藏刀在油沙层上刻字留念，我也刻上“1947年12月13日朱新德到此山进行考察！”几个大字。对经地区进行考察实测一天之后，到傍晚带着各自收集的实物、标本、样品及资料归来，碰头后，一致认为该山油砂出露百米以上，面积广，有断层，但深层是否油，尚未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沥青。当晚周队长对该地区测了天文点定位并绘出实测草图，命名时，征求我和张立权的意见，一致认为以其特征“油砂”命名较当，于是此山被命名为“油砂山”，这是我们发现的柴达木的第一个油田。12月14－17日，在驻地继续进行实测，观察地形、地貌，收集岩石、标本等，16日，我带着装有工具、仪器、记录本、干粮的地质前包，拿着地质锤，一个傍山东行2里许，进入一条宽约10－30米、深约20米左右的断层沟中考察，好在这一带因极端恶劣，生物无法存活，没有野兽袭击的可能，所以细细观察，一步步深入前进。上午无晴无风，除敲打标本及步必发履声外什么也听不见，中午过后，我吃些干粮，喝些凉开水，在谷底休息片刻后继续深入考察，沿着缓坡爬上崖顶时，从断层看到除油砂导，其上还有几米厚的花土层，由人土黄、淡绿、粉红、白色等组成，由于天长日久，岩层大部风化，靠崖更甚，踏上去较松软，在断层附近边观察边行走，主要想找到石油存在的根据“干沥青”。我发现一块土色片状物，观其断面光泽似沥青状，正想多找几块较好的标本时，突然感到脚下松动，知道不好，赶快向内躺倒以减轻支点重量，可是已来不及了，连人带物随几十立方米的花土层塌了下来，我好像坐着滑板一下子溜入20多米的谷底，黄尘尺起了一大片，我的大半个身子被压在土下。好在都是硬度不在的土块及粉沫，未受到硬伤，约几分钏后我清醒过来，慢慢扒开压在身上的土块及粉土，挣扎着起来，皮帽飞到5米远的沟边，背包、罗盘等均找到。向前走了十几米坐在谷底的土坎上，擦去脸上和头上的灰尘，整理衣裤，吃了些剩余的干粮，喝完水壶中的凉开水，此时约下午4时左右，又工作了一个多小时，顺原路出沟口，回到宿营地已下午6时左右。到8点时分，关佐蜀在第二条沟谷考察时也遇到与我同样的子险情，因天晚眼镜和地质锤未找到。17日继续工作一天，收获较丰，“干沥青”也找了不少，确证地下有原油的消息当天发到了玉门油矿及兰州。随之全国、西北报纸以“探险队在柴达木西部陈尔金山阳坡发现大油田”的头条新闻公布于世，这是我回到兰州后看到的。

油砂山险遭飓风

完成了油砂山实地考察、测绘及地质调查时，已是寒冬季节，苦再继续考察，人畜食物将尽，气温酷寒缺乏御寒装备，一件老羊皮大衣，一座单帆布帐篷，一双毡靴，一顶皮帽，实难适应当时条件再加上骆驼缺水草死亡近半，考察无法再继续下去了。遂决定结束考察，以油砂山矿床的发现作为终结，17日当晚开始整理标本、样品及各种资料，装箱待运。到午夜时分，天气骤变，刮起十级以上巨风，飞砂走石酷似红泉所遇，狂风刮倒了我和关佐蜀共用带底单帐篷，风砂太大出不去，只好等待发展，好在帐篷中间装好的样品和标本箱撑着倒下的帐篷，但听到飞砂碎石像冰雹似的倾倒在帐篷上，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挣扎着捅捅帐篷将砂推下吹走，这样坚持了两个多小时，风速减小，飞砂停止，我们从帐篷中爬出来，挖去堆在帐篷上的砂丘，重新支起帐篷，又安然休息了。巨风过后，气温骤降，手脸很快冻肿，温度已到堆35℃以下。也许比这还低，只是自此以下温度计无刻度，无法知道。12月18日晨，每人多带干粮和水，昼夜赶程，为了避免冻伤，拉着骆驼步行，极度疲乏时取下行李放在两驼卧息的中间，和衣而睡，短时后又起程赶路。12月底到敦煌，1948年元月25日到兰州。

记《柴达木盆地第三纪

孢粉学研究》的问世

朱宗浩

1981年，青海石油管理局地质研究所（甲方）与南京地质古在物研究所（乙方）合作研究柴达木盆地第三纪孢粉学。我是甲方代表，参加者主要有巫礼玉、席萍；宋之琛是乙方代表，参加者有张一勇。合作结束后出版了《柴达木盆地第三纪孢粉学研究》一书。

宋之琛同志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甘肃人，现已年近古稀。五十年代中期，他开始从事化石孢粉研究，全身心投入孢粉学研究事业，深入生产实践，发表论著论文数十篇，是中国孢粉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国际上很有造诣的孢粉学家。1971年，我开始从事柴达木盆地孢粉研究工作，与同事们经常到野外为油、气勘探服务，同时积累标本、资料和工作经验。经过10年的努力，从湖相沉积中获得丰富的孢粉和菌藻类化石，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并提交了文字报告。就涉足孢粉学的时间和取得的成就而言，宋之琛研究员是我的教师；就科研合作协议而言，我们又是合作者。

经过双方5年的努力，《柴达木盆地第三纪孢粉学研究》一书于1985年出版发行。全书约48千字，论述了盆地岩石地层、孢粉组合与分布、地质时代和古地理环境，描述菌类、孢子和花粉共62科、165新种、22新组合。《柴达木盆地第三纪孢粉学研究》不仅为盆地第三纪地层的划分及对比、油气生成环境条件提供了孢粉学资料，而且也为我国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第三纪植被的演变提供了孢粉学依据。此书是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责任编辑为此费尽了心血。这一项研究成果为以后《中国孢粉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该书为青藏高原油气地质、古地理环境、古植物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并为后来的研究所引用。此书在国外有一定影响，书中的新属及其他有关论述不少被外国人收录。1985年，《柴达木盆地第三纪孢粉学研究》获石油工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这里，记述该书问世二三事。

红三旱野外考察

红三旱Ⅰ号是柴达木盆地路乐河组唯一产化石的剖面。冷湖到红三旱Ⅰ号往返有一天路程。1981年一个秋天清晨，宋之琛、张一勇、我和苏晖一行4人，带上采样工具、馒头和水，乘坐一辆吉普车，从冷湖出发。汽车沿老山边的简易华中行驶。戈壁滩上一片荒凉，除道班外不见行人，即是车辆也只是偶尔遇到。车经鄂博梁之后进入便道，一路颠簸来到红三旱Ⅰ号。盆地露头剖面引起专家的极大兴趣。虽然此处海拔较高，便是剖面较短，只有几百米，考察任务很顺利地完成了。吃罢饭，觉得天色还早，我们决定再考察红三旱Ⅲ号。这个构造地形开阔，壮丽的地质景观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宋之琛同志当年已52岁，加之体弱，在红三旱Ⅲ号步行已是气喘吁吁。然而盆地地质奥秘吸引了他，壮观的地质现象吸引了他，孢粉事业吸引了他，日已西斜，当我们决定返回时他还恋恋不舍。当车快行至鄂博梁时，出现了故障。韩师傅是一位老司机，格斯69车又是一辆老车，可在当时跑野外这辆车还算得上是好车了。车抛锚后，韩师傅耐心地判断故障，处理故障。为稳定大家的情结，宋老师也谈笑风生，天色渐渐暗下来，车和人抛在戈壁的夜色之中。韩师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忍受着寒冷，紧张的排除故障。此达木秋天，晚上寒气袭人，韩师傅手指有些不灵活了，可他要宋老师和大家上车。在车上，穿上棉衣还不算冷，但肚子已经咕咕收了，馒头还有几个，水却只剩下几口，我给宋教师一具馒头说，没水洗手了，他说：“还洗什么手，就这样掰开吃吧”。一句话体现了一位学者出野外的朴实的作风。韩师傅顾不上吃，凭着他的经验和技术，终于排除了故障。午夜时分，我们回到了冷湖，苏晖全家都没有睡，晚饭热了一次又一次，等着我们回来。一进门，香喷喷的饭菜驱走了我们的疲劳，温暖的小屋散发出柴达木人好客的盛情。

学者的风范

宋之琛同志是一位学者，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当年，张一勇有40岁，心宽体胖，到柴达木盆地来，一面作为宋老师的助手，一面照顾宋老师的生活。他俩的主要任务是野外考察，观看标本，验证孢粉序列，和我们共同研究孢粉学规律。每天他们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化石，常常到下班也不肯离开，日复一日很累。张一勇是江苏人，不适应高原气候活，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可是他从不叫苦，有病也不啃声。有天晚上他突然昏倒了，宋老师送他住进了冷湖职工医院，经检查是高血压。因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病情很快好转，他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他不好意思的说，领导派我来照顾宋老师，可现在是他照顾我。

在柴达木工作期间，宋之琛和线一勇除完成合作项目之外，还参加地质讨论会，交流学术观点，介绍工作经验。此外，宋老师还以“青年孢粉学自修”为题给我们全体孢粉研究人员讲课。以他柴达木的标本为素材，系统地将全部孢粉属作了比较，还将盆地第三纪孢粉序列作了概括并与中国东部进行对比。大家专心听讲，认真记录，提出问题共同商讨，为年青人后来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气候不适应，宋老师讲了两小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后来都快站不住了，听课的同志们深深为专家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

宋之琛一行两人在柴达木过了中秋节。天气也慢慢凉了，于是他们就决定返回南京。张一勇回去后，医生诊断为大脑供血不足。他虽然有病，仍每天坚持伏案工作，潜心研究。宋老师负责定名、菌类、具孔类、具沟类的描述，孢粉组合的时代、古地理环境探讨及英文摘要的编写。张一勇负责苔藓植物、蕨类植物的描述，拉丁学名参考文献的编写。宋之琛建立了蔷薇科的树杯粉属和哥里罗粉属，这两属的母体什物现在分布于非洲，他得出了柴达木盆地“可能是目前亚洲及非洲草原植物重要发源地之一”的结论。他用孢粉组合讨论的地质时代，为孢粉学家和地质学家所重视和引用。

奋力拼搏

我们作为甲方，工作量很大，首先要在数以千万计的孢粉薄片中寻觅有代表性的标本，负责摄影及图版的编制，负责祼子植物、三孔类的描述，负责孢粉统计，还负责岩石地层、孢粉组合及分布的编写。孢粉统计的工作量很大，每一块样品统计250粒，鉴定到种，标本多需丈量，一天大约只能完成一块样品，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为了保证进度，我星期天和节假日不休息，每天晚上工作到11点钏，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和女儿都已经熟睡了。那几年，我和巫礼玉都患过面部神经麻痹症，这个病纠缠了我好几年。孢粉组合全统计表是张海泉、白亚萍完成的，统计的数据可以万计。为了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张海泉同志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叫人至今难以忘怀。我闪建立了似白刺粉属和青海粉属，此二属的建立为“柴达木盆地第三系最干旱的层位不是在下干柴沟组与上干柴沟组交接处，而是在下干柴沟组中部”观点的提出打下了基础。席萍在同一标本上先后用摄影扫描和一般光学照相的技术取得成功，开创了中国孢粉界的先例。

5年合作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也成长了一批青年孢粉工作者。席萍成为一名工程师，张海等年青人都能担负孢粉万赖俱寂工作。柴达木盆地工作条件是艰苦的，所出现的科研成果也常引人注目，与科研单位合作的经验也异常引人回味，我常回想起与宋之琛同志合作，那是一段多么美好而又难忘的日子啊。

在大柴旦建立食宿站

金海荣

1956年5月份，根据柴达木石油勘探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一行八、九个人，在许仁元同志带领下，乘吉斯150汽车从西宁出发前往大柴旦，为过路的石油职工建食宿站。从西宁到大柴旦的直线是700多公里，因无良好公路，我们绕道青藏线，一路风风雨雨，经过18天的艰苦跋涉，大柴旦终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到大柴旦，我们便去柴达木工委联系建站地点。没料到这么大的政府机关，却住在两幢蒙古包里，简陋得让人难以置信。那天中午我们在工委机关吃了一顿热饭菜。从西宁到柴旦的路上，天天都是吃干馍喝凉水，在当时能吃上一顿热饭，喝口热水，就是莫大的幸福。

柴工委原将我们的食宿站安排在柴旦的最西面，距柴旦中心的交通局、公路工程处和省地质局632队约有5公里之远，地处荒僻。后经我们再三要求，双往中心地带靠了2公里。站点确定后，许仁元站长便在露天召开了全站职工大会。他强调，在柴旦建站，是关系到所有进盆地职工的思想情结、精神面貌、吃饭睡觉的大问题，越快越好。他还要求我们吃苦耐劳，经受艰苦困难的考验。

开完会按照站长的要求，大家都主动抢着干活，搭帐篷的搭帐篷，做饭的赶修锅灶，一直忙乎到深夜12点，才把三顶帐篷搭好。炊事班同志为了改善伙食，班长蒋树仁同志硬是把西宁带来的两片已经腐烂的坏大肉，剔骨扒皮，从中间选出好一些的肉，给大家包了一顿脱水干菜饺子，尽管不那么新鲜，大伙还是赞不绝口。正当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之时，忽然想起年岁偏大的沈师傅怎么不见，经大家寻找，沈师傅已经在刚搭好的帐篷里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王师傅小分队的车都走了，全站同志依然按时上班，继续挖坑搭帐篷。经过六、七天的努力，8幢帐篷象新房一样矗立在戈壁滩上。3幢留作本站办公、修理、生活管理所用，其余5幢统统摆成通铺，一室住12人，这样，全站可同时接待60名过往职工。住在问题解决了，呼饭问题还有困难，在帐篷里做饭，烟熏火燎且不安全，我们便就地取材，在帐篷东面20米处沿古河道旁下挖1－2米，山墙和檐墙用淤泥巴抹平，简易伙房就这样诞生了。这座40多平方米的厨房，受到了柴工委的表扬，柴工委还组织全柴旦地区单位的代表，在我们站上召开了现场会。运输处工会主席柳衡昌同志还专程由西宁带上电影队，到站上慰问嘉奖全站职工。

这一年的4月份，陈毅副总理带着中央慰问团来柴达木慰问。在柴工委周密的组织安排下，我们全站职工都荣幸地见到了陈副总理，接受了陈副总理对我们的慰问。陈副总理给我们站赠送了一台红星牌收音机，每人一枚金光闪闪的中央慰问财纪念章，还有纪念册，毛巾、牙膏、肥皂等日用品。那时候环境很艰苦，可是党中央、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柴达木的开发和建设。记得先后来柴达木慰问的有北京京剧四才，石油部、地质部的文工团，上海话剧团、兰州曲艺团、青海省秦剧团等等。

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关怀鼓舞下，全站职工的事业心和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集中地表现在以站为家的建设上。刘勇和小东北主动出点子，用红柳杆扎成大彩门、小油库、男女厕所等，又实用又美观，改变了站容站貌。炊事班的同志，为了改善伙食，自己动手搭起简易猪圈，试着养了几头小猪，长得很好。站长在河滩上开辟了一块小菜园，也长出了绿油油的菠菜、小白菜，给过往客人的饭增添了绿色。3个月中，没过一天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许多病号也没请过一天假，大家边建站边接待客人，白天黑夜连轴转。

那时候，饮食结构是腊肉、海带、蒜苗子、黄花、木耳、粉条子。为了改善过往职工的饭菜花样，我们到南八仙、野马滩一带猎取黄羊、野兔，千方百计让过往职工吃好休息好。有一天，站上一下子来了上百名客人，站里的铺位远远不够，许站长带头让出了自己的床铺，我们也腾出了铺位，留给客人住宿。夜晚，站长又带全站职工轮流掌灯巡逻车场，为客人看管行李。

在建站期间，许站长为在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先是他的孩子患病，后来他的大哥病故，但他因忙于工作都未提出回家照看和料理。他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每逢起风变天，疼得行走困难，夜难入眠，然而他还是依旧坚守岗位，忙于全站工作，直至他全身出现麻木，一条腿已完全不能走动时，才离站回西宁治疗。

38年过去了，抚今追昔，当年那些艰苦奋斗的情景，许站长为建站呕心沥血的情景，以及同志们克服困难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常常引起我深深的怀念。

农场经历备忘

柳洁

格尔木

1954年12月，年尽月末，公安厅长薛克明在西宁小桥农场筹建处（转运站）宣布了格尔木农场场部科室、大队组织建制以及有关调动事宜。

格尔木在什么地方？知道的人实在不多。我只从先期踏勘过的同志的介绍中，听到了一些弄不清的地质、地理等专业术语，全部概念构成了这样一副图画—广袤无垠的草原；荒山秃岭、冰滩雪峰、风蚀残丘、大漠垂烟；红柳沙包、蚊子的天下；风沙慢慢、盐的海洋；羊群驼群，马背上的民族，“加卡斯吗”（哈萨克语：你好吗？）。

1955年2月18日，春寒料峭，我以管教科副科长之职随场长罗承运，组织了两个大队首批大调动，每车35人，两名武装警戒人员，随带帐篷、炊具和各自的行李，20多部大卡车从西宁出发西行。过湟源经倒淌河，绕青海湖，第一站住在茶卡的四面土墙的羊圈里，以圈为“牢”，分片搭起帐篷，布设了警戒。因一顿晚饭中，因先头打前站人员误用汽车机油煎煮湟鱼，在饥不择食、渴不择水的情况下，多数人食物中毒，上吐下泻，为此休息了一天。第二站住在都兰的一片草原上，“设营扎寨，画地为牢”。第三站夜宿香日德，在一座寺院旁扎下了帐篷。第四站住诺木红的一个土围子中，夜与张致学，赵跃宗头对脚和衣而睡，天亮时被头上一层白霜。第10天才到了格尔木，行程830公里。

此行风尘仆仆，起早贪黑，早晚两顿饭，定量供水。途中何所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路无居民”。涉行艰难，莫知所以。

格尔木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以阿尔顿曲克（哈萨克语，金色的草原）草原一上条河——噶尔穆（蒙语，河流多的意思）而得名。

阿尔顿曲克草原，海拔2807米，土壤以沼泽、荒漠、盐渍类为多。植被以红柳、芨芨草为主，雨量少而蒸发量大，日照长，昼夜温差大，有“早穿皮袄午穿纱”之说。当时资料称，阿尔顿曲克草原，共215个帐篷（包），哈萨克族占96%，维族、蒙古族占3.2%，择水草而游牧，居住分散。又据记载，这部分哈萨克族是1943年因反抗新疆盛世才的反动统治失败后，流落到这片草原上的。

格尔木较早的单位是青藏公路管理局和刚刚筹备起来的只有3顶帐篷的中共海西州格尔木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格尔木）。

格尔木农场场部先址在河东，河东并设两个大队（作业站）。第一站由水云涛、袁瀛同志分任正副站长。第二站由范林山、巩世业同志分任正副站长。第三站选址在河西由石满生、乔东孟同志任正副站长。（三站即后来的金峰农场）。

场部、作业站选址定点后，即卸下帐篷，挖地坑，圈定警戒，拉冰化水，就地拾柴……翻开了格尔木生活的第一页。

根据“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扩大”的开荒造田方针，一是清除沙柳包，开荒造田，平整土地，打埂设畦，挖渠引水，逐步扩大为连片的适宜耕作的大田。二是设置五级渠系，引格尔木河水到各作业站。三是根据“先生产，后福利”的规划，草创场部、大队（站）、中队以及家属区、部队营房，计划在半年内把所有人员从帐篷中“解放”出来。

万事开头难。当年开荒造田，当年春播秋收，播种59200亩，总产达到70多万斤，单产只有13.1斤。虽然连种子也未收回来，但在头一年内，破天荒在这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也算是个创举，并初步探索了压碱、排碱、在盐碱地种植的经验，为以后的生产找到了方向。蔬菜产理勉强可供自食，大家不再光吃水煮海带粉条了。

格尔木农场的创建，与先前建立的德令哈农场形成南北两个兄弟场，这是柴达木盆地垦植农作物南北两个开天辟地的第一家。

格尔木的5－8月，几乎是蚊子的世界，“众繁殖而无数，动聚众而成雷”，日出夜没，密度惊人，多而且大，肆虐疯狂，防蚊帽、防蚊油、蚊甩子，几乎都无法有效制服这群公害，吃饭吃不好，睡觉睡不成，到了后来，大家共同总结了一套经验：帐篷前煨烟，睡前熏烟，大风大便，小风小便，无风随便，先用床单围住下身再大便。

原表亲公路因年久失修，废弃殆尽。农场利用田管阶段家务稍闲，于5月3日与交通厅联合成立了青亲公路工程处，由交通厅委派技术人员，由副场长武长生担任工程处长，组编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正副大队长由我和魏德祯担任，第二大队正副大队长由齐汉弟和荣景孟、袁瀛担任。两个大队共有劳力1406名。按原先青新公路线拓宽整修，铺沙柳，平泛浆，填坑槽，堵绵沙，盐土操平，6个中队分段包干，边修边进，交替前进。路修到哪里，帐篷、伙食单位就扎在哪里，缺水，干热，蚊子叮，苦不堪言逢下雨更增添了生活的艰苦，往往因为抢水、断粮发生吵架闹事。从托拉海、小灶伙、大灶伙、乌图美仁、塔尔丁、茫崖、甘森直到尕斯，全线长350多公里，重点整修了104.34公里，9月23日完工。此段公路刚修好时，为石油勘察单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是由于就地取材（柴）铺垫而成，到了手来又变成了颠簸的搓板路，司机称这条路是伤心路。

12月中旬，场部、大队（站）干部宿舍土建部初步搭盖好，但没门没窗。原集中在西宁朝阳村的家属、小孩及少数女干部，由闫竹玲带队来场，途中在黑马河发生翻车事故，一些家属受伤，因包扎医疗，没有按预定时间到场，在场里的同志十分担心。当这些干部、家属、小孩到达时，尽管负了伤却无一人叫苦叫累、怨天尤人。

10月份，上级调来一批上海女“阿拉”（学生），她们的到来，给农场带来了欢声笑语，也带来了生活上的一些麻烦和不便。她们同样住帐篷，住地坑，同吃大锅熬菜或海带粉条，个另女同志怕冷（“狼”），怕蚊子，想家，爱器，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的娇小姐”，“小资产意识”，“家庭观念浓厚”，“留恋大上海”等等。她们大多数表现很好，与大家同甘共苦，积极工作。除个别女同志仍回了上海，她们中的多数都成了后来的业务骨干或中层领导干部。

刚建场不久，缺柴缺水，吃一顿没一顿，人心还未稳定下来。5月3日发生了干部谭全玉被打死案，4名犯人作案后脱逃。场部、站部组织追捕，我在纳赤台道班住过两夜，堵截和追捕无果。6月2日逃犯由道班工人和牧民捕获归案，7月6日依法判处死刑。

1956年4月，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的中央赴藏慰问团在格尔木小住期间，由青藏公路管理局和农场共同组织接待，要求挑选立场坚定、政治条件好、工作积极的男女干部分别负责保卫、服务。在农场派出的干部中，闫竹玲同志被指定负责对陈毅夫人张茜同志内勤接待。为了这事，她还从上海来的女同志处借来一件绿色呢子短外衣以装扮自己。

沙珠玉

1956年11月30日我奉调沙珠玉农场担任副场长。

沙珠玉农场位于都兰察汉乌苏夏日哈草原，沿青藏线，距都兰县4公里。

沙珠玉农场土壤、气候、水源均宜农宜牧。1955年10月筹建，因灌水不及时，收成不好。场部下设两个作业站，形成了都兰县郊另一个有人烟的小社会。农田、平房、商店、田间道路等初具村镇规模，部份农副产品还供应了县区各单位和居民。

场部常在周六请县里的机关、民贸商店青年同志举行联欢，清唱、跳舞，开座谈会征求对场如关系的意见。

1957年2月，省上决定“为了安置河南青年”，农场移交给海西州共青团。河南青年陆续进场后，原劳力调出承修茶（卡）甘（森）公路，原场长蔡如诚、副场长刘志灿调格尔木农场，我调马海。

马海

1957年5月前将察汗乌苏沙珠玉农场移交完毕，6月7日我从西宁出发云了马海。

马海位于盆地西北部，敦格公路、茶甘公路在鱼卡交会。从鱼卡沿茶甘公路9公里便进入了马海小盆地。

马海沙柳丛生，植被单一，引鱼卡河、嗷唠河水灌溉，宜农宜牧，过去曾是蒙古族游牧之地，现存有“蒙古寨”断墙残壁的土围子，说明这里有人生活过。

马海农场始建于1955年10月，由余书贵、李维伟同志分任书记和场长，余、李调出后继由万辑熙同志担任副书记，我任副场长。1957年10月万调赛什克农场，由张明亮同志任书记兼场长，我和随后调来的石富、刘发祥、那进喜同志任副场长。

农场下设两个直属站和一个作业队、一个畜牧队（场）、一个副业队。建场两年，他们已从帐篷转入了临沟用柴禾搭建的地坑里。

逐场有耕地1.5万亩，都是从沙柳丛中开垦出来的。二站东边较为平坦，适于半机耕，嗷唠河常年干涸，引鱼卡河修渠灌溉，渠系长达34公里，沙土挖填，渗漏大，又与茶甘公路交会，经常发生“渠垮”、陷车、断流。

1957年建成简易土木结构房舍，粮食、蔬菜自给有余，所有人员陆续进入新居，缝纫、农副产品加工以及馒头各组开业，形成了5个较大村落的社会群。这一年又相继建成场部礼堂并给各单位驻地拉上了摇把电话，但因为人畜绊缠，风沙淹没，没有打通过一次。

场部一辆解放牌旧大汽车，由供应科主管，往返西宁间。场部给场长们备用下站工作的马两匹，真正落到能骑的机会并不多，下部工作靠步行，边走路边看文件或看书，快慢由已，乏了就地坐坐，或者在地里转转。

1958年播种14730亩，单产平均在300斤左右，这一年二站专门创出了试点田，“重点照顾”，翻地7尺，深翻密植，水肥“多吃多占”，人工通风，秋收时内部报纸报导：“马海放出了小卫星，亩产达到4500折”！

“大跃进”的年月，农场也响应号召，书记挂帅，领导带头，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巧妇也要做出无米之炊，要用麦秸炼出铁向党献礼。场里盖起了土高炉，从赛什腾山拉回了大煤，人摇鼓风机，几天几夜连轴转，一见“铁水”流出，便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组织报喜，实为一堆废渣（琉璃）。故有人作三句半打油诗：“今朝新闻多，麦草炼出铁，紧忙云报喜，废物”。

大办农场之时，我奉指示骑马云花海子做过调查。花海子，一片沼泽地，人不能进去，土质、气候均不宜农作，经汇报后暂先放弃不作考虑。冷湖办农事经交涉，由冷湖石油局经办机关农场，由马海农场派出杨守其同志随带数10名职工先行建点试办。

考虑到鱼卡河的灌溉能力（水小、渠长），经上级批准在鱼卡河谷修建水库，由韩通任大队长，省局设计院派韩守贵工程师设计并施工。农闲时间我实际上常住水库工地，组织几次劳动大竞赛――大比武，打擂台，誓师会。人推车，扁担挑，日日夜夜“人海战”，当水库工程达到一定水位时，15公里的水渠配套工程也基本竣工，水位逐日渐长，总闸门启动不开，办法想尽，只好是“望库兴叹”。我离厂后，听说只好用吊罐装炸药，一炸了之。

1960年元月1日，经省委同意将马海农场等移交州农垦局作安置青年的基地。

蓄集

马海农场移交后，根据决定，由我带领全部犯人先到德令哈农场报到，授以场长级职务，“大战野马滩，主攻蓄集峡”！

野马滩在德令哈东20里，西边是德令哈农场泽令沟作业站（后期已扩为独立场），耕地约6万多亩，滩之西北沿巴音河蓄集峡有少数居民，靠骆驼耕种很少的地，以放牧为主。茶甘公路横贯滩之东西，公路两边骆驼草、芨芨等杂草丛生，多为野生动物栖息活动之场所，取名野马滩，实际上野马未见，野驴不少。野马滩南北面积约70万亩，在省上决定“二五”期间开荒1000万的总指挥下，开垦野马滩是重点之一。

1960年3月初，经过再次组编，在亘古的荒原上又出现了两个大帐篷群和星罗棋布的白色三角帐篷。

农场党委书记由赵田陆担任，场长、副场长由我和申士荣、任景全担任。

蓄集，即野马滩路北的一片大草原，地势平担，经安排，调大型拖拉机，后带园盘耙，人坐其上撒种子，一个多月便逐级报出了“开荒、春播完成5万亩”的特大喜讯。

春播后，干部、犯人全部从帐篷转入地下坑道，坑道大小按编组人数多少而定，有大有小，有长有短。犯人住的坑道是一边较长的通铺，中间为人行道，另一边是可以放置杂物的土台子。干部的地坑按科室、队而挖的，2至3人办公兼住宿，内设土办公台、土炕、土沙发、土壁柜、墙洞等。白天看云，只见一堆浮土和杂草，周围插一些长草便识别，晚上不小心便会掉了进去。有一次晚上拉水，一匹惊马掉到了我的地下室里，闹的乱七八糟。到了6月份才从地坑搬进了简易的土平房，并用土坯各自砌起了土办公桌，土沙发。

麦子黄了，但不成熟，稀疏低矮，颗粒干秕，镰刀都用不上。人哄地，地哄人。自然规律的报复与惩罚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主粮标准降低为18.1斤，这仅仅是计划性的空话，实行了有限的低标准，“瓜菜代”和“两同”，也只是靠组织打野牲、挖野菜共度饥荒……

后来这个场在调整中收缩下马，退耕还牧了。

加快在柴达木勘测的岁月

徐克敬

开发建设，测量先行。1955年春天，进军柴达木的号角吹响了。刚从西北工学院毕业的我，有幸参加了开发柴达木的行列。

春节过后不久，我奉调到省水利局第二勘测队报到，经过了一段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3月初第一批进盆地的勘测队员出发了。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破旧的大卡车，车内装满了测量器材、给养物资、帐篷行李等，人坐在行李上面，每人怀抱一台测量仪器，那时的装备很简陋，一人一件光板子老羊皮大衣，一双毡靴，一顶皮帽子，正是这些装备，帮我们抵御了一路风寒。

当时的车况和路况都很糟，一天走不上多少路就得宿营，好在帐房、行军床、被褥都很便当，找一个有水的地方，扎起帐房，打开行李，拾来柴禾、牛粪，用三块石头支起行军锅，一顿尕面片就解决问题了。我们的第一站测区是格尔木，从西宁出发，进入盆地后，路况差，汽车在沙柳包间穿梭，在泥泞不堪的翻浆路上行驶，不时陷进淤泥里，得靠人挖石头垫，然后大家齐心合力用大绳拉。颠簸了10多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格尔木。到了格尔木，看不到一棵树木，看不见一幢房子，连当地政府和省派机构都是清一色的帐房。我们测量便在格尔木河畔搭起帐房，安营扎寨。在格尔木的任务是三角测量和三、四等水测测量，还有万分之一地形图详测。由于任务紧迫，由省水利局第一、第二两个勘测队、水利部西北勘测设计院第一测量队（简称西北队），还有一个荒地查勘队，采用会战形式，共同完成格尔木测区的勘测任务。经过3个月的会战，提前完成了任务，并将万分之一地形图缩绘成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图，作为农场规划和渠道定线的依据。与此同时，成立了“格尔木渠工程处”，拉开了格尔木水利建设的序幕。

格尔木的勘测工作结束后，西北队和第一勘测队分头到诺木洪、香日德等测区工作，我们第二勘测队则去马海，任务仍然是三角控制、水准测量、地形测量以及马海渠和马海水库的测量定线工作。在马海测量期间，条件有所改善，这里有一所称作“大营房”的地方，据说是围剿乌斯曼匪徒时修建，宽敞的大院内约有一、二十排土坯房，房子里还盘有土炕和火炉。我们的队部就驻扎在大营房科，冬天各外业组回到队部搞内业，不仅有房子住，还有火炉取暖，比起住帐房来，不知要强多少倍。12月收工时，柴达木的天气已异常寒冷，我们雇用运输公司的大卡车，经德令哈走北路回宁。北路路况比南路要好一些，汽车开得很快，又是连夜赶路，我因晕车又坐在最前头，双手紧紧握住铁栏杆，回到西宁时，麻木了的手指和脚趾，好多天后才缓过来。

1956年，我在第三勘测队任内业组长，上半年在花海子测区工作，下半年到查查香卡测工我工作，仍然进行三角控制测量、水准测量和地形测量。内业结束后，我又带人到沙柳河源头进行水源查勘。这一年，我被评为省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在我们进行过水利勘测的格尔木、马海、查查香卡等地区，后来都先后办起了国营农场，兴建了水利工程，成为开发柴达木的重要基地。

在柴达木开发的初期，我省技术力量还十分薄弱，培养新生力量成为勘测队的基本使命之一。当时在格尔木的三个测量队中，西北队的力量是比较强的，他们一队的大中专毕业生比我们两个队的还要多。1955年，我们两个测量队从乐都、民和、湟中等地的农村招了一批测工，这些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只有极个别是初中生。各队对新招收的测工，先进行基本训练，如练写字，打算盘，学习测量知识和技能，白天跑外业，晚上检查记录，进行计算，为了抢夺有利于测量的时间，提出了“两头不见太阳”的口号，即早晨天不明起床吃早饭，太阳还没出来就开始观测，中午不收工，傍晚太阳落山前还要抢时间干上一阵，晚上收工时已经很晚了，吃过饭后还要进行成果检查，又不能忘了业务学习。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测量骨干，不少人还评上了工程师。我所带的内业组，所配的人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初高中生，专业知识一点也不懂，都是从基本知识抓起，学计算，学绘图，边干边学，很快熟悉了业务。我本人在学校学的是水工建筑专业，测量课程学得很少，工作中测量知识远远不够用。我不懂就学就问，不仅向书本学，而且向老同志学。如最小二乘法平差计算以及天文测量知识，都是从老工程师杜文香等人那里学的。当时在格尔木督阵的省水利局王樗局长，也跟董继藩总工程学习水准测量，整个工地上学习风气十分浓厚。

为了保证测量精度，省水利局制订了严格的测量规范。严格执行规范是测量人员的天职。如果有超出限差的情况，自行返工是无可置疑的。观测记录簿送回队部，内业组要逐项进行检查，发现超过限差，令其立即返工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查查香卡测量时，有一位姓陈的经纬仪司镜人员，为了早点赶回队部会见女友，急急忙忙结束了外业工作，回队后发现有超过限差的成果，可他不返工，却让记录人员偷改原始记录，问题被揭发出来，该人受到开除公职的处理。

五十年代初期内的柴达木，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春天风沙大，夏天蚊虫多，我们住的帐房经常被大风刮倒，在风窝里工作，每个人都成了“土人”。天气热起来以后，蚊子成群结队向人们施虐。夜晚，汽灯周围烤死的蚊子密密麻麻，大便时屁股上要涂防蚊油。有一个从水利部派下来的小伙子，突发奇想干脆用剪刀将内裤剪成开裆裤，免得大便时被蚊子叮咬，令人忍俊不禁。这里一年到头吃不上新鲜菜，腊肉、香肠、板鸭倒成了家常便饭，偶而从哈萨克猎人处买得一头野牛，那便是最好的佳肴了。在马海时，司机从敦煌带回一些青辣椒，大家馋得要命，结果吃得太多，不少人拉开了肚子。这里气候干燥，阳光照射强，我们的脸上都起了皮，手臂上到处有蚊子叮的伤疤，但大家的工作情绪却始终很饱满。我们内业组只有一台德制“老人头”牌手摇计算机，为了赶任务，计算机的沙沙声经常响到深夜。外业组的测量成果送回来了，要及时检查审核，合格了要连夜平差计算，又将计算出的坐标和高程及时送到地形组，作为测图的依据。外业人员更是辛苦，早出晚归，不能按时吃饭是常事，好多人因此得上胃病。有时还得到很远的地方找水烧柴。生活虽然苦一些，但大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都有一股积极向上的劲头。在工作闲暇时还开展一些别有风趣的文娱活动。在格尔木时，在三个测量了集中在一起，水利部、农业部也派来了专家支援工作，原先清一色的男子测量队，又添了一批上海、无锡姑娘，活跃的年青人便在大帐房里办起了舞会和歌咏会。在马海时，大营房中还住着地质队和粮站等单位，到周末，几个单位的小伙子凑在一起办起了舞会，有时还放映电影。我们还办了勘测简报，干部和工人踊跃投稿，抒发感情，交流经验。简报刻印好后，分发给保个外业组，对工作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柴达木的日子里，最让人难忘的是同志之间的友谊。对来自各地的年青人，老同志都能像对待弟弟妹妹那样爱护备至，问寒问暖，学习上关心，生活上照顾。我们队上有一个医务室，刚从青海卫校毕业的周永玲担任医生。在花海子测量时，有一个叫李毓祀的技术员感染上了马炭疽，病情十分危急，年轻的周永玲凭着一股爱心和责任感，夜以继日守护医治，终于使李毓祀转危为安，很快恢复了工作。在查查香卡时，到了深冬季节，新组建的水文站有一南方来的青年突然走失，消息传来，我们队的周永玲等四出帮助寻找，终于在一个大地测量队造林组找到。几天来的冻饿、惊吓，身心都受到很大创伤，周永玲将其接到自己的医务室，精心照料，使他很快得到康复。那时，队上党员省，共青财支部和基层工会都能主动承担责任，帮助队上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劳动竞赛和文体活动，对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的职工，都能伸出友谊之手进行帮助，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柴达木的这一短暂经历，虽已过去40多年了，但至今记忆犹新，回忆起来仍使人感到振奋和温馨。正是柴达木艰苦的创业生活，给我的青春添上了一分光彩，它激励我不断进取，永远向前。

海西工作之回顾

秦青荣

我是1982年8月去海西州担任州委书记的。由于长期在工作，特别是1980年在大通县落实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受到的鼓舞和教育，使我对农村工作产生了极大兴趣。1983年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州委及时召开了全州农牧区工作会议，牧区开始推行牲畜作价归户饲养、草场承包到户的责任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完善，“两户”发展很快，多种经营全机发展，商品生产的势头强劲，农牧业生产在战胜自然灾害后夺得丰收。11月，我带领州委办公室、政研室的同志，到都兰县香日德、察苏、查查香卡，乌兰且的希里沟、柯柯等乡镇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在大好形势在前“左”的干扰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严重存在，认识极不统一，思想混乱，特别是误把联产承包扩大农牧民自主权同“分田单干”划乖号，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两极分化”划等号，把雇工经营同亲“地主资本家”划等号，把从事二三产业视为“不务正业”，经商贩运叫“二道贩子”，不少干部包括部分领导干部，担心偏离社会主义，干部怕“乱”，不敢领导，不会领导，不愿领导；专业户、重点户怕“变”，怕当“冒富大叔”，这些情况严重地挫伤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984年1月初，我们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及万里同志讲话，立即组织州委、州政府领导干部学习，决定以宣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为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放手发展农村牧区的商品经济。为此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分三步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贯彻落到实处。

州委、州政府于1月17日至21日召开了400多人参加的专业户、重点户会议，会上我们组织代表认真学习（1983、1984）两个1号文件，学习万里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了全省农村牧区多种经营会议精神，高尼同志作了关于我州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情况和今后大力促进“两户”建设的报告，出席会议的“两户”代表，在大小会上介绍经验，会议还给200多位勤劳致富成绩突出的专业户、重点户和11个治穷致富的先进单位发了奖。在中央文件精神的指引下，会议自始至终结合海西实际，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讨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支持鼓励新事物，使会议成为进一步开创新局面的动员会。通过认真学习，与会代表明确了方向，认准了道路，吃了“定心丸”，都觉得有一种踏实感，鼓起了干劲。会议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形成了一个《纪要》，21日下午，我就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海西实际，放手发展农村牧区商品经济讲了话：（一）一定要正确看待勤劳致富的农牧民；（二）充分认识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三）根据海西特点，狠抓商品生产服务的六条“龙”政策上应当比内地放得更宽；（四）对专业户、重点户提了几点要求。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紧张热烈，会后绝大部分“两户”都十分珍惜荣誉，振奋精神，表示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成绩，自觉地发挥表率和中间作用，带动农牧民共同致富，共同前进，为繁荣牧区经济创新业、立新功。

1984年元宵节刚过，州委、州政府即抽调干部与县乡领导联合组成工作组，其中县级干部有刘克良、徐锦华、多麻加布等多人，由我带队于2月27日自带行李进驻希里沟公社，我住离公社较近的一户社员家中，在州上未出发前，工作组成员集中两天时间，认真学习文件，做到宣传别人先要自己学通弄懂。进点的头三天，我们参加了公社如开的“双先”表彰大会，听取领导汇报和“两户”发言。工作组同志感到农村一派生机蓬勃。在机关里有人说现在农民“单干”了，你下去干啥？你下去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下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农民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坐机关是看不到听不见的。我于3月1日在乌兰县级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和希里沟公社“双先”全体会议上宣讲了中央一号文件，当时在宣讲中把握了两点：一是抓实质，二是抓要点。实质是中央从1982年开始连续发了3个一号文件，既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又及时总结肯定农民新的创造和经验。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指引农民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道路，鼓励农民大胆勤劳致富，放手发展商品生产。文件明确指出：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充分肯定新出现的“两户一联”，是农村实现“两个转变”即由自给半自给生产向商品化生产转化，传统经营向社会化现代化转化的新的经济形式。文件的要点是大力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建设富裕新农村。在措施上，我闪反复强调了进一步稳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疏通商品流通渠道；要正确对待率先勤劳致富的农民，正确对待商品生产；要加强农村干部和“两户”的培训，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在政策上突出宣传一号文件中明克指出的：土地承包关系延长到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开发性生产可以延至更长），允许按照政策规定雇工，允许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企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允许农民打破地区分割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抓要点宣传，群众好懂、好记容易理解。会后工作组成员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边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一边宣传文件，对群众中存在的模糊认识或提出的政策问题，根据文件精神作出明确回答。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备耕开始春播将临的实际，配合公社重点抓好以下紧迫问题：1、充分肯定希里沟公社的成绩和经验，帮助制定完善1984年工作计划和新的奋斗目标；2、配合备耕生产，帮助解决买化肥难和卖粮难的问题；3、发动农民制定勤劳致富的生产计划和设想，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4、根据群众对承包土地没有要求调正的意愿，公开宣布承包土地不再变更的政策；5对冒尖户受到不公正对待和打击的问题作了处理；6、周查了农田水利工程，对灌溉机井存在的问题，及时作了处理；7、走访了贫困户，分析贫困原因，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并对农村初等教育、西庄幼儿园、农村妇幼工作等也作了一些调查。我们把一定会与当前工作结合，把宣传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做到既统一思想稳定情结，又增强信心，鼓舞干劲，迅速掀起了备耕春播高潮。

在此期间，根据毛主席教导的解剖麻雀、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我于3月8日到10日在乌兰县召集了全州农科部门负责人和农业科技人员座谈会，乌兰县领导及铜普、赛什克公社领导，希里沟公社干部、科技户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全省科技会议精神，交流了各地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好做法和好经验。我在这次会上提出全州农科部门学习格尔木农科所，农业科技干部学习王春玉，农民赶超韩进孝的口号。强调科技工作必须为建设“两户”服务，为当地的生产服务，各级领导一定要靠科学发展商品生产。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希里沟公社10户带裕农户和村社办企业，并听取他们的介绍。韩进孝同志讲了他1984年上台阶的新打算，使与会人员深受启示和鼓舞。

3月中旬，我回德令哈再次召集州级一些部门负责同志通报农村情况，研究探讨贯彻一号文件的具体措施，并强调负责同志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会后州民贸局长白彬、工商局长张西平等14个局委的领导同志，走出机关到希里沟公社配合工作组定点试验，解决具体问题。

从3月下旬以后，州委工作组进入第二阶段，以中央文件为指导，以疏理商品流通渠道和加强社会服务工作为重点，以解决公社在发展商品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深入调查，因势利导，积极探索，狠抓落实。

我们将进村以来干部和社员提出需要解决的40个问题逐一研究，归纳为6个专题：即关于农村科技服务问题；关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问题；关于发展农村信贷问题；关于农村市场和集镇建设问题；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两个部门能办到的，我们采取抓领导协调，抓认识抓作风，使州、县、社各部门能一致行动，部门之间协同作战。4月初，我们召开了乌兰县党政领导同志，州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希里沟公社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深入座谈讨论，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确定了试行办法和实施方案，从4月中旬开始，办了以下实事：

1、为确保流通领域放开搞活，成立希里沟民族供销公司。由于海西州县社没有设置供销社机构，新成立的民族供销公司为民办合作商业，属集体性质，业务上归商业局领导，与县局基层单位同等对待，供销社职工不端“铁饭碗”，不吃“大锅饭”，在经营业务上允许经营生产资料，实行购销合一，可以跨地区采购经销，除统销品种外，允许实行价格浮动，允许社员入股资金分红，允许与村社合作商业和个体商业发生直接联系。在县人民银行、工商管理部门支持下，于4月中旬正式开业。为保证长期巩固和发展，由商业局派顾问指导，如涉及重大问题，指定由农牧局商业局牵头，及时协调解决。

2、允许农民进县镇办厂开店、务工经商，从事服务业，做到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城乡之间要组织各种经济联合体，实行农商、农工、工商联营，县工商局对要求进镇从事手工业服务业的20多户社员划定地点，由个人集资自建了全省第一条农民街（我们离开时有30多户）。为搞活流通，在政策上对于畜产品的一二类、农产品的一二类，工业品的二类物资，以公社为单位考核，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允许上市。鼓励有经验的农户自营或与公司挂钩，跨区长途贩运，工商部门要为运销专业户办理手续。在市场管理上责成工商部门牵头，由有关部门组成管委会实行管理，维护个体户的合法权益。对农牧民进镇，在管理上不能要求完全脱离农牧业生产，不能用大城市的管理办法管理进镇农牧民。对农民经营工商业一个多照、农牧民雇工等问题，在适当放宽的原则下，提出了解决办法。

3、成立的希里沟科技服务站，为公社科普协会的常设办事机构，由公社生产干事负责，配备农民技术员一人。月补贴70元，根据工作情况浮动补贴。公社承担一人，县科委承担二人，科技服务站受公社和县科委领导，对下通过大队科普小组与科技户联系，可单独和科技户订立科技承包合同。县科委王春玉同志积极性很高，同公社联系服务站，当月建成并及时开展业务活动。

由县财政补助开办费成立了兽医站、水管所。县农牧科及时配备了技术人员。兽医站被列入事业单位，人员经费由县解决。水管所属集体单位，实行服务收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州水利局对已损坏的6口机井，一次投资维修，交水管所同受益队签订管理合同，保证充分发挥效益。

4、信贷、邮电广播服务。乌兰县人民银行农金股表示，县行可以承担并做好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工作，可暂不发展公社信用合作社组织，并向县社干部宣传用好州财政安排农用无息贷款。

县邮电局从4月1日起，对希里沟公社现有订阅报刊杂志的农户实行投递到户，并计划在今后订阅报刊增加时，设点投送。给3户要求安装电话的社员，及时架设开通线路。我同全州第一位农户通话时还拍照留念。县广播站向希里沟公社架通了广播线路，安装了高音喇叭，计划逐步向有条件的农村恢复和电展广播网。州广播电台派人到乌兰县调查测试播放效果，努力提高播音质量，扩大复盖面。

6、整顿社队财务。由县农牧局牵头，财政、银行配合公社组织财会人员，对社队财务分三批进行清理，力争3年嵺清理完毕。同时研究建立适应新情况、新特点的财务管理制度。

7、精神文明建设。确定在北庄、西庄两个村开展建设精神文明村的试点，重点治脏、治乱、治旧、治愚、治贫，通过建立党员联系制度，带动中间户，帮扶贫困户。韩进孝1人，带8扶3。组织青年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和文化体育活动，西庄幼儿园，筹建北庄幼儿园，建立民兵之家、文化室、图书室，开展竞赛评比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引向经常化、制度化。

另外，州科委在北庄村进行建设新能源村的试验，推广了一批节柴灶、太阳灶、沼气池、小型风力发电机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社队和农户提出的问题85%以上得到落实。州委工作组于5月初撤离。

州委、州政府决定6月召开全州农村牧区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农村牧区会议精神，从海西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放宽政策，搞活经济。重点是进一步加书商品生产发展和牧区改革上做文章，明确目标任务，下定决心做好工作，使全州农区已经开始活跃的农村经济得到更大发展。彻底落实牧业承包责任制，把牧区经济搞活，尽快摆脱长期徘徊局面，赶上农区前进的步子。会议在乌兰县召开，有现场会的性质，也是对州委工作组宣传落实一号文件成果的检验。这次会议于6月5日开幕，共开了5天，我向会议作了：正确分析了农村牧区的形势；明确提出清除“左”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束缚；绵改地区如何推行牧业改革问题；以及放宽政策，为发展农村牧区商品生产解难放禁的长篇讲话。重申“科技部门学习格尔木农科所，科技干部学习王春玉、全州农民赶超韩进孝”的口号。会议还组织参观了希里沟公社“两户”建设情况，讨论了州委、州政府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牧区经济的若干规定》，高尼同志讲了贯彻执行规定的说明和意见，会议结束后全州进一步掀起贯彻一号文件新高潮。

后记：以上记述是根据我手头原有的资料整理的，情况真实。蹲点深入调查研究，上下协同作占，点面结合与当时的备耕春播结合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是十分正确的。有的材料，当时省委办公厅曾转发全省。实际上在1983、1984两年中，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物业的草场承包、牲畜作价分户经营责任制，特别是在绵改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地落实生产责任制和在农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商品生产上。关于希里沟试点的年度成果，我手头没有资料，这次也没有再去搜集，但据我的记忆及以后所知以下事实足以证明当时的效果是十分突出的：社员韩进孝由于积极扩大耕地，重视科学种田，创小麦亩产1520斤，油菜籽亩产520斤，户售粮食5万多斤，贡献突出，1985年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和全省“粮食状元”的称号，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社员王维民承包沙山湾植树治沙，是从1984年春听了中央一号文件宣传，吃了“定心丸”，解除顾虑之后，开始划地承包经营，坚持苦干13年创造出新的业绩。1997年5月4日青海日报头版头题发表了《树根子，命根子》的长篇报导及《向植树治沙的功臣学习》的评论员文章，充分肯定了他十多年的艰辛和作出的巨大贡献。社员韩宗毅在务农的同时开商店，合伙买汽车跑运输，还开办明胶厂，随后他又集资办起了罐头厂，生产湟鱼、牛肉罐头、牦牛肉干。1994年为扩大经营，他涉足西宁市场，在东关大街开办了经销点，牦牛肉干已打入兰州、西安等地。另外当时蹲点调研印象极深的还有社员祁宽养羊300多只，刘承德养牛五、六头、养猪30多头、办副食厂加工粉条，“一年翻身，二年致富，三年冒富”。社员吴新民养鸡五、六百只，社员甘元邦开办修配厂，经营电焊修配铁木加工，还有两户社员各投资5万元首创在河滩开挖池塘养鱼，组织基建队，买汽车搞运销等等。过去国家办不成或办不好的事情，在“两户”被发动起来之后，都办成了，办好了，使村庄的面貌“水绿花新”。当时，仅西庄村197户社员，生产粮食户均万斤。西庄幼儿园全省闻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12家农户盖起新房444间，庭院式样新颖，社员家庭摆设讲究、别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多民族繁荣、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雏形，两个文明建设结出了丰硕果实。

在1984年6月之后我在海西工作的两年中，再没有到希里沟进行过回访，1984年调离海西至今也13年了，但我相邻当时发动起来的“学赶帮超”的群众热潮，定会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广大社员在商品生产、市场竞争中会有浮有沉，但一定会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创造新的业绩，祝他们在新的征程中胜利前进。

在沟里乡建立畜牧业联产

责任制的第一次尝试

毛炳杰

沟里乡地处海西州都兰县东南边缘，阿尼玛卿山深腹地带，地势高寒，群众驻牧地海拔4000公尺以上，和果洛州玛多县黑海公社相邻。

1958年11月初，该乡遭受了严重雪灾。中旬，都兰县委派出一个抗灾保畜工作组。我时任都兰县农牧科副科长，县委命我为组长，抽调高宝玉、参排力、俄日布、张殿秀、乔玉升、张中夫、公保等7位同志为组员，赴沟里乡开展抗灾保畜工作。当时虽然灾情严重，但并不知晓详情。我们一行8人骑马上路，行色匆匆，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2天，方才到达群众放牧地三叉口。唯见茫茫雪野上到处都是遗弃的牛羊尸体，连皮都没有剥。每个帐房前都堆放着一大堆死牛、死羊。有一户叫才让加的社员，帐房前堆着近百只死牛死羊。灾情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的多，这幕凄惨的景象把我们惊呆了。社员们看见县上的干部来了，一个个都失声痛哭，泪流满面。牛羊是当时牧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面对这样大批死亡的牲畜，谁不心痛？按牧业生产规律来讲，秋冬季节正是牲畜膘肥体壮的时候，可现在已经开始大批冻死瘦死，如经过整个一冬一春，则前景不堪设想。时值北风怒号，大雪纷纷，气温降至零下30余度，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如火烧一样焦急。

救灾工作刻不容缓。我们和乡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了解情况，研究对策。据了解，这次灾害是两方面原因促成。其一是这年七、八月间，沟里牲畜进入高山秋季草场不久，果洛地区极少数反动上层头人，对已开展的牧区民主改革运动心怀不满，煽动裹挟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铤而走险，发动叛乱。有一股土匪窜至沟里夏季草场，群众遭到抢劫骚扰。为避匪乱，牧民只得将帐房搬回冬春草场三叉口一带。其二，这里是一个狭窄的石山峡谷，是个过往路口，面积很小，牧草长得十分稀疏，而且经过一个冬春放牧，基本无草可食。现在4万多头牲畜集中围困在这里长达3个月之久，牲畜膘情与日俱跌。很快又到了严寒的冬天，连降大雪，这就造成大批牲畜死亡的主要原因。

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好象有千斤石压在心窝上，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时沟里地区解放不久，生产方式还是原始古老的那一套。群众还十分贫困，不要说饲草、饲料，就连避风防冻的最简陋设施也一点都没有。在这种形势下抗灾保畜，我们确有“狼吃天爷无处下爪“之感。

乡党委和工作组的会开到了午夜2点，大家有了一致的认识。即将全部牲畜迅速迁入尚未放牧过而牧草丰厚的秋季草场，这是抗灾保畜、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其它措施一时很难办到，而且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按会议决定，我们分头到3个大队进行说服动员。可是社员们害怕土匪，顾虑重重，相互观望，谁也不愿当领头的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到实地了解情况。方能解除群众的疑虑。于是我决定和乡干部项谦同志，并动员了社员角什结为向导，到秋季草场进行武装勘察。一连数天，我们走遍了大雪覆盖的秋季草场，备尝艰辛。晚上在雪地上用脚扫出空地几平方米，卸下马塔子，坐在上面地夜，为防土匪袭击，不敢解马鞍，也不敢生火取暖烧水，只啃点干粮就几口雪水充饥，手握子弹上膛的枪柄和马缰绳，半睡半醒地迷糊一会。

这次实地勘察，我们知道了广大秋季牧场已无土匪活动的踪影。事后知道几股土匪早已被人民解放军剿灭。草场牧草丰厚，烈风已将大睡积雪层吹薄，牛羊完全可以啃吃。回去后，我们走家串户，很快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全体群众。群众看见我们平安归来，址分高兴，说这下可主心搬帐房了。在角什结的带头下，大家纷纷向秋季牧场转场。我们工作组全体成员也和社员一起搬到了秋季草场，这里虽然奇冷难耐，但牲畜总算有了草吃，群众的情结也逐渐稳定了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放牧，牲畜成批死亡的势头初步得以遏制。与此同时，我们根据存在问题，开始抓放牧管理，制定的主要措施有早出晚归、跟群放牧、夜间守群、采集干草对老弱畜补饲等。这些制度虽然原始简单，但来自于群众的实践，也易被群众接受，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些措施。管理制度的建立，对减少牲畜丢失、死亡和抓膘起了一定的作用。接羔育幼生产季节即将来临，因此，也做了相应的部署。要求每家都要建成羔羊棚，每家都要做几个喂奶器、接羔袋。

工作组和乡干部分头不走帐串户，宣传政策，了解情况，落实各项部署。鼓励社员增强抗灾保畜的信心，战胜困难，把灾害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工作组的同志们在这一阶段的抗灾保畜中，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志们脸上、肢上生了冻疮，但无人叫苦。元月份，我在香日德河西村小学当教师的妻子，托人捎话，说马上就要生孩子，叫我回家一趟。但抗灾正是关键时刻，叫我如何脱得了身？无奈只得也捎话回去，叫她好自为之，我是无法回来照顾她的。就这样，每个同志都以忘我的精神投稿抗灾保畜工作，很好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国家干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我也深感在民族地区工作，不懂民族语言是无法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很好地完成任务的。由于语言不通，工作组成员多次延误工作，甚至出了一些笑话。有鉴于此，我提出工作组汉族、蒙族同志要拜群众和乡上的藏族干部为师，认真学习尽快掌握藏语。我自己首先带头坚持边工作、边学习藏语，一边问一边在本上记，吃饭睡觉还念念有词，简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住的那家有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一见我拿着本苦记默念的架势就笑个不停。我问她笑啥？她说我像老阿卡念经。经过半年努力，我已经达到了在开群众会时可以结结巴巴地直接用藏语说话。队干部和社员们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并鼓励我说：“你说得不错，只要你说了上句，下句就是不说不讲，我们也能知道个大概”。群众的支持和鼓励，使我信心倍增，学习更加刻苦。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学会了藏语，这使我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匪浅。这也是我在沟里抗灾一年中得到的一分宝贵收获。

沟里的春天终于跚跚来临。春天本是希望所在，但在沟里，春天却发生了大面积牛肺疫。由于当时的形势，群众管理科学也很快紧张起来，每人每月供应粮由15斤减至7斤青稞原粮，真是祸不单行。我们又一次紧急动员群众，一面组织打猎，寻找代食品以度饥荒，一面采集中草药，西药加土法防治牛肺疫，将数千头牛集中在三个点上，用几十口大锅熬出药汤，将牛一头头把着牛角掀翻在地，灌药打针，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艰苦努力，才控制住疫情，但也死去了1000多头牛，在8月初年度清点结算时，将当年存活仔畜计算在内，总共剩下26000多头只，比上年入社时的牲畜总头数41000头只损失约15000头只，死亡率达35%。但群众说，如不是上年11月及时入秋季草场，恐怕都死得差不多了。

转眼之间到了盛夏，草原已经复苏，牛羊开始复壮，到处生机勃勃，正是畜牧业生产的黄金季节。干部群众总算喘了一口气。也正是这个时候，一个困扰了我几个月问题，更加使我沉思不已。这就是，虽然我们定了一些管理制度，但群众的生产劲头，对集体牲畜的爱护程度，总好像与要求相离甚远。偷宰偷卖集体牲畜的事件时有发生；牲畜丢失、死亡，人们也漠不关心，当时的主要办法是进行“爱社如家”的思想教育，实践证明，这个老药方在一些人身上根本不起作用，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如秀茂大队尤什旦，曾一次偷卖生产队羯羊12只，无人过问，他本人也像没事儿一样，自在得很。一天，我到贫苦牧民才加的帐房上检查放牧管理，抓膘配种情况，闲喧中，我对他说，你以前农时很穷，没有几头牲口，现在你放着集体的400多只牲口，应该感到高兴，好好放牧。但他的回答大出我所料，他说：“放得再多有啥用？吃一只卖一只都由不得自己。放牧的再好也没用，还不是和放得最差的拿一样工分？叫我偷着宰卖集体的牲畜，良心上又过不去。”他的一席话使我半晚上没睡着觉。思考多日的问题，好像突然间有了答案。我已明确地认识到，在现行牲畜集体所有、分户放牧的体制下，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生产责任制度、约束奖励制度，更想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堵塞漏洞，保证集体财产不受或少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要建立这亲一套制度又心中无数，并有重重顾虑。当时，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实际上宣传和执行的是“一大二公”。建立真正能体现按劳取酬的生产责任制，群众始终有愿望，但上面并无红头文件，也无具体要求。空间如何办？带着这个问题，我和群众、乡社干部进行了多次的交谈和调查研究，并将结果和我的想法，向乡党委作了汇报，乡党委很快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在全乡进行建立联产责任制的试点，并抽调了几名干部，结合生产年度清点牲畜基数的基础上，逐户进行了定畜群、定工分、定生产指标，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新生产责任制。这项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进展顺利，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各户都建立了卡片，卡片上将各户放牧的牲畜种类、数量、幼畜繁殖成活、成畜死亡控制、奖赔兑现等都写的很具体。各户卡片所载内容，不但户主一家十分明了，户主所在生产队各家户主和全队主要劳动力都一清二楚。这一制度的推行，对该乡的畜牧业生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充分调动了全体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过去提倡的“爱社如家，爱畜如爱子”的要求，真正变成了全体社员的实际行动。不但杜绝了偷宰偷卖等现象，就是偶尔有一只羊混群了，也要争个水落石出。大家都想方设法抓膘情抓成活，牲畜膘情、成活率直线上升。被群众视为吉祥而多年不见的好事又出现了，当年羊羔下羔、下双羔的事，几乎家家都有，屡见不鲜。一个畜牧业生产的新高潮，在雪山深处陡然升起。

1960年7月，推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年度即将结束，为了协助乡上兑现各种奖赔制度，了解决算情况，我专程赶到沟里乡，参加了乡上组织的年终决算，奖赔兑现的各项工作。

当时，按年初规定，卡片所载，逐一兑现了各户羔羊、牛犊成活、成畜死亡、畜产品上交三个方面。决算工作进行得认真、细致、公开、民主，群众十分满意。绝大多数牧户得了奖，只有个别牧户赔了产，而且得奖数额按当时标准来看数字可观。如热龙大队果保，牧310只母羊，定成活率85%，实际成活370只，超产107只，奖530元，加上其它奖金，果保奖金一项就超3千元。决算大会召开的那一天，全乡群众喜气洋洋，欢欣鼓舞，其热烈程度超过了过藏历年。

8月底，都兰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沟里乡如开了全县畜牧业生产现场会。县委指定我向会议作了关于沟里乡推行畜牧业联产责任制经验介绍。与会各乡代表对沟里乡的这一套做法十分称赞，表示回去后也要这样搞。主持会议的达西仁庆县长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沟里乡的联产责任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沟里的做法，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在全县进一步推广，并说这在海西地区还是第一家，但那个时代也是政治风去多变之秋。大概在1962年，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沟里的办法自然也在受批判之列。不久正式与“三自一包”联在了一起。被批得体无完肤。沟里乡联产责任制只实行了两个半生产年度，就被迫寿终正寝。“大锅饭”又一次替代了联产责任制，生产遭到了更大的破坏。牦牛是沟里乡的主要畜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牦牛变成了无主的里牛，而确有一批牦牛，慢慢混入野牦牛群，变成了真正的野牦牛。

现在回顾当年之事，我认为在沟里推行的联责任制，虽然十分简单，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我觉得这是一项由群众创立，被群众拥护而又被社会实践证明是好的管理办法，她就像春天的一株富有生命力的小苗，虽有春寒风雪的磨难，但终究要茁壮地成长，谁也挡不住。25年后的1984年，都兰县委再次首先在沟里乡进行了畜牧业家庭承包制试点。一呼百应，全县响应，很好地验证了我的这一观点。

建国初海西地区的几项利民措施

程起骏王伟帮

建国前，由于马步芳在青海长期推行各民族分而治之，“鱼蚌相争”、坐收其利的反动政策，在海西地区的蒙古、哈萨克、藏族之间，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民族部落间的械斗不断，加之马步芳政权的横征暴敛，生产凋敝，疫病蔓延，各民族群众的生活异常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民主政权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生产自救，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海西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共同心声和愿望。为此，都兰地委采取了几项十分有利的富民措施。

“三不两利”与“代购”“代放”

1952年，在都兰建立了人民银行后的第一项大举措是，为各族各部落贫困牧户筹备无息贷款。其方式是，给各赤贫户发放贷款300元（当时用的银元），但钱不直接发到手中，而由政府工作组负责从牧主手中将适龄的母绵羊以每只10元的价格，代买30只交给赤贫户，使其成为羊群的实际拥有者。当时市场上一块伏茶是4元，一尺棉布0.40元，100斤青稞2元，1只适龄绵羊最高卖5－6元钱。国家出高价购买，一是为了贯彻“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二是为了一次性买到最好的适龄母羊。牧主看到价格好，也了解牧民不分他们的牲畜，所以都真心实意的把最好的适龄母羊卖给赤贫户。

海西地区草场宽广，贫苦牧民非常珍惜党和政府代购的羊群，有的人终年以野牲肉为食，舍不得宰杀一只羊。有相当比例的母羊一年产双羔，还有的羊羔当年也能产羔，牲畜成活率高，死亡率低，牲畜发展的十分迅速。到1954年，得到代购母羊的贫苦户全区约300户以上，这些人，牲畜从无到有，不少群众的畜群很快发展到200以上。香加旗贫苦牧民相日木佳，得到代购母羊30只，加上自己开荒种地，收获青稞，从果洛藏族群众手中换牛、马大牲畜，精心放收，惜而不食，到1958年时牲畜已发展到800多头（只）。

“代购”和“代放”等行之有效的发展措施，具体体现了“三不两利”的政策，加上良好的社会环境，使1951年到1958年成为海西畜物业高速增长的最好时期。1951年征牧业税时，经逐户统计，全区有50万头只牲畜，到1960年时虽经历了公社合营、公社化运动等波折，牲畜总头数仍达到210万头（只），净增150万头（只）。

发展农业，促进流通

海西地区有着十分广大的宜农土了，香日德、察汉乌苏、夏日哈、希里沟、德令哈等小块农业区开垦较早，但经营规模很小，生产方式原始落后。解放前后很多地方打碾没有碌碡，都是将麦捆摊在场面上，赶群牛羊不停的踏跑，以这种方式来脱粒，其效果、规模可想而知，因此，建政之初期，因家工作人员及部队人数虽不算多，但感到严重缺粮。

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方新同志提出“百里不运草，千里不运粮”的设想。提出海西有发展农业的很好条件，不能依靠从东部运粮吃。我们要自己发展农业，把粮食搞上去，将来还要发展大的国营农场。而发展生产，首先要打掉反动政府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我们初到柴达木盆地，了解到马步芳在当地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几乎每个贫苦农民家的墙上都贴着催交各种税款的命令和收据。更可笑的是，希里沟东庄一姓张人家墙上竟贴着国民党证，说是捐3大升小麦的收据。希里沟北庄邢家两兄弟欠德兴海青稞5万多斤，弟兄俩每年为德兴海做雇工，只能以工抵息。1951年伊林同志带领征粮工作组在乌兰征粮时，不少群众都耽心要他们交欠款欠粮，个个人心惶惶。伊林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在各地的群众大会上郑重宣布，共产党要解放劳苦大众，凡欠德兴海、垦务局的粮和款一律取消，各类欠据一律作废，还收缴10多张国民党党证。农牧民妇委会我不拍手称快。与此同时，大力劝农、劝牧，给贫苦农牧民发放救济款、粮，供给籽种和贷款，帮助发展农业生产。

各小块农业区地多人少，1951年时包括产人在内只有3000人。县委决定，鼓励已定居的农民动员亲手来海西落户开发农业。自1951年冬季以来，每年有东部地区大批的农民，或单身或全家进入海西落户务农。初业时住地坑，大多数给亲友和雇主帮工。当时得到政府许可的约定是，雇主帮工的吃住，每年工资1000斤青稞，还可以雇工代耕地3亩。收入归雇工。这一措施非常有利于农业开发和发展。可以说，海西从1951年起就是农业开发的开放区。大部分雇工第一年帮工，第二年是帮工加自耕，第三年就成了请帮工的自耕农，第四年便可买材料盖房子。察汉乌苏的齐兴成、刘兴德、李长清、刘尔生，香日德的段富仁、段君仁、李彦、肖起仓等一大批农民就是这样富起来的。此举奠定了海西粮食基地的基础。唯一遗憾的是这些人1958年后划为地主、富农等，直到1978年以后才逐步平反。

随着农业发展，粮食增产增收，农民手里的粮食很快多了起来，不但不需再从东部运粮，而且余粮的去向成了问题。为此政府鼓励农民和邻近果洛、玉树地区的藏族兄弟做卖买，以粮食换取牲畜和畜产品。恢复发展了香日德茶马互市交易市场。每年秋末，果洛、玉树藏族群众赶着牲畜驮着畜产品来这里进行易货贸易。其时，帐篷遍布田野山岗，炊烟四起，蔚为壮观，汉、藏、蒙、撒拉各民族群众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展现了一派从未有过的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景象。其结果是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方便了群众，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地方经济。方新同志“千里不运粮”的设想得到初步实现。发展农业的初期阶段，盲目开荒，东一片，西一片，较为混乱。自1954年州人代会上提出“田塄相连”以后，各小块农业区连成块的雏型才日渐形成。

关心群众生活，防治人畜疫病

解放初期海西性病蔓延，严重危害着各少数民族的心身健康，当时缺医少药，打一针“914”、“606”要银元10元，广大贫苦农牧民任凭性病肆虐而束手无策，甚至只是念经拜佛，求普萨发慈悲保佑安康。说老实话，我们初进海西的人，害怕传染，下乡吃饭睡觉总是诚惶诚恐。

根据县委的请求，省医管会在1951年底派来了张再元、范海旺、张宗忠、祁成善、相才德、庚申等6位大夫，在察汉乌苏的一座油房院内成立了海西州第一所医院。这6位大夫不仅医术很好，而且医德高尚，他们骑着马，搭着行李药箱，下农村下帐房一家一户寻医问病，治病救人，一去几个月，有家不得顾。那时全海西18,000人，凡患性病者，都得到了普遍的治疗。“606”“914”当时是十分昂贵的药品，但国家无偿发给。在省医疗的协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54年，群众多年的性病基本上得以消灭。

1956年夏秋之际，天峻发生鼠疫病，有3户人家大小10多口人全都死于病病。相才德大夫只身进入疫区，带领群众进行隔离、消毒工作，省医疗队赶到后很快控制了疫病。1961年冬都兰又发生鼠疫病，一家人和请来治疗消灾的老阿卡都死在帐篷中。小阿卡来看老阿卡，发现一家人都死了，连忙逃跑，结果也死在路上。医务人员立即奔赴疫区，祁大夫亲自进入帐篷处理尸体，进行消毒等工作。当时，保护设备非常简单，一般只有口罩、手套、工作服而已。因此在疫病蔓延扩散期进入疫区，直接接触尸体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举动。但大夫们真正体现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他们高尚的品德在海西地区有口皆碑。现在，初进盆地的6位大夫多以作古，“文革”中，张宗忠大夫被迫害致死，范海明、祁成善、录申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力量是永存不灭的！

在防治人的疾病的同时，还大力防治了牲畜的疫病。在海西近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疫情，旧政权从不过问，任其牲畜疫病肆虐。1940年天峻地区发生牛疫，牛死亡率高达70%。使不少牧户一夜间倾家荡产成了绝畜户。这些地区的群众，无论老幼，谈瘟色变。1953年初，省上派出窦建业为站长，王中正、王选、单玉中、白如瑛、杜正文、田友荣等8位兽医，组建了海西地区第一所兽医站。这项工作抓的正是时候，次年牛瘟疫从果洛传入海西热水、香加、沟里等地区，州上及时组成牛瘟防治办公室，由郝全珍任主任，王伟卸任副任，民族上层人士群加、久美、多福拉、阿布加、谈奎荣等人积极参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民兵联防，封锁疫区。全体兽医工作者更是分片下到基层帐篷，速成培养防治人员。一位兽医在一日之中注射上千次疫苗，省上也不断送来疫苗和药品。经过上下努力，在不到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完全控制了疫情，进而扑灭了牛瘟，各族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老人们都说：“没有共产党来搭救，这次牛瘟不知要死多少牲畜，多少帐房要遭劫难！尕珍切！一万个尕珍切！（感谢！一万个感谢）”。

人畜疫病的有效防治，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为海西地区的社会进步、文明昌盛铺平了道路。

开发荒漠情系群众

顾乃斌

青海省德令哈农场自1954年2月建立开始，就致力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群众关系，帮助德令哈地区各族人民改变落后面貌，互助团结，平等友爱，共同前进，对当地群众在生产、生活、医疗卫生等方面尽可能地予以帮助。现就我所见所闻，择其一二叙述如下。

开荒种田兴修水利

从1954年建场至1958年，无偿帮助群众开荒造田5525亩，共计用工26568个，按当时统计资料合计金额达78546元。1954年开始建场，农场本身任务十分系统管理，但为了帮助当地的群众，仍设法安排劳力，用工5450个，开荒造田1350亩。1955年是德令哈农场建立的第二年，经过一年的建设，与群众相处更为密切。为了进一步密切场群关系，场时安排用工18815个，帮助群众开荒造田3763亩。1956年农场附近群众生活、生产趋于稳定，但场时仍安排用工1685个，帮助开荒造田337亩。1958年，安排用工318个，帮助开荒造田15亩。4年合计为德令哈村开荒造田950亩，为总务隆乡开荒造田2128亩，为戈壁村开荒造田1085亩。

从1954年开始至1958年给群众无偿修建干渠、支渠60.33公里，用工19597个，合计金额52258元，其中在给东滩郭里木乡修渠一条，支、斗渠13.84公里，可以灌溉农田4500亩；给郭里木乡尕海修渠一条，干、支、斗渠34公里，可以灌溉草原5万亩；给郭里木乡贡艾里沟修渠一条，长2.59公里，可灌溉土地5000亩。同时，还将旧渠道整修，使每条渠道都顺利畅通。

解决群众住房困难

1955年，德令哈农场进行土地规划，将在场境之内群众的原建房屋，全部迁建到场境以外的乡村。为郭里木乡群众修建房屋145间，给察汗乌苏、宗务隆三个乡村修建房屋84间，用工达29668个，当时合计费用为人民币28976元。为当地群众的安居工程尽了一定的力量，群众都能安居乐业，他们感到人民政府派来的干部心中有群众，在建设农场的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赞扬。

全力支援农业生产

1956年春耕开始，农场向德令哈三区农业合作社支援双轮双铧犁2台，1957年，向德令哈团结农业合作社支援马车5辆，马拉具5套。同时还为当地群众采购、修理步犁、铁锨、镢头等农具578件。使当地群众由落后的手工操作逐步改用农具操作，为保证农业丰产丰收起了一定作用。

1954年至1958年，派工帮助德令哈村群众收割庄稼1455亩，协助戈比村群众收割868亩，协助郭里木乡群众收割440亩，解决了农场附近群众紧张的秋收困难。

帮助群众发展畜牧业

德令哈地区的群众，尤其是蒙族人民，大多以畜牧为主。由于地域偏僻，加之群众缺乏科学发展畜牧和防病治病知识，牲畜的存活基本上是听天由命。德令哈农场建场以后，畜牧兽医技术人员除对本场牲畜的防治的同时，也积极帮助当地群众。一方面宣传有关畜牧生产的知识，一方面积极为当地群众的牲畜防病治病。1956年冬天为郭里木乡、戈壁乡及德令哈群众免费防治牛羊蹄疫，计牛251头，羊576只，还为以上各乡村群众免费医治大牲畜各种疾病67头次。

1957年农场还为怀头他拉乡进行细毛羊杂交改良278只。

1956年至1958年给德令哈农场附近乡村供应麦草共1704.2吨，方便了群众的牛羊饲养，促进了乡村畜牧业的发展。

山东知青与格尔木农场

杨家书

1965年，青海省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后依次改变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青海省农业建设师，最后改为格尔木农场。领导班子基本是全省各地抽调来的干部和一部分转业军官，技术人员多数是从学校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农场还从广州、武汉、沈阳等军区和总后直属部队中接收一批复员军人，留下了原格尔木劳改农场的一些新生就业职工。主体则是从山东八大城市招收来的知识青年7204名，男女比例为1：1。计青岛市5100人，济南市800人，淄博市400人，烟台市304人，济宁市200人，潍坊市200人，德州市100人，枣庄市100人。这些知识青年自1965年9月至1966年4月，分期分批到达格尔木、马海、鱼卡等地屯垦。

1966年4月15日下午5点17分，800名山东知青乘坐专列离开青岛，16日路经济南时受到山东省领导的接见，19日上午到达西宁。25日乘大客车离开西宁，28日到达格尔木，我就是同这一批来格尔木的。随即，旅途中我所在连队四个排斥开，分到了一团一营（即现在的河东分场），我所在的排分到了二连。一团是个农业团，在格尔木以东呈带状向东延伸几十公里，以连队为单位十几个连队一字儿排开，二连处在较中间的位置上，营部、团部都设在这里。我们到达这儿时，这一地带并不是一片处女地，自五十年代建劳改农场以来，经过十余年的辛勤开垦，可耕田地已具有相当规模。先于我们在1965年9月到达的200余名知青，在连长王守法、指导员董克礼的带领下，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并带我们参观了整个连队。5月的格尔木，田野已现新绿，连队的4000余亩土地上，小麦、青稞、蚕豆、豌豆、油菜都已绽开嫩芽，生机勃勃。连队的南面是菜园，一畦畦平整的菜地已种上菜，“这儿可生产白菜、卷心菜、菜豆、菜瓜、红萝卜、白萝卜、韭菜、大葱、菠菜等等，品种多着呢……”连长介绍着。菜园边缘还有一座玻璃温室，里面种有西红杮、黄瓜、青椒等。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新鲜、新奇。菜园的上方200米远处有一片小树木，几间白房子，四周围有篱笆的是养鸡场，喂有1000余只来杭鸡。鸡、蛋自给有余。连队的北面是马厩、猪圈，马厩里喂着几十匹用于运输的马、骡、驴，一走进猪圈真是热闹，有肥猪圈、种猪圈、母猪圈、架子猪圈，两大溜猪舍从东到西对称排开，500余头猪哼哼唧唧。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口乌克兰种猪，体重达500余斤。连队的西北角有一座露天粮仓，10个仓库都是装得满满的，共有100余万斤粮食，那是1965年丰收的成果。连队还建有油坊、粉坊，生产青油、粉条。整个农场到处是一派兴旺景象！从西宁到格尔木一路上戈壁沙漠，荒山秃岭的景象为之一扫而空。大家信心十足，为什么不能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呢！

开始我们实行军队式的管理，绝大多数知青被理想和信念所激励，无论做什么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上级领导的照顾关怀和党团组织积极帮助下，面对艰苦环境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大家都抱着乐观的精神，逐步地去克服。如在生活上为适应集体大锅饭，许多人的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象沙丽华（后担任一团副政委）等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她们自愿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硬是闯过了生活关。再就是夏天蚊子的肆虐和冬天出奇的酷寒，我们也挺了过来。最主要的还是劳动关，当时的机械化程度低，除了连片的土地用拖拉机翻耕外，零星、边角地均由人力进行播种、翻地、打垅坎、灌水、锄划、秋收、脱粒、入仓等等，是比较艰苦的。用铁锨翻地从每日人均2分到1亩地，秋收从每日人均3分到人均1亩多，有的还达到2亩多。因身穿皮大衣仍觉寒冷的冬夜里，从十几时里外的大草原上拉回一车车羊粪施肥。手上结下层层老茧，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反映出知青们建设柴达木的雄心壮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针对当时形势，在我们连蹲点的师参谋长王时彦在全连大会上讲：“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产建设兵团，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进行正面教育，地方上的同志来参观可以，决不允许来串联。我们的任务就是生产粮食，生产不出粮食那就各奔前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生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农建师毕竟不是正规部队，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到了1966年底，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开始出现，连队开始出现群众组织，但规模很小。连队礼堂里也开辟了大字报栏，内容大多是对个人生活细节、缺点的揭露，“××是个盗马贼”，“×××小资产阶级情调严重”等。第一个挨批斗的是连队理发员，只因他平时注重修饰，被扣上小资产阶级分子帽子，在团部附近连队内游了街。团部的干部第一个挨批斗、游街的是生产科长丁顺庭（后担任总场场长），原因据说是其在劳改农场工作时的遗留问题，批斗的目标基本上是针对个人的。而对整个领导层掀起的风暴，在我们一团是从一次座谈会开始的。

大约是在1967年元月初的一天下午，当时我在东二连（1966年10月1日，二连分为东、西二连，西二连后改为七连，东二连后改为八连）任炊事班班长，被通知到团部会议室开会，进会议室才知道原来是师副政委阎文俊来一团召信大家座谈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参加座谈会的有团部的几名干部，再就是机务宫、副食连，东、西二连的战士了，座谈不过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连的大学毕业生于之翔正在发言，门被推开了，进来了二名臂戴“红垦兵”袖章的知青，他俩进门后直冲阎副政委而去，显然是已知这儿开什么会。阎副政委的发言被打断，室内气氛显得有些紧张起来。不一会儿又进来两名“红垦兵”，他们一开始就知青来兵团的政策待遇等实质性问题向副政委频频发问，和风细雨的传导顿时充满一股浓浓的火药味，而后会议室内又涌入了许多知青，座谈会变成批斗会。晚饭后，会议改在大礼堂继续举行，气氛更是激烈，有的诉苦，有的责问，有的批判。其主要内容是师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压制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挑动群众斗群从；在招收知青时以“一年评工资、二年探亲、三年结婚”来引诱、欺骗、愚弄知青；歪曲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政策等等。大会持续到午夜才散。

从此以后，各连队都开始了对连领导的批斗，有些连队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列队来团部揪斗团领导，同时也掀起了一股串联上访风，人们纷纷走出连队，去格尔木、西宁，许多人乘车直驱山东。迫于压力，各连开始允许知青休探亲假，结果大批知青滞留山东，连队生产陷于停顿。在取缔青海“八·一八”造反派组织时，农建师的“红垦兵”组织也被视为同一个派系而受株连，此后连队领导在军队的支持下主持了一段工作，但随着“八·一八”的平反，“红垦兵”再一次“掌权”，连队又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离队的人更多了，据说有的200人的连队仅剩下了22名知青，留下的有连队干部、家属、复员退伍军人和劳改就业职工，勉强维持连队的生产。1967年下半年实行了军管，但生产仍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968年春节后，随关全国形势的稳定，大批知青也逐渐归队，连队恢复了生产，但人心涣散，没人组织生产。3月初的一天，我闪连两名知青打死了一头怀有6个猪娃的母猪，被人揭发，连队军管代表杨俊峰当晚向团军管会进行了汇报。第二天，在连队伙房前召开了有团部附近连队参加的现场会，在会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肇事者进行严厉的批判。3月15日又召开了有各连代表参加的更大规模的批斗会，除这两名知青外还有另外两名被批斗。随后各连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掀起了抓坏分子的运动，我们连一次揪出“坏分子”八九个，连队恢复了建制，被打倒的连干部又主持了工作，长期的混乱，使连队的生产资料大大地减少了，马匹数量下降，瘦弱不堪，猪圈里十几头比狗还瘦的猪不时跳出圈外在田野里游荡；鸡圈里空空荡荡；玻璃温室仅剩下几根木柱和一段断垣残墙；菜园里杂草从生；麦场内小麦还没完全入仓，最后统计，2000亩仅收获13万斤。大型机械保养不善，锄、镰、锨、筐等一般生产工具大多丢失殆尽，生产生活资料都受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恢复了秩序，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推动下，生产也渐渐步入正规，粮食产量也逐年增长，我们连曾一度达到40余万斤。但生活质量却下降了，新鲜猪肉只有三大节日（五一、十一、春节）才能见到，畜牧连冬季分给各连的牛、羊肉也没有了，蔬菜品种少了，至于奶粉、白糖等其它副食品更是微乎其微，炊事班多见的只有卷心菜、萝卜条、土豆片。我们每次回山东探亲都大包小包带回猪油、花生米、干鲜等生活必需品，后来，一些成了家的知青为了孩子不得不背着面粉，到格尔木各单位去换取青油、大米、罐头等。当时，干部、大学毕业生、转业退伍军人，就连劳改农场留下的就业职工都实行工资制，唯独知青实行供给制，每月10元5角的津贴，24元的生活费一年两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两者有着较大的差距。一年评工资的承诺迟迟得不到兑现。直到1974年才实行临时待遇，分65元和61元两个等级，1977年才开始作实行工资制的准备工作。婚姻问题也严重困扰着农建师的青年们，原来三年结婚的宣传同样实现不了，开始几年视知青谈恋爱为洪水猛兽，严加防范，而且内部有不成文规定，原则上不允许同外单位人员有婚恋关系，同时由于住房短缺，许多热恋了多年的知青得不到批准，结果出现了许多“非法同居”的现象，有的孩子都四、五岁了还报不上户口，对“非法同居”者在行政上给予“警告”“严重警告”等处分。这些问题后来虽逐渐得到纠正，但对知青的性也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兵团的各种状况与当时没有响应号召而留在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有着明显的反差，一些人利用关系调回山东，一去不复还，因此，返城就成了知青希望。

1979年当全国形成一股知青返城风时，格尔木农场的知青闻风而动，自2月起，知青拒绝承认来兵团是属于上山下乡和安置工作的说法，自发地组织起来，各家各户主动捐钱、捐粮票，组织上访团到省委门前静坐、绝食，上访北京，要求返城。与之相呼应，农场开始罢工，这一年的生产几乎重复了1967年的情况，全团1500亩耕地仅播种了6000亩，其中3000亩又几乎全部旱死，生产基本停顿，最后发生“九·一五”冲击青藏铁路通车典礼的事件。过后青海省政府决定分配3500名知青到各州、县工作，实际分配了2700名，1980年到1983年，山东又陆续接收了1500余名，还有2000名都开了病退证明，拿着百分之五十的工资回了山东。1983年春节后，青岛市知青因不愿返格再次冲击青岛市政府，造成很大影响，同年，山东省宣布招收农场的全体山东知青返城安排工作，算是给山东知青支边格尔木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划上了句号。

据统计，在1965年至1987年中，农建师每年平均亏损875万元，因家累计投资272万元，还供应了7565万斤粮食，占总需要量的45%，也就是说，农建师的存在是靠国家补贴维持着的。但山东知青在格尔木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兴修了农田排灌体系，办了机修厂、运输队、印刷厂、医院、学校、文工团、报社、商店等，为发展绿洲农业，推进格尔木经济向多元化发展，传播东部文明，打破格尔木封闭状态等建立了不可没灭的功勋。至今仍有约百名当年的知青在格尔木市各条战线上奋斗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忆我在农建师的一段日子

姚华岳

我离开青海农建师已28年了，但往事却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

青海农建师创建于“文化大革命”之始，又衰落于“文化大革命”之末，而农建师的兴衰，必须牵连到我们农建师的每一位干部和战士的悲欢离合和前途去留问题。回忆这段历史很有教育意义，它是一次深刻在动的路线教育。

宏伟规划

1965年伊始，春风吹拂着大地，我省同全国一样，形势很好。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度过了前几年的困难时期，恢复了元气，开始进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时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的王昭同志，对创建农建师的决心很大。他带领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到柴达木盆地考察，了解了盆地各种资源的蕴藏情况，认定只要把柴达木这个聚宝盆开发出来了，振兴青海就大有希望。不久，省委就作出决定大力开发柴达木盆地。建立农建师，就是省委开发柴达木盆地的重要决策之一。

在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城市知识青年行业问题突出，又鉴于在新疆举办生产建设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成功经验，经省委与中央、山东省和各有关部门请求联系，又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在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四省区分别建立农建师，安置城市待业青年和复转军人，这在当时来说是顺应时势，合乎潮流，迎合人心的。又鉴于在新疆已建立10个农建师，所以在西北其他省区建立的农建师，就延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排列顺序，青海省农建师被排列在第十二位，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建第十二师。

农建师依靠着当时的天时（全国发展大气候）、地利（柴达木盆地）和人和（人人都向往农建师）的有利条件，初步作出了宏伟的发展规划，很鼓舞人心。农建师接管的原格尔木劳改农场，他们以格尔木小岛地区为基地，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已有耕地60000多亩，工、农、商、学、牧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当时在格尔木地区占有半壁江山，也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农建师驻进格尔木后，建立了河东、河西、马海三个农业团和工程团。另外，还计划开辟大格勒、大灶伙、小灶伙等农业基地，承建格尔木电厂、水泥厂、糖厂等，盆地最西部的陈拉尔牧场也交给农建师管辖。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农建师的建设规划雄心勃勃，从地域上来说，它囊括了柴达木盆地整个西部地区，从行业上来看囊括了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这一诱人的发展蓝图，很富有吸引力。

激情与渴望

筹建农建师，对我来说是迟到消息，事前我一无所知。那是1965年5月的一天，当时我在省委组织部组织处任副处长，时任组织部副部长的刘秀梅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把我调到农建师任干部科长，当时我仅是从服从组织分配出发，二话不说，就到农建师筹建处报到。筹建处负责人尚志田同志接待了我。

这一去，便大大改变了我的生活情趣和工作热情。可以主，在农建师开始的一、二年里，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工作劲头最大。农建师有许许多多优越性，但最能使我着迷的是那个“军”字。当时的人们认为能和“军”字攀上缘，能穿一身黄军装，就是最大的光荣。那时的农建真象是一颗明珠，牌子可亮了。很快就在省级各机关，在山东各大城市和西宁市的知识青年中掀起了参加农建师的热潮。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西宁市姓罗的青年。他用自己的鲜血在一块白布上写上：“誓死参加军垦”几个大字寄到了农建师筹建处。这副血书往桌上一展，立时把筹建处的干部惊呆了。红艳艳的血字写得很大，也很教育人，大家都为他这种坚毅的决心所感动。我们把他叫到办公室来，意思是相个面，见识一下。小伙子长得很棒，20岁左右，人很老实，他表明写血书就是为了实现参加军垦的决心。他的虽不多，但他的行动已证明了一切。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工作热情也日益高涨。生活在年轻人的圈子里，我也忘乎所以了。一次领导派我带山东济宁来的一批青年去格尔木。一辆大轿子车上近40名年轻人，就我一个是年长者。在一路歌声不断的征途中，热情洋溢，有说有笑，我当然也成了这些年轻人惹笑取乐的对象之一。但是我生性孤僻，不会唱歌，也不爱唱歌，简直是一个歌盲。然而身临其境，特别是身为带队，也不能不应付。为了不使这群年轻人扫兴，我只好拿出在解放初期学到的：“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照亮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老歌来搪塞。年轻人乐了，我也乐了，乐得前仰后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师部机关的干部经常下连队，和青年人在一起生活、劳动、娱乐，吃住在一起，过春节也和他们在一起。我虽然打蓝球的水平不高，但也是一具爱好者，常和年轻人在一起打蓝球，乐得很啊！

我在师部干部科工作，当时农建师接收的干部主要来自五个方面：格尔木农场留下来的骨干和技术人员；从山东军区接收了92名转业干部；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来了18名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郑长茂师长就是从新疆调来的；省上派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生；从省级各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这时建师干部的主体。以上五方面的干部约有600余人。

干部们原到农建师来，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时的“农建师热”。我们干部科6个人，当时在省政府西四楼办公。干部科的工作，整天就是忙着看档案，接待干部谈话，开会研究工作，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有的干部为了到农建师来，几次写申请报告，几次到干部科来表态，有时找到我们家里，就连星期日我们也闲不了。由于要来的干部很多，我们很快地就完成了调干任务。1966年6月，农建师在西宁的筹建处改为留守处。师部机关搬往格尔木办公。

风雨当头来

正当农建师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广大官兵热情高涨之际，“文化大革命”象一场暴风骤雨，冲击着这个新生的组织。

还在农建师开始筹建的时候，我们在西宁就看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当时我模模糊糊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要抓睡在各级党委身边的赫鲁晓夫，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没有什么关系，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

到了这年的十一、二月间，农建师师部机关、各团部机关干部、职工也开始组织起各种所谓“革命群众组织”了。当时师部机关成立的“贫下中农红卫军”，挺对我的味，我认为它的“方向对，成份纯”，我和这个组织中的多数成员感情上合得来，于是我高兴地加入了这个组织。我还曾带上这个组织发的红袖章抖了一个时期的风，觉得蛮神气。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67年的二、三月间，西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三”事件。这一事件一正一反，可把我们折腾坏了。我们在“八一八”群众组织平反前后，政治地位也随之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参加的“贫下中农红卫军”被打成“组织”。随着这个组织的垮台遭殃，我的倒霉命运便开始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在那动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吹得最激烈的时候，在农建师这个超过万人的单位，干部、战士思想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正当这个节骨眼上，忽然有一天，蝢部组织科一位姓罗的干事急冲冲地跑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坦陈他对形势的看法。当时我正在写一个材料，他冷不防问我道：“伙计，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他这一问倒把我立时给问住了。当我还没有理清思路该怎样去回答他的问题时，他迫不及待地说道：“你看（“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象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一样？是不是毛主席老了，掌握不住了？把这么多的老干部都打倒了，照这样下，是不是把毛主席也象苏加诺一样给推翻了？”他这一番话，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但显然有那个意思。因为他说的话事关重大我没有对他的话加以评论，更确切一点说，按当时形势，这类话是绝对不能随便讲的，而且按我的水平当时也无法评价他的话说对还是不对。只是嘱咐他：“要小心，不要乱说。”本来，这位同志说这些话是信任我，是和我交心，但我这个人太老实，对我的上级太忠诚，太信任，当副师长尚志田同志让我汇报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时，我禁不住把那位同志说的话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当然，在汇报时我有意隐瞒了说这话的人的姓名。因为我坚信这位罗同志出身贫苦，转业干部，在部队曾6次被评为“五好战士”，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反革命”。谁知此事几经周折，传到造反派那里，我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批斗。后来又转送到师部“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进行审查。在被审查期间，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起早贪黑赶马车。

在批斗过程中，对我人格的侮辱是可想而知的。除了挨打、罚重体力劳动外，什么“坐喷气式飞机”、“游街”、“戴高帽子”、“抬棺材”等等，都给我施用过了。便是我坚信自己不是“反革命”，我没有失去对党的信任。

真金不怕火炼，此话一点不假。“文化大革命”使林彪、“四人帮”等祸国殃民的反党集团暴露无遗。在林彪事件暴露后的第二天，我即向我当时工作的青海毛纺织厂党委书记邢敏同志汇报了我在“文革”中被错误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冤案真象。我还特别声明：在“文革”中说林彪篡党夺权的那些话，同在看来是说对了，但是，这也不是我说的，是那位姓罗的同志说的。我请求邢敏同志把我的意见向党委组织部汇报。后来省委组织部把我这“文革”中所写的“检查”退给了我。我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才告结束。

各奔东西

我和农建师所有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们所受到的委屈，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重要的是农建师在“文革”中发展得怎么样？它的命运如何？

我们这些在“文革”中挨批斗的干部当争在农建师是干不下去了。1970年5月下旬，我被调出农建师。其时其他干部包括在“文革”中表现好的干部也纷纷被调出。农建师的和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隶属关系变来变去，先是军管，后交地方管，先是省上管，再后交海西客，后又交省农林厅管，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建师的振兴问题。现在农建师的底子虽然还在，农场还在拼博、奋斗，但已换了牌子，由“军垦”改为“青垦”，一字之差，从根本上改变了建设兵团的性质。原来参加农建师的老兵和青年绝大多数都已“东归”了，所剩寥寥无几。我省农建师的组成人员同新疆、黑龙江两地农场的组成人员完全相同，都是安置老兵和城市知识青年。

以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农场，新疆、黑龙江两地举办青年农场是在解放初期，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致使农场办得很成功；而我省的农建师从开始组建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是“文革”的极左路线摧残了它。

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之始末

顾乃斌

1958年大跃进刚开始，德令哈农场响应党的大办钢铁的号召，首先在巴音河畔所属油面加工厂附近建立起了100余座土高炉，由当时青海省副省长薛克明同志亲自在现场监督指挥，生产了一些土法炼成的生铁，由于成本很高，便于1958年底结束了。

柴达木盆地有着丰富的资源待人们去开发，在当时能去开发的只有劳改企业。这一特殊企业，既有改造思想的一方面，也有生产任务。1959年1月，在原德令哈农场的基础上扩展成立了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设在油面加工厂内（将油面厂的办公室迁入修配车间办公，腾出房屋建立公司），公司书记由霍仲琨同志担任，委任青海省农垦厅副厅长郝登阁同志为经理，陈复生同志为副经理。除原有的德令哈、赛什克、尕海、怀头他拉、戈壁、蓄集、泽令沟等农场外，增扩兴建了火力发电厂、硼砂厂、玻璃厂、造纸厂、水泥厂、氮肥厂、尕海钢铁厂、炼焦厂、电解烧碱厂、机械厂、硫磺矿、柏树山煤矿、铅锌矿、石膏矿、萤石矿、锰矿、沙柳泉绿柱石采矿厂等单位。公司副经理陈复生同志分抓工矿各单位。他是井岗山根据地来的老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干劲大，当时道路不通，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他亲自带领有地质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跑遍德令哈附近地区的山山沟沟，访问了不少蒙汉群众，采集了不少矿石样品，专派我到青海省地质局及地矿部化验测定。有些矿石品位较高，为了有利于今后开发利用，特将化验结果记述于下，以供参考。如北山一号重晶石含硫化钡为91.25%，北山二号重晶石含硫化钡99.10%，牦牛山重晶石含硫化钡97.54%；北山紫色萤石含氟化钙94.21%，北山青色萤石含氟化钙88.37%，北山白色萤石含氟化钙93.50%；白云石含氧化镁21.5%，氧化钙30.50%；还有石油工业专用的白土，经化验原土活性为8%，处理后活性为20%，空间速度为0.8；沙柳泉的绿柱石含氧化矽66.7%，氧化铝19.3%，氧化铍14.3%。其中绿柱石所含的铍，可用于原子反应堆中作减速剂或反射剂。白土又是石油炼制中不可缺少的原素。1960年前后，绿柱石大部分出口运往苏联，以后由于中苏贸易减缩，停止了出口。1982年在清仓利废中，矿山上还存有60余吨绿柱石，当时青海省进出口公司暂不办理此项物资之出口业务，为此，我专往乌鲁木齐与中国进出口公司新疆分公司联系，同意由他们收购出口。于是将我们所存绿柱石全部运来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将全部矿石经过水洗、筛选、包装成袋，由青海省商检局逐项验测，符合出口标准，由我送往天津，交港出口。我认为这些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采矿工业，不仅可以出口，也可用于国防工业，是值得重视的。

不可讳言，当时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对工矿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盲目性。我曾参加1960年3月22日劳改局工业处召开的一次专门研究安排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1960年各项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的会议，会议由杜万桢处长及于濯清副处长主持。生产指标定为总产值不变价格3008万元，以当时现行价格为6557万元，计划要比1959年增长4.6倍。具体指标为：生铁20000吨，钢5000吨，钢材3500吨，发电量6210000度，原煤150000吨，焦炭60000吨，耐火材料7000吨，矿渣水泥3000吨，硼砂5200吨，机制纸700吨，玻璃器皿1300000件，工业陶瓷50吨，陶瓷器皿120000件，碳酸钡及硫酸钡1000吨，胱胺酸200公斤，硫磺37000吨，石膏9000吨，锰矿石1000吨，绿柱石200吨，粗铅100吨，农具修造300吨，铸件（土铁轨）5000吨。1960年基本建设项目共计10个：尕海钢铁厂、尕海火力发电厂、炼焦厂、机械厂、水泥厂、造纸厂、玻璃厂、氮肥厂、电解烧碱厂、煤矿。除煤矿在矿山外，对于厂址的选择上，决定将电解烧碱厂设在克腾地方，造纸厂设在德令哈农场内，玻璃厂设在油面加工厂内，其余各厂均设在尕海。当时已落实的设备为：容积13立方米高炉2座，容积28立方米高炉4座，容积2吨转炉2座，容积5吨冲天炉2座，250m/m轧钢机全套，1500千瓦火力发电设备1套，日产10吨双网双缸造纸设备1套。

其中13立方米高炉全套设备，是委托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新生联合机械制造厂加工制造的。轧钢机全套设备是由河南省南阳钢厂调来的。日产10吨造纸设备是经千瓦轻工部安排在北就机械厂、沈阳轻工机械厂、武汉轻工机械厂、北京金属结构厂、天津造纸总厂等10个工厂分别制造。上述3套设备于会议以后均由我和闫树勋等同志往来奔波于各地订货、组织发运。1500千瓦发电设备由山西制造，由仲肇庆等同志主办。青海省冶金局就地调拨了转炉4座，冲天炉3座及28立方米高炉4座等设备。

上述各厂厂房建设计划，安排钢筋结构3868平方米，混合结构3480平方米，砖木结构9449平方米，土木结构2158平方米。共需钢材874吨，水泥3188吨，木材5420立方米。就地准备青红砖1340万块，砂子6765立方米，耐火砖4000吨，石灰2680吨，大平瓦18万片，片瓦80万片。

在这次会上，对施工与速度也做了具体安排，并决定将海南新生建筑公司调到德令哈，组成第一建筑工程队，担负在尕海地区兴建各厂的基本建设任务。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的基建队改组为第二建筑工程大队，担负造纸厂的基本建设及农场民用建设。整个基建进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0年3月至5月底止，上马项目为13立方米高炉2座；1500瓦火力发电机组、炼钢、轧钢车间土建开始施工、年产5000吨耐火砖厂的设备安装。第二阶段是6――8月底，上马项目为：造纸厂、机械厂、炼焦厂、氮肥厂及28立方米高炉、白云石车间。第三阶段是9月至年底期间，上马玻璃厂、电解烧碱厂。年产1500吨的水泥厂要求解决设备后，安排在第二、三阶段之间施工上马。

对技术培训安排，准备培训炼钢工人40名，轧钢工人30名，炼焦工人10名，耐火材料制做工5人，钢铁冶炼化验员5名，检验员5名，煤矿电机工人30名，氮肥制做工人30名，玻璃工人20名，造纸工人42名，烧碱制做工人20名。其中造纸厂当时即决定送往宣化进行培训。其他各工种拟调现有干部、青年职工，以及从300多名流入青年中进行审查，合乎条件的送去培训。

对资金安排，会上提出贯彻财务包干原则，由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自筹资金。造纸厂所需资金由青海省轻工局拨给。

对运输问题安排，基本建设中50部汽车拉运设备、材料，30部汽车拉运硫磺、硼砂，为了便于将旺尕秀煤矿的煤运到尕海电厂等工业单位使用，提出修建土铁路50公里，需要铸轨3700吨，枕木1500立方米，钢材360吨。会议决定在尕海成立基建办公室，由公司副经理杨培亮兼办公室主任，祝广和等4位同志任副主任，负责尕海工业区的基本建设工作。

在“大跃进”中，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在省劳改局的领导下，开荒增加耕地，疏通渠道，兴修水利，并且在全公司范围内让工业“遍地开花”，付出了很大代价。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上马，尤其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如今当我们途经海西乌兰霍备森地区时，仍然可见百数座土高炉耸立荒漠沙滩，不禁使人回忆起当年大跃进的情景。

1961年贯彻中央关于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精神，紧急纠偏，全面调整、撤销了“联合企业公司”，纠正了盲目计划、徒有其名、仓促上马、土法生产、产量少、质量差的工厂和无开采价值的矿点。一些在“大跃进”中上马的工副业厂矿相继关停。

大跃进年代天峻农业掠影

陈佐邦

天峻县在“大跃进”年代响应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号召，天峻县于1958年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张旭光为主任，县委常委楚江礼为副主任，民政科科长闻保山，财政科长王占山，公安局副局长张煜，粮站站长冯相行为委员的天峻县移民垦荒委员会。决定在全县各公社开荒种地，大搞农业，并在江河公社居尔玛滩、天棚公社等地组建农场。

1958年至1962年，我在天峻县江河公社党委任第一书记。1961年为了更好地支援青年农场（主要解决肉食），县委决定我兼任青年农场党委副书记。现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青海省下环仓农场

1958年4月14日至5月23日，青海省劳改局先后派来150名干部和职工，在天峻县江河公社居尔玛滩筹建下环仓农场。1958年9月19日，从山东和江苏调进940名劳教犯人，正式成立了青海下环仓农场（环仓是藏语，意为千户居住的地方），由部队转业团长李柯任场长，魏敬鼎任副场长。1960年元月，根据公安部“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原则，该农场犯人撤走，农场留给青年农场。

居尔玛青年农场

根据中共中央1958年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1960年3月，河南省信阳专区固始县6个公社组织动员支边青年994名（其中女青年412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3月8日从河南出发，于3月16日到达天峻县江河公社居尔玛滩（在原青海省下环仓农场场址），正式成立居尔玛青年农场。党委副书记是固始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姓罗，原劳改农场场长李柯留任副场长，场长是固始县的一个公社主任，姓陈。由于居尔玛滩地处高寒，无绝对无霜期，经过两年的实践，种不出粮食，只能种饲料。料此，1962年3月20日，柴达木农垦局党委决定撤销居尔玛青年农场。

（一）组织领导方面：除场长李柯外，罗副书记和陈副场长是固始县委指派的来居尔玛。不久陈副场长离任，天峻县委派县委生产部副部长王景海任副场长。1960年下半年天峻县委宣传部长张增发当书记，1960年底县委派县委常委、财贸部长任书记兼场长。1961年下半年柴工委决定，由县委第一书记周信仁兼场党委书记，我当时是江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农场副书记。

青年农场的党团及民兵组织（党组织缺资料情况）：共青团团委1个，团支部7个，团员185名。1960年7月7日，经天峻县民兵团批准成立青年农场民兵营，书记兼任民兵营教导员，场长兼任民兵营长，下设7个民兵连。天峻县民兵团发布命令，任命杨玉发、李延涛、刘加虎、张玉怀、陈满昌、李应龙、熊文发分别为7个民兵连连长；任命谢少臣、周文学、王信德、赵才发、蔡文舟、李荣发、李传海分别为7个民兵连政治指导员；任命赵应有、姚忠寺、彭作君、张保珍、李国英、丁文英、吴定芳为各民兵连副边长；任命杨玉弟、胡瑞芳、汪自秀、李合福、方兴云、范国良、赵桂英为民兵连副指导员。农场下分8个队，其中7个农业队、1个畜牧队。农业队队长、副队长一般由民兵连连长、副连长兼任，民兵连指导员、副指导员兼任团支部书记、副书记。农场还设有商店、卫生所、邮电、银行等单位。

（二）生产方面：1960年3月16日河南青年到场，3月20日就开始劳动生产。年播种油料作物2117.74亩，燕麦1112.18亩，青稞6107亩，小麦55亩，蔬菜880.19亩。1960年实际收入青稞56斤、燕麦1105斤。1961年播种粮食作物17000亩，其中小麦50亩，青稞15950亩，油料作物6000亩、蔬菜4000亩，饲料10000亩。（61年收获缺）1961年秋冬，开荒地5182亩，翻地1851亩，渠18000米、完成24000立方米土石方。农机具有六行播种机15台，十二行播种机3台，畜力收割机2台，双铧犁11架，7寸步犁44个，元盘耙3台，钉子耙2台，耕亩马39匹，牛127头。畜牧队有各种牲畜约3000头（只）。1962年3月撤场，全部人员迁返原籍。

（三）生活安排：当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青年们均为重体力劳动，安排好生活十分重要。全场设立8个食堂，青年全部入伙。伙食每月每人粮食标准30斤，节约3斤，实际吃27斤，肉食3斤，搭配一定的代食品，如湟鱼、地皮菜等。为大搞代食品，组织捕鱼队1个，21人，捕鱼7759斤，打野牲内2000斤，组织采野菜队1个76人，捡拾地皮菜68627斤，蕨麻、野萝卜2000斤，灰条菜90000斤。

省、州、县机关农场

在“大开荒地、大办农业”的方针指导下，省、州、县各机关在天峻草原上办了许多农场。如青海省地质局农场，1960年8月建立，共1120人，场部下设4科1室，场址在天峻县天棚公社，1960年开荒共8000亩；青海省建筑工程局农场，1960年建立，共448人，场址在天棚公社，1960年开荒5113亩；中共青海省委机关农场，1960年建立，共56人，场址在天棚公社；柴达木公检法机关农场，场址在江河公社；天峻县职工农场，共155人，1959年11月建立，场长张某（名字不详）、刘风章，1960年开荒6300亩；天峻县工交农场共152人，1959年12月建立，场长程光焕，1960年开荒1300亩；天峻县下放干部农场，共34人，1960年建立，负责人陈风栖；还时驻在天峻县的铁道部第四工程处、青海省湖滨工程局、青海省第十劳改管教支队、青海省治蝗队等单位，都在开荒种地，仅治蝗队一家就开荒30000亩。

各公社农事队

天峻县6个公社都办了农事队，江河公社事队1959年春建立，共233人，负责人程三虎，地址在居尔玛滩，土地5000亩。织合玛公社农业队，1959年建立，共134人，负责三人木同，在江河公社居尔玛滩，土地1403亩。木里公社农事队，1959年办起，共150人，负责人张生海，地址在江河公社居尔玛滩，土地353亩。苏里公社农事队，1959年办起，共132人，负责人王天智，地址在苏里公社，土地3566亩。快尔玛公社农事队，1959年办起，共140人，负责人不详，地址在快尔玛公社生格大队阿汉达勒。天棚公社农事队，1959年办起，共293人，负责人鲁国栋，地址天棚公社，土地3000亩。各农事队在3年时间中，都播种过粮食、饲料、蔬菜，都有点收获，特别是饲养收获较多，支援了畜牧业生产。木里公社和织合玛公社农事队，于1962年10月左右先后撤销，其余农事队都缩小规模，减少了人员，继续种植饲草、饲料。各农事队3年共开荒488847亩，共下种约50万斤，收成549608斤，农业投资损失300多万元。

苏里、江河和生格的移民种地

苏里公社的花尔地，是全县最低处，海拔2826.8米，面积78.19平方公里，适宜种植农作物，小麦也能成熟。1971年5月从乐都适入21户农民共123人在花尔地落户，从事农业生产。但终因路途遥远，交通闭塞，管理不便，未能坚持下来，移民先后迁回到原籍。江河公社的居尔玛和生格公社野马滩，1969年各从互助县迁来20多户和10多户农民稿种值业。这两个公社的农业点地处比较低，海拔3200米左右，离公社近，管理也较方便。他们因地制宜，主要种饲料、饲草，支援畜牧业生产。因此，虽有部分农民迁回原籍，但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下来。1984年体制改革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希里沟垦荒亲闻录

马成贵

希里沟地区属柴达木盆地东部地段，被人们通称为柴达木的东大门。这块地方又如盆地里面的小盆地，气候比较温暖，茶汗河长年潺潺不息流入尕海，一年风沙虽有，而不致于将原有地貌和植物生态吹皱或淹没。

以希里沟地区的条件，是柴达木地区拓荒、屯垦的首选理想之地。三十年代初，马海代表官方进驻希里沟经营。马海是马步芳第一房爷爷的曾孙（共七房祖父），年龄虽比马步芳大，论辈份马步芳是他的叔叔。他接到派往希里沟垦荒的指令后便不安地去见马步芳，称柴达木地区荒凉，让东部农业区有家舍的农民去开荒，谁也不愿去从头烧荒种地。我知道派我去是发配到僻远地区去经受磨难，但只要有一碗饭吃，这我不计较（表示愤懑没有给他官做）。但有三个要求请你们答应，一、要去案农落户的，大部分或是家贫如洗的赤贫户，或者是偷盗畏罪潜逃、避兵役差役的外逃份子，或是拐骗夫妇无家可归者等。一旦这些人在那里定居安心劳动了，官方不要再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行；二、开荒定居的农户3年内不纳粮上草；三、定居的农户估计大半是单身汉或青年夫妇居多，所以10年内不负担兵役，不出差役，不纳捐税。马海提的这三个条件，当时在马步芳看来不过是件小事，都一一应允了。所以，后来马海在希里沟拓荒期间一时桀骜不驯，曾与青海第八区行政监察专员公署专员、来往此地的带兵军官、以及与历届县长在执行政务中不愿合作，关系搞的不甚和谐，这与他自恃与马步芳有特殊关系和三条不成文的协定不无有关。一次，第八行区政监察公署志员韩进禄携带礼物远道而来特意拜访马海，以求相互详解共谋大业。此时马海正在城头上转来转去观察周围田地间农民劳动情况。明知专员和随从人员在城门等候，而马海却佯装不见，直到专员躬身上了城墙道声“麻来”（仇伊斯兰见面礼），才与之答讪应付。马海教育处规定凡经此地执行任务的各路军队（指海南警备部人、保安团队、国防部队），不论那一方面的，一律限制在离希里沟几十里远处扎帐篷宿营。不问候语进希里沟几个村庄宿营驻扎。如帐篷炊具有困难，可以想办法征借解决。不许他们进村是怕骚扰老百姓。有时县府摊派民夫、差役一类的杂役，他也替百姓抑制不让服役。声称：“这里的老百姓从外地象老鹰转雏鹰一样一个个衔来安置，还没有恢复元气就派这派那，一个也不去。”从这几件事可知马海在希里沟时期对官方人员的态度。1934年，马海为了招募想在希里沟安家落户的贫穷农户。规定初来的人员先在官房（公房）落脚，东庄和西庄各盖了能住十几户人的官房。他们的吃住、农俱籽种、耕畜全部供给，随后划给开词荒地点，希里沟这名词是蒙语马莲滩的意思，以前遍地长的芨芨草和马莲，新来户在这里一镐一锄开辟荒地，待一两年情况好转能自立了，就让打庄廓分出去作为一户安置。此风不胫而走，东部农业区就有贫困的农民和避兵偷窃分子开始西移。有愿意西迁但手头拮据无法动身者，马海知道了派骆驼队，下脚驮运青盐，到湟源或远在甘肃临夏卸货；上脚就把愿西移的困难户驮上来。生产用的一切农具、籽种等也从临夏、西宁一带采购运来。如此，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加，耕地也随之增多。同时还鼓励人们多开垦荒地，规定3年后不论地多地少，地租每年每户上交15升（约合150斤）粮食。能吃苦、挖生荒多的农户，粮食收成就多，地租按规定数字不变，这对辛勤耕作的人非常有利。

马海从长远打算，为在希里沟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扎稳根基，便报上有拨款修筑城堡。当时希里沟地区农牧方面人员很少，抽不出多少人来筑城。遂派人到互助县三其乡一带雇佣民工修筑城堡，历时两年，请了化隆县红垭豁村阿爷当了“墙官”，（即筑城时负责放线看墙的技术员）；城墙上面的堞垛第三年东庄徐二爷夫妇凿开（此城堡现在还存在）。

起实，垦民被安置在东庄和西庄，后来慢慢发展到北庄、河东、尕巴地区了。马海在庄户人面前不摆架子，时刻关心劳动生产。在生产季节每天早晨上城墙观察，吆喝农民早起下地：“某某家的烟囱冒烟了，某某家的烟囱还不冒烟，睡懒觉吗？”约摸下地的时候又在城墙上喊：“某某已经到地里干活了，你们还在巷道里攒堆堆，放掉了凉快的时间。”前面已经说过，迁徙到这里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是无业游民、避兵逃兵、拐骗夫妇及偷窃分子。他们在劳动和生活方面得过且过。马海不留情面地当众训斥，说懒汉懦夫好吃懒做的人始终过不了好光景。早晨起的早、下地勤快夫妇一律受到夸奖，说媳妇有本事，男人会治家，这种家庭最有出息。有个叫韩哈三的农民开荒时，用镢头挖芨芨草，一连打了300镢头没有歇气，他把这事经常在众人面前讲：“这才是当家的男子汉，人人这样吃苦耐劳，几年天气，我们这个地区家家户户可以不愁吃穿了”。

为解决农民磨面、榨油的困难，在东西庄之间还修建了油坊水磨，方便了群众就近磨面榨油。水利浇溉方面，那时土地少，没有多少困难。雨水广的年间洪水也多，经常将河坝冲垮。一次冲走就得花很多人力和时间才能堵起来。那时堵坝全是草泥和沙石，堵好了也不坚固。天旱年间洪水少麻烦也就少，庄稼照样能丰收。这说明水源不缺，地少水广。

粮食丰收了，生活也有所改善。因此，人们的需求又自然地注意到了调节气候，美化环境，减少风沙所不可缺少的植树造林方面。那时希里沟地区本身没有可栽培的树苗，森林里的松柏移下来后成活率低，成材率也慢；而成活率高、成材期快的杨柳树苗必须要到西宁、湟源一带运上来。当时没有汽车，也没有公路，牲口驮运或人背上来至少得十几天。即是运上来了树苗的水份也保不住，成了干树苗。后来运送树苗的任务就让骆驼队承担，下脚运青盐，上脚驮树苗。树苗派人到湟源县小高岭、香河一带提前买好，又用胡麻草编成草绳将苗子捆好缠严实，再买上羊毛毡缝制成毡袋，把树苗装进袋口扎牢。行程十天半月也能保住原来的温度，其成活率可达到一半以上。如此几年功夫就在路旁水渠边、村子周围都栽上了杨柳树。一到夏天，郁郁葱葱，一派柳暗花明风光。可是人心不古，那时栽的树粗壮成材后却被后来人砍伐完了。

我把几位老人能记起的往事象记流水帐一样如实地记录下来。供文史资料方面的拾遗补缺也觉有点裨益。好在址多年前就趁这几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健在的时候听取了他们新身的经历，尤觉高兴。

顺便向提供材料的几位老人敬致谢间！他们是：

马达吾，78岁，回族，希里沟西庄村人。邢占全，76岁，汉族，希里沟北庄村人。王琳，78岁，汉族，希里沟东庄村人。靳成仁，67岁，汉族，希里沟西庄村人。喇四十七，63岁，撒拉族，希里沟河东村人。

香日德垦荒亲历记

张生财

我在香日德住了50多年，亲眼看到和经历了香日德的农业开发。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常的正确领导下，香日德全面开发农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香日德也有了“瀚海粮仓”的美名。为了全面了解香日德农业发展的历史，我把当时的香日德和香日德的小规模农业开发情况简单记述如下，不妥之处，恳请知情人指正。

1943年春夏之际，为了维持生活，我父亲带领我们全家4口人，从都兰铜普出发云香日德投奔我姑夫刘明武，刚到香日德时，这里绿草如茵，环境非常优美，是一片还未开发和利用的天然牧场，草长的比人还高。香日德的河东几乎是一大片草场，有不少的牛羊自由自在地吃着草，在察汗毛一带住着二、三户龙娃（从江部农业区迁来的藏族），他们种有几亩薄地，养着几十只牛。当时河东叫做“多尔博勒金”（蒙古语为四方形的意思），因运输站一带有一四方形的土城而得名。河西有班禅行辕和一些房子，行辕有不少的僧人，当时的行辕代替政府负责征粮征草。在上柴开、中庄、下柴开一带零零散散地住着一些人家。在班禅行辕的西北角长着香日德唯一的一小片小树林，树杆碗口精细。据说这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商人从甘肃敦煌用骆驼来的，种了几十棵，只活了这12棵。后来人们每年从这12棵树上砍下许多枝条作树种，种了一些树，再后来又从巴隆的乌拉斯台（蒙古语为杨树沟）拉来了一些树种，今天的香日德绿树成荫，可以说这12棵树的贡献是功不可磨。1944年马步芳的75军驻扎香日德，开设设治局和垦务局，马步芳派马德彪（人称马团长）负责香日德地区的屯垦事宜，同时执掌着香日德地区的行政事务管理。马德彪在河西修了一栋两层小楼房作为私人官邸。马德彪改变了原来的粮上草给班禅行辕的惯例，由他负责收缴粮草。

民国时期香日德的农业开规模小的可怜。1943年时，在香日德（包括香加）地区总共开垦耕地约500－600亩。其中大一点的农户有上柴开的刘金，下柴开的杨启福、刘明武、李满庭、吴积寿，中庄的马连福、韩连福等10多户。这些农户大多是从湟中、湟源以及西宁等地迁移来的，耕地都是由自己开垦。从当时的条件来说，开垦荒地非常艰难，先进一工具就是老式的二牛抬杠，主要还是人工用铁锨挖和板镢刨。由于条件限制，这十几家农户所种的耕地多则50－60亩，少则20－30亩。1946年，为了加快开垦荒地，马步芳政府也鼓励移民开垦荒地，我们家在姑夫刘明武的帮助下，给马团长送了一些礼物后在香日德下滩（今沱海村）分到了一卡地，当时的一卡地估计有200多亩，但这都是未开垦的荒地，由于人力、物力所限，要全部开垦难度很大，当年我们只开垦了不到10亩地，直到解放前才逐步扩大到近30亩。在我们开垦之后，李英秀、肖启仓、吴海成、万帮爱等农户也陆续分到了一卡荒地，开始了小规模的农业开发。（胡永忠整理）

涩北灭火亲历记

刘士达

1966年天寒地冻季节，天空阴沉沉的。下班后，人们都各自忙碌着各自的事情。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让我们尽快准备好灭火用的各种工具、器材、炸药、雷管，连夜出赶往涩北参加灭火工作。

涩北构造涩参3井失火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消息。从1954年第一批开拓者进军柴达木以来，柴达木人的足迹踏遍了盆地的东西南北，在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滩上，付出多少汗水，尝过多少艰辛，有的同志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为祖国、为人民找到油气田。因此，当得知涩北涩参3井有油气显示的时候，真令人欢欣鼓舞，都企盼着有更大的发现，更丰硕的成果。然而，涩北3井失炎了。如不及时将火扑灭，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消息一传开，每个人都焦急万分，纷纷表示，只要灭火工作需要，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以射孔中队为主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由站领导带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乘坐射孔绞车连夜出发，奔赴现场参加灭火工作。

车子在公路上行驶着，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无可言喻的心情，猜测着将面临的工作。毫无疑义，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相当困难和十分艰巨的。首先，我们对现场情况一无所知，无法事先拟定措施，更主要的是除我之外，其他人都从来没有参加过爆炸灭火工作，对于为什么用爆炸方法能够扑灭大火，以及如何进行爆炸灭火，都一无所知，因此，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项工作对我来说责任是何等重大，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参加过的两次气井灭火。一次是在石油沟构造某井打穿高压气层后，由于没有来得及采取适当措施，井喷后失火，井的压力大，火头高达40多米，井喷的响声震耳欲聋，火源周围40多米范围内，人不能靠近。着火后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井架烧红，弯倒在地，机房和泥浆泵等设备都被烧毁。当时在部领导主持下，研究过用飞机投弹灭火，未能实现，又准备采取打斜井的方法，也未成功，最后，采用特大剂量的爆炸灭火方法，经过两次大爆炸，才算将炎扑灭。大火整整燃烧了大约40多天，造成极大的损失。另一次是在綦江某井打穿气层后用重泥浆压井，不料天然气从周围的裂缝中溢出后失火。这口井附近的山坡谷地，甚至在江心的水面上都燃烧着熊熊大火，赶来救火的消防队一筹莫展，致使川黔铁路中断，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次涩参3井的情况如何？我不断考虑着各种各样的情况，以及怎样来采取相应的打草稿，还有如何向参与灭火的其他人交代最基本的注意事项和安全要求。

黎明时分，到了目的地，这是一睡原始戈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和起因盐碱地给人一种空旷荒凉的感觉。井架依旧竖立在那里，在它周围有10多处大小不等的烈火正在熊熊地燃烧。有的火焰高达10余米。井队住的帐篷篷布被烧毁，只剩下铁架，整齐地排列在原处。井场上人来人往，忙碌着清理现场，暂时不有工作的人，都围着一处较小的火堆取暖，身子不停地转动着，时而面向火堆，时而背对着火堆。当时的气温，大概是零下20度左右。

在一处火势不大的地方，临时垒起一座炉灶，一口大锅放在上面，煮了一锅挂面，没有佐料，没有菜肴，人们用茶缸、饭盒当碗，甚至有人用铝盔盛着吃，还有人用牙刷把当筷子，有的干脆用手指往嘴里捞着吃，他们个个表情严肃，没有哪个人在意这种特殊的进餐场面和方式。我们因为临行仓促，都没有带餐具，于是也加入了这种少见的会餐行列。我急于了解现场情况，考虑相应的措施，等最后吃饭时，锅里竟只剩下面糊糊了。

据了解，天然气是从帐篷内煤炉下面的裂缝中窜出来引燃的，很快将帐篷和衣物被褥等什物烧干净。由于发现及时，没听说有人被烧伤，真是不幸中的大幸。饭后，我们向现场领导汇报并听取指示后，就展开各项准备工作。不言而喻，在这种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在不能得到必要的安全条件下，进行爆炸作业的准备工作，是可想而知的，火势虽然不算太大，但着火点比较分散，数量双多，工作最很大。我们选择了一处尽可能远离火源又比较平坦的地方当作作业的场地。又由领导带队，组织全体灭火人员逐个考察了各处火势的态势，拟定详细的灭火计划，立即展开各项准备工作。

我们深知，跟火药、炸药、雷管等危险品打交道，既要胆大，更要心细，必须严格遵守规程，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何况在这种特殊场合下作业，要特别小心谨慎，每一次操作，每一道工序，都要百分之百的合乎标准，不能有丝毫纰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万一发生事故，轻则残废，重则牺牲。以往血的教训实在太多太深刻了。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进行了明确分工，测量、检查和连接雷管、装真炸药、直到捆绑炸药包，都由我一个人负责，其他同志负责互相联络，拉接导线，护送炸药包到指定地点，看护电源等项工作，点火引爆则由我站领导亲自掌握。由于组织合理，工作细致，从上午开始，边疆进行了四五次爆炸灭火，随着声声爆炸，大火被扑灭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由于火源分散，相对距离较远，要求爆炸灭火的次数次20次之多，任务繁重，不允许我们有片刻的停顿休息，必须连续作业，因此，大家都有些急躁情绪。下午两点左右，在一次清除障碍物爆炸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情，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悸不安。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处火源附近，有许多杂乱堆放着的钢材之类的东西，火势又大，人无法靠近，不清除掉这柴东西，就无法用爆炸方法将火扑灭。必须先用大剂量的炸药包，用爆炸方法将这些东西清除掉。我受命装了一个大约有15公斤重的炸药包，为了增强爆破力，我连接好雷管，装入粉末将的TNT，并用脚尽量踩实，捆绑牢固，接通导线后交给负责护送炸药包的同志送到指定地点，在把附近与爆炸作业无关的人员清场后，我匍伏在隐蔽地点等候点火。接到点火讯号后，负责点火的同志立即按下点火的交流电源闸刀，人们都屏住呼吸，把大嘴巴，等待着，一秒，两秒……，可是，炸药没有爆炸。操作人员接通备用的高压直流电源引爆，仍然没有爆炸。我在原地爬着没动，并焦急地考虑着应该采取的措施。这时，忽然有一个同志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站起身来边跑边喊“切断电源，我上去检查！”紧跟着又有两个人也跟着跑去。在这紧急关头，我已无法向他们解释，立刻站起身来主声急呼：“站住，快回来！”不知道他们是没有听到，还是执意不肯，仍一个劲地向炸药包跑去。我的心都快要停止了跳动。以往的经历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现。记得有一次在销毁过期失效的火药、炸药、雷管和射孔弹工作中，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我们隐蔽在远离爆炸点的一个凹坑内，点火后迟迟没有引爆，检查电源，一切正常，我想过去查看一下原因，就匍匐向前，刚爬行了几步，突然轰隆一起，沙土腾起一阵烟雾，紧接着鸡蛋大小的石头、碎片铁块和尘土纷纷落在我的周围和身上。现在，那没有引爆的炸药包如果一旦爆炸，这些人将同成堆的钢铁一起荡然无存。在那令人窒息的时刻，我已由恐惧变得痴呆了。眼看他们越走越远，每个人都表现也勇往直前、争先恐后的样子，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可怕情况。点火电源到爆炸点的距离，约1000公尺，转瞬间，第一个跑上去的人已到达炸药包旁边，随后两人也到了，只他们三个人忙乱了片刻，就跑回来报告，说是一根导线的接头在运炸药包时被挂断了，已经接好，可以引爆。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是侥幸，是冒险。我为自己事先不有考虑到这种情况而懊恼。要知道这些同志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才这样做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我赶快向同志们讲述了各种延迟爆炸的可能性，以及遇到类似情况时，发生不应有的伤亡事故。

在这以后，我们更加注意安全，更加严格地按操作规程的要求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工人和，经过一整天的辛苦奔忙，直到傍晚时分，才全部完成了爆炸灭火任务。看到原先到处燃烧着的烈火都已熄灭，为保住油气田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大家虽然都疲惫不堪，但内心都感到无比欣慰。

我参加工作30多年，有20年是在柴达木度过的。对柴达木的荒山秃岭、戈壁沙丘，我都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的足迹差不多踏遍了回忆起浪花。今天，柴达木人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全国石油战线上有了一度之地，对我们这些已经退休下来的人来说，深深感到自豪和安慰。我虽已年迈，有机会仍想再为柴达木贡献一点余热，只要听到党的召唤，我会像以往一样毫不犹豫地奔向战场。

南翼山南7井抢险见闻

梁泽祥

1988年7月4日19时13分，人们瞩目的南7井在强烈井喷条件下抢装井口取得一次成功，使这口井喷失控达214天、火烧184天的高压井得到了控制。7月12日又压井封的彻底胜利，是一曲团结协作奋勇拼搏的英雄赞歌！

南7井是口预探井，设计井深5100米，由当时的6057队担任施工。1987年11月13日取芯钻至2993米时发生强烈井喷，地下的气老虎疯狂地顶开钻具，裹着砂石呼啸而上，直冲上百米的高空，因与钢铁猛烈撞击产生火花，只听“轰”的一声，火花燃着了喷出的轻质油和天然气，熊熊的烈火足有六七十米高，不到8分钏井架就倒在了火海里。

抓紧时间抢打救援井

井喷、大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传遍全局。大火烧灼着每一个人的心。它似乎有意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思想、意志、精神，行动。

钻井公司领导一面向局里汇报火情，一面迅速组织救火队伍，最先奔赴现场。管理局的主要领导和有关处室的干部听到消息后，也迅速赶到现场。公安处，运输处等单位也立即组织车辆赶到现场，南翼山立即组织成立险领导小组。并当即决定报石油部批准将在7井井喷着火前一天开钻、距南7井只有596米的南11井改成抢险求援井。石油部立即派钻井司副总工程师徐辅深赶到南翼山，协助指挥这场灭火和制止井喷的战斗。大港油田定向井技术服务公司的许钰主任工程师等4名工程技术人员也于18日动身日夜兼程赶来指导打定向求援井的工作。担任打定向求援井32799同志知道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在徐副总工程师和许钰主任工程师的指挥和指导下，精心施工，终于于1988年4月19日打到目的层，井下定向位移合乎标准。

时间，在大火和井喷面前显得特别重要，提前一分钟灭火和制止井喷可使国家资源和财产少受一分钟的损失。19日也就是抢险求援打到目的层的当天，就组织通过求援井对南7井进行了压井封堵，结果是南7井井喷流量过大，而定向求援井对南7井未直接沟通，靠相距19米的地层加压渗透注入液量小，南7井井下形不成液柱起不到封堵作用而失败。5月2日又在增加设备、增大注入量的情况下进行了第二次封堵，结果以同样的原因而告吹。

带火清障南7井上作文章

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徐辅深副总工程师和管理局场秀东总工程师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认为只有南地7井井喷得到适当控制，封者才有可能得到成功。遂决定在南7井上截流，但截流又谈何容易，截流首先要裸露南7井井口，当时南7井虽说已喷了5个多月，但喷势不减，强大的地层压力推着油气水凌空裹起一条三四十米高的火柱，井口周围一片火海。尤其是南7井井场整个被烧毁的设备、材料堵塞着，满井场又是一片泥潭。在这种情况下打开一条通往井口的路难啊！再说南翼山远离基地，交通不便，消防器材不足，离水源又远，在缺乏淡水掩护下带水清障就更增加了艰巨性和危险性。面对舍此无路可走的严峻现实，人们明白，为了早日扑灭火场大火，制止井喷，保护国家资源少受损失，只能是“背水一战”！

5月28日清障工作开始，这天一早徐辅深副总工程师、彭礼浩经理就来到了井场上。之后4516队的参战人员、钻井公司南翼山现办的参战人员，物探处、油建工程处、钻井公司等参战的设备和人员也赶到井场。简短动员之后，清障人员和大型设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6台大型拖拉机在油水泥浆里轰鸣，驾驶室被大火烤得叭叭作响，驾驶员哪顾得这，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拖出物件清除现场。带火清障人员的事迹更是感人，他们扛着几十米长、几百公斤重的钢丝绳套，踏着没膝踩下去，半天拔不出脚来，加之烟熏火烤油水烫，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辛劳，4561队队长龚福海、副队长雷发兴不断地为大家加油助威。因关键时刻，抢险队员和战场上英雄一样，他们在生与死、血与火面前，没有畏惧、怯懦，硬没有退缩。6月2日刚上井不久，老天爷突然变脸，旋转风刮得人站不住脚，大火烤得人睁不开眼，旋风卷着火浪象发疯的野兽咆哮着猛扑过来，站在前面的人用铁皮挡住火势继续挂绳套。就这样他们与老天爷顶着干，硬是拖出物件才走出了井场。6月4日下午，带火清障到了关键时刻，转盘又被卡在了底座大梁上，由于它有阻力，大火回旋，活象个炉膛。清出转盘对整个井口将起致关作用，但它正处在大炎中央，人闪无法靠近套。怎么办？人多智慧广，大家终于想出了用吊车吊杆采取金钩吊鱼的办法挂上绳套。第一次用毋锥投入转盘孔内横过不够长而失败。第二次改用钻杆提升短节由于不平衡，投入后只吊出半块方补心。这时喷势更猛，烈火更旺，天又快黑了，老天的报复和两次失败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斗志。“措黑也要吊出它，不吊出转盘不回家！”根据前两次失败的教训，他们找出了原因，改进了工具，第三次终于获得了成功。在金钩吊鱼中吊车司机万国华立下汗马功劳。由于吊车小，扒杆短，一直处在大火的包围之中的他顾不得大火的烘烤，硬是冒着危险，凭着过硬的本领，准确地将改进的钻铤短节插入了转盘孔中。转盘孔内由于钻铤的插入，受阻的火势象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上下翻滚。在这危险时刻，徐总、彭经理跑上前云保护司机的安全，指挥拖拉机加大马力向前拖。转盘拖出来了，井口畅喷了，这匹野马被驯服了。由于转盘的拖出，井口畅喷，使井口造成一时的真空，大火随即也跟着熄灭了。人们看到这情景，信心更足了，不顾劳累一直干到晚上12点钟。

南7井井口裸露后，进行了预想的截流投球试验，结果10多公斤重的铁球投向井口竟象一只乒乓球一样被抛向空中不知去向，显然投球截流不切实际。但事有凑巧，转盘拖也后，人们看清了原井口法兰由于处在低处，大火烧在高处，加之堆积物保护，所以保持完好，这一突然发现，使得人们在此井采取措施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决定彻底清理井口，在原井口扣装装置。但大部分大件却集中在井口周围，尤其井架底座上猫头轴又斜压其上，试图用拖拉机整体拖出，但用了3部拖拉机也没拖动，用炸药炸，又怕万一井口被破坏，原井口装将成了泡影。徐总、彭经理召集骨干研究，认为还是用炸药炸好，但炸药要适量，多了生物炸成碎片不好拖，井口也有被损坏的可能，少了生物炸不开，万一挪动地方也会压坏井口。为了慎重起见，技术人员经过周密计算，确定了药量，清障人员在无防爆设施和专家的指导下，冒着生命危险把炸药送了上去，只听一声巨响，几十吨的“怪物”被炸开了，井口没起火，更没引起爆炸，在场的人高兴得跳了起来，地7井井场的底清理，为下一步抢装井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抢装井口特大井喷被制服

南7井井场的彻底清理，大火的熄灭，为抢装井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性。有火时只要风向好，注意点一般不会伤人，但灭火后稍有不慎就有重新爆炸起火的可能。加之抢装井口时设备多，人员多，场地小，四周又都是泥浆，在万一情况下跑出来的可能性不在在。为了把稳定职工的情结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确保井喷条件下抢装井口一次成功，抢险小组先后4次开会研究方案，做了一次摸拟演习。特意从四川石油局请来了专家，指导和协助这次在井喷条件下抢装井口的工作。蒋泽厚等3人来到南翼山后，及时与抢险小组商量，充分实和完善了带喷抢装井口的方案，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南7井的实际，绘制了加压吊装井口的一套专用工具和装置阀。之后又带着两名助手联系加工事宜。21日上午井口装置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半组装完毕。

在加工赶制南7井井口装置的过程中，突击铺平了一条通往南7井井口路。由于南翼山距石头山远，路况又差，有一天途中竟陷住了14部车，吓的司机不敢前往。局调度长唐国臻亲自上南翼山帮助组织车辆，出车单位的领导也随车前往。有的司机一路上跑了十几个小时没吃一顿饭，没喝一滴水。有的司机半路车子抛了锚，累得一到现场就躺在了沙滩上。担任卸车任务的4561队和32799队的同志，都是随来随卸，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短短一周之内，抢运石头181车，近800吨，基本上铺平了通往井场的路。

自6月9日做出在南7井扣装井口的决定后，钻井公司完成了装置的试压、摸拟演习和对职工的反复交底。抢装井口的日子确定后，在南翼山的人们尤其是指挥者们，天天路井场观察井喷情况，爬上住地小山观察风向。局总工程师杨秀东7月3日晚刚从敦煌开会回到冷湖，第二天即带着总调度长唐国臻、安全处长韩振安、钻井处副处长刘文泊、公安处副处长高怀贞等有关处室领导连夜赶到南翼山。担任抢装井口的总指挥是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钻井司副总工程师徐辅深，副总指挥是四川石油局钻采工艺研究所主任工程师蒋泽厚，钻井公司经理彭礼浩、副经理赵建科。

7月4日上午9时整，南7井井场喧闹了，井队的、后勤的、现办的人都到了现场。参加抢装井口的吊车、拖拉机、消防车等设备开到现场。抢装井口的突击队员、指挥人员全副“武装”来到现场。9时40分，担任加压吊装井口的主力设备30吨大吊车首先开到距离井口只有4米的地方，之后是5部消防车、2部拖拉机进入摆放位置。指挥者和突击队员进入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这关键时刻，老天不助，西风突然改成南风，数十米高的井喷液柱突然向人群袭来，在人群里横冲直闯，顿时，吊车、拖拉机等被油盖住，操作人员视线不清。特别是指挥人员和突击队员睁不开眼睛，给抢装井口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性。但抢装井口的人员顶着井喷的狂叫和风向不时刮过来的油污，英勇顽强地战斗在井场上，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钻井司副总工程师徐辅深已是56岁的人了，但关键时刻他一直顶在最危险的地方，组织和指挥着这场殊死战斗。5点52分，只见30吨吊车的臂杆开始动作，吊着11吨多重的井口装置迎着强大的井喷气流缓慢地向井口移去。消防队员紧握水龙不停地向吊钩滋水进行冷却，以防止突然起火引起爆炸。曾多次荣获公司和局劳模的吊车司机刘天斌同志，胆大心细，镇定沉着。为了使这关键岗位上不出任何差错，四川局刘俊卿工程师跳上车为司机壮胆，如遇突然事故以保护司机，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呵！吊装装置在拖拉机的加压带动下，驯服地向下放去。由于畅喷突然受阻，喷势更加疯狂，巨大的呼啸声使人浑身颤抖，强大的喷流四处喷溅，景象十分壮观，但也十分危险。在井口装置法兰盘与原井口法兰盘相对的一霎间，赵建科带着突击队员冲了上去。经过挑选的10名突击队员个个象小老虎，他们豪迈地说：“天塌不可怕，井喷算个啥，就是老虎嘴，我们也要老死它！”参加抢装井口的人就是这样一批人，把自己安危置之度外，为抢装井口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南7井抢险的人称得上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战士，是工人阶级的硬骨头。因为他们把“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豪迈誓言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一代风流盐湖人

牛毅

察尔汉盐湖的创业历程，浸透着创业者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老一代盐湖人无怨无悔、无私奉献、坚忍不拔的精神，这里的一切仍将是海市蜃楼。

察尔汉钾肥厂首任厂长乔思义，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建厂满怀雄心壮志，一开始就提出要在盐湖上“札要、开花、结果”，“横下一条心，开发察尔汉”。他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在患有严重胃病的情况下，整天抱着热水袋，下工地，进帐篷，串食堂，了解情况，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在一切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很快地迈开了第一步，打开了生产局面。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对工人、干部一视同仁，大家有事都愿找他解决，被大家誉为“全厂的好带头人”。全厂头两年生产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成绩，是和乔思义同志的精心组织领导分不开的。

1959年末调任厂党委书记的冯国旺，原是省化工局的办公室主任，对察尔汉的艰苦环境和条件一清二楚，可他不畏艰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主动请求到察尔汉工作。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厂职工生活一下降到了最低点，有的工人开始出现消瘦甚至浮肿，曾在部队任过团政委的冯国旺，深知作为一个指挥员，自己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于是，他立即决定组织了捕鱼队、狩猎队和兴办农场，还为体质差的工人设立了营养灶，终于带领全厂职工度过了生活难关。在省上考虑撤销察尔汉钾肥厂的关键时刻，又是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晓以利害，据理力争，使厂子保留了下来，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发展队伍。

号称“老盐湖”的刘安玉同志，也是干部中的典型代表，他一开始就在厂里工作，后因工作需要调出盐湖一段时间。为了加强厂里的领导力量，1981年3月又被调回察尔汉，并任厂党委悼词兼厂长。他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依靠本厂技术人员，成功地完成了年产4万吨钾肥生产车间的建设。他工作勤奋，光明磊落，胸怀豁达。有一年厂里招工，职工子女多，名额又不富裕，他公开宣布把自己的孩子排在最后，于是，谁也就不再争招工作指标了，使招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还有一年，厂里增长工资，本来已集体研究决定给他增长一级工资，但他硬是让给了厂里的一名技术人员。他就是这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在察尔汉盐湖工作了3多年。

技术人员窦昌华，1961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自愿要求到艰苦地区工作当时只有20岁的他，凭着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察尔汉盐湖开发的事业中，一干就是30多年，他先后成功地设计完成了年产5000吨钾肥的半机械化车间和4万吨钾肥生产车间，先后主持了盐田结构设计和优化设计，并与于长岐同志提出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多年的生产实践中，窦昌华同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现在已是青海钾肥厂的总工程师。

从沈阳化工学校毕业的于长岐，1958年8月来到察尔汉时仅21岁，三十多年来他从一个化验员到技术员，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现任青海钾肥厂副总工程师。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先后把化验产品的硝酸钴钠法改进为酒石酸法，使化验时间从原来的七、八个小时缩短到4小时，但他并不东路，继续试验改进，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快速分析方法，把化验一个样品的时间缩短到十几分钟。后改攻生产工艺这一关，由于他不怕困难、苦学深钻，最后成功地引进了浮选法生产工艺，还完成了整个干燥系统工程以及4万吨钾肥生产的车间设计、安装和建造。

1958年进厂的老工人杨风荣，一直担负着盐田建设的重担。这是一份很艰苦的工作，不管炎夏寒冬，风吹雪打，他总是那样勤勤恳恳地测液、取样、选点、育矿，认真探索卤水结矿的规律。天长日久，他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抓把矿石看看、捏捏、尝尝，便能大体上知道矿石的质量好坏和氯化钾的含量，1971年，领导决定调他和盐湖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起，搞矿源调查和矿石培育工作，他每天都工作到天黑。当时，正值隆冬，他经常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顶着七、八级的狂风，在野外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由于长年的野外工作他的胃病又复发了，身体明显的消瘦了，领导想把他的工作调换一下，他却坚决不同，终于在1973年取得了兑卤试验的成功，使氧化钾的生产向稳产高产的人工控制长矿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的工作成绩受到了厂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先后14次被评为厂、州、省的先进工作者和生产标兵，1982年出席了全国化学矿山劳模大会，但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这些荣誉，始终保持着老盐湖人艰苦朴实的本色。

老工人刘宗元是1985年9月初进厂的，这个来自山东农村的硬汉子，干什么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而且好学肯钻。1965年，厂里选派他和时恒德、于天绥、孙艺亭、孟祥科等5名青年工人到农建师学开推土机，这是厂里培养的第一批推土机手，从此，推土机成了他的“好伙伴”，先后驾驶过“东方红75”、“红旗100”、“D85”、“140”等不同型号的推土机，平时很注意推土机的维护保养，为此，他还买了沙有关推土机使用和维护保养的技术书籍。他驾驶的推土机，十几年都没有大修过，他自己还动手搞成了推土机上的易损部件风油散热器，厂里要奖励他，但他坚决地谢绝了。他常年累月地在野外工作，无论风吹日晒，不管天寒地冻，从无一句怨言。多次被评为厂、州、省的先进模范，始终保持着盐湖创业者的本色，甘愿作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工人。

象这种典型的老盐湖人还有很多。在这些老盐湖人中，无论是科班出身，还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大老粗”，无论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还是长期战斗在一线的普通工人，都有着很多感人的事迹。

1987年，青海钾肥厂给121名老盐湖人颁发了荣誉证书，从此，一代老盐湖人拥有了“盐湖拓荒者，钾肥奠基人”这个光荣自豪的名字。

依沙·阿吉老人

染泽祥

我爱柴达木，我更爱柴达木的创业人。特别令我尊敬和不能房门忘怀的是乌兹别克族的伊少·阿吉老人。

伊沙·阿吉，对柴达木人来说并不陌生，许多老同志都能唤起对他亲切的回忆和战友的怀念。

阿吉老人与世长辞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高大形象却时时在我脑限浮现，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常常使我心潮澎湃。

1882年11月27日，伊沙·阿吉出生在新疆的且末县。因为出生在新疆，所以一般误认为他是维吾尔族，其实他是乌兹别克族。他的祖籍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市。当时，由于沙俄对中亚细亚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加上对外侵略战争，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他父亲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于1874年丢下唯一的妹妹菇仙汗，与同乡一道逃荒来到中国的新疆。开始在喀什、和田等地以造靴为生，后搬到且末定居，开铺经商，出售土特产。1894年阿吉的父亲带着阿吉回到老家安集延市，然后又带着阿吉和他的姑姑茹仙汗经巴基斯坦、阿富汗、阿曼到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圣地麦加朝拜。1896年经红海到埃及开罗经商。茹仙汗因病1905年在回国途中病故，安葬在约旦国。他们经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直到1904年春才回到老家集延市，1905年又回到且末县。期间，阿吉随父在外生活了8年之久，学到了不少经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1914年，伊少·阿吉进入柴达木盆地，在阿拉尔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网点。从新疆、甘肃、敦煌运进粮食、土布、茶叶、糖果等。然后向外地输送皮革、皮毛等。当时阿吉老人大约有150峰骆驼，来往于新疆、甘肃一带。后来又发展到兰州、成都、西藏等地。但由于当时反动政权的统治，商业没有保障。1938年，新疆盛世才反动当局勾结青海的马步芳以“宣传共产党”的罪外，将阿南老人的丘父依明阿吉和当时在兰州、敦煌负责购销货物的大妻弟苏来曼、在新疆哈密、若羌购销货物的二妻弟再东江和阿吉本人，分别在新疆和柴达木盆地逮捕，关押在迪化市即乌鲁木齐的乌拉泊监狱中。

阿吉老人在柴达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威信很高，当地群众得知消息后，蒙古族部落头人阿哈台吉立即派人去水湖路面堵截，因反动当局耍弄花招，临时改变押送路线，结果他们空等了三天三夜。1945年，反动当局以里通外国和私通共产党的罪名将阿吉老人的大妻弟杀害。当时亲戚朋友帮助凑钱和变卖家产，分别于1946年和1947年把阿吉老人的岳父和他本人从狱中赎了出来，但家业也从此破产了，阿吉老人来到盆地开荒种地。1949年生活实在无着落，又只好回到新疆。回去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消灭盘踞在柴达木的土匪残余，解放阿吉老人长期居住的那片地方，阿吉老人便担任了解放军剿匪部队的向导。从1949年到1954年，他带领解放军三进三出，终于消灭了那股土匪武装。在此期间，他历尽千辛万苦，遇到不少艰难险阻。一次，他带领解放军一个营行进到一个叫黑山的地方，天已经黑了下来，正准备宿营，突然发现一股牧民打扮的人在游荡，阿吉老人警惕性很高，认出他们是土匪，建议解放军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些人为麻痹解放军，佯交了部分旧武器。半夜里突然对解放军进行袭击，机枪手被打死，其他人员被打散，部队遭到了损失。等天这集合队伍时，土匪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战士们掩埋了战友，重新上路，但携带的干粮已被土匪抢光，当他们赶到阿拉尔营部时，发现营部也遭土匪袭击，人员被打散，东西也抢劫一空，通往团部的通讯线路被切断。阿吉老人凭着路熟和经验，带着部队向团部靠拢，幸好半路碰到一群被土匪撵散的羊，他们就以羊肉育饥，用羊皮盛水，本来3天的路结果走了8天才到达团部，会集后部队很快消灭了这股土匪。

盘踞在柴达木地区的残匪被消灭后，阿吉老人便投入了柴达木的工业建设之中。1954年，地质勘探的先锋六三二队首先进入盆地，阿吉老人带领这个队在茫茫戈壁滩上走了许多地方，找到了不少有用的矿藏。他在盆地多年，跑遍了每座山，每个湖、每条沟，每块滩，成了盆地的活地图。他知道哪里有山，哪里有水，而且知道哪里有矿。阿吉是个有心人，他随父在外多年，不但学到了经商方面的经验，也学到了各种矿产方面的知识。遇到奇异的石头就小心收藏起来，并做好记号。当寻找石棉时，他马上带领勘探队直奔茫崖，找到了世界上著名的石棉矿。

1954年，石油勘探队开始进入盆地，阿吉老人就带着勘探队员，骑着骆驼从敦煌出发，经新疆的安南坝——拉配泉——索尔库里，直奔水泉沟。他记得经商时有一次从新疆返回盆地，路经水泉沟时，又饥又渴，准备停下做饭，但那里一根柴也没有，这怎么办呢？正在焦急之中，他发现一块黑石头在闪光，用火一点黑石头竟能燃烧，而且火势很旺。这意外的发现，使他欣喜若狂，他立即拣来几块同样的石头烧熟了饭，并捡取了标本收藏起来，想不到今天勘探队找的就是与这有关的东西。从那时起，阿吉老人就一直担负着给石油勘探队带路的任务。只要有阿吉，人们就不怕迷路，不怕找不到水。从茫崖到油砂山、油墩子、油泉子，在广阔的勘探区都留下了阿吉老人的脚印。

阿吉老人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终于迎来了柴达木的大发展。1956年茫崖工委成立后，给阿吉老人搭起了帐篷，配备了汽车和牛羊，他从此就定居在油田上。这时，阿吉老人的名字已经为方方面面石油工人、地质工作者和解放军战士所熟悉。1956年陈毅同志来盆地视察时，在茫崖还亲切接见了阿吉老人，感谢他为开发柴达木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勉励他为今后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柴达木石油及其它矿产资源的发现，需修一条通往敦煌的公路，他凭着经商云敦煌所走的路线，带领勘察队修通了这条公路。1957年，阿吉又带领一支垦荒测量队，走过无际的大草原，找到了可耕种的土地。阿吉老人经历了苦难的岁月，又亲手迎来了柴达木工农业的大发展，他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1959年隐藏在国内的一小撮土匪残余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在国外反运派的煽动下，进行了武装叛乱。阿吉老人看到匪徒的嚣张气焰，义愤填膺，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带领剿匪部队进入了茫茫戈壁和草原之中，直到1961年初，阿吉老人才回到他长期居住的地方，但这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且得了病。解放军、柴工委以及不寻厂矿都派来医生抢救，各方面的也前来看望。终因病势过重，阿吉老人的心脏于1961年10月15日25分停止了跳动。遵照他生前的遗嘱，将他安葬在油田上。

岁月在流逝。30多年过去了，阿吉老人当年住过的地窝子已变成了高楼大夏；当年骑骆驼所走的羊肠小道已变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他带着勘探队找到的储油构造已经开发。在柴达木西部油田上，井架林立，汽车如梭，机声隆隆，上万名石油工人日夜奋战，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到1990年原油年产超过了百万吨，跨入了大油田的行列。柴达木已成为青海省重点开发和建设地区，同时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地方。

阿吉老人的儿女们也遵循父亲的遗愿，为柴达木的经济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儿子买买提明，儿媳阿瓦汗原都在茫崖矿区贸易公司工作，儿子现已改行稿油，儿媳已退休。大女儿铁梅汗参加工作不久，组织上送她云新疆医学院学习，现在是医生，其爱人在昌吉州公安局工作，小女儿柴达木汗参加工作后组织上送她到西北民族学院和天津商学院学习深造，先后担任过茫崖镇妇联主任、副镇长。其爱人在公安局工作，后因工作需要调到新疆库尔勒，任油田会战指挥部工会副主席。阿吉老人的老伴阿吉汗·伊沙克，于1987年11月20日病逝。令人欣喜的是，阿吉老人的孙子诺东江仍在花土沟油田电厂工作。电厂往敦煌基地调人进征求了他的意见，但他明确表示，哪里也不去，这里是爷爷奋斗了一生的地方，这时有爷爷没完成的事业，这时就是我的家。

阿吉老人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石油职工也没忘记阿吉老人及其一家。每年清明节，都组织石油职工到阿吉老人墓地扫墓和敬献花圈，逢年过节还派人去阿吉家探望。1987年阿吉的老伴得病，青海省委书记、原石油局局长、当年与阿吉共同战斗过的尹克升同志，还亲自带着医生和药品前云看望。阿吉病逝后，尹书记又与省委秘书长曹随义发来了唁电，表示哀悼。

阿吉老人，我多么想告诉你，今天的油田今非昔比，你所期望的石油事业振兴了，当然，我们还要加倍努力，去实现你生前的更大愿望，我们也一定发扬你当年艰苦创业的战斗精神，以实际行动实现油田的二次创业，以丰硕的成果来告慰你老人家的英灵。

郝登阁生平事略

柳洁

郝登阁，陕西省绥德县枣林坪（镇）人，1914年5月4日了一。绥德中学读书时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秋在陕西省榆林工职高中全省毕业会考荣获第一名。继由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友直荐送到山西武官学校，结业后任陕北保安指挥部上校副指挥官。1941年入邓宝珊部11为旅与曹又参（汉杰）共事。11旅纯系当地人，深为国民党嫡系胡宗南部猜忌排挤，郝遂与中共三边分区保安处黎光、葛申取得联系，建立了秘密关系。1944年与曹一起在靖边起义。起义后不久，因有一个团哗变，分区怀疑与郝有关，同年调边区政府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受委派至榆林活动，被国民党以共嫌逮捕送西安转南京关押达3年之久，备受迫害，脚部致残。1947年由邓宝珊等知名人士保释出狱。1948年初，经举荐当了旬邑县“流亡”县长兼保安团长，名为国民党县长，实际秘密接受边区指示，排挤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及家属，为陕西西府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9年2月12日率政府官员、保安团队430人，携带全部枪械在杨坡头武装起义，2月17日新社《群众日报》电文报道，关中分区地（前）委表扬嘉奖。嗣后整编为关中军区21团，郝任副团长。1949年11月17日奉调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一

青海西宁刚解放一个多月，还处于军事管制时期，匪乱频扰，百业告待举，社会极不安定，公安工作任务址分繁重，郝被分配在公安厅四科（治安）担任副科长。1950年初接管由军区教导团移交的军训队并兼任队长职。军训队的主旨在于集中已投诚的马步芳高级军政要员，经过审查、学习辅以劳动进行自我改造，使其丢掉幻想，认清形势，接受政策，争取光明前程。军训队共轮流集训过400余人，多数人经过集训后，为争取马部的溃散官兵、民族宗教头人，以及平定匪乱，促进社会安定，恢复在产做了有益的工作。五、六十年代，一些人还参加政府工作，或担任了历届人大、政协领导职务。

二

1951年7月在公安厅劳改科的基础上，组织劳改队成立劳改处时，郝任副处长。1952年2月由郝牵头组建民和水利工程队，同年8月扩编为青海省修渠筑路支队，郝被任命为兼支队长。

为了发展劳改生产，该支队首次所承揽的在型项目即民和东垣渠渠道工程，该渠设计全长98.5公里，可使东垣五万亩旱地变成水浇地。工作任务址分艰巨，劈坡挖渠，凿隧洞、制流沙。据竣工后资料统计：凿洞17公里，凿石方6.2万立方，挖掘沙土129万立方，砌石8.8万立方。与此同期还拓宽甘青公路老鸦峡“盲肠”段30公里。

该渠全部工程共投入劳动力2400多名，历时一年多，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全部是人工操作，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据后几十年的资料记载，东垣渠灌区增产均在七成以上，旱涝保收。

东垣渠工程的竣工，是劳改生产对省内建设第一个贡献，受到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三

1954年初，以民和支队为基础筹办德令哈农场，郝被任命为场长。

德令哈，解放前原属都兰县三区，由回头查汗、尕海、怀头他拉、戈壁、阿鲁不农、宗务隆、蓄集、泽令沟等草滩地组成。解放前马步芳政府曾在该区办过垦务，有零散的旱作农田约3000亩，至解放前夕已弃耕荒废。全区514户（包）居民，蒙古族占91%。德令哈村仅20户人家，全以游牧为业，牛羊发展很慢，群众生活贫困穷苦。

根据中央批复和劳改生产的特点，按照“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不与民争地”和“边勘察，边开荒，边建场”的方针，建场伊始进行了如下工作。

——成立农场管理委员会，藉以协调场群关系。由海西公安处处长杨文锦和农场场长以及蒙古族副州长桑洛为主任和副主任，三区区长廖永和、海西政协委员索南邦吉、彭措达吉等担任委员。

——从团结少数民族出发，录用当地民族干部开展工作。如希里布、陶加等。

——修建房舍167间，建立牧民定居点，划拔片地，造田5525亩，无偿赠送5辆畜力车、2部双铧犁、农具5套，并传帮带当地牧民学会耕种。

——为群众治病达10200多人次，密切场群关系。

截止1961年德令哈农场已拥有6个卫星场，即：戈壁、怀头他拉、赛什克、尕海、泽令沟、蓄集以及农机运输、发电、油面加工、煤矿、硫磺矿、畜牧、学校、建筑、商业、服务业等等副业机构。农场成为一个各业俱全的小社会，是省上第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型国营农场。

——农场已拥有土地20多万亩，单产已跨黄河过长江，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列省农垦国营农场之首。

——渠道配置合理，干支斗毛农渠五级各成系列，地平埂直全部园田化。

——植树造林和田间防护林配置合理，呈现了该地区新生态环境和荒原绿洲。

经过科研和实践，创造了适合该地区生长的小麦春播。

——实现了耕作收获半机械化，土洋结合，减轻了劳动强度。

——为柴达木盆地新建农场，培训输送了许多技术和管理干部。

——从一个帐篷群发展为以德令哈为中心的小城镇。以后以县级命名为德令合市，成为海西州政府所在地。

——由工程师瓦寿天绘制的《青海省地图》第一次出现了“德令哈”的名字。

1958年6月21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将青海省垦荒局改为青海省农垦局，与劳改局合并办公，成立农垦厅。1959年2月25日经省委批复任命郝登阁为农垦厅副厅长兼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经理、德令哈农场场长。

1958年8月22日，在公安部十一局局长孟昭亮主持下（后被任命为青海省副省长）召开了德令哈小麦丰收现场会，青海、宁夏、甘肃三省区42个农场代表，中央科联小麦参观团、中央办公厅、省级各有关单位代表，中央新闻制片厂、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社的记者也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央科联参观团赠送一面“改造人与改造自然”的锦旗，郝登阁作了工作报告和答谢发言。

四

“大跃进”的失误是全国性的。高指标、浮夸风同样使德令哈农场陷入了灾害之中，由于“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继续，1962年来自上面的“夺权”运动中，将郝及其上下有工作关系的同志打成“×郝反坏集团”，广为株连，郝被内定为反革命首要分子。在批判斗争中，把功绩说成罪过，把个人的吃苦耐劳说成是反革命复辟和个人野心，“假起义真潜伏”、“和台湾有联系”等等。是非颠倒，极尽诬蔑，他迫于压力，百口莫辩，于1962年8月1日悻然自溺身亡，进年仅48岁。死后苟葬于场境外公路旁。其爱人宋月英属干部身份，被错处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逐回陕北原籍，子女等被迫失学，亲属均被株连。1989年12月17日郝登阁尺骨迁葬原籍，21日举行家祭，葬于祖坟，得归正首丘。

五

郝十分尊重上级和同级之间的意见，注意工作方法，团结周围的同志，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同甘共苦，毫无特殊之处。他和同志们同住在帐篷，同吃大灶饭，吃穿毫不讲究。当修起平房之后，一间平房，土坑土沙发，就是他的办公住宿之处，报刊文件堆在枕头边，两碟咸菜馒头面条就是一顿饭。为了工作方便，建场初期场里先给他配了一匹马，到了1958年才给场里配了一辆苏式嘎斯69车，三年困难期间，和大家一起实行两同，当巴音河水库决口时，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在特大的暴雨中指挥、疏散、抢救人员和财产，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

郝对工作积极负责，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贯彻政策，执行指示，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勇于负责。事无巨细，必亲自参与规划、试行，从不敷衍。他精力充沛，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经常通宵达旦。在他的带动下，不断克服重重困难，使各项工作的组织安排有条有序。

他十分注意学习，时常利用早晨和晚饭之后，学习有关资料、书籍报刊和农业科技读物。文件公文堆在床头，随时阅读参考。由于学习内容广泛，知识比较渊博，写工作报告常常是亲自动手，或者亲自写出提纲由秘书整理成文。

人无完人。郝刚愎自用，争强好胜，对已经决定和个人认定的事一干到底，毫无变通的余地。批评人不讲方式，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使对方一时很难接受。如遇技术难题，与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往往废寝忘食，也不顾及别人。工作也常有“以政代党”之嫌。他突出的不良嗜好是吸烟，一支接一支，不留烟蒂，一天总是几包，他的吸烟要求并不高，价低质差，吞吐不过喉，但他嘴上习惯性的总不离开烟。

六

郝的一生，正处于中国革命从夺取胜利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时期。他为了追求光明，不图名利，不畏艰险，忘我奉献，毅然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他的工作态度，生活作风，道德品质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干部典范。上无愧于党和国家，下对得起自己和后人，一身正气而处世，两袖清风而返璞。

郝去世之后，盖棺未定，智仁俱见，有毁有誉。如果摒弃了历史的“左”的偏见，公正的评价，郝称得上是一个有追求、有抱负、有作为的好同志，在他周围人的以上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集团案”和涉案人员都已先后平反，郝的问题乃见天日。郝的爱人已离职休养，安度晚年，子女均得以自学成才，成家立业，秉先父未酬之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岁月流逝，人生苦短，生死两茫茫，魂牵梦绕，往事历历，特作文以纪念之。

我认识的几位石油工人

金小菊

柴达木的冬季是那么漫长。每年9月中旬开始结冰，第二年5月方能冰雪消融。有些地区因是沼泽地，为了勘探找油，这些地区必须冬季施工。零下30℃多度的条件下，滴水成冰，触铁沾皮，寒气逼人。冬天，对石油工人来说是那么残酷，那么无情。然而，石油工人却不畏严寒，甘于奉献。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里我要讲的，就是发生在尕斯库勒湖畔冬天里的故事。

女放线工们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青海石油管理局勘探处295地震队就驻扎在尕斯湖畔的东岸。施工区域在跃进1号——5号，方圆50多平方公里。全队50余人，由钻工、爆炸工、放线工、仪器操作工、测量工、解释工等8个工种组成。担任放线任务的主要是8名女同志，另外有4名男同志。8名女同志中有6人都是刚离开家门步入工作岗位的毛丫头，最大的不到21岁，最小仅17岁，我便是其中一员。另外两名，一名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另一名是下放锻炼的女技术干部。全队11月下旬进入工区，三两个住一顶棉帐篷，靠烧原油渣取暖。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冷戈壁，临睡前油炉子烧得通红，钻在被窝里直冒汗，早上冻得不敢伸腿，桶里的水结成了冰砣，牙膏不用火烤都挤不出来。再看看鼻子，每人被油烟熏得成黑鼻孔。每天天一亮队长就吹哨子吃饭后即刻出工。出工时每人带上馒头和咸菜算午饭。午饭时，因为天冷，馒头都结了冰，咬都咬不动，离放线车较近的同志还可以将馒头放到引擎上烤一烤再吃，远的就只能啃冰馍（放线的距离前后相隔两公里）喝冰水。因没有保温箱，加之天气又冷，放在驾驶室里的小口桶，早上带出来的一桶开水，到中午无论怎样保护还是成了凉水。因为常年吃冷饭喝凉水，许多同志得了胃病。冬季饭菜除了萝卜、白菜、土豆外，就是海带炒粉条了，主食是馒头，偶而能吃一顿米饭（那时因为米紧张，每人一个月一斤米），面条只有病号才能享受。遇到风季做不成饭，每人只能发给两个馒头和一块咸菜。吃的是生锈中铁罐的黄水，水少时甚至比浓茶还要黄，不放茶难以入口。

每天出工，我们坐在大卡车上面，连挡风的蓬子都没有。在家穿着棉工衣、棉皮靴，戴着大皮帽，脖子上再缠上大围巾，将嘴和鼻子捂得严严的，紧靠着围坐在一起，无论怎样努力还是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眉毛结霜，手脚麻木。为抵御寒冷，我们互相讲故事，说笑话，唱歌。一首《勘探队员之歌》曾鼓舞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石油工人。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用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那崎岖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

这首歌是我们勘探队员的真实写照，是这形象的歌词、动人的曲调增添了我们向大自然挑战的无穷力量，直到今日仍能记忆犹新。

大刘名叫刘春英，是放线班最能干的一个。那年她不到20岁，身体很结实，约1米60的个头，体重近130斤。工作中总与男同志比高低，吃起饭来也不甘示弱，一顿饭能吃5个馒头（2.5两1个），令男同志都甘拜下风。在放线排列中她扛起近30斤的大线走起路来一阵风，男同志都被她远远甩在后面。象利刀一样的盐碱壳地，举步艰难。翻毛皮鞋穿不了一个月就四分五裂了。每天走近30里路，从没听她叫过苦。有时个别女同志走不动了，她还主动帮别人背约20斤重的检波器。

年龄最小的马玉鲜同志，也是家里最小的一个，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骄生惯养。刚到队上总有些怕苦怕累。时间久了，也不知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了。一次排列放到了沼泽地，为不影响地震记录效果，到水坑也得跳，是泥浆也得踩。面对冰河，女同志们毫不犹豫，一个个即刻脱掉鞋袜，裤腿卷到膝盖上，“扑扑通通”跳在冰水里，安放好检波器，一动不动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等待放炮，刺骨的冰水漫过了脚脖，漫过了膝盖，竟没一人喊叫出来。“放炮了！注意！”“轰！”一炮，两炮……每一炮都振奋着勘探队员的心。放完了这个排列，又开始下个排列。大家二话没说拔出双脚，用手套擦擦，穿上鞋袜又奔赴新的测线，继续进行放线工作。

当晚回到驻地，小马躺在被窝里，关节疼得使她无法入睡。“妈呀！唉哟！妈呀！”地叫个不停，这次她真哭了。同宿舍的姐妹们拿来了去疼片端来热水帮她服下，又拿来了热水袋帮她敷好，放安珲下她的情结。第二天出工时，大家劝她在家好好跾，她说什么也不肯，毅然跟上出工了。不到20岁的刘爱青患有严重的妇科病，每次来例假疼得在地上打滚。可是在她主线的生涯中从来没见她缺过勤，即便爬山涉水、酷暑严寒，从不在话下。每天放排列20－30个，放线工要行走10公里，她都咬牙坚持，疼痛难忍时就吃些去疼片缓解一下。同志们劝她休息，她总是说：“没关系，我挺得住”。

陈文明夫妇

陈文明同志是291地震队队长兼指导员。他的爱人郭锦明同志是295队的下放技术员。她约40开外，并患有严重的慢性肾炎等多种疾病。上小学的儿子寄托在奶奶家，二人同时下野外。

1969年严冬，尕斯湖畔格外的冷，西北风夹杂着小雪不停地刮着。帐篷内油碴炉在呼呼地燃烧着，晚饭时刻，人们正围坐在铁炉旁香甜地吃着一天中唯一的一顿热汤热菜，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突然，从外面传来阵阵呼救声：“着火了！着火了！快救火！”人们即刻扔下碗筷冲出帐篷，一看，是我们的邻居郭锦明宿舍的帐篷着火了。只见帐篷顶上烟筒周围火苗四射，人们火速涌进着火的帐篷，只见帐篷内的3个女同志正在疯了般地用工衣拍打着原油炉子上的火苗，她们的衣服烧着了，前额的头发烧焦了全然不顾。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顷刻间顶棚上端成了一片火海，屋内狼烟洞地，肆虐的火舌正在凶狠地吞噬着墙围，并且迅速向其它帐篷蔓延。人们强行地拉出了他们三个女同志。郭锦明同志哭喊着“检波器！检波器”！（生产工具），骤然间从拉她的手中挣脱，又拼命地冲了进去，冒着呛鼻的浓烟和灼热的火焰，摸到了挂在墙上的两包检波器跑了出来，等问清了第三包检波器放置的地方再要冲进去时，帐篷内已成了一片火海，我们帐篷的一边也被燃着了，这时全队50多人惊呆了，慌乱了……有的端水灭火，有的冲进屋里抢出东西，有的拿着工衣扑火苗。“快松绳子！砍断连帐篷的绳子！”队长忽然高声喊着。人们拿来了菜刀，飞快地砍断了绳子，郭师傅宿舍被烧着的帐篷坍塌了，火势压低了，我们宿舍上空的火焰却在熊熊燃烧。“快去把东西抢出来！”这时不知谁又喊了一起。此时，我们同宿舍的三人仿佛才如梦初醒，我们分别进层里拿出检波器包，跟着其他同志也冲进来，抢出我们的铺盖。在瑟瑟的西北风中，眼看着我们的帐篷化为了灰烬，同志们无能为力了。闻所未闻的一场大火见都没见过的冲天火焰，使我们几个女同志都傻了，吓哭了……。

由于全队人齐心协力，大火终于扑灭了。大火烧毁了两顶帐篷，其它帐篷总算保住了。郭锦明宿舍里3人的铺盖衣物、钱财均化为乌有。当晚，我们便无处栖身。队长安排男同志挤出两顶帐篷，腾出铺盖让受难的女同志栖身。男同志抢着纷纷搬家……。

第二天处党委派来了慰问队，带业了新帐篷、新铺盖、衣物等求助受灾的同志，并且每人发了100元钱作为经济赔偿（当时我们的月工资为50元），并号召我们振作精神，尽快投入生产。

此时，离295队约30公里处在尕斯湖南岸的291队正经历着一场大风的考验。大雄狮孟兽般的狂风席卷戈壁，呼啸的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帐篷被刮得东倒西歪。忽然一顶帐篷顶被掀了，“不好了，帐篷被刮走了！”这时队长兼指导员迎着风沙摸着帐篷冲过去，“保住资料柜！”他高声喊着，4、5个人一起紧紧扑在了资料柜上。帐篷四壁一块块被风吹走了，固定帐篷的8个铁钎被风拔地而起，随风飞走了，接着铺盖被风卷了起耿，有人铺下的钞票郑走了，顷刻间连同人们的衣物、纸张、饭票等象天女散花一样漫天飞扬，刹那间杳无踪迹。其它帐篷内人们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大家你拽我拉死命地抓住帐篷的边沿，与在砚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人随帐篷皮被风吹得一起一落，难以自控，无力招架，两顶帐篷光剩了七零八落的铁架子，桌子、登子和床都搬了家，铺盖和家物被洗劫一空。再看看每个人成了“出土文物”，耳、鼻、口、眼都灌满了沙土，头发都成了黄钯一挠头便可以落下一层沙子。人们在驻地周围寻找失物，有的甚至在两公里以外才找到了褥子和被子。陈文明同志刚发的100多元工资（一个月工资）被风刮的分文不剩。做为一队之长的他并没有吱声，他鼓励大家清点查找工作设施及自己的东西，并和大家一起收拾风后残局。固定好帐篷，重振旗鼓，很快投入了正常生产。

当他得知爱人在295队遭火灾时，没顾上去看一眼，请人带了个便条，写到：“得知你们遭到火灾，深感不安，带此条表示慰问，我暂且没空去看你，请多保重。”郭锦明同志手捧着纸条掉下了深情的热泪，她太理解丈夫了。

钻机长

钻机长郑敬明同志浓眉大眼、英俊潇洒，这年他不到25岁，还未成家。七十年代，他所在的289地震队也在冬季施工。隆冬季节，零下二、三十度。露天干活，工人们手脚冻得不听使唤。地冻坚硬，机井难打。全队职工在测线上紧张繁忙地工作着。钻机在轰呜着打井，机长在不停地忙碌着，一会儿在司钻跟前交待着什么，一会在泥浆池搅拌着泥浆，一会又在钻机车上擦来擦去。钻头在吃力地啃咬着冻土，坚硬的石块、冻层和钻头产生着剧烈的磨擦，强烈地震动使整个钻机车身在阵阵抖动。1米、2米……20米……30米，整个一上午，60米的井深任务才完成了一半。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飞逝着，钻机在轰轰隆隆地呻吟着，进尺在缓慢地增长着……突然，钻机熄火了。“机长！机长！你怎么了！”只听到司钻在大声地喊叫着。大家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占台上爬着的机长身上。刹那间只见机长的一只手不见了，接着胳膊、肩膀及半个身子全没了，鲜血四溅，“快求救人！”一声喊叫使惊呆了的钻工们清醒过来，钻工们跳上钻机车，将卷进转动轴的机长费劲地拉了出来。只风机长半个身子血肉模糊，棉工衣开了花，内外衣服被撕成了条，血流如注，肋骨被压断了几根，心肝肺都移了位。“机长！你醒醒！”“机长！你醒醒啊！”占工们哭喊着，可是，机长再也听不到同志们的喊声了，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正在其它岗位工作的勘探队员们闻讯赶来，哭喊声一时间震憾了戈壁荒原。

机长的父亲——老一代柴达木石油工作，得知儿子为石油事业牺牲的消息，老人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他痛苦地掩埋好儿子的尸体，只请求组织上追认儿子为中共党员，再未提出其它要求。可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老人的请求未能如愿，儿子追认为共青团员。然而，老人并没有计较这些。之后，老人又送来了第二个儿子，希望二儿子走他大儿子的路，完成大儿子未完成的石油事业，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对青海石油事业的忠诚。

孟师傅

孟师傅名叫孟巨宽，中共党员。1978年由解放军部队转业到我局，我分配在地震队当汽车司机。他工作勤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常常博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1984年冬，孟师傅所在的291地震队正在尕斯库勒湖南岸的红柳泉地区施工。这天，地震测线已延伸到一个高压水层区曾被大钻钻透的高压水层，使得周围形成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水潭，有的面积宽达30多平方米。冬天，冰层厚达数十公分，汽车可以在上面行走。孟师傅驾驶着爆炸车，拉着两名爆炸工在测线上不停地撒着炸药，以待放炮。测线在一条条拓展，炸药车紧步后尘，越过草地、沙滩、土堆、水坑，最后又驶入一人较大的冻面。突然，他驾驶的解放30卡车，方向盘失灵了，车头一下钻进了水洞，车槽子高高翘起，并急速下沉，车上的两人一看势头不好，急忙跳下去救孟师傅，“孟师傅！孟师傅！”二人话还没说完，“咔喳”一声整个车子掉了下去，他们险些也被滑下去，约十几秒钟车子就在水中不见了，孟师傅连一名话也没来得及留下，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接着队上告救急，处领导派来了人力物力进行打捞，经过几个小时的打捞，始终未见尸体和汽车。瓶口状的井上面小下面大，不面约30平方米，水下究竟有多深面积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最后只好用炸药破冰，扩大寻找面，人们不放过每一寸冰面，每一堆水草，捞啊！……最后终于在一块大冰下面发现了孟师傅，人们拼命地将他打捞出来，人已僵硬，从头到脚已被泥浆糊住了，全队职工哭成一团，每人流着泪自愿端来一盆又一盆的清水，为孟师傅冲洗着满身的泥沙，大家用心用泪水为他清洁了面容。孟师傅的面部表情是那么安祥，眼睛微微地睁着，似乎告诉人们，青海石油事业刚刚兴旺，他却先走了，实在是死不暝目。孟师傅带着遗憾走了，唯一带走的是他心爱的旱烟斗。撇下了近30岁的爱人，丢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约7、8岁，小的4、5岁）。爱人哭得死去活来，从此没有人生伴侣，失去了生活依靠；孩子从此没了父亲，失去了父爱，一个幸福的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了，凄凄惨惨，可怜可悲。

此后，其爱人在组织的翔和帮助下，擦干了眼泪，从悲痛中站立起来，继承丈夫的意志，也加入了石油队伍，继续丈夫未完成的事业。

我认识的陈文玺同志

梁泽祥

原青海石油管理局副局长陈文玺同志，把赤诚的心献给了柴达木，献给了石油事业。在此，我原将他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奋斗终身的一些片断写出来，以作为我们对这位老柴达木人的怀念。

苦干实干勇挑重担

陈文玺同志有一股旺盛的革命执情，说干就干，知难而上，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革命者，一个人民公仆最可贵的优秀品质。1985年，随着油田形势的发展，设想近期内要把油田产量搞到年产120万吨，建设花土沟至格尔木436公里的输油管道，在格尔木建设年加工100万吨的炼油厂，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项工程。当时担任副局长的陈文玺同志介入了此项工作。在三项工程可行性研究中，本着科学未被精神是三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要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尤其是花格管道选线的调查中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花土沟至格尔木436公里，沿路全是戈壁滩、盐碱地、翻浆带，海拔高，气压低，条件十分艰苦。每次探路他总是与其他同志一起背上干粮，带上水，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凉水，晚上几个人挤在车上过夜，中途遇上翻浆地带人只得徒步，还要淌河，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每次穿线多则三四天，省则二三天，之后还要到西宁汇报，到兰州联系有关事宜，然后返回冷湖，转一圈近3000公里。仅1985年他就带着有关同志转了3圈，行程上万公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促使当年就写出了可行性报告。1986年上年国家计委评估团亲临现场复查，认为报告中提出的数据真实可信，6月经国务院批准三项工程正式立项，列入了国家计划，并成为青海省和当时石油部“七五”的重点工程之一。

三项工程是同步进行的。油田产能建设铺开后，要求1986年元月尕斯油田试采井组投产。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难度较大，加之油水分离和计量等工序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为了投产，陈文玺同志一方面组织人员冒着严寒搞整改，一方面验收投产。首站在启用中，由于工程上得急，施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陈文玺同志积极组织施工单位搞整改。这期间他跑前跑后，多方协调，反复做工作，使其存在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理顺了生产管理，为原油上产和外运作了必要的基础工作。在试采井组投产和首站使用的工程建设中他在花土沟紧张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过了春节才回家。

1988年格尔木炼厂总体设计开始招标，接到部里通知后，刚从北京返回不久的他，来不及休息和过完春节，初三就又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上车后他与其他同志一样坐硬卧，到了北京就立即与承包单位落实合同的在关问题，连夜赶写有关材料。由于工作忙他顾不得去食堂吃饭，就以吃方便面为主，就连正月十五也不例外，无怪乎人们说，陈文玺同志为三项工程的立项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文玺同志在敦煌基地规划与建设中也尽了心，出了力。在规划中，他到处联系设计单位，根据实际选择最佳方案。在建设中，他又经常深入现场参加劳动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还经常把负责基建的同志找来，讲明要加强管理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隆低工程造价，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

陈文玺同志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勇于在困难面前挑重担。冷大公路在酝酿修建中，群众有反映，上级有看法，认为运量小，效益差，得不偿失。为了保证决策的准确性，他与另一位副局长一起，带领当时运输处的领导、油建工程处的领导、基建处负责人，带着干粮，坐着卡车进行实地勘察。由于沿线都是盐碱翻浆地汽车无法通行，人只能步行，强烈的紫外线晒得他们脸上脱了皮，坚硬的盐碱地磨得皮鞋掉了底，仍坚持探路。晚上有进几个人挤在一起用大衣裹着过夜，整整探了一个星期。经调查论证，认为改线修路效益是可观的，管理局据此给部里打了报告，部里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拨了修路款。当时由于石油部上马项目多，资金十分紧张，拨的钱不多，也建议筑路队搞承包，费用不但没超反略有节余。新冷大公路修通后，比原路距缩短了100公里，加快了周转，节省了费用，为我局西部原油外运，为加快油田的开发步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社会效益也十分明显，职工往返西部也免受“万墩公里”之苦了。

他当副局长后，有段时间还分管过农副业，也为我局农副业的发展，为职工生活的改善费了不少心血。南湖农场、东风农场、敦煌冷库、阿拉尔牧场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尤其是七十年代初期在水源办农场时，他吃在农场，干在农场，硬是在那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让其长出了青稞、小麦、蔬菜，不种出的黄瓜。

联系群众以身作则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是我们搞好一切工作的原动力。只有扎根在群众中才能做好工作，陈文玺同志深深懂得这一点。他经常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深入基层，努力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营养。从他身上体现的党的优良传统，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群众，所以群众有话愿与他说，有事愿与他商量。1989年运输处的一位中层干部调生活服务处任职，开始不愿去，并把想法告诉了自己的老领导陈文玺同志，陈文玺与其谈心讲道理，终于使这位干部开通了思想，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他与群众打成一片，时时把群众挂在心上。1969年局机关一位干部的母亲有病治疗需白糖，还比较紧张，市场上难以买到，陈文玺得知后，四方求援，保证了供应，使老人很受感动。

陈文玺同志身为领导干部，但毫无官架子，待人和和气气，时时处处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基建处学小组，经常看到他汇报思想，请求工作，按期交纳党费。运输处和许多老同志以十分怀念和眷恋的心情对我讲，他在运输处任职期间，无论谁有病或因公负伤住院，尤其是老同志，他都去看望，哪位同志病逝或因公牺牲，他又主动做好善后工作，受到人们的爱戴。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一位女同志的丈夫出差在外，一天晚上突然病了，深更半夜找谁呢？自然地想到了书记，陈文玺接到电话后，立即带上车把这位女同志送到了医院，直到医院检查完病情才放心的离去，第二天一早又赶来看望。1987年6月组织上决定让他带上几个人到西部炼厂蹲点，其任务是协调各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加快炼厂建设进度。进点后他以身作则，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白天他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晚上又召集有关负责人分析万赖俱寂施工中存在的问题。指定了工序负责人，划清了工作范围，理顺了工作关系；个别干部事业心不强，他找其谈心并提出严肃批评，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年轻人打架斗殴较多，他要求党团工会齐抓共管，基本上杜绝了此种现象的发生。工作关系理顺了，人们的精力集中了，干劲增大了，工地上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新气象。在蹲点中陈文玺带的几个人都是技术干部，他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工作上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支持他们的工作，11月份技术人员提出催化混凝土管带得马上施工，否则将会推迟请来了设计院、基建处的权威和省一建的技术干部共同商量，最后他板拍进行施工，结果达到了预期目的，为催化工程赢得了时间。生活上也非常关心他们，队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外，还每月安排他们回基地一趟处理一下家务，使其十分感动，都说跟着陈文玺同志工作，我们心情舒畅干劲大。

光明磊落廉洁奉公

陈文玺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时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能上能下，顾全大局，尊重上级，团结同级，爱护下级。在运输处他是团结的楷模，调任副局长后，他又和其他领导主动配合，团结得也很好，人们称他是不摆架子，不打官腔的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他确是一个以实际行动证明职位与权力相称的合格者，他时刻牢记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要求自己就越严。他不但对自己要求严，对亲属也不例外。他爱人在运输处是个铜工，年龄大、工作累，相通过他调换工种，他没有同意。其弟1958年工作至今仍在运输处当工人。他在运输处任职期间，子女想调内地，想找找当时的主管领导，又是他的阻止，至今全在盆地扎了根。运输处是个管车的单位，但他买东西坚持在小卖部买，从不让司机从外面捎带。在粮站买粮他也是自己推小车。一次玉门油田来了两位处长联系工作，午饭他让食堂准备了四菜一汤，上了一瓶好酒，事后才知道是他们几位领导凑的钱，好酒还是从他家里拿来的，至今这一好作风还在运输处保持着。到局机关后职位高了，便其本色不变，仍是哪里是艰苦哪里去，只讲工作，不讲享受。他经常下基层，从不挑车，他经常外出，又很少带秘书，遇到事情自己办，遇到材料自己写，吃饭住宿更随便。他以苦为荣，以廉洁为本，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据他家里人讲，陈文玺同志在饮食方面也很节俭，有时看到他工作累，身体不好，想给他单独炒个菜，他不同意，坚持和全家人吃一样的饭菜。有时饭菜剩了，他心疼地对家人说，现在条件好了，可也不能忘记节约啊。他食不求美味，衣不求阔绰，艰苦朴素，始终如一。他一生从没有为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享受向公家和个人伸手要过任何东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定。一次他因病住院，去医院看望的人较多，许多人还带去了水果、罐头及其它仪器，这使他很感动，又使他很为难，他认为做为人民的只能讲奉献，绝不能群众索取什么好处，于是他立下了“不收礼”的铁规矩，并向来看望他的同志讲清道理，既热情又诚恳，所以凡到医院来看望的人，总是长久地保留着一种亲切感。

陈文玺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待人却很宽厚，尤其是技术干部，既关怀又尊重，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处的各种困难。这在他负责三项工程期间表现得尤为具体。一些同志刚调到三项后，由于没房子住到处打游击，吃不好，休息不好，陈文玺主动与管房的同志商量，短期内都得到了解决。陈文玺同志既是组织领导者，又是普通一兵，他想的是工作，为的是同志，走到哪里就把党的关怀带到哪里。在他负责后勤期间，经常研究改善技术干部和全局职工生活的措施，并付诸行动，见到了实际效果。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文玺同志工作起来象团火，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不贪功，不诿过，勇于承揽责任，而且事事认真。就是他这种认真的态度，使他“事必躬亲”，使他永远忙，使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他患高血压已十几年了，胃十二指肠溃疡病也经常发作，还吐过两次血，但他很少看病，也不让家人给他开药。1980年心脏又出了毛病，但他满不在乎，只是买了些急救药带在身边以防万一。1987年在西部蹲点，白天干活，晚上开会研究问题，为炼厂的投产呕心沥血，一个健壮的人都累得够呛，何况他那多病之躯，看到他偷偷地吃药，人们心疼地落泪了。1987年底他与负责基建的副老总同去北京汇报工作，抽空去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大夫发现他的心脏问题较大，让他稍候一下，等值班大夫叫来权威复查时他却悄悄地溜走，原因是第二天要正式汇报，怕万一留下住院耽误了工作。在重病面前，陈文玺同志如此坦然自若，把工作放在首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品质。直到1989年脑血栓形成，万不得已才到西安检查病情，回来后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党的事业和全局工作，谁去医院看他，他总是说你们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总要询问一下三项工程及其它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念念不忘党的工作，油田的建设。

为了照顾他，1989年组织上决定让他到西安办事处任职，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工作，他接到通知到任后，顾不得把家安顿好，就匆忙上班了。西安办事处的同志看他多种疾病缠身，劝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并两次联系好了医院让他去住，但他却执意不肯，说西安我刚来，人员不熟悉，工作没理顺，等一个时期再说吧。他重病在身依然以事业为重，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全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1990年2月21日在办事处召开的会议中，他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拯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

陈文玺同志1951年参加石油行列，1955年呼应党的号召从陕北永坪来到柴达木，他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奋斗了39年，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是我们石油战线上的优秀代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戈壁绿洲的云雀

董婉茹

八十年代曾涌起一股“孔雀东南飞”的人才东流热潮，而我却恰恰是在这是在这种形势下从现方来到祖国的大西北，朋友们戏称我是“从东南飞来的一只云雀”。

1984年，我孤身一人无条件应聘来青，投身于柴达木盆地荒漠灌区三项科研项目的研究。5年之后探亲回家，兄弟们一见我就说：“哈！我家小九妹成了藏胞兄弟了。”西北的风沙，烈日和蚊虫叮咬，再加上我天生的红脸蛋，说是高原来客也名实相符，这也是值得我们欣慰的，因为这是柴达木给我的洗礼。

科研与价值

十余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进柴达木翻越橡皮山的情景。路标上标着醒目的“旁山陡坡”、“急转弯”、“！”。我心想这也许意味着我将面临人生之路的艰辛、困难……。

我第一次直柴达木，是参加省说委下达的攻关课题——《柴达木荒漠灌区快速经济培肥土壤技术的研究》。我这个迟到的兵，对柴达木有相见恨晚之感。野外调查，资料整理，撰写论文，室内化验都是争分夺秒，废寝忘食，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5年间的各类分析化验项目，尤其在土壤有机胶体――无机复合量等分析方面开展了本省从未分析的研究项目，对提高成果质量和阐述培肥本质起到突出作用。

这项研究经过6年粮草轮作、麦秸还田的周期性试验示范，累计推广绿肥136620亩，粮草轮作春小麦面积546480亩，麦秸还田532964亩，占该区粮油播种面积的43.01%；使生产成本下降了19.11%，创纯收益比7832998.5元，科技投资收益比1：6.95。若采用最佳长周期绿肥――麦秸（还田）交错培肥方式，总产增长幅度可达12.4%，投资成本下降21.5%，土壤有机质增加10－15%。这有利于缓解戈壁绿洲土壤有机质贫乏，有机肥源奇缺的矛盾，有利于保住前辈开创的农田稳产高产。

立志复苏撂荒地

在柴达木农业的科研工作中，我接触了柴达木人，认识了柴达木人，敬重柴达木，深深为他们在这极干旱的内陆腹地的荒原上不畏高寒缺氧、黑风沙暴，在荒漠戈壁点缀了绿洲而震惊；为五、六十年代在茫茫荒野战风沙、喝泥水、啃冷馍、造田修路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敬重；也为七十年代末由于水泥不足、土壤贫瘠地、劳资不足等多方因素撂荒了大片耕地而可惜，为此，我又参加了《柴达木荒漠灌区退耕撂荒地复苏利用技术研究》课题，整整用了3年。

这个项目，主要研究典型代表区如泽令沟、德令哈、尕海、格尔木、马海、怀头他拉、香日德、诺木洪、查查香卡等地，调查、分析、深索撂荒地复苏的可能性和措施。我承担这个项目研究中的土壤机械组成分析工作，3年中完成了理化分析3150个分析样次，为撂荒地复苏利用提供了定性、定量、分区的理论依据。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地区，七十年代后撂荒地约有152382亩，可恢复从农的有69082亩，从牧的83300亩；撂荒耕地复苏可增收粮1036万公斤，年产值达470万元；牧业每只羊所需草场可提高到5亩，可年增产值250万元。

推车、苹果及爱情路

在祖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的柴达木人，渴求科技，尊重人才，使我深深感动，难以忘怀。

4月底在家乡已是桃红柳绿，可是翻日月山时却是冰天雪地。柴达木诺木洪农场派来专车接我的同志不同意我帮着推车，但拗不过我。空转的车轮掀起冰渣泥桨喷过来，车开动了，但不能停，否则又不能起步。我们只好步行向上走，直到停车能起步的地方。

一到农场，他们早已为我烧暖了套房，送上开水，还派专为我放录像。尤其是场长送来鲜红的大苹果，告诉我这是农场去年生产的苹果，珍藏至今送给远方来的客人。柴达木人的热诚让人感动，在这冰雪的银色世界，这鲜红的苹果，可以说是柴达木人真诚的心。我把苹果放在床头，散发着浓浓青香，真舍不得吃，一直将这郁郁果香带回了家。这一夜难解在这白茫茫的戈壁、盐碱滩，苹果树能越冬的迷。天亮匆匆推开雪己封住的门，我迫不及待的请求他们带我去看苹果树。我们到了果园，只见排列着一堆堆雪堆，不见树。原来这迷就在雪下的土堆里，冬前挑土给果树盖上，到春暖雪化时扒开土露出枝干，开花结果。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与开斗、与地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让人置信的奇迹。

柴达木的黄金季节我又来到诺木洪农场，只见戈壁中防护林绿色成荫，干渠笔直、郁郁葱葱的绿色长廊。他们带我走上一条茂密的林带，宽直的路面，流水叮咚，告诉我这是他们的“爱情路”，这是戈壁恋人们约会的去处。它能与上海的外滩、城市的公园相比美；它是两代创业埏恋人的见证。谁又能有如此这样的以苦为乐，苦中取乐的坦荡胸怀？唯有柴达木人。

庄稼丰收了。农场通过我单位领导给了我全场最高奖金，并送珲一只大肥猪。这是给我们科技人员的最高奖赏。“书生”们能得到柴达木人的如此重视和尊重，定会终身难忘。

诊断与服务

由于我主持《营养诊断与农化服务八体系研究》课题，又一次与柴达木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负责开题设计、田间试验、野外调查、取样、诊断化验、资料整理和撰写论文。该项目在黄河、湟水流域和柴达木地区进行。我们从营养诊断和服务两个方面来提高施肥水平，尤其是提高柴达木地区国有农场科学施肥水平，达到化肥经济施用降低成本和提高粮油产量的目的。3年来柴达木地我运用生态农业和作物营养平衡的原理，采用正交回归旋转组合和双重组合试验设计，以及DRLS诊断法，并广设试点，其中诊断试样4051份，约20255项次，取样面积达20.83万亩。这项研究工作得到柴达木各农场党委和生产科的大力支持，需车给车，要人给人。在大田中取样，烈日当头，姑娘、小伙下地取土样和植株样品，蚊叮虫咬，手脸红肿奇痒难忍，晚上加班加点化难分析，仅用了11天就取样化验3200项次，取样面积达4.5万亩。

3年的研究、示范推广诊断施肥技术，经反复验证，该诊断技术比习惯施平均增产21.14%，推广应用诊断施肥技术机种达15万亩，新增粮油280.5万公斤；喷施植物营养调节剂6万亩，新增粮油68.65万公斤，即新增合计春小麦227万公斤，小油菜56万公斤，青稞65万公斤，新增纯收益194.52万元。

伤痛难阻攻关志

小麦高产在中国，中国高产在青海柴达木。七十年代香日德农场曾创春小麦小面积亩产2062斤的世界记录。诺木洪农场又创1公顷春小麦亩产1918斤的记录。虽经省有关部门验收承认，但没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九十年代，省科委列专项攻关1公顷吨粮田的科研项目。在香日德农场取土样时，我左手骨折。是返回西宁，还是按计划继往前？我想到绿州农业的开拓者创业的艰辛，想到在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又身带枪伤弹痕为戈壁绿州艰苦创业的群体；秆到为绿洲献出年轻生命的黄桂沅妻子的眼泪；想到我们要向世界高呼，要国际公认小麦高产的世界记录在中国的柴达木时，我觉得我这一点点伤算不了什么！第二天，我托着骨折的手又继续上路，到创高产的诺木洪农场去了。

神奇的土地

踏上柴达木这神奇的土地，我深深感到祖国边远地区有许多事需要我们去做，还有许多项目等待我抓紧时间去进行研究。看到青海高原的特殊资源，我就想去探计它的生态、分布，它的生活史、食物、天敌，以及探索《野生物野培》观点的住所和措施。看到橡皮山的泥炭，我就想合理利用它，尤其看到用来烧炕消耗资源，实为可惜。于是就开始埋头研制植物营养调节剂的乙剂，高效的利用这宝贵的天然资源，我的这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发明专利。

为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造福于青海人民，我首先在诺木洪农场、香日德农场和赛什克农场尝试开发研究成果，实施专利，并得到了农场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生产科、场农科所的大力协助。使封闭的科研系列历经坎坷闯入了经济竞争的市场，走上了一条面向生产、科研与服务为一体，确保科研事业发展的路。

专利实施至1996年，示范推广3110万亩，平均增产10%以上，增创产值2600万元，初步经受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同时在专利实施过程中进行了科技服务和科技扶贫。一方面免费为农场、农户无偿的进行土壤和植侏的营养诊断2000项次，并推荐施肥方案86万余亩。另一方面向扶贫地区无偿提供植物生长调节剂16800亩和绿化3600亩的用剂。

鼓舞与成果

在柴达木历时13年，北从当金山南到昆仑，东经茶卡西到茫崖，是柴达木人的精神鼓舞我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个地方。我虽经历了不少艰辛和困苦，但想到创业的柴达木人祖祖辈辈生活、创业在这里，他们甘愿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献了大使夫人南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就可以怕条件艰苦、高原缺氧、强紫外线幅射吗？就可以怕戈壁芦苇丛里象团团烟雾的蚊虫和高原反应吗？

柴达木人精神鞭策着我，柴达木人关心和支持我。使我在这块土地上安心工作，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科研成果，曾先后获得省科技进步奖3项，省级优秀学术论文5篇，获得国家专利两项，其中发明专利获爱迪生杯金奖、第八届全国专利发明展银奖和全国专利十年成就展金奖。

第二农业前景诱人

柴达木人40年来为开创戈壁绿州第一农业，付出了血汗和生命，才在戈壁滩上嵌了一颗璀璨的翡翠。但是，我发现在这绿洲中约占营养成分80%的桔杆，除少部分饲养牲畜、还田作肥外，大部分烧成了灰而未能合理利用。柴达木具有天然优良的绿色环境，若能将农业生产中的副产品桔杆与柴达木丰富的芦苇绿色资源（芦苇型683.5万亩、芦苇与茅草混合型7.24万亩）结合起来，发展绿色饲料开拓第二农业，具有十分诱人的前和价值。一方面可生产营养丰富、耐贮、体小便于运输的绿色饲料系列产品，解决我省冬春季节缺少饲料的难题，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同时，可研制绿色资源的深加工，制造叶蛋白、叶绿素和叶绿粉，得到具有优良绿色的保健、医疗、食品用的添加剂。柴达木应该也可以成为我国最大型的绿色产品的生产基地。

开拓柴达木第二农业是对戈壁绿洲的些达木人和我们农牧业科技人员提出来的又一新的挑战，有战斗才有创新，有开拓才有发展，有艰辛才有幸福，有奉献才能为后人作贡献。对此，我充满信心和决心。

柴达木的第二农业将展现绿洲农业的光辉前程。

爱业、保业、再创业

开创柴达木绿洲的前辈自来五湖四海，他们扎根高原戈壁，艰苦跋涉，付出了滴滴心血和汗水，尤以饱经烽火而献身于戈壁绿洲的英烈们，他们创造了这北国江南，荒漠翡翠。后辈人要爱业，保业，并以现有绿洲为依托向外扩展再创业，才能无愧艰苦创业的先驱者，才能慰籍已离去的忠魂。

我是一个戈壁创业的迟到者，但与柴达木人事业与共，心系柴达木，无时不牵挂她的建设与发展。我看到赛什克农场地下水痊升高造成土壤次生盐渍化，将给绿洲带来灭顶之灾，要保住这片土地必须投资较大水土工程，开沟引水以降低地下水位，为此我曾以省政协委员的名义呈送提案，呼吁希望有关部门引起重视。针对柴达木地区农业开发建设的实际，我先后提交了《柴达木农业开发应发挥国有农场挑大梁的作用》、《秸杆堆腐，扩大有机肥源的建议》等6个提案，得到省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柴达木从军记

赵清阳

流年似水，离开柴达木盆地下觉已40年了，但在柴达木盆地生活、战斗过的情景和那里的山山水水，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56年仲春，我们在西宁三其村结束了新兵基本功训练后，和数百名战友登上卡车，唱着《解放军进行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西进发。经过3天的长途旅行来到目的地诺木洪。我被分配在内卫七十六团二营四连服兵役。当时著名的青藏公路刚修通，柴达木盆地的一些重要矿藏正在勘查，农业刚刚起步，省上计划在柴达木盆地创办几个大型国营农场，以解决柴达盆地工业兴起后大着一手搞保卫，一手搞建设的繁重任务，七十六团有三个营，一营跟团部驻在一起，二营驻防诺木洪，三营驻防格尔木河东农场，协助地方干部教育改造罪犯，垦荒办农场，尽快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

南登昆仑北望祁连

大约在1956年下半年，为了全面掌握诺木洪一带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状况，营里组织了一个调查分队，由营长黄志民带队，骑马到周围几十里乃至100多公里外的广大地域去搞调查，我们一班奉命跟调查分队担任保卫。这次调查，使我有机会对东至香日德，

西至格尔木，南至昆仑山，北至祁连山广大地区的社情和山山水水、地形地貌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从香日德至格尔木为东西向，大约有200公里长，从昆仑山至祁连山南北达数十公里宽。为了识得庐山真面目，调查分队南登昆仑北望祁连，又北上祁连南望昆仑山，居高远眺，诺木洪南北尽收眼底，环视东西犹如八百里秦川广大而藏富。每逢夏秋之季，除一部分沙丘外，大部分地方呈现一派绿洲景象；冬春之季，枯黄的树木及大片的芦苇呈现一派淡黄色。川中特别是偏交半部气候较温暖，植被茂盛，生长着大片的柽柳和红心柳（也称沙柳），一人多高的芦苇长得委密，据说这一带属原妈荒地。这里宜农宜牧又宜林，是柴达木盆中之盆，发展农业的一块宝地。营首长高兴地说：“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大粮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生长着大量的枸杞子，每到金秋，红艳艳的枸杞子挂满枝头，象一颗颗宝石，透亮闪光，有些地方数十亩大的一片，红光照人，从远处看去，还误以为地上铺了许多红毡。我和战友们执勤之余，常顺手捋着吃，不但水分大，且味甘美。有些战在将果汁挤出，注入瓶中当饮料。连队还组织战士采集枸杞子，算是最好的水果了。诺木洪一带的枸杞子面积大，产量高，质量好，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均很高，是很大一笔财富。后来，在诺木洪建立了枸杞子生产基地，使枸杞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在这一带还发现了大理宝贵的古文化遗迹。其中有古墓葬、干尸等，大疻发古城遗址堡墙仍然完整高耸，城寺呈般高达二三太，顶宽约四五尺。当时有些劳动改造的犯人就住在古城堡中的帐房里。离我们二营驻地不远处有两座古城堡，一座叫大城，一座叫小城，是以其大小取名的。我曾在小城执勤，党在城墙顶上来回走动，见城堡里面的面积约有4个篮球场那么大，周转尽是新开垦的农场田地。据说这些古城堡大约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由于这里年降雨量少，长期干旱，使城墙保持干燥，这是它历千年沧桑而不倒塌的重要原因。1958年前后，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的都兰县热水公社发现一座唐代吐蕃大墓葬群，墓葬多达200多座；同年在诺木洪地区发现一具古代武将干尸和一包元代纸币。还在诺木洪农场东南边一个叫做塔里他哈的地方发现一座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古遗址，发掘出大量宝贵文物，对研究柴达木盆地的古文化有重要价值。这些说明，柴达木地区二三千年以前就有人类生存，有力地打破了柴达木古代荒无人烟的论断。

南引昆仑水北灌诺木洪

诺木洪一带有大片宜农之地，但其致使弱点是缺水。在这一带发展农业，必须引昆仑山之水，才能使这里的农业保障。在诺木洪的南边约10多公里处即是昆仑山。远望昆仑山，莽莽苍苍，雪山高耸，白雪皑皑，冰川广大如银。昆仑山有取之不尽的水利资源，被人们称为“凝固的水库”。那里有一个大沟口，称为金口子，从沟里流出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来。但流出沟口不远，就潜入几丈厚的大沙滩不知去向。千万年来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走了。在诺木洪发展农业，必须南引昆仑水。然而，在当时的条件睛，南引昆仑水困难的确很大。诺木洪农场常委决定，不管困难有多大都非引不可。

1956年初夏，我们部队按农场党委要求，派出一个排的战士去协助他们修渠引水。渠底宽约2米，深约1.5米。为防渗漏，渠的底、壁全部用水泥和石块浆砌。大约经过千余人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战，终于修通了昆仑渠。这条渠道宽畅挺直，渠壁光平端正，整个工程宏伟壮观，是诺木洪军民共建的一座丰碑。当清澈的昆仑之水哗哗地流淌下来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又跳又唱。这条渠道的建成，为诺木洪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极大的有利条件，对于诺木洪的农业丰收和人民生活奠定了百年大计。它是诺木洪水利史上破天荒的一次创举。人们说这是：“引来昆仑仙水，浇灌人间田园”。多少年来，这条清清的渠水流淌不息，诚心地滋润着诺木洪大片的田园。

在修渠过程中，生活条件异常的艰难，部队和民工做饭没有煤，全靠在戈壁滩上拾白刺和枯死的沙柳当燃料。那个地方风很大，生火做饭不是一件易事。一会刮北风，一会又刮南风，做一顿饭得几个小时，有时正在吃饭，突然刮起大风，把帐房都给刮倒了。记得8月间的一天下午，突然刮起铺天盖地大黄风，持续了3个多小时，空中黄沙飞扬，十几米以外看不清人，修渠的人无法干活，只好停下来。帐房全被刮倒了，大家你拉我拽，拼命地保护帐房。有一顶帐房被刮上天空，象一块黄云飞的不见影了。

由于环境恶劣，条件很差，生活普遍艰苦，部队一年四季吃不上新鲜蔬菜，吃的菜主要是后勤部供应的各种干菜和咸菜。诺木洪一带除居住少数蒙古族牧民外，大部分地方荒无人烟。爬上沙丘举目环望，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干土层达1米多厚，气候干燥，吃水困难，人们口唇干裂，脸上一层层的脱皮。每逢夏秋之季，蚊子成灾，把人们的手脸咬得发起许多红块，又痒又疼。后来部队发了防蚊帽和防蚊油，收到良好效果。创业之初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自己动手建营房

1955年以前，在诺木洪工作的地方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几乎都住帐房，有些住地窝子办公。在地上挖一个两块或四块铺板大小的方坑，上面用当地柳木搭成人字形的架子，铺上树枝和芦苇，再盖上一层土，就成为一座简易房屋。1955年和1956年，部队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一部分官兵搞执勤，一部分官兵修建营房。官兵们发扬人民解放军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就地打土坯，就地砍伐木材，大搞营房建设，自己动手变居住条件。打土坯的军兵手被磨破了，胳膊累肿了，脸晒得脱皮，谁也不叫一声苦，坚持埋头大汗；砍伐木材的官后，边砍边用双肩扛、抬，不少人的肩膀压肿了，没有一人叫苦叫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战，不但建起一排排崭新的营房，还修建了俱乐部、食堂、马圈、猪圈、操场、篮球场、军事训练场等，还打了水井。在营房附近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创建了自己的蔬菜基地，从根本上解决了吃菜难的问题。这些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部队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鼓舞了官兵扎根柴达木、建设柴达木的信心，提高了军威，受到地方政府和各族干部群众的称赞。

1956年我因各方面表现突出，受到营首长的嘉奖，还在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我刚18岁，是新战士中第一批入党的三人之一。在四连连部由指导员主持我们几人进行入党宣誓的情景，犹在昨天，这是我终生最难以忘怀的大事。这也许是我对诺木洪怀有特殊感情的主要原因之一。

1957年春季，我们四连奉命去驻在格尔木的团部，和一营的一个连共同为团部修建营房。大家克服各种困难，有的打土坯，有的拉运石料，有的搬运木料，有的砌墙，互相比赛，日夜奋战，整个营地干得热火朝天。由于官兵齐心协力，团结苦干，仅用了一个夏秋季的时间就修建了十几排在营房，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营房修建的任务，受到团党委和司令部的嘉奖。我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了团里召开的表彰大会，受到嘉奖。

我们刚到格尔木时房子很少，举目所见，都是各种各样的帐房，有白帆布帐房、军用帐房、棉帐房、大帐房、小帐房，还有附近哈萨克牧民的白毡房。一个单位一片，每片帐房群围成一个圈，形成一个个小院落。团部就座落在格尔木东头的台地上，站在台地向西眺望，只见一片连一片的帐房星罗棋布散布在昆仑山下人们称之为“帐房城市”。

元帅光临柴达木

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军委非常关怀柴达木的建设，多次派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专家到柴达木盆地进行调查研究，陈毅元帅和彭德怀元帅也亲自来柴达木西宁市察工作，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指导这里的革命和建设。

我清楚地记得，从1956年到1958年先后有两位元帅、二位将军到过柴达木。1956年3月，陈毅无帅率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徘徊委员会成立大会，途经格尔木时稍作休息，他临时召集当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详细询问革命和建设情况，据营连首长给我们传达，陈元帅很关心柴达木盆地的建设，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陈元帅的安全，团里还特意增派一个连护送到唐古拉山，陈元帅在世界屋脊唐古拉山上，环望巍巍高山、莽莽雪原的壮观景象，即兴赋诗一首《昆仑山颂》，在官兵中广为流传。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四句“峰外多峰峰不存，岭外有岭岭难寻，大地势高无险阻，到处川原一线平”。这次，他还给我们部队官兵每人赠送了一枚铜质纪念章。

到柴达木盆地来视察的第二位元帅是彭德怀。大约在1958年春，彭德怀元帅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来柴达木盆地视察工农业的开发和建设。有一天他由兰州军区首长和团首长陪同，到我们诺木洪二营和四连驻地视察官兵的训练和生活情况。当时我们除执勤人员外，在家的官兵列队欢迎彭元帅。他边走边点头，招手表示问候，欢迎结束后，他特意到战士们住的几个宿舍看了住宿情况，接着又去食堂察看伙食情况，看完连队情况后又去附近国营农场视察农业生产情况。后来听连首长说，彭元帅特别关心诺木洪农场的建设。因为柴达木盆地的开发建设需要大量进人，对粮食原需求量也猛增，而当时虽然有了公路，但汽车少，运输能力很低。要解决粮食供求矛盾，必须加快盆地的农业生产步伐，多打粮食，才能克服严峻的粮食供求矛盾。彭元帅还在柴达木盆地视察了不省重点工矿区。当时工业和国防建设急需硼砂，为开发硼砂矿，国家特意从朝鲜回国转业的官兵中选调一批人在大柴旦开发硼砂矿。彭元帅不顾柴达木地区气候干燥、风沙大特意去看望了开发硼砂矿的转业官兵。这些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看见老道长陈老总的到来，倍受鼓舞。

1956年冬季，兰州部队司令员张达志一行来柴达木盆地视察部队。当时我在连队食堂担任炊事员。伙房院子里有一口小井，很深，打水是炊事班最辛苦的一项劳动，我自告奋勇经常打水。由于气候寒冷，天常日久，脚手都被冻裂了许多血口。张达志司令员在视察四连时特意来伙房看望炊事人员，他见我在井边埋头打水热情地走到我跟前说：“小战友，你辛苦了！”我说：“为人民服务，不苦。”他朝井下望了望，发现我的裤腿和棉鞋不但湿了还结了冰，再看我的一双手冻裂了许多血口。他心疼地抓住我的说“你的手冻成这个样子了怎么不戴上手套呢？”我说“戴上棉手套使不上劲，弄不好还会脱手出事故”。他当下把自己手上戴的一双白线手套拿下来让我戴上。我真不好意思伸手去接，他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说：“戴上吧！”他对站在旁边的连长说：“你们要好好爱护战士们的身体，看他的手冻成这样，裢腿和鞋上都结了冰，怎么不想想办法改进一下呢？”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们走后，才知道他就是张达志司令员。这件事虽已过去40多年，每次想起，心里总是涌起一股暖流。一位高级将领这样平易近人地关怀一位普通士兵，怎能不令人感动呢！

在柴达木我见到的第二位将军是张爱萍上将。大约是1957年深秋，我们连队正在格尔木为团部修建营房。有一天下午连首长通知我和另外几位战友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走进格尔木工委礼堂一看，坐满了干部、职工和一部分官兵，连队因为修建任务艰巨，只派了几位模范战士去参加。过了一会一位身穿兰呢子大衣，身材魁梧的首长给大家讲话。听人们说他就是副总长张爱萍上将。他说：“我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委托，来盆地看望大家，你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站住了脚，干出了成绩，向你们表示感谢和慰问！”张爱萍将军主要讲了尽快开发柴达木盆地的伟大意义，号召大家继续艰苦奋斗，干出更大成绩。会后由兰州部队文工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当时能在那里看上一场精彩的节目，是很宝贵的，那些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

军垦生活散记

马顺天

柴达木是一片神奇的地方，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藏。资源，因而被称为祖国的聚宝盆。五十年代，这里曾掀起的开发建设热潮，鼓舞和激励了全国的人民。六十年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成千上万名知识青年和退伍士兵，又唱响了一曲开发和建设柴达木的军垦战歌。作为一名普通的军垦战士，我庆幸自己在青春年华之时，参加了柴达木的开发建设事业，多少年过去了，难望的岁月却好象发生在昨天……

美好的蓝图

1965年春天，西宁街头上出现的一批又一批穿军装的山东知识珠年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在西宁经过短暂休整后又继续西去，向格尔木进发。

山东知青参加军垦的举动，在西宁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纷纷设书市委、市人委、要求去柴达木参加开发建设。刚出学校门不久的我，出写信给市委，坚决要去柴达木。我在信中这样表示：人家山东青年千里迢迢参加青海的建设，作为青海青年我感到羞愧不安！我坚决要去格尔木，当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

那时候，西宁街道的广播喇叭里不断播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歌曲；西宁各影剧院上映的是彩色纪录影片《军垦战歌》；西宁的各书店正在出售刚出版的，反映云南知青生活的篇小说《边疆晓歌》……

我还读到耻《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说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带领有关专家和部门领导，实地考察了柴达木盆地。在中央的支持下，青海、山东两地经过协商，决定由山东支援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参加青海柴达木的开发建设。

这年10月的一天下午，西宁市委在五一俱乐部召开青年大会，委书记李宁讲活并回答了青年的问题，他满怀激情的演讲激发了千余名青年进发柴达木的决心，全市青年掀起了学习山东青年，为建设柴达木做贡献的热潮。

12月初，我们高兴地穿上了棉军装，6日那天清晨，在七一路干部招待所门口惜别了亲人坐上大客车踏上了西去的道路主。

汽车在缓缓在向西行驶，我们的车厢里歌声不断。我为大家唱了《我心爱的柴达木》：“辽阔的草原望不到边，云彩里悬挂昆仑山；镶着银边的尕斯库苈湖，湖水中映照着蓝的天。啊，这样美妙的地方哪里有？人们的柴达木就象画一般。……”这支歌是我上小学时学会的，它在我少年时代在心中就勾画了一幅柴达木美丽图画。如今就要投入她的怀抱，人心潮澎湃、激情难平。我闭上眼睛遐想：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格尔木将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像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电影艺术片《军垦战歌》中那样令人着迷，令人神往呢？我又想起出发前，市区领导传达的省政府为我们制定的“一二三”政策待遇，即一年后评工资，两年后可以探亲，三年后可以结婚。那时候，我们这批青年十分可望一份安定的工作，又对远离家乡后什么时间探亲，我们的婚姻大事如何解决的问题上存顾虑，这个“一二三”政策给每个兵团战士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们报名参加建设兵团衷是响应党的号召，为建设柴达木改造和锻炼自己，我们这批青年的行动实践了当时省委、省政府新的一项重大决策;历经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今后青海的经济如何发展？省领导把发展农业基础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们把深远的战略眼光投向海西，设向柴达木。他们也充满信心，昂首阔步向那片神奇的土地走去。

奋战荒原

我们第一批西宁青海202名战士是1956年12月9日到达格尔木的我们受到了先前到达的山东青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联欢会上，他们演唱的节目上《送你一束沙枣花》：“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年轻人，格尔木来安家。格尔木风沙大，我们不怕它，格尔木寒流急，我们的决心大。来吧来吧，亲爱的战友，送你一束沙枣花！”我们很快都学会了这支朴实动人的歌，在劳动中唱，闲下来唱，它调节了我们的生活，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永远也忘不了它。

就在我们的车队到达格尔木不久，在我们身后有一支车队向格尔木走来。这就是以副省长冀春光为团长的慰问军垦战士的省委政军慰问团的到来，给刚刚安营扎寨的各军垦连队带来一片欢乐，带来了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的关怀。慰问团送给每个军垦战士的纪念茶缸和针线包我还珍藏至今。

当时我们连队暂住在小岛工程团驻地营房。本来我们要被分到农业三团一个连队，后来师部领导听说我们连队有许多人在西宁时干过基工程活儿，就将我们改编为工程团三连。工程除三个工程连外，还有加工连、机械连、蔬菜连及砖厂等。

在小岛营地，我们度过了到兵团后的第一个春节。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及电影，丰盛可口的节日饭菜，使我们整天沉浸在欢乐之中，排除了初出家门开赴工地。3月的格尔木春寒料峭，每天上午朗晴空，下午便是风卷黄沙刮个不停。工地在茫茫荒原上，我们到格尔木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原格尔木农场为知青连队修建了大部分营房，在知情到来之前撤走了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我们第一年的任务是完成几年还未峻工的营房收尾工程。工地在数不清的沙柳包群的包围之中吃不上水，马刮从远处挖来冰化水吃；就挖附近沙柳根当柴烧；风刮倒帐篷，大家半夜里爬起来摸黑搭帐篷……

全连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工程——“十围连”工地的修建收尾工程之后，集中兵力到托拉海工地啃最难是没水，无法施工。在师团领导的关怀下，派打井解决了水的问题。开春季节，大地刚解决，荒原上弯弯曲曲的便翻奖十分厉害，运料的汽车常常陷在里面。全连战士在繁重的施工劳动中，在吃饭在香甜梦中，常被喊去解救陷入泥浆中的运料汽车。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尝到了蚊子肆虐日厉害。有比蜜蜂还要大、还要凶在牛蜢，有专往人眼睛和耳朵里钻的小虫。叮咬人最厉害的是蚊子，我们不敢少穿衣服畅快地干活，只有全副“武装”起来，戴上蚊帽、手套，穿上厚衣服，许多女战士扎头巾，戴口罩，只露两只眼睛。尽管天热洞察力浑身汗淋淋，也只有忍着。有的战友不小心被蚊子叮咬后，伤口感染化脓流黄水，奇痒难耐。

尽管有风沙，蚊虫的影响，战友们还是干劲十足地到几十里凶的昆仑山拉运石头，就地挖土泡泥打土坯。最难忘的是那一次次上房泥的活儿，把一坑又一坑泥和好，掺上麦草搅拌匀了，又一桶一桶递到房顶上。不论是和泥还是递泥的劳动都十分繁重，每干完活儿大家都累得瘫倒在地上。就这样，我们提前完成了当年的施工基建任务。工三连骁勇善战、肯于吃苦的战斗作风，给师团领导和兄弟连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候，格尔木施工单位不多，我们除了担负系统的许多项目外，还但了外单位修建任务。为适应形势，我所在的工三连二排从原连队调出，成立了工四连。四连八班是个女子班，人10员女将，他们被编为瓦工班。这些姑娘手握瓦刀登上脚手架，随连队南征北战施工，打了一个又一个基建漂亮仗，在社会上赢得了赞誉，四连被评为好连队，八班被评为全师先进标兵集体。

我们象走马灯似的每年在几个工地上作战。8月就落雪结冰的昆仑山深处有我们的劳动歌声；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开荒工地上留下了我们深深的足迹；格尔木飞机场混凝土跑道上洒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方圆百里的格尔木的许多建筑物、格尔木河两岸都有我们劳动的印记……

在参加格尔木飞杨场的施工战斗中，工三连战友那种忘我的劳动精神可谓是震天地、泣鬼神。七十年代初，这个连还承担了为解放军空军施工部队修建简易住房的任务，当时土坯用量很大，在接受任务之后，全连几个排分几个点，在老四营、清水河等地摆开了战场。全连干部战士冒着春寒，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在那些日子里，说三连劳动场面热火朝天不过分，形容他们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不是夸张。在工程团的一次通报表扬中，赞扬了三连战士在脱坯劳动中创造的纪录：沈生荣，张越二人每天3600块；赵诚明、罗霄每人每天3000块；女战士张永芝竟高达2800块！

我部打过土坯，知道这项劳动辛苦，人家是我的10倍啊，我真佩服他们！他们为创纪录每人占了很大的场地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头天挖好土，逐步地泡泥，从凌晨3点开始一直劳动到深夜近20个小时。他们累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张永芝就曾晕倒在厕所里。

想起战友们当年这一段辉煌的业绩，想起他们从凌晨到深夜，摸着黑在矿野上一揪土一团泥地干，在骄阳下、风沙中一滴汗摔八瓣地劳作，我的心里就痛楚，我的鼻子就发酸，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10多年的军垦生活中，第一批202名西宁青年，第二批开赴到马海二团的800名西宁青年，还有来自济南、青岛、烟台、潍坊、淄博、枣庄、济宁、德州等8个山东城市的9000名青年战友，把大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柴达木的开发建设事业。我怎么也忘不了在水渠决口的关键时刻，许多战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跳进漂有冰喳的水中，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组成人墙堵决口的情景。不少女同志，因此落下了治不好的病根。大强度的劳动、低标准的伙食，使不少战友搞坏了身体，有的战友因此而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一代军垦战士为开发和建设绿洲拼搏了10多年，给柴达木后来的大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树起了一座光辉的军垦丰碑。

心中的绿州

我们开赴荒原工地后的一个傍晚，一群山东青年坐在一座高高的沙柳包上一边弹琴，一边唱电影《军垦战歌》中那首悠扬、优美的插曲：“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朝霞映湖水，雪山例影映蓝天。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这些青年唱歌弹琴的形象，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涌现。

1966年春季，我跟车从托拉海工地到格尔木装施工材料，途经农业三团连。看到明媚的春光下，八连那一望无际的田野里，一块块整齐规范的田块里正在春灌，刚灌了水的田地象一块块明镜，倒映着蓝天白云。远处早已春灌过的田地正在春播。几台火红的拖拉机耕、耙的耙，公路不远外八连白色的平房群周围，忙碌着春耕的军垦战士……看到这幅好似江南美景的春耕图，我不由地要唱：“林带千里，万古荒原变良田，啊呀嘞，渠水滚滚流，红旗飘外绿浪翻。机车飞奔烟卷，棉似海来粮如山……”八连的秋收图我没见到，据说是用联合收割的，很有气派。在全师来说八连的土地最平整，土质也好，农业操作条件最好，是全师农业生产样板。那时候，我有个愿望，如果全师每个农业连队都能达到八连那个条件，格尔木将巨变。而柴达木的巨变，将使青海的农业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我在兵团时先后调过五六个连队，每到一处，我就拿八作对比，希望能赶超八连。

正当万千军垦战士奋战荒原，一点点地改这垦区面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强烈风暴席卷而来。王昭省长为我们绘制的美好蓝图被撕碎，省政府为我们定下的“一二三”政策被遏制了。年轻的军垦战士在这场风暴中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一大批懂农业，懂技术，会做青年思想工作的老干部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我们的番号不断被更换，农建十二师改为农四师，后改为农建师，没过多长时间又改为格尔木农场总场。我们的工资福利待遇长期得不到解决，10元5角的津贴竟拿了7年。师团领导象走灯似的更换，一茬领导一种花样，尤其是一些不懂农业、不懂技术、没有长远眼光的领导将兵团工作搞坏了，挫伤了广大军垦战士的生产工作积极性。我所经历的1970年几个连队的开荒战役就是一次失败的战役，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明明这个地方是当年河南青年开荒造田的失败之作，这里地下水位较高，土地中的大量盐碱冲洗不掉，却还重蹈覆辙硬性开荒。我还亲眼看见一位团领导要创一壮举：将传统烧砖窑改为汽车、拖拉机能出入的拱形大窑。结果窑顶坍塌，两名工人死于这场瞎指挥。水利建设方面问题更多，浪费更严重，不再例举。在七十年代未知青年大返城风波中传说最广、最悬乎的知青冲击格尔木通火车典礼大会事件，其中有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有的领导干部怕群众，没有敬爱的周总理那样与群众心连心。善于做思想工作、勇于承担责任的优良作风，失去了做政治工作的良机，导致了事件的发生，给军垦史页中添上了一笔遗憾。

兵团工作每况愈下，广大军垦战士心中的希望破了，所以知青大返城波一到垦区便掀起巨浪，军垦战士争着纷纷返城追求新的人生目标。

从近几年原农建师部分军垦战士聚会中反映出的情况看大家留恋过去军垦岁月，尤其十分留恋开头那段时期的生活。可见广大军垦战士心中一直装着柴达木那块绿洲。宣讲过去，旨在使人们对今天的生活充满热爱，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而我记的只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开天辟地一代人

魏广成

开天辟地

1958年，我们7名刚从空军部队转业下来的年轻干部，各自怀着对未来人生的美好向往，踏进了查查香卡农场这块美丽而又神秘的土地。从而开始了由一名空军战士到一个垦荒者的新生活。

在未到农场之前，我们想象农场一定是一个“铁牛”驰骋，田、林、渠、路配套，阡陌纵横，规模非凡新天地。然而，当我们来到农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到处是荒滩秃岭，野驴成群，黄羊嬉戏，走上十里也不见一个人影。此情此景，犹如冷水浇头使我们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到达场部下了汽车之后，我们几个人呆呆地坐在各自的行李上，面面相觑，个个都低下了脑袋。从此以后我们几个再见面的时候，言谈话语少了，欢声笑语也听不到了，但是谁都明白，每个人心里江不不静，都在为自己的去留问题进行了一个星期后，以到西宁市接家属来农场为由离开农场，再也没有回来。他选择的是走，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了走？我至今也不清楚。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更加激起了我们思想上的动荡不安。就在寻求如何从困惑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开天辟地“这句话启发了我们，终于使我们走出困惑，作出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决择。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晚上，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为了打破大家的沉默，我顺口说了一句自我安慰的话：“古人云君子知命，随遇而安嘛！既然我们今天走到了这种地步，那就认命吧”。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同志接着说：“不行，不行，认命不行。我们原先是空军战士，是搞‘开天’的，现在进行垦荒，是‘辟地’，‘开天辟地’不是就完整了吗？我们应当做开天辟地第一人。”经他这么一说，大家的思想开阔了许多。能有争当开天辟地第一人的气概，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真可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有想到一句话的启发，竟会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转折关头迈出了新的一步，并且无怨无悔地在农场工作了几十年。

敢闯难关

建场第一年，可谓百业待举，百事待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都得用自己的汗水乃至鲜血去浇灌。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离开了吃苦，就会使你感到失去了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生活会失去应有的风采和意义，更谈不上会有什么奉献。当时全场只有30多名干部和500来个劳动力，仅有一辆载重汽车，一台轮式拖拉机，6辆胶轮马车和一些小型简单的人畜力工具农具，这就是农场当时的全部家当。本着“边开荒造田近万亩，播种粮油作物6000个人余亩，粮油总产达到了180多万斤。基本上实现了收支平衡，粮食自给有余。按当时农场的机械和畜力配备情况，80%左右的生产作业任务都要靠人力去完成，每人一把板镢，一把揪，5至6人配备一部步犁。万亩垦荒造田任务，硬是凭借一镢一镢地刨，一锹一锹地挖出来的。那时候，手上起茧，脚底板条泡，肩被磨破，脚被扭伤的事时有发生，可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不是有苦不言苦，而是以苦不为苦。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抢时间争速度，加班加点甚至挑灯夜战进行超强度劳动是经常在事。有一次为了突击完成开荒1000亩的任务，全场男女齐动员，打起行李，带上帐篷整整苦干了40多天。当时很难得到一个休息天，尽管工作条件极差，干活又苦又累，可是叫苦的人却很少很少。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闯过吃苦关的。在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是195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同我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人，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却呆呆地坐着不肯睡觉。我觉得奇怪，就小声地问他为什么不睡觉？他告诉我，一天干下来累得腰痛腿酸，帐篷外边又是狐叫狼嚎身上难受加上心里害怕，使他彻夜难眠。后常，还差一点因吞食药品送了性命。是领导上的关怀的同志们的热情鼓励，终于使他闯过了难关，在农场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现在见了面，有的同志还拿这件事开他的玩笑哩。

建场初期，不仅工作任务重生活上也是非常艰苦的。那时候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匮乏，天天吃的是青颗面馒头、咸菜，外加茯茶水，这是饮食上的“老三样“。一个星期能吃上三、四顿大米白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改善生活。由于远离城镇和农业区，很少吃到新鲜蔬菜，因此，不少人还得了夜盲症。就是这样的生活标准也很难保证。有时还得吃青稞糁子和囫囵青稞。在和平建设时期，在生活上竟如此艰苦，是出乎很多意料的。

居住条件就更困难了。刚到农场的第一天晚上，我和李兆其被安排在一间窑洞里，窑洞既没有窗子也没有门，里面只有一个完全用土堆起来高出地面四五十公分的所谓的土炕。炕上连根草都找不到，我们又没有带毛毡。就这样让我们在炕上打地铺？刹时间，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不知怎么搞的我俩有一个多钟头都未解开自己的行李，联想到在部队住窗明几净宿舍，带着白手套检查卫生，不论摸到哪里，都是一尘不染。眼前出现的巨大反差，居然搞得我们手足无惜。回来起来，真是幼稚可笑。

那时候建场，贯彻的是先生产后生活，先造田后建房的方针。无论酷暑隆冬，所有人员都是住在单布帐篷里。人们后来才知道，到农场的第一天晚上能住上窑洞，还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那时全场也超不过10间窑洞。因为建窑洞比?费工，全场上下男男女女都住帐篷。如果是短时间的住，再苦也好熬。成年累月住帐篷，这个滋味回想起来，至今还有点发怵。有人曾对住帐篷编了一个顺口溜：“住帐篷，真难熬，夏天象蒸笼，冬季似冰窖”。在零下30℃的高寒牧区，帐篷里也没有火烤。早晨起来，被头上往往挂起一层薄薄的霜冻。晚上睡觉，都是和衣而卧。我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那是一个寒冬的早晨，一位女同志从帐篷里走出来，一手端着痰盂，另一只手拿着棍子，原来是痰盂既使放在帐篷里也会结一层很厚的冰，不用棍子敲，痰盂没法倒。为了防寒，人们竟将衣服、床单等物品盖在帐篷上，以挡风御寒。整个帐篷被装点得五彩缤纷，远远望发出，好象一簇簇艳丽的花坛，点缀在草原荒滩之上。

到了夏天，帐篷里的气温特别高，我们真正成了“热锅里的蚂蚁”。帐篷内外找不到可以纳凉的地方，不是顶着烈日洒，就得钻进帐篷里蒸，别去处。连蒸带洒，人们脸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我在农场的第一年脸上的皮连续脱了四、五层。有人风趣地说，这才是脱胎换骨的改造。

有人问我们长期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活的工作，是靠什么力量的支撑？其实很简单，是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命感的驱使。我们就是靠这一精神支柱闯过一道道难关的。

甘当基石

在建场初期的干部队伍中，大部分是来自部队的转业干部。有许多是打跑了鬼子打老蒋，抗美援朝跨过江的老兵。在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不惜流血汗，为共和国奠基立业。舅今，为了开发大西北，他们又打起背包走向农垦第一线。尽管他们对分配到草原牧区工作，缺乏思想上的充分准备，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是当组织上一声令下，他们却义无反顾地奔向指定的工作岗位。在党的利益和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坚决服从党的利益，充分体现了那个时期干部思想上的特征。我们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青海来，当时被安排在西宁市南川干校等待分配工作的，既没有人事部门的同志找我们谈话，事先也没有征求个人意见。说心里话，人们遭此冷落，每个人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想到在部队里那种上级关怀下级，同志之间的互相体贴和亲密无间，真乃天壤之别。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去找领导，也没说一个不字，均按照广播上的指令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追忆往事，历历在目。我感受最深莫过于建场时期人们乐于献身和甘当基石、勇于负重的英雄气概。我们就是靠这种精神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走珲了人生道路上的那段难忘的路程。

戈壁滩上的上海

顾乃斌

1954年2月，在青海省海西乌兰县可鲁克湖以乐的德令哈草原上建立了青海第地大型国营德令哈农场。

当年11月1日，正当大家忙碌在新开垦的处女地上秋收、打碾、冬藏的时候，一路风尘仆仆、颠簸辛苦的沪上姑娘唐绍琪、王礽兮、郑国奂、顾凤琴、叶新、刘惠英、朱舜卿、潭意洁、金国芳、李灿霞、胡雁南、余金珍、罗钊静、乔桂仙、陈爱林、蔡彩虹、刁琼英、方湘英、王美英。徐紫莲、马信荣、顾金娣、宁一锟、余金翠、张慧萍、杨美玲、居仁缓等一行33人，从上海来到了德令哈农场。他们是首批来柴达木的女建设者。姑娘们放弃了上海优越的都市生活，胸怀开发大西北、建设柴达木的报国之心，乘火车到兰州，又坐汽车到西宁，在西宁稍停休整后又承汽车来到了德令哈。

当时，由于农场初建，尚无女宿舍，有的人还住在帐篷里。上海姑娘们暂时住在农场唯一的会议室内，地上铺了一层刚刚打碾过的麦草，她们就睡在这草铺上。这与上海的居住条件有着天壤之别。后来才搬进了小平房。草原荒漠上木材十分稀贵。有了宿舍，可是没有床架、床凳，也没有床板。要在小平房里长期居住，就得想方设法。大家先用土坯围趣了坑圈，中间填满了沙土，沙土上盖上一层麦草，再铺上床单，被褥。经过简单的布置，宿舍里显得整齐清洁。每间宿舍人一个大炕，每个炕上要六、七个人，大家住的是通铺。正是冬天，挤靠的紧一些，反觉暖和温热。

上海来的这些姑娘中的唐绍琪、胡雁南、吴桂云、余金珍等4人留在农场科室安排工作，其他人先到农场所办的农业训练班参加短期训练学习，了解和初步掌握了一些有关农、副业和财会知识后，便分配到各农业工作站及工、副业单位工作。

她们一面早起冒着戈壁荒漠的严冬寒冷到办公室打扫卫生点燃炉火，为大家上班创造一个温暖清洁的卫生环境；另一方面，她们知道身在农场，冬季是积肥料都挑到农业试验去，以备来年施肥种地。有时候为了改善环境，主动的去平整院落，清除土块，扫净垃圾，填平坑洼土地。她们生长在上海大城市，大部分是刚刚离开学校的青年学生，都没有参加过重体力劳动，但她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发扬团结互助，共同协作的精神，有决心，有信心要和男同志们一样为柴达木的创业建设奉献自己的一切。她们手握铁锨，身背背斗，肩挑双筐，虽然满身灰尘，双手老茧，但增长了农业科技财务计划、供应统计等各个方面的知识，以自己美好的青春、饱满的热情报效国家。她们不怕高原严寒，也不怕荒漠酷热，更不怕严如唐绍琪、李灿霞、陈桂林、胡雁南、潭意洁等同志从1954年进入柴达木盆地，一直到1988年退休，坚持在柴达木干了35年。这群上海姑娘是柴达木开发建设的第一代妇女群体。

甘甘苦苦话创业

申士荣

1954年3月，民和水利支队在完成了东坦渠之后，随被任命为德令哈农场场长的郝登阁、王学章政委从民和出发，当天到达西宁新生砖瓦厂。第二天劳改处将我们全体干部召集到新生剧院，听取了薛克明厅长做的动员报告。他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发柴达木，为建设一个新型的国营农场做出贡献。

当时进德令哈的干部的装备中每人一件没面子的老羊皮袄，既重又臭，还有一个尚可遮住耳朵的帽脸，这也算是去牧区同志的一点劳保享受吧。

第三天早上5点，我们两个大队由副处长薛万东组织安排从西宁坐车出发，随带铁锨、板镢等1200余件一路颠簸，晚上11点在倒淌河安营扎寨。次日早上又是5点出发，晚上10点到黑马河路是相当难走，有的地方甚至无路可走。到德令哈段只有一条刚刚修通勉强可走的沙土路，崎岖不平，不少路段被沙淹水冲，给行进带来很大困难。只能走走停停，边修路边前进，汽车得人拉人推，居然没有牦牛走得快。行进途中饿了，就自己动手挖灶拾牛粪烧水做饭，夜间就在荒滩草地上搭帐篷休息，一切都极其原始简陋，但大家谁也没有怨言。

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次理牧区，更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广袤的草原。翻过日月山，牧民的帐篷以及野马、黄羊随处可见。到了青海湖，碧蓝的湖水一眼望不到头，我们不由地生发出一种开拓者的豪情。

经过20多天的跋涉，行程500多公里，我们终于到达巴音河。河上没有桥，我们只好卷起裤腿淌过冰冷刺骨的河。第二天，到达指定的站址。建场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人喎全部到达后，一座座帐篷便象雨后的蘑菇一样散落在荒滩上。这里的温差大，白天热得人汗流浃背，晚上又冷得受不了，单布帐篷抵挡不了肆虐的狂风，晚上睡觉通常是不脱衣服，把头捂被子里，有的帐篷被大风刮倒，我们只好蜷在帐篷里，等到早上钻出来，满身满脸是沙土。

吃水要从巴音河往回背。河水浑浊不堪经沉才能饮用。可我们连蓄的器具都没有，有时也就凑和着喝那掺有泥沙的水。

我们一方面要战胜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还得组织人力开荒、挖渠、不误农时地开荒备耕。我们首先在规划好的荒滩上除去报有的杂草。灌木连根挖出运回留作燃料，芨芨草堆成堆烧成灰撒入翻地、打垅坎、撒灰、播种，最后拉耱碾平。劳动工具是板镢、铁锨、石耱。凭借着这些简单原始的工具和人力，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开出了1000多亩地。在当地政府和老乡帮助下我们解决了种这一难题。

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尤其在干燥多风的德令哈，蒸发量大于降水量，修渠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保证。开荒的同时，农场抽调了千余人，经过3个月的手挑肩扛，把巴音河水引璚农田，灌溉网初步形成。

渠道是沙土填挖而成，经不住长时间的冲泡，水稍大一点就被冲跨。因此堵水护渠成为刻不容缓的事。险情就是命令，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哪里出事人们就冲向哪里，不由分说，拼尽全力堵水。草包石块不够，人们就脱下身上的棉衣、大衣堵塞，实在挡不住汹涌的水流时，就跳入渠中胳膊挽着胳膊站成一排人墙，用身体堵住缺口，等渠堵好，人已浑身冰冷，加上戈壁滩上刺骨的寒风，那种滋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难以想象。

一身汗水一分收获。到了5、6月份我们大队的庄稼长势不错。这时我们的生活又增加了新的困难——西宁出发时带的面粉和副食全部吃完。那时全场共有13辆马车，一部破旧的卡车还经常发动不着。郝登阁场长的胡西珍政委检查工作要么步行，在么骑马，几部马车和卡车只够维持厂部和各作业站之间的生产和生活运送。西宁到场里的路途遥远，崎岖难走，指望从西宁及时运来给养是不太可能的。没有面粉，我们只好煮青稞吃。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在这个困难时刻，部分干部的家属从西宁来到农场，20多天的路程，她们的脸上手上被蚊子叮得全是大包，又痒又疼。到了场里，家属和我们一起住帐篷，吃青稞，共同熬过了这段艰苦的日子。到了7、8月份才陆陆续续从西宁运进了面粉和副食品，总算是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

当地政府和广大农牧民对农场初期建设出了不少力，滑他们的无私帮助，不可能有农场的今天。我们恪守党的宗教政策，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待他们如同亲兄弟一样。吸收民族头人参加农场管委会，并录用当地民族干部，为群众开荒达2000多亩，无偿支援了5辆畜力车，5套双铧犁具，帮助牧民修建定居房167间。

我还记得汽车刚开进草原时，当地的牧民稀罕得从大老远跑来看，后来和我们渐渐熟悉了，便要求坐车试试。我们就发动着连我们自个都舍不得承坐的宝贝车，拉上大人小孩跑上一圈，草原上一片欢乐热闹景象。至于给当地农牧民看病抓药，更是不计其数了。

经过七八个月的战斗，我们算是在德令哈站住了脚。头一年收的粮食基本自给自足。从单帐篷住进了地坑或简易的土坯房。生产、生活都踏上了持续发展步子。

无悔的年华

金小菊

七十年代初，我服从组织安排由一名柴达木地质勘探队员改行为放映员。20岁的我正是青春年华，热情奔放，积极上进，决心在地震队干出一番事业的我，没想到会放映战线上挥写春秋。

往事悠悠

在那“四人帮’把持的年代，中国文化几乎到了危难时刻，电影除了”三战一钢“（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钢琴伴唱红灯记）影片外，就是新闻简报。当时中国戏曲、舞剧、曲艺、小说、刊物等均被列为封资修产物停发，更没有电视可看。此时，对身处戈壁、看不到电影、听不到音乐、读不上书杂志，生活枯燥乏味的石油工人来说，能看上一场电影就算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于是，我在师傅刘德龙的带领下，牢记毛主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带着放映机，在东起大柴旦，西至花土沟，南连格尔木，北到冷湖蜿蜒数千公里的柴达木，开始了真正的南征北战。我们长年奔波于戈壁碱滩，出没于沙海荒原，哪里有勘探队员，哪晨就有我们电影放映员的足迹，年放映场次达280场以上。

这里没有温馨舒适的影剧院，也没有情侣佳偶作陪，仅有的是空旷寂寞的荒漠戈壁。这里高寒、缺氧，海拔在3000米以上，冬天寒风凛冽，白雪皑皑；夏天高温酷暑，蚊虫肆虐。四季不见绿色，春秋又是大风。“春风不渡玉门关”是对柴达木贴切而真实的写照。柴达木人形容这里的恶劣环境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风吹石头跑。”“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被人们视为生命禁区的不毛之地，如今却成了石油人战天斗地的战场。在这如火如荼的石油战场，任何人都会被石油人乐于吃苦敢拼搏的豪迈气概深深打动。“只要地下原油见晴天，活二十年也心甘。”这是柴达木几代石油工人的共同心愿。我们电影队就是活跃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我们放电影为他们所想，为他们所乐，鼓舞他们的斗志，陶冶了情操，给石油人送去了欢乐。

那时候放电影都是搭便车。几年中我们部坐过拉水或拉油的罐车、大卡车、拖拉机甚至毛驴车。听师傅说，他的师傅就是在赶着马车到马海为勘探队员放电影时马惊车翻而遇难的。局电影队的尚三鸿同志1954年由部队转业到我局放电影，有一次在为钻井队放电影的途中发生车祸，3根助骨被撞断了，至今留下伤残、

电影片是租当地电影发行公司的，租期大都是3至5天，有的仅1天时间。为使广大职工家属和10个地震队队员都能看上电影，我们基本上是夜以继日连轴转，几天几夜不睡觉。无论风霜雨雪，无论沟壑碱滩，我们始终勇往直前。心里只想抓紧时间，让每个队员都看上影片，不留任何遗憾。那时候，尽管没有差旅费和夜班费，每月不表50元的工资，带着行李东跑西颠，白天黑夜拼命干，却从没人云计较得失，更没有怨言。

记得在七十年代中期重新放映了一批老影片，又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影片，一时间电影放映工作进入了繁荣阶段。那时候人们唯一的娱乐形式就是看电影，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电影院。来了新影片，单位允许职工提前下班，学生可以提前下课，耽误的工作及学习在星期天?上。当时，进口影片基本上是朝鲜，越南及阿巴尼亚国家的居多，人们风趣地把这些国家的影片编成顺口溜：“中国片子是新闻简报朝鲜影片是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片子是莫名其妙，越南片子是飞机大炮”。尽管如此，无论片子的质量高低电影总是场场暴满，甚至一部片子仅在勘探处就要放映现，两到三场。人们对电影的渴望与要求，使我们增强了放好电影的干劲和决心，我们宁愿少睡觉，不吃饭，也要满足广大职工家属的要求。

一般海西州给大柴旦镇的新影片租片期为1－3天。几万人城镇，又有几个大型企业，一个电影院就是24小时不停地放映也满足不了几万名观众。为使大多数人能及时看上新片，往往是镇影院、柴运司、物探处三家串演，一个单位放完两本拷贝后，另一个单位就跑片放映，一晚上一部片子要取五六趟，中间不能出现任何空场，否则，观众就不满意。这样，一部影片一晚上要放映三到四场，特殊情况要放五到六场。尤其是象我们勘探处，职工大部分都在野处施工，我们在跑片满足二线职工家属的情况下，往往是连晚赶赴生产一线放映。有时要上三，五天时间，赴马海、一里平、大风山、沙矿山花土沟、南翼山等地，往返数百里，为各个地震队放映。

沸腾的马海

记得一次放映朝鲜影片《摘苹果的时候》。正值严冬，我放完此片已是深夜零点。观众一散场，我们立即倒片、装车赶赴马海农场放映，因那里有近千名学生及家属，元月份的天气真是滴水成冰、天寒地冻，我们即便坐在驾驶室，也还冷得发抖，天冷路滑加之深夜，90多公里的路程，解放牌大卡车走了两小时。当汽车刚驶进农场院子，突然一阵吵喳声迎面扑来，倾刻间打破了宁静的夜晚。“电影来了！”“电影来了！”……，三五成群的人们手提板凳快速向餐厅涌动。不知从那里冒出这么多人来，一打听方知一部分是附农场的农工。刹时间整个农场沸腾了。约300平方米的餐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这种场面真令人感动。面对此景，别说是吃夜宵，就连热水都没顾上喝，车一停我们立即投入工作。在大家的帮助下，卸车棉、架机、拉线，挂银慕……，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场电影又开始了，尽管天气很冷，室内没炉子，人们头戴大皮帽，身穿棉袄，脚穿棉皮靴，两个多小时硬是没人动一动，就连娃娃都显得格外安静。我们放电影的一会儿站一会坐，手脚冻得不听使唤，冻得鼻涕直往下流。可是一看大家聚精会神的认真劲，再冷我们也不怕了。放完电影已是凌晨4点多钟了，我们简单地吃了些东西将片子车上装，又急忙上路了，因为要将片子赶早上8点前到柴旦客运站交头班发走。这种繁忙紧张的通夜工作，对来说是习已为常的。

马海农场是有名的蚊虫王国。一到夏天，人们无论白天晚上出门就得带蚊帽，成群的蚊虫牛硭围着人转，一撑下去可以拍死几十个，人稍不慎，就会遭受皮肉之苦。夏天我们每去马海放电影，手、脸上咬得的疙瘩连成片，痒痛难忍。尽管如此，我们也未减少去农场的次数，因那里有我们的父老兄弟，我们不能因此使马海失去生机同，失去欢乐。

苏醒了荒原戈壁

有一年夏天，狂风沙暴席卷了盆地西部，雄狮猛兽般的沙刮了整整三天，不少房顶被掀掉，不少电杆拔地而起，人们无法行走，无法上班。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到了柴旦，勘探处电影队好不容易争取到了5天时间，除去两天路程，余下极为紧张的3天。时间短、战线长、任务重，10个地震队居住分散，相距均在一、二百分里以上。当时我又患感冒身体不舒服。可是一想到地震队的队员在野外施工风餐露宿、苦干苦熬，我二话没说就打好行李，装好设备，带上药品上路了。

到了一里坪，风倒是小多了，附近有个295队正赶上检修设备未施工。为赶时间，我们就白天放映，全队职工五六十号人挤在一间大帐篷里又闷又热，室内温度约40℃，实在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两个小时的电影，中间竟没有一个人走动，对他们来说，大忙季节能看场电影是最好的精神调节了，即便有些闷热又算得了什么呢？

离开295队已是下午4点左右，不到两小时赶到了最近的296队，我们又以最快的速度为该队完成了放映任务，随即又赶到291队。291队位于大风山地带。行驶途中一堆沙求挡住了去路，北京212越野吉普车此时也失去了它往日的神威，尽管拼命加油加力，轮子仍在原地直打转。于是司机师傅装上加力器，我们在车后推，由于沙子太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济与事。这里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空旷大漠。只有挖开道，没有工具，人们用双手挖了近半个小时，路障终于削除了，小车顺利通过了。此时，被沙石磨破的双手方觉出疼来。穿越沙丘不久汽车便下公路驶入荒山秃岭之中。这里怪石嶙峋，风蚀残丘，路面高低不平。汽车行驶在崎岖的便道上，如同风浪中的一叶扁舟，跳跃颠簸，忽上忽下。人被颠得倒西仰，难以自控。又不得不扑设备上以防震坏，就这样，30公里的路程汽车竟行驶了近两个小时，人被颠得散了架，遍体鳞伤，疼痛又难忍。起初，我真是后悔不该到野处队员们企盼的眼光，这种后悔一下子就没有了。

晚上10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291驻地。一到队上，除听到刺耳的狗叫声外，帐篷内外静悄悄的。一会儿从不远处过来三个人，一看放电影的来了，高兴得不亦乐乎，马上象迎接贵宾一样热情地接待。一边帮着卸车，一边又忙着端茶倒水，下厨备饭。

饭后，放映准备工作就绪，可始终不见队上职工回来。听队上的人说队上正在搞会战，今天，是会战的最后一天，可能晚回来。我们被大家的拼搏精神打动了，此刻，也不觉得浑身的疼痛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到了凌晨5点多，职工们终于回来了。看到同志们疲惫的表情，真不忍心再放这场电影。同志们说影片时间紧迫，便稍一冲洗端着饭碗又聚集在了银幕跟前。看这场虽然辛苦，但列宁同志苏联十月革命的英勇献身精神，却深深打动和激励着每个勘探队员。

约凌晨5我们放完了电影，清晨8点又踏上了西去的征途。经大乌斯、尕斯库勒湖畔、七个泉到花土沟沿途放映4个点后，万夫不当奔到南翼山294队已是晚上9点多了。

由于几天的辛苦奔波，加之吃不好休息不好，师傅的老谓病犯了。到队上后，胃疼得下不了车，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几个人硬是把他抬了下来。同志们找来了驻队医生，为他精心诊治，并劝他好了休息。

十点多钟，当我放映不到两卷片子的功夫，师傅又来到了放映机旁。我再三催促他回去休息，他总是说：“没关系，老毛病了，吃点药不疼就行了。再说你一个人管两台机子顾不过来。”师傅的模范行为感动了我，更增强了我放好电影的信心。

放完了这场电影后，又奔到附近的293队，没想到293队驻地空空荡荡，全队职工已搬到狮子沟施工了，我们只好又赶到50公里虽说不远，但在碱巴块上行车，再好的车也不行，一路颠簸花了近两个小时方到了新驻地。新居点座落在荒郊野外的盐滩上，七八顶单帐篷被风吹得左右摇摆。帐篷内没有桌椅板凳，每个人的铺盖是席地而铺，大帐篷七、八个人挤一层，小帐篷是三、四个人住一起。坑坑洼洼的盐碱地上别说是睡觉了，就是坐会儿都硌得难受，吃饭均是馒头咸菜，喝水靠送来后用喷灯烧一些。遇到断水时几天不洗脸、不洗脚，甚至连喝洗脸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我们到293新驻地时已是凌晨3点了，因为太晚，队上职工已入睡。为不影响第二天的正常工作，队上领导与师傅商量后在第二天早上放映。可我的住处成了大问题，因队上没女同志，队领导说:“乍来只能睡驾驶室了”。于是，我在队领导的安排下度过了永生难忘的一宿。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放映之中。晨曦中看到一个个蓬头垢面，脸色熬黑，嘴唇干裂的年轻小伙子们，真叫人难过。他们苦不苦？真苦！累不累？真累！咋还在这儿干，他们的回答是“再苦再累也得有人干，当石油工人还能怕吃苦！”多好的职工！多好的石油工人！我也决心以他们为榜样谱写自己的石油事业中生命的乐章。5天的任务总算赶完了，五天五夜疲困交迫，筋疲力尽，真想床上大睡三天，但为了赶时间交片子，只好在放最后一场赶回大柴旦。那天西部刚下了小雨，没想到小车从油砂山大坡下来，一头就栽进坡底路边的沙窝里。亏了我们命大，否则，也活不到今天了。

红色宣传员

记得有一年我局在南翼山搞会战，临时抽高调来了万名筑路大聚集在荒山秃岭中修路。我们当时在西部花土沟放电影。在筑路队的邀请下，我们立赴南翼山。百十公里的路按说个把小时就到了，可是因为没有路，我们地向导的领导下，汽车一会儿又沉没于黄尘之中翻过一道山梁，向导说前面不远就是驻地了。我们下车爬到梁顶一看，发现驻路地在另一个山顶上。沿着起伏的山峦，汽车硬是爬不上去，我们只好下车将放映设备扛到了驻地。然后几个人又下去把车子推了上来，到了山顶一看车子和人面目皆非，全是“土”包装。向导说：“这算啥！我们筑路队的8个铁姑娘，你们没听说，整天男同志一个样，风里来雨里去，沙滚里卧，干起活来男女分不清。扬镐抡锤纂钎挖土，抬起土筐一溜风……”向导越说越起劲，我心中油然生起对这8个铁姑娘的敬佩之情。

晚上，在露天空地上摆开了放映阵势，放电影之前，我操起了快板，说唱起了临时赶写的《铁姑娘赞》快板书，受到全场数千人的喝彩。以后，我们每到一地都经此为主进行说唱鼓动职工的干劲。同志们深有感触地说：“你们真是红色宣传员！使我们受益匪浅”。在放电影的几年中，我没有单纯地把自己当成放映员，而是竭尽全力地把放电影当成党的宣传喉舌。结合当时的形势和本单位实际，以先进人物、优良传统等为题材，编写成小故事。再编成演唱脚本，以快板书地方戏曲、诗歌朗颂或绘画成幻灯片，在映前演出说唱。记得当初曾编写的脚本的陕眉西眉户《夸师傅》、诗歌《肖缠歧英雄赞》、快板书《铁姑娘赞》、寓言小说故事《小小环球》等数种，使广大阵工受到了现实的思想教育，得到了局、处领导的好评。勘探处电影队多次得到青海省文化局、海西州电影管理公司、青海石油管理局、勘探处党委的表彰奖励，并被多次授予幻灯片宣传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我个人多次被评为局、处的先进个人。

斗转星移，一晃20多年过去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柴达木石油事业，贡献给了放映宣传工作。我已白发染鬓，但对自己的选择却无怨无悔。我感到自己的这一生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在儿女面前可说是没什么遗憾，唯有骄傲和自豪。

柯鲁沟往事点滴

乔国才

一

1953年10月份，省公安厅劳改局和省水利局组织的测量人员要到我家乡柯鲁沟地区进行测量工作，为组建大型国营农场作准备。这次来的人员都是汉族，绝大多数是内地人。省公安厅要求当地公安局派一名蒙古族公安干部负责警卫和担任全队的翻译工作。那时候，我刚众青海省公安干部训练班学习期满，后被分配到都兰县公安局政保股工作，局长杨文锦同志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任务重，时间紧，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53年10月初，我和都兰县公安局干部刘兴德同志察汗乌苏赶了十几匹马向希里沟出发。路经查查香卡，翻过乌兰布鲁沟大山下午7点左右到达希里沟（当时的都兰县一区）。我们一路上提高警惕，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乌兰布鲁沟地区的地形复杂，是1952年原都兰县公安局局长纪炳文和排长郭田元等7位同志被土匪杀害的地方。为了避免意外，一路上都没顾得吃东西。

测量人员已于我们之前到达希里沟。领队叫薛经纬，还有杨工程师、王从义、韩义康、韩义启、于振华等同志。都兰县一区区委刘书记给我们简要介绍了希里沟和赛什克小块农业区生产粮食的情况。

在希里沟和赛什克测量了两天后，往柯鲁沟方向出发。路经柯柯、克腾、尕海地区。因为一路上没有牧民群众的帐篷，一区领导派了希里沟的两个农民作向导。那个时候希里沟到德令哈没有公路，我们十几个人都骑马，行李搭在马背上。太阳快要落山在时候，我们在附近一个叫道龙布鲁的地方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要走从柯柯到尕海60多公里路。这一带白刺果很多，是狗熊经常出没的地方。我给同志们讲了预防狗熊突然袭击的办法。为了不发生意外，薛队长让我和一个向导走在前面，全队人员一个紧跟着一个，最后由另一个向导护卫。

到达克腾时，已经是中午6点多钟。到了尕海边，很快到了我的家。我将全体同志请到家里做客。我的家人有的帮着牵马，有的挡狗，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

解放前我家有十几口人，生活十分困难，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土匪杀害了，现在家里有我母亲、大歌和嫂子八九个人。解放后家里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好转。家里的棉羊200多只，黄牛20多头，还有马和骆驼。

当晚工作人员都住在我的家里。考虑到第二天早晨，向巴音河（现德令哈市）出发有大半天的路程，我大哥抓来一只棉羊宰了让我们带着。我母亲说，解放4年多了，现在家里的生活很好，这都是托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好。薛队长推辞不过，就让王从义同志拿出一包茶和5块钢洋给我母亲，母亲只收下了那包茶。这就是当时的干群关系，这就是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

第二天我们从尕海出发，路经40多公里，下午4点多钟到达都兰县第三区政府，就是我的家乡柯鲁克旗。区委书记、区长廖永和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安排好了宿舍。薛队长介绍了钱队同志及其工作任务。廖书记特意嘱咐咐人要做好大家的安全保卫工作，同志还要积极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及人民政府对柯鲁沟地区各族人民的关怀。廖永和书记还给了德令哈地区的水源的土质、草场以及社会治安、群众生活、农牧业生产情况、当时群众的思想情况。

一区派的两个向导在完成任务后，赶着十几匹政府又雇了8匹马，4头黄牛驮东西，另派了一名优秀的民兵干部巴依尔给我们当向导，协助我们工作。

1953年10月下旬，我们开始对德令哈地区进行测量工作。那个时候同志们有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10月下旬天气开始冷了，每天刮6、7级大风。我们每天坚持早晨9点出工，晚上8、9级收工。在完成尕海和现在的德令哈农场地区的牧民群众种有少量的小麦和青稞。

我们测量队十几个人换着骑8匹马，4头牛用来驮运帐篷和行李、锅灶等，跑遍了德令哈的重点地区。当时，牧区自然条件差，生活条件更差，4顶帐篷十几人挤着住。每天测量地段在跑十里甚至二十几里路。吃饭很简单，什么菜也没有，只有清水面片、就咸菜吃饼子。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没有一个同志埋怨。在我们队测量的地段，绝大多数牧民帐篷进入冬窝子。11月份的天气特别冷，气温下降到零下35、36度。每天早上9点，每人带上两个饼子，背着仪器、仪器架、抗化杆出工。我每天背40多根桩钉，有的还背画图。没有画完，晚上回来吃过饭后点上蜡继续画图。尤其是队长薛经纬同志和杨工程师，领导全队同志每天往返20、30里路坚持工作。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不在乎吃这些苦，但对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很佩服。12月底，我们全部完成了测量任务。

1953年12月中旬，队长薛经纬同志和杨工程师及其有关人员研究决定进山找牧民群众了解情况，叫巴依尔和我带路。从怀头他拉向宗务隆村的冬窝子出发。宗务隆村座落在柯鲁沟湖北边的深山里。走了大半天才到布鲁图冬窝子。这里有3、4户牧民的蒙古包，巴依尔将我们领到一户人家，主人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薛队长向主人和牧民们讲了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搞测量工作和发掘水源，明年将有一批人来开垦土地办农场，要种很多的粮食。一是支援海西地区建设；二是要解决当地农民吃粮食问题。

第二天休息了一天，又找了牧民了解巴音河、马鲁呼塔河、白水河等水源和牧草长势等情况。然后就回三区政府了。测量队大奋战了两个月左右，完成了德令哈地区的测量勘查工作。并向区委和区政府做了汇报。

早上9点钟我们从德令哈往都兰县方向出发。区上派了两名牧民领路。路经尕海南北巴音山旺尕秀煤矿。走了一天一夜，路经达龙图日更时，已是中午了。这一路走了20公里的沙漠。到达察汗乌苏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我把全队同志领到国营交通旅社住宿休息。第二天，劳动局和水利局的同志乘车回西宁。我到单位向杨文锦处长汇报了出差的情况。

二

1954年2月份，刚过春节。海西自治州公安处、法院、检查院三家组成的工作组到都兰县一区（希里沟）搞社会调查摸底工作。公安处有治安科科长渭桂同志、政保科干事畅祥生同志和我，法院有郑玉林同志。州委副书记、公安处长杨文锦同志和都兰县委书记齐永才同志来一区了解农村的备耕和牧业抗灾保畜工作。杨文锦同志说省上三月份要送进一批犯人在柯鲁克组建国营农场。让我到茶卡区公安局局长桑特尔加同志那汇报都兰县委的指示，要我们两个从茶卡组织500峰骆驼和50名拉骆驼的牧民到希里沟，从希里沟粮站往德令哈驮运粮食。这个任务紧急，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完成。齐英才同志补充指示：每一峰骆驼。要备齐驼鞍、口袋、绳子。每峰骆驼必须是能驮350多公斤的大骆驼。这个工作必须在3月初以前全部完成。为什么这么紧呢？一是为了保证国家干部和犯人的口粮；二是来年开春种地需要籽种。

我接受任务后就备马出发到了桑特尔加同志家里。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办事认真的好同志，在茶卡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我给他传达了杨文锦和齐英才二位领导的指示，并讲了任务的重要性和时间的紧迫性。桑特尔加同志叫儿子备马去通知茶卡旗村长秋红以及几个有威望的人到他家。等大家到齐后，桑特尔加同志和我传达了都兰县委的指示。根据茶卡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派的骆驼必须是能驮350公斤货物以上的好骆驼；二，配备好驼鞍子、绳子、必须能装350公斤的口袋；三、要50名拉骆驼的牧民，每人负责骆驼20峰。并且议定雇佣的骆驼每天每峰2元，雇佣人员每人每天4元；四、向茶卡旗群众讲清楚都兰县委和杨、齐二位领导的指示；五、村干部负责通知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好骆驼拉到夏尔艾日沟，由村干部和我亲自验收。我和桑特尔加同志也分了工。桑特尔加同志和村长秋红负责南仁地区以西的各户骆驼，我和村干改吉负责南仁以东，大水桥以西的各户骆驼。我们的骆驼在原海西州州长官加保同志的哥哥阿日布吉在茶卡旗很有威望，他说话群众都愿意听。我们这个组经过业家一户落实，最后差8峰。我正在发愁，改吉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共和县石乃亥部落有一位50多岁的藏族老汉更庆加，老汉家有11峰骆驼，可以到他家去借。下午5点多钟我俩去了老汉家，进去后改吉用流利的藏语问候了他们全家，并说了我们的来历。这位藏族老汉听了后满口答应，表示一定支持我们的工作，并且热情款待了我们，还邀请我俩晚上住在他们全家，我们看天色以晚，便接受了老汉的邀请住了下来。第二天，老汉家亲自把8峰配套好的骆驼牵给了我们。我和改右返回阿日布吉家已经是中午了，我们负责将各家各户的骆驼集中在一起，拉骆驼的人也到齐。经过验收，我们这个组的235峰骆驼符合要求。然后，拉着骆驼前往夏尔艾日沟和桑特尔加同志会合。就这样完成了500峰骆驼和50名驼手的任务。这次任务的完成充分体现出茶卡旗广大群众和村干部全力支持组织运输队的工作，是热爱新社会、热爱党、热爱伟大祖国、支援建设柴达木的具体表现。

1954年3月份，青海省第一个国营农场创建。8月份，海西州委副书记兼公安处处长杨文锦同志去参加农场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时，带我一起前去。我们从海西州所在地察汗乌苏出发，乘坐州委的苏尕斯69型车，经茶卡，希里沟、尕海、德令哈二区，到达德令哈农场。场领导热情的欢迎我们，安排我们住进招待所，带我们参观了一、二、三农场作业大队。真没想到组建农场后，变化这么快。原来的荒沙滩变成了大批的农田。从场部到各大队的道路两边都栽种了树木。到处是机器的轰隆声。看到眼前的景象，觉得一年前我们搞测量时路没有白跑，汗没有白流。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做了自己的贡献，倍感欣慰。在农场的3天时间里，我见到了年前一起测量工作时的杨工程师、王从义、韩义康、于振华等同志，我们一起回顾测量时期的艰辛日子，对农场将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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