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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2011年04月06日 00:00 点击：[ ]

位于柴达木盆地北部大柴旦境风的锡铁山铅锌矿蕴藏着丰富的铅锌资源。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一批来自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的军罪犯人发配到布隆吉尔（今柴达木塔塔林河流域）的地方垦荒。他们垦荒之余遵循“哈拉山”之名来到锡铁山，进行了露天矿体的土法开采工作。

锡铁山铅锌矿自1725年开采后，很快矿山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年得白银四、五万两，成为全国主要产铅矿山之一。公元1815年仁宗皇帝迫于蒙古族王公的压力，借口“于经费无裨”、恐越境偷挖金沙滋生事端为由，于同年5月12日下令将该厂永远封闭。

清末咸丰8年5月丁丑（公元1858年6月13日），文宗以“都兰哈拉矿榫铅苗旺盛”为由。恩准倭什浑布有条件地“招商试采”后进行“土法融消”、“铸成大块”以制成铅弹供狩猎与战事需要，或“售于内地”。直到咸丰11年（公元1861年）铅局成立，哈拉山铅矿居全国铅局之首，清官员遂于哈拉山铅矿114老窿附近石壁上刻注“咸丰十一年铅局”并刻名留念。

民国22年（公元1933年），国民政府的屯垦政策使大批汉族群众定居海西，他们为海西地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繁荣了地区经济，密切了蒙、藏、汉的关系。

蒙藏两族在宗教迷信的统治下，认为开山放炮会“有断气脉”、“破其风水”，此时，汉族在哈拉山铅矿的开采工作时断时续，至民国30年（1941公元年），不得不弃之。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尽管劳动人民为开发锡铁山铅矿资源，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但由于社会制度的制约，锡铁山依然怀抱着丰富的宝藏沉沉地入睡着。

1957年10用月18日，由原中共柴达木工作委员会行政科长胡庆贵5带领名下放干部和7名工人组成的拣矿队，携带帐篷、背斗、铁锹和洋镐等工具进入矿区。他们在垂涎上依靠地质队的帮助在沟里就地搭帐篷、挖空洞、在生产上，又以拣地质队在坑探过程中弃之地表的付产矿石为主。通过他们的艰苦努力，辛勤劳作，10月份就拣矿80多吨。截止到1957年底，共拣地表付产矿石近318吨。

1958年，柴工委又将30名干部下放到拣矿队锻炼，定名为青海省锡铁山铅矿生产队。他们在工程技术人员王贵山、唐士培等同志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锨挖、镐刨的方式，以拣拾地表富矿为主展开工作，将矿石用背斗从山上背到山下，装车销往内地。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高潮中，锡铁山职工队伍急剧扩大，到1959年底，在册职工人数高达1564名。在人员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保证矿山生存和进一步开发矿区，必须走开发富矿的道路。各分队在队长刘志忠、李永军、付纪章、董振江等同志的带领下，在不破坏主矿体的前提下，约200多人扛着钻机进行手持钻崩矿工作，其余大部分人员仍用落后的生产工具采挖地表露头的氧化矿。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三班工作制，挑灯夜战，在钻机缺水或无水时，用毛驴驮水上山，甚至干打眼进行生产，采矿工人除进行采矿外，还担负着繁重的装矿任务，他们平均每天装车150多辆。

1962年7月，鉴于山南地质探槽的高品位氧化矿已无法继续进行露天开采，经研究制定了以3222米水平以上17－23勘探线为主要开采对象的小型地下开采方案。

由于老七号洞属地质坑探平巷，较容易扩大，工区又将原28号盲竖井至地表作为彩霞风井，扩建工程遇到矿体后就拉开一个小矿体，每五米一个分段，采用小阶段无底柱崩落法，翌年五月出矿，采场用架子车推，平巷使用0.75立方米V型矿车，运输则使用由12马力手扶拖拉机改装的柴油内燃机车牵引。

锡铁山的开拓者人，就是在经常吃不到蔬菜，每人每天仅有五磅水的艰苦生活条件下，在昼热夜寒的高原地区，仍然坚持三班工作，苦干实干，单班生产记录有时竟高达300车（架子车）。

1978年10月，据（78）冶字第1794号文中关于“为筹建锡山铅锌矿，请省冶金局迅速指定或组建筹建单位，尽快开展工作”的指示，成立了“青海省锡铁山铅锌矿筹建处”。到1982年初完成了工程地质勘察任务，并大搞三通一平工作及矿用9.2KM铁路专用线的设计工作。

1982年5月矿山基建工作拉开了序幕，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仅用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年处理矿石100万吨的大型矿山，这在国内实属罕见。

1987年4月至1988年5月为试生产期。1987年试生产期间，在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及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全矿职工同心同德，掀起五、六、七月的生产热潮，提前5个月完成了指令性生产任务。全年完成金属量21800吨。

在矿山地下开采方面，坑内生产的采矿方法，设计确定为无底柱分段崩落法，根据基建工程揭露，矿体赋存条件发生了变化，为了矿山前期开采地段氧化矿的大量混入，我局决定了3282米标高以上采用无矿柱平底结构分段空场法，这对于提高选矿生产指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保证了坑内试生产的顺利进行。并于1988年转入正式生产，同年7月国家正式验收合格，并颁发了证书。

由于进行了一定数量的基建探矿后，发现不少矿体形态复杂，与设计应用的地质资料有很大变异，该矿床的地质勘探类型已由原来的Ⅱ－Ⅲ类，变为Ⅲ－Ⅳ类，从而使探矿和采准工作量大大增加，且无效掘进量也随之增加。这无疑限制着采矿能力的提高。

由于矿体形态复杂和矿岩稳定性较原预计高等原因，矿山改原设计的无底柱分段崩落法为分段空场法。但其采准切割量相应增加，同时，适当地增大了浅孔留矿法比例。因此，不仅掘进量增加，且采场生产能力也有所降低，对整个矿山采矿生产能力也不无影响。

鉴于以上原因，于1990年7月23日聘请了20名来自全国15个单位的采矿地质等方面的专家。在锡铁山驻西宁办事处招待所召开了“锡铁山矿务局采矿生产能力研讨会”。会间一致同意锡铁山矿务局和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于1990年2月共同提出的《锡铁山铅锌矿采矿能力验证报告》中提出的采矿生产能力为75万吨的意见。同年经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审查，得以批复。

1991年以后，锡铁山矿局紧紧抓住深化改革，科学技术进步和技术经济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各单位经济承包责任制。并对选厂工艺流程进行了技术改造，使各项经济指标和选矿回收率有了大幅度提高。这期间自备发电厂也将原来的链条炉改造为煤粉炉，发电成本大大降低，矿山的生产生活用电得到了保障。在矿山方面狠抓管理，不断探索矿体变化规律，提高有效探矿率，采矿以降低贫化、损失率，协调出矿品位和采掘工程为目标。通过进一步的革新挖潜和积极调整矿山采掘顺序等手段，使矿山达到了100万吨以上的生产能力，有力地促进了矿务局各项事业的发展。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谋求更大的发展，锡铁山矿务局经过改制，于2000年12月更名为西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年生产“铅、锌”金属十万余吨，已成为集采、选冶、加为一体的大型联合企业集团。改制后的企业集团和，在以毛小兵同志为着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率领下不断开拓创新，图谋大略，正朝着更大的目标，勇往直前。

（作者单位：西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西开发初期可再生资源的现状与利用简要回顾

三木材

在以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为主体（现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柴达木盆地开发初期，由于开拓者们思想观念中缺乏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种意识。在开发自然资源的举措中充满了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目标，肆捕杀野生动物、乱砍滥伐森林、大面积刨挖固沙（土）植被，导致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低下，为长远的整体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一、野生动物乐园的劫难始末

解放前的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可以称得上是野生动物的家园。根据1959年有关部门统计，全州野生总量达4140490头（只）。平均每平方公里12.71只。与野生动物相比，蒙藏哈游牧部旗的所有牲畜总数只有1559228头（只），占野生动物的37.65%。著名的野马滩是野驴的家园，每当游牧部旗从夏季高山草场搬迁到作为秋冬季草场的野马滩后，第一件要吉就是组织牧民驱赶成千上万匹的野驴。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牧民不野驴，以和平的方式驱赶，所以数以千万计的野驴反复抢占牧民的冬秋季草场，与家畜争草争水。如果不驱赶野驴，牧民的牲畜就无立足之地。现德令哈周边地区是棕熊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之一，每当沙棘、野生枸杞果熟时季，三五成群的棕熊隐藏于灌丛中觅食。棕熊伤人害命的事件时有发生。柴达木盆地周边的高山峻岭中有成群的野牦牛、岩羊、盘羊、雪豹、马鹿、梅花鹿以及藏雪鸡等异兽珍禽。“野牛沟”、“野马滩”、“岩羊山”、“盘羊谷”、“棕熊沟”、“雪豹沟”，之类人文地名不胜枚举。藏羚羊这一高原珍稀动物，如今在环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已经完全绝迹，但在民国时期，茶卡盐湖周边尚有成群的藏羚羊觅食“代里苏”（植物）。这一事实被俄国人贡博扎布·采别科维奇·崔比科夫记录在他的日记中，他的日记中还记述了青海湖南岸成群结队的野驻及很多群羚羊嬉耍的景观。海西地区野生动物大规模滥杀滥捕始于20世纪50年代。海西地区开始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始于1952年。同年，都兰县从事猎取野生动物等所谓“自源开发”所得收入115617白洋。1954年，仅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靠猎取野牦牛等副业所得收入39134元，人均60元。从1955年起，猎取野生动物作为各级政府畜产品收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下达任务指标，如：

海西地区1955年各种畜产品收购计划执行情况表

单位	本年度计划	实际收购数	完成计划	差额	天峻	曲麻莱	都兰	阿尔顿曲克
猞猁皮	80	43	53.75	-37	2	10	28	3
野牛皮	480	227	47.71	-25	14		73	113
野驴皮	450	697	＋154.9	＋247	5	17	291	27
黄羊皮	2500	827	33.08	-1673	177	33	418	33

据“1958年全州牧业生产任务完成情况”的总结中统计：全州“除八害”1196034只（狼、棕熊、猞、雪豹、黑雕、旱獭、豺、鼠）。其中都兰县：“除八害”376188只，天峻县90551只，德令哈11502295只。全州当年捕杀狼814匹、棕熊111只、豺73只、雪豹74只、旱獭3129史、老鼠11912676只。计划到1959年“除八害”1150万只。关于农牧业工作总结中，将猎杀野生动物划归在发展轻工业的范畴之内，视野生动物皮肉为轻工业产品。都兰县巴隆地区开始炼野生动物皮肉为轻工业产品。都兰县巴隆地区开始炼野生动物脂肪，作为地方工业产品。在对畜牧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中，偏废了野生动物生存的自然法则的双重必一，号召民众积极行动除“八害”，具体下达硬指标。将雪豹、棕熊、猞猁、雕等食肉动物视为畜牧业的“公害”。1959年10月，号召有条件的地区要捕捉训养大型食草类野生动物，杀“养”结合。根据“公养、私养并举”的原则，大搞肉食生产基地。同年，仅天峻县组织狩猎队34个，猎取野生动物肉70.35万公斤。消灭狼、豺、熊等1590只。1960年，建立怀头他拉、诺木洪、大柴旦、阿拉尔、德令哈、天峻、都兰、希里沟等九个肉食生产基地。于是，一场滥杀捕野生动物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当时，“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声势浩大、扎扎实实的每人贮存代食品1000的群众运动。全区猎取野生肉4250000至6000000斤（除供应本区需要外，从天峻、乌兰等地调省野生肉180万斤），捕鱼100－307万斤。把这一切可吃的东西都尽可能多地悼念贮藏起来，以节约粮食，改善生活”。1959年的一份海西概况资料中写道：“盆地的野牛、野驴、野骆驼、羚羊、石羊、石羊、黄羊、大头顽［弯］羊等野生动物，猎取后不仅可以吃，皮毛可以卖钱，而且也是世界各大动物园中的珍品。但在盆地来说，不足为奇，到处可见到。而更奇特的是，目前世界上几乎断种的天鹅，在盆地德令哈等地却有。人常说，天鹅肉不易吃到，但生活在盆地的人可以吃到天鹅肉，吃到天鹅蛋。此外，盆地还有经济价值很高的豹、狐、狼、獐子、旱懒、扫雪等野生动物。”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出在“在跃进”年代，整个社会在急求成、急躁冒进的思想影响下，忽视生态的功能价值，盲目追求最简单的经济效益，把生物资源看作是一桌美餐或一笔金钱的社会意识的一个侧面。面对柴达木地区丰富的生物资源，人们不明白资源是一种国家资本的道理，更不懂得生物资源的有限性、变异性、难再生性。以致进行破坏性或掠夺性利用。仅1959－1960年，省、州、县、乡以及驻柴达木盆地的各厂矿企业单位组织狩猎队，大量捕杀野生动物。视猎取野生动物为一种捷径、方便、且利润丰厚、可吃可存、可买可卖的副业。同时，由于开荒进人过多，供应紧张，提倡开辟第二条粮食战线，提出大搞副业生产和开展多种经营，强调牧业区搞副业大有可为。副业生产的枪口对准了野生动物。1960年6月，全州狩猎队218个（组），猎手1547人；捕鱼队35个（组），捕捞人员596人。到年底时，狩猎队增至257个（组），猎手2610人；捕鱼人员增至2126人。这里面还不包括零散的民间个体猎手。年底已猎取野生动物肉228.19万公斤，捕鱼26713万公斤。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内，猎取野牦牛6010头，野驴71353匹，盘羊985头。各占现存资源量的53.2%，17.8%，20.60%。其他年份所猎杀的野生动物数量无法具体统计，所猎杀的野生动物最初几年是按头数计算的，建立“肉良品生产基地”后多按公斤计算。在猎杀野生动物活动中大规模动用汽车，甚至运用履带式拖拉机、吊车、高音喇叭进行合围猎剿，用机枪、半自动步枪等武器进行毁灭性围猎滥杀。以达到“基本实现三（粮、菜、肉）自给”的目标。其后果，在几年至十几年的时间尺度内全州野生动物数量急骤减少，分布密度显著下降，分布范围大大缩小，有的物种濒临灭绝。幸存的野生动物长途迁徙至阿富汗、前苏联等异国他乡避诛。招来野马滩中无野驴，野牛沟里无野牛的自然劫难。海西地区野生动物的空前灾难时期当为50年代至60年代。但到1986年，仍有间断的猎杀活动。如1981年至1986年的6年间，猎取野生动物肉440吨，野生动物皮7.7万张。据1988年海西10300头，野驴10730匹，马鹿6750头，白唇鹿1000头，藏羚羊12000只，麝2350只，岩羊2750只，盘羊2600只，黄羊12000只，猞猁40只，棕熊70只，旱獭25500只，野生动物总量为21万头（只）。按1958年5月统计的全州各族人口37642人计算，人均拥有野生动物110只。而现在海西人均拥有野生动物0.62只；1959年的野生动物总量与1988年的野生动物总量数相比较，在29年间，海西的野生动物减少了3930490头（只），并且继续在减少。

二、森林“绿发”的秃斑烂疮

据1954年青海省农林厅林业局调查大队调查海西地区林木总面积为693875公顷，总蓄积量为123309立方公尺。1955年海西地区有九处森林区。80－85%分布在察汗乌苏镇西南及东北部，均系原始森林，树龄在200－1000年以上。树种80%为圆柏，其次为松树等。州内森林区开采时间为1954年。1954年采伐43053立方公尺，80%支援柴达木盆地开发建设，20%供应青藏公路的桥梁铺设。采伐区有察汗乌苏、希里沟、香日德、德令哈四处林区。其中希里沟林区采伐约占50%左右。全州九处森林区中，除诺木洪灌木林区外，其余均为原始乔木林区。80%的树木直径为45－15公分。当时海西地区主要林区的基本概况是：

（一）察汗乌苏林区

位于察汗惍苏镇（今都兰县）所在地的东南部，昆仑山支脉之都隆山西北面，距察汗乌苏镇约35公里。树种以圆柏为主，均为成林。林区面积为24474公顷，总蓄积量为29491立方公尺。每公顷蓄积量为1.2立方公尺。下分银登、塔万、红寺、街德尔四个小林区，其中塔万及红寺林区交通方便，采伐最多。

（二）香日德林区

位于察汗乌苏镇西南61公里处，距香日德150公里。树种以圆柏为主，其树干高6－8米，直径40公分的约占30%左右，直径25－15公分的约占60%以上。林区面积9762公顷，总蓄积量为182846立方公尺。每公顷蓄积量为18.7立方公尺，均为成林。当时主要供应香日德、格尔木、诺木洪及青藏公路部分房屋和桥梁建设。该林区下分加其什生、查汉山、阿斯图、阿了条里、如图、莫可日等七个小林区，其中查汉山交通比较方便，采伐量最多。

（三）希里沟（今乌兰县）林区

位于希里沟镇东北约18公里处。树种以松、柏为主，为成林，树干高8－9米，直径45公分的约占25%左右，30－15公分的占60%左右。林区面积11562公顷，总蓄积量为452526立方公尺，每公顷蓄积量为39立方公尺，交通方便，木材适合建筑用材条件，因此，1954－1957年达木地区建筑用料50%的木材由该林区供给，如在1957年9月底采伐37000多立方公尺木材。

（四）查查香卡林区

位于察汗乌苏镇东北部，距察汗乌苏镇90公里，树种以圆柏为主，有少许松树，约占15%左右，均为成林。林区面积为6003公顷，每公顷蓄积量为15.8立方公尺，总蓄积量为95016立方公尺。由于交通不便，未进行采伐。

（五）阿题图林区

位于察汗乌苏东北，相距希里沟25公里，树种以松柏为主，面积为1756公顷，总蓄积量为24611立方公尺，每公顷蓄积量13.1立方公尺，由于交通不便，未进行采伐。

（六）小察汗乌苏（德令哈）林区

位于德令哈镇北部，距德令哈约20公里，树种以圆柏为主，林区面积11515公顷，总蓄积量为180315立方公尺，每公顷蓄积量15.7立方公尺，树干高6-8立方公尺，每公顷蓄积量15.7立方公尺，树干高6-8米左右，直径为30-15公分的占65%左右，35%为幼林，生长茂盛，林区交通方便，从1953年起采伐，其木材用于德令哈、大柴旦、鱼卡、冷湖的城镇房屋建筑。

（七）诺木洪林区

位于察汗乌苏镇西部，距察汗乌苏镇150公里，林区位于诺木洪周围。主要以黑刺、红柳为主。总面积为543880公顷，五、六十年代其主要用途解决诺木洪、格尔木农场的生产工具及燃料。

（八）巴隆林区

位于诺木洪东，树种以圆柏为主，林区面积为2357公顷，总蓄积量13054立方公尺，直径30－35公分的约占35%，幼林约占65%，因交通还便，未进行采伐。

（九）巴音河林区

位于德令哈市北部，主要树种为祁连圆柏，林区面积9427公顷，总蓄积量64120立方公尺。

以上森林区域，作为柴达木地区的高原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绝大多数分布在盆地东南山脉的少数山丛中。森林在柴达木盆地周边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生长在一种极限的生态环境。柴达木地区森林很少，风沙严重，仅有的森林极为珍贵，对防风固沙和农牧业生产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柴达木盆地开发初期，大量涌入盆地的人流居住区环境恶劣、生活不方便是、城镇尚无雏形、基础设施差、驻盆地各单位“小社会”现象突出、物资困难等客观的社会条件，导致了决策层乃至一般群众将森林等自然资源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低值易耗品”或一种财力的支持。视乱砍滥伐为“副业生产”。1950－1955年间砍伐森林灌木所导致的流沙等灾害，引起民了有关部门的注意。1956年，陈毅副总理对柴达木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了“保护沙生植被为子孙后代造富”的重要批示，但乱砍滥伐现象仍然十分严重。1950年，都兰县有天然圆柏林36600公顷，灌木林53.04万公顷，合计56.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1.4%；根据1953年普查：都兰县地区圆柏等乔木树种面积约21529公顷，蓄积量为619800立方，均为原始过熟林。截止1963年，历年砍伐森林面积约6500公顷，占总面积的30.19%。相当于香日德、诺木洪和格尔木等地典型调查推算，除察汗乌苏、香日德、查查香卡、格尔木等地区的单位采伐圆柏充当燃料或部分烧煤外，都兰县、格尔木市每年刨挖2.5亿斤各类灌丛当柴烧，约合灌木林4万多亩。格尔木西至大灶火90公里，东至大水河60公里以及整个敦格公路两侧林木基本砍伐殆尽。截止1963年，历年乔木林砍伐面积7669公顷，相当于当时全州造林保留面积的327.4倍。1958年格尔木农场荒10余万亩，为此砍伐毁坏了大片天然林地砍伐烧柴3400余万斤，且60%为正在旺盛生长的活树。为了开荒，希里沟（乌兰）、都兰县格德尔林区一条沟（属察汗乌苏林场管辖），从1958年以来，采伐集中于山腹以下的山岙，部分山坡把80%以上的树砍光了。使大片的林地暴露在阳光下，改变了森林土壤的性质，影响了其它植物的生长。查查香卡农场在乌兰波浪沟林区内偷砍858.36立方米木料搞修建和木器生产。为防止林场检查和处理，还采取灭根绝迹的办法，把活树连根挖掘或把新的伐根用火烧毁。1959年，铁道部第四工程处在乌兰县察汉诺、英和大诺、大香土、洛北等五条沟里先后砍伐松树4000株，计9700余立方米；在天峻县关角、察汉诺至希里沟一带砍伐3000株及山沙柳当煤柴使用，导致关角山阴坡一逞的山沙柳灌丛绝迹。工程四处被柴达木行委通报批评。同年，青海省人民委员会转发省农林厅《关于柴达木地区某些单位破坏森林情况》的批示，严厉批评工程四处等单位。但是，察汉诺林区的莫柯大闹、大香土、洛北等五条山沟的原始森林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1960年，海西州西台综合采矿厂在夏拉木苏林区砍伐树木160立方米生产木器。格尔木农场联合加工厂在敦煌至格尔木公路两侧禁伐区砍伐树木40万斤充当烧柴。乌兰县希里沟东北部、即都兰圭北山、大南弯、哈拉哈图、柯柯阿拉、东山帝五个林区总面积为11562公顷，木材储积量约45262立方。林区阴坡均为苍苍郁郁的云杉纯林，阴坡均为圆柏纯林，该地区森林采伐始于1955年，到1959年6月，共采伐木材约51290立方，采伐单位有工程四处、柴达木工交局等22个单位。仅1958年采伐而未运走的木材就有1800立方。1959年5月10日，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林木管理与采伐利用的规定命令》首次提出“伐一栽十”的原则，实行谁采伐谁更新。10月19日，柴达木工行委、海西州人委下发《关于加强森林防护的指示》。但是森林的危机并未解除，乱砍滥伐时有发生。1950年至1990年间盲目采伐森林面积3万亩，占1949年森林面积的30%，林木总蓄积量下降50%。全州天然乔木林的有林面积4791公顷，疏林地面积17615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48万立方米。破坏森林达一半以上，森林下限上升100米以上。削弱了森林涵养水资源的作用，致使山泉枯竭，河水流量减少，甚至断流。这里尚未包括灌木林或固沙植被的破坏所导致的灾害。截止1994年，全州有林地面积3443公顷，灌木林地面积268017.4公顷，天然林区立木蓄积量为52.94万立方米，1976年和1988年两次调查情况表明，全州乔木林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林地面积减少549.2公顷，蓄积量减少13.5万立方米；疏林地面积减少6995.1公顷，蓄积量减少55万立方米。每公顷祁连圆柏有林地蓄积量减少到55万立方米。每公顷祁连圆柏有林地蓄积量减少到1988年的65.2立方米，疏林地每公顷由1976年的49立方米减少到1988年的26.4立方米。尽管森林的危险处境已是洞若观火，但柴达木盆地分布着天然林面积476.4万亩，不在国家确定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范围内，而柴达木盆地天然林在高寒荒漠生态环境里对当地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固定沙丘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失去保护的天然森林的危险处境，完全可以想见。

三、固沙植被的不增命运

随着柴达木盆地城镇体系的建设，以及“大跃进”时期大搞开垦荒地、大搞蔬菜生产基地，争取在1960年粮食、蔬菜全方位自给的号召中，千万年来维持柴达木盆地生态平衡的主要自然卫士——固沙植被遭到了空前绝后的灾难。早在1952年，都兰县开始大肆挖掘大黄、灌木柴草换取白洋。1958年，作为“轻工业”的原料，海西全州收割盐生草甸草场的固沙植物野麻（大花罗布麻）300余吨。1959年10月，挖掘固土植被蕨麻（人生果）、固沙植物琐阳以及蘑菇、黑刺果等20万斤。有些固沙固土植物被看作是取之不竭的副食品。有些地方政府动员群众翻沙挖掘琐阳，由副食品加工厂加工成糕点和菜肴加以推广和宣传。格尔木至乌图美仁一带生长着一望无际的罗布麻。经鉴定后认为可以造高级纺织品，于是大肆收割。不少河流、湖泊沿岸生长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人们大肆收割芦苇当作房屋建筑材料，试图用芦苇制造高级道林纸。查查香卡农场四站，1959年建站时，附近生长有茂盛的梭梭林、白刺林、柽柳林。人们一开始就把这些生长周期很长的固沙防风天然灌丛当作烧柴砍伐，甚至连根都刨挖，到1961年，这片林木已经砍挖20里以外。诺木洪农场自1959年建场时，周围是茂密的柽柳林，到1961年，四周的柽柳全部砍光，代之以耕地。格尔木市附近建市初期有大面积的灌木丛林，到1961年，则需要到60－80公里以外才有灌木林，不到四年时间就砍去灌木烧柴4.5亿多斤，约合林木33万多亩，占原有灌木林103万亩的30%多。布哈河南北两岸生长着浓密的黑刺和柽柳灌丛，“大跃进”期间各种劳教农场、青年农场的建立以及县城居民的增加，使黑刺和柽柳、山沙柳遭到大面积砍伐，河床两岸裸露出大片砂砾滩。在海拔3400米的天峻县快尔玛公社北部开垦草原，播种粮食，“大跃进”期间刮浮夸风说，30亩青稞平均亩产805斤。不久农场散伙，留给草原一片半沙漠荒地。当年许多农场在开垦荒地时，将附近灌丛作为主要燃料，一些城镇居民将周围的坎巴、沙蒿、麻黄、梭梭等沙生固沙植物砍挖充当烧柴。海西州人民政府间经下发文件，要求保护灌木林和沙生植被，但屡禁不止，以致沙生植被坏面积达到2000多万亩，占沙生植被面积的三分之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仍以每年6667.7公顷的速度消失。在青藏公路沿线人口此较密集的地段，沿途两侧纵深几十公里以内已破坏殆尽。格尔木地区沿公路向东西240公里、南北25公里以内的固沙固土植被基本挖光。都兰县的夏日哈至诺木洪公路两侧植被破坏近50%。乌兰地县的旺尕秀至怀头他拉的植被、以及德令哈西南、东南地区的梭梭林、白刺、野生枸杞从等固沙植物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已经绝迹。因此，海西许多地方加剧了沙化、旱化、多风、大风的严酷生态环境。往日的生态植被已极难复原如故。柽柳、白刺、黑刺、梭梭、沙拐枣、枸杞等是柴达木盆地防风固沙的主要植被。根据资料，到1963年时，全州沙生植被破坏面积约55万亩。陈毅副总理1956年赴西藏路过格尔木时，曾严肃指出：“如不设法保护植被，就等于自杀，要被沙子淹死”。

四、流沙幽灵四处飘荡

柴达木地区大规模采挖沙生植被大约始于五十年代。根据资料，1958年，都兰县察苏人民公社就开始采摘大量的白刺果酿酒造糖。同年，全州收割了300余吨野蒜。1959年10月，组织群众寻找代食品、挖蕨麻、琐阳、蘑菇、黑刺果520万斤，采集各种野菜100万斤。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积极寻找代食品，节约粮食，同时准备建立大柴旦、德令哈、马海、阿拉尔、怀头他拉、希里沟、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九个蔬菜生产基地。“土洋并举、大搞温室、晒干菜、淹卤菜”保证在1960年粮食和蔬菜自给。1956年起，一些农场在开荒时，将附近灌丛作为主要燃料，一些城镇和居民点附近生长的坎巴、沙蒿、麻黄等沙生植被砍挖当烧柴。几年下来，柴达木地区的固沙植被，由于大面积砍挖充当烧柴，以及大面积开荒，使原有野生植被遭到很大的破坏，引起风沙流动，严重影响了农牧业生产，如：香日德农场四站1961年有3000多亩农作物受风沙侵袭，其中1500亩颗粒无收，800亩减产一半。总计损失粮食20万斤以上，金峰农场二站1961年因风沙吹落种子约6万斤。格尔木农场1961年一次大风沙侵袭中4420亩冬播小麦全部受灾，损失种子65%左右，香日德农场五站1000多亩小麦，原下种每平方米620粒，由于网沙侵袭，每平方米实际出苗230粒。诺木洪农场1960年8月14日一次大风沙侵袭，使8770亩麦类作物受害，损失粮食37.8万斤，平均每亩落、粒43斤，严重地块达到129斤。1961年8月20日一次风沙侵袭，又使12928亩麦类作物受害，共落粒损失粮食21.4万斤，严重地块每亩落粒达40斤以上。1961年格尔木农场春季一次大风沙，吹平田埂8950米，淤塞渠道28.355米。据不完全统计，1961年遭受风沙灾害的农田共达7.3万亩，占总播种面积21.5万亩的34%，估计损失粮食在300万斤以上。各地农场都反映风沙灾害日趋严重。如香日德农场1959年总播种面积22000亩，遭受风沙灾害面积为1099亩，占总播种面积的48.66%；1961年播种40000亩，受风沙害14254亩，占总播种面积的35.64%，又如双河青年农场1959年播种11717亩，粮食总产203.94万斤，受风沙灾害面积5594亩，减产80%以上的仅973亩，1960年播种34913亩，总产仅160.36万斤，受灾面积达到11763亩，歉收面积达2632亩，1961年播种14979亩，总产30万斤左右，受灾面积高达11125亩，歉收面积5020亩。此餐，风沙对畜牧业、交通等产严重影响，淹没草原，阻塞公路，毁坏帐篷等时有发生。根据当时调查分析，认为除自然因素外，人为地砍挖固沙植被，大规模开垦荒地而未留出防护林带，快速砍尽原有灌丛等植物是流沙和狂风肆虐的主要原因。如查查农场四站，1959年建立时，附近生长有连片而茂密的梭梭灌木丛、白刺林、柽柳林，到了1961年，已砍挖到20公里以外了。原来半固定的沙漠，开始流动，分割农田。诺木洪农场1955年建场时，诺木洪地方是一片茂密的柽柳林区，到1961年，柽柳全部砍光，风沙开始侵害农田。格尔木市附近有大量的灌木丛林，到1961年，已砍挖到80公里以外。五十年至六十年代，过分强调大量开荒，扩大耕地面积的结果，许多国营农场将戈壁沿边和固定及半固定沙地上的固沙灌丛等植被砍挖殆尽，因而扩大了流沙面积，助长了风沙危害。如查查农场三站在牦牛滩的半固沙地带开荒3000亩，导致流沙游动，不但新垦耕地难以保存，而且加剧了该站西边耕地遭受流沙危害。双河青年农场在铁奎地区沙漠附近具备固沙植物的地段开荒1000亩耕地，由于风沙过大而放弃，导致沙漠面积扩大。诺木洪农场地区由于天然河流被集中用于农田灌溉或直接排入盐碱沼泽地“洗地”，致使原有固沙植被得不到水而枯死或砍光，导致诺木洪到海西凹河之间约15000亩固定沙化变成流动性沙地。1961年调查，都兰和格尔木共有沙漠面积1787万亩，其中戈壁1047万亩，固定及半固定沙地153万亩，流动沙地537万亩。戈壁主要分布在伊克高里以西沿青藏公路两旁，固定及半固定沙地多数接近农场和草原。随着农场开荒和砍挖植被，固定和半固定沙地的植被面积迅速减少。流沙地主要分布在都兰县察汗乌苏、夏日哈河以西，铁奎以东牦牛山、旺尕秀以南、香日德、伊克高里以北。其次在托拉海、青新公路格茫段两旁、诺木洪农场、格尔木农场附近也有小面对海西地区固沙植被破坏善及流沙起因进行调查，并提出了“严格保护现有植被，积极开采煤矿，营造防护林带，恢复原有植被”的建议。但乱砍滥挖固沙固土植被的现象未能彻底扼止，以致流沙幽灵时常游动，固沙植被不断减少。

都兰县香日德出土拜占廷金币

许新国

今年五月底，在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以东三公里处，地属沟里乡牧草村的一座北朝吐谷浑人的墓葬中，发现了一枚拜占廷金币。

公元330年（东晋成帝咸和五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于大帝把京都由马城迁到拜占廷城，并把新都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有些史书上黎这些新帝国为拜占廷帝国或东罗马帝国。但一般史书中，以395年东西罗马分治为拜占廷帝国的开始。1453年（明景宗景泰四年），土耳其俄托曼族攻克君士担西堡，拜占廷帝国才覆亡了。

拜占廷帝国前期极盛时的版图，西达意大利半岛，东抵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和萨珊朝波斯帝国接壤。它在南北朝时便和我国有交通往来。隋唐史书中的“拂菻”国，便是指拜占廷帝国。《新唐书》和《旧唐书》中都有《拂菻传》，介绍它的情况颇详。在我国境内发现拜占廷金币，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解放以前，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的第六至第七世纪的墓地中曾发现一枚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金币。解放后，咸阳隋独孤罗（535－599年）墓中出土一枚查士丁二世（565－578年）金币；西安市土门村唐墓中出土希拉克略（610－641年）金币仿制品。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有一枚希拉克略金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东罗马金币和它的仿制品，内蒙古毕克齐镇水鹰沟出土一枚列奥一世（457－474后）金币，可北赞皇县李希宗墓出土地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年）和查士丁一世舅甥共治时（527年）所铸金币。现在青海都兰得日德又发现了这种金币，可以为当时中国和拜占廷之间的关系提供又一批物证。

这枚金币是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年在位）的金币“索里得”。直径14.5毫米，重2.36克，连缘剪轮。正面是皇帝的半身像，头部稍偏向一边。头上戴盔，盔顶饰以翎羽。脑后有冠缨结带两股翘起；冠的两侧下垂珠子，露于颊旁。身上穿铠甲，外边战袍，胸部仍露出铠甲。右手持一标枪（较矛为短），掮在右肩上，枪端露于左侧鬓旁。左手持盾，掩盖左肩。盾面图像，虽不清楚，细察之，仍是一般这类盾机的战斗图，一个骑士以矛刺敌。铭文由右手处开始，依时针旋转方向排列，以盔顶翎羽分开，成为两节，共17个字母，即DN－THEODOSIVSPFAVG。这是拉丁文，有些是省略字。全文可以复原如下（所有省略去的字母，都以小写字母补入。放在括弧中）：D（ominus）N（oster）Theodosius，P（ius）F（elix）AVG（us-tus）。译意为“我们的主上，狄奥多西斯，虔敬的幸福的至尊（皇帝）”。金币背面为胜利女神像，侧身向右左前行姿态。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头部与十字架之间有一颗八芒的星。脚下一条横线的下面有一行铭文，一侧为VOTXX，另一侧为MVLTXXX。背面的这些铭文，可以复原如下：下面的为Con（statinople）OP（iysum）两侧为VOT（a）XX和MVLT（iplica）XXX。译意为“君士担丁堡的标准（黄金）”。前者从前认为是铸造地点，现下则一致认为是指黄金的纯度相当于京都君士坦丁堡的标准，有点像我国清代的“京钱”、“京称”一类的名称。拜占廷铸币中除君士坦丁堡以外，别处（迦太基、亚历山大利亚、罗马城等）的铸币上也都有这五个字母的铭文，可见并不是表示铸造地点为君士坦丁堡。

拜占廷皇帝名为狄奥多西斯的还有一世（379－395年），曾统一罗马，史书上称为狄奥多西斯大帝，是二世的租父。还有三世（716－717年），是个无足轻重的皇帝。由叛军拥立为帝，不久便被废。三世的铸币上距二世的达266－308年，形制完全不同，可以不论。二世的即位，上距一世的死亡，只有十三年的相隔。二者金币正面的帝名和帝像都很难区别。但是金币背面两侧的铭文，像赤都兰这枚样子的，只见于二世而不见于一世的铸币。所以可以确定这是狄奥多西斯二世的金币。

拜占廷初期（498年以前）和早期（498－1092年）的金币，在963年以前的是一咱称为“索里得”的，一般重量是约4.5克或稍轻。我们这件只有2.36克，当由于剪轮或铸成以后亲有破损，尤其是两个穿扎一定会去掉相当分量的金子。这两孔的位置在正面帝像的上下两边，显然是为了便于系线以作装饰品之用，就是说，不再作为法定通货来使用。根据正背面穿孔的位置，可以看见铸印时正背两面印模的位置，恰巧作相反的排列。这是拜占廷铸币印模排列的不常例，很少例外。这和近代法、意等国铸币相同，而和波斯萨珊朝银币的正背两面印模作九十度直角，以及现今我国铸币和近代美国皇家铸币石铸币的正背两面印模排列同一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这次发现，对于中西交通史，提供了重要物证。当时我们中国也知道拜占廷帝国，我国史书上称它为“拂菻国”。虽然对于这名称的来源，还未有定论，但是指拜占廷帝国，近年来学者们的意见已趋一致。之“拂菻”一名，始见于《隋书》。裴矩《西域图记序》说：“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一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按当作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这北道中接近君士坦丁堡的一段，便是东罗马使臣蔡马库斯前往突厥可汗庭所经过的路线。中道和南道，达西海后也可以由海路而至拂菻。《隋书》卷八十三《波斯传》和卷八十四《铁勒传》也都提及“拂菻国”。《波斯传》中还提到它在波斯西北四千五百里。裴矩是隋磊业元年至二年（605－606年）在张掖掌西域诸番交市事，这《西域图记》是他亲自询问诸商胡而记录下来的。原书虽已失传，但由这篇序文及《隋书·西域传》可以知道当时我国和西方交通的情况。到了唐朝，中国和拜占廷的关系更多，知道它的情况更清楚。《新旧唐书》中都有《拂菻传》，记载的事实更为明确。当时它曾与唐朝通使，并且有好几种商品输入中国。

钱币发现的地点，常可表示当时的贸易和交通的路线。以前我闪常以为古代中西交通要道在“丝绸之路”的东端，是由兰州经过河西走廊而进入今日新疆的。这次都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使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我们认为第五世纪初到第五世纪中（即狄奥多西斯二世在位的年代），位于柴达木盆地腹地的都兰香日德地区，是在中西交通的要道上。这条比较稍南的路线，它的地位的重要在当时决不下于河西走廊。

文献亦可证明，宋去等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由洛阳赴西域求经。他的路线是：由洛阳出发后，“西地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度流沙至吐谷浑国”。“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他的路线即是经兰州——西宁——日月山——都兰——香日德——格尔木——大柴旦然后西行入新疆的。其间的吐谷浑国的大体方位，即是位于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和香日德一带。

在宋云之后，乾陀罗入瘏那崛多由他本国东来长安。他经过于阗等国后，“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于时西魏后元年也”。“周明帝武成年（559年）初届长安”。鄯州是后魏孝昌二年（526年）所置的，即从前的四平郡地地，隋大业三年（607年）罢州复为西平郡。可见瘏那崛多所经的路线，是由今日新疆和阗（古于阗），经过青海柴达木盆地而达西宁、乐都、然后东行赴长安。

总之由文献来看，经西宁——柴达木盆地赴新疆的青海丝周之路，在第四世纪末至第六世纪初，在当时中西交通线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在香日德出土的这枚拜占廷金币，再一次为我们增添了实物证据。

护送十世班禅大师道次进行藏经地

瓜日多叙述，蔡拜、刘建新整理

1951年我17岁，因家境贫寒，加之牧主头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我的家境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为了生计我在海南州共县沿街乞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当年2月份，政府宣传要招收少数民族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听说这支部队开往西藏担负解放西藏的光荣使命，并许诺将来复员后给每人发一匹马和一杆枪。自己得知这个消息后，一方面是迫于生计，另一方面抱有出头之日的一线希望，便报了名。报名后不久，所有报名的就集中在湟中县，当时在湟中集中的青年约有500多名，年龄都在17－18岁，经过严格的体检、政审，最后招收了300多名，我也在其中，其余的全部送回家。验收合格的全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留在湟中县，开始了几个月的紧张军事训练。

1951年11月，我所在部队十八军三十一团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护送十世班禅（以下称班禅大师）进藏，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使命。于是部队开始了战前动员工作，部队首长宣布了进藏纪律和具体的任务，要求第五具战士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护送任务。经过紧急动员，于1951年11月，抽调一个营的300余名战士分乘几辆卡车，从西宁出发，由于没有正规的公路，加之路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经过几天颠簸，才来到了都兰县香日德。我们的任务是护送班禅大师，但我们却不知道班禅大师到底在保处，到了香日德后才知道班禅大师已在香日德。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季节，天气特别冷，我们坐在蒙着篷布卡车上，脚冻的都失去了知觉，只好在车箱里使劲跺脚，有的战士冻的说不出话来。为了护送班禅大师安全抵达西藏，我们在香日德待命15天，筹备进藏物资，给每一个战士发了御寒的物品，配备了战骑，装备了武器弹药，准备了粮草，驮畜。在香日德将护送班禅大师的我部更名为骑兵营。经过几天的适应和准备，班禅大师和他的随从200多人及护卫骑兵营的300多名官兵从香日德出发，踏上了漫漫进藏旅途。

在进藏的征途上，骑兵营以排为单位，有的在前面开道，有的在后面戒尾，左右也都由我们护卫着行军，担任着安全保卫的任务。晚上宿营时，班禅大师和随从人员住在一起，骑兵营驻扎在外围四周，保持高度警戒，确保大师的绝对安全。班禅大师的座轿用四匹骡子驮着，四周由若博阿卡护围，边行进边念经，有时发出唢呐和螺号的声音，示意保佑大师西行。为了大师的安全，有时上山或下山时班禅大师就骑着自己的固定座骑，轿子则由阿卡们抬着前行。

进藏的队伍从香日德出发后，翻越乌兰山，从伊克高里向南进入巍巍昆仑山。由于随从大师的人员较多，部队行进的速度非常慢，到1952年的春节时，进藏的队伍才到达了阿拉克湖。这年的春节我们是在阿拉克湖度进的，为了过好这个不同寻常的春节，班禅大师曾派人给部队送到了酒肉等慰问品，部队首长给每个班都发了一军用壶酒，战士们在阿拉克湖中又捕了些鱼来改善部队生活。过完春节后，从阿拉克湖出发向西南方向行进。在翻越唐古拉山进，许多战士，特别是从内地来的汉族干部及战士，因高原缺氧反应，头疼、呕吐，有的流鼻血，有的连乘马行军的力气都没有。闯过了生命禁区的唐古拉山，部队一路风餐露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们来到安都的一个叫傲日吉力的地方，当地的头人及牧民群众约有300多人赶着几头牦牛前来迎接班禅大师，头人们给班禅大师献哈达，并请求摸顶，牧民们受了摸顶并进行祈祷。还给我们护卫部队每一个排分了一头牛表示慰问，改善生活。这表明当地的头人和百姓是欢迎班禅大师和解放军进藏的，对中央推进政教合一和平解放西藏的纲领是拥护的。到黑河前的进藏途中未遇到什么麻烦，可是到达黑河后，却遭到了达赖藏兵的阻挠，他们说，汉人（指解放军）可进进藏，便班禅不能进藏，由此阻止部队前行。为此开始了高层谈判，在此期间，我部的警戒护卫任务就更加繁重了。班禅大师住在黑河的一个寺院。谈判大约持续了15天左右。为了给达赖的藏兵以威慑，我部队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习是采用实弹演习的方式，我骑兵营的10门战炮、20余挺轻重机枪等轻重武器全部拿出来参加了军事实弹演习。演习后的第二天，藏兵同意全部人马进入西藏辖区。

我进藏人员于1952年4月较顺利地到达了拉萨，到后部队休整了一个星期，在此间班禅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进行了会晤，营里命令我排担任班禅大师的警卫任务，阿卡们不时地给担任警卫的士兵送来茶水。在拉萨大约停留一个多月时间，班禅大师和全部护送人员，就从拉萨出发到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前来迎接的群众如潮水一般，围的班禅水泄不通，班禅大师和随从难以前行。由部队一部分战士前后左右护卫，一部分在前面开道，最后终于到达了扎什伦布寺，从而顺利完成了护送班禅大师抵藏的任务。此后，我部骑兵营更名为“后藏独立营”。到达日喀则后，部队驻扎在离扎什伦布寺不远的几排民房中，当时因给养供应困难，部队断粮3、4天。不几天，我后藏独立营接到上级的命令，由赵凯营长带领本营干部战士投入到和平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伟大事业之中，就地开展了开荒种地，营房基建工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修建了40多间营房，一锹一锹地开垦了1000多亩耕地，部队除自己种植300多亩外，其余的都分给了贫苦牧民，后来部队种的那300亩地也给了地方。今日回忆起护送班禅大师进藏的艰难历程一幕幕往事令人感慨万千，我们虽未能投入到枪林弹雨的壮烈战斗之中，但亲身经历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喜悦和成功。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为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为西藏的经济和建设做出贡献而感到自豪。

民国时期马步芳在海西筑路始末

田木叙述，都兰县政协蔡拜、刘建新整理

那是在1947年，青海军阀马步芳为了进一步巩固在青海的统治地位，进而达到控制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政治野心，扩大政治、经济、军事势力范围。计划从青海的海东及海西各藏族部落和蒙古旗中征调几千名民工，从青海湖橡皮山以西修建一条到达柴达木盆地乌图美仁的哈里依久尔（译黑石嘴）的公路。为了修建这条公路，当时从都兰县征调民500多人，其中从香加部落征调的民工有田木、恩德里阿哈、更登加布、尹登木和他的妻子梅仁等几十人被抽调到筑路队，并和巴隆、宗加旗抽调来的民工组成一个大“哇卡”（译一个伙食单位）为一个筑路队，从宗加的“老房子（地名）向西沿柴旦（译沼泽地）南面一线修一条通往格尔木的简易公路。

1947年4月刚种完庄稼，马步芳开始实施修路计划，给各部落的保长、甲长下达任务、有钱的出钱、有畜的出畜、无钱无畜的出劳力，出苦力的差事自然就落到了贫苦牧民的身上。我们奉香加王爷的指令，从香日德出发时，每一个“哇卡”派来一名“屯协”（译：工头之间）负责一切和监工。各“哇卡”的口粮等物由牛驮运，驮不守的东西则由人背着行路。我们到达施工现场时，从天峻征来的民工已先期到达，而且人数较多，男女老少都有，因气候、水土不服、患病、生活差，加之劳动强度大等原因，每天都有死的人，有的被掩埋，有的没有掩埋，有的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倒毙在路旁的红柳堆里，其悲惨情景目不忍睹。

香加的民工背着自己的行李，从香日德出发，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到宗加后就开始了修路。当时的劳动工具一人一把铁锨，一个刨角，一根绳子。每一个“哇卡”的任务，由马占芳的兵丁丈量给“屯协”，规定了完成的时间，并由“屯协”监督民工施工。民工们斩荆披棘，拔牛红柳、沙棘开辟公路路基。白天男人们修路，女人们烧水做饭，看管牲畜。早上天刚麻亮时，由“屯协”吹哨子让民工起床，每人只吃一碗杂合面拌汤后就开始干活。中午除地喝水外再没有啥吃的，晚上看不见亮光时才收工回宿营地，晚饭是杂合面拌汤。口粮不够我们就去摘白刺果来充饥。

都兰的宗加旗往西是一片东西走向的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滩，水非常缺，每一个人的用水量是限制的天气特别热时，为了生存所迫只好饮自己的尿解渴。特别是在夏天，在灌木丛中修路蚊子特别多，因没有防蚊装备，且干活时临工作又不让停下来打蚊子，因而民工作手、脸、脖子、脚等处都被蚊子叮咬的红肿骚痒，忍不住抓痒，因感染多处溃烂，生脓、流黄水。牲畜都被毒蚊叮咬得遍体鳞伤。从宗加至格尔木的大部分路段上都是从牧区征调来的民工，大多数民工身穿衣不遮体的破皮袄，好多人裸身光脚干活，稍好一点的用死皮裹脚当靴子。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干活时稍有怠慢，轻则罚扣一天的口粮，重则遭到马步芳兵丁或“屯协”的皮鞭抽打。我记行有一次，有一个乌图美仁的老汉，因带人去背水时走错了路，结果被“屯协”打断一条腿。

在修路期间，民工们看见有一个庞然大物陷在了一条水沟中，工头就叫民工们有的挖、有的拉、有的推，突然那怪物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干活的民工们不知发出声音的东西为何物，惊恐之中民工们撂下手中的工具四处逃窜，之后再也不敢回到那个发出怪声的庞然大物跟前，因当地的牧民们从来没见过汽车是啥样，后来才知道那是一辆大卡车。现在说起这件事，成了们茶余饭后的笑话了。

到十月份天气已经有了寒意，路基在民工们的手下一点一点的向前延伸着，有一天晚上民工们休息后，第二天早上没有听见吹哨子声，等天亮后民工们起来才发现马步芳的部队和“屯协”们都不见了。民工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不知出了何等的惊天动地的事，纳闷之机，民工中的比较灵敏的人士说，从空中传来了话（指电报）青海共产党来了，共产党的军队要打马步芳了，快要解放青海，解放海西了。所以，马步芳一个团的部队，不知是拉到前线打仗去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一夜之间全逃的无影无踪了。这支为镇压民工闹事，以军事力量业控制民工，推动工程的进展，防备外部土匪等力量的骚扰，随时配合西北国军进行军事行动的反动军队一去返了。同时马步芳要修的那打路也就从此画上了句号。民工作也没人管了，大家分了所剩无几的口粮各奔东西去了，到1947年年底从香加征去的民工们都陆续回到了家。今日已看不到当年的民工所修的血汗路。给后人留下的只是心酸的回忆。回想起修路的那段日子，我们吃尽了苦头，累断了筋骨。在这条没有修通的路基上却洒下了我们的斑斑血泪，有的是背着行李卷来，而回去时却被裹着尸骨送回家乡。新中国成立之后所修的青藏公路二次、三次改建前，基本上沿用了马步芳公路的走向和路基；进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物资运输和行军路线基本上利用了那条路线。而今在中国工产党的领导下，一条宽阔而平坦的黑色油路，从西宁直通向西藏的拉萨，这是人民工和国为青藏两省区人民和巩固国防，保卫祖国西南边疆修筑的一条幸福的宽文大道。

忆柴棕木初期的地勘测绘工作

满金

我是1954年4月份随西北三角测绘地形测量队第一次走进柴达木盆地的。当年4月25号左右我们100多人和十几辆解放牌货运汽车，从都兰香日德出发，西进路线是从宗巴太（宗加巴降太吉乃）草滩经格尔木到茫崖。当时行走的路线是国民党时期曾修建过的一条简易公路，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公路而是一条便道。这条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汽车根本无法行驶。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属盐碱地区，汽车稍不慎就陷进去出不来，我们只好下车拾芦苇草或者将帆布垫在车下面，人推肩打，有时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天黑了车推不上来，第二天我们再去推车。这样走走住住，走了七天才到了格尔木。在那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但到处是黄羊。在格尔木休整了几天后，我们继续向西前进，大约走了10天左右才到了茫崖。当时茫崖还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

来到茫崖后，休整了几天，主要是组织动员、调配人员分小组，同时以小组为单位演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方面的文章，充分认识建设新柴达木的重要意义等。经过几天的思想教育，我们做好了出发前的思想准备。各组按照各自的分工先后出发。我被分到三角形测绘组成为各组打前站的先遣组。其他各组跟随我们的绘图路线前进。我组一共有6名同志，小组长姓任，有三名团员，我任团小组长。交通工具是骆驼，用来驮水搬迁帐篷，每到一处大约工作三四天就要搬迁一次帐篷，人员全部步行。我们越走困难越大，最大的困难是水不能按时供应，有时十几天才能供一次水。在野外工作时最让人头痛的是夜间，经常迷失方向。我们每天八点开始出工，每人分开背着工作用具，有绘图板架、旗杆、木角、铁丝、铁榔头和其它测量工具、仪器等。每人每天2－3个馒头工者一盒饼干，水是定量供应。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天只供一斤水，我们几个月时间内没有洗过一次脸，更没洗过一次脚。即使是在天热日晒，地上热沙烘烤的日子里，还要往返走几十里路，每天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测量的工地上，有时遇上大风，每前进一步确实很困难。收工回来后没有人说话，大家倒头便睡。同志们的腿肿了就用热沙搓一搓，脚打起水泡就用盐水洗一下就完事。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照常坚持工作。为了能早一点完成任务，我们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天黑才能回住地。由于在荒郊野外，晚上很容易迷失方向，守家的同志（炊事员）找个高处将马灯挂在上面做灯标，有时风大马灯挂上去就被吹灭了，没有了灯标我们就回不到住处。有一次因天黑了我们迷失了方向，没有找到住地，只好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队员们挤在一起在野外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一看帐篷就离我们很近。我们的组长开玩笑地说：“今晚盆地招待所免费接待了我们，只是狼和熊大可没有来陪我们”。听说一名驮工因迷失方向走到茫崖东塔尔登时而死亡。我们在行进中经常可以看见许多自然奇观，就是人们常说的雅丹地貌。奇形怪状的沙石小山堆，有的像楼房、有的像各式各样的动物，非常好看。也遇到过动物残骸和人头骨。我们的组长说：“这些动物和人可能是很早以前走进盆地后因迷失方向无水而死亡的”。现在想起来真是一场恶梦。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我们顺利完成了从格尔木到茫崖的地勘测绘工作。为柴达木地区以后的开发建设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到敦煌，在那里休息数日后乘汽车于12月份顺利回到了都兰香日德。

（作者单位：原都兰县农牧局干部）

难忘的岁月

山培力

我出生都兰县——地处瀚海深处诺木洪的一个牧人家中。我的父辈是世代逐水草而居以牧为生的草原蒙古人。我的童年和少年是伴随着马背、羊群、草滩，在贫困中渡过的。草原既美丽又单调，既宽广也寂寥，既蕴藏着富有也酝酿着贫困……。我就是在这种美丽、宽广、单调、寂寥的交织中开始对草原以外的生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

机遇随之而来。在党的教育感召下，于1952年秋天我17岁时告别草原，告别了羊群，以满含着喜悦的心情走进原海西民族学校读书学习（当时叫民族公学），这是解放后在海西唯一的公办学校，吃穿住全是供给制。这对当时垢牧羊娃来说,感到已是另一个天地，觉得自己好像做梦似的，草原以外还有这么多的美丽和欢乐。经过两年的读书学习，使我如梦初醒，懂得地许多人生道理，初步了解了世界与中国，思想开阔了，觉悟提高了，学习劲头也足了。我的老师齐英才、赛日特布、毛秉杰等的教诲至今难以忘怀。

两年后，1954年6月组织安排我到人民银行都兰县支行工作，我从内心里感激党的恩情，感谢海西银行领导对我的培养和关怀。

我在海西人民银行工作30余年中，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均在都兰县银行主要从事农村牧区金融工作。

自1955年起，为使银行工作适应农村互助合作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形势，我参加了都兰县组织的中心工作组的“访贫问苦”活动，在香加等地我们骑上马挎上枪，翻山沟闯戈壁，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牧区扶贫贷款工作。这个时期牧区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还处在畜牧业生产恢复阶段，当时，对扶贫工作抓得很紧，在做好上层头人工作的基础上，该贷款的就贷款，该救济的救济，贷款手续简便，当场付现，当场购买牲畜、粮食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解决贫困牧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扶助发展家族生产，初步打开了牧区金融工作的局面。这对当时建政初期恢复与发展生产，调动牧民生产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密切了群众的联系，使我们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深刻涵义。

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下，都兰县银行选派老会计赵安济同志和我，参加州委工作组在台吉乃旗（今日诺木洪乡）试办红星牧业生产合作计的组建工作。主要帮助牧业社搞好财务管理——建帐、建制、制定预定预分方案和收益分配工作。经过一年我的社队财会人员，积累了财务管理经验。

1957年，随着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我和达吾旦等同志先后到诺木洪乡开展试办牧区信用社的组建工作。当时这个乡的特点是：牧民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很快，供销社已经建立，农村社会主义“三大合作”组织——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合作社唯独缺少信用合作社。其次这个乡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牧民较为贫困，在客观上需要通过组织信用合作社纳集闲散资金，帮助牧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当时牧区信用社比农业区起步晚，也没现成的“模式”。我们参照农业区信用社的基本做法，结合当地民族特点和流动放牧。居住分散等实际情况，深入群众，宣传信用社的性质、作用，取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在选拔信用社的理监事主任和会计人员时，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建立了诺木洪信用社，存款贷款业务逐步开展了起来。这对于促进社队和农牧民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落后面貌和生活条件起了积极的作用，为牧区开展金融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实际工作中我的业务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

1961提。组织上选任我为海西州农业银行副行长。业务范围和管理地区扩大了，不仅要管理农村牧区信贷业务，不宁搞国营农场的信贷支持。那里农业银行的业务人员在一年中约有半年时间深入社队、信用社、家场搞调查研究掌握资金需求，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全力支持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绿洲农业的开发建设以及农村（牧区）信用社的整顿提高工作。可以说，农村金融是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吃苦耐劳，联系群众，坚持为群众办实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1965年，州农行送我到中央财经学院干训部系统地学习了政治工作基本知识，着重厂家业务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使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觉悟有了新的提高。此时此刻，在我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是于1965年7月22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热泪盈眶，受到了很大鼓舞。从此，我把领袖的关怀铭记在心里，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把所有的热情全部无条件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70年代初，开发柴达木西部石油勘探的战斗打响了。花土沟寺处柴达木最西端的石油擦区，当大黄风刮起时。昏天昏地，飞沙走石。而高高井架下?石油工人仍然继续工作着……，他们正是人们心中仰慕的英雄。

1970年7月，我们一行7人，离开州府所在地德令哈奔赴茫崖石棉矿区和花土沟石没开发区，筹建花土沟银行办事处。初到这里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办公场所和住的地方；第二件事，建设工地和人员十分分散，许多地方没有公路，交通十分不便，我们更无交通工个，这给我们开展存取款业务带来困难。我们就学习和发扬老柴达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就在戈壁滩上想办法，因陋就简，就地造房。房子很简单，先挖一米深的地坑，然后挖出台阶作为通道，再捡些石块、土坯沿着地坑边缘往高里砌一下，使其超出地面，再捡些废钢管烂油毡当棚顶子，变成为富有特色的地窝子。我们就在那里住宿、办公。这便是金融史上有名的“地窝子银行”。其实这种“地窝子银行”早在50年代我们的先行者就他造过。那里文化生活十分单调，不要说看电视、听收音机，就是通常的报纸也很难及时看到，一张日报送到这里，已过了十天半月，看新闻倒不如说是看历史更确切。那时没有什么野外津贴，也没有什么加班费，更没有什么奖金。但在工作热情址分高涨，我们不辞劳苦下工地、到石油井场，开展流动服务，完成储蓄存款任务。在今天讲来，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但这都是事实。可以说我们是开发建设柴达木的第二代金融工作者，我想，时至今日，在西部大开发中这种精神也是十分宝贵和需要的，而且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中这种求实奉献，艰苦创业的精神仍然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把它传续下去。

80年代是历史性大转折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然而要学习的新东西很多，要的政策性工作也不少。于是1981年组织上选送我到人民银行总行举办的第二期领导（处级）干部轮训班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银行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以及银行系统和中央有关部委经济金融专题课程和各类专题讲座。聆听刘鸿等专家、学者的教诲。通过学习理论，研究问题，使我基本掌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金融专业知识，不仅弥补了我学历上的不足，而且使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及金融业务有了较高层次的认识和了解，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银行工作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导下，海西农牧区也成功地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农牧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农牧区金融工作提出了新的内容和要求。银行如何支持农牧区改革，农牧民要求什么贷款投向？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为此于1982年4月组织州县银行的有关同志配合州工作组，在都兰县香日德乡调查了解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情况的同时，重点调查了九个生产队一百户社会员的生产和经济收入变化情况。从曲型调查来看，自推行生产责任制以业，农业生产和农民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变化，其表现为：党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得到落实，并日趋完善，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热情高涨，农民称赞党的政策好；农牧民收入结构有了变化，家庭收入的比重增加，相当一部分农户中出现了盖新房或准备盖新房的现象；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以小型一机向多用机具发展，这些变化和新情况，足以说明党的改革搞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这对金融部门掌握农村信贷投向，转变观念，支持有关部门组织供应农业生产、生活资料，支持农村改革，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放宽农业信贷政策，把工作搞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新举措。

1983年组织上把我提拔为海西州中心支行行长。工作担子重了，责任大了，这也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鞭策。自己下决心勤奋学习，努力工作。1983年至1984年是人民银行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提高干部素质，重视专业人才的开始阶段。在这两年间，我主要精力抓了海西银行分设州工商银行、州保险公司的机构工作和八个县市银行以上的干部考察、培养后备干部调整充实各级银行、保险等领导班子的工作。这次机构改革涉及面广，人员分流，可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在这方面，我的态度是积极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在州委州政府支持、人民银行省分行的具体指导下，到1984年底基本上完成了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其次，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哈尔盖至格尔木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金融服务工作。

以上是我在海西30余年工作生涯中为开拓和发展海西地区金融事业艰苦创业所做的部分工作，培养了一批金融人才，造就了一大批金融业务骨干，有效地促进了自治州民族经济的发展。如果说，我在工作岗位上做了一些工作，那也是党组织和人民银行教育培养的结果。时光过去了40多年，帮乡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绿洲农业，草原，建设成就和金融业的发展……，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作者单位：原中国人民银行海西中心支行行长）

海西州第一个公私合营牧场的建立

陈佐邦

1958年3月10日，天峻县江河公私合营牧场正式成立了，这是海西州第一个公私合营牧场，也是青海省牧业区第一个公私合营牧场。我当时任天峻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副科长。1958年3月8日，海西州委派我去这个场任公方代表，副场长（天峻县委报州委批准的），我去这个场后直到1958年9月12日全县人民公社化为止，整6个月。

建场经过

1958年11月22日至30日，中共天峻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面和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件、政策和批示。随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关于“合作化”的宣传教育。1956年3月18日，全县第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在多勒部落成立，对全县牧业合作化的进程影响极大。时任海西自治州副州长兼天峻县县长的原汪什代海部落总千户丹科就提出要求他家建立公私合营牧场，丹科的提议不止一次，他是真心实意地多次要求。经县委研究，并报州委同意在天峻县天棚乡下环仓部落（即丹科家所在部落）试办全州的公私合营牧场。

1957年11月1日，成立了“建场筹备委员会”。1958年1月以县委副书记安木加为组长的办场工作组赴下环仓部落建场。经过两个月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股东和牧民们懂得了合作化的意义，公私合营牧场的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牧场的经营方式是牲畜作价入场，统一管理，分段经营。分配原则是股东按股分红，牧工按劳取酬，（按劳动强度和技术评等发工资）等基本政策。办场中最棘手的是牲畜作价和自留畜问题。群众顾虑多，工作量大，涉及面宽等。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反复地讲解党的政策，消除顾虑。终于基本上统一了群众的思想认识，较合理地解决了作价和自留畜问题。于3月10日正式宣布江河公私合营牧场成立。

牲畜作价

经反复协商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具体一作价如下：骟马一等400元，二等350元，三等300元，三岁的200元，二岁的100元，一岁的50元。骡马一等300元，二等250元，三等200元。种马一等500元，二等400元。牛不分公母，犏牛一等170元，二等140元，三等100元，三岁的50元，二岁的30元，一岁的20元。牦牛一等100元，二等80元，三等60元，三岁的30元，二岁的20元，一岁的10元。绵羊不分公母一等18元，二等16元，三等14元，其余12元。山羊大的7元，小的3元。骆驼大的300元，小的150元。总作价50余万元。

自留畜羯羊505只，奶牛60头，骗马17匹，驴8头，骡子2匹。

牧场的收支和分配

牧场的收入包括：1、畜产品收入（如皮、绒毛、奶油等）；2、出售牲畜收入；3、牲畜口齿增益（小畜长大，价值增大）等。牧场的支出：1、管理费用，如管理人员的工资、用具等；2、生产费用，如棚圈建设等；3、畜疫防治；4、牧工工资；5、国家税金等。公益金和公积金，根据年收成情况适当提取。除上述开支和提留外都按股分红。这些虽都制定过，但牧场成立不到一年就公社化了，牧场的牲畜、人员全部成为江河公社的一个大队。

牧场的名称和规模

牧场筹建过程中，对场名就进行过多次讨论，最后以“郡子洒”（郡子是藏语石膏）谐音江河为名，全名为“天峻县江河公私合营牧场”。建场有股东3户，即丹科（包括丹科儿子丹洛，虽另居，实际为一家），娃洛（丹科胞弟），史连奎（汉族，湟源座商）。后富户同却伙入场共4户11人（丹科、丹洛国家干部未计算在内）。牲畜：绵羊6670只，山羊249只，马345匹，骆驼58头，各种牛535头，驴8头，骡子3头。另千户沓哇40户（妈千户牧工和长工）全部作为牧场的牧工而加入牧场，他们少量的牲畜另成立了牧业生产合作社。

牧场的管理机构

牧场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场长丹洛（下环仓区区长）为股东代表，副场长陈佐邦为公方代表，委员多布结为牧工代表，还有2人记不清了。监委会主任史连奎，委员娃洛夫人（名字不详）还有一人也记不起了。牧场会计范文泰（县人委派的）1958年7月我被任命为结盛乡委第一书记兼江河牧场场长。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我要求将原天棚乡的江河牧场和“家桑”小部落划归结盛乡（天棚乡主体在布哈河南，而江河牧场和“家桑”小部落在河北边，实在不方便），县、州都同意了。后成立了以乡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时，结盛乡便改成江河人民公社。

（作都单位：原系天峻县档案局干部现退休）

忆路线工作队

张昆山

1978年春节刚过，州委组织路线教育工作队，并决定由我和宋三丁同志为正、副队长，成员15人组成都兰县香日德公社路线进行教育工作队。

这期路线教育正值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广大人民群众企盼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扭转十年动乱造成的重大操行损失。同时已经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引导大家进行真理材料问题的讨论，倡导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根据中央、国务院对恢复发展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方针政策，特别是对整顿农业、工业方面的指示精神，我们结合香日德公社的实际情况，集中抓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民爱件大事。经过7个多月的努力工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粮食总产达到七百多万斤，比上年增长57%，比历史最高产量的1976年还增长33.6%粮食单产达到490斤；植树70多万株，创历史最高记录；还修了三公里长的渠道；使沱海大队170多房社员群众告别油灯，使用上电灯；整顿了农科、农机队伍，加强了医疗卫生和农业生产服务部门的支农工作。从解放后到78年的28年间都兰县察汉乌苏公社的粮食总产量一直高于香日德公社，但这一年大大超过了察苏公社，对此社员群众高兴地说：“今年我们可打了一个翻身仗”。这一年全州16个农业和半农牧公社绝大部分减产，唯有香日德公社粮食增产幅度这么大，当州委书记杨文锦同志向当时在海西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汇报到此事时，谭书记委胆赞扬，并指示“认真总结经验”。

在短短七个月的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深入调查研究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工作队到达公社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向公社全体干部职工说明了恶意，但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汇报，而是及时深入社员家中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呼声。

三月在祖国内地已是春暖花开，而这里却还是天寒地冻，香日德河两岸结着厚厚的冰层，全社二万多亩耕地，种的全是春小麦，春麦在播种前，必须进行春灌，这样就要把河岸的劈开挖一条冰渠，把河中的流水堵住，才能引水灌溉。我们到河滩后看到社员们都挽起裤脚在水中劳动，我也就挽起裤子跳入水中搬石头堵水，一边劳动，一边聊天，刚到水中确实冻的全身发抖，但过一会也就好了，可是到了晚上老毛病关节炎发作，痛的像针扎似的，不能入睡。轴我一屋住的宋三丁同志说：“你明天还是不要去工地劳动了吧，去了也不要下水，不然你住进医院，我们就卷铺盖回德令哈”。我说：“那还不至于吧”，第二天起床后，吃了点药又到工地劳动，并在下水前用社员带的酒擦擦腿，还喝了两口酒，跳入水中，一干就是几个钟头。经过十几天的劳动，水渠终于修好了，顺利地进行了春灌。我们的工作队员们个个干活都不怕苦、累、脏，有的起床后背着粪筐同社员一起拾粪，有的挖厕所出圈肥，有的还同社员们一起到牧业点上拉运羊板粪，有的参加良种挑选，调运化肥等劳动。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令锻炼了队员自己，同群众建立了感情，还了解到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社员们说：这期工作队和以前的就是不一样。

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后，我们及时召开了工作队员汇报会（公社领导都参加），根据汇报情况集中起来有这样几条：过去工作组一来就开会，开会就整人；有些干部埋怨情绪大，不愿当干部，怕当干部得罪人挨整，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生产混乱，社会秩序不够好，偷盗牲畜、打架骂娘的现象进有发生；有些党支部涣散，党员长期不过组织生活，支部形不成领导核心，社员病房要求抓好生产。根据以上反映和要求，我们一方面传达学习省、州的指示精神，要求在路线教育上弄清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另外特别表明我们路线教育工作队不是专门来整人的态度，让社、队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不要我们一进村你们就负担加重，甚至躺倒不干，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同我们一道把这期路线教育搞好，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为了扎实搞好当年备耕生产，夺取农业丰收，一定要实现每亩施农家肥4－6方的要求，选好良种，适时播种，香日德以往草荒十分严重，对提高粮食产量危害极大，当时提出三年内消灭草荒，首先要打好全年第一仗。在夏季田管中我们集中劳力同社员一起，硬是一亩一亩地拔草，拔完头遍又拔二遍，基本消灭了草荒。在工作方法上要尽量不开大会少开会，以身教胜于言教的实际行动，体现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社、队干部和工作队员带头生产劳动，很快掀起了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

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可以说一环套着一环，比如，备耕、春耕、夏季田间管理、秋收打碾等。我们每到一个季节都要与公社一起组织检查观摩评比活动，通过评比，总结经验，表彰好人好事，好的生产队。发现问题及时批评纠正，通过评比活动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而且对那些赖汉不愿劳动整天打架骂娘的人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好教育，浪子回头的人增多起来。通过评比活动还揭露出一些砍伐树木、破坏森林的人，对一些偷盗牲畜的积案也逐步查清，协同公安作了适当处理。在夏、秋的评比检查会议上认真总结了经验，对春耕和田管中提出的任务、责任、制度全部落实，这对争取当年农业生产丰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通过评比，比出了干劲、比出了先进，实际上也是很好的思想路线教育。

香日德林业生产从1973年就引起公社重视，特别是柴源二队搞得比较好，为带动全社林业建设起到了模范作用。但社员群众急功近利的思想比较严重，种树见效慢，效益低的思想普遍存在，对改变生态环境，美化家园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据此，我们把香日德农场大搞林业生产建设改变，提高粮食产量的典型事迹向群众进行了深入反复的宣传，在群众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当年植树造林的任务。青藏公路横穿香日德公社境内，但公路两旁没有种树；柴源二队的西山在沱沱山脚下是一个风沙口，青苗经常被风沙淹没，损失较大，根据这一实际，确定了当年重点搞这两件事。青藏公路在香日德境内，从河东大队起到沱沱山脚下全长七公里，公路两旁各种杨、柳树四行，由各大队、生产队包干，多种多活，树苗自己解决，在五月初检查时，按时完成了任务，廿年后的今天，这些树都长成参天大树，十分壮观。两山弯也种了近百亩的成片林。同时还订了严格的管护制度，社、队干部带头遵守，对违犯者适时进行批评教育、罚款，并形成制度，现在香日德地区真是树成行、林成片、田成方、渠成网，公路街道两旁绿树成荫、郁郁葱葱、风景如画，是人们旅游的好去处。

整顿了公社单位和生产队组织，健全了组织生活，调整了干部队伍。把一些年轻有为的人选进了新的班子。柴源二队是海西州农业生产的模范队，不论粮食产量还是工副业生产和社员群众的收入都列全州前茅。支部书记李世平同志，工作能力强，既有科学经济头脑，又有干劲，善经营、会管理，能打会算，本人品质和群众基础都不错，但有些领导认为他骄傲自私，长期不能利用，他的才能得不到更好地发挥。我们经过一段接触，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根据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认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从全面本质上看李世平同志是一个好干部。后经请示州、县领导提拔为公社副主任，后又选为副县长，他在任职期间对都兰县的农业生产建设，做出了应有的突出贡献。

1978年时香日德公社共有954户、5784人，共有耕地21000多亩，人均耕地3.6亩，这在海西来讲是人均耕地最少的公社，但有河滩荒地9000多亩，当时我们同水利技术干部作了勘查规划，用三至五年的时间，采用河堵坝淤泥造田的方法，把9000多亩河滩荒地改造成耕地，这样可人均增加1.5亩的耕地，我们认为这个规划是现实了，也是可行的，因为香日德河水每的在雨季都有两、三次发大水，将上游的大量黑土流入下游，如果拦河堵坝每次都能淤土1－2寸，三至五年淤1.5市尺以上没有问题。同时造田的成本也不会太高，这个计划当时的干部、农民都认为是一件好事。就是用现在的市场经济观点看，有了这么好的水浇地无论是种粮还是种树、种草经济效益也都址分可观。

（作者单位：原海西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海西干部学校的机构演变

蒲兵

海西最早创立干部培训学校，是于1951年，当时正是都兰县面临建政初期。为了搞好这一地区的建政工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发展和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就在为当务之急。根据省委的意见，在都兰创办民族干部学校的指示，都兰县委于同年5月16日正式提出动议，研究建政训干，创办民族学校的有关问题。会议就招生对象、校舍建设、培训规模、师资配备、课程设置、班次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初步拟室在同年10月招收等一批民族学员。

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建准备，校舍建设基本完成（校址设在原都兰县运输站）。第一批招收的具有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学员30余人，于同年10月入校。分为两个班次，即初中班和文化班。初中班以学习汉语文和党的民族政策、路线、方针为主；文化班则以补习文化课为主，学习时事政治。开设民族培训班的目的，就是为在少数民族人员中培养一支熟悉当地情况，了解当地民风民俗，热爱本民族事业的民族干部队伍打基础。

1952年，随着民族公学办学条件的不断完善，办学能力的不断增强，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二批学员40余人在校学习。随着学员人数的增多，创建团的组织就有了条件。第一届民族公学青年团正式成立，曼金同志任每一届团支部书记。

到了1954年，由于当时全省许多地方筹备建政，一直由省民委提供民族公学教学经费中断的情况下，因无力维持，从民族公学抽调了15名学员，充实到干部岗位，当时正酝酿成立海西地委。尚余部分学员，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年龄尚小，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根据省民委和县委的意见，将生产任务部分学员选送到省民院、省卫校等学校继续深造。在同年6月送走最后一批学员为止，历时3年的民族公学于1654年7月正式宣告撤销。

1955年，海西地委刚刚建政不久，为了加强对干部的轮训工作，也为了建政的需要，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于1954年12月创建海西地委干部学校（校址设在现都兰一中），为了搞好干校筹建工作，经地委研究抽调郑志林、张汉民、魏克勤、张振江等同志负责筹建干部学校。经过七个月的筹备于1955年7月招收第一批学员，分设两个班次理论班和文化班。班主要招收的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等方面的知识，学习时间为四个月；文化班主要招收的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汉族干部和懂汉语的民族干部，主要是以识字和学习汉语文为主的教学，时间八个月。以后每年开办一期，至1957年底，共轮训学员150余人。1955年7月，建立海西地委干校党支部，由郑志林、张汉民、杨国贞三同志组成支委会，郑志林同志任支部书心。同年10月，海西地委干校建立团支部，团支部由5人组成，郁炎、魏克勤、李志花、陈三虎、学员一人（名字不详）组成干校第一届团支部，郁炎同志担任老一届团支部书记。

1958年，根据柴达木工作委员会的指示，筹建成立中共柴达木干部学校（校址设在大柴旦运输站）。6月经柴工委批准，任命汪嘉荣同志为柴干校副校长职务，同年9月上旬，柴干校筹建工作正式开始，1959年初，海西地委干校与正在筹建的柴达木干部学校合并。

1959年初，两校合并后，调进人员陆续增加，为了加强党对干校工作的领导，成立党支部的条件一已成熟，经选举产生了中共柴达木痗一届支部委员会，报经柴工委直属党委于2月2日批复由汪嘉荣、黄飘萍、金占一等三同志组成柴干校党支部。同年3月1日柴干校和柴达木行政委员会财训班分开办公，但合属一个团支部。为了尽快开办干部轮训班，在抓紧基建工程的同时，开办了第一期支部书记训练班。参加轮训的68人来自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党支部。经过近三个月的学习，广大学员的组织能力、党建知识水平和支部工作能力都不同程度有所提高。为了响应上级号召，自力更生渡过自然灾害带来的生活困难，1959年底，柴干校经请示柴工委同意，在都兰县察苏开办校办农场一座。计划种植农作物100亩，翌年发展到300至500亩，并计划兼搞畜牧业。委派姜治宝同志到察苏负责筹建工作。校办农场曾于1963年撤销。

1960年，根据工委组织部交办的训练党支部骨干，及副区级以上在职干部的轮训任务，柴干校于当年开办了三期干训班。其中支部书记训练班一期，主要轮训东部公社和直属党委所属的支部骨干共58人，举办副区级在职干训班两期，参加轮训的76人，主要学习党的生活和政治经济学、哲学、党建等课程。随着培训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党员人数的逐步增加，成立党委的时机已经成熟。同年6月4日经柴工委批复成立中共柴达木干部学校首届委员会，由郑志林、黄飘萍、金占一三同志组成柴干校党委，下设柴干校第二届党支部，黄飘萍同志任第二届支部书记。学员班临时支部由周绍林、赵传仁、李锡斌三同志组成，赵传仁同志任临时支部书记，李锡斌同志任副书记。新党委建立以后，着手抓了干部轮训计划的实施，保证了干部轮训任务的完成。

1961年，中央发出加强干部轮训的指示，柴干校根据省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和省委党校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干部训练办好党校》的指示精神，在完成上半年训练任务的基础上，下半年主要任务是培训生产大队党员负责同志和机关厂矿科级或相当这一级的主办科员、基层领导骨干。围绕这一任务，开办训练班两期，共轮训学员200人。每期学习时间为2个月，主要学习党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及毛泽东同志的《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章，通过学习，提高广大学员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掌握领导艺术，为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奠定基础。

1961年七、八月间，柴达木地区的行政体制变动较大，原马海工委、茫崖工委及唐古拉工委先后相继撤销，这些工委撤销后的72名编余干部全部交由柴干校代管，同年9月这部分干部陆续调入柴干样待分配。从1962年至1963年5月期间，除个别干部本校留用外，大部分干部先后调出，其中内调的有32人，调往州内其他单位的21人，迁返的6人，下放当工人的5人，退职4人，民政局4人。

1962年．从元月23日到10月7日是，共开办轮训班五期，轮训干部264人，轮训对象副区级以上机关厂矿的基层领导干部。学习内容主要为“党的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和有关形势政策方面的资料。同年11月12日，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柴达木工委和柴达木行政委员会撤销，与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合并，合并后海西州定名为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随后于12月29日，经州委第六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将柴达木干部学校改为中共海西自治州委党校。同时任命郑志林同志为中共海西州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

（作者单位：878365备用网址）

在我当乡村放映员的日子里

东德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加之史无前例的“文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使我国许多优秀文化遭到摧残，出现了只剩下“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尴尬局面，城乡群众文化生活极为单调。为了使农村群众看上电影，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一九七O年省上决定成立公社电影队，属民办性质。当时我是戈壁公社永红大队牧民，由于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加上父亲向公社、大队领导说情，使我有幸成为一名农村放映员。另外一名放映员是德令哈大队汉族社员李成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一场电影可说是农村社员的一大喜庆事，方圆几十里的人一听说要放电影，就早早来到放影地“占地盘”。因当时农村、牧区没有电影院，都是在空旷的场地上放电影。有的一家老小全部出动，推着架子车的，拿着被褥的，扛着凳子的，那种热情真让人感动。不管刮风下雨、寒冬腊月不看完这个电影决不罢休，坚持到最后银幕上的“完”字出现，甚至还有要求重放一遍的。为了尽快使电影队组建起来，公社通知我11月20日赶到集合地。我去时，从州电影公司淘汰下来的16毫米放映机已经送到。从德令哈区电影队派了一位师傅具体指导我们放电影。

我们的教学从实际操作开始，没有任何教材。师傅白天教我们发电、装片、放映、扩音、了解电路常识及一些常见故障的处理办法，晚上就到村里给乡亲们放电影，我们两个放映员在师傅旁边看边听，然后实际操作。一天始操作最麻烦的是放，也就是放映机的起步，如果操作不熟练容易造成断片，还要粘接胶片。当时的电影技术落后，，我们用的机器又是旧的，大概五十年代南京生产的长江牌放映机，毛病多，材料又不好买。特别是发电机经常坏，一修就是一半个小时，很伤脑筋。尤其那年正值冬季，农村放映又是露天，机器一坏就遭殃，老百姓在那里等我们，搓手暖脚的踏步声在黑夜里很远都能听见。天寒地冻的天气，使我们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即使这亲，也一定要把机器修好、电影放完。那是我们放映员的最大心愿，再苦再累，心里仍然热乎乎的。有时因不争气的发电机捣鬼，放完一场电影要到凌晨两三点钏，等把放映设备全部收拾完，有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们民办放映员实行大队记工分，放一场电影记10分工，大约也就是二、三毛钱，年终在大队里分红。就是这点微薄的收入，也从来未中断过放电影，只有一个愿望把电影放好，让乡亲们高兴，自己也能经常看电影，新片好片可以先睹为快，也有一部电影放上二、三十次的时候，可以把故事从头到尾说上一遍。电影片租费也不贵，放一次交州电影公司15元，年终由生产大队结清就行了，新闻记录片都是免费的。

当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借不上片子。由于“文革”影响，大部分国产片都当毒草批判不许公映，外国片更少，因此片源非常紧缺。我的放映生涯从放“地雷战”、“地道战”开始，足足放了半年多，还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都是我国第一次彩色影片。但就是这些少得可怜的影片都很紧张，不好借。交通也十分不便，有时还要骑马到巴音河借片，十分困难。后来到第二年情况有所好转，除战争题材电影《英雄儿女》、《奇袭》、《上甘岭》、《董存瑞》、等故事片外，还有阿尔巴亚影片《伏击占》，以及罗马尼亚的影片，都很受群众喜爱。片源的增多，使我非常高兴，干劲十足，每逢借到新片就到各个村轮流放映。为了等待观众，在开映前还要放上一段唱片，从《东方红》开始，再放些《红灯记》等样板戏里的片断，还要放几个自制的幻灯片，。有时公社地、大队利用放电影的机会，给社员讲话、布置生产或通知有关事项，方便了领导。不过观众显得十分不耐烦。

广大群众观看电影的需求和热情总是鼓励着我们。农村居住分散，牧业点离公社远，他们经常打听，有片子就赶着马车或牵着骆驼来拉电影设备，我们也很乐意。有时为了争取时间（借片有规定时间，超过期限下次不好借）一晚上要换两个地方放映，欣慰的是生产队里专门派人给我们准备饭，按上宾款待。有时特邀到附近国家农场云放一两场（因为公社电影队没有到农场放电影的任务）。当时农场干部灶伙食好，还派一名干部志门负责住宿，放完电影还有一顿夜餐招待，甚是乐意去。快乐和艰辛伴随着每个人的工作生活。有一个有趣的事使我长久兴奋不已。那次在乌兰干沟放电影《英雄儿女》，第二天我在路上走，许多小孩都跟在后边嘀咕说我特像电影中志愿军首长的小通讯员，还喊我小通讯员，心里那个高兴劲甭提了，但脸上早都红了，怪不好意思的。回想起那时当放映员的日子，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工作很辛苦，但觉得心里很甜。

（作者单位：德令哈市政协）

《海西文史资料》的创刊过程

麦日根

1988年3月29日至30日全州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德令哈召开。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员、各县、市政协主管文史资料工作的负责同志，部分县、市委分管政协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州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我州第一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全国和省政协会议精神，促进我州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与会同志认真地座谈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和地位，认清了文史资料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认真研究了全州文史资料工作的近期任务。会议产生了《全州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会后州委及时批转了《全州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纪要》，各县、市委由此引起重视，并给予支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八进制定工作方案，迅速开展了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乌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抽调专职干部、设立了办公室。我是1988年4月调入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开始从事《海西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这届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共9人，其中政协委员6人、聘任3人。主任：万德，副主任：姜维周、索南木，委员：傲赛尔、金先道、丁尕、马斌、年光赢、李配宽。

领导重视是搞好文史资料工作的关键。我调来时，只有张炳武同志撰写的《解放后修筑青藏公路纪实》一份稿件，没有稿源是文史资料的大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万德主席找我说：“先看看会议材料和有关文件，熟悉一下文史资料工作的有关情况，我们今年的主要任务一是按照轻、重、缓、急开展有关史料的“抢救”工作；二是调查研究，尽快掌握“三亲”人员状况，作一个排队，做到心中有数，并鼓励他们积极投稿；三是年底争取完成《海西文史资料》（第一辑）的编辑出版工作。我确实担心能否预期完成《海西文史资料》的创刊工作。

过了几天，为了尽快掌握“三亲”人员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万德主席带我先后到格尔木，、都兰、乌兰、天峻、西宁等地，召开“三亲”人员座谈会，通过座谈、大力宣传文史资料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鼓励他们回忆往事，撰写资料的同时提供知情人员线索。这次我们召开座谈会6次，参加人数90多人（次），提出重要历史事件50多起（次），重要历史人物13名。还提供了知情人员30多名。我们回来后，为了保证完成《海西文史资料》征稿出版工作，拟定《下一步征集稿件目录》和《文史资料撰稿人员登记表》发放各县市政协文史办和知情人员，采取分题包干的办法，定征集题目，定撰稿人员，定交稿时间，定联络催办单位。使征集工作力求做到征集有重点，撰写有对象，交稿有期限，工作有着落。

半年时间里，搜信、整理工作进行得较顺利，各县、市政协提供了16件资料（其中乌兰县政协10份，天峻县政协3份，都兰县政协2份，格尔木市政协1份），个人投稿5份。我们从上述稿件中初步选定13份稿件，作为《海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内容，提交文史委审定。

1988年11月10日召开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和部分撰稿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了西北五省（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精神；在总结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的同时，安排了今后的工作；审定了《海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研究决定了稿费标准等有关问题。

经审定《海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初稿，采用稿件10份，字数达5万多字。为了加大文史资料的宣传，第一辑上转载了全国政协文史委主任杨成武同志在全国政协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全国政协文史办《关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等2篇材料。会后，邀请第一任878365备用网址主席方新同志为封面题字，聘请州群艺馆史振荣同志搞封面设计。为了使《海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尽快伯与读者见面，万德主席和我在西宁联系出版印刷工作，跑了几家印刷单位，最后与西宁向阳印刷厂签订了印刷合同，按时出版发行了《海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在征稿编辑出版文史资料工作中，征集是首要环节，是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大量的资料，才能进行系统的研究和筛选资料，出版物的质量才能提高。为了征集文史资料，万德主席和我跑遍了海西的各地区和西宁有关单位，走访了无数的老同志老领导，寄出去了数不清的约稿函。在多次走访柴达木盆地的几家大型企业时，得到了青海石油局等单位领导的支持，与省政协文史委联合编辑出版了一集专门反遇柴达木盆地开发史的《创业录》。省委书记尹克升同志题写书名。此书曾获全国政协优秀作品奖。十三年来，我们编辑出版《海西文史资料》12辑，其中第五辑蒙汉两种文字；整理出版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协历届委员暨各县市政协委员名录》，付印照片1160多张。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建设海西建言献策，为海西大开发尽微薄之力，我委编辑出版了《政协委员谈海西大开发》等书。这些年共出版文字材料180多万字。

为了宣传海西、扩大海西的知名度，我们紧抓《海西文史资料》的发行工作。除州政协委员、州级机关，各县、市政协有省内各州、市政协、各大专院校、图书馆等单位外，全国各地的省、市政协都有我们的赠书（交换）。这无疑对全国各地认识海西、了解海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上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市政协、广大撰稿人员的指导和支持下，我州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曾参加西北五省（区）暨西安市文史资料协作会议，介绍了经验，万德主席也被评为全国政协先进文史工作者。现在我虽然离开了文史资料征稿工作，岗位，但依然还是留恋此项工作。

（作者单位：878365备用网址）

关于“天峻牧场”一文补正

陈佐邦

《海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刊登了曹景清先生的“天峻牧场”一文，我认为有必要对其中事实不符的部分作以补正。1958年9月至1962年10月我任江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当时公社党委亦设书记处），县上的重要会议都参加，所以对“天峻牧场”情况还知道一些。

一、天峻牧场的成立经过。

1958年在反封建民主改革中，没收了牧主、富牧、宗教上层的部分财产，其中主要是牲畜。因此，县上决定成立国营牧场。1958年9月13日，县委召开会议，研究“合社并乡”和公社名称问题。就在这个会议上同时研究了国营牧场的场址问题，大家一至意见把牧场放在苏里。据1959年1月29日各地汇报统计（木里、苏里未上报），全县划分牧主134户，其中没收财产的21户，富牧120户，没收财产的4户，宗教上层10户，没收财产的8户。这些被没收的对象，依据当时的“政策”，有的全部没收，有的部分没收（部分没收的比例也不一样，大体分多、中、少三种），有的只没收个人部分。另外已没收反坏份子牲畜7996头（只）。这主要是1958年6月13日在结盛乡快尔部落“叛乱”的18人的牲畜（1980年10月8日省委予以平反）。这样，全县被没收的各牲畜总数达10万左右。1960年4月县上向各公社发出通知，要求尽快向牧场移交没收的牲畜。1960为天峻牧场移交没收牲畜73776头（只）。牧工都是由各公社指派的，如快尔玛乡那尔宗的塔尔兴，舟群乡的尼麻太儿子等等。

二、天峻牧场的场址。

县上原决定将牧场建在苏里，但当时的苏里由于地大草缺，无法接收一个牧场，因此就改在阳康其合隆一带（当时阳康公社为苏里公社的登隆大队，还未迁到阳康，牧场撤销后才迁到阳康）。直到1962年秋牧场撤销。

三、牧场的归属问题

天峻牧场成立后，柴达木工委（当时海西州委合并到柴工委）向天峻县委提出，将天峻牧场移交给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即德令哈农场），因为都是国营企业，县上当然无条件的服从。这样，天峻牧场就成了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的下属牧场了。当时接收牧场的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指派副大队长张国财为天峻牧场副场长，同时派企业公司下属戈壁农场财务科长宋振福帮助接收，还派韩吉刚为专职驻场员，切中（女，藏族）为翻译（原德令哈农场管教科长李国玺提供）。1962年为贯彻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党在牧区的各项政策，天峻对错划的阶级成份进行了纠正，原划的一百几十户牧主下划为51户，错没收的财产要退赔。牧场的牲畜由于不服水土加上自然灾害大批死亡；农场大量宰杀，牦牛换黄牛当耕牛等，下余的牲畜按各社移交的情况，进行了退还。据当时任苏里公社书记的索才说是给苏里退给羯羊800只。

“大跃进”时期，由于情况“瞬息万变”。好多问题虽然会议决定，但未形成文件的事也是常有的，可会议记录和决定都能在存档的原始记录本中找到。天峻牧场经营了3年左右时间，知情人除当时县、社领导和县上畜牧、生产部门的人外，其他企事业单位的人很少知道。

（作者单位：原系天峻县档案局干部，现退休）

《海西文史资料》目录索引说明

麦日根蒲兵

1、《海西文史资料》目录索引，共收录了《海西文史资料》第1辑至第12辑的237篇文章目录。其中的9－10期，《光辉的岁月》是与省政协共同出版的合订本。另外与省政协共同主办的《创业录》中，有30篇文章也收录在其中。

2、为了便于查找，我们编辑了本“索引”，注明了文章的标题作者，及文章所在的期号的页码，以便查找。

从顺序号208－237号是收录的《创业录》的文章，是以“创”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C”为其代号的，查找时请注意。

《海西文史资料》目录索引

1、进军都兰－建立海西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回顾方新 1－40

2、回忆都兰解放初期建政的一些情况康熙俊 1－80

3、流落西海草原风雪漂泊找党廖永和1－93

4、解放后全长青藏公路纪实张炳武1－112

5、我们所知道的王德海先生董尧基吴元王亚林索南杰1－141

6、马步芳派马元海屠杀汪什代海沙沙部落的经过阿佐邦整理 1－168

7、旧都兰县行政建制沿革及都兰垦务局

吴中申 1－173

8、旧都兰县政府与德兴海经理的矛盾斗争

吴中申 1－181

9、枫老三秋叶正红－缅怀蒙古族老人官保加程起骏 2－21

10、缅怀蒙古族王本巴同志康熙俊

2－34

11、齐雨民生平事略何玲 2－46

12、纪炳文等烈士遇难后的现场目击记

王永忠 2－53

13、格尔木建政补期历史沿革概况王宜 2－61

14、回忆柴达木鱼卡煤矿巴世英 2－70

15、海西生活片断回忆朱生奎 2－76

16、太吉乃旗旺庆王《旗志》的发现洪海元 2－89

17、草头王包布拉土布生纳木加 2－91

18、活捉“西北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包布拉乔国才 2－105

19、歼灭韩进宝旅始末赛三巴依 2－119

20、马步芳在秀沟地区镇压哈族牧民达来银宁 2－129

21、香日德寺院的变迁这都兰县政协 2－137

22、发扬光荣传统，坚持艰苦创业郝清江 3－13

23、我把青春献给可爱的柴达木李传玉 3－26

24、忆柴达木西部盐类矿产的第一次普查沈振枢 3－33

25、柴达木不会忘记钱吉仁 3－41

26、茫崖的变迁孔祥刚 3－50

27、天峻县建政经过陈佐邦 3－62

28、察汉乌苏农庄的片断回忆瞿渊明姚孝华 3－72

29、尕海农场嬗变浅介方潮江 3－84

30、“德兴海”在海西的垄断纪实靳克义 3－92

31、马步芳挑拨民族矛盾台吉乃旗民濒临灭绝乔四楞南斯玛麦里佷 3－99

32、青海蒙古族柴达木八旗由来高·才仁道尔杰 3－110

33、都兰民族公学的始末丁尕王洛王武魁 3－125

34、记陈老总途经柴达木王运华 4－1

35、回忆彭老总视察柴达木周长龄 4－8

36、慕生忠将军与格尔木赵珍 4－15

37、阿吉老人在柴达木梁泽祥 4－24

38、秋什杰先生事略李配宽 4－36

39、纳赤台建站轶事杨庆繁 4－42

40、在可可西里建站的日子里万修忠 4－66

41、初进柴达木盆地的见闻赵荣林 4－82

42、记柴达木第二轮钾矿普查胡继武 4－93

43、蒙古族人民早期发现和开采利用锡铁山铅锌矿的过程彭措达尔吉口述麦日根翻译整理 4－100

44、国民政府在香日德的屯垦活动丁尕梁良 4－104

45、香日德德兴海海源分号始末丁尕梁良 4－112

46、马步芳在可鲁沟地区挑起的民族事端彭措达尔吉麦里根 4－125

47、都兰自卫队述略丁尕王武魁王洛 4－137

48、忆海西州第一个民族医疗机构蒙医科金巴 4－163

49、壮观的石经院陈佐邦 4－167

50、难忘的日子里杨文锦 5－1

51、可鲁克旗用七十峰白骟驼堵托素湖外流口之事彭措达尔吉索南杰 5－6

52、忆宗加旗搞合作化的二年金巴 5－9

53、柯柯旗王爷之世系及生平简介齐·达来才仁道尔杰 5－11

54、哈萨克抢掠柯柯旗的片断麦里根 5－21

55、都兰寺概况台·尼·彭次海 5－23

56、柯柯寺概况巴图 5－36

57、茶卡寺概况尖加 5－46

58、丹津呼图克图传略台·尼·彭次海 5－53

59、柯柯希热图传略巴图 5－61

60、茶卡夏卜楞传略尖加 5－70

61、乌兰县中学沿革郭如金 5－77

62、回忆陈毅副总理在察汗乌苏严生波 6－1

63、革命志如钢情操洁似雪

--－－廖永和同志生平事略纪实张博三木 6－10

64、我走过的道路樊德仁 6－32

65、无悔的追求陈其正 6－46

66、在柴达木盆地找石油赵大年 6－56

67、瀚海苍松言覃 6－69

68、阿哈提山中生代地层调查记事杨藩 6－79

69、察尔汗盐湖大型钾盐矿床的发现和勘探过程杨谦 6-91

70、天峻县历史上的房屋建筑陈佐邦 6－102

71、建国前天峻地区的商贸活动曹清景 6－106

72、建政前巴隆扎萨克（旗）的赋税制度龚鼎 6－112

73、民国时期的香日德小学王武魁 6－118

74、天峻县第一所民办帐房寄宿学校陈佐邦 6－123

75、忆余秋里部长在西宁二·三事张来鸿口述春人整理 7－1

76、缅怀陈寿华同志刘忠勇 7－5

77、初进柴达木高俊南 7－10

78、从北京初到柴达木的日子里李盛玉 7－14

79、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记第一后勤分队进盆地

杨世和口述郭忠国整理 7－18

80、军民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记第一支筑路尖兵进盆地

张示吉口述郭忠国整理 7－23

81、尹克升同志指挥尖顶山会战的生活小段

钦锋 7－32

82、在茫崖石油职工医院艰苦创业的片段何秀琴 7－41

83、一位驼工的回忆王恭口述张耀明整理 7－44

84、情深如海志坚如钢

――青海省党政军慰问团二·三事

张示吉口述郭忠国整理 7－48

85、尕期油田的诞生王祯乾 7－52

86、柴达木石油工业的初创和发展青海石油局办公室 7－58

87、彭老总视察纳赤台硼砂厂一事忠奎 8－14

88、解放后的第一次收获郝全珍 8－19

89、牧区建设的先遣队李树林 8－23

90、初到阿尔顿曲克工作苏全珍 8－28

91、一支骆驼运输队的艰难生活片断麦日根 8－33

92、首次到盆地西北部视察杨文彬 8－39

93、西行柴达木姚宗信 8－44

94、初识柴达木葛泰生 8－58

95、难忘的初勘时期王福全 8－64

96、开荒种地金海荣 8－69

97、高原帐篷城税为群 8－73

98、一次断水事件的回忆杨藩 8－77

99、高原的回忆万心培 8－83

100、花土沟会战的日日夜夜梁泽祥 8－91

101、青海油田的历史回顾谢展 8－97

102、忆舅舅秋什杰尤金 8－106

103、海西州民族卫生学校沿革齐光辉 8－114

104、柴达木绿洲农业开发记事张昆山 9－1

105、荒漠上的第一个农场张进魁 9－9

106、香日德农场春小麦高额丰产规律研究之回顾陈政 9－16

107、尕海灌区改良盐碱地纪实张学义 9－26

108、小灶火的农业开发许正英井发云 9－34

109、绿洲农业开发事略郝洁 9－39

110、诺木洪农场的今昔高振武 9－52

111、泽令沟农场顾乃斌 9－59

112、我在格尔木农场工作的回忆陈登富 9－61

113、香日德农场的建场和造林崔蜀江 9－66

114、盆地务农琐记程起骏 9－71

115、修建诺木洪渠的回忆李俊智 9－80

116、诺木洪驻军开山修渠记略谢志德 9－82

117、我所知道的天峻畜疫防治曹清景 9－85

118、德令哈农场建场初的畜牧业生产颜宗泰 9－93

119、都兰畜疫防治概述梁良 9－98

120、回顾德令哈的绒山羊改良陈世祥 9－101

121、抚今追昔话绵改梁良 9－106

122、都兰骆驼场梁良卢东升 9－109

123、莫河畜牧场的变迁麦日根 9－113

124、赶着牛马进戈壁颜宗泰 9－115

125、我省四个大中型矿床的发现经过朱新德 9－119

126、白手起家的锡铁山铅锌矿耿川云 9－125

127、五十年代柴达木盆地见闻朱德新 9－128

128、回忆柴达木的硼砂生产才仁道尔杰 9－134

129、初进柴达木葛泰生 9－137

130、钾肥厂初建记略牛毅 9－149

131、回忆柴达木开发中的地质实验工作朱新德 9－153

132、察尔汗创业散记牛毅 9－161

133、青盐产销双百万吨之追述关凤强 9－168

134、钾肥厂技术革新二三事牛毅 9－174

135、花土沟会战初期的日日夜夜梁泽祥 9－178

136、格尔木第一座水电站建设始末阿义荣 9－182

137、都兰水电站建设经过李宗汉 9－186

138、一九五O年柴达木盆地考察记事朱新德 9－190

139、四进柴达木勘察规划农田水利的回忆田祖恒 9－198

140、测绘工作者的足迹樊德仁 9－204

141、盆地考察历险记朱新德 9－217

142、记《柴达木盆地第三纪孢粉学研究》的问世朱宗浩 9－227

143、在大柴旦建立食宿站金海荣 9－232

144、农场经历备忘柳洁 9－235

145、回忆在柴达木勘测的岁月徐克敬 9－243

146、海西工作之回顾秦青荣 9－248

147、在沟里乡建立畜牧业联产责任制的第一次尝试毛炳杰 9－257

148、建国初海西地区的几项利民措施程起骏王伟帮 9－264

149、开发荒漠情系群众顾乃斌 9－269

150、山东知青与格尔木农场杨家书 9－272

151、回忆我在农建师的一段日子姚华岳9－278

152、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之始末顾乃斌 9－284

153、大跃进年代天峻农业掠影陈佐邦 9－288

154、希里沟垦荒新闻录马成贵 9－293

155、香日德垦荒亲历记张生财 9－297

156、涩北灭火亲历记刘士达 9－299

157、南冀山南七井抢险见闻梁泽祥 9－301

158、一代风流盐湖人牛毅 9－311

159、依沙·阿吉老人梁泽祥 9－315

160、郝登阁生平事略柳洁 9－320

161、我认识的几位石油工人金小菊 9－326

162、我认识的陈文玺同志梁泽祥 9－334

163、戈壁绿洲的云雀董婉茹 9－341

164、柴达木从军记赵清阳 9－349

165、军垦生活散记马顺天 9－357

166、开天辟地一代人魏广成 9－365

167、戈壁滩的上海姑娘顾乃斌 9－370

168、甘甘苦苦话创业申士荣 9－372

169、无悔的年华金小菊 9－375

170、柯鲁沟往事点滴乔国才 9－383

注：9－10期为合刊

171、慕生忠将军楼赵珍 11－1

172、缅怀老领导－郝登阁同志颜宗泰 11－4

173、回忆郝登阁同志创建德令哈农场张进魁 11－10

174、工办农业开荒种地金海荣 11－15

175、尕斯尖畔的冬季金晓菊 11－23

176、马海夏日劳动见闻王明儒 11－35

177、荒漠三昼夜王绍先 11－40

178、创建柴达木第一个农场——德令哈农场张进魁 11－42

179、建场之初德令哈农场申士荣 11－53

180、格尔木农场勘察记李建国 11－58

181、进军柴达木盆地陈登富 11－63

182、格尔木农场的创建与发展郝映权 11－69

183、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崔蜀江 11－84

184、德令哈农场建场之初的畜牧业颜宗泰 11－93

185、国营居尔玛农场与居尔玛青年农场的始末曹清景 11－101

186、柴达木的第一座半农半读职业学校顾乃斌 11－103

187、德令哈农场职工医院顾乃斌 11－106

188、忆柴达木人民医院艰苦创业祁邦彦 11－109

189在都兰县日安进行畜牧业生产片断回忆罗麟 11－114

190、德令哈巴音河一级水电站与海西东部电网的形成李宗汉 11－118

191、建政初期的回忆片断尤金12－1

192、柴达木的峥嵘岁月郝堞俊 12－6

193、小柴旦湖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察记刘景芝王国道 12－9

194、热水古墓拾遗程起骏 12－21

195、简记海西文物普查李国林 12－21

196、开发初期的西宁石油医院金海荣 12－25

197、司机夫妇金小菊 12－34

198、忆在锡铁山铅锌矿找矿的艰苦岁月李义邦12－52

199、绿草山煤矿名称的由来耿川云 12－56

200、天峻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变化陈佐邦 12－58

201、天峻牧场曹清景 12－65

202、三十年沧桑活绵改李公加刘建新 12－69

203、绿洲凯歌李文季 12－74

204、乌兰县畜牧兽医机构的建立与演变韩尚箴 12－79

205、忆乌兰县绵羊改良杨占魁 12－85

206、怀念公安三团谢志德 12－90

207、我来香日德班禅行辕的前后尕金.洛桑晋美 12－3

208、五进柴达木盆地科学考察朱新德 C－1

209、小柴旦湖勘探施工的日日夜夜杨谦 C－9

210、回忆在格尔木和诺木洪地区的测量工作田祖恒 C－12

211忆马海水利建设工地李宗汉 C－20

212、察尔汗盐湖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简记王沛生 C－26

213、忆“五三○工程”地质勘探工作李炳炎 C－31

214、柴达木盆地第一个油田及特大型液体锂矿床的发现经过朱新德 C－31

215、五十年代的柴达木石油工业张嘉选 C－41

216、在柴达木修筑公路的片断回忆魏榕 C－48

217、在柴达木修路的日子里罗杨九 C－54

218、青藏公路西格段沥青路面施工简记刘秉德 C－64

219、青藏公路科研组工作简况柳华本 C－70

220、首航柴达木——修建塔尔丁机场片断回忆王维汉 C－75

221、铁路修进柴达木劳苦功高铁道兵卞吉 C－83

222、德令哈纪行——1953年冬测量德令哈地区点滴回忆庞琳 C－89

223、德令哈农场建场经过颜宗泰 C－96

224、德令哈农场油面加工厂创建前后服乃斌 C－103

225、千古荒漠变绿洲——记诺木洪农场的开发及业绩张立君C－108

226、大漠孤烟直创业多艰辛——记香日德农场琐记卜铎 C－115

227、开拓盐湖献青春乔思义乖C－122

228、横刀跃马进茶卡祁海山 C－128

229、创建大柴旦硼砂厂的艰辛历程卜应宜严生波 C－133

230、茫崖石棉矿的发现及初期地质工作杨建英 C－139

231、初建柴达木贸易公司的回忆潘万臣周宏伟 C－143

232、格尔木邮电局建立初期情况李奇 C－146

233、三顶帐篷起家的柴达木人民医院祁邦彦C－149

234、五十年代柴达木职工的文化生活董绍宣 C－155

235、开发柴达木的女尖兵晓舜 C－163

236、情系戈壁——柴达木生活片断回忆金先道 C－170

237、青海省柴达木行政委员会设置始末罗麟 C－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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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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