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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西文史资料 第六辑

    2011年04月06日 00:00  点击:[ ]

    目录

    回忆陈毅副总理在察汗乌苏………严生波(1)

    革命志如钢 情操洁似雪……廖永和同志生平事略记实 …………张博 三木(10)

    我走过的道路………樊德仁(32)

    无悔的追求…………陈其正(46)

    在柴达木盆地找石油…………赵大年(56)

    潮海苍松………………言覃(69)

    阿哈堤山中生代地层调查记事…………杨藩(79)

    尔汗盐湖大型钾盐矿床的发现和勘探过程…………杨谦(91)

    天峻县历史上的房屋建筑…………陈佐邦(102)

    建国前天峻地区的商贸活动……曹清景(106)

    建政前巴隆扎萨克(旗)的赋税制度…………龚鼎(112)

    民国时期的香日德小学…………王武魁(118)

    天峻县第量所民办帐房寄宿学校…………陈佐邦(123)

    回忆陈毅副总理在察汗乌苏

    严生波

    1956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在赴西藏途中,路经察汗乌苏(原海西州址)时,曾作了两天暂短停留,并进行了慰问活动,给各族干部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其时我参加了接待工作,对代表团在察汗乌苏的活动有所接触,同时也聆听过陈毅副总理的谈话,感受至深。至今,他那诚挚、豪爽的性格、光明磊落的品德,以及谈叶坦率、幽默的音容笑貌,仍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陈毅副总理。

    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陈毅副总理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诗人,深受人民的爱戴,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亲切地称呼“陈老总”。听说陈老总率代表团路经察汗乌苏,并作短暂停留,这怎能不使我们这些没亲见过陈老总的人想一睹其风采呢?

    大约在四月下旬的一天,陈毅副总理受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重托,率领全国17个民族代表,以及有文艺、卫生等方面人员参加的各族各界代表数百人的中央代表团,来到了察汗乌苏,整个城镇都欢腾了。海西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远涉郊外,迎接陈毅副总理及其代表团。街道两旁各族群众夹道欢迎。当陈毅副总理走进海西州委大院时院子里挤满了人群,欢呼声、笑声、掌声始终不断。为了能目睹元帅的仪表和风度,许多人顾不得什么礼貌,也不顾什么秩序,拥拥挤挤的向前延伸,有的人踮起脚跟,伸长脖子,翘首而望。特别是个子小的人,干脆踩凳高站,以便看个清楚。当时那种群情兴奋、激动的场面,在察汗乌苏还是第一次。陈毅副总理非常理解大家的,他以亲切、和目光注视人群,招手致意,微笑着向人们问好:“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并和接近身边的同志一一握手。直到他进入休息室,院子里还有人徘徊、留恋而不愿离去。

    陈毅副总理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时刻不忘群众。在停留期间,或工余、或饭后散步,总是要到群众中去,找干部、职工谈心、聊天,说长道短,询问在牧区工作苦不苦,工作安心不安心;如果是南方人,便说吃不到大米,能习惯吗?甚至是什么地方人,家庭情况,干什么工作等等,都关心地问到。并且鼓励大家要安心工作,扎根牧区,树立少数民族服务一辈子的思想。当时海西州委食堂炊事员是谭君明。陈毅副总理吃了他做的菜,很觉有味,说:“不错,有川菜的味道。”当他得知老谭是四川人,又是流落的西路红军时,便找老谭谈心。开始,老谭还觉得不好说,表现出拘束。而陈毅副总理却像对待老朋友那样,笑容满面,递烟让茶,以浓厚的四川口音说话,使老谭感到格外亲切,一下子轻松起来,越谈话越多,从过去的战斗谈到现在的工作,从家乡谈到青海,谈到海西,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有说不完的贴心话。陈毅副总理很关心地询问他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后,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流血牺牲,是为了人民,今天的工作为了人民。革命者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嘛!做饭,这个工作也很重要。饭,谁都要吃,它是战斗的保证,也是现在工作的保证。这具保证非常重要。”。勉励老谭继续发扬革命传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过后,老谭深有感慨地说,能受到副总理的接见和教诲,永生难忘!

    敬爱的陈毅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又是长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把自己看作是个普通劳动者。在的停留期间,不知和多少干部、职工握过手,谈过心。他那亲切的谈话,谆谆教导,似春风化雨,滋润了多少人的心田,启迪了多少人的觉悟,使人奋发向上,安心牧区工作。这是生活的往事,也是感人的记忆啊!

    和群众心心相印 息息相关

    记得曾看过一篇文章,其中对陈毅副总理是这样描述的:“陈老总个性鲜明,‘话如钟,行如风’……一个钢筋铁骨的硬汉”。的确,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1936年,在梅岭被围的艰难斗争中,他伤病伏丛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并以诗言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对待革命战士和群众方面,则是“感情真挚,冷热知心”。陈毅副总理这一鲜明的革命立场,崇高的革命品格,也清楚地表现在他在察汗乌苏时的一言一行,一时一事中。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如果说,青海要比内地落后,那么当进 纯牧业的海西则更甚,经济单日一而落后,交通闭塞,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如果会能看到一次文艺演出,那真是非常幸运的事。这次随代表团而来的政治家文工团,干部群众纷纷要求能演出一次,以饱眼福。但由于代表团是由北京到拉萨,山高路远,道具都 是装箱运输,途中临时演出,是有困难,再说当时的海西连个舞台都没有,也不好演出,便谢绝了群众的要求。此吉被陈毅副总理知道了,他从高度原则上看待群众的要求。他对代表团同志说,这是如何对待群众的原则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提。尽管当时天已很晚,但在陈毅副总理关怀下,仍借州银行大院,召开了察汗乌苏群众大会。四月的天气,在内地来说,已经是“春风又绿江南岸”,而在高寒地区的海西,仍是寒风飕飕,冷气逼人。陈毅副总理不顾劳累,不怕风寒,偕同张茜同志亲自参加大会,亲切而又热情地讲了话。他说,你们常年坚持在民办屋脊——青藏高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了民族团结,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向同志们表示慰问……,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要继续努力,把各项工作搞的更好。陈毅副总理热情滋润的讲话,亲切的教导,使与会者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不断地报以热烈提掌声,表示对党中央、毛主党和国务院的感谢,对陈毅副总理的尊敬。

    亲切关怀 谆谆告诫

    代表团在停留期间,根据陈毅副总理的安排,要同时举行两个会:一是座谈会 ;一是民族干部大会。座谈会是副总理接见州级各部、局委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民族干部大会是听取代表团成员,青海省副省长扎喜旺徐的报告。

    这天,天气晴和。一大早,政府院内人来人往都在为开好座谈做作准备。大约9时许,陈毅副总理神采奕奕,健步走进会场,慈祥而温和地和被接见的同志一一握手问候。州长官保加(蒙古族)向陈老总作简要的工作汇报,由于拘谨,以致语言都不流畅了。副总理觉得气氛紧张,便微言托意。插言问话,说说笑笑。几番欢声笑语,缓和了气氛。会场显得轻松愉快,谈吐自然。当官保加汇报到安置哈萨克族于阿尔顿曲克(即现在的格尔木),以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为主的各民族,由过去那种隔阂、戒备、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械斗到互相信任,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生产的事例时,副总理听得非常开心,朗朗笑道:“很好嘛!当年我们打鬼子,打反动派,不就是靠八路军、新四军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仍然要靠各族各界人民的团结。民族团结了,生产才能得到发展。团结就是胜利嘛!”

    话题即开,他便侃侃而谈,谈过去,讲现在,谈思想,讲团结。大而言到党的方针、政策,小而谈到民风民俗,具体工作。座谈会上,他听得仔细、认真,谈的诚恳、亲切。最后他说:“你们海西包括柴达木地区在内,民族团结,资源丰富,是个好地方,有“聚宝盆”之称。但有一点被忽视了。我沿途看到公路两旁沙生植被被挖掘,据说森林也有过量砍伐,这是不好的。因为破坏森林、破坏植被,会使水土流失,风沙危害严重,人们就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不是慢性自杀吗?”接着,他们又是朗朗一笑,风趣地告诫说我们享前人福,也要造福后人·····。副总理的谈话,寓言深刻,深入浅出,幽默风趣,使与会者即提高了思想认识,又增强了工作信心,大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30多年了,历史在向前发展,我们海西的经济、柴达木资源开发,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凝聚着党和国家以及敬爱的陈毅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啊!

    路经海西有遗篇

    凡接触过陈毅副总理的人,都深深感到,他即有元帅的风度,又有外交家的雄姿,还有诗人的气质。他勤学博采,阅历丰富,喜怒哀乐皆成文章。当时负责陈毅总理保卫工作的同志谈,每天晚上熄灯最迟的是陈老总的住房,而早晨灯亮的最早的还是陈老总的住房。他以超人的毅力坚持工作,自强不息地刻苦学习。陈老总还特别喜爱民歌民谣。他对官保加州长说,从历史发展看,少数民族不仅勤劳、淳朴,而且是智慧的民族,广泛流行的民歌,短小精悍,感情真挚感人就是证明。对民歌他可以随便道出几句,例如藏歌中的“敖过了黑暗的长夜,见到了明朗的晴天。党用无边的慈爱,把幸福带给藏族人民。

    陈毅副总理在海西察汗乌苏虽只停留了两天,但他非常关怀海西的工作,非常重视海西的资源开发,在他飞驰千里戈壁,踏过巍巍昆仑时,以深厚的感情,美丽的诗句,赞颂广袤的草原:“权目雪线连天际,望中牛马漫逡巡;粒粒沙石是何物?辨别留待勘探群。”

    敬爱的陈毅副总理,虽已与世长辞,但他对海西各族人民关怀、厚爱之情,却永远留存在人们心中。海西各族人民,战斗在柴达木的各族干部,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陈毅副总理!

    这里特将陈毅副总理路经海西时的诗作:“昆仑山颂”抄录于后,表达我们的深情怀念,也作为这篇加快录的结束语。

    《昆仑山颂》

    峰外多峰峰不存,

    岭外有岭岭难寻。

    地大势高无险阻,

    到处川原一线平。

    目极雪线连天际,

    望中牛马漫逡巡。

    沙漠荒野人迹人,

    间有水草便客行。

    粒粒沙石是何物,

    辨别留待勘探群。

    (作者系海西州人民政府退休干部)

    革命志如钢 情操洁似雪

    ——廖永和同志生平事略记实

    张博 三木

    从本世纪30年代末到现在,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辽阔草原上,长期回响着一个令人 然起敬的英雄名字,这就是革命志如钢、情操凛冰雪的廖永和同志。

    烈火炼真金 红炉铸红心

    廖永和的家乡安徽省金寨 县,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有名的红军摇篮和将军之乡。解放后授予将军军衔的58位,1989年3月统计,健在的红军老战士尚有349位。鄂豫皖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的发迹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1927年11月黄(安,今红安)麻(城)秋收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30年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已建成。鄂豫皖边区绵亘数百里,横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襟长江而带淮河,南瞰武汉北控豫中,东窥江淮平原西扼京汉(今京广)铁路。境内山川交错,河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历代兵家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1915年,廖永和就出生在金寨县斑竹园区关庙乡三河村的贫苦农家。父亲廖业敬,淘沙为生,常年在外出卖苦力;母亲善良勤劳,一年到头没完没了地为一家人的生活而苦苦挣扎;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从小被迫给人家当童养媳;两个哥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义愤填膺地拿起武器,参加了地方苏维埃政权赤卫队,站在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英雄行列。马列主义的光芒照耀,革命战火的频频洗礼,社会环境的熏淘启迪,使廖永和的幼小心灵早早就萌发了跟着共产党永远干革命的坚强信念。1929年2月,14岁的廖永和,凡在儿童团任队长,站岗放哨,送鸡毛信,开始献身于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1931年2月,加入共青团,为支援前线打胜仗而埋头于后勤保障工作。同年4月参加红军,在四方面军四军11师33团特务连当传令兵。

    转战数千里 英勇反围剿

    廖永和在战火中参军,在战火中成长,一入伍,就参加了鄂豫皖边区二、三次的反围剿战争,并以饱满的战斗豪情,踏遍了边区的山山水水,经受了极为残酷激烈的战火考验。他所在的33团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被方面军总指挥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但是,由于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终归失败。廖永和和广大指战员一样,怀着万分悲愤的心情,撤离根据地,转战3000多里,于1932年12月转移至大巴山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接着上,廖永和又参加了反对以四川军阀刘湘为总司令的六路围剿,在这一系列战斗中,33团过关斩将,所向披靡,获得了“攻如猛虎”的优胜锦旗。廖永和也在战火考验中,逐渐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33年3月,他在四川省苍溪县的黑龙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30军89师169团,先后由排长、连长、青年干事、党支部书记,升任2营副营长。一次,廖永和带领7名战士掩护师司令部突围。他虽然腿部负伤血流如注,但他手压伤口,强忍巨痛,率领战士,勇猛出击,终于以少胜多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受到了首长们的赞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瑞金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和实现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强渡嘉陵江,猛烈扩展川陕根据地。廖永和参加了渡江和土门等战斗。1935年6月以李先念为政委的30军,在夹金山下,亲切地迎接了由毛泽东东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师驻地一片欢腾。这时,已任269团2营代营长的廖永和,也极为兴奋地率领全营指战员,用十分丰盛的慰问品,迎接了兄弟站队的胜利到来。

    漫漫长征路 好汉若等闲

    1935年8月,红军两大主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从毛尔盖并肩北上。廖永和随右路军艰苦行进,并通过了人迹罕至的若尔盖大草原,来到了半农半牧、有粮有水的巴西、班佑一线,但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的49师,却像一只凶猛的拦路虎一样,横卧在红军北上通道路口—— 包座。30军奉命打掉这只拦路虎。廖永和带领的2营,在这次战斗中的任务是相机打援。在包座西北敌人援兵即将接近其主力时,他率领全营及时出击,苦战七、八个小时,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增援部队,策应了主力部队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

    包座战斗后,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一时得逞,和中央红军分道扬镳,悍然率领四方面军并胁持红军总司令部及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中的五军团南下川康。廖永和也随之返身再过雪山草地,进至宝兴、炉霍一线。四方面军的南下,事实上钻进了一条死胡同。没有几个月,便损兵折将,四处碰壁。正当他们陷入绝境的时候,经过共产国际、党中央,特别是行滑落溜掉反复劝晓,和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抵制,以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苦口婆心的耐心工作,才迫使张国焘改弦更张,撤消他自己成立的伪中央,同意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这样,四方面军再次北上,记和变再次为错误路线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6年7月初,四方面军在甘孜等地,与二方面军会师,开始联袂北上。廖永和所在的30军,担任北上抗日的先遣任务,在茫茫的雪山草地,在后勤保障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拓着胜利抵达彼岸的前进道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廖永和同其战友们,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从今四川省壤塘县之西倾寺,进入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之班玛县,又经过10多天之艰苦跋涉,从班玛与久治接壤的作木(作毛)沟,沿柯曲河南岸东下离开青海,至7月中旬进抵四川阿坝。旋即继续向北挺进。

    在这史无前例的长征途中,记和吃皮带,啃草根,历尽了人间罕见奇苦,但当他在雪山上,看到一批批战友因高山缺氧、饥寒交困倒下去而再也起不来的时候,当他 在草地里看到众新密伙伴人困马乏、精神力尽陷进沼泽地而再也爬不出来时,他想到故乡金寨县千千万万乡亲父老已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悲壮历史,想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前景时,就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又鼓起余勇拼搏前进,并终于一步一步长驱数万里,于当年10月到达甘肃全宁,在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欢呼声中,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河西战青马 不幸遭败绩

    长征刚一结束,30军即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0月25日在甘肃靖远县虎豹口强渡黄河,打响了宁夏战役,和青海省代理主席观步芳所部及马步芳胞兄骑5蝻师长马步青率领的土壤建军阀部队,进行了殊死较量。在渡河后的战斗中,记 和带领全营,在兄弟部队的紧密配合下,苦战吴家川,将骑5师拦腰斩断,打得敌军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廖永和等则穷追不舍,一直追至景泰,并把敌军围困在一条山的几个据点里。

    但当红军胜利推进时,形势急剧逆转。蒋介石飞临西北,亲自督阵,指挥70多个团,围追截堵、势欲将红军斩尽杀绝而后已。党中央审时度势 ,临机决断,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并于当年11月11日,命令已经渡过黄河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5军、9军、30军,共2万余众,组成西路军,担任从河西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的艰巨任务。这样,记 和在经过长征之后就随即投入到这一更为艰苦悲壮的战斗历程。

    从1936年11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西路军历时4个多月,血战 数十次,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但因敌众我寡(大约为6比1)等主客观原因而宣告失败。在这一悲壮征程中,记 和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变化、恶化,都发挥了自己的极限战斗办,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奉献。

    1936年11月19日,9军兵挫古浪,余2000多人,被敌军像铁桶一般包围起来,处境极为险恶。30军军长各世才奉命亲率269团回师救援,廖永和率领所部勇打头阵,从重围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救出了史北部队,使他们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1937年1月20日,高台陷落,5军受创。至此,西路军折损逾万,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单独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艰巨任务,而被迫于1月23

    日集结在临泽县倪家营子的43个庄堡里,实施以寡击众战略决战防御。廖永和指挥的二营,固守西南方向的一块阵地,依托一个大庄堡,和攻势如潮的敌人,展开了一次次白刃血战。这时的祁连山麓,早已风雪弥漫,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裂肤坠指。而廖永和及战友们,还是穿着长征时发的破旧单衣。食不腹,衣不蔽体,难以抵挡三九隆冬的塞外风雪。但他们为了革命,为了胜利,什么人间奇苦都不在话下。衣衫单薄饥肠辘辘,两手抖得端不住枪。他们就捡块破毡片,中间凿个洞,从头上套下来,腰间用草绳捆紧,就和敌人进行短兵厮杀。廖永和及其战友就凭着这股英勇盖世、气呑山河的革命精神,与被河西人民称为“山南贼娃子”的青海马家军鏖战一个多月,并使阵地巍然屹立于猖狂 凶恶的敌人面前。

    3月5日,西路军为了保存革命的策略量,在予敌以重大杀伤之后,从倪家营子组织突围,向祁连山中实行战略。3月7日,突至南柳沟,又和追敌进行了5天5夜的连续厮杀。在突围中,269团?长徐广紫(梓)血染战场,壮烈殉职。廖永和及其战友们看到首长的英勇献身,复仇的火焰直冲九霄,全营伤病皆起,一个战士一团火,一片土地一片血;不论轻重伤员,都是人自为战,挥戈向前;工事被敌人轰塌,血肉之躯便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后面的战友立即跟上;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用大刀砍,大刀砍钝了就用枪托打;枪托打断了,就用石头砸、牙咬、手掐、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生活誻战斗,战斗便是一切。廖永和的右腿虽然负了重伤,但他依然英勇顽强,极力拼杀。

    3日11月,西路军再次杀出重围,12日进至梨园口,13日抵今肃献裕固族自治县的康隆寺,14日支达肃献康乐区的石窝山。这一路仍然是杀声连天,血战不已,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 无光。黑河之滨,尸体狼籍,祁连山下,血流成河。廖永和含着无限沉痛的心情,点视全营,数百人的一个英雄战斗集体,仅剩下轻重伤员27名。

    14日晚,西路军这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微服潜回延安向中央报告失败经过,余部3000多名指战员分路突围游击,尽量保存革命力量。徐、陈和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30军政委李先念等8人当晚向中央作了如下报告:“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饿,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徐陈脱离部队”,余部组织工作委员会,由“顾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责政治领导”①,在祁连山中游击。这样,随着西路军无可挽回在惨痛失败,廖永和他就开始了受挫之后更为坎坷、辛酸、曲折的艰苦历程。

    风血祁连山 时穷见真节

    3月14日晚,西路军会工委会为了“设不保存基干”②,兵分三路向石窝山下冲杀而出,留下伤残病弱自谋生路。严重负伤的廖永和怎么办呢?亿陷入了如何抉择的痛苦之中!

    打仗失败,几乎是每个军人在战争年代难以避免的事,自己也不一定负多大责任;但失败之后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却完全进自己的事了。廖永和想到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历史,想到了革命失败后一些人种种表现。在历史上,有战死疆场、杀身成仁的民族英雄,有英勇不屈、慷慨赴义的烈士好汉,有流放漂泊、守节不二的仁人志士,有委曲求全、奴颜事人的求荣媚骨;就像文天祥、苏武、顾陵等人在失败后所走的不同道路一样。在革命战争失败时这几种不同类型的人也同样到处出现。廖永各想到过去,想到眼前,想到入党时庄严宣誓动人情景,想到长征途中倒下去的无数先烈,想到受苦受难的各族劳动人民,想到连日战死的一个个战友,眼前似乎豁然开朗。他攥紧拳头告诫自己,不要心灰意冷,不要垂头丧气,在失败时看到光明要看到辉煌灿烂的革命前景。他望着老首长李先念率领“基本主力”③突围而去左支队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忍着伤痛,一拐一跛地尾追不舍。左支队翻越祁连山,进入青海裢县的黄番寺(今黄藏寺)一带也如影载形地紧紧跟上左支队沿着黑河穿过野牛沟,插入高耸入云的托勒南山,他又契而不舍追踪而至,但左支队昼夜兼程轻装疾进,廖永和虽然拼尽全力,最后还是望尘莫及。他的腿伤严重感染越来越严重,这才在祁连县托勒南山中有茫茫草原掉队了。但廖永和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一线希望,他就地收容了11名难友组成了一个临时战斗集体,继续鼓足余勇朝前追赶,他们一行12人,翻托勒南山,经过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的苏里、尕河一带,追到今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二考克赛等地。这里,北面是飞鸟难以逾越的祁连 山主峰,西面是漫无边际的广漠沙海。左支队到哪里去了?他们纳闷起来。解放后,他们获悉左支队在考克赛受阻,折返青海,继经今天峻花儿地、乌兰硫磺矿、肃北石包城和安西等地,到达新疆星星峡,并受到党中央所派代表陈云、滕代远等的热烈欢迎与亲切慰问。但当时,他们都一无所知,只好四顾茫茫工、进退失据,过着在漂泊国找部队,在找部队是漂泊的流落生活。

    漫漫坷路 何处是尽头

    在荒无人烟的浩瀚戈壁中生存下去谈何容易!廖永和等行无定向,宿无守所,食无隔日之粮,仅有的一点干粮很快就吃光了,可供煮食的野菜也很难采集了,野生动物的腐肉臭骨成了他们赖以维持生命的美味佳肴。廖永和面寻饥饿,面对死亡,毫无惧色,毫无动摇,汉代苏武了出使匈奴流落北海19年的事迹为楷摸,鼓舞和激励自己,决心接受新的考验,以任凭海枯石烂,气节绝不稍亏的坚强意志,迎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明天。

    廖永和一行得不到任何信息,只是漫无目标地在草原升高荒山中行进流落,但是,更加不幸的飞祸是天而降。一天,他们夜宿苏里与考克赛之间的一个山洞里。异日拂晓,一位姓洪的指导员起来刚走出山洞口,一声枪响,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廖永和与一位班长闻警赶出洞口。班长当饮弹碳献身,两颗罪恶的子弹从廖永和的胯下打进又穿左腿而出,他也随之昏厥倒地。匪徒们将他们随身物件洗劫一空,抢走了这个小集体仅有斤3支步

    枪和12发子弹。

    廖永和苏醒已是伤后第9天了。他看到战友们非痛欲绝和情景,要求大家抬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压死。他不是希望自己死得痛快,而是害怕自己拖累大伙,要求他死之后大家尽快脱离危险地。同生共死命运在难友,怎难狠心作出那样在事情!大家抱成一团,哭成泪人,谁也没了主意。最后,临时党小组做出决定:祖籍四川通江年仅14岁的何延德(乳名火娃子)留下照顾廖永和,30军医院护士长胡传吉带领7名战友继续寻找部队的公款10多元银币拿出来交给大伴做路费,大伙从亘古荒原的积雪覆盖下捡了些野牲骨头,留给战友敖汤来维持朝不保夕的生命。

    洒泪告别后,胡传吉等依然继续朝西追赶左支队,直至甘肃敦煌不知所向,才面面相觑后各奔东西。胡传吉后来到了金寨老家,并向廖业敬转告了廖永和临别嘱咐:能回到老家,就转告我的双亲,说我已经在西口之外的祁连深山为革命献身了。这个信息使廖的家人信以为真,都认为他已经成为革命烈士了。直到1956年,他写信回家,家人才喜从天降似地得知他还健在人间,并已在二次参加革命。

    胡传吉等走后廖永和即与何延德祸福与共相依为命。廖双腿有伤行走不便,生活很难自理,何则做饭洗伤,端屎倒尿,从位懈怠,并日复一日,在一处与世隔绝的岩洞中生活了46天。吉人有天相,一天,红日高升晴空万里,一位50多岁名叫江西力的蒙古族妇女,偶然来到岩洞,问明一切后,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让儿子在第二天送来了20多斤面粉和1斤多青盐。这真是雨中送伞、雪中送炭。山洞里顿时呈一现了充满希望和地线生机!

    6月和祁连山。红日映雪峰,白云绕山腰,一派祥和宁静气氛。突然江西力令一个叫肖娃子的青年及其儿子尼玛牵着马来接廖永和二人。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江西力的哥哥马希(肃北盐池湾部落王爷的一个小管家)闻风而至。他看到何延德是个好劳力。便不由分说掳掠而去。从此,这两个患难兄第天各一方。从何延德走后,廖永和的日子就更难熬了。虽有江西力和好心照顾,但她对其丈夫关加如狼似虎的横暴狠毒,却噤若寒蝉不敢相劝一声。廖永和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忍着伤痛拄着双拐年夏一年地给关放羊并做着各式各样又累又脏的杂活……

    1939年秋,江西力一家为了拜佛还愿从考克赛游牧到了今海西蒙古族自治州首府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长途的迁移,丝毫没有改变廖永和的恶劣处境。他伺机跑,可是没跑出多远,就又被抓回去了,一根棍子打断了,一直打得他皮肉绽,气息奄奄。关加知道廖永和当过工营长,恐怕留下是条祸根,便绳捆索绑要把他送到西宁,并从马步芳那里领笔赏钱。可是押解廖永和的人,还没走到希里沟,就听说青海河畔土匪出没,时遭抢劫。他们怕偷鸡不成蚀把米,于是又把他押了回去。1941年秋,由于马步芳挑拨而引起的民族纷争,接连发生社会动乱不安,廖永和趁机逃出了关加的魔掌,来到了巴音河畔的德令哈落脚。在这里,他与从乌图美仁流落而来的蒙古族姑娘革能邂垢相遇,共同的苦难命运,把他们 紧紧拴在了一起。不久,他们结成终身伴侣。1942年,他们有爱情开出了花朵,生下他们的大孩子。这时,廖永和改姓为黄,一年到头,为了修皮靴,缝皮袍,逐渐成了乌兰草原小有名气的黄师傅。家境虽然十分贫寒清苦,但却洋溢着欢乐与幸福!

    河湟传喜讯 千里投人

    1949年10月,海西草原暗暗流传着一个天大的喜讯:西宁解放了,马步芳逃跑了,马家王朝倒塌了马步芳的表兄、青海省参议长、当年围剿西路军的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也如釜底幽灵一样,在希里沟一带窜来窜去。

    廖永和听在耳里喜在心窝。他默默自问:是谁解放了西宁?是谁打跑了马步芳?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正在把历史的车轮飞速地推向前进!但他相信能把反动政权推翻的军队,一定是和红军一样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他决心寻找机会亲自到西宁看个究竟。

    这样的机会很快来到了。蒙古族牧民江杰要到湟中塔尔寺朝拜,廖永和看到机不可失,便自告奋勇前往。他们一行风餐露宿18天,来到了鲁沙尔街头。那开,中共湟中县委正在召开群众大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镶嵌镰刀斧头图案的鲜艳旗帜,特别引人注目。廖永和蓦地联想到打土豪分田地的火热年代,他完全明白了,这一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未到散会,廖永和就扑向在会上讲话的那个人:那个人叫尚志田,是湟中县委书记兼县长。他听了廖永和用着生硬汉语的恳切介绍深为感动,立即把他送到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那里。廖主任在初步了解情况后,立即指派民族处处长周仁山和扎喜旺徐同志将其送到刚刚成产立的青海青年干部训练班(青海民族学院前身)去培养。这样,廖永和犹如一个流落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并从此重新踏上了革命征程。

    虎穴伏虎子 赤子建新功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廖永和在干训班学习一晃就是3个月,1950年3月训练班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党籍,5月派他到解放不久的都兰县去工作。6月初,他回到了长期流落的海西草原。8月底,他奉命奔赴德令哈,负责筹建第3区人民政府。

    名为区政府,实际除过他和蒙古族青年 桑杰二人外,什么都没有,连落脚的地方也不好找。可是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着手开展,批3天就有人骑马飞报:怀头他拉来了19个土匪,说他们是在前面开路的,大队人马还在后面哩!

    谍讯并非耸听危言,那帮土匪大有来头。原来,新疆于1949年9月和平解放 是,敌阿山专员乌斯满、哈密专员尧乐博斯、阜康县哈萨克族王爷胡赛音等人,勾结美国驻新副领事马 克南、马步芳部队驻新部队军官鲜文正一伙,组建反共救国军,在东疆掀起了大规模武装叛乱,今被人民解放。击溃,流窜至柴达木盆地的花海子至大柴旦一线。这时,他们继续向东流窜,仩企图与马步芳部残余在农业区掀起的反革命暴乱互相呼应配合。这19人即为该股叛匪的前哨部队,为首的正是反共救国军2师师长鲜文正。

    面对这伙气势汹汹全幅武装的不速之客,该怎么办呢?廖永和不敢怠慢,他安顿了同,刚刚参加工作的桑杰就匹马单枪来到宗务隆,召集昔日好友郭永寿等7人,向他们讲形势讲政策,请求他们见义勇为,帮助自己制伏来敌。郭等拍着胸脯满口应允。接着,他们个侦悉,叛匪已和克鲁沟王爷索南邦杰力挂上了勾,并安置在离王爷府不到2华里的一个大蒙古包里住下。面对优势敌人,廖永和等决定不以强攻而以智取。他们派人去说服争取王爷,王爷拒绝会晤。他们立即乘夜直插王爷府与匪徒住所之间的地区,一面切断其相互的联系,一面举报人诈称王爷使者前往勘在请其头头前往议事。敌人不知是计欣然应约及至廖永和住所,视装束始中计,但后悔莫及。廖永和向来人大讲全国解放的胜利大局,令其随从传话全部投降。廖永和怕其有诈真派人迅雷不及?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缴了其祭匪从的枪。原来,来人正是鲜文正,他一傻了眼,耷拉下脑袋,可他的手枪还是没有交出来。廖永和又陈其不备从其腰间缴下一支三保险的盒子枪,膛里还有9发子弹哩!接着廖永和到察汗乌苏向县委领导汇报了伏敌经过,并受到热烈年久。县领导立即派公安局委纪炳文率领一个班到德令哈押解匪徒。据有关档案记载:该伙匪徒被解到察汗乌苏时,是1950年9月6日。

    廖永和制伏的匪徒虽然只19人,但消息传出,对瓦解匪势,安定社会、创建基层政权等方面,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窜至大柴旦一线的叛匪,闻知鲜文正一伙被一网打尽,不知底里,只感大事不妙便抱头鼠窜而去(编者按:该股叛匪1951年2月被 歼于花海子等地,反共救国总司令乌斯满当即落网,尧乐博斯,胡赛音、马克南等经西藏外逃,军长包卜拉等于1952年1月19日,被香日德驻军聚歼于诺木洪南山)。克鲁沟王爷亦改变看风摆舵的骑墙态度,积极向人民政府靠拢。当地群众更是欢呼鼓舞雀跃不已,尽力支持3区人民政府的胜利创建。

    常讲革命史 勤育后来人

    廖永和自从回到党的怀抱后,就是以这样的胆略、热情、干劲,在曾经漂泊过在这片热土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带领各族群众剿匪平叛、接管建政、兴办教育、恢复生产、迅速复苏了被马步芳政权破坏成一片废墟的国民经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他和各族人民一起大办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生产合作,级力对业、手工业,和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绩蜚然,有有口皆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且同心协力奋发建设,使千里草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景象。在这10余年的艰苦奋战 中,廖永和以其创造性的出色工作,相继升任区长、工委书记,县委第二书记兼县长乖职。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还邮席了党中央工作会议(通称7000人大会)期间,老首长李先念同志还设家宴招待了廖永和等人,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大会合影时,他又站在了紧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的身后。这一切使廖永和思绪联翩激动不已,并暗不决心要更加努力的工作,要把漂泊流落的时间抢回来,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

    岁月在无情流失,友谊却永驻人间。在“十年动乱”之后的1981年8月,曾经和廖永和一起共过患难的何延德,携带儿女千里迢迢从肃北来到了德令哈。故友重逢,促膝长谈,谈到了过去,谈到了眼前,谈到了未来。过去,何延德与廖永和一样四处流落,解放后,在肃北县历任乡长、副县长等职;眼前,他们都已儿女成群,并且健康成长;未来,社会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他们充满着希望,但也夹杂着忧虑。他们感到了如何培养后来人的责任重大。他们约定一条,要发挥余热余力,对青年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全力导引他们继承先烈遗志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0家开辟 的道路奋勇前进!

    这样,廖永和的晚年又充满着活力与光辉。1984年,他离休回到安徽金寨 县红军干 休所后,就懬 不暇暖地投入这一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希望工程。他不断去工厂、部队、学校、机关宣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及其传统的优良作风。1992年6月22日,李先念同志逝世,廖永和同他的老战友胡传吉在老首长的光辉遗像面前,对子女们反复进行革命教育。廖永和语重心长地说:革命历史千万不可忘记,只有牢记过去产,才能以革命先躯为楷模,鼓励自己,去勇敢地开拓未来!

    种什么籽,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廖永和大讲革命历史的辛勤耕耘,已经硕果累累,在社会上受到各方赞扬,其子女们的进步成长,也使人十分欣慰。长子廖永森,共产党员,经济师,现任中国工商银行青海干部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次子廖少林,复员军人,共产党员,现任金寨 县丝织一厂厂长助理;女儿廖少青,现在金寨 县水泥厂工作。他们和父亲早年虽然生长在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心愿却完全相通,那就是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无产阶级夫比辉煌的壮丽事业!

    〈注释〉

    ① ②③:分见《悲壮的征程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册:第264——265页。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青海干部 中等专业学校)

    我走过的道路

    樊德仁

    1956年1月,我从西安石油 学校测量科毕业,响应党和国家召唤,踏上了建设和开发柴达木盆地的征途。

    一、实践

    初涉生活,我和同代青年人一样,对人生和事业有着炽热的追求,有过虚幻奇异的遐想。但是,生活不是五彩的梦,一切都得始于足下,奋力跋涉,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来到柴达木后,从实习开始,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我始终坚持在野外一线工作。先后从事过图根三角、地形、水准、地质。地球物理测量工作。这期间,为了完成生产任务,我和同志们跋山涉水,冒酷暑、顶风沙、战严寒、下沼泽、住帐篷、啃冷馍、喝凉水,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艰苦生活的考验。19年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是暂短的一瞬,但就人生来说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在长期艰苦环境中工作的我没有因困难动摇过,没有因困难后退半步,没有因困难厌弃自己和专业,而是认为这正是磨练自己意志的良机,所以,我更∠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

    1962年的夏季,我接到处人事科的通知,让我返回基地,刚回到基地。人事科劳员就通知我说:“组织考虑到你的身体,打算把你调到局水电厂当成本员,你有什么意见。”当时我有些踌躇,考虑了片刻对他说:“组织硬让我去,我会服从的,但我我必须把问题说清,我是不会轻易改行的,如果要改行的,我在学校就不会学这个专业的!”人事科尊重了我的意见,我又回到了专业岗位上。

    在人施舍中,要学会在平凡中寻找乐趣,才能使你一心一意沉浸于对事业的探索和创造。我没有宏伟的抱负,没有耸人听闻的业绩,只求能为社会为专业做一些有益的实际工作。当我能为国家建立一条三角锁,测完一板地形图,作为一条地质、地球物理导线,跑完一条水准路线,我都感到非常自慰!实际上,能向国家交出合格的勘探和成果,提供建设使用,这是一个技术干部向人民

    交上合格答卷,就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这样你就会回味工作过程中艰苦、困难是个什么滋味。由于我在专业和我从事的工作是和艰苦、困难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就无法得到工作中和乐趣,也就无法完成任务。正因为自己坚持了这个信念,在工作中就能做到勇往直前,努力奋斗去完成任务。所以,经我手完成的工作,提交的成果资料都 比较过硬的。65年冬季在柴达木盆地南斜坡进行石油勘探会战,我带领的测量组实现了全部资料无差错成果质量达到优良,被会战指挥部树为“四过硬”测量过硬。我个人被评为“战区标兵”。

    长期垢一线工作和实际作业,使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为业务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不仅全面地了解了柴达木盆地地形地貌变化的情况,地物分布的特点,而且对盆地的测量控制资料,地形资料、测点资料都已了如指掌。这些知识是无法在书本上学到的,为我今后从事管理工作和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管理

    1974年底,人结束了长期野外生产工作,调回处生产科从事测量技术管理工作。为搞好这项工作,我从调查研究入手,从建立测量技术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做起,为完善技术管理制度和提高测量专业人员的技术素质,我先后起草制定出“测量仪器作规程”、“测量技术工作标准”、“测量仪器维护保养制度”等。为了把规章制度落到实处,人带上行李到各野外去宣讲、检查,和大家一起干,在干中落实。根据我在现场发现和问题先后结合物探测量的实际需要,编写了“地震测点规程讲义”、“怎样分析导线误差”、“怎样分析导线高程误差”、“地震勘探设计图的编制和使用”、“图根三角测量”、“测量数据的凑整”、“测量仪器的保养”等学习材料。多次利用冬季施工期间举办测量专业学习班,系统讲解规程和专业知识,使我处测量专业逐步走上规格化、程序化。

    根据我处测量技术力量的实际情况,只要测量工作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就奔赴现场,组织和带领测量人员去克服困难,解决生产之急需。当物探工作在冷湖构造带进行“三多”方法试验,需要每个检坡点和炮点高程时,我带领测量人员完成了500分里的1:5000大比例尺带状地形图的测量,为物探方法攻关试验,提供了大量,准确的基础数据和图件。当物探测量在控制点稀少地区无法闭合时,我先后5次组织图根测量组,在涩北、昆特依、尕斯湖南等地区设置了150多个图根三角点,保证了物探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处测量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七十年代初进厂和知识青年,没有经过系统的技术培训,会处技术力量薄弱。为了改善这一被动局面,我除了采取立足本处培养岗位人员外,还向上级和有关部门申请、呼吁、联系,打通了向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西安测量是专输送骨干学习的路子,对测量技术骨干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方面的培养。

    在长期的专业技术工作中,我不断进取,即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又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新技术,掌握新方法、新设备,并培养出一批青年专业人才。随着科学技术了飞速发展,测量方法、仪器装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清醒而又喜悦地注视到这种变化认识到如不更新自己的知识,如劲学习新技术就会落伍,就无法胜利组织上交给的重任。从1978年以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卫星定位、红外线测距仪、计算机等新技术,并成功地运用到生产实践中。这些新技术在自己掌握的基础上,我又带动、指导大家学习新技术、新方法。现在,我处已有数十名测量人员承担起技术管理、专业技术队长、班组长等关键岗位的重担,不少已被任命为测量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或技师,成为我处测量专业的有生力量。

    三、科研

    1978年4月,我晋升为测量工程师,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考虑的问题也就多了。对我处测量事业如何发展,能否在国内占领一席之地,更好地为石油地质勘探事业服务,这些有发展方向的问题,我经常考虑。79年初全国科技大会指明了方向,必须重视专业今后得发展和提高的根本途径。

    当石油部在柴达木盆地组织物探工作会战,勘探工作大区域开展时,我局五十年代在盆地西部地区的三角测量中存在的尺度双和轴系扭曲变形的问题,己明显地影响到地质勘探的成图和油田的开发工作。我及时利用会战的有利时机,提出了利用卫星多普勒定位新技术,对盆地西部地区三角点质量改造的决策和实施办法。经过一年多艰苦的试验、生产、研究,在该区11条三角锁上观测了85个多普勒点,平差计算了206个三角点成果,使原来的60多米的点位移误差,提高到1.1米的精度,保证了物探成果的成图质量。

    为了搞好这项课题的研究,在组织卫星定位的试验生产中,我与青年人一道常年奋战在野外一线,风餐露宿,把住了试验生产的每个关口,使这一实验项目得以顺利进行,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试验生产,当年提交成果报告的高水平,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由我负责实施的“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进行卫星多普勒定位试验及利用卫星多普勒定位方法,提高盆地西部三角点质量”项目的成果,解决了我局20多年来在测量工作中遗留的疑难问题,而且以良好在精度跨入了全国统一的座标、高程系统,使我局结束了长期沿用地方座标、程度系统达27年之久的历史,实现了我局测量人员的夙愿。该项目于1982年获局科技引进推广二等奖。

    卫星多普勒定位,是一门新兴的空间大地测量学科。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的资料和方法,需要深入探讨、研究。自我处引进多变定位系统后,我相继对多普勒高程稳定性、转换参数、高程异常、卫星同步、正反解、让坎值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究,使这一新技术在盆地建立在地控制方面全面发挥了作用。

    对多普勒高程的实用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究,使这一新技术在盆地建立在地控制方面全面发挥了作用。

    对多普勒高程的实用问题,我对比分析了大量资料,请教了有关专家提出了短距离、多中心战、强相关的作业方法、采用了测定多普勒高程校正量的处理方法,建立了多普勒高程改正的数学模型,使多普勒高程基本上达到了实用要求,满足了地震勘探的急需。我编写的“多普勒高程实用问题的探讨”学术论文,获得了我局科技四等奖,并发表在1985年《青海测绘》杂志第一期上。

    相应地区地心座标转换系数的测定,是卫星定位工作的一项基础,直接影响到定位成果的质量。为了提供出盆地地心座标平移转换参数,我分析研究了已测定的定位资料,合理组成参数网,统一进行资料处理计算,进一步精化了盆地地心座标转换的平移量,使卫星定位工作在盆地全面展开,并主持编写了“柴达木盆地地心座标转换参数的测定与分析”学术论文,获得了我局科技四等奖。

    1983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全国空间大地测量专业会。在大会上系统地介绍了几年来在柴达木盆地进行卫星多普勒定位的经验及方法,宣读了我编写的“卫星多普勒定位在柴达木盆地的应用”学术论文,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肯定和重视。这篇论文被测绘出版社收编在《空间在地测量论文选编》一书中,在国内发行。

    同年7月,青海测绘学会在我处召开了卫星多普勒定位现场会。我在会上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多普勒定位原理、工作方法、资料处理、多普勒高程等问题。会后由青海测绘学会出版了《卫星多普勒定位专辑》。

    为了充分发挥多普勒卫星定位技术的作用,满足现代石油地质勘探对卫星定位精度与速度的要求,开展利用究竟技术加强国家天文大地网的研究。1984年我与宁成骅教授利用国际MERIT会战计划期间,发起了由我局及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石油部物探局、新疆石油岛联合布设的以柴达木,塔里木和准噶尔三大盆地为重点,包括陕、甘、青、新、藏大省区的西北地区卫星定位网。精确测定该地区适当分布的地面点的地心座标,进行统一的数学处理,求定西北地区和三大舆地的地心座标到参心座标系统的最佳转换参数,加强该地区天文大地网,精化西北地区大地水准面,解决三大盆地石油勘探中多普勒卫星定位成果应用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对这一重大的研究实践活动,我参与了全部工程方案的制定和组织领导工作,主持了柴达木卫星网的建立,并研究了利用座标差法处理控制资料,对柴达木卫星网进行了整体分析研究,主持编写了“柴达木卫星网的实测与平差”技术 报告。这一项目在1986年7月通过技术鉴定时,我国测绘界知名专家胡明成、谢世杰等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西北卫星网是空间技术就用于我国大地测量一次规模较大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是生产部门与教学科研部门通力协作,将理论用于实践取得明显 经济效果的范例。西北卫星网及三大盆地卫星网不仅外业观测质量达到优等,而且所取得的成果精度达到0.5米级,进入国际水平,所求定的转换参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提交的成果“柴达木盆地卫星网的实测与平差“获我局科技进步一等奖,获青海省科协优秀论文二等奖,并发表在1988年《青海石油》第四期上;“中国西北卫星网的建立及在石油地质勘探中的应用”获石油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卫星网与地面的联合平差以及在西北卫星网中的应用”获国家测绘局科技二等奖,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西北卫星网的建成和就用,周游定的转换参数对国家经济建设具有重大作用,也扭转了三大盆地石油地质勘探中沿用旧习转换参数精度不高,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被动局面。使我清醒的认识到: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加强横向联系,扩大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开展空间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理论与应用的广泛研究与实践,对推动生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适应石油勘探向纵深度发展的需要,多普勒高程的精度已不能保持在原来采取校正量分区域改正的水平上。这就需要从精化柴达木盆地大地水准面形状上入手,从根本上改善多普勒高程精度。根据这一生产急需,我于1985年开始与国家测绘局西安标准化测绘研究所合作,发起“柴达木盆地大地水准面形状的研究”的课题研究的全过程,开展了技术论证,制定出利用天文重力水准与多普勒水准两种不同途径的研究方案,并亲自研究、分析了全部资料,确定了水准面的拟合方案,编制了柴达木盆地高程异常图,组织编写和审定了技术报告。该课题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历经3年多时间,对近百万的天文、兵力和多普勒数据资料进行了综合处理计算,研制成功高精度的高程异常成果。1987年10月由游存义、宁成骅、管泽霖等著名测绘专家、教授参加的技术鉴定会确认:方案和设计合理,各项基础资料符合精度要求,计算质量优等;用两种不同途径来综合研究大地水准面形状,成功地用于生产实践,在国内尚属首创,为其他 地区开展大地水准面研究提供了经验;该研究提交的高程异常图精度在米级以内,精度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访 成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及一定的党章义。该项1988成果年获我局科技进步 一等奖,获石油部科技进步 三等奖。研究论文在1987年青海测绘学会年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发表在《青海石油》1988年第二期上,1990年5月在第八届国际大地测量计算会议上进行了宣讲。

    每当一个目标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我就根据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向大家提出下一个研究目标,这样就象一块磁石紧紧地把大家吸引到课题研究中来,从而使我处测量专业逐步地走上科研促生产的良性循环轨道。

    测绘是石油勘探开发的一项基础性、超前性工作。随着柴达木盆地石油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的发展,盆地内积累了较丰富的测量成果资料,这些资料是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宝贵的信息资源。为了科学地管理我处30多年来所获得的丰富的测量成果,把这些基础信息资源更好地开发为生产力,实现资料档案管理的标准化和现代化。从1988年开始,我又领导了“柴达木盆地大地物探测量成果数据库的研制与建立”的课题研究。课题自立项研制开始,至1991年6月高级鉴定,历时三年半,基本建成了盆地大地、物探 测量成果数据库。在3年多的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中,我主持了项目的设计,数据资料审查、程序设计、数据输入、报告编写等工作。我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商讨,查阅各类资料,不断完善改进管理系统,而且物探 工作的需要增加了新的内容。通过对6000余大地、井位,3.5万公里物探 测量部面共计近千万数据的审查,分类、组织、筛选、整理等繁锁工作,已建成了由大地控制点、探井井位、物探 测量成果、物探因素、地理信息等大量数据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数据库。1991年6月由陶本藻、宁成骅、朱鸿清等国地大地、物探测量成果数据库的建成和应用,标志着为青海石油为测绘资料管理和应用已进入国内数据科学管理的行进先烈。通过对入库数据的检查和系统的运行高调试,通过对系统软件的测试验收及对成果的技术鉴定,表明系统结构设计合理,有开放性、程序运行正确,速度理想,功能强,是一个进行测量数据综合管理的理想系统,可以多功能地面向多用户服务,必将为青海石油勘探开发和测绘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1992年我承担了“GPS定位在柴达木盆地的应用”研究课题,这一研究项目实现后,将使盆地卫星定位技术进入一个水平。目前,组织准备把卫星定位支队伍推向市场,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求生存,站稳脚,有所发展,对我来说这将是又一个新在课题。

    回顾一生,忙忙碌碌,在艰难的道路上奋进,获得了一些成绩和荣誉,1988年,我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90年被评为青海省优秀专家,1991年被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这些荣誉的限得,是党的教育和同志们帮助和结果,这些只能说明过去自己干了些实事,取得了些成绩。但是,这些都已成为历史。现在值得我深深思考的问题是,今后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作者系青海石油管理局物探处高级工程师)

    1992年12月8日

    无悔的追求

    陈其正

    最近同一位多年我见的老朋友聊天,他问我:“你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一呆就是20多年,不觉得有些亏吗?”这位朋友是带着关切、同情、惋惜、不平的复杂心情提问 的。

    的确,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以前几乎没有想到过,一时又很难回答清楚,聊天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沉默了片刻,我想了一下后说:“你的关心我很感谢。要说亏,远不只这此。我们青海石油行业有一句行话,叫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些我都 赶上了,并且比一般献身柴达木的人更甚。在青海工作20多年,由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驼背老头,近一米七〇个老头,体重不足50公斤。夫妻分居近20年,全部家务及孩子抚养教育全靠妻子一人承担,连妻子生小孩时也没能回去照看,够难为她了。可以说,我欠了妻子无法偿还的债。30多岁才有了孩子(独生子)。因为缺乏应有的父爱和教育,孩子智商并不低,但学习成绩平平,很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前途……。你说亏不亏?”

    老朋友听后直点头。看得出,他此刻的心情也显得有此沉重。

    “然而,我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并不后悔。”我用略高的嗓音冒出了这么一句。

    老朋友两眼随之一亮,面部略带吃惊状。

    我们的谈话仍在继续。

    1967年,我由兰州大学毕业后,根据当时的条件,我完全可在留在省会一级大城市工作。但我毅然选择了通过图书馆书架上的图书了解的可爱的柴达木。在青海石油局报到时,按我所学的化学专业,组织上告诉我,有炼油厂和水电厂两个供职单位,分别从事油品分析和水质化验,可以由我自己挑选。并且解释说,现在(指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能分在这样的单位,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相近的工作,已经相当不错了。言下有照顾之意。我又一次谢绝了“照顾”, 要求去工作条件最艰苦的钻井队当了一名泥浆工。这一举动,曾使同来的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很不理解。

    我心里很清楚:大城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要丰富得多,工作环境和学习条件要优越得多。但是大城市人员太多太“挤”,我不愿在那里你争我夺地“挤”。炼油厂和水电厂与钻井队相比,工作性质相对轻松一些,生活条件相对安定一些。但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和生活相对要平淡一些,不利于自身的锻炼和才能的发挥。我不愿平平淡淡地生活,更不想压抑自己的才干。这就是当初我选择到柴达木钻井队工作的理由所在。

    按常理讲,应该说柴达木盆地需要我们去开发,钻井队泥浆工岗位也需要有人去工作。同时,我也认为我个人更需要柴达木这个地域和钻井队泥浆工这个岗位。

    现在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正是由于柴达木恶劣的自然环境磨炼了我的意志,钻井队艰苦的工作条件造就了我的吃苦精神;长期相处的工人师傅纯朴、勤劳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培养了我良好的职业道德;泥浆工岗位使我所学的理论知识得以实践,获得匪浅。总而言之一句话,整整6年(1968-1974年)的钻井队工人岗位工作,为自己以后的技术研究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如果说我在钻井泥浆方面 有所成就的话,那么正是由于有了上述这一系列正确而痛苦的选择。

    在柴达木盆地工作20多年,有失也有得,有苦也有甜。真正尝到了毛主席讲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滋味了。

    钻进泥浆在一般人眼里,只不过是一团泥糊糊,没有什么学问。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听说我干“泥浆工”,她很关切地对我讲,弄得我哭笑不得,一时对她又解释不清,只好对她说用不着买,如有需要,单位有劳保用品,会必给雨靴的。就这样搪塞了过去。这具近似笑话的事实说明,钻进中泥浆行道相对地讲,从业人员较少,工作面窄,还不被人们所了解,从事钻井泥浆工作的人也常常被人轻视。“好事轮不上,问题找泥浆”,在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钻井往往是地质的“被告”,钻井泥浆是“被告”的“被告”。可见从事钻井泥浆工作是要有点勇气的。

    其实,钻井泥浆是钻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号称钻井的血液。这是钻井工程的保护神——保证钻井工程安全、优质、快速施工;它又是地质的尖兵——帮助人们发现和保护油气层。钻井泥浆是一门实用学科,又是一项综合技术。要搞好钻井泥浆,除精通泥浆工艺原理外,还必须具务一定的化学、物理、地质、矿物(粘土)等基础知识。还需要熟悉钻井工艺流程,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技能。所以从事钻井泥浆工作,不像有皯人讲的是“只受气,没出息”,而是大有作为蝗。从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要搞好钻井泥浆工作,和其他行业一样,第一是要有科学态度,第二是要有吃苦精神,两者缺一不可。

    我在柴达木盆地石油行业工作20多年,岗位由钻井队泥浆工、泥浆大班(组长)直到工程处总工程师。职称 由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不论怎样变化,职称怎么晋升,科学态度和吃苦精神始终没有丢。科学态度和吃苦精神是朴素依存的。不讲科学,只触及事物的表面,就不需要也不可有吃苦;不下一番苦功夫,不自找苦吃,就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结论,把握事物的全貌。在钻井队当泥浆工时,有一年临近国庆节了,我的同行有的休假,有的参加文艺演出队,我所在的钻井队只剩一个泥浆工。为了维护和处理好泥浆,保证正常钻井,我半个多月没有离开井场,没有脱工衣。困了就利用起下钻泥浆停止循环的空隙,和衣在值班房躺一会。饿了就啃几口干粮,硬是坚持到这口井钻完后才回基地休息。还有一次,正值严冬季节,为了实地观察井下泥浆隆能变化情况,有一天夜里,我在泥浆循环槽旁边蹲了近4个小时,取得了真实资料。当要站起来时,原先被泥浆和水侵湿的棉工裤已下蹲的形状冻得挺硬,冻麻木的双腿怎么也伸不直,用木棒敲松后,才站了起来。

    技术项目的研究同样也需要有科学态度和吃苦精神。每一个技术项目一上手,我们总是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干。《适应于复杂地层抗高温矿化度“三新磺”盐水泥浆的研究与应用》这个项目,从立项、室内研究支现场试验,历时3年多的时间,我带了几个泥浆工和化验工,吃住在井场,和钻井队同志一道工作。为了限得第一手基础资料,坚持24小时在井场值班观察,录取资料。晚上实在太困了回野营房在床上打个盹,醒来又坐在床上“听”井口作业情况,验证“新三磺”使用效果。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格按照既定的配方和配置工艺施工,取全准了各项技术数据,第一口井现场试验非常成功。写出的现场试验报告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我们就是依靠这样一种科学严谨、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柴达木从事钻井泥浆工作期间,和同行们一道,完成各种技术攻关项目10多项,其中分得到国家、省、局级技术效益。仅“磺化系列”钻井液及其子项目,几年来所获得的累计经济效益逾千万元,为青海石油钻井泥浆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另外,在钻井泥浆技术管理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件有益的工作,制度、标准等,使青海石油局钻泥浆管理向制度化、条理化、标准化迈进了一大步,同样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关于回收钻井队多余泥浆和完井泥浆的安排意见》执行以来的4年多时间里,共回收各种钻井泥浆7500多立方米,价值358万元。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和我合作多年的青年泥浆技术人员不断地成熟起来,有的已成为本行业的专业技术骨干,完全可以独立承但青海局泥浆技术研究和技术管理工作,、

    从事钻井泥浆工作20多年,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学习和继承了前辈同行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多次被评为青海石油局先进科技工作者,1989年获青海省“讲理想,比贡献”积级分子称号,1991年和1992年先后被命名为青海省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优秀专家,享受专家津贴。1986年担任处级总工程师。近几年,和其他在青工作的技术人员一样,生活待遇有了一定提高,工作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

    讲到这儿,较长时间沉默不语的老朋友插话说:“这些荣誉的获得,生活待遇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是完全应该的。是党和政府对你们受之无愧。”

    说实在的,在没有这些荣誉称号,不享受优秀专家津贴之前,自己还比较心安理得,感觉良好。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检查一下以往的工作,却觉得业绩平平,与我得到的荣誉不相称。从而深感不安,总有点内疚之感。为了寻找心理平衡,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今后将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为柴达木石油钻井泥浆工作继续做贡献。

    谈到这里,老朋友又插话说:“你们太谦虚了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还要自责,还要寻找差距,还要自觉压担子。这也许就是你们难成功的秘诀吧!另外,还想问问:柴达木盆地不仅地理环境恶劣,工作条件艰苦,而且生产基础差,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娱乐可言。对一般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工作20多年,就是闲坐20多年也会受不了的。那么,你就不感到寂寞、空虚吗?就没有度日如年之感吗?”

    我回答说,柴达木特别艰苦,这是事实。我也是“一般人”,热爱青山绿水的大好河山,喜欢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都市生活。不怕你们笑话,有时因公外出,在戈壁滩上有幸遇到一溪流水,我们总要蹲下去用手戏水或洗洗手绢什么的;偶尔见到一珠绿色,总会情不自禁地摘片绿叶摆弄一番,或摘上一条绿枝插在汽车门上风光风光。这些举动似乎和我们近50岁年纪的人不相称。不身置其中的人是很难悟出这种情趣的。所以让我在柴达木这样的环境中闲坐20多年,我也会受不了的。但是,有事干了。试想,整天忙忙碌碌连节假日都搭了进去,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总觉时间 不够用,不存在空闲时间怎么度过的问题。因此,就不会感到寂寞、空虚,更没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这一席谈活,对我感触很深为。我对你及你的同行的作为表示钦佩,对你们的生活和工作表示充分理解。”老朋友最后说。

    是啊!一个人一生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并且所从事的工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到人们的理解就很满足了。工作环境差一点,生活条件清苦一些,又算得了什么!?

    (作者系青海石油管理局泥浆高工程师)

    在柴达木盆地找石油

    赵大年

    一晃37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柴达木盆地找石油和天然汽,亲眼看到在不毛的戈壁滩上建设起石油城,心中感到无限欣慰!

    回忆我青少年时代在天津上学,从小学到大学,都 是过着安定的习惯生活真没有想到会在青海高原搞地质勘探工作呆了这么长的时间,长期过着骑骆驼、住帐蓬、经常搬家那种不稳定的生活。不过,想起我是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大西北的,内心觉得有一种荣誉和自豪感。

    我是1953年2月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与天然汽地质勘探系,是这个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走上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的石油勘探岗位,虽然这么多年有的同学再未刚见过面,但是他(她)们在校时青年的模样却仍在眼前,找不出苍老的迹象。时间一下子就是几十年过去了。

    我最初是分配到西北石油地地质局陕北地质大队,一开头就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仰望宝塔山上的宝塔,俯视淌流着的延河水,想起革命胜利时流传着的“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等歌曲,就觉得自己仿佛置于生气勃勃的新世界。对于切割成不大块状的黄土高坡和高坡上的土窑洞也觉得格外的新鲜,充满了诗情画意。那年我们在西杏子打了几口浅井,还见到了油气显示,当时的采油技术还不能开采这种低渗透的致密油层。

    随后,我到过宁夏的呈忠,甘肃的酒泉盆地。从些,我就落脚在大西北了。1956年我调到当时人们认为只有男子汉才能进入的柴达木盆地。那时候从西宁进盆地去茫崖,汽车整整要走一个星期, 上我虽然没有见到传说的1寸长的蚊子,可是虻虫满空飞舞,到处可见,叮在肉上就是一个血泡。南面的昆仑山上的冰峰显得那样庄严肃穆,傍晚我们住在格尔木时,连一顶蒙古包都看不见,晚上只能睡在汽车底下,呼吸着凉凉的夜气。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连年不断的沼泽, 我感到一陈凄凉,我不由得想到天津市的家、我的父母、兄弟,我觉得离开他们太远了!

    为了找石油,就得先找水。在风沙弥漫的柴达木需要找到丰富的淡水,不仅为当前勘探队员们用,以后开发油田、建设石油城则需要更多的淡水。调查结果证明,这具盆地的地下水是很丰富的,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学习苏联的地质工作法,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填绘水文地质图,一天要咆几十公里,差不多两三天就得搬一次家,用骆驼将帐篷、行李、锅灶驮上,指定一个方向,从戈壁滩搬到盐碱地,又从盐碱地搬到风蚀土丘陵……。那时就硬是要用笨的、老实的、探险的办法去完成这项工作。每晚回来老远见到几个小白点——帐篷,那便是盼到了家,一天的疲劳便丢在脑后。差不多每天都吃着有砂粒的面片汤,这样的面片汤就算是可口的晚餐啦!

    在我们工作的地区有很奇特的自然景观。昆仑山前有一条平行大山的带状沼泽地,沼泽地的附近 有许多泉眼,有的泉水象一个大漏斗,周围长满了水草、蒲篷,泉水清澈明亮,水中还游着小虾和小鱼,附近生和蓬头历齿 红柳、野枸杞、白刺、麻黄、锁阳、野麻之类的各种植物,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草原。再往前走到了盐壳地就完全不同了,一片黑灰色,盐被风吹得象斜插着的一望无际的的刺刀群,一下子仿佛置身于刀山之中!

    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58年7月我在111水文地质队工作,地区在埃姆尼克山前霍布逊湖以西的大片盐壳地。有一天,队长派“尕斯63”车司机杨德山去单独招待任务,让他驾车越过盐壳地上敦煌公路拉水,可是几天都未见音信,只得派人去找,结果在一片盐壳地上发现了停着的汽车,车六开着,盛水的小口桶也放在车旁,司机不见了。随后地质处立即组织大批人员用每隔10米1个人的人海篦梳办法去找人,在纵横百十公里找了几天也未见踪影,人是失踪了!这件事隔了多年到“文革”时代,竟有人怀疑他投敌叛国了。其实司机是一个陕西的诚相农民,可笑的是在那片寸草不生的盐壳地带还能生存有什么“敌”?所幸的是他的儿子从老家来到柴达木,子承父业,继续,继续为石油事业做贡献。

    1958年我们正好野外收工回到大柴旦,大跃进到来了,为的是加快建设步伐,超英赶美,我当时也确实相信这一点。要进行苦战,除了正常上班外,晚上一定要熬到午夜两三点钟,甚至通霄,所进行的活动大体有三:一是要写作,千篇文章万篇诗,每个人写多少是有定数的;二是大炼钢铁,小土炉平地而起,到处找钢铁,尤其到了夜炉火通明,星罗棋布,热气腾腾;三是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主 要内空是超声波化,把紫铜管锯成一节一节的,上面焊个刀片,用锅炉的蒸气去刺,尖声刺耳欲聋。这些洗劫连续搞了好多日子,弄得人们疲惫不堪。回想起来甚是可笑!大量的人力、物力花费了,没有取得想象的成果。事隔多年,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建设 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很高的,群众是一呼百应的,可惜的是方法不当,最主要的是浪费了大量时间 !留下的一种习惯,柴达木人到现在都很少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算是对当时苦战的一种加忆吧!

    不管怎样说,科技上的成果还是显著的。区域水文 地质普查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不到3年进间,就基本搞清了全盆地主要地萄地下水含水情况,定性地进行了水文地质分带,将盆地内部划分为11个水文地质区,分区进行评价,估算了各区的地下水储量,为以后找水工作指明了方向。结论是柴达木盆地是一个地下水储量很丰富的一个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的利用必 今后工农业经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让人感兴趣的是三座名山环抱盆地,北有祁连山,西北有阿尔金山,南面为具有神话色彩的昆仑山矗立。无数的雪峰,晶亮明洁,超群绝世,见到它们可以使你的精神为之净化,不能不说大自然是如此之伟大!

    1959年我在油砂山往西约200多公里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向西延伸的格斯走廊工作。这里渺无人烟,平地的海拔是4700米,一上山就是5000米以上,有一条格斯河在两山之间穿流而过,清澈见底,地面长着一种灰色的纯毛小草,没有别的可烧,只能拿它当燃料,可是这种草用风匣拼命地吹,也不好好地燃烧,只是冒烟。这里大概在摄氏70多度不就开了,每天只能吃着半生不熟的东西。可是勘探队员们个个都是情绪高涨,要一睹两座大山相会的丰采。翻过阿尔金山便是南疆的塔里木盆地。据说很早以前,南疆的居民骑着毛驴翻山过来到格斯河淘金。我也确实见过那种年为淘金而来的人们艰苦的生活景象!可是我闪在新中国成立后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淘金,而是为了寻找黑色的金子——石油。

    我们在地层中找到了树叶和昆虫化石,证明这里在千万年前可能是水草丰茂,风景秀丽的世外桃园。盆地虽小,说不定会有石油。在格斯山上蕴藏着储量丰富的巨厚的沥青质煤层,只是因为海拔太高,交通不便,暂时无法开采利用。

    我们探险戔调查 很快被冷湖石油会战的振动了。想看两座大山相会的梦未圆,一声令下便整装东行,很快投入火热的冷湖会战的行列,在格斯走廊的时间不长,可是记忆很深,它体现了在党的培养下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地质尖兵在任何困苦的环境中,勇往直前,一无所惧的时代精神!冷湖这具地方本来无名,因靠近安南坝山前有一个水质清凉的小湖,地质工作者们便把它定名为冷湖,现在地图直才有了冷湖镇。冷湖构造带在戈壁滩和盐沼地中形成一个南北走向长条状的低山,几乎看不到绿色,当然也是渺无人烟。因为有了石油,在1956年到1959年短短的3年霎时间里,从北往南就建起了老基地、四号和五号三座石油城,虽然没有城郭,但可以肯定比河西走廊古代城池要大得多,夜晚相望,灯火通明,如果从高空瞰视,就是三颗明星。冷湖这具名字象征着柴达木石油工业发展有开始,冷湖和冷湖油田可以说是同义语,国外报刊也把冷湖描绘为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大油田;冷湖油田在五、六十年代为祖国的建设和国防事业贡献了青春。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还生产着石油。

    我在冷湖搞了几年油田水文地质研究。我们亲自动手背着一大背包的取样瓶,跑遍了整个油田去取油、气、水样品。在烈日下,油香四溢,熏人欲醉,这进早已想不起大城市那种喧闹的生活,但可以联想到这里的石油却是城乡都不可缺少的。

    对油田水的研究,颇有成效。研究结果排在了苏联油田水文 地质学家苏林断定的只有深层水才有氯化钙型 水的结论。我们在地表水中发现有氯化钙型水,只不过是变质程度不如深层水而已。冷湖的深层水在1000多米深的井段内,可以看邮深部水的矿化度要低,而往油田顶部变轻;天然气中的重烃储量是油田顶部的少,而往油田边部增多。这种规律显示冷湖油田的形成是来自更深部位的次生油藏。冷湖油田开发了36年,产量不断递减,而深部还应当有原生油藏的概念并未动摇,有朝一日,在冷湖更深的地层中是会找到油田的,让冷湖油田恢复青春!我对于冷湖是很有感情的,觉得它是我们第二个故乡。我是冷湖第一代居民,我的孩子也在这里成长。冷湖是我们自己用双手创立起来的地方,冷湖虽小而光辉在!

    我在冷湖一直住到现在,这里最大的优点是夏天不热,决不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汗流浃背,太阳 晒的时候,要出汗也被 蒸发完了;再者就是这里很清静,没有城市那种喧嚣的声音。在戈壁滩上用地下水种了几畦杨树,远远看去象几块绿色的宝石,在杨树丛中曾种过豌豆的青稞,长势很旺 产量很高,就是缺水,如果有大师的水,这里会成为花园,我有时休假回到京津一带,已经有点不适应大城市高楼栉比、熙熙攘攘的生活了。在生活困难时斯到大城市去,只是想带回一些吃的东西,甚至连香肠、罐头、香烟都得带回点来;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也不需要这样做了。然而年岁大了,到了退休的时候,有思乡情绪,还是相让生活热闹些,但由于种种原因,就是无法回天津市定居了。有不省工程技术人员和我一样,老时无法归故乡。

    1966年到1970年我做了许多与地质综合研究有关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柴达木盆地的第三纪地层的对比。地层对比是综合研究中的最基础工作,柴达木 盆地的第三纪地层在6千万年的地质历史中沉积了数千米的巨厚地层,岩石性质有粗有细;颜色有灰、有红、有绿;有的还保存着许多化石。把不同地区的各种岩石,有科学依据地划分对比出来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我们背着取样包,手里拿着地质锤和地质罗盘,找化石,观察地层,从东到西,从南往北,经过数年时间,才算把大段的地层区间搞清楚,从而打破了苏联专家断定的红层对红层绿层对绿层的对比模式。这是因为在陆相沉积的环境变化很快,同一沉积时间内此地为受氧化的红层,而彼地则为水睛沉积还原环境的灰层或绿层。这就预示着某个时期如果有比较深的湖水沉积,就有生物繁殖,就有生成石油的环境。我们不是单纯为了对比地层,而是为了弄清沉积的历史环境,为盆地找油提供依据。

    我在这段地质工作中,为了查清英雄岭地区的构造形态和沉积环境,曾穿越了切割英雄岭的一条深沟 大湾沟。英雄岭是盆地西部构造群中的一座中高山,海拔高达3600多米,是现代剧烈隆起的一种地貌 被 切割的深沟仅有1米多宽,沟内三、五步就是一个弯,两边都是悬崖陡壁,直上直下的,相对高差三、四百米,俇头望去蓝天只是一线,在20多公里长的沟里,全部如此。这真是飞鸟难渡!沟壁 流过的水线经人还高出几米,真可以算得上是全国“一线天”之最!在大湾沟的调查,我们日以继夜地整整奋战了36个多小时,才证明英雄岭是一个大向斜。这里在古代就是一个深水湖泊,也是盆地西部主要的生油地区之一。这里的水陆变迁的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到了1971年我已经是不惑之年,在研究工作中比较深思熟虑了。当时冷湖的原油生产已不断下降,我认为毫渗透压时地把勘探重点转移到锱地西部。我在研究西部狮子沟、油砂山构造带时,以钻井、电测和岩芯等资料的分析对比,发现了这两个构造在地下潜着的断距近2000米的推复性逆掩断层,进而判断这两个构造在深部和部的形状不一致,加上我多年的野外调查经验,将盆地西部构造分为四种大类型,即:古高今低、古低今高、古高今高和古低今低。其中古低今高多形成次生油藏,如冷湖、花土沟等油田,而古高今低则可能存在着原生油藏,这种类型应当在今后勘探中特别予以重视。当时即指出在跃进一号、狮子沟和油砂山构造带的深层,应对深部构造加强研究,补充地震等资料予以钻探。这个结论在以后的勘探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发现尕斯库勒油田(即跃进一号)和狮子沟的深没油藏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都记在我红色的小笔记本上,我也曾在研究所当众发表过,但是没有写成论文发表。为什么?就是担心走所谓的“白专道路”当时 的气氛是,学外语、写论文都不是红专道路上应做的事,最好是土生、土长的土专家,湿眼才是本份,但这些毕竟是历史上提一个插曲;做为个人来说无条件地为国家找石油是应以的责任。我虽然在多年工作中写了不少的技术报告,但均为内刊,未曾发表,直到1990年我才正式在《中国石油地质志》上发表了《柴达木盆地水文地质》一文。

    我在从事科研工作中,总觉得没有什么捷径可循,主要的是认真积累资料,掌握大量的数据 ,在皮基础上才能够分析研究。我习惯于把调查或搜集的资料及时地记录在笔记本上,以便查询。说话讲问题不单凭记忆,而依据于实际的数据。这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比我年轻的同行也觉得是一种好方法。搞地质勘探工作的一定要多掌握资料,实事求是地解决地质问题,才能有所发现。现在尕斯库勒油田已是青海油田生产的主力支术油田,产量早已超过了玉门,原油上了年产百万吨的台阶。在花土沟地区建设起来的石油城比冷湖大得多,这使我这个老石油勘探工作者感到格外的高兴。

    在油气勘探工作中能够见到井喷是很难得的。看着火焰冲天,气浪滚滚,不由人感到惊奇、高兴、害怕、担心和无可奈何!1976年夏季,我正在盆地东部涩北构造的钻探现场工作,一个夜晚,可能是零点刚过,一声巨响,急忙钻邮帐篷一看,在不远处的涩深一井井场上,冒着熊熊烈火,映红了夜空,火焰高达二、三百米,直上云霄,据说远在百公里以外的格尔木市都见到了火光!涩北是一具气田,这是一口探井在钻探过程中,气柱突然窜到井口,引起了大火,经过抢救,几天以后才将火压住。大火证明涩北是一个天然气储量很丰富的气田,它形成的时间晚,在有人类历史以后它才生成,这种数千万甚至上亿年古代形成的油气田有所不同,柴达木的沧桑变化是惊人的!

    另一次油井大火发生在1985年6月20日,在南翼山,那是一个凝析气田,当发生强烈井喷时,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天然气浪,也是直上霄汉,同进酒下象茶水颜色的轻质油,在井架旁边流成两条小河。我用断面法估算了产量,日产可以有724方的高产。油气喷了一天多后,喷势不减。22日那天,天气炎热,没有一丝风,井场上的人都站在较远的地方等待拿出措施来救这口井,到下午4时许,又是一声巨响,真象原子弹的磨菇云,流动着黑色的浓烟和鲜红的火团,拔地而起,冲向太空。我们的脸都感到灼热难忍,站在那里束手无策。经过一年零两个半月后才靠打定向井的技术将大火扑灭,从此又发现了南翼山中深部的凝析油气藏。

    火,象征着光明,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柴达木盆地亲自见到了这里的石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一共发现了16个油田和6个气田,我生活在这个干旱的盆地里,也象火一样炽热地度过了37个春秋!时间过得真快,我已到了退休的年龄。而我相信,这里的找油工作会继续下去,柴达木的石油工业,在今后改革开放浪潮中会更加红火地发展起来!

    1992年8月于冷湖

    (作者系青海石油管理局高级地质工程师)

    瀚海苍松

    ——记青海油田总地质师顾树松

    言覃

    顾树松同志,193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县,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异。1952年从西北大学石油专业毕业后,即赴甘肃酒泉地质大队工作,1955年初进入柴达木盆地。现任青海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青海石油学会副理事长、青海省政协委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1991年7月,他被 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

    1954年,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作出了深入柴达木盆地进行石油地质勘探的正确决策后,顾树松等一批有志青年,抱着报效祖国、为党献身的无畏精神,明知柴达木盆地艰险困苦,但仍以坚定的决心,经多次申请而获得组织同意后进入柴达木盆地,开始了骑骆驼,闯戈壁,冒风沙,走禁区和翻山越岭的勘探生崖。

    1955年,年仅21岁的顾树松同志担任了113地质队队长。有一次,他带领195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技术员贾利民,赴野外去踏勘施工现场,谁知后面负责搬家的同志未能按指定地点扎营,使得他们在寸草不生的大戈壁走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当他俩赶到原营地时,发现有的帐篷已搬走。为了早日开展工作,他要求贾利民返回基地,独自一人忍着饥渴,沿着骆驼的脚印追寻,但追到深夜仍不见踪影。过度的劳累和饥渴,使他的两脚象灌铅般沉重,血液的浓缩使他浑身炽热和恶心,不得已脱掉皮鞋衣裤,仅穿着能遮 羞的裤叉在原宿营地附近继续寻觅。为了生存,他喝尽了自己的少量尿液,两天后想喝尿也喝不到了,第三天的午夜来临,饥渴和疲劳,加上夜间冷风的无情切割,使他昏死于避风的沙丘凹地。第四天早晨,温暖的阳光淋浴着他那冻僵的身体,他才从死神那里回到了人间。看看手表,他确知已在沙土里昏死了9个多小时。他想从沙土晨挣扎着爬起了,可僵硬的关节难于从命,他想到自己可能从此倒下,但又想到队员们迫切寻找他的心情,就鼓起勇气往上爬,拼死也要死在较高的山顶,以便同事们发现。于是他调动着生命的最后残力,朝着眼前的一座小山——清明山爬去……。当太阳第四次缓缓西沉,他终于爬到了山顶,实在无力的他又再次昏死过去。清明山真是清明有眼,当山头冷风再次将他唤醒时,睁眼一看,山那边的洼地上,就是他们新的营地。这时正做饭的炊事员发现了他,带领同伴们迅速奔上山顶,看到他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那副惨状,队员们个个泪流满面地围抱他。他一口气喝完了队友们送来的10磅柠檬糖水,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了追寻几天的营地。当晚他又喝了一碗红枣稀饭,才逐渐恢复了一些体力。望着队友们,他带着沙哑的声音笑着说:“阎王不要我,咱们还得一起干”,顿时帐篷里又充满了含泪的笑声。为了使队里工作能早日开展,顾树松同志回到帐篷的第二天一早,竟然又悄悄奔赴野外开始了工区边界的勘测。大家称赞说,在顾队长的生活字典里,从未出现过一个“慢”字。

    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初期,生活异常艰苦。当时用水十分紧张。滴水贵如油,一切用水全靠骆驼从几十里外驮运,3天只能送水一次,除食用水量外,每天每人只能供给用水700毫升,早晨用少量水嗽口洗脸,洗脸水用后还得倒入缸子中沉淀,留供晚上收工后继续用以擦脚洗脸。在野外,由于整天爬山越岭,致使脚汗特多,且长期无水洗脚,鞋内油滑难行,在此情况下,大家想了个“干洗”的妙法,即利用中午吃饭的间空,把袜子脱下埋入晒热的沙子里,让热沙吸掉袜子上的汗水,随后搓净沙下,下午穿上继续工作。同样,因汗水使衬衣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多次反复致使结盐发硬破碎。顾树松和同伴们就将破碎的衬衣撕成布条作包脚布,解决了走路脚滑难行的问题。那时为了每人每日能分到半脸盆用水,作为擦身和洗脚用,几天前就得从每人每天少量生活用水中克扣和积累,每当分到水时,大家都兴奋地又唱又跳,简直比孩子过年还高兴。当时他们住的是三角单层的帐篷,遇到暴风就有被刮倒的危险。吃在菜都是从盆地外带来的“四大金刚”,即黄花、木耳和粉丝、香肠。当时想吃一碗青菜无颖是一种妄想。在时因某种原因 而骆驼队未能将水及时送到,大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唾液吃点炒面。由于长期的风沙严重和营养单一,外加干旱和无水梳洗,可想他们的面貌该是什么模样。难怪人们总是这样风趣地说:“远看是个逃难的,近看是个要饭的,原来是具搞勘探的。”

    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勘探任务,谁都没有怨言。他们 谈的是工作,想的还是工作,艰苦磨砺了他们的意志顾树松同志常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他没有休息日,一般天亮前起床,吃过饭后立即去野外工作,天黑后才匆匆赶回营地,夜里还得在油灯下整理资料和钻钻研业务。为了更多更好地掌握国内外的先进技术,他经常深夜在油灯下学习俄语和英语。现在,他能用英语与外宾进行交谈。顾树松就是这样为了柴达木的石油事业,穿戈壁、踏盐沼、越沙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忘我工作。河南省瀚海八百里的秃山深谷,到处都洒下了他的汗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5年11月24日,柴达木油泉子构造第一口深井开始钻探了,从耸入云霄的钻塔内发出了雷鸣般的机器轰鸣声,飞速旋转的钻盘唤醒了沉睡亿万年的大地。当井内首次喷出了黑色的原油时,柴达木沸腾了,千里戈壁迎来了历史的新世纪。随后顾树松就在盆地首先喷出黑色金子的油泉子探 区成了家,更坚定了他与柴达木共存的决心。

    然而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都是鲜花、荣誉和成功。人生之族有曲折,更有磨难和坎坷。1958年10月,顾树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随之而来的是撤职、降级和送往土方队和花海子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但这位在党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没有气馁,没有动摇,仍然对党怀着深厚的感情,对柴达木寄予深切的眷恋。他认为母亲有时亦会错怪孩子,但母子究竟是骨肉情深的,深信总有一天仍能为党为人民表明心迹的。所以他在农场挖土方、盖房子、种庄稼、放牛羊和杀猪宰羊的各项工作中,干啥他都是那样认真和卖力,别人每天挖土5方左右,他却每天可挖10方以上。管教干部看他劳动好,表现突出,就让他担任劳动组组长。1961年由于体力的过多付出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营养不良,顾树松同志身患了严重的浮肿病,三四天不能解一次大便,疾病的折磨严重威胁着他那年轻的生命上,他与病魔顽强地斗争着,终于又一次赢得了胜利。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没有忘记柴达木今后的勘探工作,他挤时间翻阅石油专业书籍,写下了近20万学的心得笔记。

    1963年5月,组织上摘掉了他头上的“右派”帽子,并回到了研究所,继续开展油田地质研究工作。为了追回失去的时间,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依靠扎实的理论基础,从电测资料主的综合研究着手,展开了油气层纵横分布和油气高产规模的研究,1946年,他与其他二位同志一起,完成了冷湖四、五号油田的构造图,为冷湖油田后期调整井的钻探和开发奠定了基础。

    正当他的事业再次步入新阶段时,十年动乱开始,灾难又一次降到顾树松的头上。他被调离了他所热爱的勘探事业,并被送往甘肃南湖农场劳动。但他始终坚信自己是一名热爱事业的地质工作者,总有一天能够再次回到自己的岗位。灾难终于过去了,他再次回到研究所,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大戈壁,从事着西部油田的研究工作。1978年11月14日,顾树松首次参加在玉门油田召开的西北地区地震地质科学大会。会上,他脱搞宣讲了由他在很短时间内所撰写的科学报告《跃进一号油田E3/1深部油藏的发现和高产条件》。当时虽然资料尚少,但由于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表达清楚,报告具有说服力和较好的实用价值,受到大会的表扬。该报告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跃进一号油田的构造特征和油藏类型,并对其高产和成藏规律进行了探讨,又建议把该深部油层可作为区域目的层进行勘探。这些观点和建议,均被随后的勘探实践证实是正确的。该成果曾获1979年度青海省科技成果个人一等奖。

    顾树松同志自1980年由研究院调局负责全局的勘探工作以来,根据跃进一号深油藏的发现和成藏规律,他组织并拿下了一些同层位油田,并亲自对狮子沟深层进行研究而同层进行研究而选定狮20#井位和钻探,在预定层发现了日产千方原油裂缝性油高产油气田。1958年在讨论南翌山深层亦有存在同样油气藏的较大可能性,并强调当时所用大庆-130型钻机欲钻达该深度也属可能。他再三思考和查阅资料后,最后确定将原设计井深2500米加深到3000米。经钻控在井深2981米处获得了百吨以上高产油气流,并发现了深层气藏。使人“六·五”期间的5年内,所探明的石油地质储量达到了前23年总和的2.3倍。

    “七·五”期间,研究院在对柴达木东部原有地震资料 精细结果,提出原认为的台南鼻状构造,经分析有可能实为含气背斜圈闭显示的认识后,顾树松同志经大量的分析和论证,确认其可能性较大台而立即组织上钻,很快拿下了第四系的较大天然气田一台南气田。

    顾树松从不满足自己的成绩,在发现较大台南气田启发下同,他对东部70年代前所发现的几个小气田资料进行了再次研究和分析,提出七十年代两个已控明的小气田,由于受当时钻井泥浆和电测条件的限制,以及当时井深尚未钻开台南气田深部气层等原因,认为原所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仅是实际储量的一小部分,应该对此重新部署少量评价井的钻探 和进行储量的复算工作。因此,在重新部团一定地震工作基础上所占少量评价井结果,证实上述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经国家储行政工审查验收,这两个老气天的现 有探明天然储量,恰较原储量增加了2倍多,使青海气田的地质储量和可采储量,已进入全国各区的较前列,并为青海气田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顾树松同志对柴达木所做了奉献,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管理局把他从一名普通的地抩队员 逐步晋升为地质师、主任地质师,副总地质师和总地质师,艵被批准为国家级有贡献的专家。这些职务和荣誉没有使他陶醉。他终身难忘的是1984年6月28日,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给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使他倍增了为勘探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为了柴达木石油工业的发展,顾树松同志的节假日大多在忙碌的工作中度过,有人曾开玩笑地问他:“顾总,我和老伴结婚34个年头,究竟共有多长的团聚时间?”顾树松同志笑哈哈地掐指头算了一下,笑着说:“累积起来7年多一点”。这笑声中包含了他对妻子和儿女的歉意,也道出了自己生活的辛酸,他誻这样为了柴达木的石油事业而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光和热。风沙吹不跑他,断水和死亡吓不倒他,磨难亦逼不走他。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倾注在这片戈壁高原上。由于上级组织的关怀,82年后他有多次调往北京、杭州等工作的机会,可为了柴达木的事业,他都 婉言谢绝了。他多次出国工作和参加会议,西方的舒适生活和高薪都未能打动他,有人劝他说:“顾总啊!孔雀东南飞,您怎么不飞呀?”顾树松的回答是:“柴达木和我的情缘还没有了结啊!”

    近几年来,顾树松同志撰写的近20篇论文先后在国内外发表,有的论文还在国内外获奖。人防编的《青海石油地质志》已由石油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目前,他正在撰写《柴达木地东部第四系天然气藏的原因和勘探》。

    光阴似箭,顾树松的额头已布满了皱纹。虽然年逾花甲,但仍保持着年轻时的革命干劲,精神矍铄,有人问他:“顾总,你准备再干几年?”他坚定地说:“只要柴达木需要我,我就继续干下去”。

    朴实的语言,道出了老柴达木人的心声。

    阿哈提山中生代地层调查记事

    杨藩

    1956年5月以来,我一直在柴达木盆地进行露头剖面丈量及化石采集工作,特别是1974年以前,几乎每年都要到野外工作一價时间。其中,印象最深、经常想起的是1971年冬季在阿尔金山中段阿哈提山调查中生代地层的那一段经历。

    柴达木盆地冬季时间比较长,每年9月中旬开始结冰,直至次年4月才陆续解冻。由于天寒 地冻给野外作业带来许多不便,盆地里石油地质地面调查工作一般都 在每年的5月至8月间进行,9月以后安排野外工作的比较少。

    1971年9月上旬,我在茫崖花土沟石油基地担负干柴沟、砂西等构造深探井井下微古生物样品的预处理及化石鉴定对比工作,从冷湖传来地质研究所(今青海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前身)领导的决定:由常驻花土沟的西部研究队抽人组成野外小队,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到阿哈堤山区调查中生代地层,重建柴达木盆地西部中生界基准剖面。接着,西部研究队领导通知我,让我参加该野外小队的工作。

    阿哈堤山区中生代地层很发育,是最早建立起柴达木盆地中生界各群的建群剖面所在地。但是,虽然1959年首届人国地层会议已确立下侏罗统红柳沟群、中侏罗统清水河群、上侏罗统采石岭群、下白垩统红水沟群和上白垩统犬牙沟群这样一个层序,但仍缺少化石依据,前人(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属1955年114队、1958年107队和102队)提供的各群(组)厚度差别也过大,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显然,落实或重建盆地西部中生代地层基准剖面,对研究全盆地中生界及中生界油气藏勘探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9月14日,野外小队在黄诗可的率领下分乘两辆苏制嘎斯51型 车或嘎斯 63型车前来临时固定,1个月轮换1次,除驾驶室可挤坐一、两个人外,其余的人都在车槽子里站着或在自带的帐篷、行李卷上坐着。这次出工也不例外。我们把帐篷、炊具、文具箱和行军床乖排放在车槽的底层,上面是行李和粮食,我们坐在行李上。

    第一站是阿哈堤山区东南部的采石岭,白天气温和花土沟差不多,当天晚上刚睡下明还感到不太冷,可是后半夜,方复隆同志同样是辗转不眠,而且他比我更糟,几科是一夜没有睡好。朦胧中,隔壁帐篷里响起了呼喇呼 声音,方复隆说这是司机尹奎元在用喷灯烤火,我看了看表,时针指在半夜3点钟上。第二天早晨,我怀着羡慕的心情向尹师傅打听昨晚的感受,满以为他会说个“不错”,不料他还是抱怨:“不行啊,喷灯的油烟子呛得我受不了,只好点一陈,停一阵,还是没睡好觉”享有取暖“待遇”的尹师傅尚且如此,其他同志的情况恐怕也好不多少了。

    为了抢时间,太阳刚刚升上地平线,我们就出工了。可是干不多一会儿,两只手已不听使唤,抓 不住作记录的铅笔了,两只脚也冻得阵阵疼痛不止。平时觉得又厚又重的老羊皮这时穿在身上简直只象是裹了一层纸,没有办法,黄诗可领着我们全体原地跳跃,用跺脚的办法取暖,直到全身发热为止。就这相,干一阵,蹦一阵,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现在回想,当时 如果有人在旁观看我们的动作,一定会觉得很滑稽。

    经过一天的预查、踏勘,选定了剖面位置,从9月16日起,开始丈量采石岭群剖面,我的主要任务是逐层寻找化石,采集微古分析样品,到了第5天,终于在下部找到了丰富的叶肢介、腹足类、双壳类和介形类化石这么多门类的化石在一起产出,还是第一次发现,大家都很高兴。

    一周后,克服了风雪气候带来的重重困难,我们结束了采石岭组的剖面丈量、描述工作,接下来是调查采石岭组与下伏红柳沟群及上复红水沟群的接触关系,同时开始着手筹备前往第二站——清水河的工作。

    清水 位于阿哈堤山中部,1959年102队在这里建立了中侏罗统清水河群(组)。这里的海拔一般在4000米上下,气温将比采石岭更低,继续在野外住单帐篷显然已不现实了,有人提出仍住花土沟,每天用车接送出工,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关键在于路途来回消耗的时间有多长。从107队所填地质图看,沿着阿哈堤山南缘的玥新公路 向西而后向北进山,有两条便道可以接近清水河:西边一路沿红柳沟西侧的轻便公路可乘车到达红柳沟煤矿南测,这里离清水河南端直线距离估计也不会超过4公里。根据这一情况,队领导把探路人员分成两个组,分别由黄诗可、杨金泉带领,约定两个组在清水河南端会合,我被分配在杨金泉负责的这个组。吃过早饭,两个组的成员同乘一辆车,先到红柳沟煤矿南侧,西路小组成员下车 后车顺原路返回,到阿哈堤沟与青新公路交会处转向北,沿沟进山,车在弯弯曲曲而又布满卵石、高低不平的阿哈堤沟河床上用一挡艰难地向上行驶,司机尹奎元心疼他那辆在戈壁滩上颠簸过十几年的嘎斯63型老车,但他也十分理解我们这些探路人想尽可能地接近工地,探出一条能节约时间的路,有更多的时间干活的心情。他一边抱怨着:“这哪是车走的路”,一边还是奋力往前开,直到前方被一道陡崖(瀑布)挡住为止。

    中午12点前后,我们和九月 师傅约定在原地搭车返回,下车继续沿沟步行向上游前进。但是一道又一道 的陡崖逼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沟的两侧爬上山坡,绕过陡崖后再下到沟里,体力消耗很大,前进和速度也很慢,直到下午四点半,才到达清水河。原以为西路那个组早已到达,不料全们同样受阻于恶劣的地形,几乎是和我们同时到达。两个组会合后顾不得休息就沿着阿哈堤沟往回赶,但当我们回到花土沟时,已是灯火通明的夜晚了。粗略算了一下,连去带回的路程时间超过8个小时。显然,这个方案行不通。

    这一天的探路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我们在途中见到了黄羊攀登陡壁的罕见情景,也算是意料之外的一点收获!

    就在我们乘车沿阿哈堤沟进山的路上,当我们转过一个山头,突然发现汽车前方不远处,一头黄羊正站在水边发呆。“黄羊!”全车的人都 大喊起来,尹师傅轰足了油门往前冲,不一会,就已接近那清醒过来掉头向上游方向奔跑的黄羊。这时,沟两侧是高约10米,近于直立的陡岸,沟的宽度与车身宽度相近,除了向前,黄羊似乎已无路可逃,我想,这只黄羊大概是完蛋了。突然,就在车头即将撞上它的一刹那,奇迹出现了,它纵身一跃,跳上了大沟西侧的陡壁,就象一只壁虎紧附在墙上一样,它牢牢地站稳了,紧接着,在汽车的轰鸣声中,它昂首向前,几乎是和汽车并排地奔跑在陡壁上。不一会,它跑到陡壁 的顶端,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在它跑进戈壁滩以前,还停下来回头朝我们张望,那眼光与其说是惊恐,倒不如说是嘲笑。事后,车上的人员都感叹不已。我想,这大概也是大自然赋于它赖以生存的特殊本能吧,否则,在饿狼的伏击下,怎能留下成群的黄羊呢?与黄羊相比,岩羊(我们叫它大头羊)的本领恐怕就逊色多了。阿哈堤大沟里被狼呑噬后的岩羊双角与头骨残骸与狼粪在一起多处可见的事实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

    住基地乘车出工的计划落空后,队领导下定决心改善住宿条件,搬到清水河背端的东方红水源旁去干。

    9月底,丛队人员带着一大一小两个毡帐蓬(我们叫它“活动房子”)和烧渣油取暖和铁炉子从花土沟出发,车经采石岭后,北行25公里到达红沟子构造西端,折向西,沿索尔库里走廊中的轻便公路西行约40公里,到达目的地,下车后我们把帐篷搭在清水河畔,到达这里用水方便,也是清水河群(组)地层的顶部所在地。沿清水河向南,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清水河群在完整层序和岩性变化,是个比较理想的野外作业宿营点。

    10月1日国庆节,全队人员就地休息了一天。第二天-10月2日早晨,在白雪茫茫的清水河两侧,全队开始做丈量柱状剖面的踏勘、预查和剖面位置选择工作。队员导把绘制路线地质剖面的工作交给了张胜利、顾树松和我,我们早出晚归,依靠1比6万航空照片定点,用两天时间完成了沿清水河沟长约7公里的路线地质剖面草图的编制工作,为柱状剖面展布位置的选定提供了依据。从10月4日起,全队同志踏着厚厚的积雪开始丈量、描述剖面。队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有两条:一是负责采化石;二是参与落实剖面报经地层的地质构造关系。

    清水河地区的侏罗系和阿哈堤山区大多数地段的侏罗系一样,摺皱紧密,倒转多,断层也多,沿着横剖面方向,地层重复严重,构造十分复杂,查明 这些地质构造关系,是正确建立地层层序的前提。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横向追踪、观察和产状分析工作。为此,我和其他几们同志一起,克服高山反应带来的困难,攀高坡,下深沟,按要求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当时,我刚满40岁,进柴达木盆地16个年头,海拔3000米左右地区的生活已经适应,在冷湖和茫崖花土沟一带工作,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可到清水河来后,情况就不同了,头痛,失眠,平地上走路都喘气,更不用说爬坡了。当然,队上也有些同志高山反应不重,甚至没什么反应,特别是参加工作的年青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因为追层需要,攀登海拔约4200米的“老鹰嘴”,我每往上走一段,就要停下来喘几口粗气,一股劲儿地拉“风箱,还边走边吹口哨。看着他那轻松的模样,我十分羡慕,但我也深知,这是自然法则的体现,到底是年岁不饶人啊!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没有听到一个人叫苦,更没有看到哪个人因疲劳而偷懒,以至该爬的坡不爬,该下的沟不下。10月8日,清水河组术状剖面按计划丈量、描述完毕,一直坚持带病坚持工作的方复隆同志终于病倒了,队部把他送回花土沟治疗,提前离开了野外小队。现在加快起这一段往事,我为队友们这种忘我劳动的精神深感钦佩,也为自己曾在这一艰苦历程中尽过力、流过汗而感到欣慰。

    10月中旬,全队搬到红柳沟,这是侏罗系下统红柳沟(组)的发育地区。方复隆同志的离队,使地质人员的力量受到影响,新来的小队固定不久的司机张文英同志自告奋勇地帮助我匀找化石、背标本,减轻了人力不足带来的困难。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0月22日,红柳沟组术状剖面丈量,描述工作完成,经过西部研究队队部诸葛致详、王永玲等同志的现场验收,10月27日结束了红柳沟地区的工作,搬到了犬牙沟构造——本次野外调查的最后一站。

    与清水河——红柳沟地区相比,犬牙沟地区的海拔较低(在3300米上下),工作条件好多了。这个地区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红水沟犬牙沟两条沟里进行,由于地质构造比较简单,层序比较正常,横向上追层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劳动强度小多了。整个剖面建立的过程中,比较困难的一段是白垩系犬牙沟群上部剖面的丈量与描述。这段地层在犬牙沟地区风化壳很厚,只在构造北训屏风状的陡崖上有完好而新鲜的层面出露。为求取切合实际的岩性、厚度资料,队领导把剖面布置在陡崖上通过。在陡崖上测剖面(描述岩性、作记录、拉皮尺、量产状、采标本等等),是一项既艰巨,又富有情趣的工作,靠“人梯”攀登,用绳索系腰固定才能正常工作的场面经常出现。尤其是无路可通,必须穿过井筒状岩洞的一段路,我们这些臂力较强的人员是靠双手支撑着在洞内上下,而前来支援及现场验收的王永玲等同志,则是靠他人用绳索捆在她(他)们腰上在洞口拉上、放下。就这样,靠着全队人员的团结互助,终于安全的、按计划测完了这一段陡崖剖面。

    11月2日,犬牙沟群最上部一段地层丈量、描述完毕,经过验收,历时近50天的实测中生界基准剖面的冬季野外工作宣告结束。

    回到花土沟,而对我那双出工时刚换穿的全新翻毛皮工鞋已磨穿的鞋底,我感到有点可惜;回顾这一个多月的工作成果,我又感到收获后的喜悦:

    我们剔除了前人所测红柳沟群、清水河群中因地层倒转及断层逆掩 造成的地层重复,把前者500m~800m左右的厚度修定为291m;把后者2000m左右的厚度修定为1114m。与此同时,我们在红柳沟组中还采到精美的植物化石,为下侏罗世红柳沟群的时代划分增添了古生物依据。

    我们在采石岭组上部采到大量轮藻及介形类化石,为正确划分该组的地质时代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红水沟组采到大量介形类和叶肢介化石,为重新划定该组的时代归属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两年后,正是在以上这些化石资料的基础上,我们把采石岭组改划为中侏罗统、红水沟组改划为上侏罗统、犬牙沟群改划为白垩系,为在盆地内勘探中生界油藏及加强冷湖三号侏罗系油田的研究提供了地层学资料依据。

    时光流逝,20年过去了,可是当年全队同志团结互助,在阿哈堤山区爬坡、下沟丈量剖面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作者系省石油局高级地质师)

    察尔汗盐湖大型钾盐矿床的发现和勘探过程

    杨谦

    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不仅是我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而且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内陆盐湖钾盐矿床。它的发现和勘探,是青海小地矿局柴达木综合地质勘查大队在50~60年代对国家扡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这段艰苦的战斗历程,对老一代地质工作者来说,至今记忆犹新,而对那些未曾经历过的人和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却是鮽鲜为人知,骨些甚至闻之而不信。

    本文主要介绍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发现和勘探工作的艰辛历程,并以此讴歌老一代地质工作者当年那种无私奉献的柴达木精神。

    沉睡万年动地开

    柴达木盆地,自然环境十分艰苦,气候寒冷干燥,交通极为困难,曾被外国探险家称之为“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除少数外国探险家出于探险或抱着资源掠夺的目的到过这里以外,很少有人类的活动。少数牧民虽在柴达木盆地边缘放牧度日,但对于寸草不生、又缺乏淡水的广阔的盐滩地带,人畜是不敢进入的,尽管蒙古语“柴达木”也是“盐泽”的意思,但对柴达木的盐类矿产资源,仍然是一块未被人类所认识的“处女地”。

    察尔汗盐湖的盐类沉积,根据14C年令测定,大约是距今3.5-0.8万年沉积的。是我们地质工作者通过艰辛的劳动才揭开它沉睡了万年的面纱。

    1955年,西北地质局632队二分队曾对察尔汗 盐湖进行了调查,第一次了肯定了察尔汗是一个巨大的盐库;1956年,地质学家孙殿卿、关佐蜀、朱夏等指出察尔汗盐层含硼为0.4%,估计含钾10%以上;同年9月,郑锦平等对察尔汗进行了预查,指出察尔汗卤水含钾较高;1957年7月,大柴旦地质队察尔汗盐湖作了路线调查和取样工作,发现卤水中含钾一般为13000mg/1;同年9月,由蓍名化学家柳大纲教授和盐矿地质学家袁见齐教授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盐湖科学调查队在察尔汗机场西南地区进行钻探和浅槽探时首次发现了光卤石,并指出“卤水中含KC1一般达2%,估算KC1储量约2亿吨,达布逊湖水含KC1平均在2%以上,估算KC1储量为1000万吨”,并提出“必须进行重点深钻(100-500m)”的建议,为下一年转入初步勘探提供了依据。

    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发现,不仅为我国的钾肥工业找到了矿产资源,而且由于它是形成于内陆盐湖中,而内陆盐湖是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不可能形成钾盐矿床的。因此,它的发现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眕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部、局决定第二年立即转入初步勘探。

    在当时,盐湖地质对我国的地质工作者来说是一项非常陌生的工作,既缺乏理论知识 ,也缺少实践经验。但我们深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理,决心通过实践来会和掌握盐湖勘探的工作方法。我们学习了当时 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两本有关盐湖地质工作的书,一本是《湖矿床综合调查和勘探》,另一本是《盐矿地质与普查勘探》一边学,一边干 ,开始了对察尔汗盐湖的地质勘探工作。

    察尔汗盐湖的面积为5856平方公里,为了工作的方便,把它分成了4个区段,即霍布逊区段、察尔汗区段、达布逊区段和别勒滩区段。而察尔汗和达布逊区段位于中部,距离公路较近,被作为最先勘探地段。1958年开展勘探,1959年又对别勒滩区段进行了初勘。1960年因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而中断了勘探工作。

    通过第一阶段的工作,使我们对察尔汗盐湖盐层、矿层的分布规律和KC1含量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是一个以液体为主、固液并存的钾盐矿床。液体矿不仅品位富、埋藏浅,而且储量大,是主要开发对象;而固体矿却品位贫、分散、储量也较少 ,由于分布不均难于单独开采。前一阶段我们将固体矿作为主要勘探对象,显然不合乎实际情况。为了对液体矿作出评价,又于1965-1966年对晶间卤水进行了勘探,并于1967年提交了勘探报告。两次共为国家提交氧化钾储量3.5亿吨,完成了对察尔汗盐湖的地质勘探工作。

    一代英豪创伟业

    察尔汗盐湖的地质勘探,在当时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下从勘探周期、钻探 进尺效率和施工质量、提交的成果质量和勘探成本来说,都 称得上第一流的水平,真正体现了当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察尔汗盐湖的勘探,共投入钻探 工作量总进尺为44000余米,钻孔1956个,钻孔间距一般为4公里,部分8-16公里,完成地质水文地质填图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在此过程中,队员们吃过的苦,所遇到的困难间无法一一记述下来的,这里仅就其中典型事例记述一、二。

    察尔汗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腹地,属于极端干旱的地区,气候非常恶劣。夏天炎热,日温差很大。白天中午烈日当空,气温可达摄氏35度以上,工人们经常被晒得头昏目晕;可是到了下半夜,气温可降到4-5度。由于当时使用的钻机都是100m的小型我占机,没有塔布,只有三脚架,既不能避风,能遮雨。特别是冬季施工,下半夜的气温降到零下25度以下,刺骨的寒风经常冻得工人们的手脚麻木而失去知觉。当遇到在沼泽地或溶沟带施工,汽车进不去,钻机搬迁全靠肩扛人抬,工人们为了把钻机搬到新的孔位,不得不在上尺深的沼泽地里肩负上百斤的重压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湖水里施工更为困难,钻机的基台木都泡在卤水里,上班的工人都是穿着水裤,一连8个小时只能在卤水里站着,无法坐下来休息片刻。有时上下夜班碰上刮风天气,就会迷失方向。有一次,下夜班的工人撑着木筏在达布逊湖里漂游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天亮了,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木筏停在了达布逊湖的东岸,距住地已有30多公里远了。

    在察尔汗盐滩工作,一切生活用水和外面用的冷却水都 要从100多公里远的格尔木市用汽车拉运,淡水显得特别的珍贵。为了节约淡水,人人都自觉地限制用水。他们总是把早上洗脸用过的水存起来,等到下班回来再用,当遇到下雨天,水和粮都 运不进去,水没有了,粮也快吃完了。几天以后,实在干燥难忍,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逼迫喝下了自己的小便。

    茫茫盐滩,地面崎岖不平,行走十分困难。钻工们上下班一般都 要走8-10公里,需2-3小时。上夜班的同志只有靠住地的标志灯才能辩别方向。当遇到刮风,即使白天也会迷路。1960年2月,我们的一个医生就是因为迷失了方向而丧生的。

    这个同志名叫廖家伯,他是1959年从西宁卫生学校毕业分配来我队工作的学生,1960年被分到察尔汗分队值班。这具青年小伙子抱着为建设 柴达木而献身的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工人们看病,深受工人们的欢迎。2月份的一天午,他只身背着药箱上钻机巡回看病。从分队部到钻机有15公里距离,步行需3小时左右,因此他没有带干粮和水。走到半路上遇到狂风,迷失的方向,天渐渐黑了,他走呀走呀,不知走了多久的时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由于饥寒交加,筋疲力尽,终于支持不住而倒下了。第二天,分队部得知小廖失踪的消息,派出人和车四处寻找,一连数天毫无结果。直到一年以后,一个从诺木洪农场逃出来的劳改犯在途中发现了小廖的尸体,并从他身上找到了小廖的工作证,这才找到了小廖的下落。

    察尔汗盐湖外围地质普查工作也是极为艰苦的。由于外围地区多系沼泽地,汽车不能进去,马匹也难以生存,普查人员只有靠两条腿步行。此外,因路线较长,一天不能往返,只能采取轻装突击的办法完成任务。地质工作都 为了完成普查填图任务,经常是披上一件毛羊皮大衣,带上一壶水和干粮跑路线,饿了吃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凉开水,一天要跑30公里以上,哪里黑了就在哪里过夜。夜晚,用皮大衣把身子一裹,躺在盐滩上睡上一觉,第二天天亮了又继续工作,直到完成任务。这就是时野外地质工作者的生活。

    地质工作是艰苦的,盐湖地质工作更为艰苦,这是搞过盐湖地质工作的人普遍反映。尽管当时的条件是那样的苦,任务又是那样的艰巨,勘探队员们始终发扬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科学务实,团结奋斗”的柴达木精神和地质工作者的“三光荣”精神,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和最少的成本完成了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勘探任务,为察尔汗盐湖的开发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从勘探周期来讲,该矿从1957年发现到1967年提交储量勘探报告,历时9年,期间因三年困难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断工作4年多,因此实际工作时间只有4年多。每年平均完成钻探进尺1万余米,这种勘探周期的国内是第一流的。

    当时工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干劲,也是前所未有的,就拿当时在察尔汗施工的“五八”号钻机来说,在当时那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台月进尺双千米的全国最高记录,被评为行进集体出席了1959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

    勘探质量也是相当高的。对于这个矿床的地质储量,有人怀疑报告提交的储量的可靠性,认为储量计算所使用的参数不准确,要求进行验证。后业经1982年化工部化学矿产地质研究院对察尔汗区段的首采区所作的验证,1987年我队对别勒滩区段的储量参数所作的验证,都证明原来储量勘探报告中所提供的各种储量计算参数是完全可靠的,其误差均在允许范围以内。

    再从勘探成本来说,却是最低的,据有关部门统计,该矿床的勘探成本总投资为6000万元,单以主矿种氯公钾储量计算,每吨氯化钾的勘探成本只有2分钱左右,如果再加上其它伴生矿产的潜在价值计算,那么其勘探成本就更低了。察尔汗盐湖的勘探,不仅高质量地为国家提交了一个大型钾盐矿产基地,同时还提交了硼、锂、镁、石盐、铷、铯等伴生矿产,各矿各的储量规模也均达到大或中型矿产地。此外勘探工作所获得的大量有关矿区地质、水文、地层、构造等多学科的基础地质资料,是今后该地区从事科学研究和经济开发所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国盐湖地质科学工作者,在我国著名盐矿地质学家袁见齐教授领导下所总结出的“大陆盐湖钾盐成矿理论”,是对世界钾盐成矿理论的重要贡献。

    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勘探成果,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柴达木精神”的充分体现。

    创业精神传万代

    察尔汗盐湖的勘探成果带来了察尔汗今天的开发景象,也带来了格尔木和柴达木的今天繁荣。而当年在勘探工作中工人、干部和地质人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冲天的革命干劲和艰苦奋斗的“柴达木精神”,也应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并使之发扬光大。

    地质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而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工作更为艰苦。然而,它却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因此,地质工作是“尖兵”,是“先行军”,充分体现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真正地位。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矿产资源,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也有赖于丰富的矿产资源。不难设想,如果没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广大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探明的像察尔汗钾矿床、锡铁山铅锌矿床、大小柴旦湖硼矿床、茫崖石棉矿床、一里坪和东西台吉乃尔锂矿床等一大批大、中型矿产地,柴达木能有今天的发展形势吗?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建国立业的一大法宝,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柴达木精神”,为祖国和人民找到更多、更大的矿产基础,为地质事业的发展,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勘查大队高级工程师)

    天峻县历史上的房屋建筑

    陈佐邦

    1954年建县前,全汪什代海只有汪什代海寺院(即现在的阿汉达勒寺)扎查寺院(也啒织合玛寺)和汪什代海千户丹科家3处有房子。18个百户部落的牧民群众均居住在随水草而迁徒的帐蓬之中虽然在县境内发现生格乡的阿什扎歇隆,快尔玛乡的达拉文字记载。现?有关资料 和自己所知,将天峻解放前建房和建县后的主要基建情况略述如下:

    一、在《后汉书》上所载的西王母石室就是离县城约20公里现为关角乡的二郞洞,曾称西王母寺。东晋义熙13年(公元417年),在甘肃张掖建立的北京王朝首领泪渠蒙逊率兵进军青海,经金山(甘肃山丹县南)达青海滨,击败当地羌人部落,直抵青海湖以西及盐地。泪渠蒙逊朝拜过西王母寺。20世纪70年代修建铁路时在二郎洞前山根处发现不少建筑杂砾,证明这里的确有过房子。很可能就是西王母寺址。

    二、1920年汪什代海寺由沓吾尔日盖雪嘛,由老和尚朱世公主持修建两间房子。1932年老千户华布藏(丹科舅父,也是丹科前任千户)策划主持下,在现在的阿汉达勒寺址修建经堂和僧舍150间。

    三、1935年扎查寺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共盖经堂和宿舍70间,由原来的帐房寺变为固定的房舍寺院。

    四、1947年,汪什代海千户丹科在其冬窝子里拉地方打庄廓两付(各为前后院),各院修建土木结构平房各10间,1院为丹科儿子丹洛居住。

    五、据了解,在解放前的30至40年代,尕河乡的花尔地有20多户种大烟的人,盖有土房40多间。

    1953年10月12日,天峻工委一行83人到达汪什代海草原,一过关角牙豁就看到黄羊成群、野马结队、绿茵茵看不见房屋,更没有一处群体院落。为了避风,工委机关就在黑刺灌木丛中安营扎寨 (离现在县城西约5公里处)。1953年11月19日至24日召开的自治区筹备协商会议上决定,从1954年开始,动工修建天峻县机关大院,并责成秘书室(即现在的办公室)负责筹备。1954年5月4日行政会议决定成立“修建委员会”,由工委书记李建夫任主任、财政科长王占山、秘书(即办公室主任)郭生玉2人任副主任,抽调马慰澡、李多良、石怀琪、李民昌等同志负责搞基建。分工情况是:马慰澡总负责并主管设计、外交;石怀琪负责工地、李多良负责砖、瓦、灰的生产;李世昌负责木料的采伐和运输。设计施工单位是西宁私营成华营造 厂。计划修建76间房屋,建筑面积为1585082平方米。砖木土基结构,预算13亿6千万元(旧币)。当年疫工54间房屋,1058.44平方米。1955年全部竣工。政府大院的基建是在当时一无管理人才,二无基建经验,三无建筑材料的困难情况下搞起来的,体现了“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精神。木料是从希里沟山里马车拉运的(马车负责人马德海),往返4天才能拉一趟,吃住 都 在露天。木料以斤论价,小的过称,大的评估。白灰、青砖、蓝瓦全部是本地烧的,由陕北人李积良经反复多次试验终于烧制成功天峻有史以来第一次自产的砖瓦、石灰,解决了用材的困难,完成了基建任务,创造了在海拔3500米以上搞基本建设 的经验。这个建筑群近40年还是那样坚固,除了因没经验房屋过高和布局欠佳外,其它的均属天峻解放以来建筑史上第一流的。

    从1955年开始,县邮电局、贸易公司、银行、税务局、学校、卫生院、粮站、民警队(县中队)及各区,乡政府所在地的商店、学校、卫生院、兽医站等都先后盖起了房屋,这些建筑的详情不再赘述。

    1958年下半年由县财政投资60.734万元,州投资10万元筹建50瓩的小型柴油发电厂,8月动工,在铁道 部天峻402工区的大力支持下,于11月21日建成,59年元旦正式发电。1959年15.54投资万元,建筑面积621.78平方米的职工礼堂(现在的职工俱乐部)修建起来。这 时县城已初具规模了。1978年至1986年相继修建了影剧院 、县医院楼和电视台、新华书让、银行、邮电、招待所、财税、藏医院、三结合中心等10幢楼房。全县累计竣工面积约达82421.12平方米,累计完成投资约1586..67万元。其中居民住宅约27834.01平方米,人均占有房屋面积约7.4平方米。牧民在冬季草场上建房3000多间,投资100余万元,牧民群众有了定居点基本上都 住上了房子。

    (作者系天峻县档案局退休干部)

    建国前天峻地区的商贸活动

    曹清景

    历史记载,唐朝至清代,天峻地区同外界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参加当时官方在日月山下举办的“茶马互市”。

    据1954年《汪什代海若干私商的调查情况》,清朝道光初年,汪什代海始与内地直接通商,最初有少数富户赶上驮牦牛到湟源、上王庄、鲁沙尔等地出卖畜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以换回自家所需的粮、茶、布匹和民族用品。内地商人则热情接待,并主动为其介绍买卖,借机拉拢关系,为以后内地商人到牧区经商打下了基础。

    从道光初期,天峻地区的商业贸易,可分为私商和官商两种情况。

    一、私商,有三种形式:

    1、藏族群众自行商贸队

    商贸队多由部落头人组织,或以富户为主。富户出以牛马,贫户去人,共同结成商贸队,以牦牛驮上众人所出卖的畜牧土特产品,直接到外地买卖。开始只到湟源、上五庄、鲁沙尔三地,后来扩展到甘肃的张掖、酒泉等地。这种商贸队一般由10至20人及数十至百余头牦牛组成,人多势众,并携带武器。但在封建时代,特别是跨省贸易,风险很大。1930年郭那部落头人拉布藏,带领13人赶着10头牦牛,赴张掖买卖,半路遭土匪抢劫,其中一人负伤后装死逃回,其余12人全被杀害。由于那时商贩到牧区经商时多时少,而且商品价格昂贵,所以藏族群众自行组织商贸队的形式,一直保持到建国初期。

    2、外来行商。

    这些商贩多来自湟源、湟中、其次是张掖、酒泉。所带货物有粮食、茶叶、布匹、牛马鞍具、烟、酒、铁锅、锅叉、木梢、针线、哈达以及其他民族用品等。他们到天峻来,首先向头人送礼,以买通商路,再按行商范围分散各地经商,一般都 住在家里,群众多不知其姓名,概称“宫娃”。他们经营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有四种:

    一是现金交易。因过去货币少,这种交易形式不多。

    二是“茶马互市”,即以物易物,论价交换。这种形式比较普遍。

    二是先赊后购,这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商人在春夏之际,串帐房到各处放卖,先不收钱,等到秋冬则收购皮毛土特产品而归。

    四是贿赂头人,强行推销。如1950年商人马忠祥,因货物滞销,便送给副千户一口铁锅,数张压花牛皮,而副千口便写信给各部落头人,要求在一个月内把访翁的货物卖完,在头人的强行推销下,姓马的货物很快就卖完了。

    过去常来天峻行商的每年平均40多户,最多进达到80户左右,抗日战争结束后,因官商控制了畜产品收购,外业商人渐渐减少,到1949年只有10户。

    在这些行商户中比较知名的商人有:

    湟源“忠兴昌”商号,经理魏生海。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到天峻的扎查、多巴、年乃海、尕河、阿力沟、莫合等部落行商,直到解放后的1952年,牧民称其为“沙恒”,资本额约有银币3万元。

    湟源“德义兴”商行,经理马静亭。常在上环仓、下环仓、拉果什结、快尔等部落行商,酱额约有银币万元;

    湟源商人史春山兄弟,常在铁卜加一带和千户所在部落行商,酱额约银币万元以上;

    力知巴,上五庄商人,常在欧后扎、莫合欠以及岗察地区行商,酱额不详,每次进货有100头牦牛驮运;

    安守林,湟源商人,常在下环他及扎查部落行商,常住扎查部落百记脓中,资本额约有银币3000元之多。

    引外,常来天峻地区的商人还有赵汉山、唐满仓、梁银富、周顺山、尕巴子以及甘肃酒泉商人张宝元、希里沟商人李永福等。

    资本额比较大的商人,一般都 结识部落头人,以其安全,而且商队人多,武器亦多。小商办来牧区买卖,一般皆三五结伴同行,也携带武器,但总因力薄势 小,风险性较大。如建国前夕,湟源商人一行3人,携带步枪一支,行至下环仓沙年一带,被 快尔部落头人的儿子,动去货物3驮。

    3、座商

    常跑牧区的商贩中,久而久之一部分逐渐发展为座商,他们常年定居一地,把收购的畜产品运走,再运来各种货物。这种座地买卖的商人,早年只有1户,1939年发展到47户后来由于官商控制畜产品收购,又逐渐减少下来,解放前夕只剩下2户:一户史连奎,因其父常期来天峻行商,于1920年左右把史连送给老千户华布藏当义子,因此在千户部落内建立了固定的商业经营点,到史连奎接管商业后,已发展为商牧兼营,并雇有牧工放牧牲畜。1958年牧业合作化时,参加了公私合营牧场,入股牲畜绵羊700多只,牛50头,马5匹。另一户马英,上五庄回族商人,常在下环仓、沙年、拉果什结、扎查等部落行商,于1937年左右在拉果什结部落娶妾安家,建立了固定 的商业经营点,常有由30头牛组成的运输牛队从上五庄到天峻往来运货,后业又将老家的子女接来久居,商牧兼营,当时资本总额约银币万元 在上,合作化时入社畜股折合人民币700多元。

    二、官办商业

    1938年,马步芳在上五庄设立协和商栈分号“集成商栈”,在希里沟设“德兴海”分号。强令汪什代海把羊毛皮张直接送往上五庄、希里沟卖给“集成商栈”或“德兴海”分号,并且压价收购,只按市场价的60%付款。1942年又在天峻设“都兰县下汪什代海合作社”,任命汪什代海总百户多什科为“司库”,实际上并没明建什么合作社,只是给了多什科一个头衔,让多什科为其效劳。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期间,因官商势力在牧区日甚一日,外来私商便渐渐减少。

    清末至民国初期天峻地区主要物资年出入数:

    一、外出产品:马50匹左右;牦牛100头左右;绵羊2000只; 绵羊皮千张;绵羊毛30砀万斤;绵羊皮800至10000张;牛皮700至1000张。

    二运入物资

    挂面5000至10000斤,青稞2至3万斤;白面1.5万至2万斤;杂面1至1.5万斤;茯苓0.5至1万块;藏靴大小3000双;斜纹布9至15匹。

    各个时期的商品比价:

    清王朝以胶,参加当时官方在日月山下举办的“茶马互市”,上等马每匹换边茶120市斤,中等马每匹换90市斤,下等马每匹换60市斤。

    民国初期,在天峻县地区每张绵羊皮卖价白银1钱,在湟源可卖白银1两;斜纹布在天峻1两白银买3方,在湟源可买到8方。

    1930年至1940年期间,纯白绵羊毛每百斤在天峻卖价格,80至100市斤绵羊毛换茯苓1块或5棉布市尺;100至120市斤绵羊毛换藏靴1双。

    1955年至1957年期间,国营商业收购价格,每百斤绵羊毛人民币108元,可买茯苓16.7块,或棉布348.4市尺,或面粉366市斤。

    (作者系天峻县退休干部)

    建政前巴隆扎萨克(旗)的

    赋税制度

    龚鼎

    新中国建立之前,巴隆蒙古族人民在反动官僚、封建领主王公头人的统治、剥削下,经济占主要地位,畜牧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草场。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封建统治阶级端困苦。

    生产资料占有形式

    当时,旗内的王公贵族、喇嘛和制度下的官僚占据着统治机构地位,王公台吉实行世袭制,扎萨克是旗内的政治机构,按照封建专制制度沿袭下来的贯例,王公得到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认可,颁发“任命状”,因此,王公一直受到官府的庇护。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做为畜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资料――草场,也一直沿袭着形式上属部落所有,实质上归王公贵族占有的制度。这种占有形式分三种:一是王公贵族直接占有,二是部落公有,王公支配,三是宗教寺院占有。王公和宗教寺院占有的草山区域内,广大牧民群众除了给王公当差,无代价为统治者服劳役外,还要承担各种名目的赋税。

    赋税的基本形式

    巴隆蒙古旗的赋税和青海其它藏区一样,起源于清代的“丁银”原系“人头税”。马骐任青海番宣慰使,在看牧区依例继续征收丁银,民国初改为“草头税”,每年秋季征收一次,形成定例。到马步芳时期,改变了税率及征收方法。由于当时战事频繁,官僚、王公贪欲恣肆,苛捐杂税手续,采用一年一度、诸税合一的一次性征收办法。

    其税名目除行政、军队修路等等外,还有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如:1943年前后,官僚统治阶级每年都要大搞“祭青海湖”仪式,为了骗钱勒索,他们制造谎言,说什么如不祭湖泊,湖水就会泛滥成灾,淹死人和牲畜,冲毁田地房屋,从而蒙骗、逼迫人民捐款捐物,供他们国饱私囊再如:每逢“塔尔寺灯节”,1943年,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下达命令,宣布蒙古族地区的赋税按照部落(盟、旗)计征,击以盟旗为基础,统计各部落所辖户及人口多少,计算赋税数额。然后将税款总额包于到各部落王公人头,由王公向本部落人民分派。王公头人们利用机会,将分摊到自己头上的赋税,强加给本部落的牧民。

    赋税征收办法

    1923年,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在希里沟设都兰理事,管理海西的赋税。1929年设立都兰县。1938年国民党在海西各蒙藏区推行保甲制,保甲和盟、旗的王公担任,其赋税仍然由王公头人们负责征收。各旗之间税额基本相同,1947年,巴隆旗税额增加到1200块白洋。

    赋税的计征办法不一,税种税率时有增加,征税规章经常改变,大致的方法是:1、先将牲畜总数按畜种分类统计,然后按不同的畜种拆成股分。以“股”作为计税单位。以1932年为例,每头牛为1股,每5只羊为1股,各收银员1块。马匹征税办法是估价,然后按每价值10两白银为1股计税。到1949年,马步芳政府把马匹计税法由每一股征税1块银元增至2元,牛羊按股计税方法未变,2、把牲畜归类后划分成若干“当司”或“搭里青”计税(“当司”和“塔里青”都是计税单位,“当司”相当于3头牛或2匹马,或5只羊。塔里青“比”当司“少)。3年纳1次税,每”当司“计征白银10至20两,折银元3到5元。无银钱可交者,可用皮张、羊毛、酥油等物折价抵交。

    赋税给牧民带来的负担

    在征税过程中,大部份牧民交不起白银和银元,只得以物抵交。官府王公对牧民交来实物要求极严,收交的羊毛要达到要求的纤维长度,并且必须是纯白色的。摊派下去的黑羊羔皮,台纳税人家里拿不出黑色皮张,必须以两张白色羔皮抵交。收交的马匹必须达到官府要求的身高、体长尺码和毛色,否则拒绝收纳。同时,官府王公在收交实物中变本加厉地对牧民进行盘剥,收交的皮毛只按实际价值的一半计价,如:当时价值0.32块白洋的一张牛皮,顶交税款时,只按0.16块计价;每百斤羊毛当时价值白银3两,顶交税款时只按1.5两白银计价。顶替税款的毛、皮还要由部落无偿运到湟源。官府收交羊毛进,还以大称进、小称邮的方法克扣群众。牧民们不敢得罪官府,怕他们“鸡蛋里面挑骨头“,又须联送贵重的雪豹、猞猁皮张4及名贵药村熊胆、鹿茸冬虫夏草、麝香 等,并对官府使者无偿安排住宿。供应乘马,否则赋税,只得沦为奴役,给王公贵族当牧工抵债。

    马步芳政府除征收牧业税外,还要在各个额外摊派畜产品收购任务,以低廉的价格从牧民手中强行收购皮毛。其办法是用高价的茶叶、白布、粮食和日用小百换取低价的毛绒和皮张,从中渔利。本旗的王公贵族也挖空心思剥削牧民,他们玩弄伎俩,巧收豪 夺,把牧民的财产据为已有。例如:族内王公在自己管辖的牧户中每年要清点一次牲畜,凡达到千只牲畜(不论畜种)的牧民我,要在自己畜群中挑选一只最肥壮的上等羊,并要自己付款造 一只银子制的羊角外壳套在这只羊的犄角上。凡牲畜达万只的牧户,需要自行制造一只金质的羊角外壳套在一只肥壮的绵羊犄角上,然后将套上金银角的肥差归公。实际上最后都归王公占有。套了金银角牧户,被王公命名为“虎雄赞格”(王爷以下的官名)或“扎森”(养殖大户),从而改变社会地位。举行这种仪式的时候,旗内各牧户都要纳贡,其标准是:每百只羊(不论山羊、绵羊)交纳2只,每10头牛交纳1只羊,不交牛羊的人每只羊折交白洋5块,无牲畜或交纳不上的牧户只有给王爷做“塔娃”、“塔里其”(长工)抵债。

    由于官府和王公的无限制敲诈勒索,牧民十分贫困,几乎一无所有,直到人民政府政权 建立初期,全族多数牧民只有10来只山羊。三四只绵羊,有一头奶牛的牧户已为数不多,有的人只能靠打野牲或当长工度日。

    (作者单位系都兰县税务局)

    民国时期的香日德小学

    王武魁

    都兰县香日德河西学校(设初中部),在海西牧区来说,是所历史久远的学校,它的创办,发展和一些重要的影响,很有记述必要。现就该样的由来、基本情况、教学活动、社会影响简述如下:

    学校由来

    1945年(民国34年),香日德上柴开已有设治局、垦务组和官办商业——德兴海分号等马步芳的地方管理机构,供职人员大多带了家眷;从东部农业区迁移来的垦民亦逐渐增多。国民党“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署址察汗乌苏)专员马成云、韩进录秉承其上峰的旨意,为安定供职人员,吸引垦民,笼络当地民族上层人士,责成香日德设治局局长吴鼎在上柴开开办小学。于是设治局长香加、宗加、巴隆等蒙古族各旗及香日德地区垦民摊派粮款、征集工匠,抽调民夫,破土建校。是年8月,校舍基本完工,计建造教室2座6间,沉重宿舍6座18间教师办公室兼宿舍1座6间,沉重伙房1座2间,与此同时,吴鼎从西宁聘调马姓回族教员一人,并从香加、巴隆、宗加蒙古族各旗强行招收8、9、10岁儿童各20名,一些民族上层人士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学,以防被马步芳作为变相人质,就从穷人家雇小孩顶替,加上公职人员和垦民的娃娃共75名。9月初开学,不论年岁大小,不分民族,总设办一年级两个班。

    基本情况

    1949年解放前夕,学校已有一至四年级4个班级,上百名学生,5名教职员,其中从当地商人中招聘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汉文教员杨生财和代课教员杨生璋;从蒙古族招聘的蒙文教员夏拉皂启(巴隆蒙旗副王爷);还有两名蒙古族炊事员。而原来的马姓回族教员只执教一年后辞职返回原籍,其继任教员蒲章执教不到两年就病故了。

    在课程设置上,各年级均为语文、算术、唱歌、图画、体育。二年级加大楷习字课,三、四年级加小楷、作文、日记课。初办学时都 没有课本,由教员自编现教。1947年初才从西宁风来课本教学。

    该校学生大多来自香日德周围各蒙旗,离校较远,交通不便,所有蒙古族学生都 自带行李,寄宿校内读书,所以学校设学生大灶,由各蒙旗按学生数供肉食、炒面、酥油等,由所雇的两名蒙古族炊事员做饭供食。

    为协助教员管理学生的学习、生活和伙食,学校成立了学生生治会,分设学习、生活纪律、伙食等若干委员会,对学生的学习作业、生活纪律、宿舍卫生、伙食开水等方面负责检查、督促和组织帮助。

    学校为活跃学生生活,开辟操场,因陋就简,自制篮球架、单杠、木马、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教学活动

    学校初办时,蒙汉族学生混班学习,少数民族学生连汉话都 不会说,更听不懂教员的汉话讲课,只好由学生相互会话,教员作简单的汉文识字教学。如:初学时,少数民族学生分几个组围圈而坐,选一汉民学生站在圈中,指东喊东,指西喊西,少数民族学生随口齐念东西南北中。一段时间后,蒙古族学生都学会了汉语的生活用语,教员才以上课的形式,在课堂里教学算术1、2、3、4………和语文 天、地、人、牛、羊、马………。直上1946年秋季新学年开始才有了课本,课堂教学才逐步转入正轨。

    然而,由于班级多,教员少且素质差,只好式复教学,代课教员杨生璋上晥主文 课后就离校去经商。至于体育、图画、唱歌谭,采取合班上大课形式,教员凭自己的程度教一点初步知识,但因缺乏基本功,无能力做示范,由学生自由发展。

    第星期一早上,全校师生集会,举行纪念孙中山仪式,升旗、唱“三民主义“、诵总理遗嘱一整套进行完毕后,设治局头头还到会训话,无非是”忠于三民主义、老老实实念书“等。每天放晚学时,全校集合,齐唱放学歌,歌词大意是:功课完毕太阳夕,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对我们笑嘻嘻……。然后住校生吃饭,附近走读生排队回家。

    社会影响

    1949年至1953年这段时间里,学校继续开办,一些学生陆续小学毕业,如丁尕、傲日布仁青龚鼎、曲呼通、达木登、袁生海(汉族)等。这总分已达十五、六岁,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民族公学学习, 不体面 时间后被 吸收当干部,走了了工作岗位,为都兰的建政出力。一些学生保送到省师范学校等处继续深造,成为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国家干部。

    总结该校影响,主要是:

    一、 在少数民族受欺压剥削,牧区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能办起一所初等教育的学校,在那个时候的确是个创举,它对于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影响不小。

    第二,马步芳在牧区创办学校,本意是想为他的反动统治培填工具,结果他的快速倒台反到使一部份少数民族青少年具务了初等文化。在解放初期,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在文化方面打了一定基础。

    (作者单位系都兰县政协)

    天峻县第一所民办帐房寄宿学校

    陈佐邦

    天峻 县解放前称汪什代海,共18个百记不,为纯藏族的游牧区,全县除3个寺院的中上层僧侣懂藏文外,牧民群众中识字的极少。解放后,汪什代海划为都兰县第二区。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光辉照耀下,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汪什代海部落的民族上层人士和千百户头人先后数次赴北京、上海等内地参观,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觉悟的学习文化增长知识的要求。都兰县委派赴汪什代海工作组在县委组织部长郝全珍的率领下,因势利导,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宣传学习文化的好处,使牧民群众懂得要想当家作主,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当干部,办事情,学文化必须国?产。以副千户秋什杰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头人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于1952年7月办起了汪什代海部落历史上第一所帐房寄宿学校。

    一、 学生来源:当时解放不久,群众顾虑较多,自愿上学的不多,为了保证学生来源,头人们便采用了贯用的摊派法,即根据各部落男性青少年数,给各部落分摊一定的学生数,各部落再用抓阄办示落实到牧户。有的头人带头让自己的子弟去上学,也有极少数是富户雇用来的。第一批经摊派确定招生108名,实到80人。这批学生中后来参加工作、当了干部(有的当了州县乡的领导干部)的有:索才、豆合拉、而今、龙金(为时很短就上西北民院)旦洛、尕尔贡、吉合太、普什科、西毛太、赞公、羊洛、彭措、多尔巴、旦多木、项列、加改、豆改、尕藏合、郭加托、冷直布、之旦、吉加合、多尔德、更下布等。这些人后来除大公当了行政干部(亦是建政的需要)外,有的当了教师,如西毛太、赞公、羊洛等;有的当了兽医,如旦金木、多尔巴等,还有到商业战线工作的、如吉合加等。1954年至1958年在县、区,乡政权建设中培养、吸收的民族干部大多数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二、课程设置和学习方法:当时的学生都是文盲,一个水平。不分班级,也没有课本和学习用具,大家都学藏文字母。学习方法是每人自备一小块木板,用动物油(大部分用肉汤上的沦肌浮油)抹在小木板上,再撒上灰、待凝固后用小柴棍在上面划写。没有什么黑板可用。只学语文,不教数学。教师用“单兵教练”的办法教学生写字。读音则用“集中”教学法,学生集中在草地上坐定,后,进度慢些,但学的扎实,记的牢。大约到1955年才有了课本,老师也增加了,除教语文外还设了数学课,课本1至8册,学完就算毕业了。

    三、办学经费:办学经费都由各部落牧民承担。摊派方法是用旧社会摊派税款的“旦果”(注)方担法,“旦果”少可以少负担,不到一个,旦果”的不负担,先由汪什代海头人们按各百户部落各牧户“旦果”多少分摊到各部落,再由百户头人们按本部落各牧户“旦果”多少分摊到各牧户,各牧户把钱物交给头人,由头人统一上交到汪什代海大头人手里(具体负责人是羊桑),

    四、学生的伙食标准和生活管理:吃,每个学生每年交3只肉食羯羊,1头犏母牛吃奶,粮油当时不定量。穿,学生一律身着蓝色藏式长胞,丝绸红腰带,顶缀红穗的白毡帽。住,全部住在牛毛帐房。学校管理员是老任、炊事员恩德、扎保。娃多尔,挤奶员伍玛等。

    五、组织领导:为加强对学校的领导,由二区区长更新木兼任校长,千户秘书措合金任副校长,后来才福旦任校长,教员是扎查部落的青排(本本子)、互助来汪什代海的罗布藏(俗称卡尕日)、上汪什代海(兴海县)的小罗布藏西北民院毕业)、秋什杰先生常给各部百户头人捎信带话,督催学生和经费,也不断去学校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对学校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附注:“旦果”是按各牧户各种牲畜多少一律折算成马匹。1匹马即为1个“旦果”。也就是根据牲畜多少当差纳税的依据。具体折算法说法不一,有的说2牛折一马,3羊折1马,有的则说1折牛折1马,5羊折1马不等。

    (作者系峻县档案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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